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拿到你他妈的钱的。现在滚出去。”
“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滚。我孩子要带个小讨厌鬼回来了，我要准备准备。”
“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在我打电话告诉警察你再次无证驾驶之前赶快滚。”
“你这个贱人。”
凯文从后门出来，把门砰地关上，与此同时厨房里烧焦的食物让烟雾报警器发出尖叫。我看向菲莉斯，发现她抱住头，尽管已经太迟而没法将这段必将成为未来心理治疗焦点的经历阻隔在外。我想道歉，解释，或者更好的，消失，从走廊木板间的缝隙钻进去。不过我扶她转过身，陪她走到角落里，最后一次向她道别。第二天在学校，在过道上她有意避开我，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反正我也会避开她。那之后，我跟任何一个女孩的交往都没有超过两个月。我不能忍受带另一个女孩回家见我母亲的羞辱。
在我为与莱拉的晚餐做着面条时，我想起了菲莉斯。生平第一次，我会带一个女孩回家，而不用担心在门口迎接我的是什么。不过话说回来，我不是带一个女孩回家。这不是一次约会，虽然我花了很长时间准备，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用了除臭剂，喷了古龙香水，挑选出既说“看看我”又说“我不在意”的衣服。我甚至还让杰里米在对面的浴室洗了个澡。就为了一个对我不理不睬的女孩，我以一个中后卫球员的力量做了这么多努力。不过该死的，她的确可爱得很。
七点钟时，莱拉到了，还是穿着早上她去上课时穿的牛仔裤和毛衣。她跟我打了招呼，扫视了一下厨房，看见水已经沸腾，接着去找杰里米，他坐在沙发上。
“今晚看什么电影，帅哥？”她说。
杰里米有些脸红。“也许是《加勒比海盗》。”他说。
“真棒。”她笑了，“我喜欢这部电影。”杰里米尽可能地傻笑，拿遥控器对着电视机，莱拉按下按钮，电影开始播放。
看着杰里米和莱拉坐在我的沙发上，我涌起一股奇怪的嫉妒感，不过这正是我要求的。我用杰里米说服莱拉来我家，她过来看他，不是看我。我转过身去做意大利面条，不时瞥一眼莱拉，她的目光在电视和咖啡桌上我的一堆作业文件之间来回。
“你在研究萨尔瓦多内战？”她问道。
“萨尔瓦多内战？”我说着回过头。她在阅读我从图书馆复印来的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写的是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
“哦，那个，”我说，“不是的。看它下面的那一栏。”
“关于那个女孩的文章？”她说。
“对，我正在采访杀害她的人。”
她静静地阅读我从图书馆复印来的每篇文章。看到有关克丽斯特尔·哈根死亡的更多恐怖细节描述后，我注意到她的脸抽搐了一下。我边搅拌着意大利面，边耐心等待着她的反应。接着她说：“你在开玩笑，对吧？”
“什么？”
她再次翻阅那些文章，“你在采访这个变态？”
“有什么问题？”我问道。
“完全不对头，”莱拉说，“我很惊奇他妈的监狱是怎么管教人的。我知道一个女孩跟一个入狱的讨厌鬼订了婚，她发誓说他是无辜的——蒙受了不白之冤，等了他两年直到他得到释放。六个月后他因为殴打她而再次回到了监狱。”
“卡尔不在监狱。”我说着窘迫地耸了耸肩。
“他不在监狱？他对那个女孩做了那些后怎么能不在监狱？”
“他得了癌症快死了，在一家养老院。他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我说。
“你采访他是因为……”
“我在写他的传记。”
“你在写他的故事？”她有些谴责地说道。
“这是我的英语课作业。”我说，似乎在进行辩护。
“你想让他声名远扬。”
“这是英语课作业，”我说，“只有一个老师，大约二十五个学生。很难称得上声名远扬。”
莱拉把文件放回桌上。她看着杰里米，低声说：“只是一门大学课程作业并不是问题所在。你应该写出他杀害的那个女孩的故事，或者假设他没有进监狱他会杀掉的女孩们的故事。她们才值得关注，而不是他。他应该悄悄地被处置掉，没有墓碑，没有悼文，没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你写下他人生的故事，你就是在创造一个本来不应该存在的标记。”
“别克制，”我说，“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我从沸水里捞出一根意大利面扔向冰箱。它从冰箱门上弹开，落在地板上。
