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水槽里把嘴漱干净：“来了。”
我照照镜子，见到一个怪物。
一个看起来非常苍老的不真实的生物。
红色的眼睛。
花掉的妆。
我倒不如用毒蛇当头发算了(46)。
“这下好了，”我打开门，努力避开旁人的目光，“我没事，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我从几个乘务员身边挤了过去。
“女士，您的朋友给您留下了这个。”
我转过身，乘务员递出一张折起来的纸条。
我一把从她手里抓了过来，说了声 “谢谢”，就朝行李领取处走去。此刻踏出去的每一步都在我的脑袋里回响，就像被踩中爆炸的地雷，我尽力不让自己再吐出来。
我的修女朋友不知去向，于是我一边读着那张便条，一边等着机器把我的手提箱推出来。
亲爱的波西娅：
很高兴在飞机上遇见你。真遗憾我们没能多聊几句，我会为你祈祷的。非常努力地祈祷！每天都祈祷！而且我会要“我的丈夫”出面，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帮助你。他说你开和性有关的玩笑，他并不生你的气，所以如果现在你清醒了，为此担心的话——大可不必。
加拉太书3：28——你们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凡跟基督耶稣联合的，就都是一体的了(47)。
追寻的路上，祝你好运！
爱你的，
修女梅芙
PS——如果你想给我写信的话，这是我的地址。我喜欢收信！
圣德兰修女会
修女梅芙·史密斯
（耶稣基督的妻子，电话2917299）
韦弗利公园16号
洛克斯福德，宾夕法尼亚州，19428
真奇怪，我心想，随后把便条塞进了口袋。
我在追寻什么吗？
或许是在追求成为一名小说家？
可是她为什么会这么写呢？我说过什么现在想不起来的话了吗？我觉得我连追寻这个词都没有用过。
我宿醉得太严重，管不了那么许多，便不再去想了。
我试着回忆自己是不是真的对一个修女说了“阴茎”，反反复复地说。
我真的对修女梅芙不厌其烦地描绘了肯那令人作呕、发育不良、又短又粗的阳物了吗？
要确切地知道是不可能了，所以当我的提包终于从传送带上滑下来的时候，我拎起它，上了一辆出租车。
“带我回家。”我对驾驶座上那个深色皮肤的人说。
“请问您的家在哪儿？”他说着，打开了计价器。他的口音有点儿性感，像脸上没有疤的席尔(48)，我自忖，但我很快就提醒自己不要说出声来，因为这好像涉嫌种族歧视，虽然我总是把陌生的白人跟高加索人种里的名人相提并论，也并没有觉得有负罪感。
“沃尔特·惠特曼大桥(49)对面，”我回答，“韦斯特蒙特。你呢？”
“我什么？”他问。
“你的家在哪里？”
他一边把车从路旁开走，一边说：“费城。”
“没错，可你不是这里出生的，听你的口音我就知道。所以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沉默。
户外的地面上有一堆堆被尾气熏灰的积雪。我已经不在佛罗里达了，这是肯定的。
“你不敢告诉我你是在哪里出生的吗？”我问。
我们的目光在后视镜里相遇。“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好吗？”
“不好，”他回答，“暴力事件太多了。拜托您了，千万别去。”
“韦斯特蒙特也挺乱的。”
“比尼日利亚好。”
“也许吧，”我说，“不过今晚我别无选择。”
“选择总是有的。你看我，到了美国，就是一种选择。”
“你喜欢美国吗？”
“喜欢，”他回答，“非常喜欢。有一天我会把家人带来的。我希望不会太久。”
“你有老婆？”
“在尼日利亚。还有五个孩子，三个健壮的儿子。”
我不理会他性别歧视的偏爱。“你爱她吗——你老婆？”
“爱。”
“她很幸运。”我恨自己，因为我在嫉妒这个身在尼日利亚的女人，她的丈夫在地球的另一边开出租车，要攒钱把她从尼日利亚现在天晓得会是什么样的苦难当中解救出来。这听起来像个童话故事。她就和待在象牙塔里一样。太浪漫了——甚至可以说是美丽。他们的奋斗。
波西娅，你是个差劲的人，我心想。差劲。
“我很幸运。非常幸运。我老婆是个坚强的女人，非常漂亮，是个好母亲。她会在美国给我生更多的儿子。我是个有福气的人。”
费城职业体育综合大楼(50)从我们左手边经过的时候，我望着自己不成人形的倒影在车窗前徘徊。
这家伙在抽什么东西？因为我也想抽。
他载着我穿过了沃尔特·惠特曼大桥。
“这个地方我不认识。能请您告诉我该怎么走吗？”他问。
我告诉他该怎么走。
我们从康登绕开，驶向更加安全的郊区，我一边大声嚷着向右向左。最后我说：“就在那里。那幢装着丢死人的金属凉棚的房子。”
他在我从小长大的排屋(51)前停下车，在Acme杂货店(52)的马路对面。
他用食指点了点仪表板上停着的那串发着光的红色数字，然后报出了车费。
我没有付钱，反而说：“你在美国有没有对你太太不忠过？”
“什么？”
“你离开尼日利亚之后有没有和女人上过床？”
“没有！”他大喊的样子让我知道他非常生气。
“你觉得你的太太和你是平等的吗？你鼓励她有抱负有梦想吗？”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
“告诉我你爱你的老婆。”
“我不明白。”
“就告诉我你爱你的老婆。”
