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
一</h2>
大部分人很可能从未听说过明尼苏达州的奥斯丁市，而那些听说过这个城市的人知道它则是因为斯帕姆午餐肉，这种咸猪肉产品从不腐烂，世界各地的士兵和难民都食用它。它是荷美尔食品公司的核心产品，我的家乡也因此有了一个绰号——斯帕姆镇。在奥斯丁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展示斯帕姆伟业的博物馆。如果这没有将奥斯丁打上如同监狱文身式的标签，那么还有那场罢工。
罢工发生在我出生前四年，但是在奥斯丁长大的孩子们对这场罢工的了解就如同一些孩子了解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1]或者独立宣言。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让肉类加工业遭受重创，于是荷美尔要求工会大幅减薪。人们自然不堪承受，罢工开始了。在警戒线上的推撞导致了暴乱。这场暴乱引来了电视网，一个电视小组完工时在艾伦达尔附近的玉米地撞毁了一架直升机。最后州长派来了国民警卫队，之后这场暴力和怨恨给镇子留下一道痕迹，有些人会说给予了它特色。我却将之视为一道丑陋的疤痕。
和其他城镇一样，奥斯丁也有优点，尽管大多数人看不见粉刺旁边的肌肤。它有公园，一个水潭，一个不错的医院，一个加尔默罗会的隐修院，自己的市立机场，并且奥斯丁离罗切斯特的著名梅奥医院仅咫尺之遥。奥斯丁拥有一所社区大学，我之前在那里上课，同时打两份零工。在三年内，我攒够了钱，也修够了学分，转学到明尼苏达大学上大三。
奥斯丁还有十三间酒吧，不算上酒店酒吧和福利俱尔部，拥有大约两万三千人口——在大明尼苏达州，奥斯丁的酒吧与居民的比率最高。这些酒吧我十分熟识，每一间在生命的某一时刻我都曾驻足。我还是个小毛孩，兴许不到十岁时，踏足了我人生的第一家酒吧。当时我母亲把我留在家里照看杰里米，她则外出喝酒。我比弟弟大两岁，他有自闭症——这让他极其安静——妈妈觉得我够大，可以照看小孩。
那天晚上，杰里米坐在起居室的一张扶手椅上看他最喜欢的录像《狮子王》。我有地理作业要做，于是我把自己关在他和我共用的那间小卧室里。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共用的大多数房间我都没有印象了，却独独记得那一间：墙壁跟脆饼干一样薄，涂上了世上每个公共泳池底部都覆盖的那种明亮的蓝色。我能听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最轻微的声响，包括《狮子王》的歌曲，杰里米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我坐在双层床上——一个蹩脚的二手货，弹簧毫无用处，床垫不得不靠在一块胶合板上——捂住耳朵试图隔绝噪声，但这样做对于减轻从可渗透的墙传来的，冲击着我注意力，一刻不停且重复乏味的音乐收效甚微。我不清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还是由于愧疚我记忆添枝加叶的，我要求杰里米把音量调低一点，但我可以肯定他反而调高了音量。一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愤怒地踩着重步进入起居室，把杰里米从椅子上推到一边，让他重重地在墙上磕了一下，他头顶上的一张照片被撞松，照片里是三岁的我抱着还是婴儿的他的影像。照片从钉子上松动，从墙上掉落，砸在杰里米金黄色的头发上，玻璃碎成无数尖利的碎片。
杰里米把他胳膊和腿上的碎片拂掉后，看着我。一块楔形的玻璃插在他的头顶，像一个超大的硬币卡在一个矮小的猪形储蓄罐的狭槽里。他眯起眼睛，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困惑。杰里米很少直视我的眼睛，但那一天他瞪着我，仿佛他就要解开一个重大谜题。接着，似乎他找到了答案，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温和，目光转向了积聚在手臂上的血滴。
我从浴室抓了条毛巾，小心地把玻璃从他头上拿走，还好玻璃没有像我担心的插得那般深，我用毛巾裹住他，就像包头巾一样。我用一块洗脸巾擦去他手臂上的血，等待着不再出血。十分钟后，血仍然从伤口往下滴，那条白色的毛巾染上了片片鲜红的血渍。我重新用毛巾包裹住杰里米的头，把他的手放在毛巾的末端保持不动，跑出门去找我们的母亲。
妈妈并不需要为我留下面包屑的踪迹。我们的车停在双拼式房屋的车行道上，两个轮胎是瘪的，这表明妈妈就在步行能到的地方。这框定了我只有几个酒吧可选。我母亲留下我独自照看患自闭症的弟弟而从不提她去了哪里，而我似乎本能就知道去酒吧找她，那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件怪异的事。话说回来，童年时期我认为正常的大多数事情现在回顾时完全一团糟。我在第一家酒吧——奥德赛酒吧就找到了她。
我没料到那地方如此空寂。我总是想象我母亲趾高气扬地加入一大群说着笑话，大笑着，跳着舞的潮男型女中，就像电视广告中的人那样。但是这个地方只有从廉价的扬声器里发出的拙劣刺耳的乡村音乐，高低不平的地板，充满懒散无能的平庸之辈。我立马看到了我母亲，她正跟酒店伙计聊天。起初，我搞不清她脸上的表情是愤怒还是忧虑。不过她狠命地抓起我，把我拽出了酒吧，这让我不再有疑问。我们脚步轻快地回到公寓，发现杰里米在看电影，他的手还放在毛巾上同一个地方。妈妈看见沾染了血的毛巾时，吓了一跳。
“你究竟干了什么！老天。瞧这一团乱！”她把毛巾从他头上拉下来，拎住他的胳膊把他抬离地面，拖进浴室，放进空浴盆。血让他漂亮的金黄色头发缠结在一起。她把染血的毛巾扔进水槽，然后去起居室擦洗鼻烟色地毯上的三个小血点。
“你得用我的好毛巾，”她喊道，“你不能就拿块破布。看地毯上的血。我们可能会失掉押金。你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吗？不，你从不思考。你把事情搞得他妈的一团糟，而我不得不来收拾残局。”
