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需要多大的决心，才能对伤害说原谅？
自从经历了那次闹剧——一个学生公然挥起棒球棍，打断了内特·弗农的骨头——他几乎忘了活着的意义，他想死，每天都想从残缺的皮囊里解脱。
他是那么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对学生负责，可结果呢？拐杖一根，孑然一身。
<h2>
1</h2>
像往常一样，阿尔贝·加缪(1)和我在早餐中开始了我们新的一天。
他再次打败了我，不到半分钟就把碗舔得干干净净，好像生怕有谁会把食物抢走。我相信，在我们开始共同生活之前，这样的事情经常在他身上发生。
吞下最后一勺葡萄干麦麸的时候，我望向阿尔贝·加缪那一只含情脉脉的眼睛，然后引用了加缪作品里的一句话：“‘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2)我又在思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了。真的，生存还是毁灭。”
阿尔贝·加缪把脑袋歪到一边，仿佛在用法语说：“为什么？”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有个微不足道的发端。’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写下这句话的吗，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神话》。记得吗？在你转世变成一条狗之前？你还写下了这些，我们都会面对的，无法避免的厌倦：‘有时，诸种背景都崩溃了。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四小时，午饭，又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很容易沿循这条道路。一旦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被提出来，一切就从这带点儿惊奇味道的厌倦开始了。’你记得吗？发生致命车祸的时候，你想过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吗？车轮滑过冰面的时候？引擎撞到树上的时候？在你前世的弥留之际？在你生命最后的那个瞬间，你后悔自己从没把《第一个人》写完吗？你有什么憾事吗？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能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吗？”
阿尔贝·加缪把头倒向另一边，发出一声叹息，然后把下巴枕在伸出的前爪上。
他假装无可奈何，但实际上他很喜欢我引用他前世说过的话——我看得出来。
在这一世，阿尔贝·加缪是一只贵宾犬，头上长着灰白色的圆形蓬松鬈毛和胡须，其余的皮毛则同他的眼睛和鼻头一样乌黑。
望着阿尔贝·加缪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公共电视网已故的画师鲍勃·罗斯(3)，他总是画些快乐的小东西——快乐的小树，快乐的小山，快乐的小云朵。
快乐画室，他的节目名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还会有比他更亲切、更积极的人吗？
鲍勃·罗斯——用这种来者不拒的美妙形式——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能画画。过去我常常看他的节目，觉得他或许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老师，从事着这门传递艺术知识的职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在五十出头的时候死于淋巴瘤，比我现在的年纪小五岁左右。
“你为什么转世成了一条长得和鲍勃·罗斯那么像的狗呢，阿尔贝·加缪？”我问道，接着弯下腰，把手指没入他那鲍勃·罗斯式的圆形鬈毛。我在那个毛茸茸的圆球之中找到了他小小的头骨，好好抓了抓他的耳后，而他从鼻孔中呼出气来表示感谢。“也许你待在这里，就是为了防止我给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下任何结论，阿尔贝·加缪，因为我再也记不住那个答案了。过去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继续活下去，可现在——嗯，我有了你，我们有了彼此，而且说不定有一天哈珀夫人就不会再穿黑色了。你觉得呢？阿尔贝·加缪？这是我们的答案吗？”
他抬起一只眼睛，充满爱意地注视着我，但今天他没有给出答复。
我点燃一支百乐门特醇(4)，吸了一口，品味着双唇之间，那中空的，小小的，凹陷的滤嘴。
我努力假装阿尔贝·加缪和我正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巴黎的一间咖啡馆里，一边吸着烟，一边讨论荒诞。
在我的幻想里，我能说流利的法语。
我告诉阿尔贝·加缪，有一天他会转世化身成一条狗——你会转世投胎成一条狗！(5)——从动物收容所里被解救出来，只差几天就会被送去安乐死，因为没有人愿意领养一只独眼的狗。
“说不定在那个小笼子里待着的时候，你正盼望着被人杀掉，这样就能开始下一次的转世了，”我对如今的阿尔贝·加缪说，“但那是在你了解到和我一起生活的乐趣之前。内特·弗农，你的主人。”
