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角落里一张小桌旁，凯尔·丘特斯基坐在我对面，这是医院一层的咖啡店。尽管我不觉得他会离开医院，但他刮了胡子，穿着件看着挺干净的衣服。他带着种好笑的表情看着我，嘴角扬起，眼睛周围浮现出笑纹，可是眼睛并没有笑，依然冷漠而机警。

“可笑，”他说，“你想让我帮你入侵饭店的登记系统，布利克斯酒店？”他短笑一下，“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这是个挺正当的问题。从他做过或说过的事儿来看，我其实不确定他会帮我，但以我对他有限的了解，我知道他是政府秘密组织的一员，这些人为各种以字母为代号的部门工作，跟联邦政府有着或松或紧的关系，彼此之间也盘根错节。所以，我相当肯定他有办法查出韦斯的入住登记信息。

但有点儿礼仪上的小问题，就是我不该打听、他也不该承认他的身份。为了过这关，我得跟他说这件事情有多么紧急，以此来打动他。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这事儿危及大侠德克斯特的安危，可我不指望丘特斯基能认同我的自我定位。他或许更买那些蠢东西的账，诸如国家安全、世界和平、他自己的生命以及肢体健全。

但我想到他相当在乎我妹妹，这让我有机可乘。于是我摆出一副很男人的直率表情说道：“凯尔，就是这家伙捅了德博拉。”在很多表现阳刚之气的电视剧里，我都见过这幕情景。可显然丘特斯基不怎么看电视剧。他只是扬起一条眉毛说：“所以？”

“所以，”我稍微迟疑了一下，回忆着电视剧中的具体情节，“他就在那里，而且，想逃出升天。啊，他可能再来一次。”

这回他的两条眉毛都扬起来了。“你说他可能会再捅德博拉一回？”他说。

这可不太顺利，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本来以为会有哥们儿义气的表示，然后我只要提出要求，表达急切，丘特斯基就会跳起来以同样的急切投入行动。可是，丘特斯基只是看着我，好像我刚刚建议他去灌肠一样。

“你怎么会不想抓住这家伙？”我说，让声音里表现出一点儿绝望。

“因为这不是我的职责，”他说，“这也不是你的职责，德克斯特。要是你觉得这家伙要入住，那就报告警察。他们有足够多的人手去抓他。你只有一个人，伙计——别误会，这可比你想象的要难一点儿。”

“警察会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完就后悔了。

丘特斯基飞快地接过话题。“好吧，你怎么知道的？”他说。

即便是狡诈的德克斯特也有玩儿不转的时候，这会儿就是如此。所以，我把一直以来的克制扔到一边，说：“他在跟踪我。”

丘特斯基眨眨眼。“什么意思？”他说。

“意思是，他要杀了我。”我说，“他已经试过两次了。”

“你觉得他要再试一次？在布利克斯酒店？”

“是的。”

“那你干吗不干脆待在家里呢？”他说。

丘特斯基很明显在引导谈话，德克斯特慢了好几拍，笨手笨脚，还打了满脚的泡。我已经了解到丘特斯基是个两手都硬的家伙，尽管如今一只手已经变成了铁钩，但却不是个两肋插刀二话不说就跳起来帮忙打架的人，尤其是涉及伤害他的心上人的人的时候，他就更谨慎了。显然，我打错了算盘。

不过这也让我心生疑惑：这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怎么才能让他帮我？我得多狡猾才能让他按照我的意思来？或者我得跟他交代一些我并不想交代的真相？想到这个我就哆嗦不止，这可跟我一直以来奉行的准则背道而驰。可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别的办法。我得尽量诚实。

“如果我在家，”我说，“他会干出更可怕的事儿。对我，或者对孩子们。”

丘特斯基看着我，摇摇头。“你要是说想复仇我还更容易理解。”他说，“如果你在家，他在饭店，他怎么伤害你？”

有时候你得使出撒手锏，就像这会儿。带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对自己的厌恶，我拿出了那本从韦斯车里弄来的笔记本，翻到全彩那页，上面是德克斯特伫立在布利克斯饭店前面。

