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是什么意思？”塞巴斯蒂安说。他蹲在地上，双手抓着她的肩膀，像是要使劲摇晃她，让她恢复理性。
“我不想走。”
“你在胡说什么？”
“当我没说。”她答道。她的大脑眩晕而肿胀。她尝试回想家宅精灵说了什么，但那段记忆已经开始模糊。她记得自己和家宅精灵交谈的感觉，但已经不记得他的声音是什么样了。
她望着塞巴斯蒂安，他的脸上写满担忧。她记得他们昨晚应该幽会来着。
“对不起，我放你鸽子了。”她说，塞巴斯蒂安大笑。
“下次再约好了。”他说。
攥住她胸口的重压开始释放，她的肩膀渐渐松开，胃里的胆汁悄然散去。她感觉身体就像弹跳后的弹簧。她在慢慢放松——至少感觉起来像是放松。
“你进来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她问。
“我不确定。好像什么都没做吧。”
“我在和人说话吗？我在和谁说话？”
“费伊，”他用手掌温柔地抚摩她的面颊，“你刚才在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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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2>
厄尼·班克斯每次打出本垒打的时候，他多半还有另一种感觉。除了职业技艺的成就感，多半还存在着另一种更丑恶的感觉——该怎么说呢？报复？发泄？伟人之所以能够变得伟大，有一部分原因不就是他必须以伟大的方式对伤害他最深的人做出回应吗？对厄尼·班克斯来说，是年纪和块头更大的男孩说他皮包骨头，是白种男孩不让他打球，是女孩抛弃他投向更聪明、更强壮、更有钱的男孩，伤了他的心，是父母说他该找点更像样的事情去做，是老师说他注定一事无成，是巡警见了年轻黑人就提高警惕。厄尼·班克斯在当时无法证明自己，但此刻他做到了：每一个本垒打都是他的反击，每一个敏捷得难以置信的中外野接球都是他在为自己辩护。他挥动球棒，感觉到那美妙的冲击，知道他又做到了，这时候他肯定感觉到了强烈的职业满足感，但同时他也肯定心想：老子再一次证明了，你们这些混球错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根本因素。这就是此刻布朗警员脑袋里的念头。从某种角度说，这是报复，这是主持正义。
他还想到了和嬉皮姑娘共度的那些夜晚，警车后座上的那些碰撞，她多么希望他用暴力手段对待她，推搡她，掐她脖子，粗暴地拉扯她，留下印记。他对此觉得多么不安、矜持、羞怯。他不想那么做，其实是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觉得那需要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男人：一个不用大脑思考的野蛮人。
然而此刻，他却在用警棍痛揍嬉皮士的脑袋。结果证明，他内心深处蕴藏着海量的野蛮，只是直到此刻才被开采出来。
某种程度上说，这么做让他高兴。他比他想象中更加丰富和复杂。他想象自己此刻和艾丽丝交谈。你以为我做不到，对不对？他砸翻了又一个嬉皮士。你说要我更粗暴一些，好的，老子来了。
他想象对厄尼·班克斯来说，最完美的本垒打肯定是抛弃了他的女孩在看台上亲眼目睹的那一个。布朗想象艾丽丝此刻就在混战中的某处看着他，欣赏他前所未有的活力、力量和野蛮的雄性气概。她深受触动。或者，等她看见了他，看见了他的变化，意识到他已经变成了她一直希望他变成的样子，她一定会回到他身边。
他打中一个嬉皮士的下巴，听见内涵丰富的咔嚓声响，惨叫声此起彼伏，嬉皮士惊恐逃窜，一个警察抓住他的肩膀说：“哎，哥们儿，悠着点。”布朗警员看见自己的双手在颤抖。确实在抖，像是抽搐，他使劲抖了抖，像是手上沾了水。他对此有点羞愧，假如艾丽丝确实在看他，希望她没有看清这个细节。
他心想：我是厄尼·班克斯，正在绕垒奔跑——这个画面充满了宁静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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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h2>
离奇的景象很快变得稀松平常，迅速得令人感叹。没多久，投掷物击中干草市场酒吧的玻璃窗时，客人们已经不再大惊小怪。石块，水泥块，甚至台球——全都嗖嗖地穿过天空，从警察封锁线的脑袋上飞过去，砸在酒吧的窗户上。里面的人已经置若罔闻，即便注意到了，也只会居高临下地说：“小熊队倒是用得上这么一条好胳膊。”
警察算是守住了阵地，但偶尔也会有一群抗议者突破封锁线，一两个年轻人在酒吧窗户前挨揍，然后被拖上囚车。这种事发生了太多次，酒吧里的人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们强迫自己对他们视若无睹，就像在路上经过流浪汉时那样。