“我确实爱我老婆！我非常非常想她。好了，你必须付车钱了。”
“我相信你，你没撒谎。我真的相信你。”我说，“哇，你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男人，真正的好男人。我看得出来。”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请你付我车钱，我得载其他客人赚钱去了。”
“你会做到的。还要把你老婆接到美国来。”我把500美元的纸钞从塑料小孔里塞过去，感觉有点儿像是很久以前，在迈阿密那家古巴餐厅里的肯，只不过我是一个更加无私的、女性版本的肯。或许，假如肯是休·海夫纳(53)的话，我就是葛洛莉亚·斯坦能。
“这太多了，”尼日利亚出租司机说，“实在太多了。”
“带你老婆来美国吧。在她还没来的时候不要出轨，做个好男人。”
“我是个好男人！”
我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尼日利亚先生不停地说：“太多了，拜托你，拿回去一点儿吧，拜托了。拜托了！”
我没有面对母亲的勇气，所以便绕过街区，走到我们那排房子后面的小巷里。
我打开那扇被划开了口子，依旧“嘎吱”作响的纱门，踏进坟墓般大小的后门廊，从一只旧的军用箱里拉出几条毛毯，把自己裹在里面，躺到那把破破烂烂、弹簧生锈、放着塑料靠垫、年纪比我还大的摇摆式沙发椅上。
大雪纷飞的天气，让沙发椅潮湿发霉，但我并不怎么在乎。
就像高中时一样，我心想。在树林里通宵喝酒之后，逃开警察的追赶，在水晶湖小饭店吃油炸食品，然后在这里一直睡到宿醉过去。
我在这张沙发椅上失了身。
杰森·马尔塔。
他吓坏了。
不过他很友善。
真的很体贴。
我并不觉得痛，因为他是那么羞怯而又轻柔——也有点儿偏小，但我一点儿也不介意。
不管我之前对肯那又短又小的家伙说过些什么，要是你问我的话，重要的并不是形状和大小，而是这个男人本身的性格。我打赌，大多数35岁以上的女人都会同意的。不知道为什么，我17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一点，后来又淡忘了。
带着杰森·马尔塔进入我身体里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就像是我在把他生命中最糟糕的部分吸走，净化他，让他变得洁净，我也很清楚，对于一个17岁的处女来说，这是一种怪异又反常的想法。
但我发誓，他知道我在为他做些什么——他知道我在把他的痛苦带走，或者至少是减轻一些，这更像是在帮一个忙，而不是真正的爱情。
我们都心知肚明。
我们也都接受了。
我没有高潮。
还差得远呢。
但我很享受。
带给他快乐的感觉。
缓解他的悲痛，哪怕只是几分钟。
杰森是个好人，他曾经那么痛苦。
他射精之后，不停地喃喃说着“谢谢”，一遍又一遍，接着便开始哭泣和颤抖。我问他的时候，他却说不清是为什么，又或许他只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
我们知道，彼此分享的那个瞬间，所关乎的远不只是高潮而已。
他的母亲前年去世了。
我甚至都不记得她得了什么病，但我记得他缺了很多课，后来，等他又开始每天来上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切都结束了，而他看起来像个幽灵。
我只不过是想把他从死亡的世界里带回来。
把他救活。
我记得初中的时候他非常风趣。我们一起演过一出戏，他写的一出喜剧，名叫《查尔斯·巴克利(54)去看牙医》。
最滑稽的地方是，查尔斯·巴克利甚至从没在戏里出现过，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黑人同学来扮演这个角色。但我记得场景是设在一间牙医的诊所里。杰森演牙医，我演一个在诊所工作的女人，负责接听电话，接待病人，杰森让我戴了一副莎莉·杰西·拉斐尔(55)式的硕大红眼镜。其他几位同学则扮演等在候诊室里的人，他们读着杂志和报纸，每次电话一响，就好奇地抬头张望。记者们不停地打电话来，询问“空中飞猪”什么时候会来清洁牙齿——杰森让我们的科学老师洛巴克先生扮演记者，他坐在台下对着一只麦克风说话，几乎让那些电话听来像是某种荒诞的萨缪尔·贝克特(56)版的“上帝之音”，虽然当时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萨缪尔·贝克特究竟是谁。我只得不断地说我不能“透露巴克利先生的消息”，候诊室里的人们无意中听见了，便议论起来，“查尔斯·巴克利？‘空中飞猪’是这里的病人？”而身为一个嘴巴不严的人，一个缺乏职业操守的牙医助手，我演的角色不停地眨着眼睛，还说悄悄话：“这个嘛，人人都得护理自己的牙齿——就算是职业运动员也一样！”
在我们八年级的时候，这出戏似乎更加滑稽一点儿，不过我们的父母都笑了——好吧，杰森和其他人的父母都笑了。我母亲自然是没来看演出。
杰森试过把我们演出的免费门票送给查尔斯·巴克利——当时他是个新秀，在76人队打球——可是球队一直没有回他的电话。
