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马洛伊·山多尔)_第二章（2 / 2）_一个市民的自白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写作，是可以让作家在其灵魂中纵容自己谦卑的奢华的唯一准则；否则就会带着冷酷的怀疑站到生活现象的背后，因为在那一瞬间，他在生活的“冒险”和“体验”中绕开了真正、完整的精神生存，从而丧失了作家的名衔。我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诲人不倦。我们寻找生活的样板。女演员认定，“激情使人变得纯净，使人升华”。但是，这种苍白的德国—俄国式的理论并没能打动我。我回答说，只有写作能使人变得纯净。而且，我根本就不在乎一位作家在他生活、宿命所进行的地方，到底纯净不纯净。我只对作品的纯净感兴趣。我认为，假如作家将自己的好奇心给了生活阅历，那么他就迷失了自我。毫无疑问，王尔德在蹲过监狱后再没能写出更好的东西；《瑞丁监狱之歌》只是证明了伟大的才华什么都能忍受，包括“生活阅历”……

我们没有希望达成一致的看法，因为我想写作，而这位年轻女士想要爱谁。当我们动身穿过白雪覆盖的林间小路朝凯赛尔住的小屋走去时，夜已经很深了。房间里头应有尽有，但还是让人觉得像置身于一间旅馆客房，觉得住在里面的人不能保证周末是否付得起房租。房间里有着某种临时性的、既愤世嫉俗又惊恐无望的冷漠氛围，钢琴上摆着酒精炉，餐桌上摆着打字机和刚洗好的、还没晾干的尿布。三个可怜的小孩子在家具之间一声不响地摸来蹭去，孩子们带着本能的敌意，他们知道家里遇到了麻烦，巨大的偶像坍塌了，甜蜜的陌生人在胳肢窝下夹着成包的礼物，带着假装公正的笑容向他们俯身，实际上他们是食人族，靠他们全家人的血肉喂养自己。凯赛尔的妻子是一位高大、肥胖的金发妇人，以痛苦、无声的卑微接待“行善”的女情敌和接踵进门的客人们：一位柏林记者和他的情人，一位未来派诗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出版商，在聚会上，那人总以一种不满的眼神环顾四周，仿佛这天晚上只有他才真正地理解在天才身上发生的这出人生悲剧，仿佛那个壁毯是他偷的，仿佛凯赛尔的所有著作都是他写的。那位夫人，那位受挫诗人的妻子，后来坐到了孩子们中间，令人感动地将最小的男孩抱在膝头，整个晚上都充满敌意地一声不发。诗人在煮潘趣酒[221]。在这栋房子里，所有人都感觉像在自己家里，而且家里没有一个人，我们的举止都很放松。孩子们不时地开始尖叫或哭闹。

午夜时分，有人送来一封电报，内容是一份美国报纸驻柏林记者发给大家的新年问卷；这位记者想从德国名人们的嘴里知道，他们认不认识六个人；如果认识的话，哪几位是他们想在新的大洪水之日请上方舟的。凯赛尔将电报揉成一团，随手扔掉，神色冷漠地说：“我一个也不救。”监牢并没有搞垮他。在这个人体内蕴藏着出奇的力量。他是第一位我能从他身上直接观察并体验到“天才悲剧”的悲剧样板，他是那类叵测“悲剧”的经典样板。在凯赛尔身上，在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行为里，都能让人感觉到某种宿命的力量，无法仿效、无可指摘的举止，天才的宿命。

我相信，他是一个天才，只出现过一次的天才，一个永远不可能再度出现的人类现象。在我的同时代人里，他是第一个让我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作品而言，光有“天才”还远远不够；写作为创作者限定了条件，比我们所能想象出的条件要复杂得多，对写作而言，天才的能力只是其中一个条件。不管他做什么，无论他沉默，还是开口；无论他憎恨，还是无聊；无论他突然介入谈话使之发生转折，或是拒绝这样，这都是他，不可被说服，他刚愎自负，冷酷无情，小孩子气，并且——以他怯懦、羞惭的方式——惊慌失措。从他的外表上看，颇像一位超期服役的普鲁士中士。他是一个身材敦实、圆脑袋、小眼睛的金发德国人。一年之后，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有一段时间他销声匿迹。偶尔，剧院里上演他的一两部戏，但并不太成功。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帝国里，他没有受迫害，因为他是雅利安人[222]，但是他被赶进了巢穴。在新的强权扼住他的喉咙之前，真正的悲剧已经把他淹没了。

凯赛尔并不是经纪人常说的那种时髦意义上的“舞台剧作家”，他要比这个更重要。如果单看他的写作成果，我觉得他远不如那些勤奋、聪明的舞台剧大家们。在他所处的时代（十五年后，当我回过头来再看那一段流逝的岁月，仍觉得它比历史上一个已画上句号的章节要完美得多），或许他在我的同龄人中是唯一一个拥有力量和特殊能力唤醒先锋戏剧新生的人。

继豪普特曼[223]之后，凯赛尔是当时欧洲唯一能够与之比肩的剧作家；萧伯纳拿大鼎，摆架势；皮兰德娄[224]当时还没那么有名。凯赛尔将自己剧作家的才华和罕见的文学天赋，全都牺牲给了时髦政治。他将自己的戏剧打造成时事政治的鼓动工具。他剧中的角色刚一登场，就以宣传画的风格在舞台上讲演。他不能承受这种成功，这种巨大无比的危险，这种对天才造成毁灭性威胁的危险中的危险。他四下嗅探民众的期待，极力附和他们的风格要求；他写人们希望他写的东西，不再写只有他才能写出的东西。我对他出类拔萃的能力十分尊重，尤其尊重他用来观察生活的特殊、酸涩、羞怯的好心肠和火暴脾气。在那段时间里，我为女演员写了一部戏——专门为她写了一个“角色”——那部戏里写了一位作家的悲剧：一位绝望地从写作逃进生活的作家的悲剧。这出戏从文学上讲是不错的，但作为戏剧还是很弱，最后以这么一句漂亮话结束：“语言扼杀了生活。”但是，凯赛尔只是希望能够这样发生；生活，出于次等的行为欲望，要比他内心文学行动的动机更为强烈；生活扼杀了他的文字。

