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马洛伊·山多尔)_第三章（1 / 2）_一个市民的自白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我们计划在巴黎逗留三个星期。但是后来住了六年。

在头几个月里，我们挨个住过沃吉拉德大街延伸至拉丁区内的那段街上的各家旅店。这些旅店又脏又臭，破破烂烂，摇摇欲坠。早晨，我们用酒精[235]炉热牛奶，用泻药味道的代巧克力粉添加甜味。那种代巧克力粉的牌子叫“艾莱丝卡”，罗拉从某个电影广告里发现了它的好处：在节奏很快、动感强烈的动画片里，杜蓬先生在清晨将“艾莱丝卡”迅速撒到热牛奶里，满意地吸溜进那杯难喝的液体，然后心满意足地拍拍肚子。在德国，所有人都习惯了吃替代品度日，我们从来都不沾那种难吃的营养品。但是“艾莱丝卡”非常便宜，而罗拉对每一苏[236]都精打细算。在德国时，我总是住在豪华酒店或将军遗孀们家中，在那些地方有生活所需的各种用品任你选用；而在巴黎，客房里连橱柜都没有，我们只能将衣服放在皮箱里或挂在衣架上，然后罩上一条床单。盥洗池里总冒出一股排水沟的恶臭。旅店号称有“热自来水”，为此要付很多钱，但事实上只在早晨和晚上才会从水龙头里流出很少的热水。我们生活在一种哈喇难闻的贫寒里。我们去圣日耳曼大道上一家脏兮兮的小饭馆用午餐，那里会将常客使用过的桌布收起来，留到第二天继续使用，这样我们可以节省每日的“餐具费”。这家饭馆还卖马肉早餐，提供可怕的筋肉、难吃的烩蔬菜、用发酵粉做的面条。我们二十个人围桌而坐，浸泡在炸薯条的油烟味里。在大堂尽头，在没有遮挡的炉火前，一位穿着脏得简直出乎中欧人想象的厨师服、满头大汗的家伙在炸马肉饼。即便我们离开了那里，西服上那股令人窒息的油烟味，几个小时也散不干净。

我们从一家旅店搬到另一家旅店。一家比一家更破更脏。开始那段时间，我在巴黎犯了名副其实的洁癖，不停地洗漱，每天我从圣米哈伊大街的咖啡馆要跑回家洗好几遍手，因为在咖啡馆里不管碰哪儿都黏糊糊地粘手，那里的卫生间看上去就像一列载满闹痢疾士兵的战时救护专列上的厕所。在我们住过的大多数旅店里，要花几个小时说服房东们为我们这些外国“小资”准备洗澡水；我的卫生需求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别出心裁、恬不知耻的异想天开。在旅店和咖啡馆里，我们随地都能踩到传统的锯末，锯末被精心地撒在地上，为的是不把地板弄坏。我们体验的一切都跟我们过去学到、想象的样子“不同”。我们胆战心惊地住在巴黎。法国人讲话我们听不太懂，他们语速飞快，大多数场合我们只能礼貌而尴尬地点点头，权当是回答。我们无亲无故地住在城里，我们谁都不认识，那时候中欧的外国人还很少敢去凯歌高奏的巴黎。我们对法国毫无了解。我们只认识一位匈牙利画家，还有几位设计师和学生。这些家伙整日闲泡在蒙帕纳斯街区的咖啡馆里。但是，我对那些整日被来自两大洲的“波希米亚”流民占据的咖啡馆十分痛恨。我更喜欢在学生街区，在卢森堡公园附近消磨时光。

开始那段时间，我们在巴黎毫无羞愧地以出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感到无聊。这种无聊，我们谁都没向对方承认：每天早晨我们都发誓，今天要好好“逛逛巴黎”，以证明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多么惬意，我们离开柏林来到这里是多么的正确……每天早晨，我都一个人去巴黎城；罗拉留在家里洗熨衣服，因为我们没钱把衣服送到洗衣店洗，再者说，巴黎的洗衣店会过度漂洗我们精良的内衣。在这座城市，一切都让我痛苦不堪。我厌恶宽大的法式双人床；但我们却努力向彼此证明，这张床是多么漂亮啊，让人感到亲密和舒适……开始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一触到浆洗挺括的法式床单，就会感到凉气上蹿，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罗拉上午在家洗衣服，用电熨斗熨烫，直到旅店里发现耗电增多，引发争吵。之后，快到中午时，她也出门“逛逛巴黎”。但是，她大多数时候只待在塞纳河左岸的老区；她最远敢走到克拉尼博物馆，去到“蓬马歇”百货商店的橱窗前，看着“巴黎新款”出一会儿神，之后坐到卢森堡公园，在那里看看街景，直至从万神殿后面传来正午的钟声。这时，她散步到那家炸怪肉饼的饭馆，坐到铺了纸巾的桌前，在那里等我。我们就这样生活了好几个月。

我也不敢走太远。早上，我从家里出来，坐到圣米哈伊大街一家咖啡馆里，连蒙带猜地点一杯彩色的含酒精饮料，因为我看周围几位酒糟红鼻头的法国人都在喝它；我手里拿一份新买的法国报纸，观望街景，就这样无聊地泡到中午。我说服自己相信，我是在巴黎，这里的一切都与众不同，一切都很“欧洲”，只在这里存在真正的艺术和文学，只在这里住着文化修养很高的市民们，所有能够住在这里，住在法国人中间的人都会中彩票。在双叟咖啡馆里，每天下午匈牙利画家都指指点点地给我介绍“名人”——名人们就坐在隔壁的桌前抽雪茄，常去那里的有画家安德列·德兰[237]，作家杜亚美[238]，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大人物，达达主义的明星们，怀着无穷无尽的艺术思想在灰底子上画黑点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我们满心虔诚地坐在阴影里。就连罗拉也惊叹不已，按理说她通常不会根据鼻子的形状、手势和音调判断一个人的。午饭后，罗拉回家，我一直到晚上，都站在街道对面教堂的大门口看一场场葬礼。那是燥热的秋季。我感到无聊至极。我没有心思看书，我只会一点法语，我羞于在巴黎的咖啡馆里翻着字典读法文书。在柏林，每天都会“发生什么”。在巴黎，什么都没发生……

