星期三下午4：45，我来到麦克纳利·约翰逊书店，比讲座开始时间早了一刻钟。不到一个月前，劳拉·贝恩斯出版了她关于催眠的新书，这天下午的讲座就是营销活动的一部分。我买了一本，在楼下找了个位置坐下。几乎座无虚席。

那天清早，我去了一趟戴安娜要开证明的公司。一个工作人员向我保证，他们第二天就会把证明用电子邮件发过来。所以我给戴安娜发了短信，说问题解决了。不过她并没有回复，我想她是关机了吧。

劳拉本人比网上的照片好看些，而且她显然对公共演讲场合非常老练。我听得津津有味，不过还是感觉如坐针毡。我想，一旦她知道我是谁、为何而来，会不会没说半句话就让我走人？

演讲结束、问答环节完毕后，一些听众排成一队找她签名，我排在最后。她接过我的书，用探寻的目光看着我。

“我叫弗里曼，罗伊·弗里曼。”我说。

“给弗里曼，罗伊·弗里曼。”她微笑着，在书上签了字。

“十分感谢。”

“也谢谢你，弗里曼先生，你碰巧也是心理学家吗？”

“不不，我退休前是个警探，专门接杀人案的。将近30年前，我参与调查了约瑟夫·韦德教授被杀一案。你可能不认识我了，但是我当时和你谈过话。”

她看着我，张张嘴想说什么，但又改变了主意。她用左手撩了一下头发，环顾四周，发觉我是最后一个来求签名的人。她盖上钢笔的笔帽，把它装进她放在一边椅子上的手包里。一个头发染成紫色的中年女人始终在两米远的地方尽职地等候着。

“我想和弗里曼先生一起走走。”劳拉对紫发女人说。她有些惊奇地看着劳拉。

“您确定——”

“我当然确定。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注意安全。”

我帮她穿上大衣，拾起她的手包，然后我们一起离开了。天正黑下来，空气中有雨的味道。

“戴比是我的出版代理，”她说，“有时候她就像老母鸡一样，你也看到了。你喜欢这次讲座吗，弗里曼先生？”

“很有意思，说真的。”

“但你不是为讲座而来的，是吗？”

“我只是希望能有机会和你聊上几分钟。”

“演讲之后我通常不会和人谈话，但是怎么说呢，我就像是预料到你会来一样。”

路过扎内利咖啡馆时，我邀她进去坐坐，她同意了。她点了一杯红酒，而我要了杯咖啡。

“我洗耳恭听，弗里曼先生。几个月之前，我和一个记者谈了之后，发觉‘邮差总按两次铃’[1] 。我知道自己会遇见一个向我打听陈年往事的人，这就是女性的直觉。你知道理查德·弗林想写一本关于韦德案件的书吗？”

“是的，我知道。我读了那份书稿的选章。约翰·凯勒，就是那个记者，也给我了一份。但是其间发生了另外一些事情，所以我才想来和你聊聊。”

我给她讲了弗兰克·斯波尔的事，以及他所描述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她仔细听着，没有打断我。

“我说我和理查德·弗林不是恋爱关系，那个记者很可能不相信，”她说，“当然，我和韦德教授之间也没有那样的事。不过，无论如何，那个犯人说的似乎是真正发生的实情吧？”

“韦思莱克博士，我不认为是斯波尔杀的韦德教授。一个有韦德家钥匙的人在斯波尔还在现场的时候进了屋，那时教授还活着。这人几乎和斯波尔狭路相逢，但是在最后一刻斯波尔成功地从玻璃门中逃走了。我再强调一遍：那时教授还活着。斯波尔只是想教训他一下，但要是一个人已经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你再用球棒砸他脑袋一下，那就是想杀死他。不管情况怎样，那个突然出现的人没有叫救护车。为什么？我想那人是一个正好抓住了机会的掠食者，利用了当时的形势：韦德昏倒在地上，玻璃门开着，所以可能是有人闯进来，打倒教授，然后跑了。这个突然出现的人应该被控谋杀。”

“所以你想问我，我是否是那个——用你的话说——抓住机会的掠食者？”

