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马洛伊·山多尔)_第三章（2 / 2）_一个市民的自白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随后，我写了一篇一百到一百五十行的报道，激动地记述了我的所见所闻。我总是一句话从中间说起，迫不及待地匆忙讲述，仿佛害怕被人将想说的话掐在嗓子眼里。我睡不安生，经常半夜里爬起来，钻进出租车，跑到蒙帕纳斯，坐到酒桌旁偷听别人谈话，撰写新闻。

接近岁末，我开始适应了蒙帕纳斯的咖啡馆。我终于厌倦了丽兹酒店吸烟室独立于世的那种状态。就在那一年和之后动荡不安的几年里，在左岸的拉斯帕伊大道街角有两家著名的“艺术家咖啡馆”，那里曾是欧洲精神与艺术运动的自由大学。我在那里的感觉从来就没有良好过；但是如果我哪天没在某个嘈杂拥挤的露台上聊上个把小时，我就会心颤手抖地烦躁不安，因为我的喉咙里没吸到法兰西的黄花烟草，没有感到迷蒙的醉意。想来在那片街区里每个人都喝酒，一天到晚都有人醉醺醺地蹒跚走在汽车之间，在马路上穿行；他们用水杯喝廉价威士忌，即使贤哲们也把啤酒当水喝。这两家享誉世界的咖啡馆是：“多摩”和“圆顶”——在它们周围追风般地开了十多家歌舞场和饭馆——就在那一年，这里算得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中央实验室之一；一切都在这里煮沸，蒸馏，革命与品性，政治与激情；谁要是绕开了这些肮脏的街巷，谁就错过了诸多的大事件……

乌纳穆诺[271]每天下午都坐在这里，带着睿智的微笑和理解的目光，愉悦地承受流亡的残酷；在他身边聚集起一大批新西班牙的知识精英和冒险者，军人、哲学家和作家们。我很愿意坐在他们中间。他们都是忧伤的人；一般来说，跑到蒙帕纳斯的家伙们大都是试图寻找自身位置和身心家园的脆弱者。乌纳穆诺安慰他的战友们，相信西班牙的明天，对欧洲文化的未来充满怀疑。这位西班牙流亡者的浪漫主义感召力，大概能跟1848年的科舒特媲美。马西亚上校[272]是加泰隆尼亚流亡者团体的灵魂人物，同时他也跟那些留在祖国的敌人们，跟普里莫·德里维拉[273]和长枪党的将军们一样，是位充满激情的民粹主义者；午夜过后，他神色迷乱地用水杯豪饮杜松子酒，这位陌生的旁观者实在弄不清楚：流亡者跟国内的“压迫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有一天早晨，马西亚和乌纳穆诺前脚刚刚返回祖国，西班牙大公、女大公们和显贵、侯爵们就带着首饰、爱犬、支票本和大管家搭乘南方特快列车抵达了巴黎——“西班牙流亡者”遍布巴黎，只是调换了一下角色而已。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274]是这一流亡群体中广受喜爱的著名作家，他是阿方索国王[275]的死敌和激情澎湃的时事评论家；这位西班牙的约卡伊没能看到他斗争的胜利，在西班牙革命前夕死在了普罗旺斯的“玫瑰庄园”。伊巴涅斯的同胞们、流亡哲学家和军官们都对他非常尊敬和爱戴。我吃惊地发现，通常在流亡群体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一个个人物，就其思想和领导能力而言，远不配担任这一角色。跟在“玫瑰庄园”里写文风矫饰、水平中等的小说的伊巴涅斯相比，乌纳穆诺要更聪明，而寡言、忧伤、脾气暴躁的佛朗哥[276]少校则更具有革命性，但结果还是伊巴涅斯成为了所有人公认的精神领袖；就连那些比他更杰出的知识精英和著名人物，也都心甘情愿地居身其下。

在蒙帕纳斯，每个人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在那段时间里都算是流亡者。荷兰、美国和苏门答腊的流亡者们也生活在这里——这些人既没在自己的国家里受到歧视，也没跟国家政权发生对抗，而是为了逃离时间；他们从第二个家乡逃到蒙帕纳斯，在这里存在着另一套时间体系，在这里即便“拿破仑密码”也会突然失效……蒙帕纳斯是全世界无家可归者的收容站，流亡者们忧伤地支着臂肘，托着腮帮，等待拯救他们命运的天象或地兆出现。俄罗斯的流亡者也坐在这里，他们对祖国的制度不满；我见过有些俄罗斯年轻人将自己国家大权独揽的当权者，将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数落得体无完肤……蒙帕纳斯的部落成员活在时间的前头。对老百姓来说尚不知道为何物的时尚和信条，在他们嘴里不过是些过时、过气的陈芝麻烂谷子。当莫里哀剧院公演科克托[277]创作的戏剧，“达达派”还让市民们大惊失色；当画商们还在用毕加索的立体派构图刺激艺术爱好者，这位伟大的探索者和嬗变者已经回归传统形式。当昔日的“超现实主义者”已经写下错综复杂、掷地有声的诗歌，当尤特里罗[278]已经以图画书的风格画房子和风景，公众刚开始意识到在天地之间还存在着这类的艺术实验……蒙帕纳斯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个充满艺术创作性的氛围，就像伊甸园的果实嘲讽四季法则。