有的时候，我们下午穿过林荫大道去塞纳河右岸，站在圣马德莱娜教堂的石柱或某家大商场的转门前——在发出一阵惊叹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朝旁边挪挪，哪里都不敢进去。（过了好几年后，我才敢进入卢浮宫。）有一次我们去歌剧院。罗拉自己在家笨手笨脚地缝了一件晚礼服；但是我们自惭形秽，精神紧张，感觉自己是乡下人、外国人，不是本地人，于是垂头丧气地回到拉丁区。只有在卢森堡公园附近，我才会有回家的感觉。我对那里的几条街道和房子已经非常熟悉。我喜欢在天文台周围散步，溜达到女士大街，或从解剖研究所前走过，在潮腐的秋日，透过敞开的窗户，飘出舒爽、清新的石碳酸味；在败叶铺地、污迹满街的环境下，这种消毒用的药液散发出某种文明、卫生、可以信赖的气味……我们根本不敢去剧院。我们生活在法国人中间，但是我们越来越觉得，想要结识一位法国人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事；旅店老板都不跟我们搭话。我怕他们。我害怕，因为他们是陌生人，是“欧洲人”。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怕他们，是因为他们是“胜利者”，他们是另一类人，敌人，凯歌高唱的种族。在那一年里，每个法国人嘴里谈论的都是胜利。强大、好战的一代人统治政坛。就连街角卖杂货的小贩，也张口闭口就是“胜利”和“荣光”。占领鲁尔[239]，对许多法国家庭来说都感觉像是一桩私事或家事。

在一家咖啡馆里，我遇到了少年时代法语女教师克雷门汀小姐的哥哥。他是一位身材肥胖的法国律师，嘴里总是叼着烟斗，停战已经五年了，可他每天上午仍然做血腥味十足的演讲，总抱怨德国兵在战争中的伤亡太少太少。在那些年里，获胜的父辈们总喜欢在人前慷慨陈词。我感到困惑，孤单。而另一个巴黎，那个“流光溢彩的巴黎”，我什么都没看到。我所指的真正的巴黎，是从文学作品里品味到的那个宁静、温和、谦虚、含蓄、充满平民化的生活愉悦的城市。暂时，我们被放逐般地生活在一个野蛮、带着恶意的城市里。每星期我们都做出决定，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然而，我们留了下来。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在巴黎我没有任何“事”可做。有时我去索邦大学，但只是去那里逛一逛，听听课，我再也没有正式修学业。有的时候，我去国立图书馆翻阅杂志，我意识到，在各种日报和报刊亭里卖的那些杂志背后，有一个在从没听说过剧名的时事讽刺剧中寻求表达的、我不知道的陌生法国，那里的情况跟我通过官方途径获知的法国毫无任何相似之处。“运动”，隐在“党派生活”的背后，在杂志里面酝酿，发展。一份军事专业杂志《法国军事》以肯定的态度评价了纪德的作品。不管是大型时事讽刺剧，还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信息途径，都流露和展示出某种精神；大辩论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着，在朦胧的地带，在陌生的讲坛。我不大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只是出于本能地关注和了解。

不管怎么说，我留了下来。三个星期过去了，三个月又过去了，我仍住在沃吉拉德大街，住在没有橱柜和浴室、散发着排水沟臭气的客房里。我们的钱越来越难挣。我们慢慢变卖掉所有的一切。罗拉搜罗出几副小首饰、一枚戒指、一只旧望远镜和一把象牙骨扇，出门去了拉斯巴依林荫大道的古董店。我家人偶尔寄来几个马克，考绍的报纸也付给我一点专栏稿费。德国人深陷在货币贬值的漩涡里，现在连一枚铜币也不寄给我。我们卖掉衣服，就为了能去吃顿晚饭。这一切我们既不觉得罗曼蒂克，也不觉得刺激好玩。在巴黎当穷人，是一种残酷的娱乐。我们身无分文，毫无浪漫可言。

如果生活在离家乡近一些的维也纳，怎么讲也会容易一些。但我们还是留了下来。我一向喜欢这样“毫无目的”、置身局外、看起来没有任何理由地住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罗拉也绝口不提离开的事。她甚至连这种话都不说：咱们最好“开始”做点什么吧。在巴黎，什么都不可能“开始”。总之，她忍受住了我们这种丝毫不具任何实际内容的游荡、临时性的存在和彻底绝望的逛街；我们生活在我们并不了解其真正生活方式的人群中间。在那几个月里，我们在巴黎看到的东西，不外乎是一个外国游客所能看到的浮光掠影。在我们日复一日地试图向彼此证实这座城市意义的热忱里，颇有一些中世纪的味道、履行义务的性质、文学痴狂和附庸风雅。事实上，我们的自我感觉非常糟糕。后来，我在欧洲各地，总能在第一瞬间感到熟悉和自在，从不像我刚到巴黎的那段时间。出于某种原因，我不知道如何接近这座城市。对于呈现在眼前的景物，我缺乏评测标准。对周围的冷漠，我以前连做梦都未曾想到，我不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竟会弥漫着如此浓密、无法穿透的冷漠。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家庭式的紧密联系：彼此相爱，彼此憎恨，有时还会彼此残杀，但不管怎样，在人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在刚到巴黎的那几周，我就已经明白，我就是饿死在法国人眼前，他们连肩膀都不会耸一下，连一杯水也不会递给我。这一教训使我幡然醒悟。通过刻毒的冷漠，我感受到巨大的力量，感受到拉丁式的严酷与公正。由于这种冷漠的态度，我几乎对他们报以尊崇之心。很自然，我们无法出于某种“无条件的需求”在这里多逗留一天。每天我们都处在这种不确定的限期里。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地待在这里，我在这里有什么事情要做，有某种使命在等待我。罗拉也是这样感觉的。只是对此我们都避而不谈。我们根本就不清楚，在巴黎我们有什么事能做。一个人感到自己的命运，幽幽抱怨，瑟瑟蜷缩。我们时刻准备上路地生活在这儿，只差行李没有打包，我们就这样地等待和逗留。

圣诞节期间，罗拉病了；她在新年前夜差一点死掉。她是内出血，已经奄奄一息。我们在巴黎谁都不认识，也没有钱。旅店老板在新年前的那天下午，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蓄着胡须的年轻法国医生上门之后，要了二十法郎，耸了耸肩，给病人注射了一针吗啡，若有所思地盯着这张苍白、冒汗、扭曲的面孔，抽着烟，沉思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叫到房间的一角，告诉我说，问题非常严重，情况很危险，内出血已经渗入了腹腔，必须马上动手术，最好就在一小时内。我绝望、呆滞地望着他；现在我能做什么呢？我是一个外国人，举目无亲，不知道能够向谁求助，在新年前夜，在巴黎。医生耸耸肩膀，神情漠然地催我先交给他三千法郎，他去联系医院，请外科医生，否则很遗憾，他也无能为力。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们都是外国人，我给他看我的护照，家里肯定出得起这笔钱，等节日一过我就去找使馆，他们了解我家的情况，肯定会提供帮助的，他们会发电报……但是在新年前夜，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从谁那儿能搞到这三千法郎？他戴上礼帽，环顾了一圈，看到墙上挂着几件衣服，角落里放着一两只破旧的皮箱，心想，他在这儿能“捞到”什么油水？……只需凭经验瞥上一眼，他就知道，捞不到什么；一个外国人，一个在学生区一间旅店客房内奄奄一息的外国学生：关他什么事？他嘟嘟囔囔地找了句托词，扬长离去。