“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她问道，看着地板上的那根面条。
“测试意大利面。”我说，很高兴换了一个话题。
“通过在厨房到处扔面？”
“如果它粘在冰箱上，就大功告成了。”我弯腰捡起地板上的那根面条，扔进垃圾桶，“这根面条还没有熟。”
那天早些时候我离开希尔维尤的时候，对我的作业信心满满。艾弗森答应告诉我有关克丽斯特尔·哈根的死亡真相。我将是他的倾诉对象。我当时简直等不及与莱拉共进晚餐，好跟她说说卡尔。起码在我的想象中，莱拉会被我正在做的事情吸引，分享我的兴奋，想知道有关卡尔的一切。如今她这种反应，让我只想在今晚剩下的时光避开这个话题。
“他告诉你他做的事情没，或者他告诉你他是被人陷害的？”她问道。
“他还没有提这件事。”我从碗橱里拿出三个盘子，拿到起居室的咖啡桌上，我们将在那里用餐。莱拉起身，从碗橱里抓了几个玻璃杯，跟在我后面。我把我的背包、笔记和报纸文章从咖啡桌收走。“我们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我说，“到目前为止，他告诉我他在南圣保罗长大，家里的独子。呃……让我想想……他父亲经营一家五金店，他妈妈……”我在记忆中搜索，“在圣保罗市区的一家熟食店工作。”
“这么说你写这个家伙的故事时，你只准备简单写下他告诉你的任何事。”莱拉把玻璃杯放在桌子上那几个盘子旁边。
“我还得去找一些二手材料，”我说着走回厨房，“不过，至于他做了什么——”
“你所说‘他做了什么’是指强奸和杀害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并且焚烧她的尸体。”莱拉补充道。
“是的……那件事情。至于那件事情，没有其他材料。我只能写下他告诉我的一切。”
“这么说他可以胡说八道，你也就那么写吗？”
“他的时间所剩不多，他为什么要撒谎？”
“他为什么不会撒谎？”莱拉有些怀疑地说道。我站在厨房柜台的尾端，手平放在塑料贴面上，她的胳膊伸直，手指张开。“站在他的立场想一想，他强奸了一个可怜的女孩，杀害了她，然后在监狱里告诉每一个愿意倾听他说话的狱友、守卫和律师说他自己是无辜的。他现在也不会放弃。难道你真的以为他会承认他杀害了那个女孩？”
“可他快死了。”我说，向冰箱扔出另一根意大利面条——它粘住了。
“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观点，而不是你的，”莱拉说道，那神气就像一个老到的辩手，“他让你写那篇小文章——”
“传记——”
“随便你怎么说。现在他在学术殿堂有一份记载，将他描绘成受害者。”
“他想告诉我他的临终宣言。”我说，把意大利面倒进过滤器冲洗。
“他想要告诉你他的什么？”
“他的临终宣言……他就是这么说的。那是一份真实的声明，因为人们不想在临死前还说谎。”
“而不是死前杀过人？”她说，“你没觉得很讽刺吗？”
“这不是一回事。”我说。至于为什么不是一回事，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我没法反驳她的逻辑。每一转弯处都现出另一条被阻塞的路，于是我把面条端到咖啡桌，装进盘子里，以此承认我的失败，无法回答她的话。莱拉拿起那盘番茄大蒜酱，跟在我后面。她开始倒酱时，突然站起身来，像圣诞前夜的“鬼灵精”[4]一样咧嘴大笑。“噢，我有一个主意。”她说。
“我不敢问是什么。”
“陪审团判定他有罪，对吧？”
“是。”
“这表明他受到了审判。”
“我想是的。”
“你可以查看他的审判卷宗。那会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有所有的证据，而不仅仅是他的说法。”
“他的卷宗？我可以看吗？”
“我的姨妈是圣克劳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她知道该怎么做。”莱拉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搜寻联系人找到她姨妈的号码。我递给杰里米一张纸巾用作餐巾，这样他可以开始吃，接着我听莱拉讲完电话。
“这么说卷宗属于当事人，而不是律师？”她说，“我怎么能找出来？——他们还留着吗？——你能把那个用邮件发给我吗？——太好了。多谢。我得挂了。——我会的。拜拜。”莱拉挂断电话，“很简单，”莱拉转向我说道，“他以前的律师会留着卷宗。”
“有三十年了。”我说。