除此之外，这里还像一个南方的累范特[279]码头。时过不久，拉丁区果真变成了那个样子：在街上就有人挥刀舞匕，黑人们拎着左轮手枪聚众闹事，马来人、英国人、希腊人、瑞典人和匈牙利人也带着自己的忧伤、愿望和浅见加入午夜后的大辩论里，最后经常以刀光和枪声一决雌雄；尤其是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他们为各自的恐慌大声争执。巴黎警察手挽手地站在街角，一副视死如归的冷漠神情。法国平民在星期天下午倾巢出动，拥向蒙帕纳斯，就像古代去东方做生意的法国人那样目不转睛地观赏异国情调：父亲、母亲和已经成熟到足够能接受这种体验的青春期孩子都身穿黑色礼服，一本正经、面带惊惧地坐在多摩咖啡馆的大理石桌旁，听那些单调叫卖、满腹怨气的小商贩高声兜售美国花生，听醉酒女人的尖叫，听那些带着野兽般的眼神通过言语、动作和情态蔑视文明的神圣法则的外国人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进行争辩，抱怨，挑衅，梦想。恐怕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某个愤怒的法国市民团体向这个闯入国门、聚众闹事的外来部落发起进攻，将他们踩成肉泥……法国人去蒙帕纳斯看外国人，就像我们外国人逛民俗博物馆或卢浮宫一样。在他们的脸上挂着厌恶、恐惧的神情。的确，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喜欢呢？我们将自己标榜为“游牧部落”，在画室舞会结束后，浑身涂满彩色颜料在巴黎街道上裸体狂奔，跑到协和广场的喷泉池里洗澡……在巴黎人眼里，这片街区和蒙帕纳斯的艺术咖啡馆就像是搬入动物园的喀麦隆部落，或是展示幽灵一般、唇大如盘、属于巴黎冷漠而睿智的普世观一部分的非洲民俗村。掌灯时分，这群乌合之众——全世界忧伤的精英和婊子，妓女和天才，大艺术家和小偷，哲学家和用哥罗芳[280]作案的窃贼们，诗人和旧货商，捕鲸者和教派创建者——在这里尽情狂欢，就像在斋月之后，在节日最后一个夜晚的开罗或大马士革广场上。巴黎民众拘谨地坐在他们中间，捻着胡须，戴着礼帽，观赏这一节日盛况。两家咖啡馆之间的马路，慢慢被堵得水泄不通。便道上，马路上，街角上，人们挤得没有立足之地。人们大喊大叫、载歌载舞地欢庆什么。

蒙帕纳斯集大学神学院、蒸汽浴室和自由讲坛于一体。我在某张桌子旁坐上半个小时，孤独地坐在人群里抽完一支雪茄烟；我感到紧张焦虑，我待在这里无所事事，虚度昼夜，命运在悄悄向我靠近，这是蒙帕纳斯的命运，即便那些较为年长、较有经验、较具阅历的人也无力挣脱……在那些年里，这种特别的“蒙帕纳斯的命运”降落到许多才华横溢的人身上；那些人来自智利、纽约或鹿特丹，他们来到那个充满异邦情调的码头，怀揣着生活计划，好奇而幼稚地坐到著名的多摩咖啡馆的一张桌子旁，从那之后，他们一直这样坐在那儿，怀着期待，也许一坐就是十个春秋……他们激烈辩论，喝法国白兰地兑苏打水，慢慢忘记了承诺、家庭、过去、家乡和计划，变成了蒙帕纳斯的“名人”；就另一个家乡和世界而言，他们悄无声息、义无反顾地死掉了。另一些人在这个肮脏不堪的收容站里建立家庭，安居乐业，并且赢得了世界声誉。帕斯森[281]在这里生活，并自缢。我总是淡定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怀着不良之心……但是，不管晚上我去哪里，我都会在午夜时平心静气地撇下友人，纵身跳上某辆驶向拉斯帕伊大道、颠簸摇晃的公共汽车。

在蒙帕纳斯背后的某个地方，巴黎城隐约若现。现在，我有时能看到某一个片段：远眺的街巷，一间公寓，一个人的面孔，忽东忽西地跟哪个法国人聊天，跟牙科医生，跟邮递员，跟某位部长……或许，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见国家元首比造访一个法国市民家庭要容易得多。我总是在观看“演出”，看巴黎盛大节庆的演出，就像看彩色的瀑布和别开生面的万众狂欢；但时光过去了许多年，“甜蜜的生活”，神秘的法国人生活，我始终未能看见。法兰西市民回避外国人，仿佛我们每个人都来自霍乱之乡，仿佛我们喝水的杯子上沾满了麻风杆菌；就连给我们看病的医生都是如此，他们看我们的喉咙，听我们的肺部，仿佛我们的每根神经都携带着恐怖、神秘疾病的毒芽……有一次我生病了，因为嗓子疼去看一位著名的专科医生。当他刷我的喉咙取菌样时，显然带着满脸的怒气——他有一只眼睛在战争中被子弹打瞎，现在我都能看到他那张向我俯身、缠着黑色绷带、浮着扭曲并充满敌意狞笑的独目巨人的脸——出于对我的不信任，他每次都事先索要治疗费，用小刷子在我的嘴里刮来刮去，怀着灼热的激情将由衷的憎恨发泄到我脸上。对这种憎恨，他从没做出过任何解释。在那些年里，外国人将成麻袋的黄金扛到法国，每季度花在那里的钱都数以十亿计；然而，法国人除了想沐浴在地中海的蔚蓝里，想在从佛日山脉到普罗旺斯的那片蓝天下晒太阳，别无所求……他们憎恨外国人搭乘载满货物的轮船抵达这里，后来又憎恨他们不再来这儿。在富裕的年代，法国人丧失了对数字的概念和现实本能：他们每个人都很富有，他们咬牙切齿、一脸不悦地盯着我们，盯着那些使他们变得富有的外国人。即便在高档饭店里也会发生类似情况，男总管对我们这些外国人的态度，就像对那类受到宽容的殖民地国的有色人种。在那段时间里，向世界贡献文明的法国人，俨然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傲慢地将注意力转向自己。伏尔泰和丹东那代人彻头彻尾地向金钱投降。在法国人眼里闪烁着如此饥饿的光焰，充满无法掩饰的愤怒和令人战栗的贪婪。他们鄙视一切其他民族的东西，甚至鄙视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谈论“法兰西”民族的外族人。他们多多少少只把英国人视为人类；德国人始终是“德寇”；至于其他民族，从希腊人到匈牙利人到扬基人[282]，都是可疑的“外国佬”，粗蛮的异邦人。

当然，这里的“精英”持另外的观点；但这类精英在什么地方跟我们交谈呢？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和艺术品向世界喊话，发出原则性的团结信号，但他们连地图都不看。在那期间，莱昂·都德[283]曾向六百名法国议员发出过一封公开信；他在这篇激情洋溢的文字里，请求法兰西民族最杰出的代表们支持被迫害、被压榨、被宰割的高贵的斯拉翁民族，请求他们将回信寄到“斯拉翁民族运动”日内瓦总部的地址。结果，大多数议员都热忱回复，表示对高贵的斯拉翁民族抱以深切的同情；但居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查一查百科全书，看看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这样的民族。如果存在，他们在什么地方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这个奇闻令人震惊，但又千真万确。在巴黎，外国人生活在某种令人发疯的孤独和放逐中；只有金钱的魔力才能够缓解这种孤独，以及这种悲凉的放逐。