罗拉在那个时辰里，与其说活着，不如说死了。半小时后，房间里挤满了匈牙利人。我始终没弄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在生死关头，同类的人群通过某种秘电的方式相互通告。我曾听人讲起过，在欧洲的大城市里，中国人以某种隐秘的方式紧密抱团，一人有难，八方相助。这个去凑钱，那个找医生。没过多久，一位年长的俄罗斯医生被请到家里，他硬着头皮、神色忧郁地忙活了一通，抱着深切的同情，充满了爱心，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帮她。这些流亡的俄罗斯医生，大部分在巴黎偷偷地行医，法国人要求这些来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年长的、著名的临床医生和“大学教授”去索邦大学认证他们的学历。晚上，俄罗斯医生急匆匆地走了，带回一位法国外科医生，这名巴黎外科界的耀眼新星是从新年舞会上被拽到学生区的。外科医生穿一件燕尾服，纽扣上别着闪闪的勋章，他是驾驶自己的轿车来的，这位法兰西人文质彬彬，高傲自信。他一进门就果断做出决定，在蒙马特疗养院开了一间病房，叫来一辆救护车停在旅店门前，午夜时分，把罗拉接走了。他没有提钱的事情。俄罗斯医生的温情令人感动，有那么浓的“人情味”；法国医生冷峻、绅士，行事果决，能呼风唤雨。

通过某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来推断一个民族的特征，这是多么轻率的做法！我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巴黎新年前夜遇到的两位医生都是法国人——假如我现在一言以蔽之地说“法国医生”这样或那样，该是多么轻率啊。实际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人——或许能够对人群进行归类的是学派、观点和某种知识的“渊博”，还有在我们国家医生的行为准则来看属于“草率”、“不周”的雷厉风行……比如说，就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收罗拉住院的疗养院里没有冰块，午夜时分，我跑遍蒙马特新年狂欢的咖啡馆，乘出租车在一家家歌舞厅、夜总会之间疾驰，求他们高价卖给我降温用的冰块……可是蒙马特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冰块，跑堂领班只是向我耸耸肩……噢，法兰西式的耸肩！很长时间我都不能忘记这个熟悉的动作，但是我能平和地接受，因为我还见过另外一种更温情的动作。最终，拉特—莫特歌舞厅的大堂领班以出奇的高价仁慈地卖给我一桶冰块，疗养院的一位护士被从梦中叫醒，手忙脚乱地准备手术室，法国医生在清晨为罗拉做了手术。他没有问我们是谁，是哪里人，这位知识分子以他高尚的同情心向我们伸出救援之手，为病人安排好所需的一切，在疗养院为我们提供救助，他既不询问，也无要求，他做这一切时的态度委婉而周到，甚至带有一点羞涩。出于复杂的绅士精神，他知道施予、“行善”总有点像蹩脚演员的举止，是人类最危险的行为之一……在疗养院里，大家对我们的态度大都挺好；只有第一天夜里我们请的那位值班女护士，趁着罗拉病弱不堪，偷走了屋里所有能拿的东西；当然，我们不敢对她直说，于是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放些新的诱饵，让她安心去偷，只要她不伤害罗拉。“疗养院”是一幢坐落在蒙马特最高处、类似别墅的楼房，以前可能曾是妓院或幽会场所；房间的布局、门上忘了撕掉的名片卡（“吉奈特”、“妮娜”和“朱丽叶”的名片卡）和楼道里散发的廉价香水的刺鼻气味，都确定无疑地向人证明：这栋建筑用于公共医疗目的已经很久了。只要医生和护士在疗养院里，就会对我们有求必应；但是晚上七点之后，所有人都去忙自己的事。有的时候，白天刚做完手术的重症病人，夜里不得不在没有一位医生、护士值班的情况下熬到天亮，只有女门房为他煮茶。最初几日，疗养院的管理让我有点吃惊。在家乡或在德国，疗养院里通常都会储备冰块，夜里不会丢下刚手术的病人而无人监护。我跟一位医生聊起这段独特的经历，他吃惊地听我讲完后，带着烦躁的宽宏大量说，他不理解我担心什么，这是多么“德国式”啊。其他人则态度亲切，热心相帮，只要他们有空或想起我们。

两星期后，罗拉出院回到旅店。这两个星期，我们结识了几张新面孔，结交了几位好朋友，后来，他们陪伴我们走过了生活的一个阶段。罗拉的身体非常虚弱，惶恐不安。不管怎么说，在巴黎终于“发生了什么”。仿佛我们之所以来到巴黎，就是为了让罗拉生一场大病，动一次手术，现在，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挺了过来。经过那段收获不小的巴黎历险，我们可以离开那里了。于是，我们满心伤感、浑身哆嗦地开始收拾行囊。我们看到了巴黎，并且经历了什么……在一个冬季的清晨，我们上路了，朝着意大利，朝着家乡。