电视上，市长继续接受老克朗凯特的访问，后者和平时一样满脸痛悔。
“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老记者说，“你在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支持者。”市长点点头，就像罗马皇帝下令处决犯人。
“完蛋的是你的强硬政策，”探员甲说——“你的蓄意捏造情报。”
外面，警察痛揍把越共旗帜当斗篷裹在身上的大胡子男人，枪托砸在斗篷中央，男人四仰八叉地飞出去，姿势像是在上本垒，脸朝前撞在干草市场的厚玻璃窗上，咔嚓一声闷响淹没在酒吧里吉米·道尔西那甜美的萨克斯风音乐中。
老克朗凯特说：“我不得不称赞您一句，市长先生，芝加哥警察局真是特别友善待人。”
两个警察扑向趴在玻璃窗上的大胡子，警棍雨点般地落在他头上。
“一个人已经自暴自弃时就是这副表情。”探员甲指着老克朗凯特说。
“给他一个痛快吧，谢谢了。”探员乙点头道。
“你想知道一个拳手知道他输定了时是什么样子吗？喏，这就是了。”
与此同时，警察拖走了大胡子男人，在玻璃窗上留下一抹血迹和油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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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2>
比方说一只海鸥，老克朗凯特心想。他最近在绿箭球场看了一场比赛，发现第九局开始后不久，海鸥成群结队地从湖畔飞向体育场。它们是来吃座位底下的爆米花和花生碎屑的。它们对时间的把握让克朗凯特惊叹不已。海鸥怎么知道已经打到第九局了呢？
假如你从海鸥的高空视角看这座城市，芝加哥会是什么样子？多半是个安静而平和的地方。全家人待在屋里，电视的蓝灰色光线在闪烁，厨房里亮着一盏金色照明灯，空荡荡的人行道上只有野猫出没，许多个街区毫无动静，他想象自己在空中翱翔而过，发现除了康拉德·希尔顿酒店周围一两公顷之外，芝加哥是此时此刻全世界最平静的地方。也许这才是应该报道的。不是几千个正在抗议的年轻人，而是几百万没有上街的普通人。为了取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正在寻求的平衡，也许应该派一组人去城北的波兰人社区、城西的希腊人社区、城南的黑人社区，拍摄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画面。为了显示这场抗议只是一个微小的光点，而黑暗要广阔和浓密得多。
电视观众看得懂吗？抗议之类的事件逐渐扩张，将一切都吸了进去。他想对观众说，他们在电视里看见的实景不是现实。想象一滴水，那是抗议。现在你把这滴水放进一桶水里，那是抗议运动。现在你把这桶水倒进密歇根湖，那是现实。然而，老克朗凯特理解，电视的危险在于人们开始通过一滴水看整个世界。一滴水折射的光线成了整个世界的图景。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今晚见到的场面将固化他们对抗议、和平与1960年代的看法。他紧迫地觉得，他的任务就是阻止这个结局。
但他该怎么开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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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h2>
塞巴斯蒂安抓住她的手，领着她离开临时牢房，走进一条煤渣砖砌成的走廊，走廊完全是灰色的，毫无特征。一个警察急匆匆地走出一个房间，费伊看见他就往后缩。
“没事的，”塞巴斯蒂安说，“走吧。”
警察和他们擦肩而过，朝他们点点头。来到走廊尽头，他们穿过一道双开门，走进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红色长毛绒地毯，壁灯绽放金色光芒，白色墙壁装饰华美，给人以法国贵族的感觉。费伊看见一扇门上的牌子，知道了他们在康拉德·希尔顿酒店的地下室里。
“你怎么知道我被捕了？”她说。
他转向费伊，露出精明的笑容：“小道消息。”
他领着费伊穿过酒店的正中，与警察、记者和酒店工作人员擦身而过，所有人都急匆匆地走向什么地方，所有人的脸色都严肃而凝重。他们来到通向室外的厚金属门前，守门的两名警察朝塞巴斯蒂安点点头，放他们过去。他们穿过装卸台，走进外面的小巷，走进室外的开阔地。抗议的声音远远传来，难以分辨的咆哮声似乎同时来自四面八方。
“你听，”塞巴斯蒂安的耳朵侧向天空，“所有人都来了。”
“你怎么做到的？”费伊说，“我们从警察面前走过去。他们为什么什么也不说？”
“你必须向我保证，”他抓住她的双臂，“绝对不会提起这件事，不会告诉任何人。”
“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向我保证，费伊。一个字也不能说出去。就说是我保释了你。没别的了。”
