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
一</h2>
十月份像下落的山溪快速而喧哗地过去了。莫莉的一个酒吧侍者辞职了，因为这个女人的丈夫发现她为了更高的小费与别人打情骂俏。莫莉要求我在她找到接替者之前暂代她的工作。我没法拒绝，我需要弥补我花费在妈妈的保释金上的那三千美元损失。因此，这个月里，我从星期二到星期四在柜台后面通宵工作，周末在门口工作。除此之外，我有经济学和社会学课程的期中考试。我养成了只看课本上被标出来的段落的习惯——但愿这些课本之前的主人能看出哪些是考点。
我在卡尔的判决文件夹中找到了一份文档，让人喜出望外。那是一份报告，细致讲述了卡尔·艾弗森在南圣保罗长大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小缺点，他的喜好，他受的教育。报告简略触及了他的兵役，提到卡尔在参加越战后光荣退伍，被授予两枚紫心勋章和一枚银星勋章。我提醒自己要更深入地调查卡尔的兵役经历。十月份我拜访了卡尔两次，就在我的笔记和开篇章节要上交之前。依靠将从这篇报告获得的信息和我笔记中的细节两相混合——大量穿插我的个人创意，我完成了第一章。
把作业上交给老师后，我直到过完万圣节才去希尔维尤，我不喜欢万圣节。为了万圣节我精心装扮，跟十八岁以后的每个万圣节一样，在莫莉酒吧门口守门。那天晚上我只打了一架，当超人抓住破烂安的屁股——仿佛破烂安是个脱衣舞演员——这使得她的男朋友破烂安迪出手将这个“钢铁战士”打倒在地。我带破烂安迪冲出门。破烂安跟随我们出来，经过我们身边时腼腆地笑了一下，似乎这场打架完全在她的意料之中，当她把肥胖的身体塞进那件极小的戏装时，她就在期待这场打架。我讨厌万圣节。
十一月的第一天，我回到希尔维尤的那天，冷空气席卷而来。温度几乎不高过零度。枯死的叶子被风卷起，累积在建筑物的犄角旮旯和大垃圾桶旁边。不知道他的胰腺癌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那天早上我打了电话确保卡尔会起床见访客。我在老地方找到了卡尔，他正凝视着窗户，腿上盖着一条阿富汗毛毯，棉拖鞋下面是厚羊毛袜，蓝色长袍下面是保暖长内裤。他在等我，还让一位护士搬了把舒适的椅子到他的轮椅旁边。出于下意识，或是习惯，我坐下后握住了他的手，他细瘦的手指从我的手掌滑落，冰冷、无力，像死海草。
“以为你忘了我呢。”他说。
“这学期很忙，”我回答道，拿出我的小型数字录音机，“你不介意用这个吧？这比做笔记方便。”
“这是你的节目。我只是在消磨时间。”他为自己的幽默咯咯发笑。
我打开录音机，请卡尔接着上次的内容继续讲。卡尔讲述他的故事时，我发现自己将它们分解成零碎信息，四下散布开来如同桌上拼图玩具的碎片。接着我尝试重新组合这些碎片，以期解释一个恶魔的诞生和生活。在他的童年和青春期的什么东西播下了日后成为谋杀犯卡尔的种子？应该有一个秘密。卡尔·艾弗森出了点什么事，从而让他与其他人不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他给予了我有关坦诚的训诫，现在他在讲述他受到呵护的养育，他一直在掩饰将他的世界转向一个别人没法理解的轴线的黑暗切面。我想要骂脏话。但在他把他的世界涂成蛋壳白时，我倾听、点头，鼓励他继续。
在我们谈话的第二个钟头里，他说，“就在那时美国政府让我去越南。”终于，我想到，来了件可以解释他成为恶魔的事件。由于一直在说话，卡尔变得虚弱，他把双手搁在大腿上，身体靠在轮椅上，闭上双眼。我看着血液流经他的颈动脉时，他脖子上的那条伤疤一起一伏。
“那条伤疤是你在越南时留下的？”我问道。
他摸了摸脖子，“不是，我在监狱里弄的。一个心理变态的雅利安兄弟想要砍掉我的头。”
“雅利安兄弟？他们不是白人吗？”
“是的。”他说。
“我还以为监狱里相同种族的人会互相支持。”
“当你猥亵孩子就不是这样了——而我刚好是。每个帮派都有权力处理自己种族的性侵犯者。”
“权力？”