“像这样，”我说，“假如他不能杀了我，他就会让我作为杀人犯被逮捕。”

丘特斯基看了那幅画很久，然后轻轻吹了声口哨。“天哪，”他说，“地上这堆东西是……”

“死尸，”我说，“装饰过的，跟德博拉被刺之前调查的案子一样。”

“他干吗要这么做？”他说。

“是一种艺术，”我说，“他这么觉得。”

“嗯，可是伙计，为什么他要对你这么干？”

“德博拉被刺后，扎她的家伙被抓起来了，”我说，“而且我朝他头上踢了一脚，他曾是这个画画儿的家伙的男朋友。”

“曾？”丘特斯基说，“他现在在哪儿？”

我这会儿很想咬断自己的舌头，如果能收回刚才那个“曾”字的话。不过，话已出口，我无路可退，所以我用曾经聪明的脑子想了想，抓到了一根稻草。“他被保释，失踪了。”我说。

“他男朋友失踪了，这家伙怪你？”

“我想是吧。”我说。

丘特斯基看着我，又看看画。

“听着，伙计，”他说，“你认得这人，我也知道你相信直觉。直觉一直对我挺管用，十有九中。但这次我说不好。”他耸耸肩，“你不觉得有点儿太牵强了吗？”他点点画面，“不过，你有一件事儿对了，如果他真这么干，你肯定需要我的帮助，比你知道的多得多。”

“你什么意思？”我礼貌地问。

丘特斯基拍了一下画。“这个酒店，”他说，“不是布利克斯，而是奈西农酒店，在哈瓦那。”看着德克斯特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他继续说，“你知道吧，哈瓦那，古巴那个。”

“可是那怎么可能？”我说，“我去过这儿啊，这是布利克斯酒店。”

他朝我笑着，那种有点儿恼火、居高临下的微笑我也很想试试。“你不怎么读历史，是吧？”他说。

“我不记得学过这章，你到底想说什么？”

“奈西农酒店和布利克斯酒店用的是同一幅图纸，为的是节省设计费。”他说，“它们一模一样。”

“那你怎么肯定这不是布利克斯？”

“看，”丘特斯基说，“过时的汽车，纯粹是古巴造。再看那带篷的小高尔夫球车，那是只在哈瓦那才有的东西。看左手的那些植被，你在布利克斯看不到这些。绝对只有在哈瓦那才能看到。”他扔下笔记本，身子向后靠去，“所以，我跟你说，问题已经解决了。”

“你怎么这么说？”我有点儿恼火，一是因为他的态度，二是因为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丘特斯基笑笑。“对美国人来说，去那儿太困难了。”他说，“我可不觉得他能成行。”

一枚小硬币掉下来，溅起一星小火花。“他是加拿大人。”我说。

“好吧，”他执拗地说，“他可以成行，”他耸耸肩，“可是，你也许不知道那边形势蛮紧张的，我是说，他不可能带着这些东西——”他拿手背拍一下画，“警察会蜂拥而上，就跟——”丘特斯基皱起眉，举起他那亮闪闪的银色铁钩朝自己脸上比画了一下，他在钩子戳到眼睛前及时住了手，“除非……”

“什么？”我问。

他轻轻摇摇头：“这家伙挺聪明，是不是？”

“哦，”我恨恨地说，“他自己这么认为。”

“所以他应该知道，那么就是说……”丘特斯基没说下去。他摸出他那大键盘大屏幕的手机，把手机摆在桌子上他的钩子旁边，开始飞快地用手指按键，嘟囔着些“妈的，好了，啊哈”和其他响亮的音节。我看见他的屏幕出现了谷歌搜索，但隔着桌子看不清别的内容。“找到了。”他最后说。

“什么？”

他笑着，好似很为自己的聪明得意。“他们在那边搞这些节日庆典，”他说，“来证明他们多么会生活，多么自由。”他把手机推过来给我看。“跟这个一样。”他说。

我拿过手机，读着屏幕上的内容。“国际多媒体艺术节。”我念道，继续往下看。

“三天后开始，”丘特斯基说，“不管这家伙是做什么的，幻灯片或录像剪辑之类的，警察会奉命不插手，让他们干下去。因为过节。”

