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尼先生，”他说着快乐地点点头，“再次见到您真高兴。”他扬起一条眉毛，“我说嘛，您怎么会不来这个艺术节呢？”他的口音比我在迈阿密听到的要轻多了，丘特斯基好像也很高兴见到他。

丘特斯基绕过柜台去跟他握手。“你好吗，罗杰利奥？”他说，“见到你很高兴。我给你带了个新家伙。”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把我向前推了推，好像我是个正被逼着去亲奶奶的脸的孩子。“这位叫大卫·马西，是我们杰出的新人，”他说，“他特别会布道。”

罗杰利奥握了握我的手：“见到您很高兴，马西先生。”

“谢谢，”我说，“你们酒店真不错。”

他又微鞠一躬，然后开始在键盘上敲击。“希望您入住愉快，”他说，“要是弗里尼先生不反对，我把两位安排到行政楼层吧，那里离早餐的餐厅近。”

“听上去不错。”我说。

“一个还是两个房间？”他说。

“这次要一个吧，罗杰利奥，”丘特斯基说，“得节约点儿。”

“当然。”罗杰利奥说。他又飞快地敲了几下，然后将两把钥匙放进信封，从柜台后递过来。“给您钥匙。”他说。

丘特斯基将手按在钥匙上，身体前倾。“还有一件事儿，罗杰利奥，”他放低声音，“我们有个朋友从加拿大来，”他说，“他叫布兰登·韦斯。”他将钥匙拉过来，原来的地方留下了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我们想给他个惊喜，”他说，“庆祝他的生日。”

罗杰利奥伸出手，那张纸币跟被蜥蜴的舌头粘走似的消失了。“当然，”他说，“我马上通知您。”

“谢谢，罗杰利奥。”丘特斯基说完转身示意我跟上。我跟着他，随着给我们拿行李的门童朝大厅另一端的电梯走去。一群穿着漂亮度假服装的人在等电梯，大概是我自己疑心生暗鬼，但我觉得他们看到我们的传教士服装时都吓了一跳，不过也没办法，所以我朝他们笑笑，忍着没说些宗教箴言，比如《创世记》那章。

电梯门开了，人们拥进电梯。门童朝我们笑着说：“请吧，先生们，我两分钟后到。”于是弗里尼先生和我进了电梯。

门关上了。我感到有人好奇地瞟着我的皮鞋，但没人说什么，我也就没说什么。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俩要用同一个房间。

门开了，我们走了出来。我跟着丘特斯基向左走，又来到一个接待处，一位侍者站在一辆玻璃小推车旁。他朝我们鞠躬之后，给我们一人一只高脚杯。

“这是什么？”我问。

“古巴版‘佳得乐’，”丘特斯基说，“干！”他喝干了杯子里的东西，将空杯子放回车上，我也有样学样。这饮料挺温和，甜的，有点儿薄荷味儿，我发现的确好似在三伏天喝了“佳得乐”的感觉。我将空杯子放在丘特斯基的杯子旁边。他又拿起一杯，我也跟着来。“干杯。”他说。我俩碰了一下杯，我一饮而尽。真好喝，从早上赶飞机到现在都水米未进，所以我任由自己享受一下。

我们背后的电梯门又打开了，我们的门童拉着行李出现了。“嘿，你来了，”丘特斯基说，“带我们看看房间吧。”他喝干饮料，我们跟着门童沿着走廊走去。

走到一半时，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我的腿突然变得跟木头似的沉重。“‘佳得乐’里有什么？”我问丘特斯基。

“朗姆酒。”他说，“怎么，你从来没喝过莫吉托58？”

“没喝过。”我回答道。

他咕哝一下，好似忍着笑。“习惯习惯吧，”他说，“你现在是在哈瓦那。”

我跟他沿着突然变长变亮的走廊继续走。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喝高了，不过还是挣扎着走到房间进了门。门童将行李放在一个架子上，拉开窗帘，向我们展示这间超级棒的房间：古典风格装饰；两张床，中间被床头柜隔开；浴室在房间左侧。