罗拉表示，必须学到法国人的“秘密”——因为他们有一些小心隐藏的秘密，即这个伟大民族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幸福生存的原则与共识。我们以为是这样。他们每个人都很富有：楼长，邮递员，包括送煤的小伙子。法国人的节俭全世界有名，这么说没错；但是若从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节俭也与众不同：他们在住房、衣服、书和剧院方面花钱较少，但在吃和女人方面，出手相当大方……作为标本，我把周围遇到为数不多的法国人放到显微镜下进行研究。每个人都有不多的“存款”——大约两千法郎，可保证以后退隐到乡下小屋；包括楼长和旅店女佣。我对他们的生活进行拆解和分析，但并没有找到答案。没错，他们忘我地工作，挣一点小钱，花每枚硬币都要精打细算；但在我们家乡不管你怎么辛苦劳作，也不可能攒出两千法郎来。我曾毫不害臊地追问“他们的秘密”，但他们只是报以微笑。最后每个人都说，是继承来的；这个国家非常大，几世纪的经济积少成多；有谁敢动用资本呢？所有的都是继承来的，用心相爱，但理性结婚。爱情有时让人丧失理智，或杀人，或啼哭；但很少有人在没有嫁妆的情况下穷结婚。我们那条街上的面点师将自己的女儿连同三千法郎嫁妆嫁给了一位面点师，屠夫则给了女儿一百万的陪嫁。没有“经营资产”，法国人不会去办结婚证。

后来我发现，法国人的低调和节俭，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一切全都那样实际，经过周密考虑；一切全都参照经验，讲究方式……我近距离地接触，并仔细地窥探“欧洲人”的生活；我满脸羞红、惭愧不安地感到，我根本不懂得生活的责任，我只是这样活在世界上，我的生活方式和需求超过了一位法国百万富翁的需求。许多年里，我搭乘公共汽车都要坐到最里面的座位；法国人有时会花半个小时等一辆人少的空车，为了能坐二等的硬座……为了能节省两三苏，他们穿着沾满泥水的鞋子，打着雨伞在雨里等待；噢，不仅穷人这样，当地有名的百万富翁也是如此……的确，他们喜欢美食，用餐考究；他们吃礼拜日烤羊腿，一点都不在乎钱。但在平时，他们用马肉和让人胀肚的白面包充饥；他们吃廉价奶酪和粗糙、带筋的次等肉，吃最为便宜、冻得发紫的鸡禽，吃“削价处理”、最后甩卖的死鱼和劣等罐头，吃缺少营养的烩菜和我们从来不堪下咽的发酵粉面条……食品原料的售价极其昂贵；那个时候，中间商与经销商开始狼狈为奸，牟取暴利，这场影响巨大的运动在无形中摧毁了法国人的生活，他们就像政治舞台上的间谍和使节一样遭人厌恨……我们想学会法国人的生活技巧，但是我们缺乏他们拥有自制力的内在素质。法国人能够积攒成财产的那些钱，我们都花到哪儿去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可能花在了出租车上。出租车费是那么便宜，而生活节奏又是那般匆忙……只要我在视野里没看到公车，就会下意识地扬起手，立即招来一辆疾驰而至的小轿车。他们对小费格外看重，尤其当客人是外国人时；法国人彬彬有礼地将硬币摆在手掌边缘，跑堂默契地点一下头，收下这笔菲薄的馈赠；但我从来都大手大脚，缺少“零钱智慧”，因此我总是多给小费，脸皮很薄，让我改变做派实在不太可能……当然，我们还雇女佣，那类料理家务的小时工；我为她们敷衍、仓促的工作支付的薪酬，高于我们家乡政府付给持有文凭的公务员的工资。许多年过去，我才意识到，在我周围只有最富有的法国人才雇女佣；就连律师、医生、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也不过雇一位“清洁妇”而已，每天上门干一两个小时，一旦被发现把垃圾扫到了床底下，立即被解雇……只有在名副其实的豪门，只有富得流油的豪绅，才会雇帮佣、厨师、女仆和男仆们。法国的中产阶级活得相当低调，就像我们家乡的手工匠。在我住的那个街区内，没有一户小手工匠雇打杂的仆人。

秘密不可能“学到”，这是血缘的秘密，是传统的秘密；有的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是文明的秘密……这些富裕的法国人，住在多么狭小的屋子里；这些有钱的屠夫、面点师、食品商、蔬菜小贩和家财万贯的杂货店主，穿着多么破旧、闪光、惹眼的衣服招摇过市；女人们带着多么妩媚、亲切的神情，身穿在百货商场购买的巴黎烂布头[284]！他们午餐时品饮葡萄酒，但他们喝的是多么没味儿的葡萄渣酒[285]！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欢乐都是多么的质朴无华，晚上，他们在人民公园是多么身心投入地欣赏蹩脚音乐——假若一位常受交响乐熏陶的德国杂货店主听到演技糟糕的巴黎街头音乐，肯定会逃之夭夭的……这些百万富翁抽的是多么廉价的烟草啊，他们多么耐心地坐在咖啡馆里，能守着一杯咖啡一直坐到午夜！他们多么贴近生活，多么全神贯注地体验生活琐碎而宁静的快乐和日子赐予他们的一切，他们有多么丰富的情感层次来享受生活，他们用多么庄重的形式包装自己的每一个言行，可一旦受到心性或情景的激发，他们又能多么轻松、自然地抛掉形式！他们到底有没有“秘密”？的确，法国人是有秘密的。他们是雅各宾主义者和“自由石匠”[286]，是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是小市民和共产主义者；他们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人种”，但在生活方式、行为举止和处事态度上，都是特立独行的法兰西人。当他们在集市上打架，当他们想到上帝，当他们感受到生活现实，当他们在私生活中“混乱无序”，当他们在关键时刻理清自己的思绪时，他们都是无与伦比的法兰西人。外国人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风格，永远不能学会他们行为的秘密。