“媒体会去那儿，”我说，“全世界的媒体。太棒了。”的确，这将为韦斯开绿灯，让他展示那讨厌的作品。然后他打着节日的幌子，获取他所渴望的全部注意。这对我可不那么棒，尤其是他知道我没法儿去古巴阻止他。

“好吧，”丘特斯基说，“大概会是这么回事儿。但为什么你这么肯定他会去那儿？”

这是个正当的问题。我想了想。首先我真的确定吗？我可不想再引起丘特斯基的警觉，我装作随意地静静地向黑夜行者发出问题。“我们确定吗？”我问。

哦，是的，他说道，龇着小尖牙笑了。很确定。

好吧。问题解决了。韦斯要去古巴曝光德克斯特。但我需要些比默然更有说服力的证据，画作之外的，法庭认可的。那些画倒真是有趣，比如那六个乳房的女人，已经牢牢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了。

我想起画的同时，还听见“叮当”一声，非常像大钢镚儿掉在地上的声音。

有张纸夹在那里。

上面列着从哈瓦那去往墨西哥的航班。

你可以想象到，假如你刚在人家作为地标的五星级饭店前面扔了些死尸，你肯定急于离开这个地方。

我摸出笔记本，找到那张时刻表，放在桌上。“他会去那儿。”我说。

丘特斯基拿起纸摊开。“古巴航空。”他念道。

“从哈瓦那到墨西哥，”我说，“他干完之后准备逃走。”

“也许，”他说，“啊哈，有可能。”他抬头看看我，歪了一下头，“你的直觉怎么说？”

“他会去的。”我说。

丘特斯基皱起眉，又低头看看画。然后他开始点头，先是慢慢地，然后重重地。“啊哈。”他说道，然后抬起头，将时刻表扔给我，站了起来。“去跟德博拉谈谈。”他说。

德博拉躺在床上，这在意料之中。她正看着窗户，尽管从病床这里看不到什么，尽管电视里正播放着喜悦欢快的画面，可德博拉好似不为喜气洋洋的音乐和主持人的欢快语调所动。如果你仔细看她脸上的表情，你可能会说她这辈子就没有开心过，也永远不会开心。我们进来时她仍然一脸漠然，只是看了我们一眼，认出是谁，然后就掉转头去看窗户。

“她心情不太好，”丘特斯基小声地跟我说，“被袭击后有时会这样。”从丘特斯基脸上的伤疤来看，我猜他是过来人。我点点头，走到德博拉身边。“嘿，老妹。”我说着，装出一副高兴的腔调，我知道在探病时得这样。

她转过头看着我，死一般的脸上是一双空洞的蓝眼睛，我能看见她爸爸哈里的样子。我以前从哈里的眼睛中看到过这种神情，记忆的潮水从蓝眼睛深处席卷而来，将我包裹。

哈里躺在那里快死了。这个时刻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很别扭，好似看着超人在氪星球诞生。他一直以来都凌驾于这些肉体弱点之上，直到一年半前他越来越虚弱，现在他快熬到头了。他躺在病床上，护士一直在偷偷给他添加止痛药到足以致死的剂量，并默默欣赏他日渐萎缩的过程。他发现并告诉了我。太好了，哈里终于准许我把这个护士当成我的第一个活人玩偶，于是我把她带到了黑暗游乐场。

第一个护士变成了我的第一滴血，被收藏到我全新的玻璃盒子里。在一场几个小时的游戏、探险和高潮之后，护士变成了一堆肉。第二天我去医院向哈里报告时，那感觉仍然让我无比享受。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哈里的房间，哈里睁开眼望着我的眼睛，他看到我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他一直想打造的我，这时，死亡的影子也爬进了他的眼睛。

我焦急地坐在他身边，想着他现在是真的不行了。“你没事儿吧？”我说，“要叫医生吗？”

