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值班室的时候，正好碰上普拉克警长和吉尔黑尼先生。两位绅士正在讨论自行车的话题。

“三挡变速车完全不行，”警长说，“就是个时髦玩意儿，弄得你腿生疼。有一半的事故都是这种车造成的。”

“可是，爬坡时很够劲，”吉尔黑尼说，“就像多了一对保险栓，加了一台小型汽油机。”

“这种车很难调。”警长说，“你可以把耷下来的铁边带用螺钉固定好，可是到最后，脚就再也踩不到踏板了。而且，刹车也很别扭，就像破颚板似的。”

“你净瞎说。”吉尔黑尼反驳道。

“或者说，像小提琴的琴栓，”警长说，“像春天冷被窝里皮包骨头的老婆。”

“也不对。”吉尔黑尼说。

“或者说，像生病时肚子里的黑啤。”警长说。

“得了吧。”吉尔黑尼说。

警长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我，然后转身跟我聊了起来，再也不搭理吉尔黑尼。

“他跟你说了一大堆吧。”他说。

“嗯，说得挺详细。”我揶揄道。

“这人可有意思了，”警长说，“就像个会走路的大商场。别人还当他全身缠着电线，靠蒸汽发动呢。”

“是啊。”我说。

“他还懂音乐，”警长补充道，“人很情绪化，这对脑子可不好。”

“说起自行车的事。”吉尔黑尼说。

“自行车会找到的。”警长说，“我会把它找回来，再依法交还给失主。你想帮我一起找车吗？”他问我。

“好啊。”我回道。

警长对着镜子查看了一会儿牙齿，然后穿上绑腿，拿起手杖，意思是说他要上路了。吉尔黑尼把着门，让我们先出去。就这样，三个人站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考虑到晚饭前未必能找到车，”警长说，“所以我留了一份有关福克斯警官个人信息的正式备忘，这样，他一看就能马上掌握情况。”

“你用的是锯齿踏板吗？”吉尔黑尼问。

“福克斯是谁？”我问。

“福克斯也是我们的警官，”警长说，“可谁也没见过他，也不了解他，因为他一直在外巡逻，从不下班。他总是深更半夜才来签到，那时候就连獾都睡着了。这人疯疯癫癫的，从来不审问谁，就只管做笔录。要是哪天锯齿踏板流行起来，那自行车的末日也就到了，人命会像苍蝇一样不值钱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我问。

“我也一直没弄明白，”警长回道，“也没掌握可靠的信息，只知道有一年的六月二十三号，他和麦克鲁斯金在私人房间里待了一小时。打那以后，他再没跟任何人说过话，人也变得疯疯癫癫的。我跟你说过吗？关于锯齿踏板的问题，我已经问过奥戈尔基督察。我说，既然只能在药铺买到，而且还要求登记，保证你不滥用，为什么不禁用，或者像砒霜一样列为特殊商品？”

“可是，爬坡时很够劲。”吉尔黑尼说。

警长往干燥的路面连吐了几口唾沫。

“‘这得要国会通过特别法案才行，’督察说，‘国会特别法案’。”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我问，“往哪个方向？还是说，从什么地方往回走？”

眼前的乡间甚是怪异。四周环绕着青山，不远也不近，一道波光粼粼的溪水从山上流下来，把我们团团围住，弄得人心烦意乱。路走到一半，眼前的景色才逐渐明朗。到处是山丘和空谷，还有广阔、秀丽的沼地。到处能看见农夫手执长柄的农具在劳动。田间地头的人声在风中飘荡，大路上传来隆隆的马车声。几间白色的房屋散见于各处，觅食的牛群在草地上懒洋洋地挪动着。就在我观望的时候，突然，树上飞出一群乌鸦，不无凄凉地飞落在田间，那里有一群毛色光润的绵羊。

“去我们要去的地方。”警长说，“朝这个方向走，隔壁就是。世界上有样东西比锯齿踏板还危险。”

说完，他离开大路，带我们穿过一道树篱。

“你可不能这么贬低锯齿踏板，”吉尔黑尼说，“因为我家前后几代人都用它，而且个个都得以善终。也就剩我那大表哥，喜欢鼓捣蒸汽打谷机的进气管。”