“但你没有保释我。你有钥匙。你为什么会有钥匙？”
“一个字都不能说。我信任你。我帮了你，现在你必须还我这个人情，那就是保守秘密。可以吗？”
费伊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意识到他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一根筋的学生激进分子，他有他的秘密，一层又一层。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反而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了。她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她的内心为他绽放。他和我是一种人，她心想，他也拥有隐秘的浩瀚生活。
她点点头。
塞巴斯蒂安微笑着握住她的手，领着她走出小巷，来到太阳底下。他们刚拐过路口，她就看见了警察、军队和路障，还有路障另一侧公园里的人山人海。他们不再是墙上的黑影，而是变成了有细节和色彩的真人：嫩蓝色的警察制服，国民警卫队士兵的刺刀，前保险杠装上刀锋网的吉普车；人群仿佛涌动的野兽，包围和占领了酒店对面的格兰特[1]像，三米高的格兰特坐在三米高的马背上，人群爬上青铜马腿、马背、马尾和马头，一个勇敢的年轻人继续向上爬，爬上将军的身体，站在格兰特宽阔的肩膀上，有些摇晃但还是站稳了，他举起手臂，在头顶上拼出和平标志，挑衅已经注意到他的警察，警察正要过来把他拖回地面上。他的结局肯定不会美妙，但人群为之欢呼，因为他是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一位，是整个公园里站得最高的人。
费伊和塞巴斯蒂安悄悄溜过混乱的战局，钻进没有名姓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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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h2>
布朗警员继续砸脑袋，周围的警察都拿掉了徽章和名牌。他们用镇暴头盔挡住脸。他们是无名人士。新闻对局势如此发展并不满意。
警察打人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记者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中说。他们要求信息透明，要能够追溯责任。他们说警察拿掉徽章和遮住面容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合法。他们将其与苏联人今年早些时候开进布拉格打得捷克人落花流水相提并论。芝加哥警察局的行为就像那样，记者说。这是西方的捷克斯洛伐克。捷加哥，没多久就有聪明人造出了这个名词。
“在美国，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反过来。”一名同情反战运动的宪法专家就警察隐去姓名一事评论道。
布朗警员还在肆意发泄，所有警察中就数他最兴奋，只有他真的瞄准了嬉皮士的致命部位：头部、心口，甚至面门。他是第一个摘掉徽章和名牌的人，他周围的警察也都拉下了镇暴头盔，摘掉了名牌，但原因不是想加入他的狂欢，而是恰恰相反。他们注意到他有点发疯，而他们无法阻止他，摄像机镜头正在乱转，准备瞄准警方使用暴力的画面，他周围的所有警察都摘掉了警徽和拉下了头盔，因为这个混球显然是不想要退休金了，而他们可不想丢掉自己的那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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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h2>
克朗凯特知道这是他发表评论的惩罚。因为他对市长的访问，提出那些毫无挑战、软塌塌的问题。因为克朗凯特称芝加哥警方为“一群暴徒”，而且是在直播时这么说的。
唉，但他们就是一群暴徒！他对制片人这么说，制片人说他这是主观臆断，他不该这么做，决定警察是不是暴徒的判断应该留给观众来做。他反驳说他只是在描述观察的结果，电视台雇他就是为了这个：观察和报道。他们说他表达了看法。他说有时候观察结果与看法密不可分。
但这些话似乎没有说服他的制片人。
然而警察确实在街上用警棍开瓢。他们摘掉警徽和名牌，用镇暴头盔遮住脸，因而没有了面容，免除了责任。他们把年轻人打得不省人事。他们殴打媒体的人，摄影师和记者，砸烂相机，抢走胶卷。他们甚至一警棍捣在可怜的新闻主播丹·拉瑟的心口上。你管这种人叫什么？当然就是暴徒。