城市向着讷伊镇[287]延伸；新型的香榭大道，流光溢彩，就像美国的某条大道，在每个街角都耸立着不太张扬的摩天大楼。帝国时代的亭台楼阁，那些上世纪末建在庭院和花园之间的豪华宫殿都被拆掉。城市大声尖叫、躁乱不安地美国化。城市中汽车的鸣笛、广告的霓虹、俗艳的街景令人头昏眼花；这种风格让法国人也感到陌生，他们被迫接受，心怀鄙视……真正的法国人在灵魂、品位、感知和性情上都很法兰西，他们高傲地漠视野蛮叫嚣和军事炫耀。外国征服者们大把大把地将钞票撒在巴黎的街巷里——用“撒”这个字形容毫不夸张。有一天夜里，我在多摩咖啡馆的地板上、垃圾里、锯末中看到两千法郎，二十张崭新的百元钞票，肯定是从哪个酩酊大醉的美国人口袋里掉出来的；有人把钱捡起来，怒气冲冲地揣进兜里，骂骂咧咧地绕开在场的外国人扬长而去。

在巴黎定居的外国人，也在这个充满敌意的氛围里邯郸学步地效仿法国人。他们认为，“值得为巴黎做一次弥撒”[288]；他们在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上，都好像受洗成为了法兰西人。有一位匈牙利画家蜕变得是那样的彻头彻尾，以至连法国人都认为他是继图卢兹·劳特累克之后第一位终于能够注释和再现“真正巴黎”的艺术家……在法国人中间，我们用缺乏教养的市井语言交谈，衣着打扮都很法国式；可即便如此，我们看上去还是有点像皮条客，有点像葡萄酒商。当然，我们必须赶紧租房，毕竟我们是生活在法国的外乡人。我们在布格涅森林附近找到我们的隐身地，距离凯旋门只有几步之遥，在一幢摇摇欲坠老房子的第五层。我们充满好奇地搬进去，搬进法国房东以很高的房租、恩赐的态度和无法掩饰的鄙视租给我们的两间小屋，感觉像占领者进驻外族领地：打算支起帐篷，但是他们心里清楚，在灌木丛中有敌人在窥视。我们在巴黎有了住房，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大事啊！——窝在旅馆客房里的同胞们从心里非常忌妒我们。他们羡慕我们小小的占领，好奇地跑来做客，爬上五层楼，摇头惊叹。当我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巴黎公寓”里，也感到幸福得晕眩，感觉自己的欧洲职业生涯开始步入正轨……

我们在五层楼上租了两间屋子，卧室和饭厅；还有一间名副其实的浴室，只是煤气炉的火苗像抽风似的不断熄灭；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浴室，我们总是乐此不疲地浪费煤气和水。罗拉注意到，法国人长寿，因为他们“吃很多沙拉并且不洗澡”；但是我固执地坚持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在巴黎家中，我染上了肠胃型的伤感主义；每个月我都要炖肉吃，用“油炸干酪面片”款待上门做客的朋友们。因为那里还有厨房，真正的厨房，只属于我们的厨房！——年轻夫妇在炉火旁边，跟在床上一样能焊接他们的婚姻……在这个古怪的、同时容不下两个人的小厨房里，家人派来照顾我们的图特族女厨师茹菲卡，在那里缩手缩脚地洗涮，烧饭。因为我们不敢雇法国女佣，我们害怕她们，害怕巴黎女佣，也害怕她们烧的饭菜；或许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始终害怕法国人……茹菲卡来自我们老家，来自我的故乡，来自罗拉出生的那栋楼；她既胆怯又傲慢地住在巴黎，匈牙利语讲得磕磕绊绊，对法语有点瞧不起，感觉那是一种粗鲁无礼、没有教养的土著语。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年轻姑娘，丑陋而忧伤。然而，她觉得自己美貌惊人，一天到晚用“巴黎绸带”捯饬自己。她坐在浴室内的大镜子前，就像一位讨厌的公主，无聊至极地享受自己的忧郁。在巴黎当女佣，在这里，在这两个房间和厨房里，在这套连同居室、浴室在内的全部面积还抵不过老家门厅的“公寓”里打扫卫生、做饭、洗衣，对她来说很可能是一种相当优雅的冒险……她很享受上帝的这份安排，让她能够住在巴黎；只是我们无法把她带进城，因为她胆怯，不愿意上街。她通过打手势在隔壁的调料店买东西，“就像一个哑巴”，讲话羞涩，没有谓语，因为回避使用谓语；就像鲁滨孙的仆人礼拜五，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动词，而且认死理地只使用动名词……她像被施了魔法一般缄口不语，缄默而热诚地在巴黎工作，在转身都难的厨房里做饭，做匈牙利餐，下午去邮局给家乡的熟人寄明信片。她对巴黎不感兴趣。她是二月份到的，我们在火车站接到她，满意地和她一起搭出租车穿过巴黎城；她始终眼帘低垂地坐在车内，都没朝大道边的宫殿看一眼，只是到了菜市场附近她的眼睛才开始放光，战胜了羞怯，用尖细的嗓音小声说：“这里可以买到沙拉。”之后，她一连几个月都一言不发。她胆怯、沉静地住在巴黎公寓里，那里的炉台、厨房、洗菜篮、烤肉叉等所有东西对她来说都富于异乡情调，就像在我们眼里刚果河岸村民使用的物品。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日下午，经过我们好半天的怂恿，茹菲卡终于肯跟我们出门散步了，她在塞纳河桥上突然站住，忧伤地说：“船……”在巴黎，她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船。

跟对面楼第五层的公寓相仿，我家的窗前也有一个围栏低矮的狭长阳台，双扇对开、下缘接地、横板条式的百叶窗将我们的住所与外界隔绝。形形色色的小市民跟猫跟狗跟金丝雀一起在这里驻扎。晚上，穿着拖鞋和长袖衬衫的男人们俯身坐在窗后的餐桌旁，把脸埋在汤盘里，披头散发、体态慵懒的女人们在陌生人家中招展她们的腰肢。晚上八点，他们准时坐到桌子前；十一点一过，他们准时关上电灯。我对法国人生活方式的了解，都来自阳台上的风景。一连许多年，我彻夜要听对面公寓里生命垂危的退休者痛苦的咳嗽声；直到今天，我一想起巴黎，仍能听到那上气不接下气的嘶哑嗓音……从阳台上，我看到他们的葬礼和婚礼，看到女主人背着她们的丈夫跟邮递员偷情，看到他们攥着烤羊腿围桌而坐，看到他们填猜字游戏，锯木头，行房事，用报纸包平时省下的硬币，我看到了他们的生与死……就连茹菲卡耳背、傲慢的耳朵都能听到街巷里播散的小道新闻：婚姻破裂和家庭悲剧；食品商和面点师一边待客一边哼的《您还要什么，我的夫人？》的旋律从窗外飘来，夜里在街上发生的事，能传到所有人的耳朵里；住在我家对面的草药商，那位头发焦黄、满脸疙瘩的老女人跟她名叫艾玛的老闺女，传播有致命危险的、关于街里的处女和有妇之夫的绯闻。漫长而悲情的小市民爱情，在街区的各个角落里隐秘滋生，交织发展，悄然消亡。女草药商和女儿艾玛相依为命，一边包着椴叶茶，一边怀着苦涩的怨愤和赎罪之心播散着家庭的恐怖消息——几年之后，我们生活在一座充满流言蜚语的乡村里，在巴黎的心脏，在五楼上。