他闭上眼，慢慢地、虚弱地摇摇头。

“怎么了？”我还在问，我觉得自己前所未有地愉快，全世界的人都该愉快。

“没怎么。”他用他那低沉的、谨慎的、奄奄一息的声音说道。他又睁开眼睛，看着我，空洞的蓝眼睛中仍然是那种目光。“你干了？”

我点点头。我的脸几乎红了，谈论这事儿挺让人难为情。

“然后呢？”他说。

“都清理好了，”我说，“我非常小心。”

“没问题吗？”他说。

“没问题，”我告诉他，然后又冲出一句，“太棒了。”我看见他脸上的痛楚，想着我或许能让他好过一点儿，于是又补充一句，“谢谢你，爸爸。”

哈里再次闭上眼睛，转过头。他喘了六七口气，一动不动地躺着，然后非常轻声地说：“我这是做了什么，哦，天哪，我做了什么……”“爸爸？”我说。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说话，那么悲痛和茫然失措，这让我不安，让我把高兴忘得一干二净。他只是摇着头，闭着眼睛，再说不出别的话。

“爸爸？”我又叫了一声。

他还是不说话，只是痛苦地摇头，然后静静地躺在那里，过了在我看来无比漫长的一会儿，最后他睁开眼睛看着我，就是那副样子，死寂的蓝眼睛里是极致的绝望。“你是，”他说，“被我打造成这样的。”

“是的。”我说道，想再一次表示感谢，但他继续往下说了。

“这不是你的错，”他说，“是我的错。”我没明白他的意思，尽管多年以后，我觉得我开始明白了，可我仍希望自己当时能说点儿什么或做点儿什么，一些小小的表示，让哈里能比较开心地滑落到终极黑暗里，说一些精心斟酌的话语驱赶他的自我怀疑，让阳光再在那空虚的蓝眼睛中闪耀。

但是早过了这么多年，我知道，没有这样的话语，没有这种语言。德克斯特注定要成为德克斯特。死亡会让人变得虚弱，让人产生痛苦的念头，这些念头未必是真理——人在真正面临死亡的那一刻，都希望看到终极真理。相信我，在了解濒死的人的心理方面我是专家。如果我把这些经我的手跨越生死门槛的濒死者奇怪的心理活动和他们跟我说过的话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那会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我为哈里感到难过。但作为一个年轻的魔鬼，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来让他好受一点儿。

多年之后，我从德博拉的眼中看到了同样的神情，我感到的是同样的不快和无助。我只能傻傻地看着她，直到她再次转过头去注视着窗户。

“老天爷，”她看都不看我说，“别瞪着我了。”

丘特斯基坐进床另一边的椅子里。“她最近脾气不好。”他说。

“操。”她说了一句，没带任何感情，转过头看一眼丘特斯基，又望向窗户。

“听着，德博拉，”他说，“德克斯特知道是谁伤害你的。”她仍然没有看我们，只是眨眨眼。“他觉得他和我能去逮住这家伙。我们想跟你谈谈这事儿。”丘特斯基说，“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她用平板而苦涩的语气说道，然后转过脸，眼中满是痛苦，连我都感觉到了，“你真想知道我的感觉吗？”

“嘿，没事儿。”丘特斯基说。

“他们告诉我说，在手术台上我已经死了，”她说，“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活过来。我不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怎么会是这样，我只是……”眼泪从她的脸颊滑落，这同样让人不安。“我觉得他把我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切断了，”她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来。”她又看向窗户，“我总是想哭，这不是我。我从来不哭，你知道的，德克斯特。我不哭。”她轻声重复着，又一颗泪珠顺着上次的泪痕滑落。

“没事儿。”丘特斯基又说了一遍，尽管他很清楚事实不是他说的那样。

“我觉得我以前的所有观点都是错的，”她继续说道，“我不知道如果我继续这么想的话，我还能不能回去做警察。”

“你会好起来的，”丘特斯基说，“只是需要时间。”

“去抓他，”她说，然后看着我，我熟悉的那种怒气回来了一点儿，“去抓他，德克斯特，”她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她迎着我的目光跟我对望了片刻，然后又望向窗户。

