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马洛伊·山多尔)_第二章（1 / 2）_一个市民的自白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我的记性不好。某个时期、某个人的相貌以及与他的相识相交，都像细沙一样从我记忆的筛网里不留痕迹地漏了出去，我只对那些排成重要而松散队列的“事件矩阵”留有记忆。在这个矩阵里，就像凝冻在古代松香里的昆虫，凝冻了一个个故人栩栩如生的象征性生命。在我的记忆中，被我抛弃的人对我而言，就跟那些活在我记忆中的死者相仿。我是个忘恩负义的记忆者。总有一个又一个人从混沌中显现，周围堆积着记忆的烟霭，如海藻一般；因此，我必须清除那些随旧日潮汐卷来、早将重要记忆掩埋的垃圾。关于我在青年时代生活在国外的那最初几年，大概我能列出上百个名字，有男有女，他们都扮演过“角色”——那时候我很喜欢他们，他们有时会在我的生活中扮演“决定性的”重要角色。他们中间有的人，曾跟我你死我活地打过架；今天，或许我能记起打架的场景，但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在那段时期，我结识了许多女人；其中包括跟我一起逃离法兰克福的那一位，但我已经连她的名字都记不得了。在我出国的早期，只有一个人活在我的记忆里，那就是女伯爵。后来，汉斯·埃里希就像一个影子，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我们之间有过什么东西悬而未决，可能是种族差别，可能是畸形情感，我不知道。他也跟着我来到柏林。

法兰克福历险的女主人公留在了我的记忆之外，她在我记忆的堤坝上栽倒了。我没能爱上她，甚至对她不感兴趣。她大概是一位多愁善感、傲慢自负的女人，身材很高，头发金黄。在柏林，我把她安置在一个家庭旅馆里，后来就把她忘掉了。有一段时间，我给她写信或打电话，后来就胆怯地退缩了。她是突然与谁邂逅，还是返回了法兰克福？我不知道。我想不起她的名字，记不得她的眼睛和声调，只记得她的姿态，骄傲的相貌和修长、白皙的大腿。一段青年时代的爱情记忆，就这样由大腿、胳膊和动作组成。当面孔也浮现在肢体之间，说明青春期结束，男人期开始。

我在布吕切尔大街，在火车站对面的一栋红砖楼里租下一套公寓。火车站设在一座凌空高架、空空作响的铁路桥上，那栋居民楼让我联想到希特风格的匣子式建筑。楼里没有电灯照明系统。在木楼梯上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咯吱的声响；大多数住户都在黎明回家。那是一栋无产者聚居的公寓楼，住满了房客，房客们大都过着由柏林垃圾组成的夜生活。住在楼里的有跑堂、舞女和娼妓。我第一天去看房，就当即感到了神奇的本能。我本可以住到几条街之外，住到条件良好、我有能力支付的西部公寓小区里。但在第一时间，我就出于本能决定住到这里，住到点油灯、讲方言、每个人在别人眼里都有些鬼祟的柏林老区，午夜，警车刺耳的鸣笛在街巷里回荡。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要在这里寻找的并不是大城市的地下浪漫，而是新奇。我寻找人的温暖、亲近和某种真实性。我痛苦于孤独，痛苦于那种造作的伪文化的孤独，那种孤独在我的成长期和后来不同寻常的法兰克福时期，都像某种特殊的氛围包绕着我，就像从原始物质上脱落的迈泰奥拉[204]。

在我周围漂满了浮冰状的孤独。这要比焦虑的孤独更严重：发自我的内心、我的本质、我的记忆。作家绝望的孤独，已经成为了生活态度。我“亲近过的”那些人，都处于同一个文化培养基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事业上前进或坠落，只相互发出光的讯号。在法兰克福，我们踮着脚尖走路，口齿不清、煞有介事地谈论玛丽·魏格曼[205]的舞蹈或共产主义。那一切都很有趣，令人眼界洞开，我自己也慢慢显得博学。空气里塞满了口号。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和哥特雕塑收藏者教会了我相似的口号，但是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对现实一无所知。我觉得，我的脚必须踏回到地上。我必须凭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方式获取经验。现实可以说无处不在，同时发生：无论是在书籍里，还是沙龙里，都跟在妓女们身上，在与我一同夜饮啤酒的健硕士兵们身上，跟在斯泰提纳·班霍夫街区我的房东们身上，跟在那些由于我递上一张印有威廉大街地址的名片而邀请我作为“外国媒体”成员晚上去赴啤酒宴的新任魏玛部长们身上没什么两样。我惶恐而决然地投身到洪水之中，以再自然不过的举止投身到女人的石榴裙下。我认为，她们跟这座城市的关系最为贴近。但是托马斯·曼和文学，通常来讲要比这个或那个女人对现实的了解多得多。在我看来，“现实”就像一篇不应该跳过又没完没了的“课文”，一开始读，就差不多要忘掉。

