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没看见别人，老兄。你说你是当初被派去调查这件案子的……”

“是的。”

“那你可能还记得那个地方的样子。客厅有两扇大窗、一扇通往后院和湖的玻璃门。当屋里开着灯、窗帘没有拉上的时候，屋里的东西你能看得一清二楚。教授和那个年轻人在桌边吃东西，聊天。接着年轻人走了，剩下教授一个。”

“他们吵架了吗？”

“我不清楚。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你说那个年轻人走的时候是晚上11点？”

“大概是11点，我不确定。也可能是11点半，但是不会比那再晚了。”

“接着10分钟以后，你袭击了韦德。”

“就像我说的那样，我先潜进屋子，躲起来，然后他回到客厅，我就开始抡他。打了可能不止10分钟，有20分钟，不会再久了。打他第一棒的时候我的手还是冻僵的，所以我又补上了几棒，说明我在室内藏得不太久。”

我看着他，心想当年推测谋杀可能是教授之前的病人前来复仇时，怎么会完全忽略了他？

教授做过证的案子有一大串，这没错，而且当年那个检察官愚笨、没有章法，他让我们去调查每一条线索，第二天就改了主意，不再让我们去探寻那些可能是正确的线索。所以可能是我没有得到机会把每件事的细节都摸清楚。记者不断骚扰我们，在报纸上刊登各种荒诞不经的报道。而我自己开的车里面一直藏着酒，担心自己会因为喝得太醉被警局开除。当我回顾那段日子时，我怀疑自己对找到杀害韦德的真凶一事并没有多大兴趣——那个时候我只顾着自己可怜自己了，不断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那么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在你打了教授之后，进屋的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我立马就跑了。我没想到会有任何人在那个时候到他家去，所以我用最快的速度逃跑了，头也没有回。我以为我只是胖揍了他一顿。周围有不少吸毒的，所以警察可能会把这当作一次入室盗窃。我想，有人被打了一顿不会是件大事，而且那时候我已经走远了。但是他死了，这样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是吧？”

“你是不是不知道门外可能有不止一个人？”

他摇了摇头。“抱歉，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

“韦德并没有当场死亡，而是两个小时以后才死的。”我说，“如果有人确实在午夜的时候去了他家，那么那人应该叫救护车才对。但是救护车并没有来。也可能你觉得自己听见有人进来，但其实只是强风吹动了门锁而已。”

“不，”他决然地说，“有人打开了门，走进了屋子。”

“那么那个人就让韦德躺在地板上等死？”

他蹙着眉，盯着我看了很长一会儿，像一只困惑的猴子。

“那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他没有被当场打死？”

“没有。这个身份不明的人本可以叫来救护车救他一命。可是直到第二天早上，那个修理工才拨了急救电话，那时已经太晚了，韦德已经死去几个小时了。”

“所以你想知道是谁去了他家？”

“是的。在你攻击他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什么？有没有呼救，问你是谁，或者说了别的什么？他有没有叫唤什么人的名字？”

“没有，他没有呼救。可能他低吼了什么话，我记不得了。开始他想防御，但是倒下以后他只是努力护住自己的头。不过他没有喊，我确定。反正喊了周围也没有人会听见。”

那两个带枪的警官走进来，其中一个示意我时间到了。我正要对斯波尔说“再见”，就马上意识到那将是句笨拙的玩笑：再过8个星期这家伙就要死了。我再一次感谢他同意和我见面。我们站起来，他动了一下，好像要握手似的，但是接着就转过身去，夹在两位警官中间，拖着脚镣磕磕绊绊地走了。

***

我又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了。我把烟从包里取出来，拿在手里，怕出门时忘了交给警官。

那天午夜时到教授家去的人，看到他瘫在地上却没有叫救护车，这个人是谁？他没有按门铃，没有敲门，而是用钥匙开门进屋——如果斯波尔没有记错的话。过了这么多年，人的记忆确实会出岔子。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斯波尔和我说的，与德雷克·西蒙斯当时的证言不相吻合。约翰·凯勒几个月之前又重新确证了一遍，但西蒙斯的证言还是没有改变。

