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警长回到警局后，我很快再次遭遇震撼。这震撼让我事后想起哲学和宗教，想起它们给逆境中的人带来的莫大安慰。哲学和宗教似乎能照亮黑暗，赐予人力量，让人承受无法承受的重担。很自然地，我又想到了德塞尔比。他所有的作品——尤其是《金色时光》——都具有一种所谓的疗愈性。它们有一种振奋人心的作用，仿佛烈酒，能悄然恢复精神的体素，使之重新焕发活力。德塞尔比的文章就是这么亲切。迪加尔班捷有个怪论，他说“德塞尔比的文章之美，在于能使人得到安慰，让人相信自己并非天底下最傻的傻子”[27]。但我认为，这是对德塞尔比最迷人的一种特质的夸大。在我看来，其作品的温文雅致非但没有被各种瑕疵玷污，反而得到了升华，更加令人动情，因为他将某些瑕疵视为智识的高标，而非人性的弱点。

德塞尔比认为生活的日常全是幻觉，所以很自然地，他并不太关注生活中的困境，也很少就此提出什么建议。巴西特的书里有一则趣闻[28]，或许值得在此转述一遍。德塞尔比在巴顿期间，是当地有名的大学士，这“或许是因为他从不看报纸”。有个小伙子恋爱碰了壁，想不开，心里堵得慌，感觉都快疯了，来向德塞尔比求助。可是，德塞尔比并没开导他，帮他解开心结。相反，他给了小伙子大约五十个命题，让他认真思考。要知道，这些可都是千古难解之谜，相比之下，女人的问题根本就微不足道。那小伙子来的时候就忧心忡忡，结果走的时候，更是坚信在劫难逃，甚至想到了自杀。那天，他还是准点回家吃饭。本来，他是想投河自尽的，幸亏那晚有月亮，潮水已经退到港口外两英里的地方。半年后，他被判劳改监禁六个月，被控的罪名多达十八项，包括偷窃和多次破坏铁路设施。这都是听从大学士建议的后果。

然而，如上所述，如果你能客观看待，就会发现德塞尔比的作品其实很有营养。在《图鉴入门》[29]一书中，他正面提到了丧亲、衰老、爱情、原罪、死亡等人生问题。诚然，每个问题都只写了六七行，但那是因为他坚信这些都是“非必要”的问题。[30]这说法或许有些惊人，却其来有自。因为他发现地球根本就不是球体，而是“形似香肠”。

对于这一观点，不少评论家都坦率地表示怀疑，认为它语焉不详，不足为信。但德塞尔比本人却是很严肃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

他的思路并无特别之处：首先指出现有概念本身存在的谬误，然后不动声色地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理论，用以替代他自称已经摧毁的旧理论。

他说，你站在假定为球形的地表，前后左右分别是四个主要的方位，即东、南、西、北。可是，你只要稍稍想一想，就会发现真正的方位其实只有两个，因为对于球体，所谓的南和北是毫无意义的；南和北只能代表一个方向。至于东和西，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不论往哪个“方向”，你都能到达南北轴线上的任何一点。不同的只是时间、距离这些外部因素，而这些也已经被证明都是幻觉。所以说，南北其实是一个方向，东西亦然；四大方位其实只是两个。德塞尔比说，由此可以推论，[31]在更深层次上，这里必定还存在一个类似的谬误；真正的方向可能只有一个，因为你在球体上移动，不管朝哪个方向，最终都能返回原点。

根据这一结论，他认定“地球的外形类似香肠”。这是何等有创见的想法。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认为地球是球体，是因为人在不断朝某个已知的方向走（当然也可以往任何方向自由移动），而这个方向正是地球的圆周，即香肠形地球的外围。假如多方位的存在果真是错误的观念，那么，地球是球体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德塞尔比把人在地球上的处境比作走钢丝：他必须一直走，不然就会摔下来，粉身碎骨，尽管他其实是完全自由的。像这样，在固定轨道内移动，时间一久，便会造成根深蒂固的幻觉，即通常所谓的“人生”，伴随着无数局限、困苦与不测的人生。德塞尔比说，假如人类能在香肠的“主轴”外找到“第二方向”，那么，一个全新的感官与经验的世界就会为之打开。不可思议的新维度将会取代既有的秩序，“单向度”生存的多重“非必要条件”将不复存在。

