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断地发现自己总是有意无意地前往某些地方——走进书房、厨房或洗衣房,然后意识到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有一次,她径直穿过马路,来到吉娜以前住的地方,沿着车道往前走,走到半路,她停下来,出声地说道:“噢。”有时候,她拿起电话,拨打了某个号码,然后又赶紧挂掉电话,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给谁打电话。有一次,她在学校门口等孩子,突然发现自己在把手提包当成婴儿一样摇晃着,拍着它,哼着一首陌生的歌。那天晚上,她吃饭的时候,舀起一勺食物就要喂奥丽薇亚,嘴里说着:“乖乖吃饭,喷香喷香。啊呜大口,吃光吃光!”
“我觉得你可能变得有点疯狂了,亲爱的妈咪。”奥丽薇亚睁大了眼睛说。
现在,她的记忆随时都会恢复。她能感觉到它在匍匐逼近,这就好比精神不振、喉咙发痒预示着感冒一样。她只是不确定自己是该抵制它,还是欢迎它。
现在,她刚听完伊丽莎白的培训课,正开车去学校的图书馆帮忙。显然,失忆之前的她每逢星期四,就会做这件事情。她觉得自己这样做似乎太过大方了。
开车时,爱丽丝想到了伊丽莎白,感觉伊丽莎白在讲台上真的是游刃有余,她与肉贩们自如地交流,让课堂充满了欢笑,左右逢源地指导着肉贩们该怎么做。她在麦克风前表现得那么自然,完全是本色发挥。这让爱丽丝想起了那些名人,他们接受记者采访时总是表现得轻松随意,就像摄像机不存在一样。但是,当伊丽莎白在课间休息时间跟她说话时,她有一种奇怪至极的感觉,觉得跟她说话的那个人并不是真的伊丽莎白,而只是在假装伊丽莎白。伊丽莎白跟爱丽丝说话时,反而没有在讲台上那么自然。
爱丽丝还是没能开口过问她的试管婴儿周期不成功的问题。昨晚,爱丽丝参加完家庭才艺晚会回到家以后,给她家里打了个电话,但是本说,伊丽莎白正在看她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等看完了之后就会回电话。但是后来,她未曾回过电话。当然,在她工作的时间,爱丽丝很难开口跟她谈这个问题。爱丽丝觉得很可笑:她竟然连自己的姐姐心里在想什么都不知道。她甚至无法根据经验来猜测伊丽莎白现在是什么感受。是生气?不知所措?还是对整个求子过程感到厌倦?
她今晚会再给伊丽莎白打电话试试,但奇怪的是,一旦开始照顾孩子,她就很难腾出时间了。她得开车送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帮助他们完成家庭作业(功课太多了!爱丽丝很头疼。上次汤姆从书包里掏出一大堆工作表的时候,她就开始叫苦了,这样显得不太专业),给他们做晚饭,将案台清理干净,给他们做便当,说服他们不要抢着玩电脑、看电视。等到一切都打点好了之后,她已经精疲力竭了。
2008年的时间太紧了,它已经成了一种有限的资源。而在1998年,她的日子要悠闲自在得多:每天早上醒来之后,这一天的时光就像一条长长的走廊,展现在她的面前,她可以闲庭信步地向前走,而且还可以徘徊在风光最好的角落,细细品赏。现在的日子太紧张了,时间被平均分割成细碎的小块。它们像呼啸而过的汽车一般。嗖!等她每天晚上躺到床上,盖上毛毯时,她感觉自己才刚刚把孩子们从床上叫起。
也许这只是因为她还不习惯这样的生活,不习惯做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她现在做事情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她试图把生活节奏放缓。她隐隐感觉到,新的爱丽丝,就是失忆之前的那个说话暴躁的爱丽丝,可能不会同意她所做出的一些改变。
昨天,她在学校接孩子时,奥丽薇亚发牢骚说:“我不想去上小提琴课。”爱丽丝本来就不知道奥丽薇亚应该去上小提琴课,她说:“好吧,那行。”于是带着三个孩子去了迪诺咖啡厅,让他们围坐在一张圆桌边,一边喝热巧克力,一边做功课。迪诺很擅长辅导汤姆做数学作业。
有个很难缠的人打电话给爱丽丝,说她仍然需要支付当天小提琴课的费用,因为她没有提前24小时告知对方今天不上课。“噢,好吧。”爱丽丝说,对方陷入了震惊的沉默中。
他们参加完家庭才艺晚会,回到家之后,她允许麦迪逊熬夜到了11点以后,因为麦迪逊想要烘烤一个巨大的黑森林蛋糕,以便参加学校的“饮食文化节”。
“我不想要你帮我,”爱丽丝还没开口说要帮忙,麦迪逊就坚持道,“我想自己做。”
“好呀。”爱丽丝说。
“你每次都说好,”麦迪逊说,“结果还是过来帮忙。”
“我跟你赌一千块澳元,我绝对不会插手。”爱丽丝说着,伸出了手。
麦迪逊瞪大了眼睛,她突然绽放了甜美的笑容,然后跟爱丽丝握了手。
“我也想跟你赌一千澳元,”汤姆说,“跟我赌嘛!”
“我也想!”奥丽薇亚喊道,“妈妈跟我赌!”
“不行,我要下一个大赌注,”汤姆说,“妈妈,我跟你赌……嗯……等等,我来想个非常好赌的东西。”
“我跟你打赌,我可以倒立五分钟!”奥丽薇亚喊道。
“不对,两分钟!不对,我们还是定在一分钟吧。”
“我跟你赌一千澳元,就赌我不能数到一百万!”汤姆说,“我的意思是,我能数到一百万!是这样的,如果我可以数到一百万,你就给我一千澳元。”
“没有人能数到一百万。”奥丽薇亚郑重地说,“真要数的话,估计得花一个星期。”
“不会的,用不了那么久。”汤姆说,“要不我就跟你赌,我可以在六十秒之内数到六十。或者,等等。好吧,或许六十秒之内可以数到九十。那么,呃,计算器在哪儿?妈妈,你知道计算器在哪儿吗?妈妈,你在听吗?”