在隔壁带花园的宫殿里，住着一位史上留名的公爵夫人，但她就像一位隐形人；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只能在《费加罗报》社会新闻栏目里窥知她的行踪：她去普罗旺斯的庄园过复活节了，或返回了巴黎，她在家里请侯爵和公爵们喝下午茶。每逢这种日子，在宫殿的大门前停满了世纪初制造、款式古老、眼看就要散架、只能在交通博物馆里看到的小轿车；在公爵夫人的社交圈内，在这些家族古老、住在圣日耳曼新区的贵族们眼里，这类马达驱动、没有噪声、早就不时髦了的老爷车才最优雅……在公爵夫人宴客的那些日子里，街里有名的甜点师，神态傲慢、留胡子的布韦松先生，负责为公爵府邸送烤点心；据女草药商所知，甜点师的老婆背着他跟住在街角的牙科医生偷腥。从我家阳台可以直接望到公爵夫人家挂着黄色绸缎窗帘的沙龙，宾客们恰好在那里聚会，就像一部法国新天主教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我和罗拉在阳台上支着胳膊肘，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既低调又直接地跻身法兰西贵族的社交生活。公爵夫人曾在法兰西王储夫人——吉丝公主的身边当过女伴。但是几年之后，她也陷入了经济窘境，将府邸租给了南美人，她自己闷闷不乐地搬到乡下的庄园里隐居，从我们街区和《费加罗报》的社会新闻栏目里消失了。

在下一条街上，在富丽堂皇的公寓楼里住着暴富的“新贵们”；他们都是受益于路易·菲利普时期经济的市民阶层，在战争期间和贪欲横流的和平繁荣期内聚敛了无数财富。这些法国资产有时数以十亿计地流失于俄罗斯、土耳其的国债，但是总能留下几千个亿为巴尔干国家或海峡对岸的殖民地政治筹资。这些人住在尼尔大街和蒙梭公园一带的楼阁里。每天晚上，他们都情绪高涨地跟妻子们一起，跟情人们包养的求爱者们一起，泡在布里多尼和诺曼底风格、装饰繁复的“歌舞场”内。下午，这些寄生虫精英们懒洋洋地坐在佩特里桑先生开的酒馆里喝鸡尾酒，他们的钱多得不可思议，以至于无暇谈论政治……我喜欢蒙梭公园，喜欢公园里的莫泊桑雕像，喜欢被宠坏的孩子们大声的叫嚷和伤感的梧桐；我喜欢泰尔奈斯大街的购物氛围，喜欢陡直的卡诺大街的忧郁和梧桐树。青年时代幸福岁月的光芒，照亮了宽敞、宁静的街道。在这个乡下，在寂静的街巷，在五层楼上，没有人会伤害我们。在第一个三月份的日子里，阳光从清晨到日落投进我们住的两个房间，在对开式窗户的纱帘后面，在淡蓝色天空下，高低错落的巴黎房顶已经变得真实和熟悉；庭院中某一扇敞开的窗里，总有留声机在播放；在我头顶的阁楼里，经常有年轻的、有时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租住，每天下午接待在楼道里呼哧带喘地爬楼、老成持重的年长豪绅……我在这幢楼里总共住了四年。我从来不清楚住在同一层楼上的邻居是谁，从未结识楼里的任何一位居民；在住户的门外，也没有钉铜质的名牌。文明的教养和数百年的守密，保护并藏匿了私生活的隐秘。

公寓里大部分的家具是从德鲁奥商场通过拍卖搞来的。我买了一幅绚丽华美的丝绸窗帘，一幅跟公爵家挂的窗帘类似的帷幔，但我惶惑地将它钉在了墙上，因为它实在太大了，远远超过窗户的尺寸。我买了一张桌子和所有没用的东西，多得房间里装不下，罗拉愁得不知所措。与此同时，我还急火火地买了狗；我在夜里出门散步，领回几条很便宜的野狗，那是在瓦格拉姆大街摆夜摊的小贩硬塞到我兜里的。不久，我们把狗送了出去，由于长期被囚禁在五楼的屋子里，它们染上了躁郁症。只有楼长养狗和猫，巴黎所有的楼长都会养，我们楼长也不例外；他们大多养的是劣等品种、三条腿或瘸腿的狗，因为楼长们养的这类狗，总是三天两头被汽车撞倒。我们楼长也经常宠溺一条条残疾、肥胖、倒霉的野狗。我常用小费、礼物和狗讨好这位讲究礼仪、态度严厉的家伙，因为我也跟所有的外国人一样害怕楼长，他们是巴黎警察的耳目。亨利奎特先生——大家这样称呼这位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楼长——总是西服革履，平时也一样，一大早就穿着这身领导人的装束出门上街。他从不泄露自己的职业；对于我好奇的探问，他慎重小心地回答说，他干的工作“极其重要”；我在巴黎的匈牙利熟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位刽子手……许多年后我碰到过他一次，那是在蒙马特公墓的大门口，他正神情庄重地指挥一支送葬队伍。

楼道里的电灯不亮，每天夜里都漆黑一片，我们摸索着爬上五楼。“抓住扶手！”我在黑暗的楼道里喊，吵醒了亨利奎特先生，他痛恨并鄙视我们像爬行的怪物，总在半夜三更爬上爬下。但在楼上的两间屋里，我们受到《民法典》保护，我们几乎享受跟法国市民一样的特权。我们慢慢地法国化了：下午去电影院，议政，赚钱，而且无论冬夏都吃绿色沙拉，因为我们想要长寿。