我们一声不响地在充满敌意和紧张的情绪中旅行。我们顶着烈日，沿着法国的蔚蓝海岸走了好几天。在尼斯度假的都是英国人，我们在他们中间穷得自惭形秽，兜里仅有的几个克拉伊卡，我们也不假思索地当作闲钱输在了蒙特卡洛[240]；我们几乎身无分文地跨过意大利边境。在那些天里，罗拉对自然风光漠然无视，要知道她刚从一次巨大历险中幸存归来。我们离家乡越来越近，我开始感到惊慌不安。我们计划在佛罗伦萨逗留几日，然后启程回家。“家”——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宽泛、松散、不确定的概念！——指维也纳、佩斯或考绍……我们怯懦地安慰自己，我们的家人肯定能为我在维也纳或佩斯找到一份“职业”；事实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以后该拿我怎么办，他们暗中为我们的婚姻能“维持至今”惊诧不已。我们自己也为此感到意外。那几个星期，我们的“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罗拉总是通过手柄式的单片眼镜看周围的世界，就像一个死而复活的人，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做长期存活的打算，用观望的态度审视我和我们途经的国家，并无抵触地接受眼前的风景与一路体验——假如这时候我向她建议，我们去日本并在那里开始“新生活”，很可能她会跟我去。但是，我们在巴黎逗留的那段时光和现在伤残、沮丧的蹒跚回乡，恰让我感到十分奇妙……我从四面八方都嗅到了危险，心里揣满了疑惑不安的担忧。我感觉罗拉的患病是一种个体的伤害与出卖。她想死，我通过这一切感觉到的只是，我们进入了危险地带，在我们周围隐患四伏。毫无疑问，我非常同情她，但与此同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体验”？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热那亚[241]第一次“发作”。我一反常态，不再温顺，我向她表示，我不再固守我们的共同生活，换句话说，“顺其自然”吧。我并不知道，恰恰这种“顺其自然”永远不会发生。我们计划在佛罗伦萨睡足了之后去维也纳，在那里我们有的是时间决定我们今后的命运。我们两个都筋疲力尽；我们的“婚姻”，在巴黎逗留的日子，还有在蒙马特疗养院的那一段小小、浪漫、生死攸关的郊游，这一切都让我们受够了；我们由激情变得麻木，神情惊愕地面面相觑。我从来就不适合让别人在我身上搭建他们的生活，尤其在那段时间里，更不适合；我的一言一行都暗藏着背叛，我时刻做着逃跑计划，准备逃离这个虽然世俗却也奇妙的“终身监禁地”卡宴[242]……我们就这样抵达了佛罗伦萨。

城里正在闹瘟疫，冰雨飘落。家庭旅店里，老妇们整日手捧装满炭火的陶罐在大理石铺地的厅堂里穿来走去，街上寒风呼啸，人待在屋里也会感冒发烧。我们实在太想休息了，想睡上一觉，换一身衣裳。我们已经没钱继续旅行了，意大利的银行代理忘了通知我们汇款已到。一天上午，罗拉跑到托纳布奥尼大街一家意大利大银行的支行去碰运气，她跟一名职员软磨硬泡，在国外业务记账簿里找到一笔寄到我们住址的汇款；无须出示护照或任何证明，她就在支行业务员欣慰的祝福下取钱后离开……这全都归功于她的个人魅力、率直与自信。现在我们可以旅行了。那段时间，我对博物馆颇为不屑，我用布尔什维克式的口吻喋喋不休地说，“我只对生活感兴趣”。在托斯卡纳的冬季，我们冻得浑身发抖，无情的严寒让人绝难想得到妩媚的城市之光和气味。我们正准备收拾行李离开，罗拉染上了重感冒，并有折磨人的并发症，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额窦炎”，高烧不退，在床上又躺了三个星期，我们有机会在亚诺河畔的旅店里用炭火罐取暖……急救车一天到晚在城里疾驰；狭窄街巷的拐角处，瘟疫车的笛声长鸣不断，从各个角落搜集发烧病人。直到今天，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一听到这刺耳的鸣笛，就必定无疑地回想起佛罗伦萨的那个冬季；我在某种夸大了的薄伽丘小说的氛围中熬过几个星期，书名为《佛罗伦萨的瘟疫》，头上顶着死亡的凶兆。我们到达佛罗伦萨的第三个星期，罗拉痊愈了，她逃亡般地拔腿回家，仿佛是被暴风雨卷走，既遭到了别样的掠夺，也收到了别样的厚礼。在佛罗伦萨火车站我伫立了很久，望着载她回乡的列车徐徐远去，我惶惑地盯着列车消失的方向，不知道自己更希望什么：希望她回来，还是就此分手？我们是继续活下去，还是死掉算了？自从我们相遇之后，我们生活在怎样邪恶的凶兆下？我们还很年轻，我们本可以分手的。不管怎么说，我独自留在了佛罗伦萨。

生活中总发生这样的事，生活赋予我的一切，总是跟计划和约定唱反调：我到一个地方旅游，结果在那里一住六年；或者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下车，原只为好好睡上一觉，换一身衣裳，结果四个月待在那里迈不动步，就像萤火虫见到了光，我在佛罗伦萨被周围璀璨耀眼、令人惊叹的光明迷住了。至少这一天我已经知道，我不会去维也纳，不会回家，也不想谋任何“职业”。危险的直觉敲响所有的警钟警告我，当我再一次应该做出“不忠”的选择时，我必须谨慎对待各种计划，以及别人为了收买、诱惑而向我兜售的聪明建议。在这一时刻，在佛罗伦萨或其他什么地方（比如在罗马或巴黎）有我的位置和我要做的事，我将被引上正确的道路，我不能软弱，不能轻信任何家庭的、三室带厨房的、固定薪金的“解决办法”，那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对抗我们而设下的陷阱……佛罗伦萨阳光明媚，三月初就已经开春了。

旅店里住的外国人很少，退休的托斯卡纳夫妇们聚集在这栋经风历雨的楼阁里，女主人是当地的一位贵妇人，她以无法仿效的高傲坐在长餐桌的主位上。在城市之上，在山丘之上，春天有如发起进攻一般突如其来、毫无过渡地到来了。有一天早晨我推开窗户，惊得目瞪口呆。我周围的美丽是如此澎湃，美得这般自然，这般温馨，这般寂静；这种美，我做梦都未曾梦见过，感动得我热泪盈眶。丝毫都不夸张地讲，我浑身战栗，脊背蹿凉，瑟瑟发抖。我仿佛学会了一种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语言。我突然理解了佛罗伦萨。突然之间，那些山丘、河流、架在水上的桥梁、楼阁，以及教堂、绘画和雕塑都有了意义；仿佛我知道咒语一样，我走进一个新的家，我熟悉这里的一切，从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对它了如指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新世界里展现，对我诉说……就这样，我开始激情万丈地在佛罗伦萨生活。我从来没有，从那之后再也未曾从生活手中得到像佛罗伦萨春天这般天赐的礼物。我吝啬、孤独地将这突然展现在我眼前的珍宝据为己有；罗拉在考绍的某个地方休养，试图从我们相识的惊厥中清醒过来，我将她的未来完全交给她自己决定。“我要做的事情”已亮若晨曦，再清楚不过：我必须留在这里，留在佛罗伦萨，留在离另一个世界最近的地方，直到最后一刻，直到操纵我生命的神秘力量把我放走。