“可这是一桩谋杀案，我姨妈说他们应该留着。”我拿起报纸上的文章翻阅起来，直到找到律师的名字。“他叫约翰·彼得森，”我说，“他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公共辩护律师。”
“干得好。”她说。
“但是我怎么从律师那里拿到卷宗？”
“妙就妙在这里，”她说，“卷宗并不属于那位律师。它属于卡尔·艾弗森。那是卡尔的卷宗，律师不得不给他。我姨妈会发给我一张表，他可以在上面签字索要卷宗。他们就得把卷宗给他，或者他派去取卷宗的人。”
“我要做的就是让卡尔签署这张表？”
“他会签的，”她说，“如果他不签，那么你就明白他全在胡说八道。要么他签署，要么他就是个说谎、杀人的恶棍，不想让你了解他真正做过的事情。”
<h2>
七</h2>
我见过我母亲一早醒来，前一晚放纵之后的残留物仍然粘在她的头发上；我见过她跌跌撞撞地走进公寓，醉得成了斗鸡眼，一只手上拎着鞋，另一只手拿着卷成一团的内衣；但当她身着橙色的监狱连身衣，手上戴着手铐，脚踝上戴着脚镣拖着脚步进入毛尔县法院时，那种可怜的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三天不化妆不洗澡的生活让她皮肤粗糙。她深棕发梢的金色头发低垂，沾满头皮屑和累积的油垢。她的肩膀往前跌，似乎手腕上的手铐把她压倒了。来法院等她露面之前，我把杰里米送回了妈妈的公寓。
她和三个同样穿着橙色衣服的人一起进来。看见我时，她向我招手让我去木制栏杆那儿，她在栏杆里边，站在有着舒服椅子的律师桌子旁，我在栏杆外的旁听席，有木制教堂长凳可坐。我靠近她时，一位执行官伸出一只手，示意我不要靠得太近，以免传递武器或者违禁品给身穿橙色衣服的人。
“你得保释我出去。”妈妈狂躁地说。隔得很近，我能看见监禁带给她的压力，让她布满血丝的眼睛下面形成深深的新月形眼袋。她看上去像是几天没有睡觉。
“你需要多少钱？”我问。
“狱警说大概需要三千美元保释金。否则我就得待在监狱里。”
“三千美元！”我说，“我需要那笔钱交学费。”
“我不能坐牢，乔伊，”我母亲哭了起来，“到处都是疯子。她们整晚喊叫。我没法睡觉。我也要发疯了。别让我再回到那里，求你了，乔伊。”
我张开嘴想说话，但是一个词也没有说出来。我为她感到遗憾——这是我的母亲，给我生命的女人。可如果我给她三千美元，下学期中途我就没钱了。待在学校的图景与处在最绝望时刻的我母亲的景象相撞击。我说不出话来。不管我说什么，都是错误的。这时两个女人从法官席后面的一扇门进入法庭，将我从两难中解救出来，那位执行官让每个人起身。我深吸了一口气，庆幸有人打断了我的思绪。法官进来了，吩咐大家坐下来，那位执行官护卫我母亲去陪审席与其他穿橙色衣服的人坐在一起。
书记员叫“在拘人员”入庭，我倾听着法官与律师之间来回的对话，那位律师是一位女性公共辩护律师，负责所有四位被告。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位高中辅导员去世时，我参加过的一场天主教的葬礼弥撒。牧师和教民念了多次连祷文，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死记硬背的陈述显得单调乏味。
法官说：“你的名字是……你是住在……你了解你的权利吗？律师，你的当事人了解对其的指控吗？”
“是的，法官大人，我们放弃进一步宣读控告。”
“那你们希望怎样进行下去？”
“法官大人，我们放弃第八条的听讯，直接要求我的当事人具结悔过被释放。”
法官便会设定保释金额，让每一个犯人进行选择，交付高额的保释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或者低额的保释金——甚至没有保释金——前提是他们同意遵守法官提出的一些条件。
轮到妈妈出现在法官面前时，他们还是反复进行那套程序，法官设定了三千美元的保释金，但他接着说出了第二个选择。“纳尔逊女士，你可以付三千美金获得保释，但如果你保证在未来的所有审讯中露面并且遵守如下规定：与你的律师保持联系，遵纪守法，不私藏不消费酒，戴上酒精监测手镯，那么也可以不交这三千美金被释放。但对酒精的任何使用都将让你重回监狱。你明白这些条件吗？”
“是的，法官大人。”我母亲说，看起来完全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可怜角色。
“就这样。”
妈妈拖着脚走回穿橙色衣服的那队人里，她们所有人现在都站起身来，朝通往监狱的门走去。妈妈经过时，瞪了我一眼，宛如美杜莎的注视。“来监狱保释我出去。”她低声说。
“可是妈妈，法官刚刚说——”
“别跟我吵。”她生气地低声说道，离开了法庭。