“性侵犯者是监狱败类中的劣等人。如果你有气，把气撒在他们身上；如果你需要得到眼泪文身来表明你是一个厉害的人，为什么不杀了他们；如果你需要一个男同志……呃，你了解情况。”
我深感局促不安，但还是保持镇静，以免他察觉到我的反感。
“我进入斯蒂尔沃特大约三个月后，有一天我去吃饭。那是一天中最危险的时刻。他们一次派两百个家伙去食堂大厅。混乱中，有人拔出刀来。对于谁对谁做了什么，没有记录。”
“没有一个地方你能摆脱普通人群？哦……叫作……保护性监禁或者类似的东西？”
“隔离，”他说，“对，我本来可以请求隔离，但我没有。”
“为什么？”
“在我人生中的那个时刻，是否活着对我来说无所谓。”
“那么那条伤疤是怎么搞的？”
“有一个叫斯莱特里的大块头，他试图让我……呃，这么说吧，他十分孤独，想要寻求同伴。他说如果我不顺他的意，他会割断我的喉咙。我告诉他尽可以帮我这个忙。”
“于是他割了你的喉咙？”
“不，事情不是那么运作的。他是个老板，不是手下。他让一个小阿飞来做这件事，一个希望出名的孩子。我甚至没有看到它发生。我感觉一股热流从我肩头流下来。我把手放在喉咙上，感觉到血从我脖子往外喷。差点死了。他们把我草草包扎后，强迫我进入隔离监禁室。三十年中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在那里度过，四周吵吵嚷嚷，一天中几乎每个小时都在混凝土墙内。那可以让一个人发疯。”
“你是在监狱碰到你兄弟的吗？”我问道。
“我兄弟？”
“维吉尔——是叫这个名字吧？”
“啊，维吉尔。”他深吸了一口气，似乎要叹气，一阵疼痛袭来，震动得他不得不在轮椅里坐直。他抓住轮椅的扶手，手指顿时没了血色。“我想……”他说着，吐出急促的呼吸，似乎他在生孩子，等着那阵疼痛过去。“那个故事……要改天……再讲了。”他招手让一个护士过来，请她拿他的药来，“恐怕……我马上……要睡了。”
我感谢他跟我交谈，拿起我的背包和录音机，往门口走。在前台我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找到了维吉尔·格雷给我的那张名片。我得听听这世上唯一相信卡尔无辜的人怎么说，这是唯一否认卡尔·艾弗森罪有应得的声音。我拿出名片时，珍妮特靠着接待桌，轻声说：“他今天没有吃止疼药。他希望你来时他头脑是清醒的。他明天或许整天都会神志不清。”
我没有回应珍妮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h2>
二</h2>
距我接到那位公共律师办公室的电话告知我卡尔剩下的材料准备好，已经几个星期了。可我还没有去取，我对此感到抱歉。要不是维吉尔·格雷建议我们在市中心碰面，那个箱子很可能会一直放在那位公共律师的办公室里。就算不读那堆和我膝盖一般高的文件，我的作业就够花时间了。但我给维吉尔打电话时，他建议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大楼外的一个小院子见面。我在那里找到了他，他坐在院子边的一条花岗岩长椅上，他的手杖靠在他的那条好腿上。他看着我穿过长长的广场，没有向我挥手或者以其他方式对我打招呼。
“格雷先生。”我伸出手，他用一个人对吃剩的花椰菜可能会表现出的热情握了握我的手，“很感谢你能跟我见面。”
“你为什么要写他的故事？”维吉尔脱口而出。说话时他没有看我，他注视着院子中心的喷泉。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问道。
“你为什么要写他的故事？你能捞到什么好处？”
我在格雷先生旁边坐了下来，“我告诉过你，这是英语课的作业。”