“爸爸是对的。”她说。

第二天早上，我站在迈阿密国际机场跑道旁的小楼里，手里拿着一本护照，上面的名字是大卫·马西。我身穿一件绿色的休闲衫，配以同款鲜黄色的皮带和皮鞋。我身边站着我的浸信会布列瑟伦国际教会的副住持，坎贝尔·弗里尼神父，他穿着同样雷人的服装，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那笑容似乎能掩盖一些他脸上的伤疤。

我不是一个喜欢打扮的人，但对服饰有起码的品位。我们身上的衣服让品位不忍直视。我当然抗议过，但弗里尼神父说必须这样。“得穿得像自家人，哥们儿，”他说着在他身上那件红色运动外套上擦擦手，“这是浸信会传教士的服装。”

“咱们扮成长老会的不好吗？”我试探着问，可他摇摇头。

“我只熟悉这套，”他说，“所以咱就得扮这个。除非你会说匈牙利语。”

“伊娃·嘉宝57？”我说，但他摇摇头。

“不要总谈论耶稣，他们不这样的，”他说，“多笑笑，待人友善，你就没事儿了。”他又递给我一张纸，“这个别丢了，财政部的批准函，允许你去古巴旅行传教。”

在决定带我去哈瓦那和清晨抵达机场之间的几个小时之内，他灌输给了我一大堆信息，包括嘱咐我不能喝水，我觉得这近乎荒唐。

我仅仅来得及告诉丽塔这几句话——我得去办件急事儿，别为我担心，穿制服的警察会在前门守着直到我回来。虽然她颇为疑惑一个法医能有什么紧急事儿，但她看到的确有警车停在门前后就没有多问。丘特斯基也尽了力，他拍拍丽塔的肩膀说：“别担心，我们会为你把事情办好的。”当然这话让她更疑惑了。不过总之，她觉得重要的涉及安全的事情既然已经有了安排，别的事情也会很快处理妥当的，所以她拥抱了我一下，掉了少许眼泪，丘特斯基就带着我出发了。

现在，我们一起站在机场的小楼里等待着飞往哈瓦那的航班，被略微检查之后，我们出了门朝跑道走去，手里攥着假身份证明和真机票，被挤挤攘攘的旅客簇拥着爬上飞机。

飞机是老旧的喷气式客机。座位已经磨破而且不大干净。丘特斯基，我是说，弗里尼神父坐在靠过道的座位上，但他体积庞大，所以把我挤到了窗边。去哈瓦那的一路都会这么挤，我盼着他去厕所的时候能抽空呼吸几下。我屏住呼吸，几分钟后，飞机颠簸着从跑道飞向空中，我们上路了。

好在路程不太长，我不至于被缺氧折磨太久。丘特斯基挤进走道跟空姐聊了很长时间。半小时后我们在古巴那一片碧绿的郊区跑道上颠簸着停下，这跑道铺得跟迈阿密机场有一拼，用的肯定是同一个承包商。好在轮子没给颠下来，我们被送上了一个美丽的现代机场终端，又跟它擦肩而过，最终来到一个挨着一栋陈旧的看起来像监狱前的车站似的出口前。

我们顺着自动扶梯下了飞机，进入那座矮矮的灰色建筑，里面比外面没有好多少。几个很严肃的穿着制服、留着小胡子的家伙站在里面，手握自动式冲锋枪瞪着每一个人。与此形成古怪对比的是，几台悬挂在天花板下的电视播着似乎是古巴情景喜剧的节目，歇斯底里的爆笑声令美国的同类节目相形见绌。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个演员喊上几句我没法儿解读的话，然后一阵音乐就会响起，盖住笑声。

我们站在队伍里，慢慢向柜台移动。从远处完全看不到那边在干什么，只知道他们要把我们分拣一下，然后送上牛车运到古拉格集中营去。丘特斯基好像不以为意，我也不好再抱怨什么，那样会显得很没风度。

队伍一寸一寸地移动，然后轮到了我们。丘特斯基没跟我说一句话，就大步走到窗口，把护照从窗口下端的小洞里塞进去。过了一小会儿，他收拾好文件，从柜台另一头消失了，现在轮到我了。

