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联系了西蒙斯，并且在两天后拜访了他。我是在约翰·凯勒给我的材料里面找到他的住址的。西蒙斯住在普林斯顿警察局附近，我下午3点左右到了那里，正逢几片乌云倾泻下来的雨打在他们的窝棚顶上。

见面之前我努力回想了一下他的长相，但是并没有想起来。我查案的时候他有四十出头，所以我预料这个人如今已经垂垂老矣了。我想错了——如果你忽略他脸上深深的皱纹和白发，他的面目其实年轻得多。

我自我介绍了之后，他说他还依稀还记得我——一个长得更像牧师的警察。我向他询问了利昂诺拉·菲利斯——我在凯勒的笔记里读到的那位女士，她去哪里了？西蒙斯说她去了路易斯安那，照顾她刚做了手术的母亲。

我来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他给我端来一杯有肉桂味的咖啡。这是他和利昂诺拉学的手艺，他解释说，是路易斯安那法国移民的绝活。说着，他也给自己做了一杯，并且点上一根烟，拉过来一个已经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

“如果我在大街上遇见你，估计认不出来。”他说，“实话说，我想把整件事都忘掉，就像它没发生过。你知道吗，几个月前还有个记者来问我这件事？”

“是的，我也和他谈过。”

我把弗兰克·斯波尔的故事给他讲了一遍。和从前办案的时候一样，我有个记事本，专门用来整理我获得的所有信息，参照这个本子，我就能把斯波尔的事复述出来。他专注地听我讲，没有插一句话，不时抿一口咖啡，不过烟一根接一根没有间断。

我讲完之后他未予置评，只是问我还要不要咖啡了。烟灰缸里面塞了那么多烟蒂，几乎要洒到红木桌子上了。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你谈谈了吧？”我问。

“不明白，”他平静地说，“快30年了，没人问我任何问题，但现在好像每个人都兴趣大发。我不明白，懂吗？我一点儿也不想讲那时发生的事。教授是我唯一的朋友。”

“德雷克，你记得当时你的证词是怎么说的吗？而不久之前你和那个记者又是怎么讲的？”

“当然记得。”

“你说的和斯波尔告诉我的并不吻合。他声称在案发当晚藏在后院里。按你说的，晚上9点，同一时间，你也躲在那里。你们怎么就没看见对方呢？你说教授和劳拉·贝恩斯、理查德·弗林在一起，弗林和教授吵了起来，然后劳拉离开了，不过后来你看见她的车停在附近。但是斯波尔根本没提劳拉·贝恩斯的事。他说教授一直只和理查德·弗林在一起，而且没看到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分歧。”

两个版本的故事之间的龃龉，我都逐条写在笔记本上了。

“那又怎样？”他说，好像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的样子，“可能是那伙计记错了，也可能他在说谎。为什么你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你到底想要我怎样？”

“这又不难猜，”我回答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没有说实话，而且现在我觉得你更有这个可能。我感兴趣的就是你为什么没有说实话。”

他笑了笑，不过一点儿开心的意思也没有。

“可能我也没有说谎，我只是记不准那晚的事情了。我老了，一老就健忘，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指的不仅仅是几个月之前你跟凯勒讲的，还有20多年前凶案发生后不久，你跟警察讲的。”我说，“两次的供词实际上一模一样。而且你告诉凯勒，韦德和劳拉有染，还记得吗？”

“可能他们就是有事。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

“那时，你是唯一一个声称劳拉·贝恩斯是教授情人的证人。而且因为弗林爱劳拉，这就给了警方一个理由去怀疑弗林：他可能正是出于嫉妒杀死了韦德。”

“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她和教授是情人。而且我仍然认为，那晚弗林只是装作离开，但是后来又回去杀死了教授，懂吗？至于她和教授的关系，可能是你当时没有问对人吧。”

“那晚你没有藏在屋子后面，是吧，德雷克？为什么你要陷害弗林？”

他突然被激怒了。

“我没想陷害任何人，老兄！发生的是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确实在那儿，他们三个都在客厅里。”

“也就是说你在雪地里站了将近两个小时？那你穿的是什么？”

“我他妈怎么记得？忘记了。”

“为什么斯波尔没有看见你，你也没有看见他？”

“可能他说了谎，他当时不在那里；也可能他把时间记错了。我哪儿知道？”

“你为什么说劳拉·贝恩斯在那里？”

“因为我看见她了，而且她的车停在附近。我是不是还要和你重复一百遍，像一只鹦鹉一样，老兄！”

他突然站了起来。

“很抱歉，我答应了一个客户，今晚之前要修好他的车。车在车库里，我得走了。无意冒犯，但我不喜欢和你谈话，不喜欢你的口音。现在该开球了！谢谢您的配合。”

“你说什么？”

“纽约扬基队对巴尔的摩金莺队，那场球我去看了，解说员就说了这句话，当时那个接球手——瑟曼·李·曼森，已死于一场空难。另外，顺便说一句，以后除非来者拿着执法证，否则我是不会再和任何人说韦德的事情的。”

于是我告辞离开了。感觉近乎不可思议，就像一个玩侦探游戏的孩子，从一个“嫌疑人”家里被踢了出来。我曾经当过警察，但那些年月已经恍若隔世。现在，我只是一个四处犯糊涂的老头，手里没有盾牌，腰带上没有枪。我坐进车里，把笔记本丢进装手套的盒子里。

我开上山谷路的时候，雨刷已经应付不了倾盆大雨了。这整个故事该怎么进展下去呢？我自问。几乎可以肯定，德雷克说的不是真话，在案发之后他的证词也是假的，但是我对此毫无办法。马特告诉我，斯波尔的律师努力想让法庭重审他的案子，但并没有成功。而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年老昏聩的退休警察，在哪儿都不受欢迎。