“嗯，可是为什么写他？为什么写卡尔？你可以写任何人的故事。该死，你可以编一个故事。你的老师永远不会知道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不能写卡尔？”我问道，“他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你是在利用他，”维吉尔说，“卡尔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比任何人都多。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好，如果如你所说，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有人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难道不好吗？”
“这就是你在做的事情？”他说，语气中充满讽刺，“这就是你要讲述的故事？你在写卡尔是如何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写他是如何为没有犯过的罪而被判刑？”
“我还没有写任何故事。我还在试图弄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这就是我来见你的原因。你说过他是无辜的。”
“他是无辜的。”
“呃，目前为止只有你一个人这么说。陪审团、检察官，该死，他自己的律师都认为他有罪。”
“这也不会让罪行成真。”
“可你没有在庭审时为卡尔说话。你没有做证。”
“他们不让我做证。我想做证，可他们不让。”
“谁不让你做证？”
维吉尔抬头看着烟灰色的天空。院子四周的树木脱落得只剩冬天时的骨架，一阵冷风扫过圆石路面，触及我的颈背。“他的律师，”维吉尔说，“他们不让我对陪审团讲他的故事。他们说如果我做证，那将是品格证据。我告诉他们我就是要给出品格证据。他们需要知道真正的卡尔，而不是那个检察官胡诌的那堆谎言。他们说如果我谈论卡尔的品格，检察官也可以谈论卡尔的品格，有关他整天喝酒，保不住工作，所有那些狗屁。”
“如果你出庭做证，你会说些什么？”
维吉尔转过脸，看着我的眼睛，再一次打量我，他冷淡的灰色虹膜映出密布的云彩。“1967年，我在越南遇见卡尔·艾弗森。我们刚从新兵训练营出来。我跟他一起去了丛林——我们做的事情，看到的东西都没法向不在那里的人解释。”
“在那次服役中，你对他的了解足够深入，能够让你毫无疑问地说他没有杀克丽斯特尔·哈根？他是反战主义者吗？”
维吉尔眯起眼睛，似乎想打我一拳。“不，”他说，“卡尔·艾弗森不是反战主义者。”
“那么他在越南杀过人？”
“对，他杀过人。他杀了很多人。”
“我看出来为什么辩护律师不想要你出庭做证了。”
“那是一场战争。你在战争中当然得杀人。”
“我还是不明白告诉陪审团卡尔在战争中杀过人对他有什么帮助。我会觉得如果我在战争中杀过——如你所说……很多人的话，那么杀戮对于我来说会变得容易。”
“很多事情你不明白。”
“那么让我明白，”我有些沮丧地说，“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维吉尔想了一会儿，俯下身，手捏住他右膝边的卡其布裤子，卷起裤腿，露出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我看到的闪光金属假肢。这条假腿一直延伸到他的大腿中部，白色的塑料膝盖骨覆盖着一个拳头大小的用弹簧承载的铰链。维吉尔拍拍他的金属胫骨。“看见了吗？”他问道，“这是卡尔的功劳。”
“卡尔让你失去了你的腿？”
“不，”他笑了，“因为卡尔，我才能在这里给你讲述有关我这条腿的故事。是卡尔让我活到了今天。”维吉尔把裤腿放下，探身向前，胳膊肘支在大腿上，“那是1968年的5月。我们驻扎在位于桂山谷地西北的一条山脊上的小火力基地。我们接到命令去搜查一个村庄，某个不知名的大堆茅舍所在地。情报发现越共在那片区域活动，于是他们派我们排去察看。我跟那个孩子……”一丝怀旧的微笑划过维吉尔的脸庞，“塔特·戴维斯打头阵。那个傻孩子老是像只巴吉度猎犬一样跟着我。”维吉尔又花了会时间去回忆，然后继续说，“我和塔特打头阵——”
“头阵？”我问道，“走在前面？”
“对，他们让一个或两个人先行走在队伍的最前头，那就是打头阵。这是一个操蛋计划。如果事情不对头，军队宁肯牺牲掉这两个家伙而不是一整个排。”