厚厚的玻璃窗后面的男人看着像旁边持枪士兵的孪生兄弟。他一言不发地接过我的护照，打开看看，又看看我，然后合上护照推给我。我还等着被审问，以为他会站起来骂我是资本主义走狗或美帝国主义纸老虎之类的，所以我被他的沉默惊呆了，站在那儿没动，直到那男人朝我晃头示意我走开。我走开了，转过屋角，朝着丘特斯基消失的方向走进领取行李的地方。

“嘿，伙计，”我走过去时，丘特斯基站在静止不动的行李传送带旁边说，“你没给吓着吧？”

“我以为会有点儿麻烦，”我说，“我是说，他们不是讨厌我们吗？”

丘特斯基大笑起来。“我想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喜欢你，”他说，“他们只是受不了你的政府。”

我摇摇头。“他们分得清？”

“当然，”他说，“用古巴逻辑很容易分清。”

古巴人不喜欢美国，但喜欢美国人，这逻辑跟我每天看到和听到的不一样。不过此时传来了咔嗒咔嗒的传送带的声音，行李出来了。我们没带什么，只不过每人一个小包，里面是换洗袜子和十几本《圣经》。我们拽着行李从一个女海关官员面前经过，她跟身边的警卫聊得起劲儿，对搜查我们似乎没什么兴趣。她只看了一眼行李就让我们过去了，嘴里一直没停下聊天。于是我们自由了，我们难以置信地来到了门外的阳光下。丘特斯基叫了一辆出租车，是辆灰色的梅赛德斯，一个穿灰色制服戴同色帽子的人走出来接过行李。丘特斯基对司机说：“奈西农酒店。”司机把行李扔进后备厢，我们上了车。

去往哈瓦那的高速公路坑坑洼洼，如同被废弃了的公路。我们只看到几辆出租车、一两辆摩托车和一些军用卡车在慢慢驶过，进城的一路上都是这样。然后街道突然热闹起来，汽车、自行车、成群结队的人熙熙攘攘，还有外观非常怪异的被柴油卡车拖着的汽车。这些汽车是美国汽车的两倍长，看着像字母M，两端高高的，中间部分向下倾斜，在矮了一头的中央平顶车厢相交。车上挤满了人，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再多挤下一个，可我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车停下，一大群人又挤了上去。

“骆驼。”丘特斯基说。我好奇地看着他。

“什么？”我说。

他朝那奇怪的汽车摆摆头。“他们管那叫骆驼，”他说，“他们会告诉你是因为汽车的形状才被叫骆驼的，但我猜是因为高峰时段车里的气味。”他摇摇头，“里面塞着四百个下班回家的人，没空调，窗户也不开，真难以想象。”

我们的车在车流中拐向一条宽阔的坐落在水边的大街。海湾另一边是个悬崖，我能看见古老的灯塔和作为防御攻势的城垛，城垛上还冒着黑烟。在我们的车和水之间是一片宽阔的侧道和一堵防海墙。波浪拍打在墙上，溅起很高的水雾。似乎人们都不在乎身上被打湿，各种年龄的人在那里活动，他们或坐或站或走，或钓鱼，或在墙头俯卧亲吻。我们经过了一些奇形怪状的雕塑，又经过一段颠簸的路面，左转拐上一座矮矮的山丘。奈西农酒店就在那里，它的正面很快将现出德克斯特傻笑的脸孔，除非我们能在韦斯之前下手。

司机在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台阶前停下，穿得像意大利海军上将似的看门人走出来，拍拍手，一个穿制服的门童飞奔而来，接过我们的行李。

“到了。”丘特斯基有些多余地说。海军上将拉开车门，丘特斯基下了车。我只得自己开门，因为我坐的这侧离大理石台阶更远。我下了车，迎接我的是一张张友善的笑脸。丘特斯基付了钱给司机，我们跟着门童走上台阶，进了酒店。

大堂看着好像是用跟台阶同一批的大理石刻出来的，有点儿狭窄，从前台一直伸向看不见尽头的远方。门童带我们经过一排丝绒沙发和绒绳径直来到前台，那儿的接待员好似非常高兴见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