这年冬天，罗拉被送到柏林，为了能够“忘掉”什么。她是一个在小城市里娇生惯养的富家闺秀，怀揣一股对父母粗莽的“敌意”。有一天，她带着少女时代尚未完全愈合的爱情创伤，在安哈尔特火车站[225]跳下列车。柏林城，到处充斥着化装舞会的喧嚣。她寄宿在一位亲戚家，在选帝侯大街附近，这位亲戚是她的舅舅，是最大的一家德国报业公司总经理。这些亲戚都是富人，而且都买了大房子。罗拉就在他们那里，过着她的“社会生活”。

她想要“忘掉”的那个男人是我朋友。有一天，这人写信向我求助，要我去找罗拉，对他俩的事情表一个态。读完信后，我把信随手一放，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几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跟罗拉在剧院巧遇。当时，正好我父亲也来柏林看我。父亲从布拉格过来，只逗留一天。那时候，我父亲在捷克斯洛伐克任匈牙利党议员，他利用一个上议院休会的机会转道来看我。无论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没有到过柏林。我不清楚什么是“偶然”，这种邂逅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管怎样，我把这次见面记录下来：这两个人，罗拉和我父亲，这天晚上在柏林见面。就我的生活而言，他们确实是跟我有过什么关系的两个人。我们在剧院的前厅不期而遇。父亲在我的提醒下，机械地跟罗拉打了个招呼，并朝她的背影瞥了一眼，心不在焉地问：“这个人是谁？”我告诉他后，他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她很漂亮。”随后我们回到了观众席，再也没有提起过她。

第二天，我父亲启程离开，仿佛他只为了这次碰面——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柏林的。下午，我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露台上跟罗拉约会。我给她讲了朋友的来信，结结巴巴地说了两句什么无关痛痒的话。随后，我尴尬地沉默；她也一声不语。我们俩心里都很清楚，我们坐在这里已无事可做。这样的约会总是很简单。出生也很简单，死亡也一样。我对我的朋友从来没抱过一刻的“自罪感”。我装不出那种虚伪、扯谎的“骑士风度”。其实，这样的约会既没有意图，也没有确切结果。我什么也没做，也没有什么好做。后来，我多次从男人们手里抢走女人，男人们也从我手里抢走过女人。这种时候，我有过自罪感，或者感到羞惭，或者强词夺理，总之每次都能给这种法国式的四角关系做出“解释”。当我跟罗拉约会时，我既没有跟自己解释什么，也没有跟别人解释什么，就像一个人觉得没必要解释自己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呼吸。我在巴黎有一位朋友，住在瓦格兰大街，有一天下午四点钟，他在街上“叫住”一个女郎，后来跟她生活在一起。女郎还是处女，跟他走了。他们去了一家小客栈，从那以后一起生活了十五年。我跟所有人的关系都是这样开始的。我从来没“追”过任何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追——要么在约会时互相看对方第一眼就水到渠成，要么一切谈话都是枉费气力。我们坐在选帝侯大街的露台上，已经谈了有半个小时，之后我们都缄口不语，看别人跳舞。我对那天下午的每个细节都记得异常清晰。可以这么讲，我们根本还没谈自己的私事，我就已经满腹心事地坐在她旁边，盯着舞女在心里暗想：我们以后靠什么谋生呢？这种本能的直觉，对两个人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能误解。后来，我们一起去看戏，去莱恩哈德剧院。那里正在上演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为人类感到惋惜”，海伦·提米格[226]演唱。那是一个盛大，却不迷狂的夜晚。我们两个人都情绪不佳。那是一种“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个？”的感觉，焦虑，忧伤。必须得认识什么人，带着所有的秘密和所有的结果：就是这个，用嗲气、平俗的字眼讲，被称作“爱”。相识，完美的相识，从来都不那么罗曼蒂克。我们心绪惆怅地往家走。当我们在大门口告别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哭了。我们两个都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在小城市的市民家庭中称之为“伴侣”的感觉。我还没到二十三岁，我是个诗人，靠临时性的收入谋生。几个月后，我娶了她。

柏林的亲戚们赞成这个计划。罗拉的舅舅出身于古老的柏林贵族家庭，是一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稳健派[227]绅士。他家里聚集了一大批德国名流：作家，前军官，实业家和将军们。他们的家宅大得出奇，老先生挣钱很多，但生活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第一次正式邀请我去吃晚餐，一家人穿着节日盛装围桌而坐，女主人客气地劝我再吃一盘，因为“没有别的了”——当我按照家乡的习惯婉言谢绝，他们也不坚持，一家人继续享用冷餐，后来我才意识到，之后并没有下一道菜。他们经常在豪宅里大宴宾客，晚餐只有“德式三明治”和盛在黑盘子里的猪肝馅饼。老先生很喜欢我，有时非常隆重地写信邀请我过去“小酌一杯”。这有如授勋一般的邀请，在精心布置的仪式中进行。我们穿着黑西装，气氛沉闷地坐在那儿，围着一瓶葡萄酒，一脸虔诚地品饮高贵的琼浆。在我们家乡，如果来了客人，立刻会拎来一大桶酒。罗拉的两个表妹是女售货员，战后的柏林女孩都过着自由的生活。女孩们不带男伴去酒吧里寻欢，去“克罗尔”，或去“动物园”参加著名的画室狂欢；这一类娱乐，并不是完全无害或毫无危险。凌晨时分，在“动物园”的大理石厅堂和楼梯昏暗的角落里，情侣们躺得横七竖八，有的在呕吐，有的在做爱。在这些柏林的化装晚会上，参加者将市民的道德准则抛到了脑后。在拂晓的朦胧中，“柏林西区”最上流家庭的闺秀们在台阶上打滚，躺在陌生骑士的怀抱里。后来，我在巴黎亲眼目睹了几次著名的画室狂欢，可那里的参加者也不会一直呻吟到黎明；这种疯狂的群交是柏林酒吧的唯一目的、意义与结局，我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再见到过。

罗拉的表妹们三天两头泡在酒吧。没有人在乎她们在这些化装晚会上的经历。她们的父母不在乎，她们后来嫁给的市民丈夫们也不在乎。对父母来说，已经成年的女孩们一个人在夜里游荡，直到天亮才衣裙皱巴、花环歪斜、发绺散乱地回到家，这很自然。简而言之，在化装晚会上发生的事情什么都不算；只有在白天——在苛刻的市民生活中，在符合全部规矩、章程和严格仪式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才算数。这种不言自明的约定是说，女孩们的性自由一直持续到出嫁之日。这些柏林的女孩们，在疾风骤雨般的化装晚会后，带着天真无邪的羞涩嫁给在酒吧里遇到的某个舞男，摇身变成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这些女孩说起肉体之爱，就像谈论某项工作任务。后来，她们有一天退缩到婚姻里，结束了她们的爱情生涯。