要知道，当一个人放弃动机、憧憬、“心智”而屈从于某种内心抵抗的那一刻，生活才会出现转折：人们彷徨，迷途，盲目地寻路，从来不知道该寻找什么，但有的时候，人们会确定无疑地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不能预测自己的行动；但也存在这类消极的行动：当我们明确意识到应该否定某个念头，不离开某个地方，拒绝做某件事情，待在一个地方不要挪动，我们会采取明确的行动。笔直的大路通向家乡；我两手抓紧我可能抓到的一切，不让自己被这股突然产生的内在焦虑、这场个人的暴风雨和出于软弱与怯懦的“理智”卷走冲走；我要留在外边，在佛罗伦萨或其他什么地方，我该回家的时候还没有到……世界朝各个方向敞开胸襟。的确，有时我连买一张有轨电车票的钱都没有，但我从来没有因为钱恐惧过，现在也不，我根本不会将钱视为生活的障碍，钱不在我该为之调整自己生命行动的条件之列。我知道，自由是内在的条件、心灵的能力；一个人贫穷，照样可以拥有无限的自由和独立。后来，我有了比较幸运的生活环境，口袋里也有了钱和护照，但是我却寸步难行；内在的激情没有了，被无形的重量拖住，被神秘的绳索绑缚……在佛罗伦萨，我再次听到那个清脆悦耳的年轻声音：你必须留在这里，不要讨价还价，不要惊恐退缩！就这样，我留了下来。

这座城市是年轻法西斯分子的巢穴。住在托斯卡纳郊外的贵族们和城里的年轻人们身穿骇人的制服列队聚集在法西斯的徽章下；街上黑压压一片站满了潇洒俊帅、头发浓密、狂傲自负、目光严肃而固执、在制服的魔法下变得迷狂的年轻人。年轻的意大利精英们一旦穿上制服，就可以领取每日的补助，并且能够得到一份工作；难怪他们会有如此高涨的激情！生活服从于僵化的官方秩序；房子的外墙上画着鼓动、号召的宣传画，介绍维护法西斯秩序取得的成果，例如“准点列车”，里拉的价值，公共安全……法西斯主义在那几个月里如风扫残云般将社会民主主义击得粉碎，使之化成飞烟。社会主义者遭到迫害，转入地下，就像第一批天主教徒在地洞里集会。我是来自彼岸的人，对受到重挫的工人运动充满同情，我紧张地目睹胜利的独裁者耀武扬威的大游行，内心深处充满了抵抗。不管怎么讲，我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我在中欧被灌输的那套“社会进化法则”，不大适用于意大利的灵魂。我不可能没有意识到那几个月里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那是一个民族意志的集体表达。所有的外国旁观者都心怀疑虑地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和夺权者[243]的行踪。“这个人”孤注一掷，能量四射，在那几个月经常来到佛罗伦萨；我以前在柏林也见到过他，那还是在“进军罗马”[244]之前，在一家老城饭店的大堂内，这位曾经的社会主义者在回答记者提问；现在，我在群众集会上看到了他，被煽动得激情四射的民众追随着他的一举一动，先是在佛罗伦萨，后是在博洛尼亚和威尼斯。在那段时期，这个人将自己的性命相当廉价地投到国际市场，我在佛罗伦萨看到过他，在维克托·伊曼纽尔广场，他被数以万计的民众包围着，身边几乎没有警卫，似乎只有他的星象和命运能够保护他免遭政敌的报复。

他从内到外，仿佛都刀枪不入。这个人给甜蜜无为[245]的意大利注入了成千上万马力的能量，让每个人都获得了全新的速度；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这股生猛的力量所向披靡，开始泛滥，吞噬了政治，淹没了口号。这股汹涌泛滥的力量就来自这个人——墨索里尼。没在意大利亲身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最初阶段的人，永远不会理解这种运动的成功秘诀。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可以说，能够成为一切。

佛罗伦萨，烈日当头。市政广场上，农妇们兜售阔檐的编织草帽；古廊桥上，每天上午金银匠们都在本韦努托·切利尼[246]银像周围支起货摊。上午，我泡在贾科萨咖啡馆或奈芙咖啡馆漂亮的大堂内，这是一天的开胃酒；下午，我跟英国人一起喝午茶，这些英国人也入乡随俗地喝苦艾酒和茶。身穿黑色礼服的托斯卡纳贵族坐在带阳篷的马车上沿亚诺河岸兜风。在托纳布奥尼大街，成群男子无所事事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观赏外国女人；她们身上那股充满欲望的女性感，我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我住在特立尼塔大桥的“布达”[247]桥头，在圣马尔顿广场上，对面是一座教堂和一家妓院。早晨，当我推开窗户，屋外阳光刺眼，广场空空荡荡，透过斜对面教区公寓的窗口，我能瞅见老神父们在明媚的春光下心满意足地晒太阳，抽烟斗；妓院稍远，跟教堂隔了三栋房子，门口总有行色匆忙、绅士打扮、手提公文包的年轻人在按门铃——早晨九点，就一小会儿，在上班之前，就跟别人去咖啡馆一样。这一切我都能理解；熟悉的景色，我怀着顿悟的感觉在城里游逛。上午，我去那位疯神父的修道院或波波里花园[248]；下午我去菲耶索莱[249]，或到卡茨尼公园看赛马；晚上我泡在小酒馆里，置身于农民中间，我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杯杯地喝酸涩、黑色的基安蒂[250]。每天，我都带着一种持久、恒温、不变的幸福感从睡梦中醒来。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勃朗宁[251]和伊丽莎白·巴蕾特曾在那里住过；我从来没抱过比这更好的愿望，我想在佛罗伦萨度过平实的一生。组成这座城市的所有一切，都是从这片丘陵里长出来的；这里没“引进”任何东西，既没有外来的建筑师，也没有外来的画家……城市和她的杰作共同呼吸，跟每栋建筑、每尊雕塑、每幅图画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亲身体验到这个——在此之前对我来说始终含糊不清的教科书概念：文艺复兴。多么熟悉的氛围，多么特别的体验，多么的似曾相识[252]啊……我记得三月午后细碎的光影，我走在有沿街别墅与古柏的马基雅维利大道，走过圣米尼亚托教堂，在那里，大卫像的青铜复制品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城池；在山上米开朗基罗广场旁的小咖啡馆里，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眺望城市，心里怀着封冻的乡情。我既不阅读，也不跟人交谈；不寻求“历险”，也不渴望友人。我是如此贪婪地将城市的风景、丘陵的轮廓、山谷的蓝雾藏入记忆，就像流亡者目不转睛地看一张从家乡寄来的全景明信片……我搭乘有轨电车去塞尔托萨，去皮斯托亚，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观”——但也正因如此，那里的一切都很值得观赏：村舍和修道院，教堂和小酒馆，一切都用来自这片泥土、来自过去时光、来自逝者心灵的同一种材料建造。对我来讲，那是一段多情的时光。肯定不是我青年时代最糟糕的阶段。我现在有时还会梦到那幅风景。