“她回来了。”我喃喃低语道。我走出法庭，在人行道上停了下来，思考该往哪边转弯，左边去监狱见我母亲，右边去开我的车。法官说她可以离开。我听见了。她只需要不喝酒。一种不好的感觉在我全身涌动，就像被蛇咬了一口而中毒。我斟酌着我的决定，最终向左转，否定了离开的冲动。
进入监狱后，我把我的驾照交给防弹玻璃后的一位女士，她指引我去一个小房间，那里有一扇玻璃窗户将我与他们要带我母亲去的小隔间隔离。几分钟后，他们带我母亲去了小隔间，她现在没有戴手铐和脚镣。她坐在玻璃窗另一边的一把椅子上，拿起墙上的一部黑色电话。我做了同样的事情，把电话拉到我脸边时我做了个鬼脸，想象着许许多多不幸的人在我之前对着那部听筒说话。它有些黏。
“你付了保释金吗？”
“你并不需要我付保释金。靠你自己就能出来。法官说了。”
“他说如果我戴那个监测的东西才能出去。我不会戴他妈的监测器。”
“但你可以不花钱就出来，你只是不能喝酒。”
“我不会戴他妈的监测器！”她说，“你有足够的钱。你能救我出来，就这一次，行吗？我在这里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妈妈，我的钱刚刚够应付这学期。我不能——”
“老天在上，我会还你钱的。”
现在我们进入自己的连祷文模式了。我满十六岁后，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镇里的一家加油站换油。我拿我的第一份工资买了衣服和一块滑板后，妈妈大发雷霆，狂暴得让楼上的邻居们打电话给了房东和警察。等她平静下来，她强迫我开一个储蓄账户。由于十六岁的人没法独自开户，他们也把她的名字写了上去。随后的两年里，每当她没法支付房租或她的车需要修理，她就从那个账户借钱——总是空泛地承诺说她会还给我，但从没还。
我满十八岁那天，用自己的名字独自开了账户。由于没法直接拿到我的钱，她不得不转换策略，从偷窃转为敲诈，毕竟，住她的房子，吃她的食物让她有权从我的账户勒索数百美元。于是我开始每周从总收入拿出一些，把钱藏在阁楼隔热材料下面的一个罐子里——我的大学基金咖啡罐。妈妈老是怀疑我藏了钱，但她从来没办法证明这一点，她从来没找到过。在她心中，我偷偷藏起来的几个钱增长了十倍。再加上我的助学贷款和得到的一些助学金，在我母亲看来，我的保险柜已经积累了一大笔钱。
“我们不能找个保释担保人吗？”我问，“这样你就不用付整整三千美元。”
“难道你认为我没有想到那一点吗？你认为我很蠢？我没有担保品。没有担保品，他们不会跟我谈。”
她的话里有一种我熟悉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尖锐，她的坏脾气与她的部分黑色发梢一样显露无疑。我决定有力地反驳一下，“我不能保释你出去，妈妈。我不能。如果我给你三千美元，我下学期就没法上大学。我没有办法。”
“那么……”她往后靠在那张塑料椅上，“我在这里的时候你得照顾杰里米，因为我不戴他妈的监测器是出不去的。”
这就是困难之处：她手中有一张最后的牌，证明她拥有同花大顺，她打败了我。我可以吹牛说我可以把杰里米留在奥斯丁，但这明显是虚张声势，我母亲知道这一点。她盯着我，如同一个下落的巨石一般坚定，她的眼神平静，我的眼睛因为愤怒而抽搐。我怎么能够照顾杰里米？我让他单独待了几个小时，他就需要莱拉的搭救。我去了大学来逃避这种种讨厌的事情。如今她把我拉了回来，强迫我在我的大学和我弟弟之间做选择。我想要把手伸进那扇加固的玻璃窗掐死她。
“我不敢相信你这么自私，”她说，“我说了我会还给你。”
我从后兜里拿出我的支票本，开起支票，同时一阵愤怒传过我全身。我微微一笑，想象着填写整张支票，然后把它拿到阻隔我们的厚玻璃前，撕个粉碎。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一事实：我需要她——不是一个儿子需要一个母亲，而是如同一个罪人需要恶魔。我需要一个替罪羊，我可以指着这样一个人说，“你为这件事负责，而不是我。”我需要满足我的错觉，那就是我不是我弟弟的监护人，这是我母亲的责任。我需要一个地方来让杰里米生存，得到护理，一个可以紧闭的盒子，然后告诉我自己杰里米属于这里——即使从内心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我需要那层貌似有理的浅薄说辞来减轻良心上的不安。那是我能离开奥斯丁的唯一方式。
我撕下支票，拿给我母亲看。她装腔作势地笑了笑，说：“谢谢你，亲爱的，你是一个天使。”
<h2>
八</h2>