对于家长们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一直未能找到恰当的解释。在这些柏林的市民女孩中，绝大多数都像罗拉的两个表妹，有着极其严格和精心的家教。在言谈中，父母们很难说出什么淫词秽语或轻浮的笑话。但是，他们对女孩们在走马灯般赶赴的舞会上偶尔怀孕，却又觉得再自然不过。那是一个有趣的反常世界；而且，不可救药地陌生。

初春，我们结婚了。我十分郑重地担负起一家之主的义务。首先，经过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我买了一只鞋柜。我为了买这件必要、有用的家具，花掉了准备用来置备全部家当的钱——几百万或几千万，鬼知道花了多少。之后，别的我什么也没买。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硬木做的、对开门的鞋柜，里面能装二十四双鞋。几周之后，就在通货膨胀爆发之前，我们在动身去巴黎时将这只鞋柜送给了柏林的房东。我们若把它带到巴黎，不仅太麻烦了，而且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总共只有三双鞋。

不管怎么说，我这样解释我买鞋柜的行为：我尽了自己所能尽的力量，我准备过神圣的生活，准备让罗拉过可以保持品位的舒服日子。她也是这样感觉的。我们把鞋柜摆在房间的正中央，里面放了三双鞋，由此开始了神圣的生活。我一大清早就离开家门，因为我觉得自己必须去找工作，应该做点什么事。从我们婚姻开始的第一刻起，我们就身无分文。的确，在那个时候，钱在柏林也不算什么，我们的口袋一天比一天被印满百万数字的纸钞塞得鼓鼓的。从某种角度说，“生活问题”简化成了某种真实的意义。我在早上离开家门，就像一位远古的农夫、猎人或渔夫，脑子里在使劲地琢磨：怎么能在戈壁滩上搞到一块黄油或几块甜点？我的家人并没把我们的婚姻当一回事，我们想住在哪儿，想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他们完全听凭我们自己选择。他们等待这桩可笑的、孩子式的婚姻结束，他们认为我俩的婚姻维持不了几个月。有一段时间，他们在信中并不明言地暗示我，我可以在维也纳，在一家银行里谋到一个职位。这种机会让我震惊。我做梦都没想过，自己将在维也纳或别的哪个地方的银行里供职。我并不想找任何职业，尤其没有想过当“退休者”。我心里暗想，我已经有一个自己的职业，要做一辈子的职业，我已经有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多，但完全可以够我花的。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的钱比后来更少；但是在当时的德国，没有人那么在乎钱。在那几个星期里，我在柏林的朋友们都在炒股，自然挣了很多钱。很多人不久前还付不起房租，转眼就在选帝侯大街或西区的小巷里购买位于街角的整幢房子。这并不需要你有什么特殊的知识：一个又饿又渴的外国人，只要张开双臂站到证券的尼加拉瀑布前，你手里能抓住多少就能抓到多少。人们在遥远、隐秘的地方工作，柏林的投机者们对这样的工厂一无所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工厂在生产什么，他们只需站到银行分行交易台的铁栏后，或委托代理人购买这样或那样的“证券”——的确，买东西的时候连钱都不用付，而是使用某种贷款。“证券”那天还值十万，第二天就会值三倍或三千倍……每个人都有“贷款”，每个不工作的家伙都能搞到钱。但是绝大多数人，那些劳动者们，在这场风暴中愚蠢地踉跄，用呆滞的眼神盯着一个土豆或一只破鞋底，仿佛是看祭坛上的圣物。我没有钱，所以也从来没炒过股，我瞧不起这种赚钱的方式，甚至觉得厌恶。在我看来，即使玩纸牌也比这种光天化日下的集体抢劫要道德得多。我没有“证券”——我想，在那段时期内的柏林，只有诗人没有“证券”。

我给一家考绍和一家艾尔代伊[228]的匈牙利报社投寄文章，都是一些抒情短文，我就靠他们支付给我的几张外国纸币养家糊口。罗拉无条件地相信我，她相信我懂得该如何生活，认为我在解决烦琐复杂的日常俗事方面极其聪明，很有经验。但是很快她就明白，我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狂风在我们头顶呼啸，我们在暴风雨中惊恐地活着——勉强地活着，我们怎么能够在这里“开始”？我能做出什么样的计划？一个人在这里能干些什么？什么命运在等待着我们？这个“家”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从家乡传来的消息也令人震惊，让人难过。哪里能容下一位诗人？哪里都不能。那段时间，我跟德国人中断了联系。我没把手稿寄给德国报纸，我在我的德国编辑面前感到羞惭，况且，给他们投稿也挣不到钱，他们付的稿费不等我从银行里取出拿到街上，就在我手中变成了废纸……罗拉待在家里，我从早到晚在城里游荡，绞尽脑汁挣钱。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我只能买些糖或书，神情沮丧、一无所获地回到家。

这个“家”，我们的第一个家，单从所陈设的柏林家具来看，颇像一个大户人家。跟大多数柏林家庭一样，这里也堆满了笨重的德式家具，尺寸惊人的扶手椅、石膏像、瓦格纳头像、爱国主义和神秘主义风格的木刻，给人感觉像是进了瓦尔哈拉神殿[229]，还摆着威廉皇帝的铜像和大理石雕的腊肠犬。