当然，德塞尔比并未说明究竟要如何发现这个新方向。他告诫我们，在罗盘上再怎么细微地切分，也不可能测量出来；同样，乱枪打鸟的做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他怀疑，人类也许并不“适合”涉足这个“纵向的天国”，而且似乎在暗示，发现新方向的那一刻，死神也就离我们不远了。诚如巴西特所言，这固然给该理论赋予了浓厚的色彩，但同时也表明，德塞尔比只是以隐晦、学究的方式说出了众所周知的事实。

和往常一样，有证据表明，德塞尔比私下曾就此做过一些实验。他似乎认为，重力是看管人类的“狱吏”，它将人限制在蒙昧的单向度上，而终极的自由却存在于某个向上的维度。他曾经把飞行当作解决问题的对策，可是没有成功，然后又花费数周时间，设计出某种“用水银和电线驱动”的“气压泵”，希望以此消除地球上广大地区的重力影响。不过，幸亏实验似乎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当地人民及其动产才幸免于难。德塞尔比一直致力于类似的实验，直到最后，因为要研发神奇水箱[32]才彻底罢手。

话说我和普拉克警长回到那间有着白墙的值班室，才过了大概两分钟，就觉得已经无地自容。这时候，真恨不得有块路牌，告诉我香肠的“主轴”在哪儿，出多少钱我都愿意。

我们两脚还没踏进门，就发觉值班室里来了客人。那人胸前一整排的彩条，看来官衔不小，但身上倒是穿着普通警员的蓝制服，帽檐上有块特别的徽章，闪闪发亮，显示着他的地位。这人圆滚滚、胖墩墩的，四肢极其短小，一道浓密的胡须透着自傲与狠劲。警长见了他，一脸惊愕，赶忙行了个军礼。

“奥戈尔基督察！”他说。

“正常上班时间，怎么不见人影啊？”督察训斥道。

那骂声非常严厉，就像用砂纸摩擦着硬纸板。听得出来，他很不高兴，很不满意。

“我刚出去了一趟，”警长恭敬地回道，“有紧急任务，事关重大。”

“两小时前，有人在路边沟渠上发现一具尸体。死者名叫马瑟斯，腹部被刀子或利器划开了。这你知道吗？”

我一听这话，差点被吓个半死，感觉就像有人拿烧烫的火钳往你脸上戳。我看看警长，又看看督察，吓得魂不守舍。

看来，咱们共同的朋友芬纽凯恩就在这附近，乔说。

“当然知道。”警长回道。

这就怪了。他跟咱们出去找自行车，来去四个小时，怎么可能知道？

“那你采取了什么措施？多少措施？”督察怒斥道。

“很多措施，正确的措施。”警长很镇定地回道，“我知道凶手是谁。”

“那怎么还不逮捕他？”

“已经缉拿归案。”警长得意地说。

“那人呢？”

“就在这儿。”

又是一记晴天霹雳。我回过头，慌里慌张地瞄了一眼背后，并没见着什么犯人，于是立即反应过来，原来他们说的那个人就是我。我没有争辩，因为嗓子已经哑了，口水也都干了。

奥戈尔基督察一听这话，都快气炸了。

“那怎么还不把他锁进牢房，严加看管？”他咆哮道。

警长终于服了软，露出愧色。他有些脸红，低头看着石地板。

“是这样，”他坦白道，“我把自行车锁牢房里了。”

“原来是这样。”督察说。

他突然不说话，在裤脚上夹上黑夹子，用脚跺跺地板。而我这才发现，原来他一直用胳膊肘抵着柜台。

“我命令你立刻进行调整，”他眼看要走，“改正错误，把凶手关押起来，免得他再出去为非作歹。”

