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西蒙斯的外伤好了，转入了马尔波罗精神病医院，两年之后他从那里出院。法官把他转院到马尔波罗，后来同意释放他，都是因为约瑟夫·韦德写的专家评估意见。等西蒙斯被释放并接受监视以后，档案里面只有一份文件：1994年，法官遵照专家鉴定，下令取消对他的监视。

我记下了另两位专家的名字，1983年他们和韦德一道，在那份使西蒙斯得以出狱的精神鉴定报告上签了字。他们的名字是琳赛·格拉夫和约翰·T·库利。

接着我看到了一张电话号码表。

西蒙斯并不是在案发后当即被捕的，而是在他妻子死亡8天后。这张电话号码单，列出了从案发前直到德雷克被捕的这些天中，他家里接到和拨打过的电话。我把这张表格复印了一份，放在我的手提箱里。

处理西蒙斯案的警官尼古拉斯·奎因是我的同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死于心脏病突发。调查此案的另一个人可能是在我离开之后才进入警局的，名叫伊恩·克里斯托都罗斯。

我把纸箱还给明斯基警官。他问我有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

“还不能确定，”我说，“你认识克里斯托都罗斯警探吗？他是调查这桩案子的警官。我认识此案的另一个调查人，奎因，但是他15年前就死了。”

“我当然认识他。5年前他调去了纽约警察局。”

“你知道怎么联系他吗？”

“嗯，稍等一下。”

“多谢了，瓦勒。”

“老朋友，客气什么。”

明斯基打了几个电话，和对方讲了些老婆出轨、老娘喝醉之类的笑话，一边讲还一边像抽风一样朝我挤眼睛。最后，他笑了，潮红的脸上显出胜利的神色。他在一张报事贴上写了个手机号码，递给我。

“显然，他还没有退休呢。他在布鲁克林的第67辖区，施耐德大道上。这是他的电话。”

我把克里斯托都罗斯的电话存进手机里，谢过明斯基，然后告辞了。

***

我和伊恩·克里斯托都罗斯约定，下午在展望公园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同时，我也努力查询西蒙斯案另外两位精神专家的下落。

在网上一通搜索之后，我发现了一位叫琳赛·格拉夫的精神病医生，就在纽约东56街上开了一家诊所。诊所还有一个网站，我从中找到了格拉夫女士的简历。这个人百分之九十九就是我要找的人——1981年到1985年间，琳赛·格拉夫在州医学鉴定办公室工作，之后又在纽约大学教了6年书，1998年她和两个同事合开了那家诊所。

我给诊所打了电话，想做个预约，但是接电话的助理告诉我，格拉夫医生11月中旬之前都不在。我说我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所以想和格拉夫医生在电话里谈一谈。我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她答应一定把话传到。

我没有查到约翰·T·库利的下落，但是已经到了和克里斯托都罗斯见面的时间。这个男人身材矮小结实，黑色头发，他的大胡子似乎刮掉之后一个小时就能长回原来的模样。此后的一个小时中，他用一种不很友善的语气，给我讲了他能回忆起来的西蒙斯的案子。

“那是我的第一个重大案件，”他说，“那之前，我刚到局里一年半的时间，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案子发生以后，我请求奎因让我当他的搭档。你懂的，你忘不了你的第一桩杀人案，就像你忘不了自己的初恋一样。但是那个杂碎，西蒙斯，侥幸逃脱了。”

他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是德雷克·西蒙斯亲手杀了他的妻子，动机就是她有外遇。西蒙斯看上去是理智的，而又十分精明，所以当精神评估结果出来以后，整个警局的人都恶心坏了。

“铁证如山，如果上法庭，毫无疑问会判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但是我们都无可奈何。这就是法律——专家的鉴定结果没人可以否决。他们把他送进了医院，过了几年他就又逍遥法外了。但我想老天还算有眼，因为疯人院里有人给他头上来了一下，于是他就真成神经病了。这是我听说的。仅仅一年之后，1984年，他们就把这条法律改了——有个人图谋刺杀里根总统，却因为精神问题被判无罪，于是国会就通过了精神疾病辩护改革法案。”

别过克里斯托都罗斯回家以后，我继续查找库利的下落，但还是一无所获。琳赛·格拉夫也没有给我回电话，但我对此也没抱太大希望。

晚上10点左右，正当我在看一集老电视剧《好汉两个半》时，戴安娜打来了电话。

我们已经有两三个星期没有联系了。互相客套了一番之后，她说:“你答应过我要帮个忙的。”