我看着维吉尔的腿，“我想事情不太顺利？”
“没错，”他说，“我们经过一座小山，道路斜穿过一座瘦石嶙峋的丘陵。在丘陵的下坡一侧，树木稀薄了些，能够看到前方的村庄。一看到那座村庄，塔特加快了步伐。但是有事情不对劲。我没法说我看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也许那是一种感觉，也许潜意识里我看见了什么，但不管那是什么，我知道有事情不对劲。我举起手示意我们排暂停。塔特看见了，把他的来复枪准备好。我独自朝前走了二三十步。我正要说‘一切畅通’，突然丛林里响起了炮火声。我告诉你，非同一般，我前面，我旁边，我身后，见鬼，那片丛林处处被炮火点燃。”
“我挨的第一颗子弹击碎了我的肩胛骨。与此同时，两发子弹击中了我的腿。一发打碎我的膝盖，另一发折断了我的股骨。我一枪没开就倒下了。我听见一个笨蛋中士，那个混蛋名叫吉布斯，命令我们排退到丘陵防守。我睁开双眼看到我的队友们匆匆奔逃，跳到岩石和大树后面。塔特竭尽全力奔跑，想回到队伍里。就在那时我看见了卡尔，正冲我跑过来。”
维吉尔不再说话，似乎透过眼睛里涌出的泪水看到了过去的那一幕。他从口袋掏出一块手帕，轻拭眼睛，他的手微微发抖。我扭头看向别处，给维吉尔保留一些隐私。身穿雅致平整衣服的人从我们身前穿过庭院，去政府大楼，或从政府大楼里出来，没人理会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只有一条腿的老人。我耐心地等待维吉尔镇定下来，等他平静下来后，他继续说：
“卡尔从小路上跑过来，像个疯子一样尖叫，对着林木线上闪烁的炮火开枪。我能听见吉布斯冲卡尔喊叫，让他后退。塔特看见卡尔时，他不再撤退，跳进一棵大树后面。卡尔来到我身边，单膝跪地，身处我和大约四十架AK-47突击步枪之间。他待在那里，用步枪射击，直到快打完子弹。”
维吉尔缓慢吸了口气，又一次要落下泪来。“可惜你没看见他那时的样子。他射出最后一发子弹前，用左手拿起我的步枪，同时用两把枪射击。接着他把他的M-16丢到我胸口边，继续用我的步枪射击。我给他的步枪上了新的子弹盒，递给他，再等着及时给我的步枪装子弹。”
“卡尔中枪了吗？”
“他左胳膊的二头肌处中了一颗子弹，另外一颗子弹在他的钢盔上划了一道痕，还有一颗子弹打掉了他的靴跟，不过他一动也没有动。那是一幅值得铭记的景象。”
“我想是的。”我说。
自从维吉尔开始讲他的故事以来，他第一次看着我。“你看过那些老电影吗？”他说，“里面同伙中弹，他告诉那位英雄不要管他，先救自己。”
“嗯。”我说。
“呃，我就是那个同伙。我差不多快死了，我知道。我张开嘴想告诉卡尔救他自己，但是说出来的却是‘别把我丢在这里’。”维吉尔看着他的指尖，他的双手交叠放在他的大腿上。“我害怕，”他说，“比任何时候都怕。卡尔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从军事上来说。他在救我，他情愿为我而死，而我能做的则是告诉他‘别把我丢在这里’。我从没感到那么羞耻。”
我想说些安慰的话，或者拍拍他的肩，让他知道没有关系，但那会是一种侮辱。我不在那里。我没有权利评判什么有关系什么没关系。
“战争进行到最凶险的时候，”他说，“整个排猛烈开火。越共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还击。塔特、卡尔和我身在其中。我看见树上的碎叶和裂片像五彩纸屑般落下，曳光弹[1]在我们头顶纵横交错——红色来自我们的枪，绿色来自他们的枪——到处是喧哗、污垢和烟雾。这一切让人惊奇，我仿佛置身事外，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恐惧。我准备赴死。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塔特蹲伏在一棵树后面，尽全力对准目标开火。他的弹盒空了，去拿新的弹盒。就在那时，他脸部中了一枪，倒在地上死了。那是我失去意识之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你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道。