“只有一样东西比这更危险，”警长说，“那就是活动板。活动板非常烫，谁要是吞下去一块，肯定活不长。这东西会间接导致窒息。”

“吞锯齿踏板就没危险吗？”吉尔黑尼说。

“如果有活动板，那你就得预备些够劲的裤腿夹，”警长说，“还要很多红色的封蜡，把活动板粘到上颚上。瞧那片树丛，根部貌似很可疑啊。我看，都不用出示搜查证了。”

那是一丛低矮的荆豆，看着并不起眼，就像部落里的女性成员，高高低低的枝条上粘着干草屑和羊毛。吉尔黑尼跪在地上，两手拨开草丛，像低等动物似的翻找着。不一会儿，他搜出个黑乎乎的东西，细细长长，像一支巨大的自来水笔。

“快过来，我的打气筒！”他嚷道。

“果然不出所料。”警长说，“这打气筒是一条很有利的线索，对我们的侦查和治安工作或许会有所帮助。你把它藏兜里，说不定有歹徒在监视、跟踪我们。”

“世界这么大，你怎么知道打气筒在那个角落？”我这问题也太天真了。

“你对高车座怎么看？”吉尔黑尼问。

“问题就像叫花子敲门，你没必要睬它。”警长回道，“不过呢，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有黄铜车叉，高车座根本就不是问题。”

“高车座爬坡时能使上劲。”吉尔黑尼说。

正说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周围到处是白色、棕色的奶牛。我们穿行在牛群中，牛群则安静地注视着我们，慢慢变换身姿，像是要展示它们肥硕两胁上所有的图案。这些牛想告诉我们，它们跟我们很熟，很关心我们的家人。当从那最后一头牛身边经过时，我摘下了帽子，以示我的感激之情。

“高车座，”警长说，“是一个叫彼得斯的人发明的。这人一辈子侨居海外，骑骆驼，骑各种高大的动物——长颈鹿、大象和一种跑得跟野兔一样快的鸟。那鸟下的蛋有蒸汽洗衣机里的圆盆那么大。圆盆里放了药水，能把男人裤子上的焦油给洗下来。他参战回来那会儿，也认真想过低车座的问题。然后有天夜里，他躺在床上，很偶然地想到了高车座。这是他长期思考和研究的成果。这人的教名我不记得了。有了高车座，才有后来的低车把。低车把一夹住车叉，血液就直冲脑门，内脏器官可吃不消。”

“哪种器官会吃不消？”我问。

“两种都会。”警长回道。

“应该就是这棵树吧。”吉尔黑尼说。

“有可能。”警长说，“你把手伸到下面去，随便摸一下，看看那里除了树本身的空虚，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吉尔黑尼俯卧在草地上，面前是一株黑刺李的残根。他用强健的双手摸索隐蔽的根部，一边使劲，一边喘着粗气。片刻之后，他找出了一盏车灯和一个车铃，然后站起身，偷偷把东西塞进了表袋。

“干得好，有条不紊。”警长说，“这表明坚持不懈有多重要。凭借这条线索，我们一定能找到自行车。”

“算我多嘴，”我很礼貌地说，“引领我们找到这棵树的智慧，国民小学里根本学不到啊。”

“我的车已经不是头回被偷了。”吉尔黑尼说。

“想当年，我上小学那会儿，”警长说，“有一半的老师唾沫里带病菌。病菌数量之多，足够让俄国的人口减少一成。那些老师光用眼睛，就能叫一整片庄稼枯死。可是，他们照样走来走去。如今这现象已彻底消灭，人人都得接受强制检查，质量还行的就往里面塞铁，质量太差的，就用割电线的钳子把它拔出来。”

“这一半是因为骑车时忘了闭嘴。”吉尔黑尼说。

“现在，”警长说，“你在开卷书店经常能看见一群学童，个个都有一口好牙，还有郡议会免费制作颁发的未成年人专属车牌。”

“都爬到一半了，所以只能咬牙继续向上。”吉尔黑尼说，“这是最最糟糕的，会磨损牙齿最好的部分，还会间接导致肝硬化。”