他的右眼被某个丧失人性的恶魔灼瞎了，阿尔贝·加缪没法叫出那个人的名字，因为他现在是一只狗，不再拥有语言能力。
在收容所里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必须救他。他们打开小箱子，我跪下来，而他就像个傻瓜似的跳进了我的怀里，尽管必定忍受过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却依然信赖人类。
“我就说他是个十足的甜心吧。”在收容所当志愿者的年轻女孩说完，才发觉我正在哭泣，“您还好吗？”
“我要他了，”我回答说，“今天就要，现在就要。不管他多少钱，我会付的。要我签什么东西都可以。”
起初我试着给他戴眼罩，就为了让他能有点儿尊严，可他不愿意。他会用爪子去抓眼罩，直到那眼罩像胡须一样落到他的下巴上，随后他会把脑袋歪到一边，抬起那只没瞎的眼睛望着我，再叫上一声，仿佛是在说：“至于吗？”
眼罩真是个荒唐的主意。
宠物美容师修剪得当的时候，他那结了疤的眼窝多半会被皮毛遮住，而且他也不是一条爱慕虚荣的狗。
他已然接受了这一世的命运，就像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做的一样。
既然阿尔贝·加缪已经转世成了一条狗，假装自己不再对香烟的烟雾感兴趣，然而我还是能看出来，看到我抽烟，他想起了过去：在阿尔及尔大学足球队当守门员，探究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跟玛丽亚·卡萨瑞斯谈恋爱，参加革命，获得诺贝尔奖的日子(6)。可是谁能料到，他会成为一条瘸子养的狗。
“多么荒诞啊！就好像我们活在你的一本书里一样，阿尔贝·加缪！又或许更像卡夫卡(7)的书。”
我把烟灰掸进剩下的牛奶麦片里，然后端详着烟雾从我口中飘离。
我其实抽不了多少，但我喜欢看着烟雾离开我的身体，可能是因为，唯有这样才能提醒自己，我真的还在这里。有时我甚至会在镜子前面抽烟。比起看电视，我更喜欢这项活动。
气味拥有强大的力量，它能够触发记忆，这一点你们多半都知道。而阿尔贝·加缪，在他的前世，身为一个法国反叛小说家，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烟民。
另一位我崇拜的对象，库尔特·冯内古特，也是一个抽烟的小说家。他常常挖苦说，要去起诉香烟公司做虚假广告，因为警告标签上保证说，香烟这该死的东西会要了他的命，但它们并没有。他死于一次严重的脑外伤。库尔特开玩笑说，他不想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树立不良的榜样，因而才没有自杀。他是这么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的，大致上就是说，我们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跌跌撞撞瞎折腾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冯内古特至少有过一次自杀的尝试。药片加上酒精，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这就是当高中英语老师的问题所在，你提出来让学生们去崇拜的那些作家之中，有太多都没能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狗会自杀吗，阿尔贝·加缪？你们这个种族要怎样才会自杀呢？”我问道，可他的眼睛现在闭上了。地球已经在太空中转过了足够的距离，一小块阳光爬过地板，落在我那条荒诞派的小狗身上，而他只不过是在享受这份温暖。洒下这温暖的是一个由灼热气体组成的巨大圆球，而我们的星球恰好以最合适的距离绕着它运转。
“为什么我们的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可以居住的星球呢？我们怎么会如此幸运呢，阿尔贝·加缪？”我问道，努力保持着乐观，随后又抽了一口烟，一边纳闷自己会不会最终因罹患肺癌结束生命。冯内古特也曾说过，吸烟是一种有品位的自杀方式。库尔特是相当值得引用的。有很多次我对学生们提起冯内古特，并且说：“要欣赏这个人。”
我看了看天蓝色百乐门烟盒上的警告标签。上面说了些关于吸烟对胎儿有害之类的东西。
这些是很久以前的烟了。
差遣哈珀夫人买这种既过时又肮脏的东西，让我尴尬无比。为了避免将自己置于无地自容的境地，若干年前我一次性买了好几箱的烟。尽管我抽烟的次数并不那么多。
我把抽了一半的烟蒂扔到麦片碗中剩下的牛奶里。它发出“嘶嘶”的声音，然后熄灭了。
我的母亲憎恨别人吸烟，而因为我憎恨母亲，所以，每一支香烟都是对可爱的老妈高高竖起的一根中指。
我抱起阿尔贝·加缪，它很快在我的大腿之间安顿了下来。它舔着我的手。我反复抚摸着它的整条脊椎和尾巴。我们在厨房小小的桌案边静静地坐了大概一个小时，我们两个都没有其他事情要做。
我想着哈珀夫人和其他不可能的事。
我们生活中最好也最坏的一点，便是我们拥有用不完的时间。
用不完的时间或许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变成朝要害飞速踹起的一脚。
<h2>
2</h2>
哈珀家的店是这附近的本地便利商店，和我住在费城地区的时候经常光顾的Wawa和7——11(8)完全不同。它以贩卖三样东西为特色：
威士忌，枪，弹药
店外的木质小招牌上赫然写着这几个大字，标志着这家便利店的与众不同。
虽然我只对这三样东西中的第一件有需要，但阿尔贝·加缪和我差不多每天都去哈珀家的店，买各色各样更平常一点儿的，没有列在木质招牌上的东西。
便利店的停车场上有个洞，洞里有个蜂巢，隔着车窗玻璃洞前的情形一览无余。温暖的月份，蜜蜂会带着让人生畏的狂热敬业精神“嗡嗡”飞舞，穿梭于洞口周围。今天，就在那个洞跟前，我开口问道：“你觉得她今天还会穿黑色吗，阿尔贝·加缪？”