“别人告诉我我们得到了空中支援，他们在越共的方位投下了许多凝固汽油弹。卡尔像一块毯子一样覆盖在我身上。如果你仔细看，你还能看到他手臂和脖子后面被烧伤的伤疤。”
“对于你们两人来说，那是战争的结束吗？”我问道。
“对我是的。”维吉尔说着清了清嗓子。
“我们先是在火力基地得到包扎，然后就到了岘港。他们送我去了首尔，但是卡尔从没跨过岘港。他花了些时间康复，后来又回到了队伍里。”
“陪审团从没听过这个故事？”我说。
“一个字都没听到。”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我说。
“卡尔·艾弗森是个英雄——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他情愿为我牺牲自己。他不是强奸犯。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我迟疑了下才说出我的想法，“但是……这个故事不能证明卡尔是无辜的。”
维吉尔白了我一眼，让我头顶发麻，他紧紧地抓住手杖，似乎因为我的无礼要用手杖打我。我等待着他眼神中的愤怒退却，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你坐在这里，既温暖又安全，”他嘲笑道，“你根本不知道面对死亡是什么感受。”
他错了。我没有感觉温暖，他握住手杖把手的指节发白，也让我没有感觉特别安全，虽然他有关面对死亡的部分有道理。“人会变。”我说。
“一个人不会头一天跨越枪林弹雨，第二天就谋杀一个小女孩。”他说。
“可是他剩下的服役期，你没有跟他在一起，不是吗？你飞回家了，他还待在那里。也许出了一些事。一些事情拧动了他头脑中的一颗螺丝——让他成为会杀死那个女孩的那种人。你自己也说过卡尔在越南杀过人。”
“没错，他在越南杀过人，但那跟谋杀那个女孩不同。”
维吉尔的话让我想起我跟卡尔的第一次交谈，对于杀人和谋杀之间的区别他的回答十分隐晦。我想维吉尔或许能帮我理解一下，于是我问道：“卡尔说杀人和谋杀不一样。他那么说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答案，但是在我跟卡尔谈这件事之前我想要听听维吉尔的解释。
“就像这样，”他说，“你在丛林里杀了一个士兵，你只是在杀人。那不是谋杀，就像在军队之间有一个可以互相杀戮的协议。那是被允许的。那是你要去做的事情。卡尔在越南杀过人，但是他没有谋杀那个女孩。明白我的意思没？”
“你欠卡尔·艾弗森一条命，无论如何你都会支持他。但是卡尔告诉我两件事他都做过。他杀过人，也谋杀过人。他说他为这两者感到愧疚。”
维吉尔看着地面，因为想到藏在脑中的一些事情脸色变得温和。他用食指的指背擦了擦下巴上的胡子茬儿，点点头，似乎他默默得到了某个结论。“还有一个故事。”他说。
“洗耳恭听。”我说。
“这个故事我不能告诉你，”他说，“我对卡尔发过誓，绝不告诉任何人。我没有告诉过别人，也永远不会告诉别人。”
“不过要是有助于澄清——”
“那不是我的故事，是卡尔的。那是他的决定。他从没告诉别人，没告诉他的律师，没有告诉陪审团。我请求他在法庭上讲讲这件事，他拒绝了。”
“这件事发生在越南？”
“是的。”他说。
“它表明了什么？”我问道。
我的问题激怒了维吉尔，“出于某些原因，卡尔似乎喜欢跟你交谈。我不明白，不过他似乎愿意让你知情。也许他会告诉你他在越南发生的事情。如果他说起那件事，你就明白了。卡尔·艾弗森根本不会杀害那个女孩。”
<h2>
三</h2>