杰森·马尔塔的母亲在那之后不久就病倒了，他也不再写喜剧了。他变得像一扇窗户一样透明。一连好几年，视线都能从他身上直接穿过去。而当他第一次和我做爱的时候，我对上帝发誓，他再次变得有血有肉了，即便只有几秒钟，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性爱和身为女性的强大。
从前他常在Acme买玫瑰花给我，一次买一打。廉价的花朵，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枯萎凋谢，变得焦黄。我以为我爱他，或许我真的爱他。他长得不是很好看——红色的头发，苍白的皮肤，胸口还是凹下去的。可是他很善良。即使是不再风趣的时候，他也依旧很善良。
童年住宅的后巷里传来垃圾的气味，又让我觉得恶心了，不过我忍住了没有干呕。
她在里面，我的母亲：我知道的。我能感觉到她沉重的身躯。但我需要勇气来面对她，比现在还要更多的勇气。
发生过的一切，这最终的结局——渐渐明晰。
它割开我的躯体。
它让我残废。
我努力让自己颤抖着入睡。
在靠垫中间，我觉得我闻到了黑色达卡古龙水(57)的味道。我曾经送过一瓶给杰森·马尔塔作为圣诞礼物，而在我们余下的高中时光里，他也都乖乖地用着。我希望杰森·马尔塔已经结婚生子，幸福美满，而且大获成功。说不定他甚至又在写喜剧了。说不定呢。
真是个美好的想法。
“波西娅·凯恩，”我对自己说，想象着这些音节的颤动飘散在夜色之中，“波西娅·凯恩。波西娅·凯恩。你是怎么了呀，波西娅·凯恩？”
我闭上双眼，试着忘却全世界。
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一条骑着自行车的鱼。
那条鱼正唱着一首歌，歌里说着她有多爱骑她的自行车，我却弄不明白她怎么才能用一条尾巴踩动两块踏板，这时我才发觉自己的酒还是没有醒。
我感觉天旋地转。
胆汁几乎涌上我的喉咙，仿佛一条可怕的酸涩的舌头，一路舔舐着退下去，带来一阵灼痛。
“去死吧，葛洛莉亚·斯坦能。”我说道，尽管我并不太清楚为什么。
<h2>
4</h2>
“波西娅？”我听见有人喊，“波西娅？你在后门廊上干什么？”
我睁开一只眼睛，瞥见我膀大腰圆的母亲穿着一件粉色的浴袍，她的呼吸清晰可见；她那短短的灰色头发——她自己给自己剪的——在头上翘起一丛丛乱蓬蓬的三角形，让她的脑袋看起来像是一朵害了病的奇怪的花。
“今天早上我出来倒垃圾，结果我发现了什么？你。真开心！真开心！我能亲你一下吗？我能抱你吗？真的是你吗？我现在是在做梦吗？”
她并不等我回答。
我脸上的每一寸都被吻遍了。
就像被一只章鱼缠上似的，她的嘴仿佛许许多多条触手，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同时把我吸住。
又或许，被一头河马舔上一遍就是这种感觉。
她把庞大的身躯压到我的身上。我摸到她穿旧的毛巾布浴袍，被粗糙的表面扎得生疼，于是便提醒自己要给她买一件新的，虽然我知道她是不会穿的，而且多半还有十几件崭新的没穿过的备用浴袍塞在衣柜里的某个地方。
“我喘不过气了，妈妈。”
“你喝酒了吗，波西娅？你浑身酒气。真臭，真臭。”
“我现在就能喝下一杯血腥玛丽(58)。”我回答，一边思索着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回家。
母亲的口无遮拦。
她那像镜子一样诚实的嗜好。
她时不时孩童般的骇人举止。
她让人恼火、难堪和消沉的习性，仿佛一名天生的女祭司，只要在我能听见的地方，便会高声宣布我的厄运。
一切都像锤子击中拇指一般直截了当。
“肯呢？”她问。
我听了一会儿卡斯伯特大道上的车水马龙，然后说：“肯死了。被他自己的手枪打死了。柯尔特点四五。他们推断凶手是个胡乱闯进来的人，入室盗窃不幸演变成了枪杀。不过肯有许多尽人皆知的仇家。在坦帕(59)甚至还上了五点档的新闻。可他们没搞清楚真相，还差得远呢。警探们说他们能用那张血迹斑斑的墙纸来做罗夏克测验(60)，说完就像鬣狗似的狞笑不止，我觉得这样真是麻木不仁，虽然他们说得完全正确。不管怎么样——再见，肯。很高兴认识你。做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真是糟透了。”
母亲夸张地吸进一大口气：“这简直太可怕了。波西娅！太吓人了！‘落下了’测验(612)是什么？我真为你难过。肯真的死了吗？还是你在开玩笑？我从来都分不清。为什么你不早点儿告诉我？我完全糊涂了。”
“我不想让你担心，妈妈。肯被人谋杀，十有八九是最好的结果。”我回答，心想既然现在酒已经醒了，我就真的不应该再像这样说话了。可我似乎没法让自己停下来。“我厌倦他了。他连硬都硬不起来了。我想把他当废品丢掉已经一年多了。我们的性生活在那之前很久就寿终正寝了。”
“波西娅！”
“你为什么要叫我波西娅呢？《威尼斯商人》(62)你连听也没听说过，更别说读过了。”
“肯真的中枪了吗？他没事吧？你是在开玩笑，对吗？”
“哈哈！对。他没中枪。他其实没死。不过他也肯定不会没事。他是没事的反义词。而且——”
“你都让我头疼了！一会儿你告诉我肯被人谋杀了，一会儿又问你的名字——而且我都有好多年没见过你了。你就这么出现了然后——”
“专注点儿，妈妈。一件事一件事地来。其他的先别管，集中精神。你为什么要叫我波西娅？”
她闭上眼睛，使劲地摇头，直摇得脸颊像两个经历过小规模地震的红色果冻模具一样起伏晃荡。随后她抬头望着门廊的天花板：“我猜你爸爸喜欢这个名字。”