“真不错。”丘特斯基说，门童微笑着向他半鞠一躬。“谢谢，”丘特斯基说着递过去一张十美元的纸币，“十分感谢。”

门童笑着接过钱，边点头边应承如果有事儿，只需一个电话，他就会移山倒海完成我们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要求，然后他消失了。我一头扎进靠窗的那张床上。我挑这张床是因为它离我最近，但阳光从窗户直射进来，强烈得眩目，我闭上眼睛。房间并没有旋转，我也没有突然失去意识，但这么闭着眼躺在这里感觉真不错。

“十美元，”丘特斯基说，“这是这里绝大多数人一个月的工资。哗啦一下，他五分钟就赚到了。他大概是天体物理学博士毕业。”他停了一会儿，等我反应，然后又说，他的声音越来越远了，“嘿，你还好吧？”

“从来没这么好过，”我说，我的声音听起来也很遥远，“不过我得睡一分钟。”

我醒过来的时候，屋里很安静，很暗。我的嘴唇很干。我摸了一阵儿，摸到了床头柜，接着摸到了台灯。我扭亮台灯，在光线下，我看见丘特斯基把窗帘拉上了，他却不知道去了哪儿。台灯旁有一瓶水，我抓过来拧开盖子，如获甘霖般一口气灌下半瓶。

我站起来。因为一直趴着睡，身体有些僵硬，不过除此之外感觉非常好，而且胃口大开。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还是大白天，但太阳已经西斜，阳光没那么强烈了。我眺望着宽阔的便道旁的港口、防海墙和城垛，那里仍然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很悠闲，他们没在走路而是在溜达，三五成群地扎堆儿聊天、唱歌，还有的像是在开导失恋的人。

海港远处一个男人套在一个巨大的救生圈中，把它当悠悠球转。再远一点儿，三艘大船喷着气驶过，不知是货船还是客轮。鸟在波涛上飞过，太阳照耀着水面。这是一幅美丽的画面，不过再美也不能当饭吃，所以我从床边的桌子上找到房间钥匙向楼下大堂走去。

前台对面的电梯旁有个非常大而且正式的餐厅。还有间酒吧。餐厅和酒吧都不错，可不是我需要的。酒吧侍者用纯正的英语告诉我地下有个快餐厅，就在大堂另一边顺着楼梯下去的地方。我也用纯正的英语谢了他，然后下了楼。

快餐厅装饰得像个电影院，我费了半天工夫才找到菜单，发现他们除了爆米花还卖别的。我点了古巴三明治，当然还点了古巴“铁”啤酒。我坐着，心中略微苦涩地思忖着闪光、摄像机以及接下来的行动。

我吃完东西走上楼梯，一时兴起，顺着大理石台阶走出饭店到了正门外面，一队出租车正在待命。我漫无目的地走过去，走上长长的便道，经过一排老式雪佛兰和别克汽车，居然还有一辆哈德逊——我从车前脸认出的。几个人靠在车旁，很高兴的样子。他们都很想载我，不过我微笑着朝远处的大门走去。前面是一堆看着像高尔夫球车的车，带着色彩鲜艳的塑料外壳。这些车的司机都比较年轻，车也不像哈德逊汽车那么讲究，但同样地都想阻止我运用自己双腿的权力。我还是设法摆脱了他们，继续往前走。

在大门口，我停住脚四处打量。前面是一条弯曲的街道，迎面不知是酒吧还是夜总会。右手边是下山的路，延伸到城垛，左手边也是下山的路，能看见街角有个电影院似的建筑，还有一排店铺。我正沉思着不知往哪儿走，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边，车窗摇下，丘特斯基着急地从车里叫我。“进来，”他说，“来来，哥们儿。上车，快点儿。”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着急的，但还是进了车，我们又回到了饭店前面，右转进了翼楼前的停车场。

“你不能在正门口这么闲逛，”丘特斯基说，“要让那家伙看见你，就没得玩儿了。”