跟维吉尔会面后，我顺道去了那位公共律师的办公室取剩下的文件，把它扛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里闪现着两个不同面向的卡尔·艾弗森。一方面，卡尔是一个在丛林中跪下，为朋友挡子弹的人。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变态的混蛋，为了满足他不正常的性需求，就剥夺了一个年轻女孩的生命。同一个人，两个面向。我肩上的箱子里，应该有第一个人如何变为第二个人的解释。我爬上公寓的楼梯，那个箱子沉重得让人难以置信。
到达最上面的台阶时，莱拉打开她的门，看见我，指着我肩膀上的箱子，问道：“那是什么？”
“卡尔剩下的文件。”我说，“我刚拿到。”
她兴奋得两眼放光。“我能看看吗？”她说。
自从莱拉读了庭审记录里检察官的开庭陈述后，卡尔的案子成为我的诱饵，让莱拉进入我的公寓，让我可以与她共处。如果说我想深入挖掘卡尔·艾弗森的故事与我对莱拉的爱慕没多大关系，这是在撒谎。
我们进入我的公寓，在箱子里翻找起来，箱子里有几十个厚度不一的文件夹，每个上面标着不同的证人的名字，或者取证、照片、调查之类的标签。莱拉拉出一个标为日记的文件夹；我拉出另一个写着是尸检照片的文件夹。我记得那位检察官在开庭陈述里曾提醒说这些照片十分凶残。我还记得卡尔的公共辩护律师伯塞尔·科林斯说过的话，以及他第一次看见这些照片时的反应。我需要看看这些照片——不是我的作业需要；我需要理解克丽斯特尔·哈根到底怎么了。我需要将人名和脸对应上，看看她长什么样子。我需要测试一下我的勇气，看我是否承受得了。
验尸照片文档是箱子里最薄的，也许包含几十张长八英寸宽十英寸的照片。我吸了口气，闭上双眼，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我迅速打开文件夹封面，就像撕掉一个绷带，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冲我笑。那是克丽斯特尔·哈根的新生入学照片。她金黄的长发从中间分开，鬈曲在脸际，模仿法拉赫·福西特[2]，那时大多数女孩都如此。她的笑容甜美迷人，白色的牙齿在柔软的嘴唇后面闪闪发光，眼神里闪烁着一丝调皮。她是个漂亮的女孩，那种年轻男人想要去爱，老男人想要去保护的女孩。这应该是那位检察官展现给陪审团看的照片，以此让他们为被害者感到痛心。他应该还用到了另外一些照片来让他们鄙视被告。
我盯着克丽斯特尔的照片看了几分钟。我试着去想象活着的她，去上学，为分数、男孩子们或各种各样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忧愁，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似乎难以抵挡，而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却相当平淡。我试着去想象成年后的她——从留着一头飘逸长发的新生啦啦队队员到有着干练头发开着小型面包车的中年母亲。我为她已经离世感到遗憾。
我翻到下一张照片，一时间心跳停拍，倒抽了一口气，啪的一声合上文件夹，等待呼吸平稳。莱拉在读她的日记——她读得十分入迷，没有注意到我的震惊。我只看了那图像一眼，就足以让它深深地烙在脑海中。我再次打开文件夹。
我预料到她的头发没有了；烧掉头发并不需要太高温度。我没有料到的是她的嘴唇也烧没了。她的牙齿，在她的新生入学照中亮白的牙齿，从她的颌骨突出出来，被火熏成了黄色。她向右侧卧，露出原本是她左耳、脸颊和鼻子的软化组织。她的脸不过是张绷紧的烧焦皮肤的黑色面具。由于她脖子上燃烧的肌肉萎缩，她的脸扭曲，用怪异的表情回头张望，像是在模仿尖叫。她的腿蜷曲成胎儿的姿势，她大腿和腿肚的肌肉熔化到骨头里，像牛肉干般干枯焦黑。她的两只脚烧得只剩下残根。她右手的手指蜷缩进手腕，塞进她的二头肌和胸部。大火的热量收缩了软骨和筋腱后，她所有的关节缠结在一起。
我能看出那张铁皮掉到她身体的位置，保护她的部分躯干免受大火侵蚀。我强忍住想呕吐的冲动，翻到下一张照片，显示的是克丽斯特尔被翻过身，身体缩成一团。法医把克丽斯特尔的左腕放在他戴了乳胶手套的一只手里。她的左手压在身体下面，肌肤被保护得好一些。法医的另一只手里，在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捏着那个破裂指甲的边缘，与她左手的其他指甲相匹配。这就是他们从卡尔家到他的工作棚的台阶上发现的假指甲。
