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我在柏林弗雷德里希大街的麦当劳里边喝咖啡边等着朋友。橱窗外，车身圆滑的福特汽车以及四四方方线条硬朗的特拉贝特汽车穿梭往来。眼前的人行道上，身着蓝色牛仔裤、搭配墨绿色外套的青年从右边走来，戴着墨镜的少女从左边走来。少女穿着红色高跟鞋，精神抖擞，栗色的秀发随风飘动。

沿着大街再往前走便能看见东西柏林分界点的检查站——查理检查站。象征着首都和分裂的勃兰登堡门以及上个月被柏林市民亲手推倒的柏林墙也在附近。

当年我被称作“小鬼”，战争结束时刚满二十岁，可是如今竟成了六十四岁的老人。

大玻璃窗映照出自己的脸，脸上满是皱纹，皮肤松弛，眼睛、下巴等部位堆满褶皱。头发虽然还有，但几乎都成了白发，背一年比一年驼得厉害，牙齿的状况也十分堪忧。

奶奶二十年前去世了，父亲也于七年前离开了我们。奶奶的菜谱直到现在还静静地躺在家里厨房的壁橱中，等待被人翻阅。母亲、姐姐和妹妹的身体仍然很健康——姐姐去年和丈夫离了婚，现在和儿子一起生活；妹妹在大学当教授还未退休，每年都因为学生的事而焦头烂额。

“科尔老街坊杂货店”因为父亲身体状况的恶化而关门，不过我经营的“小鬼美食餐厅”生意还算过得去，目前正在和妻子商量要不要开分店。

自动门前一个身材高挑的女服务员用不连贯的英语在为看似美国人的客人指路。我忽而望向柜台，正在厨房里制作汉堡、看着像是店主的中年男子与我目光相对。脸色阴沉的他立即转移了视线，重新投入到手上的工作。或许是因为我一个人霸占着能够坐四个人的桌子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吧。

时钟指针快要指向四点。金黄色的夕阳投射到石砌的建筑之间，每一扇窗户都发射出耀眼的光。绵薄的云逐渐黯淡成影，住家的窗户与街灯开始放出点点光芒。

座位还空着三个。按计划，再过一会儿这三个座位也都该有人坐下了。

就在此时，自动门倏地打开，一个矮小的谢顶老人走了进来。他穿着皮外套和灰色休闲裤，环顾一周，瞅到坐在窗边的我后，他举起了一只手。

“小鬼，好久不见啊。”

他腆着肚子，拖着一条腿走过来，坐到了我对面的椅子上。他的脸皮肤松弛，嘴角下垂，眉间皱纹很深，看起来就像心情不好的斗牛犬一样。

“说了多少次了，拜托别再叫我小鬼了。”

“就算在你的葬礼我也还会这么叫。”

曾经佩戴着红十字袖章，在战场上来回奔波治疗伤员的斯帕克从外套的内兜里掏出了香烟盒。

“腿出毛病了？”

“是啊，亏我还是个医生，竟然不注意自己的健康把动脉搞出了点毛病。”

斯帕克回国之后重新上了大学，选择了从医之路，也算是继承家业。听他说到这里，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了以前很讨厌的妇产科工作。他回答道：“看了那么多人失去生命，如果不多看一些生命的诞生，那怎么平衡呢。”

斯帕克还是和以前一样皱着眉头抽烟，似乎香烟一点也不好抽。他把手指靠在烟灰缸上，将烟灰抖落。

“话说温伯格又送书来了。看了吗？”

我摇了摇头，表情放松下来。“还没有。”

温伯格回国后立刻将精力投入到写稿中，二十多岁就在报纸一角有了属于自己的署名专栏。专栏所占的版面日益扩大，他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后来还出版了一本书。那是一本描绘战场生活的纪实小说，借着战后爱国情绪的东风，这本小说成了畅销书。尽管他的第二本书没有受到关注，但第三本书却比第一本书更加畅销，还和派拉蒙公司签了合同，把小说改编成电影上映。他成了我们一伙人中最出名的大人物。