在约翰·凯勒的调查最后，他总结了所有收集到的信息，还拿给了我一份。他怀疑在谋杀发生的时候，劳拉·贝恩斯就在现场，并且偷走了教授刚刚写好、要交给出版社的书稿。凯勒猜测劳拉和理查德是同谋，因为劳拉在体力上不具备独自杀死韦德的能力。他相信理查德最有可能是挥棒的那个，但是劳拉·贝恩斯是谋杀案道德上的主犯，整桩案子的主谋，并且是唯一一个从中获益的人。

但是如果斯波尔说的是事实，那么劳拉·贝恩斯就不需要弗林做谋杀的帮凶。她恰好在袭击之后到了那里，看到教授躺在地板上，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偷走书稿，关上斯波尔从中逃跑的那扇玻璃门，并在走之前关上了大门。德雷克·西蒙斯说过，早上他来到教授的别墅时，发现所有的窗户和门都是关着的。

接着我想起了另一个在医学检查报告中提到的重要细节。验尸官一直困惑于一件事情：韦德遭受的所有击打中，只有一击是致命的。那很可能是最后一击，打在左边太阳穴上，当时受害人也许已经倒在地板上，深陷于昏迷中。斯波尔说他用毛巾包住了球棒，一根用毛巾包起来的球棒不应该是杀伤力很大的武器。但是如果杀死韦德的那最后一击，是出自另一个人之手呢？

***

过了几分钟，马特回来了，我们按原路走出监狱。在大门口，我把香烟留给了弗兰克·斯波尔，然后向停车场走去。天空已经放晴，伸向远方，笼罩着整个草原，找不到一片云彩。一只鹰远远地在天上盘旋，不时发出尖利的长啸。

“你还好吗，兄弟？”马特问，“你脸色像死人一样煞白。”

“我没事，可能是不习惯那里的气氛吧。你知道附近有什么好一点儿的饭店吗？”

“有个叫‘比尔厨房’的地方，在I-55公路上，离这里大概5公里远。想去吗？”

“说好了我要请你吃午饭吧？我的航班还有4个小时才起飞。”

我们驱车前往他说的地方，一路无话，我继续咀嚼着斯波尔的故事。

他的供词和德雷克·西蒙斯的证词不相符，这很奇怪。西蒙斯说当时他也藏在后院里，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和斯波尔不可能没有看见对方。后院很大，但是想躲起来不被屋里人看见，同时又能透过窗户看到客厅里面的情况，那只能待在左边的一片地域，和湖相对。当时那里有几棵用作装饰的矮松树，不到三米高，还有一株玉兰花。

“你在琢磨那个人的话，对吧？”我们在饭馆对面停车时，马特问。

我点了点头。

“你甚至无法确定这整个故事是不是他编出来的。那种人渣能为了几根香烟扯出一个弥天大谎。也许他虚构出来这一套谎话只是想得到一点儿注意，或者希望如果法庭重审韦德案，他的死刑就能被推迟一段时间。谋杀发生在另一个州，所以他可能希望被送到新泽西去，在那里受审，这就意味着法庭要再审好几年，更多的税款被白白丢到河里漂走。他的律师已经试过类似手段，但是没有什么成果。这也是件好事，如果要我说。”

“但是如果他没有说谎呢？”

我们下了车。马特摘下他的棒球帽，捋了捋他的白发，又把帽子戴上。

“要知道，我一直在想那个加利福尼亚来的、写那本关于谋杀案的书的作家。我一辈子都生活在罪犯中间。起先我是送他们进监狱，后来是努力让他们待在那儿，直到法官或陪审团确定的期限为止。我很了解他们，关于他们的事情也乏善可陈:有的人生来就注定是罪犯，就像有人生来就有打篮球或者画画的天分一样。当然，他们都有各自的悲惨故事可说，但是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

我们走进饭店，点了午餐。席间我们聊了各种事情，但就是没有提斯波尔。饭后，他问我:“话说回来，是什么让你卷入这些事里的？你就没有更有意思的事可做吗？”