我合上文件夹。
克丽斯特尔的家人看过这些照片吗？他们肯定看过。他们出席了庭审。这些照片是庭审证物，很有可能被放大到整间大法庭都能看到的尺寸。坐在法庭里看见这些照片，看到他们的漂亮女儿被烧得面目全非，是什么感觉？他们怎么不冲向隔开旁听席和被告的护栏，撕开那个男人的喉咙？如果这是我妹妹，一个拿着短棍的老法警绝对拦不住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再次打开文件夹，看克丽斯特尔的那张入学照片。我感觉我的心率变得温和，呼吸回复正常。哇，我想到，我还从来没有对一张照片有过如此发自肺腑的反应。那个美丽活泼的啦啦队队员与烧焦尸体并置让我为卡尔在监狱里被幽禁几十年感到欣慰，让我为明尼苏达禁止死刑感到遗憾。如果这些照片对我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它们对卡尔的陪审团肯定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卡尔不可能自由地走出那间法庭。为死亡的克丽斯特尔报仇，这是陪审团最起码可以做到的。
就在那时，手机响了，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认出了奥斯丁的区号507，但不认识那个号码。
“你好？”我说。
“乔？”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我是乔。”
“我是特里·布雷默。”
“你好，布雷默先生。”听见这个熟悉的名字，我笑了。特里·布雷默是妈妈和杰里米所居住的复式公寓的房主，我过去也住在那里。想到这里，我的笑容褪去了。“出什么事了？”
“出了点小事故，”他说，“你弟弟试图在烤箱里加热一块比萨。”
“他还好吧？”
“他没事，我想。他引爆了烟雾报警器。报警器响个不停，隔壁的艾伯斯太太过来察看。她发现你弟弟在房间蜷作一团。他真的吓坏了。他来回摇晃并摩擦他的双手。”
“我母亲在哪里？”
“不在家里，”布雷默说，“你弟弟提到她昨天去开什么会了。她还没有回来。”
我想要击打什么东西。我把手握成拳又缩回，眼睛注视着一片光滑的墙面，想打上一拳。但我知道那毫无用处，除了会让我的指节瘀伤，我的住房押金作废。那肯定不会让我的母亲成长。那也不会让杰里米免于惊慌。我深吸了一口气，低下头，松开拳头。
我转向莱拉，她一脸胆心地看着我。她听到了足够多的对话，足以猜出发生了什么。“去吧。”她说。
我点点头，抓起我的大衣和钥匙，走出门。
<h2>
四</h2>
特里·布雷默弓着腿站立，后口袋里装着一罐供咀嚼的烟草，他是个老顽童，在奥斯丁拥有一家保龄球馆、两间酒吧和几十间公寓。他本来可以执掌一个跨国公司，如果他拥有的毕业证是哈佛商学院的而不是奥斯丁高中的话。就房东来说，他很不错，亲切友善，反应积极。我的第一份保安工作就是他给我安排的，就在他名下简陋狭小的皮德蒙特酒吧里。那是在我十八岁之后的几个星期。他过来拿房租——我妈妈把房租挥霍在了前一个周末去印度赌场的旅行上。他没有冲我们大叫，威胁要赶我们走，而是雇佣我看门，收拾桌子，从地窖拿桶装啤酒。对于我来说这是桩好买卖，因为我口袋里有钱进账，还教会我如何应付愤怒的醉鬼和白痴。对于他来说也是桩好买卖，因为如果我妈妈挥霍掉了我们的租金，他可以直接从我的支票里扣除。
“我妈回来了吗？”我走进公寓，问道。
布雷默先生站在门里面，像一个等待换班的哨兵。“没有，”他说，“从物品来看，她昨天就不在附近。”他摘下帽子，用手掌拂了拂秃头的光滑表皮，“我得告诉你，艾伯斯太太要打电话给社会服务机构。杰里米差点把这个地方烧掉。”
“我知道，布雷默先生，他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