“哦。”我说，觉得自己有点儿蠢。他当然说得对，德克斯特对白天跟踪一类的事儿毫无经验，所以我完全没想到。

“来。”他说着爬出了车，手里提着一只新皮箱。他给了司机车钱，我跟着他从侧门进去，经过几个商店，右转到了电梯。我们径直进了房间之后才开始说话。丘特斯基将皮箱扔到床上，自己跌坐到椅子里说：“好吧，我们得打发掉一些时间，最好就在房间里。”他看了我一眼，好像在看弱智儿童，末了又补充道：“那家伙不知道我们在这儿。”他看了我一会儿，确定我听懂之后，拿出一本皱巴巴的小册子和一支铅笔，翻开书填起了九宫格。

“你皮箱里是什么？”我有些没好气地问。

丘特斯基笑笑，用铁钩子把皮箱钩过来并打开。满满一箱子的便宜打击乐演奏用品，上面大都刻着“古巴”。

“这是干吗？”我问他。

他仍然笑着。“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儿。”他说，然后接着填那有趣的九宫格。我没办法，只得抓过另一把椅子，坐在电视机前，打开电视，开始看古巴情景喜剧。

我们安静地坐着，直到黄昏来临。丘特斯基看了一眼时钟后说：“好啦，伙计，咱们走吧。”

“去哪儿？”我说。

他冲我挤挤眼。“见个朋友。”他说完后一直没再开口。他拎起新皮箱，走出门。尽管我被他挤眼的动作弄得有些不舒服，可也没办法，只好跟着他出了房间，又从侧门上了一辆出租车。

哈瓦那的街道这时更繁忙了。我摇下窗户看着、听着、闻着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给我的是千变万化经久不息的音乐，从我们经过的每一扇门后、每一扇窗里飘出。还有街头三五成群的音乐家们，他们的音乐此起彼伏，到我们进了市区后才变得稀少，可又余音绕梁，好像一直在我耳边齐唱《甘塔那美拉》。

出租车在一群群唱歌的、卖东西的甚至怪怪地在打篮球的人群中开过了一段颠簸的路。我很快就没了方向感，等出租车在路中央一个巨大的金属球前停下来时，我已经找不着北了。我跟着丘特斯基走上便道，穿过一个广场，来到路口，这是个酒店模样的地方。余晖下散发着耀眼的橙粉色，丘特斯基带我进了酒店，走过一间钢琴酒吧和一排排桌子，桌上散放着海明威的画像，画笔粗糙，像是小学生画的。

大堂尽头是部老式电梯，我们走过去，丘特斯基按了铃。等电梯的时候我看了看周围，一侧是一排架子，上面都是些烟灰缸、带柄的大圆杯和其他几样东西，全都带着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头像，这回的水平比学生的要稍高一些。

电梯来了，我走了过去。一个巨大的灰色铁门打开了，露出了电梯，里边是个阴沉着脸的开电梯的老头儿。丘特斯基和我走进电梯。还有几个人也在大铁门关上、手柄被扳到“启动”前挤了进来。电梯晃了一下，我们开始缓慢地向上升去，直到五层。电梯司机扳动手柄，我们猛地晃了一下，停了下来。“海明威书房。”他说。他把门拉开，其他人下了电梯。我瞥了一眼丘特斯基，他摇摇头朝上方示意一下，于是我也不动，等铁门关上，我们又上了两层。司机拉开门，我们忙不迭地道谢，走出电梯，走进一个小房间，它比电梯大不了多少，是通往顶楼的小过道。我听见附近不知哪里传来音乐声，丘特斯基挥了下手，带我朝音乐飘来的方向走去。

我们走过一个小亭，看见三人乐队在演奏《绿眼睛》59，三个男人穿着白裤子和古巴衬衫。后边靠墙是一间酒吧，左右两边是一大片沐浴在夕阳中的哈瓦那风景。

丘特斯基带着我走到一张矮桌旁，周围是几把随意放着的椅子。他把皮箱塞到桌下，我们坐了下来。“风景不错啊。”他说。

“非常漂亮，”我说，“我们来这儿看风景？”

“不，我跟你说过了，”他说，“我们要会一个朋友。”