他叹了口气，却没有起身。它正戴着小狗用的背带，这根背带把他绑在了汽车的安全带上，因为我们可不想让历史在这冰天雪地的佛蒙特州(9)重演。每次开车出门，我给它系安全带的时候，它从来不会抗议。只是，它并不太喜欢被紧紧扣着，这让我有些怀疑，既然它现在是一条狗了，那它还能不能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呢。
（我给了它一份优渥的生活——最高级的狗粮，一天二十四小时和我待在一起，我爱他胜过爱一个人——但这些都无关紧要。有时候我很疑惑，阿尔贝·加缪是不是真的想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明白，它前世里所完成的那些作品，都在逼着我们在荒诞之中努力寻找意义，甚至是寻找希望和美丽。可它创造出来的虚构世界却常常凄凉绝望，就像我们眼下共同生活的世界一样。我说的是实话。）
“你不喜欢哈珀夫人，是吗？”我一边问，一边伸手去挠它的脑袋，“别担心，谁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的，阿尔贝·加缪。就算是女人也不会，永远不会。你和我，我们永远都会拥有彼此。”
它抬起头，哀哀地叫了几声，于是我解开它的安全带扣，把它移到了我的大腿上。
它爬上我的身体，把前爪靠在我的胸口上，又舔了舔我的脸。好像是在证明自己是个好情人。
“好啦，阿尔贝·加缪，出了名讨女人喜欢的男人，法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外加人类生存状况的勇敢探索人。我们复习一遍之前的行动计划吧。”
它继续舔我的脸。
“如果她还是穿着一身黑，我们就买日常用品，像往常一样离开。但只要她穿了随便哪种其他的颜色，我们就试着闲聊一下，就像他们说的那样，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展。”
我那条小狗加缪的脸和我的脸只隔了几厘米远——我的脸颊上能感受到它温暖刺鼻的呼吸和又冷又湿的鼻子。
“说不定她会给你找一条小母狗。”我说，不过我看得出来它并不相信——又或许它是担心缺少一只眼睛的缺陷让它不配再拥有伴侣。这很难说。“好了，我马上就回来。”
我从车里出来的时候，阿尔贝·加缪一边叫着，一边用爪子拍着车窗。和我分开让它非常焦虑。我倒是想把它带进店里，可它之前有好几次对着哈珀夫人狂吠，有意要破坏我的爱情生活。它不愿和其他人分享我。我把身体的重量撑在木头手杖上，把左手的手掌放到阿尔贝·加缪正在扒着的车窗玻璃上，然后说：“没事的，我的小兄弟(10)。我很快回来。”
哈珀夫人正在收银机旁边给一位顾客结账，一个穿着法兰绒夹克的男人，买了一大堆多得吓死人的烘豆罐头(11)。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上衣。
所有的血色退潮一般从我脸上消失，我感觉头晕目眩。
这是她丈夫心脏病发作去世后的一年多以来，我第一次见她穿除了黑色以外的颜色。
不过深蓝色在本质上与黑色非常接近。在某些光线下，深蓝色被误认为是黑色的概率非常大。这就给我造成了一种颇为棘手的、进退两难的局面。
在墙上安着的各色鹿头、熊头下面行进的时候，我琢磨着哈珀夫人是不是无意中误穿了深蓝色。在清晨的光线里，它看起来会像是黑色吗？又或许，她会慢慢过渡到更加鲜艳的色彩，如果是这样，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那盏所谓的绿灯有没有向我亮起呢？
我大着胆子朝身后一瞥，发现她把头发披散了下来，银色的发丝像海浪一般在她的前额上方隆起，随后才沿着她美丽的左边侧脸落了下去。
哈珀夫人长着一只，我只能用“美丽动人”来形容的，犹太式的鼻子，而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犹太女人的鼻子总会激起我内心沉睡的肉欲。
在放面包的走道后面，我迅速调整自己，因为我尴尬地勃起了。
太丢人了。
所有这一切都太丢人了。
早在哈珀夫人的丈夫去世之前很久，我就开始臆想和她的共同生活了。这种想象与其说是有关性爱的，倒不如说从来都是一种心智上的刺激。她扫描货品的时候几乎从来不笑，一向不大说什么。这很容易让人把不同的故事加到她和她那美丽瘦削的鼻子上。我想象她被困在一段没有性生活的冷漠婚姻里，丈夫为店铺冠上了自己的姓氏，而且喜爱这间店铺胜过同样被他冠上了自己姓氏的太太。我幻想在自己和阿尔贝·加缪经常在夏日里徜徉的某条步行小道上邂逅哈珀夫人，两人一犬开始阔步前行——在我的幻想里，我既不用手杖，也不瘸腿——还有可能，我们会聊起彼此正在阅读的小说。在那之后，她就时不时地从丈夫身边偷偷溜出来，来到我树林中的小屋里与我共进晚餐，对我吐露心迹。我们一边吃着她丈夫当天早些时候亲自切下来、称量好的肉，一边告诉我她所有的秘密。我会慢慢了解到，原来，哈珀先生是个可悲的不合格的情人，做爱结束得实在太早，而且从太太身上滚下来不到半分钟就开始打呼噜。“真丢脸，”她含着泪说，“他从没给过我一次高潮。30年里一次都没有。”我则同情地拍拍她的手。“好像我就是一件东西，戴在他的那家伙上的一只暖手套，”她喝多了酒之后说，“别的男人会不一样吗？”在我的想象里，我会告诉我诸如此类隐秘的细节和心声。她说她会在卧室里取悦自己，直到兴奋沉醉、心满意足为止。她把手放在胸口，脸上泛起了红晕。随后，在一个下雪的夜里，我看见两束灯光，犹如上帝之眼一般在暴风雪中闪亮，迂回盘旋地驶上我的车道。我打开门看见她甚至都没把卡车停稳，就从车上一跃而出。我伸开双臂把她搂住，她丈夫的车则继续缓缓地开进了雪堆。“我离开他了。”她说。而我则回答：“欢迎回家！”