但他依然没有说服制片人。克朗凯特认为警察在殴打无辜百姓。市长办公室说警察在保护无辜百姓。谁对谁错？他不禁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国王请一群盲人描述一头大象。他让一个盲人摸大象的头部，另一个摸耳朵，再一个摸象牙、鼻子、尾巴，等等，然后说：这就是大象。
盲人无法达成共识。他们彼此争论，有人说大象是这样的，有人说是那样的！他们用拳头互殴，国王看着这幅景象，乐不可支。
也许此刻的市长就是这么开心，老克朗凯特给市长喂球，颂扬芝加哥警察是多么训练有素、英勇过人和广受支持。市长的眼睛在放光，老克朗凯特从未见过这么恶心的画面，市长因为击败了一个值得战胜的对手而兴奋。克朗凯特当然是一位值得战胜的对手。你可以想象市长办公室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片人之间打了多少个漫长的电话，经过多少争论和威胁，终于达成某种妥协，因此老克朗凯特只好站在市长面前，赞美不到三小时前他还称之为一群暴徒的那些人。
做这份工作，偶尔吃屎也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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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2>
这一天将近结束，就在日落前，创痛有了片刻喘息之机。警察退回去，陷入惊愕和羞愧。他们不再举起警棍，而是举起了扩音器。他们请抗议者离开公园。抗议者望着警察，等待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这座城市像个受伤的孩童。一个幼儿磕破了脑袋，短暂的延宕过后，纷乱的感官信号汇集变成疼痛，孩子开始哭号。这座城市正处于那段延宕之中，在受伤和痛哭之间，在因与果之间。
人们希望喘息的时间能延续下去。至少艾伦·金斯堡这么希望，他希望这座城市尝到和平的滋味，就不想重新投入战斗了。格兰特公园已经安静下来，他暂停吟唱和念唵，行走在美丽的人群之中。他的包里永远有两样东西：《西藏度亡经》和银色柯达雷丁娜单反相机。他此刻拿出的是柯达相机，他经常用它记录生活中的闪光瞬间，而此刻的光线足够明亮。聚集起来的抗议者席地而坐，嬉笑，唱欢快的歌曲，挥舞自制的旗帜，旗帜上绣着最俏皮的标语。他想用这一切写一首诗。他的相机是一台用旧了的二手货，但很结实，内部依然完好。他喜欢它抓在手里的金属触感、仿佛鳄鱼皮的黑色手柄上的起伏花纹、进胶卷时的齿轮声响，连光明正大贴在正面的“德国制造”贴纸也都那么美丽。他拍了一张人群的照片。他在人群中行走，他们的身体为他分开，他们的面孔对他绽放。他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容，他半跪下去，他记得那是一名学生领袖。橄榄色皮肤，相貌俊美。他和一个漂亮的姑娘坐在一起，姑娘戴着大大的圆眼镜，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显然已经精疲力尽。
费伊和塞巴斯蒂安。他们彼此偎依，仿佛一对恋人。艾丽丝坐在他们背后。金斯堡举起相机。
年轻的男人歪着嘴对他笑了笑，他几乎为之心碎。快门咔嚓一响。金斯堡站起身，露出哀伤的笑容。他继续向前走，广阔的人群、这炽烈的一天吞没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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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h2>
大诗人走开了，艾丽丝拍拍费伊的肩膀，朝她使个眼色：“所以你们两个昨晚玩得开心吗？”
艾丽丝当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费伊向她解释，说有个神秘的警察逮捕了她，她在监狱里待了一夜，费伊不知道那个警察叫什么，也不知道她到底招惹了谁，警察命令她立刻离开芝加哥。艾丽丝吓坏了，因为她立刻就猜到了那是布朗警员。只可能是他。
但她无法告诉费伊。至少现在做不到。坐在这群抗议者之中，听着他们愤怒地辱骂警察，而她和这些警察中的一个有过一段颇为热烈的地下情，她该怎么开口呢？不，她做不到。
艾丽丝紧紧地拥抱费伊。“对不起，”她说，“但你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哪儿都不需要去。我会罩着你的，无论发生什么事。”
就在这时，警察在公园外围集合，用扩音器说：给你们十分钟清场。他们已经这么说了快一个小时。这个要求非常可笑，因为公园里聚集了上万人。
“他们真以为我们会离开？”艾丽丝问。
“恐怕不至于。”塞巴斯蒂安说。
“那他们会怎么做？”费伊说，环顾占领了公园的固执人群，“难道用武力驱散这么多人？”
事实证明，他们正是这么打算的。