也不知是不是开玩笑，他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些。好在侍者适时出现。“两杯莫吉托鸡尾酒。”丘特斯基说。

“呃，我就来啤酒吧。”我说。我想起早些时候莫吉托让我睡了一觉。

丘特斯基耸耸肩。“随意，”他说，“试试水晶啤酒，很不错。”

我冲侍者点点头。我信得过丘特斯基对啤酒的品位。侍者也冲我点点头，回去酒吧准备我们的饮料，三人乐队拉起了另一首曲子《甘塔那美拉》。

我们刚喝了一口饮料，一个男人就来到我们的桌旁。他个子很矮，下面穿着棕色的宽松裤，上身是一件柠檬绿的古巴衬衫。他手里提了一个跟丘特斯基的箱子几乎一样的箱子。

丘特斯基跳起来伸出手去。“矮棒！”他喊道。我过了半晌才确定丘特斯基没犯病，他只是在用古巴口音叫着来人的名字“伊凡”。“矮棒”也伸出手，跟丘特斯基握手拥抱。

“卡姆贝耶！”“矮棒”说道，我又过了半晌才想起丘特斯基现在叫坎贝尔·弗里尼神父。寒暄过后，伊凡转过头看着我，一条眉毛扬起。“哦，对，”丘特斯基说，“这是大卫·马西。大卫，这位是伊凡·爱彻利维亚。”

“你好。”伊凡说着握握我的手。

“见到你很高兴。”我用英语说，因为我不确定“大卫”是不是会说西班牙语。

“好了，都坐吧。”丘特斯基说着又朝侍者招招手。侍者过来拿了伊凡的单子去调莫吉托。酒来了后，丘特斯基和伊凡开始用欢快的语调说起古巴西班牙语。如果仔细听，我大概能听懂，不过他们似乎只是在回忆愉快的过去。其实即便他们在谈比回忆更严肃的事情，我也会同样理解成那样。因为夜幕降临，房檐上空是一轮巨大的橙红色的月亮，膨胀着嗜血的蠢蠢欲动的月亮。我一看到它，每一寸皮肤就都兴奋得起了鸡皮疙瘩，浑身汗毛倒竖，在德克斯特城堡的每一个角落里奔跑雀跃，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不过现在不是出击的时候。很不幸，今夜需要自控。我只能喝着迅速变温的啤酒，假装很喜欢听那三人演奏，一晚上都要冲“矮棒”客气地微笑，巴望着时间快点儿过去，我才能恢复真我，做个快乐的刽子手。这是个忍耐之夜，祈祷我很快就能一手拿刀，一手将韦斯擒获。

可此时，我只能深吸一口气，喝一口啤酒，假装欣赏景色和音乐，练练露齿而笑的技巧，德克斯特。能露几颗牙？很好。现在练练不露牙齿地笑，只移动嘴唇。要把嘴角掀起多高才不会让人看出你实际正忍受着巨大的内心煎熬？

“嘿，你还好吧，伙计？”丘特斯基喊道。显然我刚才把脸部肌肉扯得过了头。

“我挺好，”我跟他说，“还行，真的。”

“啊哈。”他说，尽管仍然将信将疑，“好吧，要不我们还是把你送回酒店吧。”他喝干酒站了起来，伊凡也跟着站起来。他俩握手，然后伊凡坐了回去，丘特斯基拿起他的箱子，我们朝电梯走去。我回头看看，伊凡又点了一份饮料，我朝丘特斯基扬扬眉毛。

“哦，”他说，“我们不想一起离开，你知道，不想同时离开。”

我们抵达底层到了街上。我们穿过马路去叫出租车时经过一匹马，我本该留神躲开，因为动物都不喜欢我，这匹马后蹄直立起来，它的仰天长啸把我和马夫都吓了一跳。我赶紧钻进出租车，躲过了那匹马的铁蹄。