我并没有回答，于是她继续说：“弗里曼先生，那天晚上我没有去教授家。我当时有几个星期没去那里了。”

“韦思莱克女士，你的那个朋友，莎拉·哈珀，为你做了假证，对我们说了谎，而且你也对我们说了谎。约翰·凯勒找她谈过，给了我他做的笔记。哈珀现在去缅因州了，但是如果必要的话她可以证明。”

“我早就怀疑你知道她做了伪证。莎拉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弗里曼先生。如果你对她严厉一点，她就会整个垮下来，把真相告诉你。我让她向你们证明我们俩那晚就在一起，是冒了风险的。但是我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不想上报纸，不想被媒体欺凌。我不愿意承受关于自己和教授的各种污秽的含沙射影。就这些。我不怕承担谋杀嫌疑，只是想努力避免丑闻。”

“所以那天下午你上完课去了哪里？理查德·弗林在他的书稿中说，你没有和他在一起。而且你一定也没有和你的男朋友提摩西·桑德斯在一起吧？不然的话你就可以让他做证了——”

“那天下午我在布鲁姆菲尔德[2] 的一家门诊，去堕胎。”她唐突地说，“正当提摩西要去欧洲的时候，我怀了孕。他回来之后我把事情告诉了他，而他完全一副漠然的样子。我想在回家过寒假之前把事情解决了，不然我妈一定会看出来的。我甚至没有告诉提摩西我去了哪里，一个人去了诊所。我回家很晚，和理查德·弗林大吵了一架。他不是一个酒鬼，但是我觉得他那天喝多了。他一晚上都和教授在一起，声称教授告诉了他我是教授的情人。我把自己的东西打了包，去了莎拉家。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打算寒假之后从那里搬走。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我不想告诉你那天的去向了吧？为什么我让莎拉说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了吧？我怀了孕，人们关于教授的私生活有各种流言蜚语，所以媒体就会开始胡编乱造——”

“那个记者，凯勒，得出结论说，是你偷走了韦德的书稿，用自己的名字出版了。”

“什么书稿？”

“你第一本书的书稿，教授死后5年出版的。弗林的书里说，你向他透露教授在写一本十分重要的书，关于精神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联系，这将会改变整个领域。事实上，这就是你第一本书的内容，不是吗？”

“确实是的，但我不是从教授那里偷的。”她摇摇头说，“你说的那份书稿甚至根本不存在，弗里曼先生。我给了教授我硕士论文的提纲，外加前几章。他对我的观点非常感兴趣，提供给我一些额外的资料，在那之后，事情就有点儿乱了，他开始把我论文中的观点看成是自己的。我找到了他寄给出版社的创作方案，其中他声称书稿已经写好，可以提交了。其实他连一个像样的完整计划都没有，只有我给他的几个章节，再加上他从自己之前的旧书里面摘出来的材料，不连贯地混在一起——”

“我能问一下你是怎么找到那份创作规划的吗？”

她啜了一口红酒，清了清嗓子，接着说：“我想是有一次他让我帮他整理资料，却没有意识到创作方案也在里面。”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刚刚说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过教授家了。”

“嗯，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了，但那就是我不再找他的主要原因。他与一直以来的合作伙伴闹了矛盾，并且无法专心完成另一本书。同时，他还想给他来年要去就职的大学留点好印象。他想回欧洲一段时间。”

“他要去哪所大学呢？”

“我记得是剑桥吧——”

“这些和韦德合作的神秘人又是谁呢？”

“喏，他们并不像教授希望的那样神秘。据我所知，与他合作的是军方的一个研究机构，计划研究的是被迫在极端条件下工作的人所承受的心理创伤造成的长期影响。1987年，合约到期了，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但是教授有时候喜欢小题大做。某种程度上，他相信那个机构在向他施压，他陷入各种秘密计划中，因为知道的内情太多而被打压。坦白说，他的事业在走下坡路，所以这算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补偿吧。悲剧发生前几年，广播、电视里的谈话节目，还有报纸上的访谈版块对他来说变得比科学事业还重要。大街上人们认出他来他就自觉心满意足，大学里相比其他教授他觉得高人一等。换句话说，他成了个明星。但是他忽略了他事业里真正重要的部分，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他意识到他没有什么新鲜事可以说了。”