从奥斯丁回去的路上，我把车停在了希尔维尤，希望我的论文能取得一些进展，能让卡尔签署转渡表格允许我从那名公共律师的办公室拿到他的卷宗。我也希求拜访他或许能将我的注意力从我心中因我母亲而起的愤怒转移开去。我疲惫地走进希尔维尤，内疚让我心情沉重。我感觉似乎某种空洞的力量、某种不解的引力把我向后吸，拉我去南方，去奥斯丁。我本来以为逃去大学会让我妈妈够不着我，可我仍然离得太近，很容易就从我选择的低树枝上被拽回来。我怎样才能不再管我母亲——我弟弟？舍弃他们我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起码今天，我自言自语道，代价是三千美元的保释金。
我经过时，在接待桌后面的珍妮特对我微笑。我走向休息室，养老院里的人们大部分坐在轮椅里，一小群一小群地聚集成一堆，就像下了一半的棋子。卡尔坐在老地方，轮椅对着落地窗，他看着外面公寓楼的阳台护栏上挂着的衣物。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发现卡尔有一个访客，一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的男人，一头桀骜不驯的短发翘着靠向后脑勺，就像池塘的芦苇在风中往一边倾斜。老人的手放在卡尔的前臂上，他们说话时，他的脸也冲着窗户。
我走回接待桌，珍妮特在看一些文件，我向她打听那位访客的情况。“哦，那是维吉尔。”她说，“我不记得他的姓了。他是卡尔唯一的访客……除了你之外。”
“他们是亲戚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们只是朋友。也许他们是在监狱认识的。也许他们是……你知道的……特别的朋友。”
“我没觉得卡尔是同性恋。”我说。
“他在监狱待了三十年，也许那是他能找到的唯一性交对象。”珍妮特把手放在唇边，为从中泄露出的罪恶感咯咯直笑。
我也冲她笑，主要是为了讨好她而不是觉得她的话好笑。“你觉得我应该过去吗？我不想打扰他们，如果他们是……”我没有说完，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个句子。
“去吧，”她说，“如果你打搅了他们，他会告诉你。卡尔虽然像在煎锅里的雪人一样减重，但是不要低估他。”
我又回到卡尔身边，他正为另一个男人说的什么咯咯发笑。卡尔从没在我面前笑过，笑容让他瘦削的脸散发出神采。看见我来了，他的笑容消失了，就像他是一个刚从戏剧中被拉出来的孩子。“这就是那个年轻人。”他叹了口气。
跟卡尔在一起的那个男人用一种不友好也不热络的神情打量着我，伸出他的手让我握。“嘿，年轻人。”他说。
“别人叫我乔。”我说。
“好的，”卡尔说，“作家乔。”
“实际上是大学生乔，”我说，“我不是作家，这只是一份作业。”
“我是维吉尔……油漆匠。”那个男人说。
“油漆匠，画家还是油漆工？”我问道。
“大部分时间是油漆工，”他说，“我粉刷墙壁，但出于个人娱乐也画些油画。”
“别让他唬住了，乔，”卡尔说，“维吉尔只是一个普通的杰克逊·波洛克[5]。画得太糟他就粉刷起房子了。”卡尔和维吉尔都笑了，但我不明白里面有什么典故。过后，我在网上查找杰克逊·波洛克，他的画就像一个学步儿童乱发脾气时用一满盘意大利面条摆弄出来的。我才理解了那个笑话。
“艾弗森先生——”我说道。
“叫我卡尔。”他说。
“卡尔，我希望你能帮我签一份表格。”
“什么表格？”
“这是一份转渡表格，让我可以看你的审判卷宗，”我迟疑地说，“写传记，我需要一些补充材料。”
“啊，这个年轻人不相信我会对他坦诚，”卡尔对维吉尔说道，“他认为我会藏起潜伏在我体内的怪兽。”维吉尔摇摇头，转过脸看向别处。
“我绝没有不敬之意，”我说，“只是我一个朋友……嗯，与其说是个朋友，不如说是个邻居，她认为如果我看一下审判卷宗会更了解你。”
“你的朋友错得离谱，”维吉尔说，“如果你真的想了解有关卡尔的真相，你绝不应该去看卷宗。”
“没事，维尔，”卡尔说，“我不介意，老天，那份旧卷宗积了三十年灰尘。也许现在不存在了。”维吉尔俯身向前缓缓站了起来，用他的胳膊支撑自己从椅子里起身，像是一个比他看上去老得多的人。抚了抚松弛肌肉上的褶皱，他抓起靠在身旁墙边的山核桃木手杖的磨损把手。“我去拿些咖啡。要吗？”
我没有回应，因为我估计他不是在跟我说话。卡尔抿着嘴唇，摇头表示拒绝，维吉尔用一种老练却怪异的步态走开了，他的右腿机械地弯曲又啪嗒挺直。他的裤腿窸窣作响，我看到本应该是脚踝的地方，清清楚楚显露出金属。
我转过头去看卡尔，感觉我欠他一个道歉，似乎我想通过卷宗来核查他的故事——这正是我计划做的，如同宣称他是个骗子。
“抱歉，艾弗森先生——卡尔。我并不想冒犯你。”
“没事，乔，”卡尔说，“维吉尔对我有点过分保护。我们认识很久了。”