回饭店的路上我们一言不发。丘特斯基将箱子放在大腿上，看向窗外，我尽量不去听天上那轮月亮的吼叫，不过不太管用。它在美丽如画的哈瓦那夜晚上空无所不在地闪耀着光芒，那么明亮又妩媚，朝我发送着一个个奇思妙想，我却无法行动。我不能行动。我只能微笑着看回去，说着要不了多久了，很快的。

只要我能找到韦斯。

我们无惊无险地回到了房间，一路上基本没怎么交谈。“我把这东西放回屋里，”他提着皮箱说道，“然后咱们去吃饭。”至理名言。既然不能在这美妙的夜晚出去享受月光，那好好吃顿晚餐也不错。

我们坐电梯上楼，穿过走廊朝房间走去。进了屋，丘特斯基小心地将皮箱放在床上，自己坐在一旁。我发现他去楼顶酒吧时就一直随身携带着这只皮箱，我没看出有什么必要，尤其是他这么小心翼翼地对待一只皮箱。而好奇是我唯一的缺点，我决定开口问个究竟。

“那里面有什么宝贝？”我问他。

他笑笑。“没什么。”他说，“没什么值钱的。”

“那你干吗带着它们穿行整个哈瓦那？”

他用铁钩将皮箱勾过来，用手打开。“因为，”他说，“它们可不是普通玩意儿。”他将手伸进皮箱，拿出一把阴森森的自动手枪。“变！”他说。

我想起丘特斯基一路上带着皮箱穿过城市会晤“矮棒”。“矮棒”则带了个一模一样的皮箱——我们坐在那儿听《甘塔那美拉》的时候，两只皮箱就在桌子下面。

“你和你朋友调包了。”我说。

“说对了！”

这不算是我说过的聪明话之一，不过我还是挺惊讶：“这是要干吗？”

丘特斯基冲我笑了一下，显得很有耐心脾气很好的样子，让我很想拿枪对着他扣动扳机。“这是把手枪，伙计，”他说，“你说它是干吗的？”

“呃，自卫？”我说。

“你还记得我们来这儿干吗吗？”他说。

“找到布兰登·韦斯。”我说。

“找到？”丘特斯基问，“你就是这么对自己说的？我们要找到他？”他摇摇头，“我们是要杀死他，伙计。你得想清楚这个。我们不能只是找到他，我们得把他干掉。我们得杀了他。不然你说我们怎么着？把他带回家送给动物园？”

“我以为在这地方杀人不行，”我说，“我是说，这儿不是迈阿密，你知道。”

“也不是迪士尼乐园。”他说。废话，我心想。“这不是郊游野餐，伙计。我们得杀了他，你最好尽快明白这个。”

“嗯，我知道，可是——”

“没有可是，”他说，“我们得杀了他。我知道你可能干不来。”

“我完全没问题。”我说道。

他显然没听见我说的话，大概对我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一时半会儿扭转不了。“你不能一见血就怕，”他继续说，“血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儿，虽然我们从小在‘杀人是错的’的教育中长大。”

这得看谁是教育者了，我想，但我什么也没说。

“可是规定是利用规定的人制订的。而且杀人并不总是错的，伙计。”他怪模怪样地挤挤眼睛，“有时候它是你必须要做的事儿。有时是对方罪有应得。你要是不做，会有很多人死，或者他会先杀了你。在我们这件事儿上，它两样都占了，是不？”

虽然此刻坐在哈瓦那的酒店房间里，听着我的毕生信条从我妹妹的男朋友嘴里说出来是件挺怪异的事情，但我这会儿发自内心地再次感谢哈里，他真是个超越时代的先行者，而且他讲述这个道理时的方式让我不觉得自己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可我对用枪不感兴趣。这方式看上去不对头，就好比在教堂前洗礼用的圣水池里洗袜子。

可丘特斯基显然很开心。“华尔沙，九毫米。真棒。”他点点头，又把手伸进皮箱，拿出第二把手枪。“咱俩一人一把，”他说着将一把枪扔了过来，我条件反射地接住，“你能扣动扳机吗？”