我决定对他实话实说。不应该对马特这样的人撒谎，我确信他应该不会用那种我忍受不了的悲悯表情看我。

“大约6个月之前，我去看了医生。”我说，“我的记性开始不济了，尤其记不住街道的名字，从前我的记忆力一直不错的。我开始努力锻炼:哪个演员是在哪个电影里的，谁唱了哪首歌，哪场球赛的比分是多少，以及类似的事情。我发现我也记不清人名了，所以去看了医生。他测试了我一番，问了各种问题，两周之后他告诉了我一个重大消息。”

“别告诉我是——”

“好的，我不会告诉你的。”

他白了我一眼，所以我继续往下说。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2] 。只是早期症状，我还没有忘记怎么上厕所，或者昨晚吃了什么。医生建议我保持大脑活跃，多做练习，还给了我一些有帮助的书和录像。但是我想起了那个对韦德案感兴趣的记者，之前我去警局的档案室帮他找过一些材料。他把他的调查发现都告诉我了，所以我心想，拿这种事锻炼一下大脑，这主意还是不错的，比记住那些无关痛痒的球赛比分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我觉得当年是我办砸了这桩案子，因为那时我是个烦人的酒鬼。所以，那之后我就联系你，到这儿来了。”

“查案子这份工作，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会不会惊扰死者，我说话不中听你可别在意。我没想到你是因为这个病来找我的，真的很遗憾——”

“这对我来讲很重要，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怎么就让凶手溜走了呢？可能再过一两年，顶多三年，我就不知道韦德是谁了，甚至连自己当过警察的事也记不得了。我想尽力把我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干净，各种因我而起的糗事儿，我至今还在为其中的大多数付出代价。”

“我觉得你可能对自己太严苛了，”他说着，让服务员又上了一杯咖啡，“我们都有坦途和低谷。我不记得你有什么玩忽职守的时候。我们都敬重你，罗伊，而且认为你是个好人。没错，我们都知道你喜欢喝点儿酒，但是我们周围发生着那么多事情，总要给自己一些保护，不是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从现在开始照顾好你自己。”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问：“他给你提供了什么治疗方法吗？我是说医生。有没有给你吃什么药？”

“吃了一些药。医生说的我都照做了，但是我也不抱太大希望。我一直在网上读阿尔茨海默病的资料，所以我知道这病没得治，只是时间问题。等到我不能自理了，我就找一家养老院。”

“你真的不想在这儿多待一晚上？我们可以多聊一会儿。”

“现在再改签机票就得赔钱了，但是我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再回来。我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做。”

“任何时候来都欢迎，这还用我说吗？但是别再去监狱了。”

“一定。”

***

他开车送我到机场。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不过我们一路上都在聊天，他走回航站楼入口时我目送着他，看他穿过人群，好像一艘在一群小船之间破浪而去的巡洋舰，直到消失在海的那一边。

三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纽瓦克[3] ，我叫了辆出租车回家。路上，司机放着一张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4] 的旧唱片，我听着，努力回想着初识戴安娜的日子：我们是如何在一次野餐上相遇；我又是如何弄丢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又在和朋友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偶然与她再次相逢；我们如何在新泽西海岸边的一家汽车旅馆里第一次做爱。奇怪的是，那些记忆似乎比刚刚在波托西的经历更加鲜活。

我很早就注意到了，当你沉溺于某件事情时，你大脑的某一部分会反复地咀嚼着它，即使你表面上在想别的事。当我付好车钱，开门进屋的时候，我认定斯波尔所供认的他杀韦德的事是真的——必须是真的，他已经穷途末路，没有什么可保留了，而且出于某种原因，30年前问讯时德雷克对我说了假话。现在，我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1] 宿营公园：指停放房车、活动房屋的大片空地，通常位于郊区、乡村，其中居住者多为生活贫困、以车为家的人。——编者注

[2] 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译者注

[3] 纽瓦克：纽约的一个卫星城市。——译者注

[4] 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支极受欢迎的摇滚乐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