我走进浴室，部分为了摆脱我母亲，部分为了与杰里米待在一起，以免他受到惊吓。不过他没有害怕，他从没害怕过，或者说他感到恐惧，却从没表现出来。他看着我，在这世上的其他人看来，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但是我可以看出因为我的辜负隐藏在他眼中的那丝忧郁。不管我多么努力地想忘掉那个晚上，将它埋藏在心底的某个地方，让它消亡，杰里米看着我的那幅场景仍然不时在我的记忆中浮现。
如今杰里米十八岁了，能独自在公寓里待上几个小时，但几天则不行。那天晚上我把车驶入我母亲公寓的车道时，双城队与印第安人队在第三局一度僵持不下。我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门，发现杰里米在看《加勒比海盗》，他新近最喜欢的电影。有一瞬间他显得有些吃惊，接着他看向我们之间的地板。
“嘿，老弟，”我说，“你好吗？”
“你好，乔。”他说。
杰里米开始上中学时，当局给他指派了一位名叫海伦·博林格的助教。她了解自闭症，理解杰里米对于模式和程序的需求，对独处的喜好，对于触摸和被触摸的反感，以及不太能理解本能的需求和白纸黑字的指示之外的事情。那段时期，博林格太太竭力带杰里米走出黑暗，我母亲则鼓励他乖乖听话不多嘴，这一角力持续了七年，结果是博林格太太赢了。到中学毕业时，他能够勉强进行一场谈话，虽然在我们交谈时，他不太敢看着我。
“我还以为你在学校里。”杰里米说，完全用那种断续的节奏，似乎他把每一个词都小心地摆放在传送带上。
“我回来看你。”我说。
“哦，好的。”杰里米转过身继续看电影。
“妈妈给我打了电话，”我说，“她要开会，暂时不能回家。”
对杰里米说谎很容易，他那轻信的性格没办法理解欺骗。我不是存心骗他，那是我对他解释事情的方式，免去真相带来的复杂情况或者微妙细节。我母亲第一次被送进戒瘾所时，我撒谎说她在开会。过后，每次妈妈跑去某个印第安赌场或者在某个家伙的家里过夜时，我就告诉杰里米妈妈在开会。杰里米从没问起过这些会议，从没纳闷为什么有些会议持续几个小时，另一些则要好几天，从没为这些会议出现得如此突然感到诧异。
“这次是长会，”我说，“你得去跟我待几天。”
杰里米不再看电视，眼神在地板上游离，眉毛上方出现一道细细的皱纹。我能看出他在努力跟我进行眼神接触，这对他来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任务。“也许我能待在这里等妈妈。”他说。
“你不能待在这里，我明天要上课。我要带你去我的公寓。”
这不是他期待中的回答。我能看出来，因为他不再试图直视我，这表明他的焦虑在加剧。“也许你能待在这里，明天早上去上课。”
“我要去大学上课，大学离这里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没法待在这里，老弟。”我语气仍然平静却十分坚定。
“也许我可以独自待在这里。”
“你不能待在这里，杰里米。妈妈让我来接你。你可以待在我在大学的公寓里。”
杰里米开始在右手的指节上摩擦左手的大拇指。当周遭的世界令他感到困惑时，他就如此。“也许我能在这里等待。”
我在杰里米旁边坐了下来。“一定会很有趣的，”我说，“只有你和我。我会带上DVD播放机，你可以看任何想看的电影。你可以收拾一个包裹，里面全部装上电影DVD。”
杰里米笑了。
“但是妈妈会好几天回不来，我需要你去我的公寓。好吗？”
杰里米仔细想了一会儿，说：“也许我能带上《加勒比海盗》？”
“当然，”我说，“一定会很有趣。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次冒险。你扮演杰克·斯派洛船长，我扮演威尔·特纳，怎么样？”
杰里米抬头看着我，模仿起他最喜欢的杰克船长的一句话，“你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天，因为你们差点儿就抓住了杰克·斯派洛船长。”接着杰里米笑了起来，直到脸颊发红，我也笑了起来，每当杰里米开玩笑时，我总这样笑。我抓起几个垃圾袋，给杰里米一个来装DVD和衣服，并确保他收拾的东西足够持续一阵，以免妈妈不能获得保释。
我把车开出车道，边思量着我的工作和课程安排，努力寻找能让我照看杰里米的空隙。除此之外，另一些问题也在我脑中打转，让我有些走神。杰里米能在他不熟悉的世界——我的公寓里适应下来吗？我能从哪里找到时间和钱保释我母亲出狱？我他妈是怎么成为了这个破碎家庭的主心骨？
<h2>
二</h2>
开车回双城的路上，我注意到我弟弟眼底的焦虑来回涌动，在他思索发生的事情时，他的眉头和前额皱起又张开。我们渐行渐远，杰里米才对我们的冒险更为自在起来，最终他深深地呼了口气，放松下来，我曾看见狗们在警觉让步于睡眠的时刻，就是如此呼气。杰里米——这个睡在我们双层床下铺，十八年来合用我的房间，我的衣橱和梳妆台的男孩——又跟我在一起了。在一个月之前，我们不曾分开过一两天，直到我搬进大学，将他留给一个在混乱中扑腾的女人。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妈妈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前一秒还在起居室笑啊跳啊，后一秒就在厨房摔盘子——据我所知，这是典型的躁狂抑郁症表现。当然这一诊断从未得到官方认可，因为我母亲拒绝接受专业帮助。她掩耳盗铃般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如果她从没听到那些词语，真相就不存在。雪上加霜的是分量日益增多的廉价伏特加——一种减轻内在恐惧却增强外在疯狂的自我医疗形式——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母亲是什么样子。
她并非一直如此乖戾。早些年，我母亲的情绪波动是有限度的，不打扰到邻居和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我们甚至有过一些愉快的时光。我记得我们三个去自然科学博物馆、文艺复兴节和山谷游乐园。我记得我努力做两位数的乘法时，她辅导我做数学作业。我有时能看到我们之间的那堵墙在慢慢裂开，记得当时她跟我们一起笑，甚至喜爱我们。当我努力尝试时，我能记得在世界不与她为难时，一个慈爱而温和的母亲。