在我住布吕切尔大街那段时间，日子过得稠密，有股原始的味道。当女伯爵把我带到工人们中间，我不仅怀着各种各样的良好愿望，还带着研究的目的。工人们就这样生活。工人们的精神生活就这个样子。工人们喜欢读这位和那位作家的作品。现实中，工人们读各种各样的书，不仅仅读“革命”文学，他们中有不少人更爱读、最欣赏库尔茨—马勒[206]的小说。工人们对于道德、婚姻与爱情，也有着与我们的期待不同的思考，他们对革命的渴望也跟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写的不同，他们当中肯定也有不少人根本不觉得世界革命有多么急迫。大部分工人满足地住在房子里，他们有收音机，预订报纸，去剧院看戏看电影，领失业救济金；尽管过得并不宽裕，但那些年在德国没有人会饿死。现实与我们的想象并不相符。现实情况看上去跟我们想看到的样子截然不同：有时更糟，有时更好，总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更多意识到的是，人们深受普遍而可怕的神经症折磨，在这个方面工人们跟女伯爵或贵族们并无区别。“健康人”跟白象一样稀有；人们抱有深深的偏见，在三百年的天主教统治之后，德国人开始习惯于政治思考。在这些人的言行举止里有着某种机械和固执。只有在这里，公务员们戴十厘米高、硬邦邦的立领；在“自由”中有着某些他们并不知晓、难以忍受的东西无从解决，无可慰藉。

在柏林，刚开始的时候我逃避自我。我不去文学咖啡馆，不钻孤独的迷宫，不给熟人打电话。我在布吕切尔大街租赁房里隐居，就像一个逃债者。房间是一位经纪人租给我的，煤油灯照明，墙上挂着宗教题材的东西，地板上撒满绿色的粉末，由于房子里有许多蟑螂，所以撒了某种杀虫剂。在那之前，我从来没住过这样的地方。我搬进去后，整整四天没有出屋，我买来纸笔，昼夜“工作”。四天四夜，我写了一部戏剧，为此我在法兰克福已准备了一年。那部戏写得并不好，后来被一位经纪人买走了，在一座德国小城市的实验剧院上演，但遭到令人蒙羞的失败。那时候，“成功”对我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但是，我在柏林的前四天，第一次敢在生活中构建什么。从那之后，我十五年没有再碰戏剧，打消了所有尝试的念头。在柏林，在爬满蟑螂、点煤油灯的客房里，我头一次感觉到当一个人在凭空创作自己的某种想象时所能感受到的那种特殊的兴奋与揪心的责任感。某种并不完美但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某种从前、今后都不会有人为他代劳的东西。那是一种令人惊骇的感觉。第一次感受到它的人，多少会感到在生命中迷惘，失掉一切，不知道该怎样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生命感受。在四天四夜忘我的状态下——在某种冰冷和极度的忘我状态下，我坐在布吕切尔大街的客房里，密密麻麻写满了好几叠稿纸，随后将手稿塞进皮箱，试图忘掉这次尝试。我出门去逛柏林城。在我周围有什么东西活着并咚咚拍案，鼓励我工作。我感觉到力量、诱惑、巨大人群与机会。我生活的新阶段开始了，而且开始得并不赖。

在柏林，我开始了意外的历险：青年时代的历险……现在我已经明白，青年时代并不是能用时间来衡量的生命阶段，它只不过是一种状态，其开始和结束都不能用年份标记。青年时代既没有伴着青春期开始，也不是在某一天（比方说，在我们四十岁某个星期天下午六点钟）结束。青年时代，这种格外奇特、根本不是“暴风骤雨式”的生命感受可以在我们最不经意的时候，在我们对此毫无准备且无特别期待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一种忧伤、纯洁、无私的状态。你不由自主地被各种力量所席卷。你也为此倍感折磨，还有一点羞惭。你想尽快地度过这段时光，变成留胡蓄须、满口都是原则和冷酷而明确理论的“成年人”。有一天你睁眼醒来，发现四周是别样的照明，别样的客观含义，别样的词语意味。从你护照上写的资料和你身体储蓄的能量来看，你还很年轻；也许从幻想破灭和责任感的意义上说，你还没成为一位男子汉。但在青年时代的初期，那种蛰伏的、怨恼而无辜的状态已经在你身上发生了，已经有别的什么开始替代它，生活的一幕过去了。我从魔法中醒来，感到惊讶不已。这是一种怎样的“已经发生过了”的感觉，跟任何种类的肉身体验都截然不同，但在内心深处苦涩滋生，幻想短暂易逝。只要青年时代尚未过去，你就会刀枪不入。

毫无疑问，我的青年时代是在柏林开始的。对于那种状态，人们后来以青年时代的名义蓦然回溯。每天醒来，我都感觉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也说不上多么隆重，就是这样，我的青年时代在柏林开始，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也不能说平平淡淡。那是一个过渡状态，有着非同寻常的仪式、与众不同的戏服和重大的转折。在柏林，在我周围谁都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我则做什么都有时间。城市生活正处于一个这样的阶段，不仅富于异乡风情，而且在大多数时候或从某些特殊领域看，它都给人留下国际大都市的印象。外国人布满了城市的犄角旮旯。在这座城市的迷宫内，挤满了俄罗斯人和挪威人，每个人都要创建什么，德国人会为所有人的创业铺垫基础，哪怕外国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生意能够成功。德国人追着无所事事的外国人给他们钱。有一天下午，两个从符腾堡来到柏林的德国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跟我搭讪，随后我们联手创办了一份画报。两个星期后，我们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一栋公寓楼的楼上租了一套有好几间房子的办公室，不仅配备了电话和打字机，还雇了会计、收银员和打字员。画报还真的出版了，内容荒唐得不可思议，并且畅销了很长时间。创刊号刚一问世，我就与他们分道扬镳，我实在忍受不了他们那副一本正经的空洞无知。这类的“创业”在这座城里比比皆是。在选帝侯大街的一条小巷内，我在一家午夜酒吧里结识了两位退役的德国军官，他俩在半小时前刚刚相识，很快就成立了一家投资百万的铅笔进口公司，他们为我不肯加入这桩一本万利的生意大惑不解。几个月后，他们就用进口铅笔赚的钱购置了住房。那些年的柏林并不浪漫。不过，那座巨大的城市是独一无二的大实验室；外国人可以在德国的工厂、剧院、电影院、编辑部和办公室里随心所欲地小试身手。战后的柏林对抱有敌意的外国人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乍看上去，那是一个到处散发着可卡因和威士忌味的冒险世界，但在醉生梦死的享乐背后，格调日益溃腐，观点日渐清晰。