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德国家庭看来有点不可思议。我们起得很晚，睡得很晚，每天洗澡——尤其是我们过于频繁地洗澡令他们不悦。在柏林建有最漂亮的浴室，但在战后，人们洗澡越来越少。不过，公开的冲突后来只发生在斯托普家，在我们搬去几星期后，有一次罗拉烤面包。那时候，我们靠发酵粉和植物黄油度日已经好长时间了。罗拉烤蛋糕的本事远不如我，但不甘落后——也不知她从哪里搞到一份家乡食谱，花外汇搞来五只鸡蛋、面粉、糖和巧克力，开始在斯托普家的厨房里揉面，烤制。女房东用怀疑、忌妒的眼神暗中观察。当她断定罗拉将五只鸡蛋全都打到蛋糕里后，一场令人不解的冲突爆发了——她歇斯底里地尖叫，在房间里冲来奔去，鼓动斯托普先生、仆人和孩子们也加入进来；从她语无伦次的话里只能够听出，罗拉玷污了德国人的习惯。“可耻，可耻！”她大声嚷道。他们丧失理智地说啊，喊啊，叫啊，斯托普先生也跟着帮腔，要我们尽早离开这幢房子。就这样，在这尴尬的一幕发生后的下一个月的第一天，我们搬了出去。那次“丑闻”的原因，我们始终没弄明白。也许他们误解了罗拉的意图，他们以为罗拉故意嘲讽他们因通货膨胀忍受的贫穷，当她挥霍五只鸡蛋做一块蛋糕时，斯托普一家一个月也吃不到五只鸡蛋。在战争期间，他们学会了秘传菜谱，用胡萝卜干做“烤牛排”；不管怎么说，他们吃了很多苦！假如他们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那次悲剧性尝试，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罗拉只是搞到一份私家秘方，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取五只鸡蛋……”她根本没有任何恶意。其实，即使在通货膨胀期间，斯托普夫妇也要比我们富有得多，我们只有一只鞋柜，曾经有过。我们总不至于用一份家乡食谱，破坏了什么股市的秘密。对于这类厨室机密，不同民族的反应截然不同。就连四岁的小男孩，金发的赫尔穆特，也觉得我们“侮辱”了他们。

我为自己的年轻吃了许多苦头，受到各种伤害和羞辱；我真想马上长出胡须，因为谁也不把我当成“名副其实的丈夫”。事实上，我在婚姻中的感觉并不那么良好。一方面我心里对罗拉抱有情感，另一方面我的焦虑和抵触不断升级，让我感到处于一种陌生的境地，仿佛一夜之间我们不得不在极地气候中求生。简而言之，我缺少投入婚姻——这一探险行动的必要装备。我习惯了爱上一个人，然后忘掉她。当然，我不可能把罗拉忘掉。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惶惑不安。我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该渴望什么——我非常渴望罗拉、我的家人和熟人能把我当成“名副其实的丈夫”，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心怀疑虑，担心这种努力维系出来的状态有一天会告终，就像迄今为止所有人际的、爱情的关系一样，有一天夜里我不再回家，之后我们通一阵电话，我把鞋柜送给罗拉，随后我去哪个国家旅行。我根本不知道作为一个丈夫该怎么行事，跟朋友们一起我总感到精神紧张，拿着一家之主的做派为一些经济、政治问题争论不休；不同的仅是，我没有点一支雪茄烟……我不知道罗拉是否看出我绝望的努力，是否真的看透了我。我认为她看透了。她在人的事情上，在对人的判断上，毫无疑问要比我有经验得多。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是一对寻常夫妻。我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位诗人，即使在冬汛季节，我也只穿一双单鞋和夏天的衣裳，仿佛没把残酷的自然法则放在眼里；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衣裳，是父亲在韦尔泰姆百货商店给我买的毛线背心。那次父亲来柏林看我，实在忍受不了我那身要命的古怪打扮。这是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衣裳，在我年轻时有人买来救我的“命”，为了我不被冻死……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记得，我都没为这件背心道一声谢。

在我们新婚后的前几个星期，罗拉哭了很长时间；她察觉到有什么不太对劲，通过比我敏感得多的本能，她察觉到要把在这里的日子过好几乎不可能。我们咬紧牙关，愁眉苦脸地守在一起。对外，在我们家人和朋友面前，我们摆出一副“回头我让你们看看”的架势。我们两个都担负起角色；但是生活不是演戏，所有强摆硬撑的样子迟早都会摔成碎片。我就像一个年长的丈夫，心烦意乱地开始了我的婚姻生涯；我揣着一肚子主意回到家，经常生气，吵闹。罗拉像对一个孩子那样安慰我。她只能绝望地感觉到，我遇到了什么巨大的烦恼，不是现在，也不是我们之间，而是很早以前的事——我遇到了什么打击，我的心碎了，我不能完全将自己投入一种情感或一种关系，我因为什么事情生气，我很早以前就开始生气了——当然，我们谁都不知道，我到底因为什么或因为谁生气……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所能理解的只有这些，我承担了什么，由于这种承担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持团结——我从哪儿能知道是什么样的代价？从第一刻开始，从我们的言行里就泄露出了某种意愿；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都向对方表现出荒诞、粗鄙、完全没有必要、自欺欺人的骑士风度和忠诚，都在相互扮演心灵高尚、浪漫、可爱的角色，这一切赋予我们的内心活动以外在的表现。至于我们心里的感受，没有人知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内心活动与所下的决心无关。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婚姻的头一年，我们在柏林的所作所为都是一场彻底绝望、惊恐万分的“过家家”游戏。我根本不清楚，供养一个陌生人，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何等巨大的责任！我更不清楚，一个人无法靠近、无法改变的秉性到底是什么。在这段时间里，我总是不停地需要很多人。在我的同龄人中，大部分人都相继紧跟地逃进这孩子式的婚姻里。我们不惜代价地想在我们头上支起一片屋顶，建一个“家”，用我们笨拙的手为孩提时代未能感受到的家的浪漫，拼凑一个扭曲变形、粗陋不堪的顶替品。这一代人在所获得的所有“体验”中唯独缺少的就是家的体验。我们在国外租住的房间建了一个家；有鞋柜，没有“前景”。不过，在那个时候，我的生活能有什么“前景”？在柏林大学的名册里，始终保留着我的名字，我已经当上了“丈夫”和“养家者”，但我还是在期末偷偷地跑到林登大街的尽头，报名上了半个学期……只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我拿一个文凭能干什么。不管我往哪个方向看，前面都是漆黑一团。身后是战争和革命，眼前是政治和经济的颠覆，是“价值再评估”的混乱时期，最流行的是口号。我们在这样的机遇中“建立家庭”。许多年里，我从来不能肯定自己从哪里能挣到下两个星期的房钱，我们会不会有吃午饭的钱。跟在家乡相比，这是另一种贫困。在家里，人们的日子过得很穷：没有钱，命运不好，但至少有一个可以栖身的小窝，也总能有一小块面包吃，哪怕又干又没味。可是在国外，陌生的巨人扼住我们的脖子。我们生活在焦虑、惊恐、无助的世界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从这个“家”，从这个拼凑的、孩子式的家的责任前连滚带爬地逃离。