我的外祖父比尔去世的那天，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三口之家笼罩在焦躁之中，似乎他的死切断了维系我母亲稳定情绪的拴绳。他去世后，她不再克制自己，任凭她的情绪随意飘荡。她哭得更多，叫喊更多，一旦这世界让她不知所措，她就猛烈抨击。她似乎决意去寻找她生活的黑暗面，拥抱它们如同那是某种新标准。
打人是她更改的第一个规则。那是渐渐开始的，但是最后每当她的情绪如茶壶般开始沸腾，她就会给我一个耳光。等我年纪大些，对那些耳光不那么敏感后，她调整了目标，改为打我的耳朵。我讨厌她这么做。有时她会使用木勺或者金属丝蝇拍的把手等工具来达到目的。我上七年级时，有一次我不得不错过摔跤比赛，因为换上摔跤服后，我大腿上的鞭痕显而易见，她强迫我待在家里。很多年来，她没有让杰里米卷入我们的斗争，只选择将她所有的沮丧发泄在我身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他也失控起来，冲他吼叫诅咒。
然后，有一天她做得太过分了。
我十八岁，从高中毕业的那天，回到家发现我母亲醉得十分厉害，一脸怒容，用一只网球鞋敲打杰里米的头。我把她拽进她的卧室，把她扔在床上。她起身试图打我。我抓住她的手腕，猛地将她转过身，又把她扔回床上。她又尝试两次起来打我，每次都以趴在床垫上告终。最后一次尝试后，她停下来歇口气，后来昏倒了。第二天一早，她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像她不记得她的疯狂，好像我们的小家庭没有处在无可避免的崩溃边缘。我假装附和，但是我知道——我知道她已经到了有理由打杰里米的那一步。我还知道一旦我离开去上大学，事情会变得更糟。这些想法让我的胸口疼痛。正如我母亲酒醉昏迷后假装一切正常，我也将我的思绪埋在心底，掩盖起来。
不过那天晚上开车前往我的公寓的时候，生活还算不错。我们边开车，杰里米和我边听着双城队的比赛——至少我在听。杰里米听到了比赛，但是没法在很短的时间跟上。我跟他聊天，边开车边解释着比赛的情况，可他基本上没有回应。他做出反应，进入谈话时就仿佛刚从另一个房间进来。等我们开到35号州际公路，接近校园时，双城队把克利夫兰队打得落花流水，在第八局的下半场拿下四分，以六比四领先。每得一分我就大叫，杰里米模仿我大叫，因我的兴奋而笑。
我们到达后，我领着杰里米登上台阶来到我在二楼的公寓，手上拿着他的垃圾袋。我们迅速进入门内，打开电视刚好看到双城队扔出最后一球赢得比赛。我抬起手与杰里米击掌，但他缓缓地转了一个圈，看了看我狭小的公寓。厨房和起居室在同一个空间的两边；卧室只是比里面的那张单人床大一点，没有浴室，至少在这四面墙内没有。我看着杰里米审视着这间公寓，他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扫视同一个地方，似乎再看一眼就会看到一个隐藏的浴室门。
“也许我需要去一下浴室。”杰里米说。
“来吧，”我说着，对杰里米示意，“我指给你看。”
我的浴室在我的前门对面。这栋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老房子原本是给世纪之交以超出婴儿死亡率的步伐生孩子的大家庭住的。20世纪70年代它被分隔成一楼的一套三居室公寓和二楼的两个单间公寓，二楼上面只有另一间公寓够大，有自己的浴室。因此在陡直、狭窄的楼梯上面，右手边是我的公寓，左手边是我的浴室，直走是二楼的另外一间公寓。
我从垃圾袋里掏出杰里米的牙刷和添加了味道的牙膏，穿过走廊去浴室，杰里米谨慎地保持距离跟在后面。“这是浴室，”我说，“如果你要进去，锁上门就好。”我给他示范怎么关上门锁。
他没有走进去，而是从相对安全的走廊仔细观察它。“也许我们应该回家。”他说。
“不行，老弟。妈妈在开会，记得吗？”
“也许她现在在家。”
“她现在不在家。她好几天都不会在家。”
“也许我们应该给她打个电话，看看她在不在家。”杰里米又在指节上摩擦起大拇指。我能看出由于焦虑，他有一丝战栗。我想把手放在他的肩头让他平静下来，但那只会加剧他的紧张。杰里米的自闭症就是如此。
杰里米朝楼梯走去，思忖着楼梯陡峭的斜度，大拇指更用力地在手背上按压，像面团一般揉捏着指节。我走过去拦住杰里米。他比我高两英寸，重整整二十磅[2]。在他快满十四岁时，他在身高、体重和外貌上都超过了我。他的金发卷曲在有一个旋涡的脑袋旁边，而我暗淡的金发像稻草一样竖起，如果我不拿发胶将它弄服帖的话；他的下颌方正，末端有孩子气的酒窝，而我的下巴毫无特色。他笑时，眼睛闪出海洋蓝的光彩，而我的眼睛则是淡咖啡的浅褐色。尽管在外观上，他每一点都比我强，但他仍然是我的弟弟，容易受我的影响。我站在他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缓解他的情绪，试图将他的注意力从楼梯转回到我的公寓上。
我身后，在楼梯底端，我听见前厅的门打开又合上了，接着是女性有节奏的脚步声。我听出了她的脚步声，过去的这一个月，我每天听到她从我门前经过的声音。我只知道她叫L.纳什，这是贴在她信箱那条胶带上的名字。她身高五英尺两英寸，一头黑色短发在脸际飘拂，如同水花在石头上起舞。她有一双黑眼睛，短鼻子，喜欢独来独往，似乎拒人千里之外。她和我在走廊和楼梯上擦身而过多次。每当我试图与她交谈时，她礼貌地笑笑，得体地回应，但从不停步——总是尽量不显得无礼地忽视我的干扰。
她停在楼梯中央看着我拉住杰里米的手臂，力图不让他离开。杰里米看见了L.纳什，不再动了，两眼垂下看向地板。我退到一边让她过去，她经过时楼梯的墙壁挤压在一起，她身上沐浴露和爽身粉的香味冲击着我的鼻子。
“嗨！”我说。
“嗨！”她回应道，冲我们的方向竖起眉毛，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到她的公寓门口。我想再说点什么，于是我把最先跳入脑中的愚蠢想法说了出来。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我说，“我们是兄弟。”