开始时只是压缩空气释放的噗的一声轻响，声音很柔和，甚至称得上悦耳——他们向公园发射了一罐催泪瓦斯。在见到瓦斯弹飞过来的那些人眼中，看见它和意识到其中的含义之间有一段奇异的延迟。瓦斯弹沿着抛物线飞上天空，天空美丽得无法容纳它的存在，瓦斯弹似乎在所有人头顶上悬停了一瞬间，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看来就像是北极星，他们的罗盘指向了这个东西，这个奇异而确凿地飞行着的物体。然后它开始下落，呼喊和尖叫越来越响，抛物线落点附近的人接受了它正在飞向他们的事实，明白他们的静坐示威即将被画上句号。弹筒内的成分已经开始泄漏，留下一道橘黄色的尾迹，仿佛一颗正在坠落的流星。它咚的一声砸在草地上，像高尔夫球似的溅起泥土，然后完全引爆。它原地旋转，喷出有毒的浓烟，康拉德·希尔顿酒店的方向传来更多的噗噗轻响，又有一两颗催泪弹落向人群，相对而言的平静和秩序就这么迅速地变成疯狂。人群开始奔跑，警察开始奔跑，公园里几乎所有人都在惨叫。因为催泪瓦斯，因为它侵袭你的眼睛和喉咙。感觉就像滚烫的热油滴进瞳孔，你必须强忍剧痛才能睁开红肿的眼睛，无论你怎么揉都没用。还有咳嗽，像溺水时一样突如其来和难以遏制，肉体反射彻底绕过了意志力。人们惨叫，咳吐，跑向没有催泪瓦斯的地方，这就引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容量问题：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催泪弹落在大部分人群的后方，因此想躲避瓦斯造成的痛苦，你只能朝另一个方向逃跑，也就是密歇根大道、康拉德·希尔顿酒店和密密麻麻的警方路障，因此这个容量问题就是，想跑上密歇根大道的人实在太多，远远超过了密歇根大道为他们留出的容纳能力。
无法阻止的力量就这么撞上了不可动摇的障碍，上万名抗议者的大军正面冲向芝加哥警察局的利齿。
塞巴斯蒂安在人群中，抓着费伊的手拖着她。艾丽丝望着他们，知道他们最不该去的就是那个方向，没有警察把守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跑向仿佛橙色浓雾般悬在半空中的催泪毒云。她喊他们，要他们停下，但她的声音（粗哑而细弱，因为先前一直在吟唱，此刻又吸入了微量催泪瓦斯）淹没在人群的咆哮和呼喊之中，所有人都在四散奔跑，彼此冲撞。她望着塞巴斯蒂安和费伊消失在人群中。她想追赶他们，但某些因素阻止了她。大概是恐惧。对警察的恐惧，尤其是对其中一名警察的恐惧。
她打算回宿舍等费伊。要是费伊不回来，什么也无法阻止她去找到她，但这又是另一个谎言。事实上，她将再也不会见到费伊了。此刻她还不知道，但已经有所感觉，她停下脚步，转身望向抗议者和公园。就在这一刻，费伊拉了一把塞巴斯蒂安的胳膊，因为艾丽丝不见了。费伊停下脚步，转身望向他们来的地方。她希望艾丽丝的面容能在混乱中浮现，但两人之间隔着橘红色的毒气云团。那就等于一道混凝土的墙壁，或者一整片大陆。
“咱们得走了。”塞巴斯蒂安说。
“再等一等。”费伊说。
许多张面容从眼前掠过，但没有一张属于艾丽丝。人们撞上她的肩膀，躲开她，继续逃跑。
艾丽丝已经在催泪毒云的另一侧了。她能看见湖水。她跑到湖边，捧起湖水泼在脸上，平息催泪瓦斯造成的刺痛，她沿着湖畔悄悄溜回住处，她把最喜欢的太阳镜和军装上衣扔在沙滩上，绾起头发，尽其所能地扮演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守法好孩子的角色，就这样永远告别了她的抗议生涯。
“咱们必须走了。”塞巴斯蒂安说。
费伊只好同意，因为艾丽丝已经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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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h2>
顶层总统套房的浴室里，休伯特·H.汉佛莱正在用酒店免费赠送的多芬香皂清洗指甲下的缝隙，在他漫长的沐浴过程中，原本扁圆形的香皂已经变成了长条形。
探员一次又一次伸头进来问：“副总统先生，您还好吧？”
他知道有许多事情要做，可以做事的时间很少，洗一个长达九十分钟的澡不在竞选经理制订的时间表上。然而，要是不洗掉那股恶臭，他就什么事情都没法做。
他的手指已经洗得发紫，皮肤吸饱了水分，看上去像是披在真正皮肤上的一层软毛毯。蒸汽将镜子变成了灰色的不透明物体。
“没事，我很好。”他对探员说。
话虽这么说，但他知道他并不好。因为他的喉咙里忽然一阵刺痒，喉结背后的位置感到轻微的擦痛。他有一个半小时没说话了，此刻一开口就感觉到了生病的第一丝征兆。他试了试喉咙，他宝贵的金嗓子，他的声带和肺部，这几天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些器官，无论是在对全国人民讲话还是在接受总统提名时都用得上——他发了几个音符，哆来咪，最基础的音阶。没错，他感觉到了，针扎般的疼痛，摩擦的烧灼感，软腭有些肿胀。
天哪，坏了。
他关掉淋浴龙头，擦干身体，穿上浴袍，像疯子似的闯进套房的会议区，大声说他要维生素C，现在就要。