在现实生活里，哈珀先生是个吝啬、粗鄙、毛发浓密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12)，一只穿着白色肉贩围裙的小猴子，给你称肉的时候永远把拇指压在秤上。
他以杀戮为乐，总会在店外挂起动物的尸体，店里则出售从新鲜宰杀的动物身上割下来的肉。他的玻璃柜台后面有个军火库，他随随便便把枪卖给所有本地的乡巴佬和阔绰的雅皮(13)滑雪客，滑雪客们也季节性地从他这里购买那些定价过高的瓶装葡萄酒，本地小作坊酿的啤酒，用佛蒙特州山羊和奶牛的奶制成的奶酪，以及其他任何他们不愿意开车45分钟、到最近的连锁杂货店里去买的东西。这些销路使哈珀先生成了有钱人。他拥有美丽的太太，堪比自动提款机的店铺，他们家是这附近最大的几栋房子之一，坐落在一大片开阔地中央，俯瞰着一个私家的池塘。
你以为这个老家伙拥有了这些，就会明白什么是幸福吗？
不可能！他吝啬到无以复加。
我无意中听过老主顾们窃窃私语，说哈珀先生是在给高档威士忌和苏格兰威士忌(14)标价的时候，死在店里的，就在滑雪季节开始之前。他们说，哈珀先生头碰到地板之前就死了。可你猜怎么着，一瓶酒也没打碎，因为他到死都是个一毛不拔的浑蛋。
而就是从那时候起，哈珀夫人穿上了一身黑衣。
“两块肋眼牛排——一块大，一块小。”我对柜台后面的中年肉贩说。他从窗口拿下两块切好的肉，开始把它们包进蜡纸里。
我知道他的名字叫作布莱恩，因为他戴了一块名牌。哈珀先生去世后不久，他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了。我猜想他是在替哈珀夫人经营这个地方。哈珀夫人仍旧是收银机后面那个安静而又美丽的存在。
“你的小狗比大多数人养的狗吃的都好。”布莱恩说。
我笑着点点头。
“你怎么再也不把那个小家伙带进来了？我很想他呢。”他一边称牛排，一边说。他并没有把拇指留在秤上，我注意到。
“他最近有点儿焦躁。”我回答。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阿尔贝。”
“我听你跟他说话的时候还会说一个姓。是什么来着？”
“加缪。阿尔贝·加缪。”
布莱恩用手腕蹭了蹭他的山羊胡说：“你怎么会想起这么个奇怪的名字的？阿尔贝·加——穆？”
“我给他取了一个法国作家的名字。”
“原来如此。我连美国作家的书都不读。”
“或许你应该读一读阿尔贝·加缪。”
“为什么？”布莱恩说着，把肉从柜台上递过来。他正对我笑着，眼里闪烁着欢乐的神采。他只不过是在一边脱下一次性手套，一边闲聊。
“嗯，首先，他是20世纪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嘿，听着，朋友。我只不过是一个在佛蒙特州希克斯维尔卖肉的人。”他指指自己的脸，“看见这个人了吗？他会读法国作家的书吗？不，他不会。他觉得自己真的很聪明的时候，偶尔会在马桶上看看《田野和溪流》(15)。”布莱恩为自己的这句俏皮话得意地笑了，“等我感觉自己像个上过大学的人了，就偶尔读读《电视指南》(16)。”
“各有所好吧。”我说完，转身要走。
“嘿，别误会嘛。我今天只不过是找点儿乐子。这下你让我觉得好奇了。为什么我要读一个法国作家的书呢？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呢？你是认真的吗？拜托，告诉我。”
“习惯吧，我想。我以前是个高中英语老师，说不定这是天性。”
他友好地笑了：“我有一张图书馆的卡，因为有它可以免费借DVD，不过我打赌书也一样能借。想想看，我去读书，那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我跟你说，我要读一读这个法国佬……这个作家叫什么名字来着？这个你给小狗起了他的名字的法国佬。我是说——你很喜欢那条狗，对吗？见鬼！你他妈的爱死那条狗了。我见过你和他在一块。”
“我确实喜欢阿尔贝·加缪。”
“其实我从没说过那么多话。”
“我注意到了。”我回答，抬起了眉毛。他看起来是个好人，尽管有点儿头脑简单。我喜欢布莱恩。真的。之前他已经帮我把肉装袋标价过好几十次了，然而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如此坦率地对话。
“哦，真的吗？我喜欢这家店。”我说道，尽管并不确定为什么。气氛开始有点儿友好得过头了，我的本能正在大叫，快离开这里！
“嘿，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布莱恩笑了笑，略略鼓起胸膛，轻微地抬了抬下巴，“你今天走进来的时候，发觉店里有什么不一样吗？发现了吗？随便什么？”
我立刻就知道，他指的是哈珀夫人的深蓝色上衣，可我却回答说：“没，我没发觉。有什么不一样？”
“哈珀夫人？”布莱恩扬起他灰色的眉毛，把头一歪，点了点，随后露出了笑容。
“我好像不太明白……”
“她穿了一件蓝衣服。这可是第一次啊，自从——你知道的……”
我回头瞥了哈珀夫人一眼：“是吗？我还以为跟平常一样是黑色呢。”
“你猜是为什么？大胆猜。”
“嗯……”
“猜不出吗？”
“我不知道。”
“你看见她无名指上有什么了吗？”他问道。
求你了，不要。
上帝啊，不要。
“我和她要结婚了。结婚！怎么样啊，高中英语老师先生？小狗阿尔贝·加——穆(18)的主人先生。昨天晚上我们关上店门之后我求的婚。在我们给麦片补货的时候我单膝跪地，给了她一枚戒指，她就同意了。你能相信吗？我，布莱恩·弗利，当了这么多年单身汉之后要结婚了！娶的还是全宇宙最好的女人。”
有那么一会儿，世界停止了转动，我迷失在布莱恩笑嘻嘻咧开的两颗门牙中间那一片黑暗的空间里。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我们要结婚了！拴住了，套牢了，结为夫妻了！一切都变得合法、合理、完美了！到山上去告诉大家吧，老师，布莱恩·弗利坠入爱河了！甚至可以说是重生了。今天是我这辈子最棒的一天。”