骗子！
“为什么？”我问。
她的眼睛瞪得老大：“这我怎么会知道啊？”
“你怀孕的时候，你们难道没有讨论过我的名字吗？”
“我肯定我们讨论过。我们准是讨论过的。”
“嗯，那为什么呢？”
“太久以前的事了。太久，太久了。我连自己昨天干了些什么都快记不住了，你却想让我去谈所有的那些陈年往事。你爸爸是一个品德高尚——”
“而且心地善良的人，”我接口，“是啊，我知道。我也会喜欢他的。”
“那次事故——”
“那次事故。”我附和着，打断了她的话，因为这些全都是胡说而已，我们也都心知肚明。一个不知道姓名的同事利用她头脑简单的弱点占了她的便宜，搞大了她的肚子。她编了一个善良好人的故事，从来就没去举报过那个强奸犯，更别提让他负起责任出抚养费了。过去我并不介意她对这些事情撒谎，因为我很久以前就不再追究了，然而在你想要答案——真正的答案的时候，没完没了无休无止的谎话就会带来问题。你会迷失在母亲的疯狂之中。那就像是一座用高高的灌木丛搭成的迷宫，满是荆棘，不见玫瑰。而她还硬是要我蒙着眼睛在里面探路。“这么说，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给我起名叫波西娅？”
“很适合你，不是吗？很好听的名字。我喜欢波西娅这个名字。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名字，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名字。最好的。”
我的名字听起来像是那种中年男人一边幻想着和年纪小他们一半的女孩子上床，一边会买下来的跑车，那种现在自由了，摆脱了我的肯会买下来的跑车。我想象着他和卡丽熙摇下顶篷四处兜风，她金色的长发像一颗彗星，飘在手工缝制的真皮内饰和鲜红色的车漆上。
“你喜欢肯吗？”我问，“你现在可以说真话了。他走了。结束了。不会回来了。”
“他非常英俊，可是我只见过他一次！而且只有十分钟！”
母亲的微笑就像个孩子，我感到一阵内疚向我袭来。
我真的有三年没见她了吗？还有她真的只见过肯一次吗？
这种事情可能吗？
绝对可能。
波西娅，你不仅愚蠢，还非常残忍。
“家里情况怎么样？”我问。
“你什么东西也不许扔！”
“别紧张，妈妈。你有橙汁吗？咖啡？最基本的东西？”
“当然。当然。进来吧，再待在这里我们都会得重感冒的。”
“得了才好呢。”
“什么？”
“没什么。我们进去吧。”
“欢迎回家，波西娅，”母亲说完，又吻了一次我两边的脸颊，“我很想你。谢谢你来看我。”
“家里有那么糟吗？”
“我只是——只不过……嗯，我……我给你准备了无糖可乐！青柠檬味的！”
“我就知道你会的。”
母亲和我这么站着的时候，我在心里做好了准备。
她看起来似乎变得更加臃肿了——我念小学的时候，孩子们常常喊她奶昔大哥，就是麦当劳里那个胖乎乎的紫色卡通人物，而我从来没有维护过她。虽然如果我要求的话，她会心甘情愿用一把抹黄油的钝刀把自己的皮肉给剥下来。
她正望着我，一边挡着门。她至少要比我重上100磅，她正在颤抖。
“见到你真好，波西娅。太好了。”她说着，把我的手臂都捏疼了。
“我也是，妈妈。”
“我不知道你要来。”
“就算知道了也没用。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
“我至少会为了你收拾一下。”
“你会忧心忡忡，心神不宁，但你一件东西也不会丢的。”
“我给你准备了无糖可乐。里面有青柠檬的！”
“我知道，妈妈。”
“波西娅，这是我的家。”
“我保证我什么都不扔。一言为定。”
她的脸就像平安夜(63)立在草坪上的塑料圣诞老人一样亮了起来：“说定了？”
我用食指在心口画了个十字说：“向上帝发誓。”
“我爱你，”她说，“我喜欢有你在家里！”
她打开了后门，踏进屋里的时候，我看见一罐又一罐的青柠味无糖可乐，在厨房的台面上垒出3英尺高，差不多12英尺宽的小堡垒。我真想哭。一盒又一盒的麦片和大米，还有一袋又一袋的面粉、饼干在碗橱周围堆成一圈，想够都够不着，更别提去打开一包了。厨房的台面被掩埋得毫无空隙。
“你要来一罐青柠檬味的无糖可乐吗？”她问。
“好的，妈妈。不过现在，我看看——”我瞥见挂在水槽上面的时钟——一只被灰尘染成了灰色的黑猫。它的肚子是钟面，尾巴是钟摆，一双眼睛发了疯似的朝尾巴的反方向扫过去……右，左，右，左，右。“都快八点了。没错，正是时候来一罐青柠檬无糖可乐。”
她打开冰箱。我看到冰箱里最底下的三层架子上塞着满满当当的银色汽水罐。
母亲不喝青柠檬味的无糖可乐——从来不喝。
这些都是为我准备的，为了那万分之一的可能，我说不定会回家，口渴到一次就能喝下700多罐。我肯定大多数罐子至少已经放了五年。
“妈妈。”我开口，抹掉眼睛里流出的泪水，因为我几乎都快让自己忘记了，母亲的生活甚至比我还要不堪。
“我知道你喜欢喝青柠檬无糖可乐，对吗？对吗？”
“嗯，我喜欢。你真了解我。”我回答，从她胖乎乎的食指和拇指之间接过冰冷的饮料罐。
我拉开拉环的时候，饮料发出“嘶嘶”的声音，100万个气泡涌了上来。
我喝了一口。
“好喝吗？”母亲问，一边点着头，一边从她浓密的花白眉毛下面抬起眼睛打量我。