在柏林当年轻人，一刻都不会感到无聊。我在柏林的那几年，遇到许多善良的德国人，后来不管我去过多少地方，都再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好心人。他们是那么迷惘，灵魂中充满了困惑、恐惧和复仇的欲望。那座城市是那般饥渴，渴望生命的快乐，渴望风格，渴望新的表现方式。我喜欢它的忧郁和无边无际。我喜欢上午步行穿过动物园，看身穿骑马服的女士们在那里散步，手执的马鞭不仅表明她们热爱运动，有时还暗示了另一种癖好，邀你跳神秘的死亡之舞。人们按性别分拨结派；开始只是出于时髦，后来同性恋像瘟疫一样播散。为了解决泛滥的欲望，巨大的色情产业应运而生。

在那段时间里，我体内燃烧着温度不同、光亮各异的火焰，那是纯粹、自然的厄洛斯[207]的快乐，让我既能投身于他，之后又不会感到自责或怨悔。那是一种特别的情感，就像在做爱之后我必须逃离“现场”，不会在体内蓄势累积。我伸出两手见什么抓什么，既无恐惧，也没愿望，不放过柏林给我的任何东西。那个时候，我年轻得那般纯粹，那样无辜……人们能从我身上感受到这种年轻。我所到之处，万物都向我张开臂膀。生活中存在这样的阶段，在一个人身上可以感受到厄洛斯的呼吸，他在别人中间随意穿行，仿佛是大自然挑选的灵物，既不能被伤害，也不会被玷污。

初到柏林的那段时间，充满了不期而至的爱情体验。在这座躁动不安的城市里，性别混乱，情色不羁。我认识的女人里，有的是秘密的普鲁士军官，她们在家里戴单片眼镜，抽雪茄烟，更有甚者，在她们的床头柜里放着军事书籍。而男人们呢，白天管理工厂，夜里打扮得像弄蛇人。柏林的冬季，有开不完的假面舞会。有的时候，情侣们戴着吓人的面具。我神情自若、心情愉快地出没在混乱不堪的舞会上，仿佛清楚地知道在寻找谁，不会迷失在疯狂情侣们的肢体之间。有一天下午，罗拉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已经从卡萨来到柏林，想约我见面聊聊天。就在那天，假面舞会以全新的形式改变了我的生活。

汉斯·埃里希无条件地相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相信在欧洲至高无上的德国精神；但是与此同时，他同样无条件地相信阿司匹林的疗效，相信穿用羊毛线织成的内裤可以保护他在冬天不得感冒。我兴奋不安地跟他交往，因为像他这样误入左翼阵营的德国市民阶层男孩，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我无法理解他的脾性、他的品位、他的倾向和他的观点。在柏林，我认识不少瑞典人、法国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这位德国年轻人那样魅力十足、令人不安的外国人。他谈话的时候思路清晰，但在清晰的思路背后迷雾重重，无措无序。他既读伏尔泰、伊拉斯谟的著作，也心怀崇拜地谈论一位名叫华德玛尔·邦塞斯[208]的德国作家鼓吹的“现代神秘主义”，他从中感觉到“建设的力量”。但是我感觉到的，只是一个蹩脚的末流作家。我们两个都读马汀·布伯[209]的传奇故事，吸引我的是作家率直、刚硬、传统的德国性，吸引他的则是犹太神秘主义的模糊性。许多年里，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交谈，几乎没有歇嘴的时候，我们的谈话硕果累累，这是由于我们永远不能让对方理解自己。我不能也不想摆脱他，因为从他的“存在”和“思想”中我嗅到了“德国人的秘密”，那是一个难以言喻的，基于语言、环境和记忆能让一个人无可救药、确凿无疑地成为德国人的综合体。就我而言，我从来不是萨克森人，不是摩尔维亚人，而是无可置疑的匈牙利人——但我综合了他们的不同特质而成为了自己。与此同时我也可以想象，假如二十年后我在北京变成了一个中国人，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滑稽或可悲。

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心，使这个年轻的德国人成为无可仿效的孤独者？我们了解的所有德国人特征都不适合用来形容他。首先，他不是“典型的秩序癖”——事实上在他的内心深处，对秩序怀着痛楚不堪的思乡之情，只是在他的生活和世界观里不能够实现而已。一个人永远不能通过文学了解世界和种族差别（那种能让人群成为种族并与众不同之物），只能通过亲历和咖啡勺了解。汉斯·埃里希对秩序的渴望，就像一头野兽渴望自由。然而，秩序显然不能像汉斯·埃里希想象的那样唾手可得；尽管他循规守矩地生活，尽管他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准时散步（一分钟都不会多），尽管他在客房墙上钉了鞋刷袋（因为“鞋刷不能随便放在橱柜上”），尽管他在读过的书上用红铅笔做了标记（以防万一再读一遍），但是仍旧无济于事：汉斯·埃里希的内心仍纷乱无序。他的生活和工作只有一个努力目标——实现秩序，这是他圣洁的远大理想。但是他所到之处，绝大多数只是制度，从不是秩序。这个信念是他最崇高的理想：庞大的制度，完美的生活方式。一切“庞然”之物都盛大辉煌，他生活在“量的欣狂”中。但在必须当机立断的日常小事上，他却思前想后，绞尽脑汁，犹豫不决。他对一切都追求“形式”，同时又担心生活对他追求的形式难以容忍，一切全都杂乱无序，超出唯有死亡才能界定的可怜框架。