我到博洛尼亚和威尼斯旅行，由于我既没有钱，也没有事，所以待在哪座城市都无所谓。因为我的行动不受任何限制，每星期兜里的钱都不够花，能做的事情就更少了……罗拉偶尔用带衬纸的信封寄些零钱来接济我，另外，我写一些体裁含糊的文章换取可怜的生活费，有几份菲尔维迪克、艾尔代伊地区和布拉格的报纸出于好心予以登载，大部分稿费用来支付账单。每次旅行结束，回到佛罗伦萨，我都像撤退回某个绝对安全的大本营、城堡或防御工事。旅店提供日常所需的一切用品，对房租催得也不那么紧。在那几个月里，我体内泛滥着发自内心的轻松和随意，仿佛获得了能够将自己置身局外的特权。我至今记得当时那段“无忧无虑”的生活……罗拉回到佛罗伦萨时，已经是炎热的夏季了。她带来了里拉，还带来匈牙利辣味香肠作为礼物送给我。这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前往都灵，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想去看看科舒特故居；今天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了……我们在都灵吃了午餐，无忧无虑，格外快活，似乎万事大吉，想都不会想到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目标。我们搭夜车回到巴黎。

我们的行动是那么轻便，背着破烂的行囊，既没有钱，也没有前景……即使美国也想去就能去！后来，许多年后，一张我在街上看到的宣传画把我带到了巴勒斯坦，甚至更远的大马士革。我说走就走，仿佛在那里有什么紧急事等我去做！……只要我保持内心的自由和不羁，我就不知道什么叫“阻碍”。

我们对巴黎已相当熟悉，既有经验又小心谨慎地选择住处。我们在新区找到一套公寓，在里沃利大街拐角，在“右岸”；我们熟悉了这个“新巴黎”……在右岸的巴黎，既不闲逸，也无浪漫。我们落脚的那栋房子位于康邦街，是一幢墙壁很厚、建于拿破仑时期的公寓楼。安托万的美发店开在一层，他不仅是巴黎最时尚的女性发型设计师，还为美国最大的一家摄影经纪公司做代理。现在，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开始赚钱：我凑出自己所有的钱，搞来一台打字机，将我写的“巴黎报道”一式三四份地打出来投稿，而且使用三种语言，寄向四面八方……我们在康邦街的住房宽敞漂亮，并且属于“带家具”的那类；房东夫妇除家具之外什么都不给，甚至连服务也不愿意提供；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比较有人情味，“比较中欧”，一切都能让我隐约联想到家乡人对“家”的那种概念，感觉仍住在传统街区。那些家具，让人感到某种早期、内敛的帝国气派；另外，公寓内的楼道、前厅、走廊都是那样吸音，遮光，隐秘……几个星期后，我们理解了在这种悄然无声的恢宏寂静背后隐藏的原因。亨利艾特夫人，那位富有的、头发染得乌黑的女房东，虽然按月出租客房，但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可敬的形象；她更乐意将客房租给“半小时情侣”，每天下午，萍水相逢的男女们来这里速战速决地享受鱼水之欢……尤其是在我们隔壁那间贴了红色墙纸的客房，每天下午，都深受老先生和热情似火的女郎们青睐。有一段时间，我的市民意识让我对“我跟妻子住在这样的地方”感到恼火；但在罗拉身上并没有这类市民式偏见，她为我的大惊小怪感到好笑，所以我们还是留了下来……实际上也是，哪家巴黎旅馆或客栈不接待偷情的男女呢？

另外，这栋房子，这条大街，这个街区，更让人联想到哪个英属殖民地。在通向安托万神秘店铺的楼道里，每天的每个时辰都云集着仪态大方的英国名媛和性情放浪的巴黎女士，世界著名的美发师则开出高价兜售自己的知识和本领；客人们在楼道里领号排队，最昂贵的轿车排成长队在楼门前静候，不是“劳斯莱斯”，就是“希斯巴诺”，女主人坐在楼上光线朦胧的窗后享受安托万及助手们的揉捏和卷烫。正对楼门的马路对面，是一家冷僻、无聊、没趣的茶馆，旅居巴黎的英国侨民每天下午都聚在那里饮茶。在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在为他们服务：银行，商场，饭店，茶馆，酒吧，包括那些大多开在城中心小街内的妓院，光在康邦街上就有两家。其中一家消费昂贵，极尽奢华，我这么说，不仅由于店里家具和所有的陈设，还因为许多登门的贵客是路易·菲利普时代[253]的遗老。街道，茶馆，饭店，到处都不分昼夜地回荡着英语交谈的声音。这些英国人僵化、固执地保持着殖民国的习俗，神气地开着英国牌号的轿车出现：英国老先生们头发雪白，目光沉滞，皮肤因打高尔夫球晒得通红；而那些年过五旬的妇人们全都打扮得像玛丽女王，都戴着蜂房形状的礼帽，身穿长裙，白天执手杖行路，下午到隆佩梅耶尔喝茶，但是到了夜里，她们在安托万和裁缝的帮助下乔装打扮，摇身变成世俗的舞女……这些在自己家乡是那样谦恭内敛、节制有度、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英国人，在运河[254]的对岸，在巴黎世俗的街区内，却变得如此饥渴，如此道貌岸然地贪婪，如此一意孤行地追情逐欲！我在巴黎，在康邦街一带，在短短几周内对他们的真实了解，远远超过了后来我在英国对他们长达数月的了解和窥伺。

他们住在这里，住在里沃利大街几乎隐形的、建于上个世纪的酒店里。临街的那面几乎不露酒店的痕迹，所有的富丽奢华和宽敞大堂都朝向内侧，朝向弗布尔—圣安娜大街。他们住在莫里斯酒店、德—奥尔巴尼酒店或州际酒店，开着所有零件都为手工制造的劳斯莱斯轿车，带着他们经过安托万和巴黎外科医生精心修复、重现维多利亚时代美丽余韵的妻子们……“睁开你的眼睛吧，我的朋友！”我自豪地对罗拉说，“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以后永远不可能再看到的东西；这就是你以后将在画报里读到的‘大世界’……”可这个大世界是多么小啊。在这里，人们在隔壁的克里伦酒店和莫里斯酒店之间散步；在这里，最昂贵的裁缝店、时装店和大银行的支行鳞次栉比；在这里，橱窗内不断更换着各种各样毫无用途的小玩意儿、小摆设、钢笔、首饰、花哨东西，以及因其繁赘琐饰而永远属于自己那“另一个”世界的小设计。我们瞠目结舌、神不守舍地住在这些窄街里。在这里，有许多地方我们连门槛都不敢跨进：比如巴黎咖啡馆，那里的菜单上不标价格；比如维尔森饭店，途经这里的国王和比国王更有权势的美国银行家们在这里通过烤肉和汤汁神采飞扬地展示自己的文化，至少跟卢森堡博物馆里的藏画一样特别……