事实上这是一次贿赂。我的思绪回到上一次我试图清扫屋子，找人来帮她的时候。我让从前在橄榄花园一起当女招待的朋友开车载着母亲，连同我给她的那张长得让人发狂的购物清单一起，去了凯马特(64)。而我则带着100多只加厚的垃圾袋，像个疯女人一样开始往里面塞东西。卡莉莎和母亲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客厅完全整理好了，她们回来得实在太早了。凯马特里特价区的粉色运动服卖光了，这让母亲惊慌失措。发现我正在打扫的时候，她尖叫起来：“不！不！不！不！不！”她叫了好几分钟，随后开始猛捶自己一边的脑袋，拳头重得都能留下瘀青。卡莉莎和我把她绑在多年来第一次清走了废物的沙发上。因为我们两个打算在夏末的时候搬到佛罗里达去，所以便顺从了母亲，帮着她重新摆好了那堆垃圾，让她平静了下来。她不断地一遍遍咕哝：“你的房间是你的，波西娅。剩下的地方是我的。你的房间是你的，波西娅。剩下的地方是我的。”卡莉莎听得哑口无言，面无人色。
回到眼前此刻，母亲说：“和你上次在这里的时候记得的味道一样吗？没有糖的青柠檬可口可乐？好喝吗？”
“很好喝。不过佛罗里达也有青柠檬无糖可乐，妈妈。世界上各个地方基本上都能找到，所以你不用存那么多——”
“你的房间就和以前一模一样。我一点儿都没碰过！”
“一间小小的波西娅·凯恩博物馆。就像餐厅一样，我敢说。”
我走进隔壁的房间，里面有一座用外祖父生平收藏的杂志码成的五英尺见方的高塔，《国家地理》杂志黄色的书脊朝外摞着，其余的杂志书脊朝里——谁知道是为什么，说不定那些是旧的色情杂志——整个杂志堆叠得非常高，那盏布满灰尘的廉价金色吊灯就靠在上面，灯链软弱无力地折在一旁。这堆杂志，是房子开始漏水的时候从地下室里搬上来的。餐桌如今在地下室里，每条桌腿下面垫着一块煤渣砖，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就是因为这样做毫无道理，而这是一个癫狂无比、成疯成魔的家。这杂志塔推到人身上都能把人压死。这间房间的墙壁上，从地板到天花板，用胶带粘满了我的照片。一条两英尺宽的通道，隔开了杂志塔的四边和我那成千上万张永远都在衰老的脸。
假如我能看得下去的话，就可以回溯自己的整个人生。
襁褓中的照片。第一天上幼儿园，此后每隔一年就有一张，直到大学毕业。每年的万圣节装束。每一个复活节和圣诞节的打扮。我的肥胖时期。我的粉刺。我的每一个约会对象，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或是过了时的礼服，一边偷偷把花环套上我的手腕，一边假装不看我身患囤积病的母亲那一堆堆灰尘弥漫的破烂，然后带着我去参加舞会——我穿着迪士尼公主似的灯笼袖和闪闪发光的廉价面料做的礼服，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大写字母A的形状。
母亲一生的事业就在那四面墙上。
我是她对这个世界唯一的贡献，这个可怜的女人。
她从没经历过一次有关生存意义的危机，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自然而然，第四面墙上大部分都是肯的相片，还有我婚礼的照片，都是从我寄给她的那本非常昂贵的皮面精装相册里拿出来的，她并没有出现在照片里，因为——尽管肯给她订了一张头等舱机票和一间酒店的海景套房，她却不愿意去巴巴多斯参加婚礼，声称这样做“对一个没结婚的白种女人来说太危险”。
婚礼影像之外，第四面墙上便是我这些年来寄给她的所有照片，都是肯和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拍的——我并不想要重温的场景。然而我早已将它们牢记于心：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在埃菲尔铁塔跟前傻笑，像握着一柄宝剑一样用两只手捧着一根酥脆的法棍；吉萨大金字塔如同一盘佳肴停在我的手掌心上；我在夏威夷穿着一件黑色的比基尼，从一个椰子里小口地喝着掺了甜牛奶的朗姆酒，脖子上挂着一个花环；我在伦敦特有的红色电话亭里假装打电话；在澳大利亚的一家动物收容所里，站在一只考拉身边；我和肯戴着脚蹼和可笑的呼吸装备，在大堡礁浮潜的水下照片；我在里约热内卢，像基督那样伸开双臂，而那座巨大的白色圣像雕塑就耸立在我的肩头——我们在全世界拍下的那么多傻里傻气的照片，最终来到这个梦魇般的地方。我的母亲没完没了地绕着她的《国家地理》杂志塔转圈，推着我走马灯似的人生故事，甚至把积满灰尘的地毯都磨出了一个“〇”，一个由执迷和疯癫组成的永无休止的“〇”，让她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任何奇遇，让她除了围在身边的那堆垃圾之外，再也感受不到任何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象着远古时代的猿人用手指在山洞壁上画画，火把的微光照亮了他们未经开化的脸庞，他们蹲伏在地，画着用线条构成的小人，在不见阳光的荒芜黑暗里，躲避那长着雄踞食物链顶端的巨型利齿、自在横行、胃口惊人的剑齿虎。
母亲现实生活中的剑齿虎是什么？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