“你们这些小孩子是不是总是这么烦?”爱丽丝问。有时候,她感觉他们可以把她大脑里的所有想法都抽空。
“差不多。”汤姆说。
伊丽莎白给杰里米的家庭作业
就在肉贩们组队讨论怎么写肉贩软文(哈哈)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想着上一次胚胎移植的事。那是在两个星期以前。
我们的胚胎已经被冷冻保存了一年。
一个被冰封的潜在小生命。
当年我们第一次做试管婴儿的时候,我会站在胚胎冷冻仪的门边,用指尖刮下一点冰屑,然后幻想着我那些冰封的潜在小生命。他们的成长包含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一次就冷冻了七个胚胎,它们蕴含着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巨大宝库。这个小不点可能会是个游泳健将,那个小不点可能会是个音乐天才;这个小不点可能会长得高一些,那个小不点可能会长得矮一些;这个小不点可能会变得娇羞,那个小不点可能会变得幽默;这个小不点可能会长得像你,那个小不点可能会长得像我。
我和本成天都会讨论这件事。我们会用心灵感应信号向他们传递支持。“孩子们,坚持住,”我们说,“希望你们不会太冷。”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渐渐不再以那种方式说话了。我们对这个过程越来越冷漠。它只不过是一种科学手段、一种讨厌的医疗流程罢了。我们甚至对这项技术已经不以为意。没错,他们能在试管里培育婴儿,确实很了不起,但是这项技术对我们没用。
这次接受胚胎移植时,我们迟到了,我们因为开车违规右转而吃了张罚单。违规右转赶时间是我的主意,本因为听了我的话而深深自责,因为我们吃了罚单,不仅没能赶时间,反而还在路上拖得更久。“你们怎么可能看不见那个标志?”警察问道。本撇着嘴,憋了一肚子的气,或许他是想说:“都是她害的!”警察开罚单的速度超乎想象的慢,仿佛他知道我们要赶时间,所以故意借这个机会来惩罚我们违章驾驶。
“我们还是回家吧,”我对本说,“反正也不会成功,这就是预兆。我们还是别浪费钱停车了。”
我想让他说些积极的话来安慰我,但是他当时的情绪也很糟糕。他说:“你这态度真积极。真积极。”他平常不喜欢讽刺人的。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算是知道,他也觉得试管婴儿不会成功了。过了一个星期,他吃着爱丽丝做的香蕉松饼,一下子对领养孩子的事情兴致很高,而那个时候,我们上一次做胚胎移植的结果都还没有出来。
那一次接待我们的科学工作者是个年轻姑娘,看起来比麦迪逊大不了多少。我们走进治疗间的时候,她绊到了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噢,你们的胚胎没了!
我坐在椅子上,两腿优雅地分开,等着那根巨型针头。那位科学工作者说了些什么,我们都没有听清楚。
“那儿就是你的胚胎。”小姑娘又说了一遍,她面露尴尬之色。也许这是她第一次处理这种情况。从投影屏上可以看到我们未来的小宝宝。
它看起来跟我们之前的胚胎毫无二致。就是一堆泡沫。一个放大版的水滴。
我懒得一惊一乍,懒得说出“哇,好神奇”之类的话。我也懒得记住眼前的影像,以便日后可以跟孩子描述它:“乖孩子,你还是个胚胎的时候我就见过你啦。”
那次给我们做胚胎移植的医生我不认识。我相熟的那个医生去了巴黎,她女儿嫁给了一位法国律师。现在这位医生是个男人,长了张严肃的马脸,让我想起了我们的税务会计师,这个预兆尤其不祥。(我们从来没有拿到过退税。)原来那个医生总是畅所欲言地跟我聊天,但是现在这个男医生直到流程结束为止,一句话都没说。接着,他在B超机上向我们展示了胚胎的状态。
“很好,位置对了。”他平淡地说,仿佛我的子宫就是一台工业仪器。
在B超显示器上,我的胚胎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它就像一颗巨大的星星在闪烁。
我知道它不会闪烁很长时间。
我将目光从B超显示器上移开,看了看本,发现他在盯着自己的手看。
全都是不祥的兆头。
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肉贩们完成头脑风暴后,我走上讲台,宣布我的助手莱拉会接替我上完今天的课,仿佛这就是原定计划似的。
在肉贩们热烈的掌声中,莱拉站起身来,脸上一副困惑的表情。
我走了出去。那颗闪烁的星星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爱丽丝正朝着学校图书馆走去(她的身体似乎知道,去图书馆要穿过操场角落里的一道红色双扇门),多米尼克突然出现了。他眉头紧锁,满脸担忧。
“爱丽丝,”他说,“我从办公室的窗口看到你了。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抱歉,”爱丽丝回答,“我一直忘了充电。记忆问题!”
他没有笑。“我也给尼克打电话了,”他说,“他已经在路上了。”
“你给尼克打电话了?为什么?”难道为了争夺她他要跟尼克打架?发起决斗?(只不过,尼克已经不想要她了。所以你懂的,也许打不起来。尼克会说,哥们,你想追她尽管追,让给你了。)
“出事了,”多米尼克说,“麦迪逊出了严重的问题。”
伊丽莎白给杰里米的家庭作业
离开课室后,本给我打了个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砂纸。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
我直接把电话挂了。
我不喜欢他那种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