生活平静无澜，我们迎来了“甜蜜的生活”阶段。那些年，一个人虽然并不情愿，但还是跟生活达成了和解。

罗拉寻找工作；经过一系列怯懦的尝试，最终能在左岸圣佩雷斯大街内一家古玩店里打工。那里销售非洲木雕、诺曼底风格的锻打的烤肉叉、中世纪水罐、十字军向圣地出征时佩戴的十字架、弗朗克占领期间用过的枪支，还有亨利四世的侍臣们用过的午餐桌，他们曾在某个星期日用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喝鸡汤；不过那里也卖雷诺阿、德拉克洛瓦的画，墨西哥的瓦罐和火地群岛的黄金首饰……隔壁商店的商人和经纪人，从早到晚泡在这个世俗的博物馆里赌博；罗拉喜欢那里的氛围，古董也开始跟她对话，向她讲述。我则喜欢上这家古玩店的法国店员普利翁先生。普利翁先生六十多岁，已婚，共济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他是第一位我有机会近距离结识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在那之前，我还从没遇到过像普利翁先生这样能够遵守公民教育规定，阐述法兰西小市民的生活态度、品位与习惯的革命者。他整日酗酒，他要养活忌妒心很强的妻子——普利翁夫人，还有他那生性放荡、赌牌成瘾、最终被流放到法国殖民地之一科特迪瓦[289]的儿子。他总是戴一顶硬壳礼帽、穿一件黑西服散步，向来商店的客人分发共济会徽章，有时去参加共产党聚会。在店铺里，他正襟危坐在一把扶手椅中，鼻梁上架着夹鼻眼镜，不管好书烂书，是书他都读，手里抄起什么就读什么，满腹忧思地消化良久，然后将战利品带回家，放到自己的藏书里。此外，他还把钱带到储蓄所，每个月都能从少得可怜的薪水里省下几百法郎存起来；他是那种典型的知识渊博、沉静如磐的法兰西小人物。他背着人老珠黄的妻子普利翁夫人跟一位“律师的遗孀”偷情，包括商人和经纪人、罗拉和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对这个危险关系守口如瓶。有一天，他耷拉着脸来到商店，讲述了他的爱情悲剧：他的妻子“眼里不揉沙子”地证实了他的不忠。他难过地说：“她发现我找了别的女人。”

在马达时代，我们被轰鸣声包绕着，我受一个突然冒出、争强好胜的顽固念头所驱使，买了一辆汽车。我在巴黎有房有车……当然，我给汽车拍了张照，感觉像一件象征胜利的战利品，并将照片寄回家乡。这个成功从远处听来令人欣慰，惹人羡慕；但事实上它使我们陷入了泥潭。这辆车是许多年前由福特厂生产，是我在巴黎的一位熟人定制的，车上有各种各样的特别设计；它看上去像是一辆赛车，开车者和运动员在街上看得目瞪口呆，摇头惊叹，都说不出这辆车的型号和款式……这辆车被漆成浅绿色，一旦启动，就像撒欢儿一般不知疲倦地疾驰；问题只是它很难启动。我为这辆车受了太多的洋罪；我想，在这一年里，我的摩登欲望和所有世俗的野心都得到了治愈……这辆车每天都会索要点什么：一会儿要汽油，一会儿要机油或螺母，今天电喇叭坏了，明天轮胎破了，要为它租车库，要付税和保险。我们紧咬牙关、惶惑不安地付完钱，家里连买袜子的钱都不够，但是管它呢，我们在巴黎有了辆汽车……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把汽车送到典当行，在那里评估员只用一个指尖，面带嘲讽地检查它，好像它是件不洁之物，最后恩赐般地给了几百法郎的抵押贷款。我们为了汽车活着和工作，同时我们很快入不敷出，因为有车的缘故，我们俩都较少工作。最终，我想把它转让给法国朋友或外国熟人，但即使白送也没有人要。夜里，我把它停在名声不佳的街角，希望有人会偷走它；但早晨它平安无事地停在街角，风吹雨淋，生锈变旧，忠心耿耿。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外地找到一位食品商，终于把赛车卖了出去；一年后，我有一次看到这人用它运胡萝卜和洋葱。

汽车夺走了一切：钱，时间，工作兴趣；我一天到晚被它折腾，但它毕竟有时能当成四轮的东西用，我高兴地开着它逛巴黎，去外地，游法国。我该感谢这辆破车，它让我熟悉了整个法国，如果不是开着它，巴黎有许多街道我永远不会去。我开着它像骑着没缰绳的马，几个月走遍了巴黎城，我连蒙带猜地拐入一条条连地图都未做标记的街道。我从一个又一个新的视角看清这头恐怖的庞然巨怪；它的小巷和白天的地下世界，凄楚、荒凉的城郊和仿佛有陌生部落栖居的空场，它们不受法律约束地生活在社会边缘。汽车向我展示了巴黎，让我看到了周围环境：午饭后我开车颠簸到海边，穿过诺曼底的村庄，熟悉了那些农舍；我在省际公路上游荡，看到了自卡洛林王朝[290]后再未在实质和内容上发展、原始落后的农村生活。这辆车向我展示了法国的风光：车停在布里多尼的教堂前，头裹绣花头巾的妇人们用从没听说、不能理解的语言游街歌唱；我下榻在被称为“古碉楼”的乡村客栈，睡在带幔帐的大床上，醒来吃法兰西岛小城的早餐；在沙特尔，我坐在大教堂彩绘的玻璃窗前，眺望秋日的萨沃亚森林；我在早春去看大海。这个国家慢慢在我眼前展开了画卷，她有着聪明的秩序、纯粹的形式、粗犷和妩媚的风景和智慧的平衡……汽车也向我展示了法国。在那些年里我很少工作，不带地图就开上国道，法国到处都敞开胸怀，并且让我受到启蒙：人们的气质，城市的结构，河畔的庄园，盖在从未听说过的偏僻小城主广场上的乡绅宅院，在蒙图瓦尔透过篱笆、在玫瑰丛中一个女人的微笑，晚上在第戎[291]或图尔[292]的小酒馆里喝葡萄酒，在马赛的咖啡馆里听外国人没完没了、满嘴口音、有时似懂非懂、有时几乎听不懂的辩论。像某种追风逐影、转瞬即逝的历险，跌宕起伏、此终彼始的生活仿佛在一条传送带上，一个个零件运送到我跟前；在加莱[293]鱼市小贩中间度过的一个上午，在翡翠海岸上的布里多尼红礁石，在多维耶[294]沙滩上的慵懒身体：这一切都是汽车带给我的。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巴黎就是一切，这个国家只是她的附加物、储备品。汽车向我展示了这个国家，我开始思忖，巴黎是从怎样的储备中汲取养料啊；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佛日山脉，从阿尔卑斯山到诺曼底果园，将这个成分复杂、躁动不安的民族的一切，将所有大地与人的精华都载送到巴黎的展窗……格外地恬静、睿智并很富饶；那些景色，那些村庄，那些城市，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向法兰西国会派送议员，通过“人权”启蒙与文明奉献出人文的厚礼。我不由自主地心生敬意，踮起脚尖周游全国。