现如今我们有电视真人秀、回忆录，还有各种关于囤积病患者的信息和资料，可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该用哪个词语来形容我的母亲。从来没有过诊断，又怎么会有解决的方案呢？那时候，没有人觉得我离奇古怪的母亲足够吸引人，没有人让她上电视，把她的疾病变成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我无法断定那是福是祸。而且无论如何，我已经确信母亲现在是无药可救了。她的心神已经腐烂了太久。有些人你就是没法救活的，无论你有多爱他们。
客厅几乎走不进去，因为母亲用绳子扎起陈年的电话簿和剪下来的过期优惠券建起了一座迷你城市。里面有廉价泰迪熊和塑料脸蛋的洋娃娃搭成的金字塔，还有更多青柠檬口味的无糖可乐，整箱整箱地摞在一起，等着去缓解我那并不存在的干渴；邮购来的约翰尼·卡什和多莉·帕顿(65)的唱片，还放在原先的塑料外壳里，因为母亲并没有唱机；鞋盒里塞满了比我还老的收据、数不清的罐装意大利面酱、从来没打开过的烹饪书；外祖父童年时代收集的棒球卡片和工具，放在几个标着“爸爸的东西”的盒子里；还有其他那么多没有用的物件，堆积如山，摇摇欲坠，让我想起苏斯博士的卡通(66)。
“什么都不要动，”母亲说，“千万别动。我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
“我坐在哪儿呢？”我开玩笑地问，因为除了母亲那把落满食物碎屑的粉色扶手椅之外，哪儿都没法坐。
“你的房间，”她回答，“那是你的地方。我没动过。”
“我汇到你账户里的钱你还存着吗？”
“当然了！我们有很多钱！我有银行的对账单。一张不少！”
“我就知道你有。”
“我绝对不会——”
“妈妈，我离开肯了。我和他结束了。”
“你们会解决矛盾的。夫妻都会吵架，本来就是这样——”
“不，妈妈。他背着我和别人上床。和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还有其他人。他一直对我很不好。他不是人。太可恨。真的非常恶心。我他妈的把我的人生彻底毁了。”
“别这样说脏话，波西娅！在我爸爸的家里不许这样！”
“妈妈，我能在这里待一阵子吗？我现在真是不想住到旅馆里去，也没有精力把从前没能保持下去的友谊重新捡起来，因为我是个宁可要钱也不要真感情的贱女人。”
“你可以住在你的房间里！就在这儿！当然，当然，当然！我可以到街对面的Acme再多买点青柠檬味的无糖可乐。请你留下来。求你了！我非常愿意让你留下来。”
“谢谢，妈妈。不过我觉得家里的饮料已经够多的了，而且我越来越担心我们可能会互相要了对方的命。肯对我不忠的那段你真的听见了，对吗？这是整件事里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多半得要你告诉我你确实是听到了。我真的要离开他了。”
“别急着下结论，波西娅！家人永远是家人。”
“肯出现之前我们俩就相依为命。如今我们也可以的，总会有办法的。我要重新开始。我现在有点儿痛苦。我的心碎了。虽然这话听上去就像高中生说出来的。我应该提醒你我一直在酗酒，而且一时半刻也不打算戒掉。”
“你的房间我没碰过，那是你的地方。无糖可乐也是，青柠檬味的，喝那个吧！那是给你准备的。只要你别碰屋子里的其他东西，好吗？一切都会好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位置，万事万物，就连你也一样。餐厅的墙壁上，还有楼上你的卧室里，那里永远都会是你的地方。有你在家里真好！”
“我不能再过回这种日子。”我对着天花板说。
“你想再来一罐青柠檬味的无糖可乐吗？”
“为什么不呢？”
母亲一摇一摆地绕过她的《国家地理》杂志山，带回一罐全新的青柠檬味无糖可乐。我把我原先的那罐递给她，罐里还是满的。
“这罐新的冰多了。”她说。
我点点头，喝了一口。
确实更冰一点儿。
我环顾整间屋子，望着各式各样收集起来垒得老高的废品，还有许许多多成团的积灰。随后深深地凝视着母亲那病态的、善意的、苍白无神的双眼，她是唯一一个将永远无条件爱我的人，或许是因为她压根儿就是个疯子。
但她确实爱我。
这是我唯一确信无疑的事实。
如果我开口的话，接下来的六个月，她会每隔十分钟就给我拿一罐新的青柠檬无糖可乐——见鬼，是接下来的六年，就算是睡觉，一次也不会超过九分钟——而且她这么做的时候，内心会充溢着无限的喜悦。她觉得她把我想要的东西给了我，这让她完全心满意足。
我用双臂搂住母亲，把脸埋进她丰满的肩膀上，感觉她宽大的文胸肩带勒进了我的下巴。
“波西娅——你为什么这么用力地抱我？”她问道。
“不为什么。”
“我喜欢拥抱！”
“我知道，妈妈。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但是我他妈的毁了自己的人生。”
“请不要在我爸爸的屋子里说亵渎神明的脏话，波西娅。我可不是这样教你的。你外公不准任何人在这间屋子里说不敬的话，我也不准。”
“你确实不是这样教育我的。”我抽噎起来，“是真的。”
母亲摩挲着我的后背，又给了我一罐青柠檬味的无糖可乐，而我只是在她的肩头一边哭泣，一边纳闷我的手臂怎么无法将她完全环住。在她那宽得吓人的文胸肩带上，我的两根中指之间，间隔究竟有几英寸。
我猜是五英寸，然后——默默地——我告诉自己不要哭了。
“我能带你去吃早饭吗？”我问。
“你为什么哭啊，波西娅？”