几个人好奇地看着他，他说：“我的喉咙有点疼。”语气严肃得像是医生在说这个肿瘤是恶性的。
探员们胆怯地面面相觑。有几个人清清嗓子。其中一个上前说：“先生，有可能不是嗓子疼。”
“你怎么知道？”3H说，“我需要维生素C，我他妈现在就要。”
“副总统先生，很可能只是因为催泪瓦斯。”
“你在胡说什么？”
“催泪瓦斯，先生。标准的使动性武器，先生，用于非暴力驱散人群。会刺激眼睛、鼻腔、口腔，还有，对，先生，喉咙和肺部。”
“催泪瓦斯。”
“是的，先生。”
“在这儿？”
“是的，先生。”
“在我的酒店套房里。”
“从公园飘过来的，先生。警察们在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者。今天，呃，您知道，吹的是东风——”
“风速约每秒六十米。”另一名探员补充道。
“没错，对，谢谢，强风将瓦斯吹过密歇根大道，进入酒店，一直吹到了顶层。先生，也就是咱们这层楼。”
3H此刻觉得眼睛开始流泪，有点烧灼感，就是你切洋葱时的那种感觉。他走到套房的观景窗前俯瞰公园，惊恐逃跑的年轻人、紧追不舍的警察和橘红色烟雾将公园变成了混乱的海洋。
“是警察干的？”他问。
“是的，先生。”
“他们不知道我在楼上？”
对可怜的休伯特·H.汉佛莱来说，这就是他的极限了。这场大会原本属于他，是他的光辉时刻。为什么非得发生这种事？为什么每次到最后都要弄成这样？忽然间，他回到了南达科他老家，汤米·斯科隆普夫正在毁灭他的八岁生日派对，汤米癫痫发作，躺在厨房地板上抽搐，医生接走汤米，父母带着各自的孩子回家，应该送给休伯特的礼物还没拆开就被拿了回去。那天夜里，他内心深处不那么大度的一部分跳了出来，他哭泣不是因为汤米有可能死去，而是因为汤米为什么没死。时间跳到他十九岁，他刚念完大学一年级，成绩不错，他很开心，他擅长念书，他交了些朋友，认识了一个姑娘，生活终于走上正轨，这时候他父母突然叫他回家，因为他们没钱了。于是，他只好回家。时间又跳到1948年，他刚初次当选美国参议员，他父亲忽然急病去世。今天他即将被提名竞选总统，却陷入了争斗、催泪瓦斯、屠宰场、屎尿和死亡的重围。
为什么这种事总是发生在他身上？他为什么总要用悲哀和鲜血来换取胜利？他所有的成功都终结于泪水。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依然是那个失望的八岁小孩，对汤米·斯科隆普夫有一些不妙的念头。直到今天，那天的刺痛依然深入骨髓。
生命中那些最美妙的事物为什么总会留下最深的伤疤？
他聘请管理顾问，正是来纠正这种自毁的负面思想。他默念给自己树立信心的咒语：我是赢家。他取消了要维生素C的命令。他穿上衣服，继续工作。Sic transit gloria mund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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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h2>
老克朗凯特侧向右边，靠在演播台上，这个姿态出现在电视里代表着严肃的沉思和坚强的意志，意味着说话者的工作就是向全国传达坏消息，他就这么靠在演播台上，侧着脑袋，盯着镜头，满脸父辈式的“这个消息给我的伤害比对你的伤害更大”的表情。他说：“民主党全国大会即将”——戏剧性的漫长停顿，好让观众为接下来的话做好准备——“在一个警察国家召开。”
然后他又说：“我似乎找不到其他的表达方式。”他想借此安慰制片人，但不难想象，他们此刻正在主控转播车里摇头，因为他又说出了这种明目张胆的话。
但他必须说些什么，让坐在家里显然不明所以的观众知道一些事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机今天都忙疯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刺，电视台第一次接到这么多电话。对，没错，民众怒火万丈，老克朗凯特说，警察已经失控。
对，民众怒火万丈，制片人对他说，但气愤的对象不是警察。他们说，他们讨厌的是那些年轻人，他们责怪年轻人犯了错误，他们说年轻人咎由自取。
是的，有些抗议者确实不怎么——怎么说呢？——讨人喜欢。他们企图侵犯你的感情。他们总是惹你生气。他们打扮得像是流浪汉。他们头发蓬乱，形容不整。但比起聚集在希尔顿酒店外的民众来说，他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年轻人看上去普普通通，有可能是任何人家的孩子。也许他们一头扎进了他们不甚明白的事情，被卷入了更宏大的社会事件。但他们不是罪犯。他们不是变态，不是激进分子或嬉皮士。他们有可能只是不想被强征入伍，有可能只是真心诚意地反对越战。话也说回来，这年头谁不是这样呢？