“你们是亲戚吗？”我问。
卡尔想了一会儿，说道：“我们是兄弟……通过战火，而不是血缘。”他的视线转回窗户，迷失在记忆中，脸上不再有表情。过了一会儿，他说：“有笔吗？”
“笔？”
“签署你带来的文件。”我递给卡尔表格和一支笔，看着他签署转渡表格，他的指节戳着他的皮肤，他的前臂十分纤细，他签署时我能看到每一块肌肉的突起和收缩。他把文件递还给我，我对折起来，放进口袋。
“有一点，”他说着低头看向他的手指，现在放在他的大腿上，他眼睛没有抬，对我说，“你读那份卷宗时，会看到很多东西，可怕的东西，那会让你想要恨我。那确实让陪审团恨我。记住一点，那不是我故事的全部。”
“我明白。”我说。
“不，你不明白。”他柔声说，注意力转回对面公寓阳台飘动着的绚丽毛巾，“你不了解我。现在还不了解。”我等着他把话说完，但他只是凝视着窗外。
卡尔沉入他的回忆，我走向前门，维吉尔在那里等我。他伸出手，两个手指之间夹着一张名片。我拿走那张名片。维吉尔·格雷涂漆——商宅和住宅。“如果你想了解卡尔·艾弗森，你需要跟我谈谈。”
“你是他的狱友？”
维吉尔几近恼怒，说：“他没有杀那个女孩。你做的事情全是扯。”我在酒吧常听到他这种说话腔调的人，他们谈论他们的差劲工作或唠叨老婆时就这么说话——被激怒但限于环境，只好忍耐。
“什么？”我说。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他说。
“我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你当时在场？”
“不，我不在。别自作聪明。”
这回我被激怒了。我才刚刚碰到他，他就觉得足够了解我到能侮辱我。“在我看来，”我说，“只有两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克丽斯特尔·哈根和杀害她的那个人。其他人所说的只是他们愿意相信的。”
“我并不需要在场就知道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泰德·邦迪[6]也有人相信。”我不知道那是否是真的，但我觉得听起来不错。
“他没有杀人。”维吉尔厉声说道，他指着他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你打电话给我。我们谈谈。”
<h2>
九</h2>
我浪费了大半个星期的时间，打了八个电话试图从那位公共辩护律师的办公室弄到卡尔·艾弗森的犯罪卷宗。起初，接待员尽力理解我的需求，等她终于明白时，她说那份卷宗可能多年前就被毁了。“无论如何，”她说，“我没有权力将一个谋杀案的卷宗交给寻求这份文件的什么汤姆、迪克和哈里。”之后她就把我的电话转到了首席公设辩护人伯塞尔·科林斯的语音信箱，我的信息似乎落入了深渊。第五天我都没有接到科林斯的回电，于是我逃掉了下午的课程，搭乘公共汽车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
接待员告诉我首席很忙，我告诉她我会等，尽可能地在离她桌子很近的一个座位坐了下来，这样她讲电话时我可以听到。我阅读杂志消磨时间，直到她最后对某个人低声说我逗留不去。十五分钟后，她受不了了，领我去了伯塞尔·科林斯的办公室。伯塞尔是个皮肤白皙，顶着一头蓬松杂乱的头发，鼻子像熟透的柿子一样粗大的男人。他对我笑了笑，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似乎想卖给我一部汽车。
“你就是那个一直在骚扰我的孩子？”他问。
“我想你收到了我的电话留言。”我说，一瞬间他看上去有些不安，接着示意我就座。
“你得理解，”他说，“我们不常接到电话要求我们找一份三十年前的卷宗。我们把那些材料都存在了其他地方。”
“但你们仍然保有这份卷宗？”
“哦，是的，”他说，“我们保存着。我们依从法律无限期地保存谋杀案卷宗。昨天我让人把它拿了过来。就在那里。”他指向靠在我身后那堵墙上的一个箱子。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东西。我以为我会拿到一个装满文件的活页夹，而不是一个箱子。我计算着读完那份卷宗我要花的时间，这些数字注入我脑中的一个桶中。然后我又计入我其他课的作业、考试和实验项目需要的时间。我突然感到眩晕。我怎么能全部完成。我开始后悔来拿这份卷宗，这本来应该是一份简单的英语作业。
我手伸进口袋，拿出转渡表格，交给科林斯先生。“我可以拿走卷宗了吧？”我问道。
“不是全部，”他说，“现在还不行。有些文件可以拿走。在文件被拿走前，我们必须消除掉笔记和工作成果。”