“呃……”此刻我正在出汗。我把牛排放到柜台上，拍了拍口袋，“啊，该死！我忘记拿钱包了。让我回车上拿一下，就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你难道连句恭喜都不打算说吗？”
我用一个拄着手杖的瘸子所能做到的最快速度朝门口走去。
“你到底有没有搞错啊？”布莱恩问道，“你得支持真爱啊，老兄。”
离开的时候，我忍不住偷偷瞄了一眼哈珀夫人那美丽的鼻子，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踏入哈珀家的店了，即使我是无比地需要枪、弹药、威士忌。
哈珀夫人满脸喜悦。
她看上去光彩照人。
幸福洋溢。
她的鼻子前所未有地激起了我的性欲。
冷酷无情的狐狸精。
我都没给阿尔贝·加缪扣上安全带，就发动了卡车，飞快地晃动着车尾向回驶去。阿贝尔·加缪从座位上摔下来，落到地垫上。重新跳上来的时候，阿尔贝·加缪疯狂地冲向我的大腿。隔着牛仔裤，我感觉到它正在颤抖。
在一条少有人经过的沙土小道上，我停下车，头抵住方向盘，抽噎起来。
你可能会觉得这很荒唐，我竟然会因为无法得到一个交谈不超过100句的女人而流泪。但我确实爱她，或者说，是爱那种和她在一起的幻想，这种幻想让我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孤独岁月，正如见到一颗绿芽冒出来的希望，让许多佛蒙特州的居民挺过了那些最寒冷、最黑暗的三月一样。
阿尔贝·加缪继续用他唯一知道的方式来安慰我——舔舐我的下巴、脖颈和双手。
或许让我痛心的还有自己情感和精神上的衰退。这让我更加痛恨自己肉体上的残缺，我痛恨这样残缺的自己。我孤零零一个人生活在这树林里，每况愈下。阴影裹挟着各种无用的念头侵袭着我的心神和身体。它们溃烂疼痛，一如我双臂双腿里的金属骨钉。
卖肉的布莱恩连书都没读过几本，连法国最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都没听过，可那又怎么样？他至少懂得及时向哈珀夫人表明心意。可你呢？有文化却只知道成天到晚地跟一只狗说话——尽管它是全世界最棒的狗。
你终究不可能跟一只狗热烈地做爱。
无论你假装到何种程度，狗就是狗，它无法与你交谈。
卡车里，发动机还转着，暖气开到了最大，我深思细想着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也短暂地考虑过把我的车用每小时120英里的速度朝树上撞过去。那是我速度计上的最高读数。
然而阿尔贝·加缪仍在不遗余力地把咸咸的泪水从我的下巴上舔走：它理应得到更好的对待，至少在这一世，它该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我能感觉到它是真的很享受和我在一起的生活。这倒不是我在把自己的想法转嫁给它。我爱这只小狗，它给予我目标和理性，但我对其他东西的渴望非常强烈，我必须承认。
过去，教书填满了我内心敞开的空白。
“带点儿惊奇味道的厌倦”一定就是这种感觉吧，我心想。随后便问出了所有问题中最危险的那一个：“为什么？”
阿尔贝·加缪不再舔我了，我们对视，彼此的脸庞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距离。尽管它现在是一只狗，我却在它闪亮的黑眼睛里窥见了人性。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阿尔贝·加缪。”我开口说。
它把头歪向一边，仿佛是在说，你不再爱我了吗？(19)
“我确实爱你，阿尔贝·加缪。这是真的。我真的很爱你，全心地爱着你。但恐怕我再也无法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了。”
阿尔贝·加缪又舔了舔我的脸。
“你以为变成狗就能逃离荒诞吗？就是因为你是条狗，那个恶棍才灼瞎了你的眼睛。可即便如此你还是能舔我，爱我。而我呢，自从一个恶魔打断了我的腿，我就再也没法和自己的同类沟通了。”
闻上去就像是一桶海螺，在八月的阳光下彻底腐烂了。
我摩挲着阿尔贝·加缪的后背，抚摸它脊椎上的隆起，它的尾巴则重重地拍着我的大腿。
“要不是现在你他妈的高兴成这样，我说不定会问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自杀。我能只为了一只独眼的狗活着吗？我能在这种生活里找到意义吗？”
仿佛听懂了我的话似的，它把头藏到我的手掌下面，恳求我抓一抓它的耳后。它的需求让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虽然我知道这只是某种动物性的群居本能——我是它心目中的领袖，是食物、饮水和住所的提供者——但我还是靠着我的独眼小狗，找到了意义，打败了荒诞，回答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哪怕只是暂时的。
有它就够了。
我们开了45分钟的车，来到连锁杂货店。
在店里，我从一个穿着过大的白色肉贩外套、满脸粉刺的青年那里，要了两块厚厚的上等风干肋眼牛排，还有一根骨头。他称肉的时候一阵恶心，发出干呕的声音，含含糊糊地说着“令人作呕，有病，野蛮残忍”这样的字眼。他把袋子从柜台上递过来，伸长胳膊举着，仿佛那是一袋狗屎。
“你还好吗？”我问道，因为他看上去脸都开始发绿了。
“你说呢？我是个素食主义者，可今天我的浑蛋老板非要逼着我在肉品区工作不可。”
“这就是荒诞，近在眼前。”