罗拉在方方面面都很“节俭”。她把省下的马克存在一只旧雪茄烟盒里，这些马克到了第二天连面值的十分之一都不值。当德国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总共六千万人，一天又一天地丧失一切，她却毫不动摇地认真推敲，我们是坐地铁，还是坐电车，估算哪种交通方式最便宜。我怎么跟她解释都没有用，在排山倒海的大毁灭里，这种审慎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当数十亿计地砍价时，亿就变成了零头。慢慢地，我让她懂得了这个“零头”的含义，我也自我封闭起来。

我在法兰克福开始喝酒；到了柏林，我变成了正经八百的酒鬼。二十一岁时，我就已经习惯，让女仆每天早晨端一杯咖啡和一瓶白兰地、威士忌或小茴香酒，到了晚上，这瓶酒我会喝完最后一滴。我绝望、厌世地醉饮。我用最烈的白兰地开始一天的生活，然后用伏特加结束。我总是醉醺醺的，在那些年，我需要那种半意识状态。某种日子开始了，而这种日子离开了麻醉品就无可忍受。为什么一位健康、并非没有教养、不管怎么说都很娇气和讲究、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要让人给自己送白兰地？这不可能还有另一种理解。正像俗语所说，“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没错，我周围的人也都酗酒。在我法兰克福的朋友圈里，大部分都是内心相当细腻的人；作家、艺术家、所谓的唯美主义者，他们都从上午开始就痛饮白兰地。有好些次，我心怀好奇地观察我的那些熟人们，他们都是自然而然地酒精成瘾。德国人，其实是一个明智的、奉行市民道德的高尚民族，那些年的生活让他们实在难以承受。很少有人为了醺醉饮酒。一个人遭受各种伤害，有一天他再也承受不了，这个时候，他开始饮酒。

我在真真确确的白兰地氛围里开始饮酒。在家乡，人们轻饮小酌：我从来没看到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醉过，然而葡萄酒每天都摆在桌子上。像我们这样每天都喝白兰地的人，在家乡人眼里算得上酒鬼了。德国人饮酒，根本没有感染我。在法兰克福，在“卫戍营”附近的一家荷兰人开的白兰地酒馆里，城里高地位、有名望的酒徒们每天上午都在那儿聚饮。上午十点，他们已经开始用大肚酒杯灌杜松子酒。我一脸苦相地坐在他们当中，根本就觉得不好喝。在这里，我第一次在德国人中看到酗酒的犹太人。在那之前，我觉得犹太人鄙视那种为了自己的“盲目”饮酒。在这里，在大学，在兄弟会[230]，那里接纳了他们并且容忍他们，他们怀着痛苦的自尊向酒精求助。在大学，我们所有人都饮酒，德国人，外国人，一呼百应；我们脸色阴郁、情绪厌恶地饮酒。当我意识到自己时，我已踯躅在酒气熏天的世界里。

显然，我是个有病之人，因此更没有能力承受什么。周围人只需把酒递到我手里；假如他们没在法兰克福教我饮酒，那么在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在无论我浪荡到哪儿都颓唐散漫的社交生活里，很可能我会直接逃入其他种类的麻醉品里，也许会去寻找比酒精更加危险的镇静剂。的确，光喝酒并不能使人镇静。我记得有一年，我二十岁到二十一岁那年，每天晚上，准确地说是每天早上，连酒精也不能让我入睡，每天睡前我都要吃鲁米那[231]。焦虑感和强烈、抵抗的恐惧想象压倒了鲁米那的催眠作用。我吃鲁米那入睡，感觉就像晕厥一样；在深沉、无梦、滞闷的睡眠之后，我没精打采地醒来，立即去抓白兰地酒瓶。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再坚韧、再健康的年轻人也会很快变成一副烂皮囊，当初我也非常健康。我真不理解，我的内脏和神经是怎么承受的？事实上，我看上去根本就承受不了……但是，这种生活方式，这些一度滥用的麻醉品，还是帮我度过了生活中的许多危机时刻。现在我肯定地知道——这一点有许多细碎的符号记忆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我生活在慢性的生命危险之中，只有酒和毒品可以消除这种危险。比方说在德国，我不管白天黑夜都总是攥着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如果我睡觉，手枪就躺在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我揣着左轮手枪去咖啡馆，去编辑部……为什么？我害怕谁？谁也不怕，我是怕我自己。在深埋的、优雅的、可以触及的记忆背后，有着某些令人无法忍受的羞辱记忆折磨我；有的时候，我一“想起”这些，这种羞耻堵在我的喉咙，就像受到身体攻击，被人蹂躏，扼住喉管，我阵阵作呕；准确地说，是我的身体想起了在某个场合我不能找到关联的记忆。这种耻辱究竟是什么？我到底在哪儿受到的伤害，让我承受如此的羞辱？我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能够忍受了这些记忆，不再痛楚，不再出现那种身体的不适感和无法忍受感；于是我不再需要安眠药，我跟酒的关系也变得较为健康，较为愉悦。离开麻醉品，生活难以承受；那些一旦离开助行器就无法保持身体平衡的人们，即使在今天也会对那些工具心怀感激，同时又投以怀疑的眼神，几乎是吃惊的怀疑。他们藏了什么秘密？毫无疑问，“健康人”也有，只是非常少。也许在女性当中可以最快找到简单、健康的心灵。我认识不少年长的女士，她们令人惊叹地承受生活之重，命运把她们放到哪儿，她们就在哪儿随遇而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寿命远远超过平均寿命，“她们的秘密”不是别的，只是服侍和屈从。（茹莉表姑七十多岁时，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她长寿的秘诀——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要保持常态。”）但是年轻人是没有常态的。