他总是手忙脚乱地捕捉细节。他本性惊人：惊人的善良，同时惊人的无助。他每天上午都来找我，置身于我所栖身的混乱中，他说无序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毫无目标的无序让他难以忍受，他试图在无序的背后找到形式、制度和观点——他问我晚上去哪儿。假如我跟我的律师朋友一起用晚餐，他会问我那个人住在哪儿，他的公寓什么样子，有几个房间，他住在那里多久了。听到回答之后他沉思片刻，然后又问：我们吃了什么？我们喝没喝葡萄酒，还是只喝了啤酒？谁坐在主人的右侧？他雇了几位仆人？晚饭前我们聊了些什么？随后又问：吃饭的时候聊了什么？吃完饭呢？另外，关于拉特瑙[210]我们谈了些什么？谁先提起拉特瑙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吗？我得好好想想。邀请我的那个人是不是音乐教师？这个人怎么样？多少岁？一位音乐教师挣多少钱？在城市乐团工作是否也能得到家庭补贴？音乐教育由国家统一管理或推行音乐私教，我认为哪个模式更有效？音乐教师读拉特瑙的哪本书？他是哪个政治党派的成员？他的扣眼里戴没戴像章？（汉斯·埃里希戴。）我觉得拉特瑙的财产如今都到哪儿去了？我在拉特瑙的文字里是否发现了神秘主义元素？拉特瑙的实用政治是否可行？晚饭后有没有上咖啡？墙上有没有挂知名画家的画作？我是否无条件地相信一个人的才华早晚都会实现，还是只觉得有实现的可能？在当今的社会秩序里，是不是天才也会迷失？

后来，我们休息了片刻。他直眉瞪眼地擦着眼镜，消化从我嘴里获得的细节。我从来不能与他“交谈”；总是跟他聊些什么……跟这位年轻的德国人交谈，我感觉就像复杂的法院开庭、检查或警察听审。一个细节都不容含糊；他并不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保持含糊。汉斯·埃里希病态地渴望清晰、秩序和详细。他一旦抓住什么就不会松手，必须连筋带肉、一丝不剩地剥下来。随后他无精打采地盯着光秃的骨头、交谈的结果和剩余的话题，心满意足地想：谢天谢地，剩下的只有这些了。休息之后，他又开始刨根问底。昨天上午我去哪儿了？去医院了？我有没有看医院的花园？有几公顷大？我都看到了什么？有没有看到鸟？大概几点钟？下午三点？朝哪个方向飞？我不知道？往北还是往西？我不知道哪边是北？鸽子的大小？直线飞，还是绕道飞？灰色的，还是灰绿色的？真的很奇怪。说来说去，那到底是一种什么鸟？他又开始折磨人地从头问起。飞得快还是慢？说完了鸟，我们接下来的话题是革命或爱默生的历史观。他是那样痛苦地渴望秩序，就像孩子们想要长大一样。他总是在窥伺别人，比方说，看看瑞典人或法国人知不知道什么被他忽略了的、历史里没写的、四五百年前的事；人们是不是在嘲笑他，是不是讥讽他无知。他认为生活中“怎么工作都没有够”——人们之所以工作，并不是为了满足要求、达到目的或者实现什么，而是“为了工作本身”。他心地善良，像孩子一样，同时又很强势和诡诈。他对一切都充满热忱，同时又对所有外国人满腹狐疑；在他的眼中，整个世界像一个同盟，有一个最高的目标和信念，即发现德国人的可笑之处，对纯洁的日耳曼种族的思想品头论足。我感觉到他活得忧伤而困惑，对他抱以由衷的同情。我敬重他的勤勉和多产。他总是描画蓝图，仿佛在用直尺和圆规丈量世界，努力将一些不可名状、难以捉摸的东西在日常实践中派上用场。由于他的努力时常受挫，于是他垂头丧气地擦拭眼镜，沉默了片刻，深叹口气，重又好奇不安地刨根问底。

他是一个家境宽裕的男孩，父母给他的零花钱相当多；他心地善良，试图讨我的欢心，经常送给我各种礼物。有一年的圣诞夜，他在我的房间里堆满礼物，并请我去西里西亚，去他的父母家做客。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因为他的本性极端懒惰；他总是想要整理什么，比如他的文章、学识、房间或周围世界，因为他的内心乱得不可救药。他只相信德国，认为整个世界混乱无序，颓废堕落，尤其是那些法国人。他的这一观点也影响了我。我确信无疑，德国是国家秩序的经典样板，正像我们在家乡和学校里学到的那样。在博物馆里，火车站上，百姓家中，到处都秩序井然。只是在精神世界，在德国人的心灵深处，并没有“秩序”；雾霭朦胧，孩子式的迷雾，血腥、复仇、无可救赎的神话迷雾。但是当时我并不理解汉斯·埃里希为什么如此迷狂地渴望秩序。……当我去了法国之后，那里日常性的无序令人作呕。我花了许多年时间才弄懂了什么是“秩序”——我花了许多年时间才理解，法国人虽然将垃圾随手扫到家具底下，但他们的头脑秩序井然，整洁明亮。

