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情感在胸中卷起旋涡，嗓子干得说不出话。我想起了帮他逃跑时的场景，他救我一命时的场景，最开始相处不融洽对他冷冰冰的场景，以及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劝我对他友好一点的场景。

然而，看了一眼我就明白了，这个老人并非我所认识的菲利普·邓希尔。活在我记忆中的邓希尔并不是这个人。四十四年的时间太长了……想开之后我绷紧的心弦松弛了下来，胸中一片海阔天空。

“还记得他吗，他是科尔。”

我感到莫名的轻松，站起来跟他握了手。索默尔稍显羞涩地微笑着点点头，坐到了斯帕克给他拉出的椅子上。

“麦当劳啊，听倒是听过，来还是第一次。”

曾经一口流畅的英语如今夹杂着浓厚的德语口音，索默尔低沉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嘶哑，时而像是声音卡在喉咙上，时而像是摩擦着空气。

“是的啊，东边不允许开店那就没辙。”斯帕克把烟递给索默尔，索默尔抽出一根放到鼻子跟前，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

“真好闻，美国香烟就是好。”

我们为了与克劳斯·索默尔见面，请了假坐了好久的飞机才来到西柏林。大约十年前，以纪实小说家的身份驰名天下的温伯格，经过与东德当局的长期交涉，最后才得到了采访的许可，与索默尔见了面。温伯格滞留东德期间，遭到了窃听、邮寄物品的检查、斯塔西的监视、出境时的身体检查等他称之为“屈辱大套餐”的待遇。但以此为代价，温伯格确认了索默尔一家人还活着，也知道了他们的住处。之所以温伯格没有来到这儿也不是因为工作繁忙，而是为了小心行事，不让东德对他进行警戒。

上个月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往来不再需要进行检查。温伯格向事先已调查好的我们的地址寄了信，之后莱纳斯再进行了具体安排。多亏了这些，我们原本快要放弃的重聚计划才得以实现。而我什么都没做，就只是在美国等到了好消息。

索默尔变得比年轻时更加沉默不语了。他平静地对聊天内容做出反应，倾听着关于曾经战友的话题。我们也简要地说明了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

知道即将回归正常生活的时候，我就向曾经的女子飞行部队的副机师泰蕾丝·杰克逊提出了交往的请求，尽管我明白自己配不上她。两年后，我们结了婚。直到现在泰蕾丝还是那么美，她还时常借用以前战友的私人飞机去驾驶飞行。我们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结婚之后不久就收养了在荷兰遇到的两个孤儿，罗蒂和西奥。没错，我们成了一家人。

聊天暂告一段落，索默尔缓缓抬起头问道：

“迭戈怎么样了？”

我和斯帕克、莱纳斯互相使眼色，无声地催促着对方先开口。最后选择开口的是斯帕克。因为他是与迭戈接触最多的人——或许是因为他作为医护兵关心战友健康的习惯直到战后也改不了吧。而我只去看望过迭戈一次而已。

迭戈并未记恨于我。这是因为他对战时的大部分记忆选择了遗忘，即便见到我也只是呆呆地侧着头。看到朋友这样的状态，我感到十分痛苦，无地自容，失去了再次看望他的勇气。

斯帕克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平静地叙述起来。

“战争结束后，他看起来在逐渐康复。出院之后他回到老家，很快就开始自己租房子住。那个房子位置偏僻，又窄又脏。至于工作嘛……他那个症状几乎拿不到什么抚恤金，所以只有找工作才能活下去。但是他做什么都做不长久，建筑工、演奏乐器的工作、洗碗工，他换了好多种工作。”

一听便知连平时急性子的斯帕克也在注意用词。我很早之前就听他说过迭戈的情况，即便如此，现在听到还是让人想捂住耳朵。

“他换工作又换住处，没有办法定居在一个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他再相见时，发现他比以前更瘦了，脸色也变得很糟糕。大家都很担心他，于是让他也来参加一次退役军人的聚会，但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垮了，小便里有血，后来才知道是晚期肾癌。六四年他就去世了。”说完之后，我们安静了。周围那些刚才还毫无存在感的喧哗声，便像调大的电视音量般凸显出来。我偷偷观察坐在斜对面的索默尔，只见他闭上眼，在胸前画了一个小小的十字。

当索默尔再睁开眼时，便开始娓娓道来他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在我们的帮助下，他逃出了收容所。之后他穿越了广阔的被战火烧过的原野，直奔家的方向而去。好不容易到了家乡，发现街上飘着细烟，他看到了红军的身影。他本以为家里应该已经被烧了个精光，但打开通往地下的暗门才发现妻子女儿在里面。虽然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但她们还活着。

“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过上只为家人着想的生活，绝不再做铤而走险的事。”