“在俄国，”警长说，“他们用废旧的钢琴键给老奶牛做假牙。不过，那地方很荒凉，人也不怎么开化，买个轮胎得花一大笔钱。”

此刻，我们正走在一片栽满不老树的乡野里，时间永远停在了傍晚五点。这是大千世界里一个温柔的角落，没有侦查、审判、裁决，没有争吵、辩论，心境是那么平和。这里的动物顶多只有大拇指那么大，这里的声响比警长的鼻息还微弱。这是一种独特的音乐，像烟囱里吹拂的风。一片苍翠围绕在我们四周，幼嫩的蕨草铺成了一块块地毯，修长、碧绿的茎叶穿梭其间，冒失的灌木不时探出头来，然而一切仍是那么优雅。也不知在这里走了多久，反正最后大家都停下脚步，不再往前。警长手指着草窠上的某一点。

“也许是这里，也许不是。”他说，“我们只能试试看，因为坚持才有收获，有需要才会有创造。”

没多久，吉尔黑尼就在草窠里找到了他的自行车。他拔光轮辐里的荆棘，伸出一只通红的手，轻轻抚摩着轮胎，接着又仔细把车擦了一遍。然后，我们三人一声不吭，重又回到大路上。吉尔黑尼把脚搁在踏板上，表明他要回家了。

“临走前再问个问题，”他跟警长说，“你觉得木头车圈怎么样？”

“这发明了不起，”警长说，“弹性更强，往白气胎上套也更容易。”

“木制车圈，”吉尔黑尼慢吞吞地说，“可是杀人的陷阱啊，天一潮就膨胀。我知道有人就是这么死的。”

可是，我们还没仔细听他要说些什么，吉尔黑尼就已经骑得老远了。他一个劲往前冲，越骑越快，背后扬起一阵风，把上衣的后开衩吹了起来。

“这家伙真怪。”我放肆地说。

“人倒是挺不错，”警长说，“帮了很大的忙，就是话太多。”

于是，我和警长抽着烟，迈开大步往回走。午后的空气里弥漫着烟草的味道。回头想想，幸亏有这条马路，把我们一直带回警局，要不然，我们早就在田间、沼地里迷路了。警长使劲嘬着烟蒂，默不作声，眉头上落着一道黑影，就像戴着顶帽子。

走了一段路，他忽然转身向我。

“郡议会要受重罚了。”他说。

我没懂他的意思，但还是表示了赞同。

“有件事，”我说，“让我伤透了脑筋，又让我很好奇。我说的是自行车。侦查任务完成得这么顺利，这是我前所未闻的。我们不仅找回了自行车，还发现了全部线索。这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时我都不敢多想，就怕想了还不敢相信。身为警察，你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警长一听这话，顿时哈哈大笑。他看我这么天真，忙不迭地摇摇头。

“这很简单。”他说。

“怎么个简单法？”

“就算没那些线索，我照样能找到车。”

“这听来并不简单啊。”我回道，“莫非你早知道车在哪儿？”

“对。”

“这怎么可能？”

“因为车就是我藏的。”

“车是你偷的？”

“没错。”

“打气筒和其他线索呢？”

“也都是我事先安排好的。”

“为什么？”

他半晌没有答话，只顾着和我并肩往前走，目视前方，步伐矫健。

“郡议会才是罪魁祸首。”过了好久，他才说了这么一句。

我没有接茬，心想只要我不插嘴，他肯定会把郡议会痛骂一顿。很快，他又转身跟我说起话来，表情十分严肃。

“想到过或者听说过原子论吗？”他问。

“没有。”我回道。

他神秘兮兮地把嘴凑近我的耳朵。

“告诉你吧，原子论正在这个教区起作用。”他幽幽地说，“是不是觉得很惊讶？”

“是挺惊讶。”

“它正在造成巨大的破坏。”警长继续道，“这里有一半人都感染了，症状比得天花还严重。”

我感觉我该说几句了。

“这种事该让门诊医生或者小学老师来处理，对吧？”我说，“要不然，一家之主也可以管，你说呢？”

“这些人，”警长说，“统统归郡议会管。”

他继续往前走，忧心忡忡的样子，看来这问题真的很让他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