***

后来的几天，我修了家里的房顶，粉刷了房间，同时琢磨着案子的事。

那周六我清理了后院，周日我过河到纽约拜访了一个老同事，吉姆·福斯特，他刚熬过了一次心脏病突发，几周前才出院。天气很好，我们去散了步，然后在拉法叶街的一家餐馆吃午餐。正在他跟我讲他的饮食要求是如何如何严格时，我问他记不记得约瑟夫·韦德的案子，他稍稍吃了一惊，说这名字他没什么印象了。

“他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1987年12月在自己的家中被杀害。密苏里州波托西监狱的一个死刑犯，声称自己杀了他。那家伙的名字叫弗兰克·斯波尔，当时只有22岁。那时我参与了这个案子。”

“我从来不喜欢‘弗兰克’这个名字，”他说，两眼盯着我盘子里的意大利香肠，“小时候我读《飘》，里面有一个人就叫弗兰克，他呼出来的气都是臭的。嗨，不知怎么，这个细节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一提到这个名字，我就能想起这个。对了，你为什么仍对那件事感兴趣？”

“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你心里一直放不下的案子？即使过了很多年还是记得？”

“有很多，罗伊。”

“是啊，我知道，但韦德这个案子过了这么多年，我才意识到它仍然在困扰我。我是说，我感觉在表象下面还蛰伏着别的什么东西，某种重要的东西，正在等着我，明白吗？我说的不是《法律与秩序》[1] 电视剧里的那些破玩意儿，而是关于正义的，关于一种感觉：如果我最终失败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他沉思了一阵子。

“我想我懂你的意思……九十年代我调到纽约市警察局后，在缉毒科工作过一阵子。那个时候，我们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合作，和‘地狱厨房’的西部仔[2] 还有戈提的小弟们[3] 战斗。你根本没有时间觉得无聊。有一个爱尔兰老大的前妻，是一位叫麦拉的年轻女士，说只要我们为她提供保护，就告诉我们点儿内情。我安排她在西43街一家叫‘满月’的酒吧里与我们见面。我是和一个叫肯·芬利的同事一起去的，他一年之后在和一群尼加拉瓜匪徒的枪战中牺牲了。那个女人来后，我们点了酒，开始谈证人保护程序的事情，如果她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话，我们将会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她说她要去一趟厕所，那我就等着呗。我和同事等了10分钟，就觉得不对劲了。我找了一个女招待，让她去女厕所看看，但她已经不在那里了。最后我通知了经理，我们把全店都找遍了，一无所获。厕所没有窗户，想出去的话只能钻下水道，或者爬通风管——只有两岁小孩才爬得过去。我们真想不通这是怎么搞的：我们的桌子就在厕所门口，她要是溜走的话我们一定会看到的。而且店里当时基本是空的，那段时间没有别的人进出过厕所。”

“这叫什么事……你们后来查出来是怎么回事了吗？”

他摇了摇头。

“可能是我不愿意再想这件事。甚至直到现在，我一想起它来还是汗毛倒竖。她就好像消失在空气中了一样，就在我身边几米远的地方，而我完全不知所措。我们再也没有找到她，她始终生死未卜。多少年来，我都在绞尽脑汁地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每个警察背上都有几只像这样挠不掉的虱子吧，罗伊。所以你也不必太在意你那些悬案。”

走路把吉姆送回家以后，我回到停车场取车。开车经过麦克纳利·约翰逊书店时，我看到门口贴着一张小海报，说劳拉·韦思莱克博士周三下午要在这里办一场讲座。周三就是三天以后。我虽然不敢私下接近她，但我想，在拿书找她签名之后和她聊上几句，倒是未尝不可。看到这张海报对我来说是一个兆头，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海报上没有照片，所以当晚我就去网上搜索她的照片。我隐约记得她的样子——当初找她问话时，她是一个又高又瘦、非常自信的姑娘，镇定地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但是我回忆不起来她的脸。我找到了几张她最近的照片，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发现她的前额较高，目光冷峻，嘴唇边露出的表情也很严厉。从很多角度来讲，她并不漂亮，但是我明白为什么理查德·弗林会那么疯狂地爱上她。

***

三个月前，我应约翰·凯勒的要求，去西温莎镇警局的档案室复印了一些韦德案件的资料。现在，轮到我去普林斯顿警察局打听西蒙斯被控杀妻的案子了。在书稿中，这个案子只被理查德·弗林顺带一提，讲的都是从劳拉·贝恩斯那里听来的细节。来看看档案不会有什么不妥。这次谋杀发生在1982年，那是我调到西温莎警局的第二年。

我和布洛卡多警长通了电话。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他，我们一起工作过。他没问多少问题，就允许我查看有关的档案。前台的一个伙计给了我一个访客胸章，然后我就去了地下室，那里有档案室和存放证物的房间。

从档案的布局摆放来看，这个地方和我离开那会儿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一个老警官，瓦勒·明斯基，也是我的熟人，塞给我一个旧纸箱，把我领到了一间临时的办公室。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台灯、一台旧复印机，还有一些什么都没放的架子。他让我别着急，拿来的材料慢慢看，并且叮嘱我不能吸烟。然后他就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做自己的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读了相关的文件，发现弗林在书稿中的描述虽然简单，但还是准确的。

德雷克·西蒙斯没有承认杀人，而且法官遵照约瑟夫·韦德的诊断结论，考虑到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判决他无罪。西蒙斯被捕后，先是关在新泽西州立监狱，然后转入特伦顿精神病医院，在那里他遭遇意外，导致记忆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