“哦，”她说着用钥匙开门，“我相信这句话对杰夫瑞·达莫[3]也是适用的。”她走进她的公寓，关上了门。
她的讽刺让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想要说出一句俏皮话来反驳，但是我的头脑像生锈的螺栓一样卡住了。杰里米并没有像我一样注视L.纳什。他静静地站在楼梯顶端，不再在指节上摩擦他的拇指。他的紧急状态过去了，眼中的倔强被疲惫取代。早就过了他平常的就寝时间，我领他去浴室刷了牙，然后回到卧室，我把我的旧电视机搬进去，这样他可以连上DVD播放器看电影。接着我抓了条毯子，去沙发上躺了下来。
我能听见杰里米在看电影，熟悉的对话和音乐催他入眠，缓解他在这个新环境下的不安全感。他并没有受楼梯顶端的戏剧性事件的影响，我不得不钦佩杰里米的适应力。即使是惯常程序中的一些小变动，比如新的牙刷或错误的早餐麦片，都会扰乱他的生活。但他现在在这里，在一个他以前从没见过的公寓，一个只有他称作家的那个地方一半大的公寓，一个连自己的浴室都没有的公寓，头一回在一张没有上铺的床上睡着了。
晚间早些时候我关掉了手机，以免接到来自我母亲无休无止的电话，现在我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打开，查看我错过的电话。有二十一个电话来自区号是507的一个号码，无疑是我母亲从戒瘾中心打来的。我完全能听到她冲我喊叫的声音，因为我关掉了手机，把她留在戒瘾中心和监狱——尽管这个决定跟我无关。
前面的九条语音信息来自我母亲。
“乔伊，我没法相信你竟然会如此对待你的母亲——”（删除）
“乔伊，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竟会得到这种待遇——”（删除）
“好吧，现在我知道我不能指望你——”（删除）
“我知道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母亲——”（删除）
“乔伊，如果你不接电话，我就——”（删除）
“你不爱我——”（删除）
“对不起，乔伊，我真希望我已经死了，也许那时——”（删除）
“你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学——”（删除）
“他妈的接电话——”（删除）
“乔，我是希尔维尤庄园的玛丽·洛格伦。我打电话来告诉你我跟艾弗森先生谈过你的作业了……他同意和你会面讨论讨论。他让我说明他不是同意开始这个作业，请听清楚。他要先跟你见一面。你可以明天打电话给珍妮特看看什么时间适合过来。我们不想在客人们的用餐时间打扰他们。先给珍妮特打个电话。再见。”
我关上手机，闭上眼睛，脸上浮起一丝微笑，我马上要采访一个残忍的凶手，一个不经考虑就结束一个年轻女孩生命的人，一个在明尼苏达地狱般可怕的监狱里熬了三十多年的罪犯，这真是一种莫名的讽刺，不过我并不怕那场谈话，就像我不害怕再次见到我母亲。但我仍然感到脊背发凉，那是一个我认为对我有益的人，一个我希望能给我的英文课带来好分数的人。风帆张满，我或许能不再拖延开始这项作业。我倚在沙发上的那一刻，从没想过这样一阵风也许会是毁灭性的。那天晚上我最终入睡时，确实舒舒服服地裹在毯子里，相信我与卡尔·艾弗森的会面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们的会面会让我的生活更好更容易。事后想来，我真是太天真了。
<h2>
三</h2>
卡尔·艾弗森被捕时没有穿鞋。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找到了一张他的照片，光着脚，被押着穿过一个被烧毁的工具棚的废墟，前往等待在一旁的警车。他的双手被铐在背后，双肩前倾，一个便衣警察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一个穿制服的警官抓住另一只胳膊。艾弗森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他鬈曲的黑发被挤压在脑侧，似乎警察刚把他从床上拖出来。
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威尔逊图书馆深处一个玻璃墙的档案室找到了这张照片，那里存有大量拍摄在缩微胶卷上的报纸，有些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时代。在图书馆的其他地方，架子上放满了英雄人物和名人的书籍，这里则不同，档案室里存放的文章，是由耳朵后面插着铅笔、胃里有溃疡的人写出来的，那是有关平凡老百姓——那些沉默寡言的人的文章。他们从来不会想到他们的故事会留存好几十年，甚至好几个世纪，来让我这样一个人阅读。档案室有一种神龛的感觉，成千上万的灵魂被收在缩微胶卷上，就像小罐子里的焚香，等着某个人来释放它们的香气与魂魄，再次被感知、品味和吸入，哪怕只是一瞬间。
一开始我在网上搜寻卡尔·艾弗森的名字，我点了成千上万条，只有一个网站有来自某份法律文件的一段摘录，提到了有关他的案子的一个上诉法庭判决。其中所有的法律术语我都不太明白，但它给出了谋杀发生的时间：1980年10月29日。它还给出了被害女孩的姓名首字母：C.M.H。这就足够让我在报纸上找到相关报道了。
我快速地从一项工作转换到另一项工作，因为我弟弟突然出现在我生活中而不得不高效，与此同时我因为生活中多了一个球要抛接而实在有些手足无措。我想起了杰里米，不知道他在我的公寓适应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母亲的保释听证会是否会在星期五之前举行。星期五我得去莫莉酒吧工作，我不想自己去工作而将杰里米一人留下。我需要在周末前把他弄回奥斯丁。如果我再次旷工，莫莉很可能会把我开掉。
那天早上我在去学校之前叫醒了杰里米，给他倒了些麦片，把电视机放回起居室，再次示范教他如何使用遥控器。杰里米十八岁了，他并不是不会自己倒麦片。只是处在我的公寓这个陌生的环境，可能让他迷惑。他情愿饿着，也不愿意打开一个不熟悉的柜门寻找食物。我本来考虑逃课，但因为此前的拖延，我已经浪费了太多完成这项作业的时间。我摆出杰里米喜欢的一些DVD，告诉他几个小时后我就回来。我希望他单独待上一段时间而不出问题，但是每过一分钟，我的担忧就越来越重。