尽管温伯格成了名人，但只要出了新的作品，他一定会把书寄给我和斯帕克等战友，不会落下一本。差不多二十年前，他还奔赴持续了很久的越南战争的战场进行取材，在后来发表的作品中写下了颇为尖锐的批判。看到那部作品时，我舒了一口气，心想还真是他的风格啊。曾经躲在兵营坚硬的床上认真思考法国奥拉杜尔村大屠杀、德累斯顿空袭等事件的那个年轻人的面庞还能清晰地浮现出来。

然而，能像温伯格一样走上人生巅峰的人实在是太罕见了。

同属二排的史密斯，曾经参加战争并不是因为单纯的爱国心，更多的是为了享受战争。民权运动[1]爆发后，他对黑人青年施以暴行，此后甚至还因殴打自己的妻子而遭到逮捕。如今他在做什么、住在哪儿，我都无从知晓。

亚伦排长继续留在军队，参加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一九六八年初，即将五十岁、面临退休的他，在西贡基地进行补给时遭遇越共发动的总攻击，受到枪击而身亡。

偶遇黑人士兵威廉姆斯大约是在十年前。他靠开卡车来抚养孩子，直到孩子们能够独立。狙击兵马蒂尼与青梅竹马的女友结了婚，经营着一家鞋店。原医护兵约斯特当起了汽车经销商，但在大约三年前因癌症去世。米哈伊洛夫连长顺利晋升，成为营参谋，据说后来他纵横于军需产业中，腰缠万贯。在比利时失去了一只手的麦克性格逐渐开朗起来，经常与以前的战友联络，还组织召开退役军人聚会。虽然我每年都会收到邀请函，但没什么前去参加战友聚会的心情，便以忙碌为由很少出席。

与战友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尽管我们一同度过了那般危机四伏的日子，但有的战友再也没见过面，有的战友只会互寄圣诞卡片，还有的战友想见却见不了。不过，虽然屈指可数，但能够称之为朋友、几年就会聚一次互诉怀念之情的战友也有。

我心里想着曾经的战友们，喝完了失去温度的咖啡。

“我去给你买点什么吧。你腿脚不便，自己去太麻烦了。”

斯帕克什么都还没点。我说完后，只见他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点燃了第二根烟。我小声地说了句“哎哟”，站了起来，走到柜台点了两杯咖啡和炸薯条。现在稍微走几步路膝盖就疼，光是看到厨房里的厨师们忙得不可开交就觉得头晕眼花。

盛得满满的薯条散发着廉价的油炸味，我拿着薯条回到座位上，拿起一根刚炸好的土豆放到嘴里。舔了舔黏在指尖的盐，心想还是自己的手艺更好。当然我也必须承认，他们能把店铺开到西柏林，这种经营能力我实在望尘莫及。

五十年代，战后的世界在饥荒中挣扎，而麦当劳连锁却实现了飞速发展，看起来就和美国本身一样。说起来，花椰菜博士……不，教授如今尚在人世，据说他已年近九十，却仍在研究营养食品。

斯帕克也不拿薯条吃，就那么望着窗外。光是这样看着街道就能很清楚地察觉出东边和西边的差别。西边因为竞争自由，各行各业繁荣昌盛；东边因为分配政策，各种事物都变得千篇一律、过于认真而穷困潦倒。我独自吃着薯条，斯帕克则喃喃自语道：

“今后这儿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或许会统一吧。不只是柏林，整个国家都会。”

“再次变回一个国家要四十年吗……那么久啊。”

这与之前米哈伊洛夫连长预想的一样。苏联与其他同盟国成员在战争结束后便立即决裂，红军并未从反击时期驻扎的东欧各国撤离，而是顺势将其纳入共产主义阵营之下。

德国曾是纳粹的大本营，成为战败国后统治本国的权利被暂时剥夺，国土被一分为二——一边是我们从鲁尔地区进攻而来的西侧区域，一边是红军进攻过来的东侧区域。其中，首都柏林最为特殊，虽然地处东侧区域，街道的西半部却处于美国的管制之下。粗暴划下的国界线造成了在一个城市中“东与西”混在一起的现象。

战后的动乱时期，各国在进行西化的同时也成立了许多共产主义政府。虽然世界风平浪静，但暗地里却开始了冷酷无情的相互敌视，什么时候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足为奇。这样的形势一直持续，虽然无数次回避了战争一触即发的事态，但人们称之为冷战的时代却持续了许久。