丽兹酒店的大堂正门开向康邦街。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我坐到酒店的吸烟室里读报纸，喝一杯苦艾酒，将报纸摊在桌子上，随后我跟所有进出酒店的访客们一样，开始全神贯注地投身到“微服出行者”的角色里。墙上挂着骏马、名犬的彩色木刻和时髦美术家“塞姆”创作的漫画；过路的外国游客坐在桌旁，坐在磨破了皮面的沙发里，在朦胧的光线中喝威士忌；领班侍者面带甜蜜的倦意慵懒地坐在吧台后，不时会有人推门进来：西班牙国王，威尔斯王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某位成员，摩根也经常光顾这里……领班侍者对客人们的习惯了如指掌，无须询问，就将鸡尾酒端到他们跟前。西班牙国王跟驻巴黎大使基尼奥内斯·德·莱昂促膝密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所有来这里的客人都是“微服出行者”，我也是。没人注意坐在自己旁边的人，跑堂对摩根先生的态度跟对我一样，说一句“谢谢，先生！”，然后将摩根先生留下的小费扫到手心。从某种角度说，丽兹酒店的吸烟室悬浮在世界、时间和约法之上。在这里，造访者置身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局外地带，国王们，匈牙利记者们，画家们，皮条客们，世界著名的女演员们，途经这里的巴尔干国王们——只有领班侍者认识所有客人，他基于特殊的训练和丰富的经验，只用一个眼神或一抹微笑，无须尊呼名衔就能准确地向每位客人致以相称的敬意——只需要这些，既不要多，也不能少！在每天下午四五点之间，这间小厅的空气里弥散着某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我在这里揣测世界，揣测它的深度、高度和隐秘的联系……我将许多副面孔存入了记忆，那些面孔，后来我在其他许多地方重又遇到，在软卧车厢的过道里，在海滨，在机舱里，在英国或法国著名画报的封面上……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一刻都不觉得自己“附庸风雅”；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近距离地“看”一会儿那些世界名角，看看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究竟有多少人在历史的沟壑里栽倒或爬出！在“鸡尾酒时间”，大概六点钟左右，在抽两支雪茄烟的间歇，在一张张方桌旁，英、法、美的先生们跟西班牙经纪人，或跟隔壁旺多姆广场上营业规模神速扩大的美国银行家只需通过握手和微笑，就能在闲谈中顺便谈成大笔的生意。银行家们之所以下班后去丽兹吸烟室坐半个小时，就为做几宗真正的买卖……在那段时间，梅隆[255]光顾过这里，还有一位波旁王朝的王储也经常来这儿。一般来说，每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其姓名和住址都被收录在《谁是谁》[256]或别的哪部根据血缘、财富、权势编排的不成文、不公开的权贵名册里。在这个老派的地方，空气里弥漫着某种危险四伏的窒闷气息；客人们静静地坐着，抽着烟，与此同时，大堂内发生着什么虽不可见但可感知的大事件。“谢谢，陛下！”小跑堂低声地对坐在我临桌的葡萄牙或希腊的前国王说；没有人应声，没有人从报纸上抬起眼看，没有谁的视线从《纽约时报》欧陆版的股票新闻栏移开。

我将丽兹吸烟室视为只属于自己的某种秘密。匈牙利人大多去蒙帕纳斯的艺术家咖啡馆。我更对这类巴黎大社交圈的秘密场所感兴趣；我审视一张张面孔，观察每个人的气质、风度和言谈举止。我就像一位身穿便装的肖像摄影师在这里“工作”。我闯进了一个新世界，我在那里连嘴巴都不敢张开。我小心地品尝这个特殊世界的奇味菜肴。每天晚上，我们都坐到大环路上的某家咖啡馆前。壮观的风景，巴黎的街道，满足了我所有的娱乐需求。在巴黎，我不记得有哪个晚上我们感到无聊。我经常在咖啡馆的露台上一直坐到拂晓，在“小那不勒斯”或“马德里”，或在那家正对晨报总部，午夜之后单身牌友、赛马手、站街女郎和皮条客聚集的简陋不堪的小酒馆里，望着街道出神……初到巴黎的那段时间，有一点梦幻，有一点迷茫和羞怯。慢慢地，这座城市变得迷人起来，我开始听懂这里的俚语，了解这里的小秘密，在窄街小巷里穿行自如——她将我诱到怀抱里，待我像一个旧日知己，不再放我走开。我已经熟悉并喜欢上她的味道，这股甜丝丝的黄花烟草和汽车尾气的味道，我的神经系统已经适应了她的节奏，适应了这种令人紧张、昼夜影响着这座城市的经济波动。我在咖啡馆里已不摘礼帽，半夜我跑到普吕尼耶小饭馆，虽不算麻利但相当专业地用娴熟的动作吃一堆牡蛎。种种迹象表明我已“巴黎化”了。我已经变得没有教养，要比早先在柏林更没教养。我开始学习欧洲人的生活习俗。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我真心地获得了一切，当我刻意追逐“体验”时，我的情感变得日益丰富，除了经验，除了“真实”印象之外，别的我什么都不看重。我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一位作家而言，一切事物的价值只取决于能在自己个性的炼金炉中淬炼出多少。我想看……究竟想看什么？我的上帝，我想看一切的一切！一天上午，我跑到大学解剖室看尸体，下午五点我在丽兹酒店喝茶，晚上我在追欢逐乐的夜店里看身体，或在一场“咖啡音乐会”的露台上看面孔。我爬到圣母院的钟楼顶，或钻进地下，钻进迷宫。我在巴黎城内东跑西颠，就像一只被松开狗链的小狗。我对拿破仑墓所抱的兴趣，丝毫不亚于“维莱特”的断头台。阿纳托尔·法朗士对我来说，就跟我的楼长一样陌生；我闯进他们的房子里，在他们家中四下环顾，嗅闻，记录，用眼睛和心灵拍照。从我的体内迸发出一股原始的生命欲望，就像一个可以不受惩罚、毫无障碍地在白人城市里行走的黑人。我的法语并不好，但我总是心急火燎地语速飞快；在这种状态下，谁会在乎不规则动词的特殊性呢？早晨，我离开康邦街，沿着将杜伊勒里宫花园与沃利拱廊隔开的栅栏散步，我看鲜花，看铜像，看卢浮宫屋顶上雾气朦胧的晨曦；之后，我怀着“前进”的感觉冲向城市，几乎是在放声叫嚷，就像一个不能快速迈开脚步的人。那些街名，那些建筑，那所有的一切都是“记忆”，这记忆来自文学，这记忆来自经遥远的时间、时代、民众和习俗过滤下的知识，现在，这记忆慢慢复苏并变成了现实，具有了形体，可以被触摸。“日常安排”的多姿多彩让我沉迷其中：对我来讲，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存在本质区别；我下午去法兰西学院出席一次纯化语言会议，或走进某家百货商店的旋转门，或在和平街看看商店的橱窗，或在国立图书馆大厅里读《箴言报》的某个合订本，或去皮托镇[257]旅行，在那里拍售廉价机票——这所有的一切组成“记忆”，这所有的一切都“很有趣味”。无论我翻开大画册的哪一页，图中的风景都令人心旷神怡……仿佛一个相隔久远、已被忘掉大半的童年时代——某种共同拥有的、欧洲人的童年时代——的记忆被唤醒了：许多场景与人物都从历史、小说和童话里复活，从雨果、法朗士、拉马丁[258]、米什莱[259]的笔下复活，成为时下话题，成为日常新闻。全世界所说的“法国”到底是什么？石头、血液和纸，风景和气候，具有特别的、“那么法国”味道的水果，微笑与风度的区别、与神经系统的区别和地理学因素，某种超人类的、超越其他种族的东西……为什么法国人拥有自己的文学，比方说荷兰人就没有？为什么德国的平原人拥有自己的艺术，而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从来没有过？为什么挪威人能拥有自己的文学？为什么法国音乐很一般？我在巴黎嗅到了“种族”的秘密；我所知道的东西，总是对差别的证实，但从来不是回答。