汽车向我展示了法国城乡的集市和国道，向我展示了法国市民阶层走过的、并不通坦的漫长道路；来自学校课本的记忆，在这些旅行中启蒙了我，我开始理解这条由地中海和北欧人种融合而成的民众在卡洛林王朝、卡佩王朝、奥尔良王朝、波旁王朝和身穿西服的市民阶层领导下走过的“欧洲”之路。这辆破旧不堪的汽车，为我展开了一幅法国市民阶层历史的画卷，我仿佛参加了一次为进步欧洲人举办的、身临其境的教育培训。我不能付家里的煤气账单，因为我马上要去莫尔莱[295]，参观布列塔尼的安妮[296]宫邸……有一天，我感觉自己已搜集够了素材；我卖掉了汽车，回到五层楼上归隐。我的余生大多背向欧洲的风景，转身朝向欧洲书籍的地平线。

法国年轻人在他们写的书里，以令人惊诧的冷酷和毫不妥协的现实感受抨击了旧时代的、官方的、历史的法国。这一代法国年轻人已经不再去前人爱去的沙龙、咖啡馆和小酒馆寻找体验，而是去中国和加拿大。在他们的作品里，找不到“光荣岁月”的欣狂和帝国主义辞典里任何一个刺耳的定语。他们以出众的学识和触觉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做出反应，毫无浪漫可言地注视着西方与东方。他们什么题材都能写，他们表达的丰富性令人震惊。置身于他们中间，我感到自己像一个乞丐或残疾人。作家的这种也被称作“谦逊天赋”的积极能量，使人对帕尔纳斯派[297]传统报以不屑；年轻的法国文学让人感受不到诡辩和意图，仿佛对这一代人来说，文学不再存在形式问题……但是对我来说，他们的语言始终还是古老、纯净、敏感、矛盾的材料，是言简意赅的语言。现在连我都不相信，一位作家能在成年时代改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改用法语尤其不太可能；法语那种折磨人的、听起来再耳熟也无济于事的含混不清，在移民的耳朵里回响起不同的声音，这种耳聋令人困惑；当我必须要在两个意思相近的法文定语或主语之间做出选择时，总会陷入惶惑不安……我不清楚一个个词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或仅仅十年里，到底发生过怎样的产生或成熟、过气或时髦的变故；这样既古老、圆熟，又充满了时下所有躁动不安的语言，是不会向外国人和盘托出自己最后的秘密的；在关键时刻——对于作家而言，写作的每个时刻都是如此“关键”——我们感到异教徒刻骨铭心的孤独；词语泄露的只是它的意思，但它的含义始终留作家庭成员的秘密。

读普鲁斯特的书，我震惊地发现书里根本没有丝毫的匠气。在那些年里，普鲁斯特的世界向新一代人敞开了大门；在此之前，他被看作“附庸风雅之徒”，神经症的话痨，一个对摩登社会古怪人的私事津津乐道的饶舌男。很长时间里，只有那些较具勇气的家伙才敢讲述世界的方圆；沿着他们的足迹，充满疑问的新一代人开始怀疑，在普鲁斯特作品里展现的“摩登社会”与世界人类及其所有神话与记忆，存在着直接的血缘联系；在“古怪人的私事”，在细腻描绘的人与人关系、氛围、“微不足道”的言行和邂遇背后，氤氲弥漫着人类完整而古老的体验。普鲁斯特在那些年变成了巨人，他的身影笼罩了一切思想。没有人能够逃脱他的影响；即使那些没有读过他作品的人，也逃脱不了。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以他无可抵挡的光芒，照亮了文学的素材，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异教徒和无知者。追随他的那代人知道如何写作；但是作家们怀疑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他们的使命和作家群体的声誉。那些年，最先喊出“文人叛徒”口号的是法国传教士；这些布道者，这些雄辩家，在被保佑或被诅咒的那一代法国作家中率先在欧洲文学里意识到：作家垮台了，他们丧失了威信，他们的话语失去了价值，尘沙不如。文学家们拿大百科全书的历史遗产和作家话语的社会影响力做交易。文学丧失了道德信誉。最完美的诗歌、激情澎湃的戏剧和恢宏的史诗，也不再能够改变人的宿命。作家不再能影响时代的思考，就像热闹非凡的演出，人们观看，鼓掌，很快遗忘。欧洲的诸种“伟大精神”即便摆出所有的威仪，即便使出全部预言的力量，即便铿锵有力地发表宣言，也不再能够说服一位固执的银行家、一位贪污的政治家或一位好战将军可疑的企图。作家们日益完美地采用难以超越的写作技巧表明，他们失败了，他们软弱无力。

他们顶多能作为法兰西义勇兵，作为承担特殊任务的自由军团投身革命；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服从运动。“伟大的”作家们愤怒地抗议这种记者式成功和对“风格艺术家”的出卖；瓦勒里[298]在出任法兰西院士的就职演说中，以复杂的傲慢和由衷的怨愤，闭口不提他的前辈——“风格艺术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名字。年轻的天才待在某家旅馆六层楼的客房里，咬着鹅毛笔趴在稿纸上，他所期待的“成功”，最多像一位技巧高超的吞剑者或聪明绝顶的葡萄酒商所能赢得的名声；必须知道，人们可能会围观并鼓掌，但没有人会再相信他，欧洲文明对一位天才的工程师或运筹帷幄的政治家所抱有的拯救期待，要比对“睿智”的学者所抱的期待多得多，也正当得多。那个时候，宗派更如鱼得水。新神秘主义的笛声吹遍了法兰西的精神生活，渗透到充满雅各宾主义思想的大脑里。各种“运动”到处蔓延：精神运动在政治尝试中迷失，文学运动被纳入政治范畴。