“那要花多长时间？”我在椅子里挪动了下，试图找到一个位置，让座垫弹簧不硌我的屁股。
“正如我所说，有些文件今天可以取走，”他笑道，“我们有一个实习生在做这份工作。剩下的文件很快就会弄好，也许一到两个星期。”科林斯靠在他舒适的乔治王朝风格后翼椅里，我注意到它比房间里的其他椅子要高出整整四英寸，似乎舒服得多。我又调整我的坐姿，试图让血液流向我的腿。“你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他交叉双腿问道。
“这么说吧，我对卡尔·艾弗森的人生和生活的时代感兴趣。”
“为什么？”科林斯无比真诚地问道，“这个案子没什么东西。”
“你知道这起案件？”
“对，我知道，”他说，“那年我在这里做书记员。当时我还是法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卡尔的首席律师，约翰·彼得森做法律调研时带上了我。”科林斯停顿了下，目光越过我看向墙上的一个空白点，回忆着卡尔案件的细节，“我在监狱见过卡尔几次，审判他时我在旁听席。那是我经历的第一起谋杀案。嗯，我记得他。我也记得那个女孩，克丽斯特尔什么。”
“哈根。”
“没错，克丽斯特尔·哈根。”科林斯的表情变得冷肃，“我仍然记得那些照片——我们在审判时用到的照片。我以前从没见过犯罪现场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并不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神情那么安详，眼睛闭着，像是他们睡着了。不，一点也不像。她的照片残酷，摧人心肝。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她。”他微微打了个颤，继续说道，“要知道他本来可以进行一桩交易。”
“交易？”
“辩诉交易[7]。他们提出判处他二级谋杀罪，八年内可以假释。他拒绝了。如果被判一级谋杀罪，将会面临终生监禁，而他拒绝了二级谋杀罪的辩诉提议。”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说，“如果他被判终生监禁，他又是怎么得到假释的呢？”
科林斯俯身向前，擦擦下巴底部，抓了抓辛苦一天的后颈。“终生并不意味着到死为止，”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终身监禁意味着你必须待上十七年才有资格假释。后来，他们将之改到了三十年。他们再次更改，这样一来绑架杀人或强奸杀人的罪犯获得终生监禁后，就没有假释的可能。严格说来，他们是在旧的法规下给艾弗森定罪的，因此十七年后他就有资格假释。一旦立法机关明确表示他们想要谋杀强奸犯永远被羁押，艾弗森获得假释的希望几乎就没有了。实话告诉你，接到你的电话后，我在刑事局查看艾弗森的记录，看到他已经出去了，差点摔到地板上。”
“他处于癌症晚期。”我说。
“怪不得，”他说，“监狱安养院不能解决。”他的嘴角向下倾斜，点头表示理解。
“在克丽斯特尔·哈根去世的那晚发生了什么？卡尔是怎么说的？”
“没说什么，”他说，“他说不是他做的——说那天下午他醉得不省人事，什么也不记得。说实在的，他没做什么对辩护有利的事，就是坐在那里，看着审判，就像他在看电视。”
“他说他是无辜的时候，你相信他吗？”
“我相信什么不重要。我只是一个法官助理。我们英勇地战斗了一场。我们说凶手是克丽斯特尔的男朋友。那是我们的推测。他是她死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他有所有条件，那是一场情杀。他想要跟她做爱——她不同意——事情失去控制。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可以说是朽木雕成了玉器。可是到头来，陪审团不相信，这才是最要紧的。”
“有人认为他是无辜的。”我说，想起了维吉尔。
科林斯垂下双眼，摇了摇头，没有理会我的评论，似乎我是个容易受骗的孩子。“如果不是他做的，那么他是令人遗憾的替罪羊。她的尸体是在他的工具棚发现的。”他说，“他们在去往他后门廊的台阶上发现了她的一个手指甲。”
“他扯掉了她的手指甲？”我说，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
“那是一个假指甲，丙烯酸做的：几个星期前为了她的第一次校园舞会，她做了指甲。原告律师认为在他把她的尸体拖到工具棚的过程中，它脱落了。”
“你相信卡尔杀了她吗？”