德国一分为二，索默尔被迫留在东德政府所统治的地区。他没有抵抗，顺从地生活了过来。穿着分配的衣服，吃着分配的食物。分配的新家只要自己用心布置住起来也不会不舒服。

“我的处境有些见不得光，他们不允许我进入斯塔西，也不准加入国家人民军。不过好歹还有份工作。虽然是在一个小工厂干苦力，但通过努力我当上了厂长。女儿也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

索默尔的脸颊与下巴完全没有懒散的痕迹，胡子刮得很干净，脸看起来很光滑。他的背挺得很直，是围坐在一起的几个人当中心态最为平静的一个。我这才恍然大悟。

数十年来，我曾对毫无联络的索默尔感到有点愤怒，不明白为何他这么久都没有尝试过逃出来。然而这样的情绪如今正慢慢褪去。

“那你今后怎么办。不再回来了吗？”

我隐约猜出了他的答案，但我还残留着最后一丝希望，刨根问底。

索默尔缓缓地摇了摇头。

“我打算留在家乡。估计不久之后体制还会发生变化，但即便如此，我也希望我这条被你们救回来的命能在现在这样的生活中结束。”

最后一线希望从我手中溜走，随风远去。

重聚那一天，索默尔给了我一个小纸袋，说要把我放在他那儿的东西还给我。纸袋里面装着一副眼镜，虽然老旧但保养得很好，镜架与银质镜框都没有锈迹。然而裂掉的镜片并没有修整过，裂纹与血迹都还和原来一样。

“我念念不忘，心想一定要还给你。”

分别的时候，索默尔和我轻轻相拥。我们心知肚明，余生再不会相见了。这样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印证。来年春天的时候，索默尔遭遇了交通事故，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四十多年来长存我心中的芥蒂，仅仅因为一辆轿车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只要看到电视播放的动乱与纷争，或者互相推卸罪责以及针锋相对的议论等画面，我就会不由得去想，将来即便再过去几十年，人类也不会发生改变。

总有一天还会发生大战。然后在生灵涂炭之后，人们又会开始自问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战。

我倚坐在卧室的桌前眺望窗外。雨滴拍打着玻璃窗，发出轻轻的声响。

“爸，浴室可以用了。”

房门打开，罗蒂探了个头进来。留着一头金发的她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还是那么伶俐要强。罗蒂的丈夫与西奥代替我掌厨，现在应该正在厨房里收拾。西奥没有结婚，享受着单身生活。他时常会露出天真烂漫的笑容，让我想起他儿时的模样。

如果某一天见到了杨森夫妇俩，我是否能挺起胸膛对他们说，我像他们所期望地那样拯救了这两个孩子呢？

“好的，马上去。”

“嗯，先晚安了。洗干净再睡哦。”

“知道了。”

等房门关上后，我轻轻地拿起爱德的眼镜。

桌子的抽屉里放着曾经的战友们留下的遗物，还有爱德单独留给我的遗书。历久褪色的信纸上无情地写着这样一句话。

——就算你不把我的眼镜留着，也能活得好好的。

因为每次见到战友牺牲，我都会留一件遗物，想必他是猜到了如果自己死了我会把他的眼镜留在身边吧。

“……那么，我又是不是活得好好的呢。”

我对那个青年又知道多少呢。在巴斯通冰冷的战壕里第一次听到他的切身经历时，我才感到自己对挚友其实一无所知。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心情。

时间无法倒退。做过的事就成为永远的印记，再不会消失。就像小时候我曾经用涂鸦嘲讽黑人一样，我伤害了迭戈，最后也没有得到原谅，并且还得眼看着他离去。我还杀害了大量敌军——甚至还曾射杀了已经投降的敌军。

夺过的生命，救过的生命，贬低过的生命，数都数不清，但心中的痛却不会因此而麻痹。

——如果你为我担心，那么就在外面的世界好好努力。不要让这样的战争再次发生，不要让世界变成只能用战争去解决问题的地方。

不怕杀人、也不怕被杀的爱德这样写道。然而我的力量太过渺小，丝毫不足以抵抗大潮。

人类是健忘的生物，终有一天会将明显的过错正当化。有人胜利就有人失败，为自由而战的人被为了别的自由而战的人打败，如此一来，仇恨便开始了无限循环。

世界是灰色的，它既不黑也不白。就像阴天，美丽又荫翳的灰色反复无常地变化着，带着乡愁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另一头。

不过即便如此，我也止不住祈祷。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将眼镜锁进了抽屉。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醒来后我虽然已经完全忘记了梦的内容，但胸中却有着一种甜到令人麻醉的愉悦，其中还隐约夹杂着苦涩的情绪，就像雨停后留下的水洼一样无法消去。我摸了摸脸颊，发现早已被泪水打湿。

第二天清晨，我打开抽屉一看，本来放在里面的眼镜却不见了踪影。我问遍家人，把家里找了个底朝天，也没有再找到那副坏掉的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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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大规模斗争运动。

[2] 译者注：东德国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成立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总部设在东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