说完，他便扬长而去。屋外的沙石路上响起了刺耳的摩擦声，这说明督察比较传统，他更喜欢从后座上车。

“总算没事了。”警长说。

他摘下警帽，走到椅子旁边，坐下，整个瘫在宽大的气垫上。接着，又从表袋里掏出块红布，擦干满脸的汗珠，解开制服的纽扣，像是要释放郁闷在心里的烦恼。然后，他开始仔细检查警靴的脚尖和脚跟部位。这表明他正在苦苦思索什么重要的问题。

“愁什么哪？”我问，生怕他跟我谈起刚才发生的事。

“还不是那辆自行车。”他回道。

“自行车？”

“我怎么能把它放外面呢？”他问，“我不骑的时候，总把车单独关起来，就怕它变成人的模样，危害到我个人。这事可马虎不得。我干这一行经常得骑车去很远的地方。”

“你是说，要把我关进牢房，不许我出来？”

“督察的命令你都听见了吧？”

你问他，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乔说。

“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你要这么想，那我就太感谢了。”警长诚恳地说，“我会永远记住你。就死者一方来说，这既体现了高尚的风度，也是优秀品质的象征。”

“说什么呢！”我惊呼道。

“记住，凡事都要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考虑，这是真实智慧的一条法则，我私下早跟你说过。根据这条法则，我今晚要把你当作杀人犯看待。

“督察要求将凶手捉拿归案。就他的坏心眼、坏脾气来说，这已经是最轻的处罚。算你倒霉，正好撞在了枪口上。可对我来说，倒是交了好运。没办法，犯下这么重的罪行，只能让你松松筋骨咯。”

“松松筋骨？”

“就是在午饭前把你送上绞刑架。”

“冤枉啊，”我已经结巴了，“这不公平……不人道……没天理。”因为恐惧，我只能发出尖细的颤音。

“咱们这地方就这规矩。”警长解释说。

“我不服，”我嚷道，“宁死不从，拼了命也要抗争到底。”

警长很恼火，示意我先别闹。他掏出个大烟斗，像巨斧一样的烟斗，往嘴里一塞。

“还是说说自行车的事。”说着，他开始抽起烟来。

“什么自行车？”

“我自己的自行车。我要是不把你关进牢房，会不方便吗？不是我自私，可我也得为我的车着想。总不能把车放在值班室的墙壁里吧。”

“我不介意。”我静静地说。

“你可以在这附近活动，就当是暂时假释，等我们在后院搭好绞刑架再说。”

“那我要是跑了怎么办？”我问警长，心想最好先摸清他的想法，再为逃跑做准备。

他冲我微微一笑，生怕嘴里的烟斗掉出来。

“你不会的，”他说，“这种事你干不出来。而且就算你跑了，我们也能轻易找到你后胎的车痕。退一万步说，我们还有福克斯警官，单凭他一个人就能在郊区把你抓获，连逮捕证都不用。”

说完，两人都没再吱声，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他惦记着他的车，我想着死期将近。

顺便提一句，乔说，我记得咱们的朋友好像说过，因为你生来无名无姓，所以法律根本管不到你。

对啊，我说。我怎么忘了这一点。

照目前的情况看，我想，这顶多也只能拿来为自己争辩一下。

还是值得提一下，我说。

主啊，是的。

“对了，”我问警长，“你找到我的美国手表了吗？”

“我们已将此事纳入考虑范围，并予以关注。”他打着官腔。

“还记得吗，你说我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我无名无姓，法律完全管不到？”

“我是这么说过。”

“那为什么还判我杀人罪，要绞死我呢？况且，就算我杀了人，怎么不经过审判，不事先警告，更没请治安专员来聆讯呢？”