我在那堆缩微胶卷里找到了1980年10月29日的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卷盘，把它放进阅读器，反复察看第一版，没有看到相关报道。我翻到后面的版面，还是没有看到有地方提到一桩凶杀案，反正没有涉及一个十四岁女孩或者首字母是C.M.H的。我读完了整张报纸，一无所获。我靠在椅子上，用手梳理头发，琢磨着法庭判决上的日期兴许是错的。这时我明白了。要到第二天才会有相关报道。我向前转动卷盘到第二天的报纸。1980年10月30日的头条新闻是有关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的一份和平条约，用了半版的篇幅。在那下面我找到了我期待中的报道，一个女孩在明尼阿波利斯东北部被杀并被焚尸的故事。这篇文章在一张大火的照片旁边做了补充报道。这张照片显示消防员们在给一个单车车库大小的工具棚喷水。火焰喷出到离屋顶整整15英寸高的地方，这表明摄影者在拍这张照片时，消防员们刚刚开始灭火工作。文章中写道：
在皮尔斯街大火中发现人体残骸
昨天，在明尼阿波利斯东北部的温顿公园小区一个被烧毁的工具棚的废墟中，发现了烧焦的人体残骸，警方正在调查。消防员们于下午4点18分接到在东北部皮尔斯街1900街区发生火灾的报告，他们到达时发现那间工具棚已经被大火吞没。警察将附近房屋的居民疏散，只留下消防员。消防局长约翰·弗里斯汇报说侦查员们搜查废墟时在瓦砾中间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这具尸体的身份尚未得到确认。警方没有排除谋杀的可能。
后面还有好几段不重要的细节描述，有关估计损失的情况和邻居们的反应。
我将这页印了一份，然后把线轴转到第三天的报纸的缩微胶卷。在一篇后续报道中，警方确认了前一天找到的尸体是十四岁的克丽斯特尔·玛丽·哈根。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警方怀疑起火时她已经死亡。被烧毁的工具棚就在克丽斯特尔生前与母亲丹妮尔·哈根和继父道格拉斯·洛克伍德，以及同父异母的哥哥丹·洛克伍德同住的房子隔壁。克丽斯特尔的母亲丹妮尔告诉记者们就在一具尸体在工具棚被发现的消息传开后不久，他们就注意到克丽斯特尔失踪了。依据牙齿信息记录，克丽斯特尔被确认为死者。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指出三十二岁的卡尔·艾弗森被拘禁进行问询。艾弗森住在克丽斯特尔·哈根隔壁，发现哈根尸体的工具棚就属于他。
在这篇文章旁边我看到了那张两个警察逮捕赤足的卡尔·艾弗森的照片。我用缩微胶卷阅读器上的旋钮放大了这张照片。两个警察身着大衣，戴着手套，而艾弗森却身着T恤和牛仔裤。穿制服的军官看着摄影师后面的某个地方。从他眼中的悲伤可以看出，他或许在看向克丽斯特尔·哈根的家人，因为他们注视着那个杀死并烧毁他们女儿的禽兽被逮捕。那位便衣警察嘴巴张着，下巴有些歪，似乎他在说着什么，也许是在冲艾弗森喊话。
照片中的这三个男人，只有卡尔·艾弗森看着镜头。我说不好我想在他脸上看到什么表情。杀人后你是怎么撑下去的？你还能大摇大摆地经过烧毁她尸体的炭黑工具棚？难道你戴着若无其事的面具经过废墟，就如同你去拐角处的商店买些牛奶？或者你因为恐惧而发疯，知道你要被抓，知道你就要吸进最后一点自由的空气然后此生永远在一个牢笼里度过？当我对准卡尔·艾弗森的脸，对准他看着摄影师的眼睛，我没有看到得意，没有虚假的平静，没有恐惧。我看到的是困惑。
<h2>
四</h2>
老旧的公寓楼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气味。我小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气味对来拜访我母亲的人的影响，就在一刹那，如同腐烂的气味击中了他们的脸，他们的鼻子抽动，眼皮发抖，嘴巴嗫嚅。我小的时候，以为所有房子闻起来都是那种霉味。不是蜡烛或是刚出炉的面包的香味，而是肮脏的运动鞋和未洗的盘子的味道。等到我上初中，每当有人来到门口，我总是尴尬地扭头看向别处。我发誓等我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公寓，我要一栋闻起来有旧木头味道的，而不是老猫味道的。
结果，就我的预算来说，这并不容易。我居住的这栋三层楼公寓有一间古老的地窖，它透过地板吸入潮气，让整个建筑充满由湿土和腐烂木材的气味混合而成的刺鼻味儿。这股强烈味道很快进入我们共用的前门，那里我们的信箱用螺栓固定在墙上。不出门厅，向右上楼梯通向我的公寓，左边的一扇门通往一楼的公寓，那里住着一户希腊人，科斯塔一家。有时浓郁的调味香料渗出那扇门，与地窖的恶臭相混，冲击我们的感官。
我尽可能保持公寓的整洁，每周用吸尘器清扫，饭后便洗刷餐具。我来这里时间并不长，就已经除过一次灰尘。无论如何我算不上一个爱干净的人。我只是不愿意任由我的公寓保持它本来的混乱状况。我甚至把空气清香剂接入了电插孔，每天喷出苹果和肉桂的香气流迎接我回家。但是那天我走进门时，吸引我注意力的不是让人愉快的人工空气清香剂，而是杰里米坐在我沙发上，旁边是那个我只知道她叫L.纳什的女人，他们在咯咯傻笑。
“那就是你所谓的讽刺。”L.纳什说。
“那就是你所谓的讽刺。”杰里米重复道，跟L.纳什再次大笑起来。我记起这句台词来自《加勒比海盗》电影。这是另一句杰里米喜欢的台词。他们正在一起看这部电影。跟通常一样，杰里米坐在沙发中间，直对着前面的电视，他的脚平放在地板上，背笔直地靠在沙发上，手攥成拳头放在腿上，有需要时他可以摆弄它们。
L.纳什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她双腿交叉，穿着牛仔裤和一件蓝色毛衣。跟杰里米一起笑时，她黑色的眼睛扑闪扑闪。我以前从没见她笑过，至少我们在过道相遇时，她顶多嘴角匆匆上扬一下。然而现在她的笑容让她变了样，仿佛她长高了，改变了头发的颜色或类似的什么。她的两颊现出了酒窝；在她一口白牙的衬托下，她的嘴唇似乎更红更软。该死的，她太可爱了。