毫无疑问，我有神经症，我的神经症源于儿童时代的伤害；那时候，我对弗洛伊德知道得不多，几乎可以说一无所知，他的天才理论后来是通过外行人和庸医们的热心推广而变得那么流行，可我当时一窍不通。病人的心灵可以最准确地了解疾病的本质，他们确实花了很多心力和精力寻找灵丹妙药。后来，我吃惊地读那段时间写的信和诗歌——诗歌几乎写明了诊断，信件确凿地记录了病因。当我接触到精神分析法时，再想采用那种方法已经为时太晚；快四十岁的人了，再做各种精神分析纯属浪费时间；太多的记忆，复杂地沉积，在伤口上已结了许多层痂。我相信，对年轻人，对相当年轻的人和患有神经症的孩子们而言，精神分析法确实能够取得疗效；或许对年龄再大些的人也有帮助，如果精神分析的学术之光在黑暗中照亮某种类型的创伤，可以让比较简单、不太成熟的心灵变得轻松；但是我从来不把它作为“治疗方法”，因为我不相信场景可以再现，因此我不能将它当成避难所。我见过不少神经症的病人，不用精神分析法也治好了；那些较为成熟的心灵，有着惊人的毅力和抵抗力；新的生存条件有的时候能使病人自然痊愈。弗洛伊德理论的天才活力与美感令我着迷；我认为“梦的解析”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重要发现。我也能够想象，精神分析可以教会较为单纯的人更耐心地行事。即使有像“治愈”这类的情况发生，也是出于多种偶然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当周围的骗子们和神医们正组成黑压压的大军鼓吹并滥用精神分析法时，我一方面拒绝接受这种疗法，同时我也怀着敬重和热忱了解这一理论，它对潜意识深层和未知生命的探索。毫无疑问，那些预言对弗洛伊德的形象有损。我通常见到的情况是，神经症患者有时没接受精神分析也被治愈了；有时接受了精神分析后病也没好；还有时没做任何治疗，病人自己就康复了。当我了解了这一切时，尤其是当我细读了弗洛伊德的书时，神经症对我来说，已经多少变成了生存需要，工作的装备和条件之一；打一个粗陋的比方，我带着神经症“生存”，就像中国乞丐向人展示露骨头的断肢。

罗拉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她只是惶惑地注意到，我有病。她始终不了解“疾病”的本质，对她来讲，它陌生得就像一个陌生人。她很难陈述我的“症状”。当神经症已出现身体与脏器的症候及功能紊乱，想要对付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疾病”最先表现为言行举止的古怪莫测。我从来不知道醒来时有什么在等着我。即使在今天，跟我一起生活也是一件令人疲惫不堪的事……罗拉在当时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已为照看我的这种隐疾做好了准备。神经症患者的共同特点是，敏感期会周期性地反复出现。我十五年前的状况跟现在的差不多，偶然发作，一小时就会变一个主意，会突然觉得必须去旅行，用不着任何特殊的理由；有时我只离开几日，但也有时候，我一走就是几个月。这种时候我不会克制，我什么都不管，不管工作，也不管周围情况。这种危机过去后，接下来是一段相对的平静期。一个人总能忍受这种“疾病”吗？总能忍受自己受伤心性的胁迫吗？我认为，能够忍受很久。这一切都是可怕地故意而为。就像一个人嗓子疼，我抱着同样客观的态度观察神经症的变化。一个人能够忍许多事，只要他很想忍，几乎能够忍受一切。神经症初期，我感到这种典型的焦虑，莫名的担忧，一开始就把人压垮了，患者感到万念俱灰，不由自主地自惭形秽……即便这样，我还是认为，心灵能在某种程度上战胜这种恐惧状态。这种焦虑——所有的神经症情绪——就像一团迷雾笼罩在心灵深处，有些东西我们处理不了，比如欲望或记忆，我们对自己的束手无策感到恼火。但是随后，经过一段时间，通过残酷的代价和艰难的努力，我们还是能够征服它的。我相信意志。我相信，人类能够借助意志和隐忍凌驾于雾气蒸腾的潜意识沼泽之上。我蔑视自己体内的神经症，我动用了意识、意志、隐忍等一切工具与它搏斗。我相信品质及其最高级表现——良心，能够维持我们疾病本能的监护与平衡；我相信生活加写作的综合疗法。缺乏这种能力的人，那就能怎么活就怎么活吧，或者坐以待毙；没有人关心他的命运……罗拉用她惊人的本能感知到我的疾患，她相信我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承受它。我们俩的关系在婚姻的最初阶段，大概是一位患者与耐心照看他的护士之间的关系。

她怀着一股特殊的力量守在我身边，我清楚地知道，我最艰难的时刻是在她的帮助下度过的。这样的努力男人很少付出，女人也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这样。这颗心灵——罗拉的品质——从耗之不尽的储备里获取能量，随手挥霍。

罗拉是第一位探寻通向我的孤独之路的人；我惶恐不安地进行防卫。作家的意义，就是孤独。我总是逃避友谊；我觉得那是一种出卖，一种懦弱。在新教徒的德国人世界，保持孤独并不是很难。在灵魂内、性情中和品位上，我还是一个非常虔诚、不可改变的天主教徒。在这段时间里，我了解了法国诗歌，读了维永、魏尔伦、克劳德尔、马拉美和佩吉的诗作。尤其是维永和马拉美的诗句，十分熨帖地打动我心；从他们的诗文里，我听到了亲人的声音，就像许多年前我从卡夫卡的书中听到的一样。这种亲情不是风格或气质，也不是出于观点的相似才将自己记入某个家谱。一个人归属某个精神家族；在这个等级体制里，在我看来，歌德是鼻祖，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找到了新的家族分支，出现了私生的精神兄弟和叔伯。当我拿到佩吉的书时，我是那样地喜欢，仿佛已经阅读过一样。这些灵魂对我来说，就像在一个家庭内用暗语交流的亲缘灵魂，用不着解释，我就立即能明白对方想指什么，想说什么。正是这些灵魂使我内心充满了作家的孤独；朋友和情人从来不会。

我小心翼翼地维护那块属于我的天地，采用实际手段，借助于生活方式和谨慎态度，尽量不让罗拉破坏我的孤独。灵魂有它最后的避难所，作家最终会逃向那里，寻找真理，但也将某些真理据为己有，不愿示人。我总是尽量做得自主而开明，保持真诚；我蔑视所有低贱、怯懦的不耻行径——我从来没有自己的“秘密”，生活赋予我的一切，我都像写报纸新闻一样记录下来——但是那个“秘密”，那个让我不能成为别人、只能成为我自己的“秘密”，那个让我“与众不同”的秘密，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的揭秘，通常被称为“艺术”。罗拉的进攻，迫使我变得小心翼翼。我必须意识到，她也有“秘密”——由于她不是艺术家，这个秘密无法公开。从后面的这个推测看，女人们确实为爱情付出了许多；假如我们揭开她们的秘密，会发现她们整个一生都在玩一场轰轰烈烈的游戏，而且她们当中大多数都是输者。