不管丘特斯基怎么瞧不起我，我当然知道要握着手枪的哪一头。毕竟我成长于警察家庭，我天天都跟警察打交道。可我不喜欢枪——太冷冰冰，也缺乏真正的优雅。可他扔过来的仿佛不是枪，而是挑战，我不能就此认输。我一气呵成地将子弹上膛，并照哈里教我的那样做出瞄准的姿势。“真不赖，”我说，“你想让我朝电视射击吗？”

“留着打坏蛋吧，”丘特斯基说，“假如你行的话。”

我将枪往床上一丢。“你真打算这样？”我问他，“我们等韦斯入住后就跟他摊牌？是在大堂还是在早餐厅？”

丘特斯基难过地摇摇头，好像他刚才在教我系鞋带可我就是学不会一样。“伙计，咱们不知道这家伙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他会干什么。他甚至可能会先发现我们。”他扬起两条眉毛看着我，好像在说：“哈，没想到吧，你？”

“所以我们一看到他就把他毙了？”

“我的意思是，你得随时准备好，任何情况都会出现。”他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把他弄到什么僻静的地方下手。不过我们得先准备好。”他用铁钩拍拍皮箱，“伊凡还给咱们带来了其他几样东西以备不时之需。”

“比如地雷？”我说，“还是火焰投射器？”

“是些电子玩意儿，”他说，“最尖端的监视设备。咱们跟踪他，监听他——有这玩意儿咱们可以在一英里以外听见他的动静。”

我很想领略这些玩意儿的妙处，但这些妙处很难对韦斯的胃口，而且对于丘特斯基的追捕计划来说，我希望这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反正他这套詹姆斯·邦德式的做法让我不大舒服。也许是我不对，但我真心感激自己前几十年的人生有多么幸运。我只需小心经营几次尖峰时刻和我自己心里的饥渴欲望，不必对付这些尖端科技，也无须编织花哨模糊的情节，不必挤在这异国他乡的酒店房间，玩味这些不确定性还有火焰喷射器。我只需开开心心地杀人。尽管跟这些高科技装备比起来，我的把戏显得原始草率，但它却不玩儿花样儿、童叟无欺。不用像这样等得肝肠寸断。丘特斯基把整件事儿弄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了。

可是，是我请他帮忙的，现在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没办法，我只能尽量装出很愉快的样子来。“真棒，”我一边说一边兴致勃勃地笑着，可那笑容连我自己都骗不过，“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丘特斯基从鼻子里哼了一下，将枪放回皮箱，然后用钩子把箱子推给我。“等他来了，”他说道，“现在先放到壁橱里。”

我接过箱子，准备把它放在柜子里。我刚要开柜门，忽然感到远处有翅膀扇动的声音，我僵住了。什么？我无意地问。除了微弱无声的一记推拽，一个提示，什么都没有。

我伸手探进皮箱，摸到那把荒唐的手枪，然后一手提枪，一手去摸壁橱门。我打开壁橱门，下一刻呆呆地看着那个昏暗的空间，等着被黑色的羽翼庇护。这不可能，这很超现实，这是梦中才会有的情景——可是我盯着看了半晌，不得不告诉自己这是真的。

是罗杰利奥，丘特斯基那个在前台工作的朋友，他本该告诉我们韦斯何时登记入住的。但显然他不再能告诉我们什么了。从紧紧勒住他脖子的皮带以及他的舌头和眼睛鼓出来的样子判断，他显然已经死了。

“怎么了，伙计？”丘特斯基说。

“我估计韦斯已经登记入住了。”我说。

丘特斯基从床边连滚带爬地赶到壁橱前。他看了一眼后说：“操。”他伸手过去号脉，我觉得真没必要，可这也许是必行的程序吧。他当然没摸到什么脉搏，咕哝道：“真操蛋。”他摸出一些常见的零碎物品，钥匙、手绢、梳子、一点儿纸币。他仔细看了看纸币。“二十块加拿大元，”他说，“好像谁付了他点儿小费吧？”

“你说韦斯？”我说。

他耸耸肩。“你还认识别的杀人的加拿大人？”