“我们去饭店里吃早饭吧。”
“现在吗？”
“对。就现在。”
“我这样去行吗？我们要去哪里？哪家饭店？里面有什么人？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呢？现在去安全吗？说不定我们应该等那里人少一些再去。我不知道，波西娅。我就是不知道啊。”
她穿着每天都会穿的粉红色运动服，棕色的污迹像一块块陆地，漂浮在破旧的廉价棉布织成的浅色大海上。她的卧室里至少堆着50套不同的粉色运动服，每当她鼓起足够的勇气搭公交车去沃尔玛，发现有不到9.99美元的特价粉色运动服，就会买下来，她最多就付这点儿钱。所有额外的粉色运动服都还贴着标价签，因为她一遍又一遍地穿着那该死的同一套，而且希望万一她经济拮据的时候，还可以选择把这些多余的运动服退回去换钱。她还有克林顿政府时期(67)的粉色运动服收据，而且没错，她整个人连同这整座房子都恶臭熏天。
母亲每星期到马路对面的Acme去一次，每个星期二晚上的9点43分，因为这个时候停车场里的车最少。她着了魔似的透过客厅的窗户清点车子的数量，还记了一张表格。到现在为止，星期二晚上9点43分作为最佳购物时机已经有些日子了，除非我们上次通过电话之后又变了。她总是孜孜不倦地报告Acme停车场里车子的数量，不管我问还是不问，而我从来不问。她有过去好几十年的记录。这种数据没有市场真是可惜，如果有，她会是食品店停车数统计领域的比尔·盖茨。
“要是你真的爱我，”我说，先发制人，对她的阿喀琉斯之踵(68)发起攻势，“你就会和我一起去这条街上的水晶湖饭店吃早餐。说不定我们可以吃华夫饼。你真该去走走。我得多带你到外面去。你看上去脸色有点儿苍白。”
“去走走！大白天的！他们会看见我的！他们现在有装着摄像头的小飞机了。无人机，那个叫！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无人机还能把人打死呢！世界上随便哪儿都能打！”
“政府没有监视你，妈妈。他们才懒得管你呢，相信我。美国政府只关心有钱人！据我所知，你又没在法登菲尔德(69)住过！”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母亲用右手掌上松软的皮肉轻轻拍着她的额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给奥巴马投票，也不是因为他是黑人。但是他们有记录的！这下我们有个黑人总统了——现如今要相信什么都很难。”
“你已经30年没给任何人投过票了，不管白人还是黑人。”
“那他们会因为我不爱国把我枪毙的！”
“听着，妈妈。”我用食指抬起她的下巴，直到我们四目相交，“我保证，你和我去饭馆吃早饭是不会有事的。我保证。”
“我们可以在这里吃！”
“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地离开家。我发誓。你为我做这一件事，我起码一个星期什么东西也不扔出去。你可以整整七天高枕无忧，而且一个星期很长。等到一个星期过完的时候，说不定我对打扫房子就没兴趣了。我什么也不碰，说话算话。”
“这是我的房子！我爸爸把它给了我！”
“妈妈，专注点儿。去饭店。吃。早。饭。”我说着，用手掌当刀，把那些句号劈进我们之间的空气里。回想起过去的七年，肯和我是如何付清了她的税款和债务，就为了让她能留下这个堪称奇观的小垃圾窝。实际上我们把未来几年的全部费用也都预先付了——税金、有线电视、水费、电费……所有的一切。花的钱比肯每月用来买雪茄和威士忌的要少。
“我不知道。”她说，但她点头的样子让我明白她同意了。
在她把除了眼睛之外的一切统统裹进一条粉红色围巾，把脸遮得能让要求最严格、性别歧视最严重的塔利班成员都满意之后，我们手拉着手走到街上，就像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一样，只不过现在，是母亲等在街角，注视着我的双眼，等着我准许她穿过马路。每当有车辆呼啸经过就畏缩不前，还求我不要放开她的手。
她从头到尾都在颤抖。
像狂风中的树叶一样颤抖。
“我就等在外面行吗？”我们走到水晶湖饭店的时候她问道，“我可以就待在这里，一直到你吃完为止，好吗？我会很乖的。”
“不行。”我回答，拉着她的手臂把她拽了进去。
这里看起来和南泽西(70)的每家饭店一样——雅座，吧台带着永远固定在地面上的吧凳，老年人慢悠悠地啜着咖啡，胖子享用满满一大份能让人发心脏病的油腻美餐，小孩坐在桌面一头的高椅上，独坐的男人翻着老派的报纸。
换句话说，这里就是家。
我们不用等位，却坐到了里间。
“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这样。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母亲说了好几十遍。围巾仍旧盖着她的前额和下巴，让她看上去像一个胖忍者和一只受了伤、没耳朵的复活节兔子的结合体，不过她露出了鼻子和嘴巴。更准确地说，她看上去像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为了她自身的安全，应该被人从街上抓走关起来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玩，”她说，“一点儿也不好玩！”