“你到底在说什么？”他一边说，一边转过身背对我，而我则看出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简直就是在恳求我去拥抱他。我想他的父母肯定不太关心他，还经常批评他，没有给他一点点改善的指望——没有给他哲学、宗教，或是任何一种信仰体系，就是因为这样他才选择了素食主义。而他很有可能与父母的饮食习惯完全相反，他把素食主义当作一种抗议的手段。
“这是你的小费，年轻人，”我说，“读一读加缪吧，从《局外人》开始，读一读他的作品，他赞成你的观点。一个素食主义者被迫干屠夫的工作——这是最完美的荒诞主义。在这个小镇之外还有整个世界，有这种感受的人不止你一个。”
“随便吧。”他回答。我努力压制着从前当老师时候养成的教育习惯。
我一边仔细研究宠物货架，往购物篮里扔进足够阿尔贝·加缪吃上几个月的高价狗零食，外加几根洁牙棒来治他难闻的口气，一边想着，要是回到我还在教高中英语的日子，到学年结束的时候，肉品区的那个孩子一定会成为我最喜欢的学生。我总是能把那些孩子争取过来的——那些极其渴望成年人指引、伤痕累累、鼻青脸肿的年轻人。假如你能忍过那几个星期的冷漠，给他们的大脑灌输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去思考，把他们出于本能而迫切渴望的另一种选择指给他们，把那些像他们一样的人几千年来在书本中寻获的东西提供给他们，他们总会回心转意的。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杖。
好吧，我是说，也许会的。
离开之前，我又到肉品区去了一下，挥挥手让那个孩子注意到我。“你十有八九觉得我是个老糊涂，但要是我不告诉你，你正在经历存在主义危机的话，那就是我不负责任了。去查一查吧，你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我就常有这种感受。还有，从比喻的角度上来说，素食主义者从鸿蒙之初就已经在肉品柜台工作了。”
他眯起眼睛看着我：“你要的东西我给你了，我的工作做完了。现在别来烦我了，行吗？”
“阿尔贝·加缪。读一读他的书吧，你会明白的。”
“听着，老家伙。”他咕哝着，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人在听。确认没人能听见的时候，他开口说，“搞什么鬼——你是同性恋喜欢我还是怎么的？”
“不。不，我不是。我是异性恋，而且心碎了，如果你真的一定要知道的话。而且我只是在试着……”
“那就滚蛋，行吗？试试滚蛋怎么样？”
我的那点本事已经彻底退化没有了，而且我又知道什么呢？我只是和一条独眼狗生活在一起的瘸子。
这个孩子的行为是典型的求救，可我已经不再负责去救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了。
记得吗，内特·弗农？你是一个失败的老师。上天已经用一根铝制的棒球杆把你打得遍体鳞伤了。
“当然可以。”我对那个吃素的肉贩说，随后拄着手杖走进了结账的队伍。
开车回家的时候，我让阿尔贝·加缪坐在我的大腿上，他急不可待地这么做了，一路上都在舔着我的右手，全然不知不系安全带无异于身处险境。他忘了他的上一世还是一个著名法国作家的时候，是如何结束生命的。
狗并不懂得物理学，所以他们才从来没有独立发明出任何安全带之类的东西。
做牛排的时候，我喝了半瓶红酒。
阿尔贝·加缪和我听着我们最爱的CD——马友友演奏的巴赫大提琴组曲(20)。
它安抚了我们的灵魂。
平底煎锅里肉块升温，牛血沸腾和蒸发的气味，一位大师演奏的天才作品——这一切填满了整间屋子，阿尔贝·加缪的唾液流得比巴甫洛夫之犬还要严重，直到黑白相间的厨房地砖上积起了一摊口水。
我花了很长时间把阿尔贝·加缪的牛排切成绝不可能让它噎到的小块，因为阿尔贝·加缪吃起肉来狼吞虎咽。我也想到自己的确需要一台食品搅拌机，在心里记着下次造访现代文明社会的时候要去买一台。我切肉的时候，它一直在羞怯地用爪子抓着我的脚。
我努力不去想哈珀夫人那撩人的鼻子，基本上也成功了。
他的碗还没碰到地面，我那四条腿的朋友就已经吃下了一大份肉。我还没吞下第二块切好的牛排，它就已经把碗底舔得一干二净，又忙着啃起了肉骨，牛排温热带血，与黑皮诺(21)堪称天作之合。
辛辣的汁液充满我的口腔，给我的味蕾带来一阵高潮般的快感，而我则想起了那个吃素的肉贩。
“他就像西西弗，”我对阿尔贝·加缪说，“不断把那块隐喻中的巨石推上山顶。即便他心里清楚，无论做什么那巨石终究会再次滚落下来，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他看不见自己的未来。‘假如他每走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那他的苦难又何妨呢？当今的工人一辈子天天做同样的活计，其命运不失为荒诞。’1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写下这些的吗，阿尔贝·加缪？那个素食主义的肉贩在他的未来里看不见一个哈珀夫人。他什么也看不见。如今失去了哈珀夫人的我们，在自己的未来里又能看见什么呢，阿尔贝·加缪？”
他从撕咬之中停顿了片刻，来思考这个问题，接着继续用他小小的牙齿使劲地啃起了骨头。
我喝完了第一瓶酒，又另开了一瓶，一旁阿尔贝·加缪正在啃咬不停，马友友拉动他迷人的琴弓，窗外飘起了一阵飞雪，而那个叫布莱恩什么来着的、愚昧无知的肉贩子，那个连阿尔贝·加缪究竟是谁都不知道的家伙——他多半正在热烈地与哈珀夫人做爱，她被压在那个光着屁股、讨人喜欢的肉贩身下，透过那只令人赞叹的鼻子发出呻吟。
CD放完了，阿尔贝用牙齿凿牛骨的声音稍微轻了一些，我伴着这声响喝完了第二瓶黑皮诺。我嫉妒它：吸着骨髓的它，看上去比喝着红酒的我还要满足。
我闭上眼睛，看见了哈珀夫人的鼻子。
她知道阿尔贝·加缪是谁吗？——她一定知道。
在我众多的幻想里，她都博览群书，见多识广。