汉斯·埃里希成为社会主义者，大概就像一个人有一天决定成为素食主义者那样简单。他的阶层背景和内心信仰，都跟这个立场风马牛不相及。我总抱有这样的想象：如果一个人成不了别的，就会成为革命者。汉斯·埃里希就这么简单地做出了决定。他渴望“职业”，这很自然。我们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也去了巴黎，在那里读了许多书，学习期间，他对巴黎人不可救药的无序感到紧张和厌恶。三十岁时，他已为德国最大的报社写头条文章；一两年后，他被选入了帝国议会。我在希特勒出任首相的几天之前去过一趟柏林，跟他一起散步。他的衣着打扮相当时髦，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在城里疾驰；他向我介绍他的女友，那是一个漂亮、肥胖、体格硕大的女人。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巴黎广场；他停下车，我跳下车后跟他告别。

“革命将会逐渐取得胜利。”他沉思地说，胳膊肘支在车窗上。

三天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党[211]占领了帝国。汉斯·埃里希被关进集中营。他工作的报社也更换了主人，过去的同事全被扫地出门。汉斯·埃里希被时间遗忘了，就像我年轻时代的许多伙伴；我再没听说过他的一点消息。

我在柏林的那几年，也不乏风流倜傥的日子；那个时期，正是“忧郁柏林”的特殊岁月。我们轻浮、放浪地生活在灯红酒绿、矫揉造作的大城市里。城市的丑陋和建筑的贫瘠也讨人欢喜；假若让我现在回想那一段时间，我会惊诧地意识到：后来，不管我在哪个国家，都再也不曾像在战后一年半的柏林那样感受到那般神秘、浮浪、不羁、轻率的年轻。“革命”时常爆发，但在血腥的斯巴达克起义失败后，人们不再过分关心那类幕间休息式的丑闻，就连参与者也不。曾在魏玛时期为新宪法和自由权益欢呼的德国人民，不再关心自由问题。艾伯特[212]接受了其稳重而理性的政党的委托，收拾那个烂摊子。德国社会民主党暂时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是既不会使用，也不会滥用。

绝大多数“革命”，包括在卡普[213]政变的日子里，都是平静无澜地进行的。同时代人对革命并没有直接的兴趣，只是注意到灯灭了，电话不响了，饭厅里的水龙头不流水了，我们要用矿泉水洗漱。我们很快学会了“现代革命”的生存技术：所有人都在家里备一小把蜡烛和几升瓶装的法辛艮牌[214]矿泉水。当时货币贬值还不那么严重，并不像后来马克在几天之内，甚至几小时之内就变成废纸。外国人拎着成筐的外币到物价便宜的德国来购物；在德国工厂的仓库里，则堆满了外国的原材料。每个人都有事可做；只有中产阶级、会拉丁文的学者和公务员损失惨重，靠薪金和退休金生活的中产阶级束手无策地充当了“涨价”、“昂贵”的牺牲者。在那几个月里没有人相信，或许连国外都不相信：马克真会遭此劫难。千元面值的旧币仍在流通，有一次我去德意志银行取一笔国外来的汇款，领到的竟是几百张印有威廉头像的千元纸币，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们迅速集结起来，用复杂的提薪运动应对灾难；但是中产阶级惊恐万状地木然观望，仿佛小市民的偶像轰然倒塌，突然被货币贬值的台风从退休金、有保障的收入、储蓄存款和生活费的暖巢中吹走。有一天我们意识到，柏林的一切都在出售或出租。

我从布吕切尔大街点煤油灯式的孤单，很快搬到了摩登的柏林老区。我每个月都要换一套公寓。我在“将军们的遗孀”家里住过，女房东们住在上下五层的豪华府邸里忍饥挨饿；我在有八个房间的医生家住过，而医生要自己打扫整套公寓；我还在前普鲁士总理家寄宿过，他一年的退休金还不够买两磅面包。一座座神秘的豪宅在我眼前展现：“西柏林”气宇轩昂、与世隔绝的大贵族庄园。一间巴黎顶楼客房的月租，可以在选帝侯大街租下四五个房间，沙龙里摆满了德国品味的珍贵艺术品，青铜雕塑和大理石像，我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大床上睡觉，在古老的德式橡木雕花饭厅里用午餐。从那时候起，我不动脑子地挥霍钱财，我会在第二天意识到，我要比前一天更富有。人们在街上跌跌撞撞，嘴里胡乱喊着数字。大凡那期间在德国人中间生活过的人，不管他有意无意，全都是骗子。疯人院里关满了疯子。在那几个月里，大工厂和银行都不可思议地暴富起来。施廷内斯[215]的阴影在大地和水面上飘荡。中产阶级既无能又无助，绝望地等待厄运降临，被卷入了疯狂的假面舞会。

我用自己荒诞、可鄙的富裕，接济“将军们的遗孀”。我带回黄油送给她们，房东们低眉折腰、滋味难言地道谢并笑纳；至于普鲁士总理，我则给他雪茄烟。无论对于旁观者还是蒙难者来说，这一切都是说不出地令人生厌。但是，青春就在这一切中勃发，那是一段特别的胜利时光，生活中没有任何阻碍，仿佛自然法则和经济规律全部失效，不管在哪儿都整日乐声，而且是黑人音乐。钱变成了废纸，我们在垃圾中踯躅，浑浊的浪潮卷走了所有人的价值，我们为自己还在苟活而自惭形秽；但是生活还是让人快活……冬季在浑浑噩噩的半梦半醒中流逝，我们在灾难的上空浮游，并没有什么罪恶感。柏林，绝望而发疯了的柏林，在这个残酷的冬季变得美丽。通宵的舞会流光溢彩。每天晚上，我们都成群结伙地看遍柏林所有的演出。每个人都“寻欢作乐”，好像感觉到死亡的威胁。德国年轻人总是在街上欢庆爱的节日，家长们失败了，失败得是那么羞惭和不可理解，以至于连防卫都不敢。每天夜里，我都带着新情人回到将军遗孀们的家中，在凌晨相识和分手的时候，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们将她们的电话号码塞给我，但有谁真的在乎黑夜和爱情呢？一夜醒来，我躺在城西豪宅的卧室里，在陌生的房间里搂着陌生的女士，豪宅的女主人睡在我怀里；昨天我还不认识这个女人，明晚我也不会再认识她。一座城市，可以在瘟疫的死亡恐惧中如此狂欢。在瘟疫爆发的日子里，虽然我也染上了一些，但我仍揣着一种刀枪不入的安全感，对我来说，青春的节日就在那年冬天破晓。我不能感到羞惭，更没觉得自己有罪。