然而，镜头里每出现一个倒霉的年轻人被警棍敲脑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会接到十个支持拿警棍的那一方的电话。记者在街头吸催泪瓦斯，回到总部看见来自千里之外的电报，说记者不懂芝加哥在发生什么。老克朗凯特听见这个消息，立刻明白他失败了。他们报道了太多的激进分子和嬉皮士，已经完全挡住了观众的视线。灰色地带不复存在。老克朗凯特对此有两个看法。第一，假如你认为电视能让全国人民坐下来好好对话，用移情和悲悯彼此理解，那么你显然是弄错了。第二，共和党的尼克松无疑会赢得这次总统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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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h2>
计划失败了，警察要求抗议者离开公园，却没有给他们显而易见的出路。在公园聚集已经不再合法，但穿过警方封锁线同样不合法，而公园的四面八方都有封锁线。于是他们陷入经典的两难困境。事实上，只有公园东侧湖畔的一角没有封锁线，但愚蠢的是催泪瓦斯弹恰好落在那里。因此抗议者只能向前冲，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跑在最前面的冲上密歇根大道，像失控的怒涛般直扑康拉德·希尔顿酒店的外墙。他们像水花似的溅在水泥地和砖墙上，然后死死地钉在那里，警察意识到今天的复杂事态中有些因素已经悄然改变。改变的是力量对比。抗议者人数占优，此刻又在绝望中逃命，因此占据了上风。于是警察推搡回去，将人潮导向酒店的外墙，双方互有进退。
塞巴斯蒂安和费伊就在其中的某处。他攥紧她的手，握得她很疼，但她不敢放开。她感觉到自己被裹挟进了涌动的人体洪流，压力从各个方向传来，有时甚至将她抬离地面，游泳或漂流似的悬浮片刻后回到地面，此刻她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保持平衡，站稳了别跌倒，因为人群已经陷入恐慌，一万个惊恐的人就会变成这样：一群愚钝的庞然野兽。要是跌倒，她肯定会被践踏而死。她的惊恐已经超越了惊恐，化作某种冷静和透彻。这是生死之间。她更紧地抓住塞巴斯蒂安的手。
人们奔跑时用手帕捂着脸，用衬衫包着嘴。他们无法忍受催泪瓦斯，无法待在公园里。但另一方面，局势也越来越明显，朝这个方向跑同样是个错误，因为越是接近密歇根大道另一侧安全的黑暗都市，他们能够占据的空间就越是有限。重型机械、围栏、铁丝网、警察封锁线和三十人纵排的国民警卫队像漏斗似的挤压人群。塞巴斯蒂安想去希尔顿酒店的正门，但人群实在太拥挤，人潮实在太汹涌，因此他们偏离了目标，被带到那幢楼的侧面，贴在干草市场酒吧的平板玻璃窗上。
布朗警员就在那里看见了他们。
他一直在人群中寻找艾丽丝。他站在一辆陆军运兵车的后保险杠上，比其他人都高出一米多，他俯瞰人群，在高处望去，芝加哥警察局的嫩蓝色头盔仿佛丛生怒放的毒蘑菇。忽然，一张脸在人群中冒了出来，一张女人的脸，在酒吧旁边。乐观情绪涌上心头：应该就是艾丽丝，因为这是他今天第一次体验到一丝熟悉感，他在脑海里播放的镜头（艾丽丝看见他痛揍嬉皮士，意识到他正是她一直在寻找的野蛮男性）重新开始播放，直到那张脸变得清晰，他失望得无以复加，因为他看见的不是艾丽丝，而是费伊。
费伊！他昨天夜里逮捕的那个姑娘。这会儿应该在监狱里待着。她正是艾丽丝抛弃他的原因。
狗娘养的臭婊子。
他跳进人群，掏出警棍。他向前挤，推开众人，冲向困住费伊的平板玻璃窗。他和费伊之间有几排警察，一大群臭烘烘的嬉皮士被困在这里，渔网里的金枪鱼在翻肚皮挣扎。他用肩膀挤过人群，吼叫：“让一让！背后有人！”警察乐于放他过去，他们和锋线之间又多了一个人。他越来越接近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的边界线，标出这条边界线的是噼里啪啦落下的无数警棍，它们动得太快，就像一台近乎卡住的打字机。他离边界线越近就越是难以移动。周围的一切都在翕动，仿佛它们全是一只庞然病兽的身体器官。
就在这时，一个班的国民警卫队——其中有个人扛着火焰喷射器，但谢天谢地，他没有使用——凿穿密歇根大道上的抗议者人潮，轻而易举地拦截了这群人，将他们和剩余的人群分开，因此康拉德·希尔顿酒店旁的这一小群人发觉他们被困住了：一面是警察，另一面是国民警卫队，背后是酒店外墙。
他们无路可逃。
费伊被压在玻璃窗上，一侧肩膀重重地撞上窗户。再重一点，她心想，恐怕就要断了。她透过似乎在震颤而裂开的玻璃，望着干草市场酒吧的内部，她看见两个穿正装打黑领带的男人盯着她。他们喝着饮料，面无表情。周围的抗议者挣扎闪躲。警棍砸在他们头上，戳在肋骨上，他们倒下后就被拖上囚车，费伊觉得那样反而更好。在警棍砸头和上囚车之间，她宁可选择囚车。但她连转身都做不到，更别说倒下了，压在她身上的那些身体压得就有这么紧。她就快松开塞巴斯蒂安的手了。两人之间多了一个人，费伊和塞巴斯蒂安之间多了一个抗议者，他做的事情和他们两人做的事情毫无区别，简而言之就是逃命和尽可能扛过殴打。这是非理性的求生欲望在起作用。他们无路可逃，但他们依然在逃跑。费伊不得不做出选择，因为假如她抓着塞巴斯蒂安的手不放，她的胳膊肘多半会被压在身上的一个男人折断。另外，背对着警察，她会变成最容易攻击的目标。假如能转个身，她说不定就可以弯腰躲过他们胡乱挥舞的警棍。于是，她做出了决定。她松开塞巴斯蒂安的手。她让他汗津津的手指逐渐滑开，尽管她能感觉到他用上了更大的力气想抓住她，但也无济于事。她的那只手自由了。她收起胳膊，两人之间的男人倒在窗户上——撞得玻璃一阵颤抖，发出脚踩冰块的尖锐破裂声——她转过身。