杰里米和L.纳什看着我，如同我是闯入睡衣派对的家长。“你好？”我说道，我的语气显露出我的困惑。我想说的其实是“杰里米，你究竟是怎么让L.纳什进入我的公寓，坐在我的沙发上的？”
L.纳什肯定看到了我脸上的困惑表情，因为她给出了解释。“杰里米看电视遇到了点困难，”她说，“于是我过来帮忙。”
“看电视遇到了困难？”我问。
“也许电视不能正常播放。”杰里米说，他的脸又回复到他平常的面无表情。
“杰里米按错了键。”L.纳什说，“他错误地按了输入按钮。”
“也许我按错了按钮。”杰里米说。
“对不起，老弟。”我说。我自己也犯过好几次这种错误，无意中开启了从DVD到VCR的内输入，造成电视突然出现一片白色屏幕，发出静电噪音，这对于杰里米来说无异于灾难。“那么他是怎么……我是说谁……”
“也许莱拉弄好了。”杰里米说。
“莱拉。”我说，让这个名字在我舌尖停留了一会儿，这就是L所代表的意思，“我是乔，显然你已经见过我的弟弟杰里米。”
“是的，”莱拉说，“杰里米和我已经是好朋友了。”
杰里米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电影上，对莱拉的在意不会比对他身后的墙更多。我像个傻瓜一样——通常有女性在场时这种情形更为恶化——觉得我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将莱拉从杰里米身边解救过来，引她在成人桌边就座，用我的风趣和魅力打动她，并且使她倾心。起码，那是我的计划。
“你对我不是一个连环杀手感到奇怪吗？”我说。
“连环杀手？”莱拉疑惑地看着我。
“昨晚……你，呃……说我是杰夫瑞·达莫。”
“哦……我忘了。”她微微一笑，我连忙寻找新的话题，没顾得上幽默应对。“你不修电视机时都干些什么？”
“我是一名大学生。”她一字一顿地从嘴里吐出这句话。她十分明了我知道她是一个学生。我们手上拿着课本在楼梯上相遇过多次。没错，这和我的开场白一样差劲，我却将之视为进展，因为我们在进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谈话。我经常算好自己进出这栋公寓的时间，就为了与她的时间一致——至少碰面时不显得太巧合——而我无法让她跟我说话，如同我无法将阳光与阴影混合。但如今我们在进行一场谈话，一切只因为杰里米按错了按钮。
“谢谢你帮他的忙。”我说，“十分感激。”
“大家是邻居嘛，不用客气。”她说着站起身来。
她要走了，我不想她离开。“让我表达一下我的感谢，”我说，“也许我能请你出去吃个饭或者类似什么的。”我的话一出口就重重地落到了地上。
莱拉把一只手蜷进另一只手里，耸了耸肩，说：“不必了。”她的友善退去，像一个玩具没有电池，她的眼神不再轻灵，酒窝没有了，似乎我的话给她蒙上了阴影。“我要走了。”她说。
“你不能走。”
她朝门走去。
“我是说你不应该走。”我说，听起来比我本意更渴求，“职责要求我必须报答你。”我朝门走去，有点堵住她的路，“至少你应该留下来吃午餐。”
“我得去上课。”她说着绕过我，她的肩膀轻微碰触到我的胳膊。接着她在门边停住了，起码我认为她停住了。也许她在重新考虑我的邀请。也许她在寻我开心。又或许——很有可能——我的想象欺骗了我，她根本没有停下来。我，当然，宁可更鲁莽一点，继续向前推进。
“起码让我送你回家。”我说。
“只有八步远。”
“差不多十步。”我说，跟随她进入走廊，关上身后的门。我弱智的打趣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于是我改变了战术，打起真诚牌。“对于你为杰里米做的事情，我深表感激，”我说，“他有一点……我说不好，孩子气。你看他有……”
“自闭症？”她说，“是的，我知道。我一位表亲也有自闭症，他跟杰里米很像。”莱拉靠在她的门上，转动把手。
“今晚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我说，不再含糊其词，“只是表达一下谢意。我打算做意大利面条。”
她走进她的公寓，回过头来看着我，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听着乔，”她说，“你看起来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我寻求的不是一顿晚饭。现在不是。我现在什么也不要。我只想——”
“不，不，我明白。”我打断了她，“我觉得我得问一问，不是为我，而是为杰里米，”我说谎道，“离开家他还不太适应，他似乎喜欢你。”
“真的？”莱拉笑了，“你这样出卖你弟弟，就为了给我做一顿饭？”
“大家是邻居嘛。”我回笑道。
她开始关门，但是犹豫了一下，似乎她在脑中将这个念头转了好几次。“好的，”她说，“一顿晚饭，全是为了杰里米。”
<h2>
五</h2>
这次我走进前门时，珍妮特，希尔维尤庄园的接待员冲我微笑，还好我提前打电话了解了艾弗森先生的用餐和午睡时间。她告诉我两点左右来，我准时来了，进门时还有点期待那浓烈的曼秀雷敦气味。那个戴着怪样假发的老妇人仍然坐在入口远远望着外面，我走过她身边时她根本没有留意我。离开我的公寓前，我把杰里米安顿在沙发上，放起他的电影，再一次教他按遥控器上的按钮，告诉他哪些按钮能按，而哪些是不能按的。如果一切顺利——艾弗森先生也同意做我的采访对象——我会刚好有足够的时间获得作业相关的一些背景知识。
“你好，乔。”珍妮特站起身，从接待处后面走了出来。
“我来的时间合适吗？”我问道。
“还好。艾弗森先生昨天晚上不太好。胰腺癌是很可怕的疾病。”
“那他可以……”
“他现在情况还好。也许有一点累。他腹部有时疼得厉害，我们不得不给他服用镇静剂，让他休息几个小时。”
“他在接受放射疗法，化疗，或者类似的什么吗？”
“我猜他可以进行这些疗法，但现在这个关头也没什么用。化疗能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延长不可避免的痛苦。他说他不需要。他这么说情有可原。”