“但是莎拉·哈珀——”

“莎拉自己就有一大堆毛病，弗里曼先生！别以为她是因为教授被杀才休学的。我们一起住了一年，我对她了如指掌。”

“好的。所以你出版的那本书不是韦德的成果？”

“当然不是！我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写好了这本书，并且立即出版了。在今天看来，这本书构思得很笨拙，当时能骗到那么多关注，我还挺震惊的。”

“但是你这本书的第一章和教授寄给出版社的一模一样。凯勒拿到了一份教授的创作方案，你说你也看过。”

“那是因为他剽窃了我的论文，我告诉过你了。”

“所以韦德是打算窃取你的成果……那为什么你对此无动于衷呢？当你看到那份创作方案的时候，它已经被送到出版社了。要是他没有被害，很可能就会以自己的名字把书出版了——这可是你的书。”

“如果我指控这样一个大牛涉嫌学术造假，人们可能会以为我的脑子有病。我只是个无名小卒，而他是国内最受瞩目的心理学家之一。”

她是对的，但是话说回来，她又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这是会成就她一生的作品，是一次使她的卓越得到认可的机会。我很难想象，她会如何对待损害了她的人，尤其是损害了她的前程的人。

“好，所以让我们回到教授被杀的那一夜。那天晚上你和弗林吵架，你离开以后，他留在家里了吗？”

她并没有立即回答我。

“没有，”终于，她说，“在我还没有离开前，他就拿上大衣走了。”

“你记得那是几点钟吗？”

“我是晚上8点回的家，而他10点刚过就回来了。我想他是在11点左右又出去的吧。”

“所以他能赶得及在午夜前后到达西温莎了？”

“是的。”

“他走的时候叫了出租车吗？”

“可能吧。我记不得了。”

“那天晚上他和教授争吵了吗？”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看上去他很生气。当时我对他说，如果教授让我和他上床，我应该就会从了他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这么做。弗林听完就甩门走了。教授确实从没让我和他上床。我一开始觉得，弗林这家伙竟然会爱上我，这太有意思了，但是后来我就厌烦了。他对我那副态度，就好像我劈了腿似的。我想终止这种关系，一了百了，可惜我没成功。我们都离开了普林斯顿之后，他又骚扰了我很长时间。”

“谋杀现场满地都是文件，抽屉都被打开了，就好像是凶手，或者别的什么人，匆忙之中想要寻找什么。但这不是斯波尔干的，因为他一听到有人从大门进来，就从房间的玻璃门中逃走了。好，进来的可能是弗林，他是有时间回到那里的。但是如果确实如此，他对那些文件有什么好感兴趣的？”

“我不知道，弗里曼先生。我已经把记得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去年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向你坦白过什么事情吗？他有没有说什么那天晚上发生的你不知道的事？”

“没，他说的不是那些事。当时他很沮丧，而且不知所云。我能记得的，就是他指责我，说韦德的死与我有关，是我利用了他，实现我自己的叵测居心。不过他很可怜，并不可怕。”

关于弗林的悲惨结局，以及教授的死，她都没有表现出半点儿惋惜。她用毫无情感的声音分析了这一切，我猜她的口袋里还装着一大堆精心备好的回答。

我们离开咖啡馆，我帮她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差点把她签过名的书忘在桌子上，是她微笑着提醒了我，说这本书可不适合这种地方的顾客阅读。

“你现在打算做什么？”上车前，她问，“想拿这整个故事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我说。“可能什么也不做吧。斯波尔坦白了以后，他的律师想让法庭重审这桩案子，但是没有成功。他几周以后就要被执行死刑了，没戏了。看来这个案子不会再被提起了。”