这问题问得挺好。既然全国曲棍球比赛的赛季已经结束了好几个月，我只能想到一个人——韦斯。

丘特斯基从罗杰利奥的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是了，”他说，“865房间，韦斯先生。”他将信封递给我，“我猜这是个饮料券。打开吧。”

我从信封里拿出两张椭圆形的卡片。没错，那是两张酒店赠送的饮料券，这个酒店附属的著名酒吧。“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

丘特斯基停下翻检的动作，站起身来。“怪我，”他说，“我告诉罗杰利奥说，韦斯的生日到了，罗杰利奥估计想代酒店表示一下殷勤，赚点儿小费。”他举起那张二十加元纸币。“为了一个月的工资，”他说，“这不怪他。”他耸耸肩。“是我的错，现在他死了，我们的麻烦大了。”

尽管他没把话说透，我已经明白了。韦斯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却不知道他的踪迹，也不知道他的目的，而且现在我们的壁橱里还多了具尸首。

“好吧。”我说，有些庆幸能借助他的见识，“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丘特斯基皱着眉。“首先，我们得去查查他的房间。他估计已经跑了，可是还得查查，万一我们漏过什么就太蠢了。”他朝我手里的信封点点头，“我们知道他的房间号了，而他未必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要是还在这里，那我们就得干掉他。”

“如果他已经不在了呢？”我说。我也有种感觉，罗杰利奥是韦斯留给我们的临别赠礼，韦斯自己已经一溜烟跑了。

“要是他不在房间里，”丘特斯基说，“或者即便他在自己房间里，我们把他弄了出来，不管哪种情况，我都得遗憾地宣布，伙计，咱们的假期已经结束了。”他冲罗杰利奥的尸体点点头，“他们迟早会发现这个，那麻烦就大了。我们得赶紧走。”

“那韦斯怎么办？”我说，“他要是已经跑了呢？”

丘特斯基摇摇头。“他也得跑路，”他说，“他知道我们跟着他，等他们发现了罗杰利奥的尸体，会有人想起他们曾经一起——我认为他已经走了。为以防万一，我们还是得查查他的房间，然后赶紧离开古巴，越快越好。”

显然快马加鞭赶回家执行第二计划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好吧，”我说，“咱们走。”

丘特斯基点点头。“好样儿的，”他说，“拿好枪。”

我拿出那把冰冷的笨家伙，塞进我的裤子皮带，又将那件难看的绿外套拉下来盖住它。丘特斯基关上壁橱门，我们朝走廊走去。

“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上。”他说。这主意好，证明我没小瞧他的经验。这会儿要是有女侍进来清洗衣架可真让我们难为情。我将提示牌挂好，然后我们一起走向楼梯。

在灯火通明的楼顶追踪某人真是种非常非常陌生的感觉，没有月亮将银辉倾洒在我的肩头，没有饥渴的闪亮刀锋，没有后座传来的黑夜行者那愉快的嘶叫，什么都没有，除了丘特斯基那沉重的脚步声，一只是真脚，一只是金属替代物，还有我们的呼吸声。我们找到消防门，顺楼梯走上八楼，到了865房间。房间正如我想象的那样，能看到饭店前方，非常适合架起相机。我们静静地站在门外，丘特斯基用钩子举起手枪，另一只手摸出罗杰利奥的万能房卡。他将房卡递给我，朝门点点头，小声数道：“一、二、三。”我将房卡插进去，转动门把手，退后一步，丘特斯基猛地冲进去，手里高举着枪。我跟着他，也举起了枪。

我断后，丘特斯基踢开浴室门，接着是壁橱，然后他垂下手，将手枪塞回裤子口袋。“在那儿。”他看着窗旁的桌子说。一只大果篮放在桌上，我觉得有点儿巧合，让我想到韦斯曾经拿这些水果干的事情。我走了过去，真好，没有看到内脏或手指。只是几个杧果、木瓜之类，还有一张写着“节日快乐。奈西农酒店敬上”的卡片，没什么异常，但足以让罗杰利奥被杀了。

我们看看抽屉和床下，什么都没有。除了那只果篮，房间空荡荡的，跟德克斯特的内心一样。

韦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