我想起来她说的是什么了：她让我帮她在很多年前她工作过的一家公司开张工作证明，她要申请退休用。我嘟囔了一句借口，答应第二天就去办。

“我就是问一下，”她说，“并不是那么着急。过几天我也可以自己飞过去，待上一个多星期，把事情办了。你还好吧？”

每次听到她声音的时候，我总感觉我们是几天之前才离婚的。“我挺好的，”我说，“还是我来办证明吧，我只是一时忘记了，刚刚才想起来。”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她打电话的真正意图，于是问:“是不是马特给你打电话了？”

有那么几秒钟，她没说话。

“这个大嘴巴，他没资格——”

“罗伊，这是真的吗？确定无疑了？有没有再问问别的医生的意见？我可以帮你什么吗？”

我感觉十分尴尬，就好像让戴安娜发现了我的什么丑事似的。我告诉她，我可能再也不想接受她的同情了。让她和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的僵尸共度余生，我想这对她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戴，我不想谈这个。现在不想，以后也不想。”

“我想过去和你待几天。除了这个该死的退休申请，我也没有别的事做。申请的事也不着急。”

“还是别了。”

“求你了，罗伊。”

“我和别人一起住了，戴。”

“你之前从来没有说过啊。”

“她上周才搬来的。我们是两个月前认识的，她叫利昂诺拉·菲利斯，印第安纳人。”

“印第安纳的利昂诺拉·菲利斯……你怎么不说她是迪士尼的米妮[4] 呢？我不信，罗伊。我们分开以后你一直一个人生活。”

“戴，我是认真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罗伊？”

“我得挂电话了，对不起。我会给你弄来证明的，我保证。”

“罗伊，我会去你那里的。”

“别来，戴，别来。”

我挂断了电话，瘫在沙发上，使劲挤着眼睛，直到挤得眼睛发疼，流下泪来。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黑人和白人的婚姻还不多见。我还记得我们俩走进酒吧的时候，人们看我们的眼神，有人敌视，有人愤怒，也有些是心照不宣的眼神，就好像我和戴安娜相爱是为了证明什么种族平等的观点。我们必须面对这些，而我至少不用去马萨诸塞州和她娘家人一起过圣诞，这让我得到一点点安慰。但是，后来我迷上喝酒以后，就失去了一切。当我喝醉酒的时候，我不仅仅是粗鲁，我是真的尖酸刻薄。我会执意冒犯她，把一切都怪罪到她头上，把最能伤害她的事情都说出来。甚至过了这么些年，当我想起来自己当时的嘴脸，胃里还是会感一阵恶心。

忘记这些事，这是我的病能带给我的唯一好处了——那样我就不会再纠结于这些事情了，因为我甚至不会记得这些日子曾经存在过。

离婚三年后，我参加过嗜酒者互诫协会，在奥尔巴尼[5] 的一家诊所做过治疗，终于戒掉了酒瘾。中间酒瘾复发过两次，让我费尽力气克服掉了。但是我知道，我内心深处还是个酒鬼，并且以后将一直都是。我知道，当我走进一家酒吧，点了一杯冰酒或者“杰克丹尼”，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有时候我会非常想重新抱起酒瓶，尤其是刚刚退休时，那时我一度觉得不再有什么是不可辜负的了。但是每一次我都告诫自己，嗜酒是死法最难看的自杀方式了；相比之下，别的方法都更快、更干净。

我穿好衣服，去公园里散了会儿步。公园就在距离我家100米的地方。它在一座小山上，中间有一片林中空地，我喜欢坐在空地的长椅上。那里，我可以看到城市里的灯光——这让我感觉犹如漂浮在一层层波浪般的屋脊上。

我在那里坐了大概半个小时，看着熙熙攘攘的行人：遛狗的，抄近路去山下车站的。然后，在悠然回家的路上，我心想，当我告诉戴安娜别来看我的时候，是不是做了世间最蠢的事。

[1] 《法律与秩序》：以纽约为背景的一部法律、破案主题的电视剧。——译者注

[2] 西部仔（Westies）：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爱尔兰裔人黑帮。——译者注

[3] 这里指纽约的一个黑帮组织“甘比诺家族”，该组织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直活跃至今。“戈提”指约翰·戈提，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该黑帮的头目。——译者注

[4] 米妮：米老鼠的女朋友。——译者注

[5] 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