看上去她松了口气。我们握了握手，她坐进车里。

一看手机，发现收到一条戴安娜发来的短信。她明晚到纽约，并且把她的航班号发给了我。我回复说，我会去机场接她。然后去停车场开车回家。

***

第二天上午，我几乎是碰巧看到了那个电话号码。

我复印了一份德雷克·西蒙斯在他妻子被杀前后接打电话的表单，我打算看一眼。一共有28个电话，表头有五列信息:号码、住址、联系人、拨打日期、通话时长。

其中一个住址看上去有点儿眼熟，不过联系人的名字我倒是很陌生——杰西·E·班克斯。通话持续了15分钟41秒。我记得这个地址，所以就多留意了一下。很明显，1983年，这个名字和号码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但是对我来说，它们十分重要。1987年，当我开始调查韦德一案的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可以把这两个案子联系起来，它们相隔了4年。

这是我的灵光乍现。我记得德雷克·西蒙斯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脸上的神情。当时我觉得此中有深意，还在维基百科上核查了一些细节。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努力联系起两个案件——西蒙斯案和韦德案的所有细节。事情开始显出眉目。我电话联系了默瑟郡检察厅的一个助理，我们见面后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所有的资料就摆在我们俩面前。他给布洛卡多检察长打电话通报所有细节，然后我回了家。

我有一支口径8厘米的“伯莱塔雄猫”手枪，放在楼下的储藏室里。我把它从盒子里拿出来，检查好撞针之后，往弹夹里装了7发子弹。我退休的时候，警局将这支枪当作临别礼物送给了我。我用抹布擦净枪上的油，放进外套的口袋里。

***

我在警察局附近停好车，在车后等了10分钟。我告诉自己，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转身，忘掉这一切，还不晚。再过几个小时，戴安娜的飞机就落地了，我已经在帕利塞公园附近的一家韩国餐厅预订了座位。

但是我放不下。我走下车，向路尽头的那座房子走去。我头脑中萦绕着珀西·斯莱奇[3] 的老歌《黑暗的街角》[4] 。每走一步，外衣兜里的手枪都会碰一下我的屁股，让我感觉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沿着木台阶拾级而上，按响了门铃。过了一会儿，德雷克·西蒙斯打开门，看见我却没有露出任何惊讶的神色。

“哦，又是你……进来吧。”

他转身走回去，消失在客厅里面。大门还开着。

我跟他进了屋。客厅里我发现沙发旁边放着两个大行李箱和一个露营背包。

“你要出门吗，德雷克？”

“去路易斯安那。利昂诺拉的母亲昨天去世了，她要在那儿参加葬礼，并且卖掉她母亲的房子。她说不想自己一个人待在那儿，所以我想，换个地方待一阵儿不是什么坏事。要咖啡吗？”

“多谢。”

他走进厨房，做好咖啡后用两只大茶杯端了过来，把其中一只放在我面前。接着，他点上一支烟，面无表情地审视我，就好像打牌的时候要猜对手的牌一样。

“这回你想让我告诉你什么？”他问，“你带来了调查证，还是只是乐意来看看我？”

“我说过，我多年前就退休了，德雷克。”

“那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重操旧业呀，老兄？”

“德雷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记忆的？八七年？再早一些？还是你从来没有失忆过，一直都是假装的？”

“你为什么这么问？”

“‘现在该开球了！谢谢您的配合。’你说解说员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在现场看比赛，当时人们为了纪念瑟曼·李·曼森，起立鼓掌了8分钟[5] 。没错，他死于一场空难，但那是在1979年，德雷克。你又是怎么记得你1979年的时候在布朗克斯看比赛，又是怎么记得你亲耳听见了那句话的？”

“我说了，出事以后我努力重新了解自己的过去，并且——”

“我不信，德雷克，这种事你是了解不来的，只能直接来自记忆。1979年你记日记？你把这件事写下来了？不会吧。还有另一件事：你据称发现你妻子尸体的那天早上，为什么要打电话给韦德？说真的，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韦德的？你什么时候和他约定好，拿到一个对你有利的专家鉴定的？”

好一会儿，他就坐在那里抽烟，端详着我，什么都没有说。他尚且镇定，但是脸上的皱纹比我记忆中的更深了。

然后，他问:“你在用话筒录音吗，老兄？”

“没有。”

“能让我检查一下吗？”

“我给你看。什么录音设备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