在瘟疫的恐惧中，在疯癫的狂欢里，在预示凶兆的假面舞会上，柏林变得美丽起来。我下午醒来，我是被朋友们叫醒的。人们被一股隐秘的旋流卷到一起，他们中有瑞典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处心积虑又愤懑忧郁的一代人，有修养的风流子和投机者；大多数人我连名字都不知道。

我们组成了一个道德感薄弱的联盟，不仅有别于德国人，可以说是为跟他们作对而组成的——即便有一天我们被冷酷无情地从这座城市赶走，我也不会感到震惊。不过，德国人只是感到惊诧，沉默不语。我们坐在罗马咖啡馆内，一群欧陆精神的集大成者和所谓的精英，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换钱和写诗，为皮货生意和佩吉争得面红耳赤。德国人严肃、静默地站成一堵不透风的人墙，组成一支跌撞蹒跚的队列。与此同时，我们以复杂的方式占尽便宜。德国人不仅将柏林拱手交给外国人，还给了他们值钱的外汇。柏林越来越城市化，越来越有气质，女士们学会了穿着打扮，城市氛围里充满了奇思妙想，城市活得生机盎然……在那年冬天，柏林很美，神秘莫测。上午，我在动物园里散步，林登大道弥散着汽油雾障的躁动不安。这座城市介于一座南方港口城市的暧昧和一座普鲁士大都市的严谨之间。残酷的活力与饥渴，让这座城市寻找平衡与满足，表白和思考无可非议的自由；虔诚与善良，让这座城市接受各种各样新的艺术探索，所有这一切使得柏林在很短时间内变成一座战后欧洲最具魅力，或许也最有希望的城市。在所有亲历了那些岁月的人们心里，“柏林的忧郁”是永恒的记忆。

转瞬之间，我自己也在这里变成了一个风流子。每天晚上我都西服革履地一头扎进夜生活，就像一位对这身都市夜礼服早习以为常、再自然不过的英伦青年。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打扮得像一个粉墨登场的戏子。就我的良好感觉、自然率真和“大都市气质”而言，所缺少的恰恰正是大世界的见识和两三百年历史之久的沙龙生活，正是别让一个人在年轻时代感觉夜礼服、燕尾服是戏装并有安全感的前提条件。在我们家乡，通常只在上午穿礼服，去参加婚礼！——我亲眼所见，不仅在外地，即使在佩斯也这样！的确，我喜欢攥着身穿礼服的新郎的手，鼓励他说：别不好意思！这不是多大的罪过！……我们就是这样，谁要不喜欢，那就随他讥笑吧！但是，不管我如何毫不在乎地游荡在柏林的午夜里，多少总是觉得自己像在中学毕业的舞会上。

女演员住在阿德隆饭店[216]。这里有前厅、沙龙、卧室、浴室和被称呼为“姑娘”的女仆，女仆也住在饭店里，住在一层。有一次，女演员让我陪她去银行，下到铁壁铜墙的保险室，嘟囔了一句密语，打开一只保险柜，我被珍珠、钻石和红宝石项链晃得眼花缭乱。她不久前刚从印度回来；她是第一位获准从英国殖民地返乡的“保皇派公民”。她的庇护者肯定极有权势，估计是哪个地位显赫的英国绅士；但我从来没有问过她那个人是谁——我尊重她的私生活，她也尊重我的隐私。她有汽车、在附近租住的别墅、各种支票簿和好几只猎犬。饭店服务生经常送去昂贵的花束和首饰，简直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

她的生活准时准点，生活在美貌和女性——这种与众不同的奴役之下。对于“职业”，她并不那么尽心尽力，所以她跟所有喜欢穿金戴银、怀揣值钱外汇的女人一样精力充沛……每周六她都能领到一笔薪酬，一叠令人羡慕的钞票；我觉得她不配领那么多钱，因为我不认为她是真正的女演员；她实在太漂亮了，过分热爱生活，所以成不了真正的女演员。我认为，一个人为了艺术，应该经历一些生生死死……是不是她投注给生活和周围人的美貌、慷慨、笑容可掬的热忱，远远超过了她为完美饰演“朱丽娅小姐”[217]所做出的付出？她自豪地掏出“薪酬”给我看，要比展示她的印度财宝还要自豪。她靠“工作”挣来的这些钱，总以罗曼蒂克的方式随手送人：送给女仆或马夫。她对我总是很好很温情。她为自己的生活制定了许多规矩，俨如一位军人或仁慈的女执事。