“你这么做是因为你爱我，相亲相爱的妈妈和女儿会时不时到外面吃早饭的。在南泽西，她们去小饭店里吃，这才叫正常。实际上奥巴马还通过了一项法令，说母亲每个月必须和女儿在外面的餐馆吃两次早餐，不然她们就会被罚很多钱，还会有人来帮她们收拾房子。国会正在考虑用无人机来执行这条法律，还有——”
“别逗我了！我讨厌这样！要罚多少钱？我会付的。只要无人机别来！”
“妈妈，我对上帝发誓，如果你再多抱怨一句，我今天就把房子打扫干净。”
“不！不！不！不！不！不！”她大声尖叫，引得众人转头张望。
我把她逼得太紧了。
是的，我记得你，老朋友，内疚先生。
“嘘，妈妈。放松点儿。对不起！”
“我不要——”
“来点儿咖啡吗？”一个女人说道。
“好的，我们都要。”我回答，因为母亲正盯着她的大腿，假装自己是隐形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她经常这么做。我细细端详了女服务员的脸蛋和染红的头发，然后问：“嘿，你不是丹妮埃尔·巴斯吗？”
“是啊，”丹妮埃尔一边说，一边往母亲的杯子里倒满了咖啡，“我的名牌上就是这么写的……”她盯着我的脸然后说：“啊，我的上帝！波西娅·凯恩？真的是你吗？”
“比你印象中的样子多了几打皱纹而已。”我回答。
“我有多久没见你了——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听说你去佛罗里达逍遥了。嫁给了一个……是个拍电影的吗？”
她客气了。肯有一家公司，拍些极其畅销的色情片，专长是女大学生春假狂想。我猜这名声已经传开了。
我应该补充一句，跟你几十年没见过的故人相遇，在南泽西的小餐厅里相当常见——反正它们本来就像时光机一样——不过你们得在这家餐厅所属的学区里从幼儿园一直上到高中，重逢的魔法才能生效。
南泽西的餐厅也在世界各地发出隐秘的、归家的呼唤，召你回来吞下那些并不健康的食物。
“回家看妈妈，”我回答，莫名其妙地撒了谎，“再来吃一次水晶湖从前的宿醉特效药。”
“您好，凯恩夫人！”丹妮埃尔开口，却没有得到回应。
“我妈妈不是很爱说话。”我说着，冲丹妮埃尔眨了眨眼，只希望她能换个话题。
她点点头说：“噢，这个，我在这里当服务员。和《活在祈祷中》(71)那首歌一模一样。我把工钱和爱带回家。只不过我的名字不叫吉娜。而且我也没有男人。只有一个儿子。他五岁了。你猜他的名字叫什么？汤米。我对上帝发誓，那就是他的名字。他没在码头上工作。那是当然的，因为他刚上幼儿园。还有，我没给他取歌里那个人的名字。他出生的时候我也不在餐馆上白班，只是个愚蠢的巧合。你一定觉得我是个笨蛋。不过我们还是会一起唱这首歌的，我和汤米，通常是洗澡的时候。他很喜欢这首歌。我的小男子汉，还有邦·乔维——永远不老，对吗？永恒的经典。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泽西的女孩子来说。”
“恭喜你。”我向她举起我的咖啡杯，“恭喜你有了汤米，还有其他所有的一切。”
“是啊，我是大赢家。”
丹妮埃尔对她的境况显得如此羞愧，我来不及改变主意就把自己的事情脱口说了出来：“我刚刚当场撞见我丈夫和一个少女上床，所以说不定你的情况还比我好一点儿。我离开他了。”
“哦，我的上帝啊。太恶心了，男人真是猪狗不如。”
“完全同意。”
“我真为你难过。”
“嗯，是啊。”
“至少他和你结了婚。我告诉汤米的爸爸他要当爸爸了的时候，他就跑了。‘噗’的一声，一走了之。就这么消失了，瞬间变成了捐精人。”
“我很难过。”我回答，想起了我自己那不知道姓名的强奸犯父亲。
“说实在的，他走了才好呢。你们想好要吃什么了吗？还是需要点儿时间考虑一下？”
“当然，我知道我要吃什么。”
“说吧。”
“我们都要华夫饼。”
“要鲜奶油吗？”
“妈妈你要吗？”
“我是隐形的，”母亲低声说，“谁都看不见我。”
丹妮埃尔·巴斯扬起了她那染成红色的、铅笔般纤细的眉毛。
“一份要奶油，一份不要。”
“好嘞，波西娅，”丹妮埃尔边说，边把她的记事本塞进了腰间的围裙，“还有你看上去真是他妈的棒极了，就好像时间也奈何不了你似的，也没有皱纹。”
“你是个美得要死的骗人精。”我躲开她的目光，摇了摇头。
“你的前夫是个傻瓜。”
“你看上去也很不错，丹妮埃尔。头发比大概是1986年的乔恩·邦·乔维(72)还美。”我这么说着，因为她仍旧把刘海吹了起来，在眼下的2012年显得有些落伍，即使是在南泽西。
“你知道吗？我在光谱看了《难以捉摸》的巡回演唱会(73)。乔恩·邦·乔维吊着钢丝绳在高空飞来飞去。我妈妈给我哥哥和我搞到了位子。她那时候和——嗯，呵，呵——WMMR电台(74)的一个DJ搞在一起。”
“你真幸运。”
“我会很乐意给乔恩生孩子，当个少女妈妈。”她笑了，“我的那件流苏皮夹克还在。还很合身呢。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的摇滚男明星看起来都像女人似的？为什么那时候雌雄同体的男人会让我们那么兴奋？毒药、威豹、克鲁小丑(75)，主唱都是长得像女人一样的男人。还记得灰姑娘乐队(76)吗？”她眯起眼睛，把一支幻想中的麦克风举到嘴边，唱了起来：“让我摇摆。一，一，一整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