哈珀夫人和我是天作之合。
我试着在想象中脱去她的衣服，可那个牙齿有缝的肉贩子不断冒出来，打断我完美和谐的想象，而且他还在嚷着：“喂，朋友！停一停。这个女人要做我的老婆了，她现在订婚了。不过树林里还有其他母鹿哪，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就把你的箭头对准别处吧。”肉贩布莱恩眨眨眼，点点头，接着又回去和哈珀夫人做爱了。她那灰色的波浪长发，在那只撩人情欲的鼻子上面起起伏伏。
感觉眼皮越来越沉的时候，我稍稍斟酌了一下要不要打开第三瓶酒——这根点着的香烟怎么会在我手里的？——然后不知怎的，我的脑袋落到了桌上。
然后……
然后……
然后……
然后……
我躺在床上，舌头如沙漠般干燥，似乎在我没有察觉的时候，被烟熏加工成了牛肉干。一阵让人头脑麻木的跳动正在我的太阳穴上，擂响战鼓似的愤怒敲打——“砰、砰、砰、砰、砰”——就在这时，在黑暗中，我听见窗边有抓挠的声响。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正在高高的空中，在二层的阁楼上，而我所说的那扇窗户，比下面的木制露台足足高出了35英尺。我纳闷是不是有只鸟在啄着窗户。什么样的鸟，会在暮冬时节，在一片死寂的夜里敲打别人家的窗户？
拧开床头灯的时候，我看见阿尔贝·加缪跳起来，用爪子抓着窗。
“出什么事了，伙计？”我问道。
我瞧了瞧床边时钟上发光的红色数字：凌晨4：44。
这是吉是凶呢？都是一样的数字。我记不得从前我的学生们是怎么说的了——我究竟是该许个愿望，屏住呼吸，还是做点儿别的什么。他们总是那么迷信。
“睡觉去，阿尔贝。到你的床上去。我得把这阵喝酒喝出来的头痛睡过去。”
可它不停地蹿起来扒着窗户。
站起身来的时候，我的手杖摇摇晃晃的。它继续蹦跳抓挠个不停，还开始乱叫。它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它吃的骨头里面有什么东西吗？说不定那个吃素的年轻人在上面喷了什么药。
不能相信任何人了，我心想。而且那个孩子也有动机。
可是什么样的药会让阿尔贝·加缪做出这种举动呢，这么一门心思地盯着窗户？
“你要去上厕所吗？”我一边问，一边朝电灯开关走去，感觉有点儿头昏眼花。我依旧醉得厉害。
我的右脚陷进阿尔贝·加缪拉下的一坨温热的粪便里，粪便从我的脚趾中间挤了出来。
我的左脚落到它撒出的一摊暖和的尿液上。
以前他从没在屋里出过这种事故。
从来没有。
我实在记不得上床睡觉之前有没有带它出去过了。我也在心里痛斥自己，我是一个糟糕的宠物主人，一个惨无人道、相思成疾、烂醉如泥的笨蛋。
把脚擦干净之前，我得先道个歉。“真对不起，”我开口道，“让你受这种侮辱，我才是王八蛋，下不为例。”
我在它身旁跪下，想要把它抱起来，亲它几下，可它恶狠狠地吠了几声，吓得我松开了手。
“出什么事了，小家伙？你想跟我说什么？”
它一直向上跳着，挠着玻璃窗。
一遍又一遍。
我是在做梦吗？
“外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该睡觉了，伙计。停下来，快，听话。停下来！”
它又蹦又抓，仿佛是拼命想要爬到窗户上去似的。
“好吧。我们来看看外面有什么。”
我打开窗，夜晚冰冷的空气穿透我涌了进来。
我弯下身要把阿尔贝·加缪抱起来，好给它看看外面其实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它却把我的大腿当成了跳板，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它就越过我的双手，跳到窗外去了。
“不！”
它落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想起就在昨天，我还让杂务工把雪从露台上铲走，担心积雪的负荷超过木头的承重。从35英尺高的地方跌落，足够让一只像阿尔贝·加缪那么大的小狗丧命。我也记起了之前，我在卡车里对它说过的，有关最根本的问题，还有我们有没有可能相约一起自杀的事情。接着我又回想起它给过我的每一次亲吻，我手心里它圆形蓬松鬈毛的触感，每次我叫它名字的时候，它摇动尾巴的样子。我对它强烈的爱，让我的心脏扩张到了非常危险的大小。
狗会自杀吗？
它的头骨“砰”的一声撞上了下面的木板，听起来就像是沉重的拳头在敲击大门。
我留心听着它的尖叫，内心乞求着，能听见它的脚指甲在木制的平台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然而除了死一般的静默外，我什么也没有听到。
我用一个喝醉了酒、拄着手杖的瘸子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冲下楼去，把狗的排泄物踩得满屋子都是，“啪”的一声打开屋外的泛光灯，猛地推开了玻璃滑门。
阿尔贝·加缪的头以一种不合理的、让人触目惊心的怪异角度弯曲着，它的四条小腿软绵无力，那时我就有点儿明白，它是当场死亡的，撞击折断了它的脖子。可我还是一把抱起了它小小的身体，捧着它的脑袋，尽量不去弄伤脊椎，为我手中那没有生命的骨骼和皮毛干号起来：“求求你不要死，求求你不要，不要。我爱你，小家伙。求求你了。对不起，我把最根本的问题说了那么多遍。我不是个好相处的室友，我知道，但我会改的，我保证！”
它的嘴里流出了鲜血，它的独眼已经转到了脑袋后面，可我还是抓起钥匙，轻轻地把它放到卡车的副驾驶座上——尽管照顾它的兽医诊所离这儿有一个小时的车程，而且可能还要再过大概四个小时才会上班。我还赤着脚，换好了挡，踩下了油门。
“醒醒，阿尔贝·加缪。你会没事的，小家伙。”我说着，低头望着它，拍着它依旧温热的脑袋，根本没考虑自己正在开着一辆卡车这件事。
门前那段陡直的沙土车道快到底的时候，我的右前轮滑进了那条我一直早该请人来填平的沟里，方向盘猛地向右甩去，我撞到了一棵老橡树上。