但是，我能否知道她为什么这样？我要揭开人的秘密，但我面对难以靠近的“现实”秘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望而却步。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我都能够接受他们投到地上的影子，我相信他们能以几乎不被察觉的方式，通过一句话或一个微笑让一颗心灵感动另一颗心灵，并在我身上塑造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有许多时期都不留一丝痕迹地黯然消逝。我以自己的方式，的确，以一个孩子的方式，“亲历”了战争和一场场革命；但是时间及其所有的“历史”意味，不留踪迹地从我身上滤过，显然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当时我的注意力投在别的上面。关于战争，我只隐约地记得征兵和患病；关于革命，我只能想起几张面孔，而且根本不是“革命者”的面孔；对我而言，有真正意味的是埃尔诺，我那位性情浪漫的舅舅在战争中往来穿行，感觉像是在周游世界的旅途上，他经常向我讲述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我十七岁那年应征入伍，好赖总算熬过了新兵的军训，我的同学们被立即送到伊松佐河前线，当时，他们中就有十六人遭到屠杀；我跟已被派到训练营服役的厄顿[218]，在医院里保留下身心的健全；之后，我们目睹了革命爆发，盼望终于能出国的那一时刻……毫无疑问，我也亲历了那些“历史时期”；但是关于战争和革命的“历史”时期，我的记忆只围绕着几副面孔沉积下些许零星的记忆，比如一个打牌者、一位诗人和一名吗啡成瘾的女医生，只有他们的轮廓能从那段时间里浮现出来，还算清晰……显然，对每个人来讲，世界历史都永远有两种；与被命运阴影笼罩的别人的那种相比，我感到自己的这种更为重要。

对那位投给我们瞬间微笑的女人，我们能够了解些什么？“相识”是件复杂而危险的事情，其结果往往只是开始。我对那位女演员的了解只有这些，她的情绪总是很好，她对男人和“生活”懂得很多……她凭着自己女性的聪颖，掌握许多只有那些真正的女人才可能懂得的原始经验；男人们若能了解其中的些许碎片，就会为此自鸣得意！每天早上，我在白雪覆盖的动物园里等她，在一条路的拐弯处。她上完马术课回来，带着聪颖的微笑，在她的微笑、举止和眼神里洋溢着一种无间、真诚的生命欢乐，这种生命的欢乐实在令人销魂。她非常含蓄，也非常讲究。后来我才意识到，她以自己的方式谨慎而温情地教会了我什么，教给我复杂的日常礼仪，它们对“大都市生活”的自我约束做出了规定。她对我密切关注，严格管教；就像一位导演调教年轻演员身上的稚拙，她努力柔化我举止和观点的粗莽。我意识到在社交圈内，真正的礼貌是人们共同生存的唯一可能，这跟我在家里、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截然不同，要复杂得多。我们在童年养成的“纪律”还相当低等；女演员努力用她美丽、轻柔的双手，解除我身上“低等纪律”的羁绊。她让我明白，真正的礼貌，并不是强打几分钟的精神参加一个我们并无兴致参加的约会；如果我们能把一次令人不舒服的会面无情地扼杀在萌芽期，那才更加礼貌……她教我懂得，如果没有无情，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自由，我们将永远成为同伴们的累赘。她还使我明白，一个人可以粗莽，但不能够无礼；可以挥拳打一个人的脸，但不能惹人厌烦；在那些对我们并没抱多少期待的人们面前假装充满爱心，实际上也是一种无礼。

晚上，我们总是去剧院。七点左右我去找她，等在她的客厅里；大饭店的隔音墙板和手工编织的窗帘，将这个优雅、可爱生灵的生活与世隔绝。如果她要登台演出——并不完美地扮演某出名剧中的重要角色，我就陪她到剧院门口，然后坐进隔壁的咖啡馆等她。如果一位女性赋予我友情，而她在专业上并不那么完美，这种情况总会让我感到一种身体上的痛。在她闲暇的日子里，我们会去莱恩哈德剧院；她解释说，没有意义去别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一连四五个晚上看同一出戏。我始终对她的私生活一无所知。后来，她嫁给了一位富翁。有的时候，她请我去她家用午餐，餐桌设在沙龙厅，饭桌上总是坐三个人。她不喜欢女人。她请来的“第三者”不是著名作家，就是德国贵族、富可敌国的银行家或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客人一走，她就会滔滔不绝地向我透露“第一手秘闻”——刚走客人的隐私，讲他现在跟谁住在哪里，遇到了什么烦心事，他有什么，没什么，喜欢什么。通过这些午餐，我慢慢熟悉了另一个柏林，当某位名人在什么地方遇到重挫或大获成功时常见于报端的那个柏林；有一种人，从来不会成为每日新闻。

我们之间没发生过“关系”，我想，我们根本就没有彼此相爱；我俩除了同龄之外，在别的方面都迥然相异，她要比我复杂，比我更老成，更有经验。我在所有人身上都期待奇迹，希望找到某种幻想；她则冷静地审视每位客人，注意他们的身体变化，吃什么，吃多少，留心哪一个动作、以什么样方式泄露了客人内心的不满。有的时候，我需要陪她去外地城市，去温泉度假村；我从来不知道她前去探望的人到底是谁。我经常睡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但从来没有萌生过爱情；在我俩的关系里，从第一刻起就缺少性别，我们之间完全是另一种亲密，我们俩都害怕会因为某个笨拙或不甚真诚的动作破坏这种信任。她以一种职业性的漠然和诱引，当着我的面穿衣，脱衣；我看着她，不抱任何欲望，那是一种充满特殊温情的爱，这种爱以某种复杂的、显然并不很“健康”的方式缔结，缺少了肉身的各种兴趣。通常来讲，我对这种“健康”，对人们在爱情中称之为健康的所有东西都并不看重……在那段时间里，在舞会上，在聚会上，我的女朋友都是她亲自挑选的。