珍妮特和我一同走向客厅，指向坐在轮椅里的一个男人，他独自坐在大楼后面的一扇大窗子前面。“他每天坐在那里凝视那扇窗，天知道在看什么，那里什么也没有。他就坐在那里。洛格伦太太认为他被辽远通透的景色迷住了。”
我原本有点期待卡尔·艾弗森是个很危险、需要用皮带困在轮椅上的怪兽，或者有一双能做大恶事的疯子具有的冰冷锐利的眼睛，或者像一个声名狼藉的恶棍那样会给人很强的压迫感，但全然不是这样。卡尔·艾弗森应该六十多岁，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然而看到他时，我感觉珍妮特搞错了，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人那里。几束稀薄的白色长发在他头顶摆动。脸上瘦骨嶙峋，纤薄的皮肤因为黄疸而显得发黄，脖子干瘦起皱，我确信我一只手就能环绕住它。有一道大疤痕横穿他的劲动脉和惨白的前臂，由于缺乏肌肉和脂肪，骨头上肌腱突起。我甚至觉得抬起他的手臂，就像一个孩子拿起一片叶子对着阳光，可以看到里面的每一根静脉和毛细管。假若我事先不知情，我会猜他将近八十岁。
“癌症晚期，”珍妮特说，“十分糟糕。我们试图让他舒服点，但我们能做的有限。他可以服用吗啡，但他拒绝了，说他情愿忍受痛苦，以便能够清醒地思考。”
“他还有多长时间？”
“如果他能撑到圣诞节，就是奇迹了，”她说，“有时我为他感到难过，这时我就会想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了些什么。我想起他杀死的那个女孩和她错过的一切：男朋友，恋爱，结婚和组建一个家庭。如果他没有杀死她，她的孩子应该跟你一般大了。每当我为他感到难过时，我就想到这些事情。”
电话响了，把珍妮特拉回接待处。我等了一两分钟，希望她能回来，为我做介绍。她没有回来，我谨慎地走近谋杀犯卡尔·艾弗森的病弱的身体。
“艾弗森先生？”我说。
“嗯？”他本来在看窗外枯萎的短叶松树干上的一只蹦蹦跳跳的五子雀，这时收回了注意力。
“我是乔·塔尔伯特，”我说，“我想洛格伦跟你说过我要来。”
“啊，我的客人……来了。”卡尔低声说，中途停下来喘了口气。他朝旁边的一把扶手椅点了点头。我坐了下来。“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学者。”
“不是，”我说，“不是学者，只是个学生。”
“洛格伦告诉我……”他紧闭上双眼，让一阵疼痛过去，“她告诉我……你想写下我的故事。”
“我要为我的英语课写一篇传记。”
“那么，”他说着扬起眉毛，朝我倾身，他的表情十分严肃，“最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找我？我怎么会有……这个荣幸？”
“我觉得你的故事引人入胜。”我说出了闪进我脑海里的第一个词，这个回答并不真诚。
“引人入胜？何以见得？”
“人们不是每天都可以遇见一个……”我停了下来，寻找礼貌的措辞来结束这个句子：杀人犯，强奸孩子的罪犯？那么说太难听了，“一个进过监狱的人。”我说。
“用不着遮遮掩掩，乔。”他小心地慢慢说道，以免要停下来喘气。
“先生？”
“你并不是因为我进过监狱而对我感兴趣。你对我感兴趣是因为哈根的凶杀案。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你可以直说。这对于你拿到好分数有帮助，对吗？”
“我确实那么想过，”我说，“那种事情……杀人，我是说，呃，不是每天能遇见的事情。”
“也许比你认为的要更频繁，”他说，“在这栋楼里就有十到十五个人杀过人。”
“你觉得这栋楼里还有十个谋杀犯？”
“你指的是杀人还是谋杀？”
“有区别吗？”
艾弗森看着窗外，似乎在思考这个问题，但与其说是在寻找答案，不如说在考虑是否要告诉我。我注视着他下巴上的微小肌肉绷紧了好几次，之后他才回答。“没错，”他说，“有区别。两件事我都做过，我杀过人……我也谋杀过人。”
“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希望太阳升起和希望太阳不再升起。”
“我不明白，”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你当然不明白，”他说，“你怎么能明白？你只是个孩子，一个挥霍老爸的钱买啤酒追女孩的大学生，尽量保持不挂科，这样就可以再混几年。或许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关注的莫过于星期六之前是否有一场约会。”
这个瘦削老人的抨击让我毫无防备，坦率说，让我非常气愤。我想起待在我公寓里的杰里米，按下电视遥控器就能让他远离困境。我想起在监狱里的母亲，前一秒请求我的帮助，后一秒就诅咒我的出生。我想起我为是否能负担起大学学费而惴惴不安……我想将这个毫无生气动辄对人评头论足的鸟人从轮椅里扔出去。我感觉胸口气焰翻腾，但我深吸了口气，这是每次我因为杰里米感到沮丧时都学着去做的事情，我不去追究。
“你对我一无所知，”我说，“你不知道我去过哪里，我要做些什么。你不知道我来这里经历了些什么狗屎事。你是否要告诉我你的故事取决于你自己。那是你的权利。但是不要擅自评判我。”我努力克制住起身走出去的冲动，抓住椅子的扶手让自己仍然坐在座位上。
艾弗森低头扫了眼我紧抓住扶手的发白指节，接着注视我的眼睛。他的脸上浮过一丝微笑，比一片雪花还微妙，他点点头表示赞许。“很好。”他说。
“什么很好？”
“你了解在知道一个人的全部故事之前就下结论是多么错误的事情。”
我明白了他想要我接受的教训，但我过于生气而没有回应。
他继续说道：“我本来可以把我的故事告诉很多人。在监狱里我收到过不少来信，写信的人想要把我的人生转化成他们可以从中牟利的东西。我从没有回应，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一百个人相同的信息，他们则会写出一百个不同的故事。因而如果我要告诉你我的故事，如果我要把真相一五一十全告诉你，我需要知道你是谁，知道你不仅是为了轻松拿个分数的小混混，知道你会对我开诚布公，会公正地讲述我的故事。”
“你要明白，”我说，“这只是一份家庭作业。除了我的老师，没人会读它。”