曾经假扮成菲利普·邓希尔的那个人，也就是索默尔，现在就在东德，因为萨克森州现在也处于红军的统治之下。在那场越狱戏码上演之后，索默尔顺利地与妻子女儿相聚。如果没有逃出来，那么索默尔就会在西德，而家人则在东德，他们很可能将无法生活在一起。

世界停留在一九四五年，只有时间在一直不停地往前走。曾经年轻的我们已经老去，到了该有孙辈的年龄。

不过这样的局势如今正在逐渐崩溃，新的时代即将开启。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就要瓦解，尽管地处东侧，但却有着明显西化趋势的匈牙利政府成立，为东柏林市民逃亡提供了帮助，这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东侧无法阻止市民流向西侧，束手无策的东柏林领导人终于在上个月颁布了放宽出国旅行限制的相关政令。

这意味着柏林墙的崩塌。政令颁布当天，原本封闭的边境检查站就已全部开放。有传闻说本来政令并未将限制放宽到如此地步，但事已至此，只能事后对政令内容进行修改。

曾经在秘密警察斯塔西[2]的监视下生活、试图翻墙的数百人遭到射杀的日子终于结束了——美国的新闻节目如是报道。

为了不让坐在对面的斯帕克注意到，我假装清嗓子数次挪动了屁股的位置。窗外已经完全见不到太阳，深蓝色的街上亮着街灯，灯下的行人脚步匆匆你来我往。时钟的指针指向五点，早已过了约定的时间。我的心完全无法平静。

“在看什么呢，两位老先生。”

在欣赏窗外景色的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硬朗的老人走到我眼前。曾经浓密的金发虽然已变得稀疏暗淡，但梳得很整齐，一如既往那么俊俏。他穿着衬衫，戴着胭脂色的波洛领带，亮茶色的夹克与黑色休闲裤搭配得刚好。

“呀，莱纳斯。好久不见。”

时隔三年的相聚，我站起来跟他握手。曾经特别好看的绿色瞳孔已随年岁变得黯淡，茶色的斑点也在不断增加。他比我们稍晚离开战场，回到美国后没有回家乡芝加哥，而是去了新英格兰州。这之后，他来到了奥哈拉的老家。说起来，那时候还是我和他一起看着奥哈拉去世的。现在“奥哈拉纺织品商店”的经营者就是莱纳斯。莱纳斯几乎不在战友面前表现悲伤的情绪，但当我知道他一生都惦记着死去的战友时，我很是吃惊。他和奥哈拉小五岁的表妹结了婚，现在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

斯帕克坐在座位上托着腮，懒洋洋地与莱纳斯握了手。

“你现在怎么样了？”

“没什么问题。一切都很顺利。”

见莱纳斯俏皮地眨了眨眼，斯帕克不爽地绷紧了脸。看着他们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好像一开始斯帕克是不怎么待见莱纳斯，要是没有奥哈拉，我可能也不会和莱纳斯要好到如此程度。

“待会儿结束后也给温伯格打个电话吧。毕竟安排聚会的是他。”

“那可是满世界到处飞的大作家啊，没有必要特意去向他汇报吧。”斯帕克酸溜溜地说。

莱纳斯对斯帕克温和地笑了笑，然后坐到了我旁边。而当他拿起不再香脆的薯条时，突然“啊”地叫出了声。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只见自动门缓缓打开，一个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

完全秃顶的头上四四方方的额头很是显眼。穿着淡蓝色的外套和羊绒裤的高大男子注意到莱纳斯后，踏着缓慢的步伐向我们走近。

“邓希尔。”

我又老又干的手掌久违地渗出了汗水。时隔四十四年再次见到克劳斯·索默尔，他面容憔悴，或许是因为眉毛也随着头发一起掉光了的缘故，本来就像帽檐一样的额头使他变得比以前更像“科学怪人”了。

索默尔深深叹了口气，声音大到周围的人都能听见。他僵硬地笑着走来，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竟呆住了。

“哎呀，总算来了。路上受累了。”

莱纳斯慢慢地站起来跟索默尔握手。接着索默尔又斯帕克跟握了手，然后把目光转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