她掌握玄妙的秘诀：能够一个人独处。那些爱我追我亲近我的女人，几乎都是很好的人；她们对待我的态度，跟我对待她们的截然不同，她们更加通情达理，品行更高尚。我跟她们的关系都很短暂，一般见了两三面后，我就会或多或少地感到厌倦。但是，我以自己的方式爱那位女演员，我们之间维持的友情，要比任何可以想象的肉体关系都更可靠。跟她在一起，我是那么温文尔雅，乖觉顺从，好像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都没跟女人在一起待过。我会陪她散步，在寂静的房间里坐几个小时，看着她，看她坐在镜子前化妆，看她细心地护理身体——饭店的窗户朝向林登大道，冬日黄昏的街道上，弥漫着文明大都市的神秘气息——我听她通过屋里的电话跟陌生男人们撒谎或许诺。她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什么，对我从不吝啬时间，夜以继日，温柔体贴，抱着某种非同凡响、格外珍贵的骑士风度。她很尊重我的忧郁，教我发现柏林的美丽，感受柏林的美好。她对孤独的艺术有着令人惊叹的理解力；她生活在贝壳内，就像一颗稀有的珍珠，价值连城；在那些怀揣欲望的人们眼里，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

但是我对她没有欲望；也正因如此，她逐渐向我袒露了所有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面纱都从她头上飘落，这样的脱，要比所有的赤裸都更刺激。圣诞节的上午，她跟我说：

“凯赛尔[219]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们去看看他。”

我们乘郊区小火车从柏林出发，走了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终于抵达勃兰登堡伯爵家族的一个避暑地。那是一座简朴的乡村别墅，几幢花园小屋隐现在松林中、湖岸旁。陪我们同去的是一位柏林剧作家，凯赛尔的朋友，一位秃顶、耳背的德国先生。一路上他都喋喋不休，不等别人回应他的观点，就用力排众议的口吻大声断言：“他是对的。”就在那天，在所有德国的文学咖啡馆和报纸上，都在争论这件事的对错。我们赶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在一家小客栈投宿，屋里没有暖气，所有窗户都朝向湖水，房间已经几星期没有供暖，盥洗池里的水已经结了冰。女演员裹着裘皮大衣坐在床上，在烛光中，她神色忧伤地望着窗外。树林里，在白雪覆盖的小径上，伯利恒的孩子们[220]一脚深一脚浅地打着油灯在戏耍。“什么都不重要，”她说，“爱情也不重要。只有才华最重要。”她的声音很小，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一个已从生活中得到了一切的女人，一旦遇到真正的才华，就会藐视一切，摒弃一切。高傲、美丽、聪明的女人，一旦靠近才华，就突然变得谦卑起来。“凯赛尔很有才华，”她用固执的语调重复道，“他有权这样。”我缄口不语。我也这样觉得，他有权这样，但我拒绝凯赛尔采用的这种方式。这位作家想要“活着”——他到底想要怎么活着？这个我也很清楚，他想要旅行，想喝香槟酒——所以他才偷东西，从他的慕尼黑朋友，从他“恩人”的庄园里偷出价值不菲的波斯壁毯拿出去卖。女演员出于女性的本能从心里相信，凯赛尔是位“有品德的人”；我后来认定，他不会是她想象的那样。女演员冻得浑身打颤。这个男人对她来说，意义远比“著名话剧导演”和临时情人更重要。她为他发誓，对他深信无疑，有那么一刻，只要男人想要，她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但我觉得，这种牺牲是白白的浪费，比错误更要命，是一场事故。我们坐在黑暗中，坐在冰冷的房间里，我们争论：有才华的人到底有权做什么？

女演员说，有权做一切。我惊讶地意识到，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那股迷人的宁静从她的身上消失了。她双手紧攥，像在乞求什么。她需要鼓励，需要帮助。宁静的女人燃烧了起来，火焰熊熊。我这才得知，别墅是她租下的，也是她把凯赛尔一家，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安置到这里。我们坐在黑暗、冰冷的客房里，仿佛是在一部“栩栩如生”的小说中；但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有无与伦比的才华。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眼前破碎了，我们拐进生活中的一条死巷，有什么东西结束了。我不认为对一位作家来说，偷壁毯、蹲监狱、和美女做爱、为喝法国香槟或开豪华汽车而挥金如土有什么好的。“作家应该表浅地活着，”我向女演员解释，“模仿生活，十分专注地观察它，但是尽可能不要投身进去。”

但是女演员是一位无与伦比的高贵女人，美貌，年轻，善良，并且否认节制的必要性。她一窍不通，我是说，她根本不知道才华“有权”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简而言之，“生活”对作家来说根本毫无用途。因为在那里找到的只有物质；无论从质量上讲，还是从混乱状态上看，作家在“生活”中找到的都是一些无用之物。我对一位既想活着又想写作的作家，又能说些什么呢？……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夜深。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难忘的记忆；当时，我在黑暗中道出了这个想法，这个每位创作者迟早都会意识到的认知；这一课是不可能从传闻里、从他人的经验中、从古典或美好的榜样身上学到的，就像那些直接作用到我们个体身上的任何宿命和法则一样，不可能从他人的经验中了解和接受。有朝一日，作家会知道自己的宿命，但他只能通过自己知道。在我们交谈时，我受到了某种命运的启蒙；我了解了自身的命运，并在那一刻把它讲述出来，几乎是自发地，带着冷静的自信。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了什么是生活方式、写作和对生活的眷恋——我二十四岁那年，在“经验”匮乏的情况下，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获得了命运的启蒙，理解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判决；我谦卑地接受了，那是适合我的唯一的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