“你知道一个月里有多少小时吗？”卡尔没头没脑地问道。
“我相信我算得出来。”
“11月有720个小时。10月和12月各744小时。”
“好的。”我说，希望他能解释他的离题。
“你瞧，乔，你能用小时来清点我的生命。如果我要从中拿出一些时间用在你身上，我需要知道你值得我花费时间。”
我倒没想过这一点。珍妮特认为卡尔会在圣诞节前过世。九月还剩下一个星期，卡尔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活。我在脑中粗略算了下，弄明白了。如果珍妮特说的没错，那么卡尔·艾弗森还剩下不到三千小时的生命。“你这么说有道理。”我说。
“我要说的是：我会坦诚地对待你。我会回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我会像俗话说的是一本打开的书，但我需要知道你不会浪费我有限的时间。你也必须坦诚地对待我。这是我唯一的要求。你做得到吗？”
我想了一会儿，“你会完全坦诚？所有事情毫无保留？”
“完全坦诚。”卡尔伸出手来与我握手，表示达成协议，我握住了他的手。我能感觉得到卡尔手上的骨头在他纤薄的皮肤下面咯吱作响，似乎我握住了一袋大理石。“那么，”卡尔问道，“你为什么不写写你母亲或父亲的故事？”
“这么说吧，我母亲不靠谱。”
卡尔盯着我，等待着我说下去。“坦诚，记得吗？”他说。
“好的，咳！现在我母亲在奥斯丁的一个戒瘾中心。她明天会出来，然后她会待在监狱直到她由于醉驾指控在法庭上露面。”
“呃，听起来她有故事。”
“我不会讲述她的故事。”我说。
艾弗森点头，表示理解，“你爸爸呢？”
“从没见过他。”
“外祖父外婆？”
“我妈妈还未成年时，我外婆就过世了。我十一岁时，我外祖父过世了。”
“他怎么死的？”卡尔想都没想就问出这个问题，就如同人很自然地打哈欠，但他碰触到了我最深的伤口。他开启了一场我拒绝进行的谈话，即使和我自己都不行。
“我们要谈的不是我的事，”我说，语气中的尖刻在艾弗森和我之间形成一道裂痕，“我们要谈的也不是我外祖父的事，我们要谈的是你的事。我来这里是为了写出你的故事。记得吗？”
卡尔向后靠在轮椅上，打量着我，我尽量让脸上没有表情。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眼神中的愧疚或者我紧绷的下巴显示出来的愤怒。“好的，”他说，“我无意触动你的痛处。”
“没有痛处，”我说，“你没有触及任何痛处。”我试图表现出我的反应只不过是出于些微的不耐烦。接着我向他抛出一个问题来改变话题，“好啦，艾弗森先生，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说吧。”
“你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为什么你会同意花时间跟我交谈？”
卡尔在轮椅中挪动了一下，坐得更舒服些，凝望着窗外街对面堆放在公寓阳台上的干毛巾和烤肉架。我能看出他的食指敲击着轮椅扶手。这让我想起杰里米焦躁时就敲击他的指节。“乔，”最后他说，“你知道什么是临终宣言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猜了猜，“由一个临终之人所做出的宣言。”
“这是一个法律术语，”他说，“如果一个人说出杀害他的凶手的名字然后死去，这被视作可靠的证据，因为人们相信——认为——一个将死之人不会说谎。没有一种罪孽比不能被纠正的罪孽，比你永远没有机会悔过的罪孽更重。因此……与你的这场谈话……是我的临终宣言。我并不在意是否有人读你写的东西，我连你是否写下来都不在意。”卡尔噘起嘴角，目光越过眼前的风景向远处搜寻，他的嗓音有些打战，“我得把这些话说出来。我得告诉他人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我得告诉他人我那时到底做了些什么。”
<h2>
六</h2>
青春期的某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既不算帅也不算丑。我落入组成照片背景的芸芸众生的那片广阔海洋。我是备胎，在一个女孩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约会的男孩已经邀请了另一个女孩后，她才会同意与我一起参加同学会活动。对此我没有意见。事实上，我认为帅气的外表用在我身上会是一种浪费。别误会，我在高中也约会过，但是我跟别人交往从没超过几个月——除了菲莉斯。
菲莉斯是我第一个女朋友。她有一头披散的棕色鬈发，就像海葵的触角。在我们第一次接吻之前，我一直认为她有点古怪。在那之后她的头发更加前卫，让我震惊。我们是高一新生，遵循着青少年恋爱的老路，试探着界限，躲在角落后面偷吻，在自助餐厅的餐桌下面拉手，所有事情对我来说都非常刺激。然后有一天，她坚持让我将她介绍给我母亲。
“难道你觉得我丢脸？”菲莉斯问道，“难道我只是你随便玩玩的对象？”虽然几经努力，我还是没法让她相信我是出于一片诚心，除非我带她去我家做正式介绍。如今回想起来，我应该干脆地跟她分手，让她认为我就是一个浑蛋。
那天我告诉我母亲放学后我要带菲莉斯过来。早上我一再讲起这次拜访，希望让我母亲明白她需要在那天的那一个小时展现出最好的一面。她只需要保持热情、清醒、正常，一个小时。有时我要求得太多了。
我们走上屋前的便道时，我能闻到厨房里烧焦的食物的味道，或者说食物残渣的味道。从学校到我家的这整段路，菲莉斯一直在笑，我们走得更近，她紧张得把手指交叉在一起。我在前门停了一下，听见我母亲在冲一个叫凯文的人吼叫。我不认识什么凯文。
“他妈的，凯文，我现在不能付你钱。”我能听见她说话含糊不清。
“好极了，”一个男人嚷嚷道，“我竭尽全力帮你的忙，我需要钱时你却戏弄我。”
“你没能保住工作不是我的错，”妈妈喊道，“不要怪到我头上来。”
“是的，但是我没拿到钱是你的错，”他说，“我不像你，有一个白痴孩子可以用来付账单。你欠我一百美元。我知道因为那孩子你领取了救济。快拿出来付给我。”
“操你妈！你这个烂人。滚出我家。”
“我的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