安全气囊弹了出来，打在我的鼻子上。
我眨了眨眼睛。
视线一片模糊。
我把两瓶红酒和一整磅血淋淋的肉吐在了瘪下去的安全气囊和自己的大腿上。
我失声痛哭。
我用力捶着仪表板。
我换气过渡。
我努力吐掉嘴里难闻的味道。
一股热血充满了我的脑袋，接着又太过迅速地流走了，仿佛一个浪头拍击海岸，卷走沙滩上的一切，随后又退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忽然有种奇怪的感受，我希望这种感受就是死亡。
我完蛋了。
我向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屈服了。
终于，我昏了过去。
<h2>
3</h2>
冬日的阳光吵醒了我。
阿尔贝·加缪死在副驾驶座那一侧的地板上，它就像一只狐狸的标本一样僵硬。
我拿过手杖，从卡车上下来。
发动机罩扭曲变形。前保险杠已经成了那棵粗壮参天的橡树的一部分——就像是一件首饰，一条树木的绶带。
这次我算是完了。
我住在一条沙土路的尽头。我选这栋房子，就是因为附近没有邻居，没有经过的车辆，没有过客——虽然连通外界的那条路离我的车道只有三英里远，可自从一连串的手术，把我这个跌得粉碎的家伙重新组装起来之后，我就再没走过半英里以上的距离了。
我没有电话——座机和手机都没有，没有电脑也没有网络。这是我的瓦尔登湖，这里是我这辈子最接近亨利·戴维·梭罗(22)的地方。
我没有朋友，从来不会访客。每次我需要杂务工帮忙的时候，都得自己开车到他家里去。把犁人和我约好，只要下雪超过了三英寸，他就会来，可我们昨晚才扫过雪，而且照我星期天看的报纸上的说法，接下来一周都没有暴风雪，所以我知道我可以孤独地死在这里，不会有任何人设法救我。
汽油的味道非常刺鼻，我也看见卡车确实是在漏油，很可能是一条油管松脱了。我想过要把这整堆东西点着，在一团熊熊烈焰中，送阿尔贝·加缪去往它的下一个化身，仿佛它是维京狗王，而我们的卡车就是它的渡船(23)，也的确有点儿像。
但我脱下沾满呕吐物的衣服，把它们扔到我那条沙土车道两旁正在融化的雪堆上，拄着手杖走回了屋里。
我都懒得脱掉内衣就进了浴室，让滚烫的水流倾泻到自己身上，直到热水器的水箱空了为止，这时我用毛巾擦干身体，穿上衣服，仔细查看卧室里依旧开着的窗户。
“你听见或者看见什么了呢，阿尔贝？”我对着冰冷的空气问道。
我把头伸出窗外，四下张望。
什么也没有。
雪地上没有动物的脚印。
树林的边缘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我关上窗户。
我断定我的小狗可能真的自杀了，尤其是我给他取名叫阿尔贝·加缪，这么多年来还一直没完没了地说着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好像是我一直在训练它，要么找到意义，要么就去死，随后又一再告诉它这世上并没有意义。还有我向它发起的那个自杀之约——它怎么能知道我昨晚的酗酒不是在实施这项约定呢？我是说，它只是一条狗，它的大脑比桃子还小。
在解决主人的存在主义危机这件事情上，有哪只狗能配得上这么一个有分量的名字呢？
或许我给它的压力太大了。
说不定它的心脏就像一只感情的虱子，吸走我所有的焦虑、悔恨、无为和忧伤，不断膨胀，直到它那小小的贵宾犬的胸膛里再也盛装不下，直到那不可避免的破裂的预感让它再也无力承受。
我记得自己曾经读过一篇大卫·福斯特·华莱士(24)写的散文，也许是一篇对他的专访，在文章里，他说自杀就像是从一栋熊熊燃烧的摩天大楼顶层坠下——并不是跳楼不可怕，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从窗口跳出去好过和我生活在一起吗？
我在无意中对阿尔贝·加缪进行情感虐待了吗？
它以前从来没有对卧室的窗户表现出任何兴趣——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过——那为什么昨晚会这样呢？
这些问题让我头疼。我走到厨房，又开了一瓶红酒——一瓶里奥哈(25)——又拿了一根百乐门特醇当早餐。
我倒了一杯，连味道都没尝就一饮而尽。
我又倒了一杯，试着想清楚该做些什么。
第一根烟一抽完，我就点起了第二根。
“你杀了你的狗，”我对自己说，“什么样的人会把自己的狗逼得自杀呢？”
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消磨这个上午，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埃德蒙德·阿瑟顿，那个用棒球杆打断了我的骨头，终结了我教师生涯的孩子。
有半年的时间，埃德蒙德·阿瑟顿一直紧贴着教室右侧的墙壁坐着，头顶上挂着一张托妮·莫里森(26)的黑白照片。班上的其他同学讨论赫尔曼·黑塞、莎士比亚、弗兰茨·卡夫卡、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阿尔贝·加缪、伊凡·屠格涅夫、保罗·科埃略(27)和其他那么多作家的时候，他从来一言不发。
然后有一天，埃德蒙德·阿瑟顿举起了手，问课后能不能和我谈谈。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非常奇怪，而且非常唐突，但我还是同意了，接着把全班引回了我们正在进行的讨论。
我记得铃声响起的时候，埃德蒙德还是坐在位子上，他一边近乎毫无生气地坐着，一边耐心地等着其他所有人离开教室。他的镇定让我起鸡皮疙瘩：是那么阴森瘆人而且……有魄力。他内心里有什么东西改变了。这是我后来领悟并确信的，但已经太迟了。当天我只是一种隐约的想法，却没特别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