她的“秘密”是什么？我在罗拉身边开始猜测，忧心忡忡地憋闷于心，并且好奇地寻找蛛丝马迹。我心里明白，通过一个人的言语、观点、行为、同情心和憎恨看到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这个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只不过是某样东西或某个具体人的投影；所有人都如此，在世界面前蒙了七层面纱，隐居在内心深处，活在可以触摸的外表背后。这让我感到可怕和吃惊。在此之前，我只是负责任地生活在大众中间，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并且做出判断；现在我开始关注他们，带着自觉自发的虔敬，对每个人都区别对待。这种突然注意到每个人的“个性”、秘密和个体存在的虔敬，是一个灵魂发展的浪漫阶段。在此之前，我对人总是根据他们的魅力做出判断。现在，我突然感到这种痛苦并快乐的惊喜，仿佛对我来说，“大众”的概念消失了；每个人都是相互独立的世界组成部分，都值得我们去探险去发现去查找去记录，穿过热带雨林和动植物群落，一个人的生命远远不够……这样的好奇心，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从书本里获得。我再强调一遍，这是罗曼蒂克的生活阶段。世界，这个人类的世界，分解成了一个个原子；对作家来说，先是追寻这种“无序”，这种观点的“混乱”，之后才是传统、秩序和将对人类个体类型的观察纳入统一形式的方法。

我进行自卫，提防有人想要侵犯我的孤独，尽管他们有合法的权利和自发的能力对我的“个性”发起攻击——我在自卫的过程中发现了炼金用的神秘原料，那些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做出回应的东西，那些没有法则和理论进行揭秘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人或许遇见隐在另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这种事实，或者遇不见。我突然变得好奇起来。我的性情发生了调整，发生了改变。我抱着这种关注走近每个人，就像天文学家坐到天文望远镜前，他掌握所有的数学公式，确定无疑地知道在迷雾背后，在某时某刻，将会出现一个发光的星体，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新世界……如果想用这种方法、这种立场来观察人类的星象图，不会取得太多的成效。我们和某个人一起生活，我们了解他的“一切”，与此同时，我们又对他一无所知。有一天早晨，醒来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并看到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好像以前我们从来未曾见过。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爱做什么做什么，在他的言行举止背后肯定深藏着这样一个人，你会终于辨出，冲着他大喊：“啊哈，原来是你呀！”……这一发现令人兴奋。我懂得了，不存在“简单的人”，在肉体与精神的能力和特征背后，每个人体内都存在着某种真实之物，某种原始因素，人类的一个镭分子，幽幽飘曳，微微发光。

假如我在那段时间里能够写作，我最想写的是简单的游记，以伽什帕尔·费伦茨[232]博士和沙克尔顿[233]那样的风格：写关于人的探险文字。我会这样去发现人，按我自己的目的，好像发现一个有些神秘的陌生部落。可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什么也没写。我甚至连诗歌都没再写。这是抒情诗般的生活体验，消隐在现实的体验之中；很可能正因如此，我才生了罗拉的气。诗人不能容忍任何人打乱他的诗人心境与习惯。

诗歌训练，“训练”这词，是在修道士和杂技师的意义层面；谁若不懂这个道理，他只是自以为是的文艺爱好者。（马拉美，我最喜爱的大师，他是最纯洁、最高贵的诗人之一，他懂得这个；他实在太懂了，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琢磨一种新式排版，以及增强或削弱诗歌“技巧”的字母形式。）做这种训练，必须要孤独，某种特别的、有时并不纯净的、混乱不堪的孤独。诗人们在喧嚣的文学咖啡馆里，在这种孤独之中，将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脑袋朝一侧耷拉着。有的时候，我下午去罗曼尼舍斯咖啡馆，坐到艾尔莎·拉斯凯尔—舒尔勒的桌前，我们一起喝茶，谈论雅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谈雅典，谈底比斯，谈我们将要“返回”那里，种一棵棕榈树纪念她死去的情人们……（我们俩谁都没有去过雅典。）诗歌不是“幻觉”，更不是优美迷人的胡言乱语；伟大、纯粹的诗歌能够让我联想到数学，一个必须破解的化学方程式，这跟音乐中的纯粹相仿。跟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也有两个国家并存：一个是能够看到的，到处是雪茄店铺、摩天大厦和外汇兑换所；另一个则是不太真实的、较难感受到的诗人国度。有时，林格尔纳茨[234]摇摇晃晃地跨进咖啡馆，带着满肚子的朗姆酒和怒火，把我拽到附近的动物园内，在那里他冲着动物做长篇大论、抑扬顿挫的革命演讲，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的老虎和蝾螈们联合起来……诗人们胆战心惊地生活在一个越来越野蛮的、黑人式艳俗的、刀光剑影的世界里……市民们挤满了我们周围各种各样的夜总会，并在那里扯破嗓子高唱：“你在哪里听到歌声，就可以在哪里消磨时光，因为坏人从来不唱歌。”与此同时，他们自觉自愿地准备投身革命。为了得到各种各样的“补助”，他们义愤填膺；但诗人们不要求任何的补助。

在那段时间里，我还是写了几首诗；后来，抒情诗的素材枯竭了，我再也不能破解“方程式”了；再后来，我跟几位朋友结伴去了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真正的”底比斯我再也不会看到……不管怎么讲，罗拉是“现实的”，现实得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怖；我必须从“真正的”底比斯和雅典流亡，好能生活在她现实的子午线之间。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咖啡馆里故意绕开艾尔莎·拉斯凯尔—舒尔勒的桌子，不再跟林格尔纳茨去动物园了，也不再去那些更暧昧的地方听人讲述“大洋彼岸”的历险……最后，我在另一个国家丢失了护照，丧失了国籍。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再没写过一首诗。但是关于这次流放，我就像一个被剥夺掉权力的国王，愤懑地沉默。