我注视着警长。他愣了一下，拔出嘴里叼着的“巨斧”，眉头皱成一团。看得出来，我的质问让他很伤脑筋。他阴险地觑了我一眼，然后开始逼视我，目光极为凌厉。

“嚯嚯！”他说。

警长坐着专心听我这番慷慨陈词，足足有三分钟。他紧蹙着眉头，皱纹里已不见一丝血色，面色暗沉而恐怖。

过了片刻，他终于说话了。

“你确定自己无名无姓？”

“确定无疑。”

“难道不是叫米克·巴里？”

“不是。”

“沙勒迈恩·奥基夫？”

“不是。”

“贾斯廷·斯彭斯爵士？”

“不是。”

“金伯利？”

“不是。”

“伯纳德·范恩？”

“不是。”

“约瑟夫·坡或者诺兰？”

“不是。”

“那就是姓加文，或者莫伊尼汉？”

“不是。”

“罗森克兰茨·奥多德？”

“不是。”

“奥本森？”

“不是。”

“奎格利、穆尔鲁尼或者胡尼曼？”

“不是。”

“哈迪曼或者梅里曼？”

“不是。”

“彼得·邓迪？”

“不是。”

“斯克鲁奇？”

“不是。”

“布拉德勋爵？”

“不是。”

“奥格罗尼、奥罗阿蒂或者芬尼希？”

“都不是。”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倒是推得一干二净啊。”警长说。

说着，他又拿那块红布擦了擦脸上的汗。

“反正死不承认就对了。”他补充道。

“我也不叫詹金斯。”我赌气说。

“罗杰·麦克休？”

“不是。”

“西特里克·霍根？”

“不是。”

“康罗伊？”

“不是。”

“奥康罗伊？”

“不是。”

“可能的名字也就这些了。”他说，“除非你是黑人或者印第安人。是不是叫伯恩？”

“不是。”

“那好吧。”他很郁闷，弯下腰，继续搜肠刮肚。

“倒霉的郡议员。”他嘀咕着。

看样子，轻松过关咯。

还没完全脱离危险，我回道。

不管怎么说，可以先松一口气。看来，这家伙没听说过巴里先生，米兰的金嗓歌王。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也没听说过J.考特尼·韦恩，私家侦探兼御用律师。出庭费一万八千畿尼。红发会奇案。

“啊哈！”警长突然惊叫道。他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

“我觉得完全可以立案，”他喜滋滋地说，“然后无条件批准。”

我不喜欢他的笑容，让他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没错，”他说，“你确实不可能犯罪，法律也确实管不到你。你所做的一切都不可信，你身上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愉快地点头表示同意。

“仅仅因为这个，”警长说，“我们就有权逮捕你，将你处决。而你却并没有死，档案里也不会留下记录。因为你的死甚至都不能叫死（死是很低等的现象），而只是后院里的一次卫生大扫除，用窒息、折断脊柱韧带的方式对负性、无用的东西进行中和。如果说你在警局后院里被处死不算谎言的话，那么，说你什么也没发生，应该同样也是真话。”

“你是说，正因为我无名无姓，所以也就无所谓死亡，而你就算杀了我，也不必负责？”

“差不多就这意思。”警长说。

我很难过，彻底死了心，眼里泛起泪花，喉咙里升腾起一团难言的悲愤。我开始深切感受到身上的每一块碎片。指尖涌动的生命是如此真实又近乎沉痛。还有那温暖脸庞的美，四肢的轻松自如，鲜红血液的活力与健康。要无端抛下这一切，把一座小小的王国砸个粉碎，这么做实在太残忍，我想都不敢想。

麦克鲁斯金警官走进值班室。这是在此发生的又一件大事。他快步走到一把椅子前，掏出黑本子，一边噘着嘴，一边开始查看亲笔所做的记录。

“读数都记下来了吗？”警长问。

“记下来了。”麦克鲁斯金说。

“那你念给我听听，”警长说，“让我在脑子里做个比较。”

麦克鲁斯金专注地盯着本子。[33]

“十点五。”他说。

“十点五。”警长重复道，“那表盘的读数呢？”

“五点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