我住在巴黎最大的聚会场所——沙利·瓦格拉姆大礼堂隔壁。在这座大礼堂里举办过著名的拳击比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们每年都在这里集会，进行激烈的辩论；在这里举办过弗伯格俱乐部慷慨激昂的“雄辩之夜”。起初，我参加这类人数众多的“雄辩之夜”活动只是出于无聊；后来，我开始经常去那里，在那里我能以最近的距离感受法国人的焦虑。在这广受欢迎的论坛上，业余讲演者们为婚姻问题、爱情问题、好文学坏文学、德国人、战争与和平争得面红耳赤；民众在这里发表看法，这条街就像希腊或拉丁市场；民众表示怀疑……这种怀疑，深深渗透到战后法国人的生活之中。他们怀着极度的敏感怀疑自己的对错，怀疑法兰西的“使命”；所有曾在他们中间生活过较长时间，并近距离接触过他们的人，都会被传染上这种疑虑。在政治上，这个国家仍由老一代人统治，那是雷厉风行、老虎与狐狸的杰出一代人：普恩加莱与白里安，卡约与霞飞[299]。空气中充满着“安全”的传奇；但是民众却没有感觉到“安全”，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来说，生活中到处都缺乏安全感。这个巨大、繁荣、富裕、健康的法国感到了恐惧。政治家们在讲坛上挥舞着“安全”协约；但老百姓们凭着冷峻的清醒、不容欺骗的本能觉察到，这个幅员辽阔、极其富有、几乎没有武装的国家，连同所有的安全部门和用之不竭的庞大储备，正面临一系列动摇根基的危机，并且在世界上处于新的位置，担负起新的义务。“国家利益”的清晰思维形式并不能化解战战兢兢的怀疑。有一天，这个最古老、最强大的欧洲民族之一，在荣耀和富有的光环下，人们开始为他们的生活、角色、文明和所有的一切感到心悸般的恐惧。从某个角度说，他们很孤独……这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他们在床垫里头藏满金条，在边境有地下钢铁城市；他们浪费像大地一样丰厚的能力。在小市民式国家田园深处，我开始感觉到这种否定一切“国家利益”和已经影响法国生活许多年的特殊焦虑。每个人都很富有，富得流油。他们坐在铺好桌布的桌子旁，但感到害怕。

我们悄然无声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始终都像在刚刚抵达的第一周那样，时刻准备启程远游，仿佛我们只是为了探访谁才来到这里；也许没必要打开行李……我们已经了解到现实中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法国人，在我生活中已经发生了什么，我住进了一个法国人家；当然，我大多只是进到卧室，连饭厅都很少进，几乎从来没进去过。我已经了解了法国人家庭，他们请我去喝午茶，请我参加晚宴；在那里，家庭成员们、表亲们和祖母、外祖母们都身穿盛装端坐在沙龙厅内，头上戴着礼帽，手里捧着茶杯，感觉像是场外交晚宴；大家面带微笑地进行“交谈”，嘴里讲完美、圆熟、陈词滥调的社交套话，感觉像陌生旅客们坐在火车包厢里。我已经察觉到隐在他们生活中，隐在他们接触方式背后的那些已经僵死、无可救药的东西；我还察觉到，他们在爱情和思想领域超越了一切文明，始终贴近生活。好几年过去了，我们的行李始终没有打开；不过有的时候，我已经能笑得适时并得体……我还开始怀疑他们的秘密：这是节制有度、黄金比例感的秘密。他们抱着令人惊叹的安全意识和冷漠无情，难道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该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比例需要某人或某物并从中获益？我了解到他们令人感动的朴素和有意识的、可以说卑微的平俗。我钦佩他们能对生活中最轻微、最细小的触动而敞开胸襟并暖流暗涌，他们懂得为自然与文明感到欣喜；我钦佩他们敢于承担情感，敢于欣赏和感动；我钦佩他们不为任何人性之事感到羞惭，不为在共同生活中的任何刻意所为和被迫之事感到羞惭；我钦佩他们敢当法兰西人，除此之外，他们敢于且能够站到怯懦跬行的欧洲人前头。

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在世界上担任的角色被别人抢走，他们不相信也不能接受（我的楼长要比作家或共和国总统还不能接受）他们的“使命结束了”这一事实。他们对世界贡献出了文明，他们必须在未来保持这个在世界精神与物质舞台上的小资角色，这个他们乐意扮演的悲剧角色——阿巴贡[300]。另外，在法国出现了白里安这样让法国承担起欧洲新角色的政治家，出现了不能接受“市民意识形态死亡”（这是战后的一位出色的小册子作者为他的一篇悼文体杂文拟写的标题）的作家、哲学家、小册子作者和银行家们，他们寻找新的口号，以期能够号召法国再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发动一场精神类的殖民战争。他们简朴，同时又活得那般优越，招人嫉恨；他们幼稚，同时也以冷峻、锐利的目光审视生活；他们虽然富有和强大，但仍出于恐惧会瑟瑟发抖。给他们的生活笼罩上阴影的是安全的困扰，使他们的生活染病的原因是钱的困扰。法国人悲剧性地向金钱投降；无条件地，竭心尽力地，身不由己地投降。

我们隐忍、孤独地在这座大城市里度过了我们的青春岁月；在这里，我们未抱任何特殊的希望，但我们从周围人身上学会了对生活的赐予心怀感恩。巴黎的岁月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照亮了我青春时代的地平线；我们置身于灾难与毁灭之后，也许我生活在灾难与毁灭之前，但是我们在巴黎度过的那些岁月，如同岛屿浮现在青年时代雾霭迷蒙的风景中。在那里，我学会了需求与节俭；学会了感受现实的本领；学会了单纯率真、无须奴颜媚骨，而是心甘情愿地直面生活的行为方式。在巴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人；或许，我恰恰喜欢的就是在那里的这种陌生感。我在他们中间，但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我以特殊的无人格状态在他们中间生活了那些年。我喜欢那里的街道、气候、法语、诗人和哲学家、葡萄酒和美食、女人惊艳似火的深色眼睛，我喜欢那里的风景；在第六年的岁末，我甚至惊讶地意识到，我连撒在旅店地板上的锯末都喜欢上了。我陌生地待在他们中间，用他们的话说是“外国佬”；至于他们何以成为法国人，我永远没有学会；但在他们中间，我更加明白地知道了：我何以成为一个陌生人，我如何成为“我”。只是，我一听到有人按五楼公寓的门铃，就立即浑身紧张，即便住了六年之后仍旧如此；我觉得是“敌人”找上了门，但实际上只是送电报或送面包的人在按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