……德国那边，只有几盏路灯还冲我们照着；我们已经进入了比利时领土，我俩盯着车窗外面，一言不发。我将目光激动不安地投入黑暗。我们离开了哪里？我们丢下了什么？我们正朝着什么走去？那一刻，我名副其实地“在路上”，不仅是词语表层意义上的上路……我们穿过了国境，同时跨过了生活的一条可以感知的边境线；对我来说，有什么东西已不复存在，青年时代的一个阶段已告一段落。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德国被远远甩到我们身后，我最重要的记忆跟这庞大、辽阔的帝国牢不可分，次要的、更复杂的记忆也与之相系。这个国家是我父亲的祖先曾经住过的地方；在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那里现在还以我们的家姓命名。他们在萨克森公国的铸币厂工作，两百年前的某一天，他们扛着包袱、拎着板斧从那里出发，穿过摩拉维亚森林，翻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蒂萨河畔，他们在那里定居，再也不想从那里离开……熟悉的德国被甩到我们背后，我在那里“真的”能听懂当地语言，不像后来在法国或英国，总是似懂非懂，感觉当地人谈话时，总有什么事情瞒了我。我们离开了大德意志帝国，离开了那座巨大的试验场和学校，在那里人们总是注重一切，在那里所有的“细节”都很重要，在那里我们匈牙利人也可以做“高贵的外国人”——虽然他们对我们这些外国人稍微有点嫉恨，但还是乐意接受；他们的那种热情，我后来在任何国家都没再遇到过。我开始怀疑，要了解一个种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个人要对一个民族做出“判定”，那是一种非常轻率、不负责任的做法，他只能基于僵化的、总是有些专横的印象，认为“德国人”这样或者那样。“德国人”有六千万人，甚至更多，他们确实喜欢军人和制服，但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而且是为数不少的人，只认为军人和制服必不可少，可他们并不喜欢指挥令或紧急令。我在德国看到许多巨大的城市和迷人的风景，看到许多井然有序、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规模大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工厂，还有那些亭台楼阁。在那里年轻和年长的德国人聚在一起梦想崭新的优秀艺术，在那里我与他们相识，了解了他们的忧伤、敏感与不安，了解了他们的疑虑和“对欧洲的敌视”，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憎恨欧洲；我还结识了另外一批人，他们做好了为欧洲而死的身心准备。通常来讲，他们更愿意为什么而死，而不是为什么而活；但是这种“通常”跟所有的“通常”一样，是那么轻率随便。帝国隐入了我们身后的黑暗中，连同那些万家灯火的城市。在那里，六千万人生活在数千年的文化和城市文明中。尤其是柏林的“地方风格”，我慢慢开始理解它，习惯它，并尊重它；我还了解了外地城市深厚而真实的文化底蕴，了解了魏玛、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了解了符腾堡州的森林、图林根州的群山、勃兰登堡州伯爵领地的湖泊和西里西亚的沼泽，还有那熟悉的风土人情，以及表面看来秩序严谨但表象背后令人不安地隐伏着的“无序”的焦虑与困惑。即便如此，要对它下一个平日所说的“一般性”定义，仍是一种危险、肤浅的做法……我从列车的车窗探出身子，浑身打颤。已经驶入比利时的工业区，冶炼厂的火焰在黑暗中燃烧。

德国消失了。夜里，我们周围的人讲的都是陌生语言，我们困惑地跨过“真正”欧洲的大门槛，只有上帝知道，那里有怎样动人心魄的身心体验在等候着我们……但是，我在心里偷偷地惧怕那另一个欧洲。我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我执刀叉的方式是否正确？等一会儿，假如外面有人谈论什么事情，我是否能笑得恰到时机？……在漫漫长夜里，我开始偷偷地想家，想念另一个更熟悉、更自在，却被我无情抛弃的欧洲，另一个德国。的确，对真正的欧洲来说，德国人可能是很危险的，他们有着不能释怀、仇怨难解、神秘莫测的罪孽感，非常复杂，令人恐惧，就像生性好战、结帮聚伙、寻欢纵欲、爱穿令人不安的制服、格外渴望秩序、内心极度无序的剑客——但是在踌躇满志、精神错乱、磨刀霍霍、出于恐惧而好战、统一并酷爱组织的德国背后，另一个德国正雄鸡破晓，沐浴着清晰、不灭、柔和的光——谁知道，谁敢断言，哪一个德国是真的呢？另一个德国，是歌德哺育的德国。在那里，不管德国人喜不喜欢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他们也购买了一百万册；在那里，这位伟大、高贵的作家用他的著作和做人的态度，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跟欧洲站在一起；大约有三百万德国人读过他的全部作品——在另一个德国，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人，至少跟俄国的读者一样多；在那里，人们怀着某种孩子式的、踌躇满志的虔诚，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怀着虔诚之心去读所有铅印的字母；在那里，人们以最完美的方式演奏音乐，以恪守良心的责任感在化工厂里做化学分离，在手术台上抢救痛苦的患者——另一个，另一个！出色的学校，出色的教师，我流浪岁月的德国。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将身子探出车窗，感到忧伤和不安；我凝视黑暗，泪水盈眶！

我向西旅行，带着简陋的行囊，有点无家可归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对那个我正在逃离的地方怀着无法释解的牵系。一位年轻的女性陪伴着我，此刻，她肯定在为某些更实际的任务绞尽脑汁，而不是欧洲的命运；行囊里揣着刚动笔的手稿，我带着它西行，估计将来这些手稿不会唤起我太大的兴奋，即使唤起也会转瞬即逝。我是“已婚者”、丈夫和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流浪岁月的记忆在我的身后时隐时现，我刚满二十三岁。刚才，在破晓时分，法国海关员在边境向我要去了护照。在我的护照上可以读到以下信息：“二十三岁，匈牙利人，已婚，学生”，“旅游目的：学习”……他看了看护照，也瞅了瞅我，然后仔细打量了罗拉几眼，耸了耸肩膀，咧嘴笑了。那是黎明五点，火车停在边防哨所前，四面八方的公鸡都在鸣叫，大概是高卢的公鸡吧。我在小卖铺买了一包烟，点燃一支，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抽甜丝丝的、黄花烟草味的法国香烟。随后，我买了一份《马丁报》，坐到长椅上，直到开车之前我都在读报上的小广告。有一条说，巴黎有一家肉铺有意转让；另一条说，有人愿意倒插门到外地的饭店，最好是在“塞纳”、“瓦兹”等省份。火车站又脏又乱，烟蒂和橘子皮扔得满地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