“附近没其他人，”科林斯说，“艾弗森仅仅说他没有杀人，可是与此同时，他又说他醉得一塌糊涂，不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是奥卡姆的剃刀。”
“奥卡姆的剃刀？”
“这是一条定律，意思是说在所有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正确的。谋杀罪很少那么复杂，大多数谋杀者一点儿也不聪明。你见过他吗？”
“谁，卡尔？没错，他签署了这份让渡表格。”
“哦，好的，”科林斯皱起眉头，为没有注意到这么明显的结论表示不悦，“他跟你说了什么？他告诉你他是无辜的吗？”
“我们还没有谈到这起案件。我要慢慢谈。”
“但愿他能谈一谈。”科林斯用他厚实的双手梳理头发，一些头皮屑落在他肩上，“如果他真谈起来，你会想要相信他。”
“但是你不相信他。”
“也许那时候我相信他。我不确定。对像卡尔这样的家伙，很难判断。”
“卡尔这样的家伙？”
“他是一个恋童癖，没人能像一个恋童癖那么会说谎。他们最擅长此道。没有一个骗子比得过恋童癖。”我一脸茫然地看着科林斯，这促使他进行解释。
“恋童癖是我们中间的恶魔。谋杀犯、入室窃贼、小偷、毒贩，他们总能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解。大多数犯罪的发生只是因为简单的情感，比如贪婪、愤怒，或者嫉妒。人们可以理解这些情感。我们不宽恕，但我们理解。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这些情感。见鬼，大多数人，如果他们足够坦诚，会承认在脑中构思过犯罪，犯下完美的谋杀而逃脱处罚。陪审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感受过愤怒和嫉妒。他们理解在一个谋杀犯背后的基本情感，他们会为没有控制住那种情感而惩罚他们。”
“我想是的。”我说。
“现在想想一个恋童癖。他酷爱与孩子们发生性关系，谁能理解这个？他们没法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找不到解释：他们是恶魔，他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不会承认，即使是对他们自己。于是他们隐藏起真相，将它埋藏在心灵深处，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
“但有些人是无辜的，对吗？”我问道。
“我曾经有一个当事人……”科林斯俯身向前，胳膊肘支在桌上，“他被指控强奸自己十岁的孩子。这个人说服我相信他的前妻把这个故事注入了孩子的头脑。我完全相信他。我准备了尖锐的盘问来谴责那个孩子。之后，距离审判还有一个月时，我们拿到了计算机取证。检察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看录像，里面将这个笨蛋做的整件事情都记录了下来，跟他孩子说的一模一样。我把录像放给我的当事人看时，他失声痛哭，像个他妈的孩子一样声嘶力竭，不是因为他强奸他的孩子并且被抓住了，而是因为他发誓不是他做的。检察官的录像带里有这个杂种，他的脸，他的声音，他的刺青，他还想要我相信那是某个长得像他的人。”
“因此你认为所有被控告有恋童癖的当事人都在撒谎？”
“不，不是所有人。”
“你认为卡尔撒谎了吗？”
科林斯停下来思考，“起初我想相信艾弗森。当初的我并不像现在这般腻烦。但是证据表明他杀了那个女孩。陪审团看到了证据，因此艾弗森进了监狱。”
“他们有关恋童癖在监狱里的说法是对的吗？”我问，“他们被挨揍什么的。”
科林斯抿嘴，点点头，“没错。监狱有自己的食物链。我酒驾的当事人会问，‘为什么他们偏要跟我过不去？我又没有抢劫。’谋杀犯会说，‘起码我不是一个恋童癖；我没有强奸孩子。’像艾弗森这样的人无处可去。没有比他们更坏的，这就将他们置于食物链的底端。更糟糕的是，他是在斯蒂尔沃特监狱坐的牢。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我已经放弃了在这张破椅子里找到舒适坐姿的尝试，意识到这张椅子很可能是故意不让人舒适的——一种鼓励人们缩短拜访时间的方式。我站起身，按摩我的大腿后部。科林斯也站起身，在办公桌前转悠。他从箱子里拿出两个文件夹递给我。一个写着“陪审团选拔”，另一个贴着“判决”。“这些可以拿走。”他说，“我还可以让你拿走庭审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