这种好奇心的自然结果是，我用自己的双手借助于铅笔和打字机，不由自主、激情勃发地开始在咖啡馆里、在地铁中、在火车上为报纸撰稿。我跟“事件”的关系仅仅在于我觉得自己是“在场者”，感觉自己生来逢时。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极其重要。我没有进行太多的挑选。早晨我出门上路，穿过杜伊勒里宫花园的郁金香花圃，开始做报道……假如哪栋房子失火了，我会立即冲进去；我感觉那房子似乎是“为我点着的”，因为我在场，因为这个场面我只能看到一次，此时此刻，我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星球上，在法国人中间……尤其是，那栋正在燃烧的房子是“法国的”，因此要比葡萄牙的房子“更有意义”；我必须迅速、仔细地进行观察。写新闻报道也可以成为一件苦差事，可以是一项“使命”，但绝大多数时候，它只是一种紧张状态而已。我总是时刻警惕着，仿佛巴黎和欧洲大陆的所有报纸都需要我提供新闻填充版面。我急匆匆地吃完午餐，胡乱抹了一下嘴，立即直奔议会大厦去听卡约[260]的讲演，好像这事跟我有关系似的……但这真的跟我没关系吗？莫非在万象中、俗世里、地球上所能意识到的所有事情真跟我，跟我这个同时代人，跟我过客的灵魂无关？卡约在讲演，其实我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但我屏息静气地坐在议会大厦的旁听席上，出神地盯着国家政要们肥如仓鼠、忽红忽紫、吃过午餐的脸。当然，不少人是从外地赶过来的，形形色色的法国人在大厅里用拳头捶椅子，在厅外走廊里大喊大叫，享受各种方言的欣狂。中午，他们在波旁宫附近的小酒馆里用午餐，胃里灌满了勃艮第葡萄酒，从他们的呼吸中能闻到大蒜味，他们滔滔不绝，醉意醺醺，满腹伎俩，夸夸其谈；不管怎么说他们在这里是民主的卫士、文明的最后堡垒，除了维护地方利益和拉选票外，他们还代表这个付出巨大代价、举步维艰、虽不完美但毕竟在向更高的人类准则前进的欧洲。与此同时，他们毫无疑问地也在做生意，贪婪而执着；必须抓紧时间，这个国家很大，裙带关系都饥肠辘辘，总理们像走马灯似的上台下台。我永远不能理解法国党派政治的瞬息万变；我不理解，因为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无法集中心思听他们解释。但是这一点我能够理解：第三共和国在也就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百一十或一百二十届政府内阁不得不为饿得发慌的一代代人提供职位和津贴——总理们在宝座上的时间以小时计算，他们不得不发疯似的任命亲属和助选人，向他们发放退休金和养恤金。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议员们，总理们和那群紧随其后，渴望获得职位、生意和薪水的隐形帮伙……我坐在旁听席上，看着坐在议席上的民主代表们，像听一场酒气冲天、怒火万丈的斗殴音乐会——他们单枪匹马，或许只是些偷鸡摸狗者，不过聚集到一起还是颇有力量，颇具权势，还是有良心有纪律，在决定命运的问题上还是有民族的良心、法国的意志。卡约在讲演，白里安[261]在讲演，普恩加莱[262]在讲台上拍桌子，情绪开朗的布伊松[263]议长带着资产阶级的傲慢和无党派的气质不露声色地正襟危坐。除了政治之外，法国议会还是雄辩与风格的自由大学；人们对发言者的讲演风格、定语的清晰和力度、谓词的力量、句与句连接的乐感所进行的评论，跟对其政治理念进行评论一样认真。

我还去了里尔[264]，我是乘特快列车去的，因为有一位绝食艺术家已经三十天没吃东西了。我去机场等候林德伯格[265]；他走下旋梯时，所有人都激动得流泪，大声呼喊，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魅力……我参加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葬礼；我在火车站等候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266]；我在奥赛火车站等候流亡的西班牙王后，看到她到达和流泪……我去过凡尔赛宫，见到了下台的白里安，看到他步履蹒跚地走下台阶，再次感觉法国人是对的，在这一刻，他们需要的不是仁爱、天才的白里安，而是不怎么仁爱、较为粗莽的杜美[267]。我去造访哈瑙夫人，听她讲据她所知谁在法国偷得最多；我还去过塞茜尔·索莱尔[268]家，她给我看了她的浴缸；我去拜访了住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269]，他用不容辩驳的声调高声朗诵了他新剧本中最打动人的一段戏。我目睹过死刑，做过关于卢尔德[270]的报道。我坐在宣誓就职大厅里听小个子、红头发、枪杀哥萨克酋长佩特尤拉的乌克兰钟表匠自白，他自豪地说：“因为他杀害了我的全家，所以我冲他开了六枪。在他倒地后，我又向他补了一枪。”他一边说一边得意地微笑。我认真注视着他的微笑，努力在心里原谅斯托尔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