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个警察在扑向她。
两人对视。就是昨晚在宿舍逮捕她的那个警察。她看清的第一张脸正属于他，他的面容从人群中跳了出来，因为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那张脸，那个恐怖的男人，昨晚她在警车后排座位上痛哭，哀求他放她走，他连看都不肯看她一眼，她望着后视镜里他的倒影，他除了“你是个婊子”之外一言不发。
此时，此地，他又一次找到了她。
他的面容冷静得像个变态狂魔。他挥舞警棍，动作迅速，毫无感情，看上去就像一个人正在割草，没有任何情绪，只知道这是他必须完成的任务。她望着他巨大而凶恶的身躯，望着他挥舞警棍时的蛮力，警棍打在头部、胸腔和四肢上的速度，她知道她企图靠敏捷来躲避警察殴打的想法既天真又难以实现。这个人可以为所欲为。她不可能阻止他。她无力反抗。他步步逼近。
她的解决办法是尽量蜷缩起来。她只能想到这一条出路。尽其所能变成最小的一个目标。她努力缩成一团，收起双臂，低头弯腰，降到比她前面那些人更低的高度上。
这个姿势像是在祈求。内心的所有警铃同时鸣响，往日里纠缠她的情绪再次袭来，就像她被困在逼仄空间内的时候，所有的恐惧同时释放，她像从前一样感觉到惊恐发作即将开始，沉重的分量压在胸膛内，仿佛她在从体内受到挤压。她心想，天哪，千万别是现在，警察还在惩罚凑巧挡在他和费伊之间的每一个人。抗议者高喊“和平！”或“我没有抵抗！”，他们高举双手表示投降，但警察还是痛揍他们，头部，脖子，腹部。他真的很近了。他和费伊之间只隔着最后一个人，一个瘦削的年轻男人，他留着大胡子，穿迷彩服，迅速地认清了形势，挣扎着企图逃开。费伊的肺部锁死了，她感觉到一阵眩晕，身体摇晃不定，直冒冷汗，她的皮肤又湿又冷，她汗出如浆，迅速打湿了额头和脖颈，她嘴里又干又涩，她甚至无法哀求警察不要做他想做的随便什么事情——与此同时，她望着警察推开穿迷彩服的男青年，继续在人群中向前挤，来到了能够摸到费伊的范围内，警察扭动身体，调整角度想在一片混乱中举起武器。但就在这时，他们背后传来了噗噗两声，声音清脆，像是一个人在拍打瓶口。在今天之前，这个声音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但此刻抗议者已经听够了这种声音，他们知道它代表着催泪瓦斯。他们背后有人发射了瓦斯弹。人群对声音和片刻之后升腾而起的烟雾做出相应的反应：恐慌和逃跑，就在警察扑向费伊的时候，人浪也涌到了费伊的面前，他们一起狠狠地撞在平板玻璃窗上。
事实证明，如此重击远远地超过了玻璃的承受能力。
窗户并没有裂开，而是炸成了无数锐利的碎片。费伊和警察还有向玻璃施加压力的诸多抗议者同时跌倒，摔在其他人身上，掉进干草市场酒吧的烟雾和音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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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h2>
这一天过得实在太不寻常，酒吧里的客人花了几秒钟才意识到此刻发生了更不寻常的事情。平板玻璃窗碎了，抗议者、警察和无数锐利的玻璃碎片掉进酒吧。客人们有一瞬间只是傻乎乎地望着这一切，就好像他们在看吧台上方的电视。他们看得入了迷。他们既被眼前的景象吸引，同时也与它格格不入。他们是看客，不是参与者。
就这样，在随后的几秒钟内，抗议者和警察拼命挣扎，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平衡，许多人在酒吧的黑白地砖上扭打，酒吧里的客人被迫而饶有兴味地望着这一幕，大致就是：哇哦。
带劲。
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发生的是催泪瓦斯被吹进酒吧里，警察们勃然大怒，挤过酒吧侧面的新开口，冲出饭店大堂，因为绝对不该在芝加哥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代表和抗议者待在了同一个房间内。
警察得到的命令非常明确：去机场接代表，从代表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保护他们，用警车送他们到康拉德·希尔顿酒店，在军队级别的护送下用大巴送他们去圆形剧场和接他们回酒店——他们是代表的盾牌，是代表的保护罩，将代表和嬉皮士隔离开，因为嬉皮士企图扰乱和威胁我们的民主制度，市长每天都在报纸和电视上重复这番话。（抗议者领袖回应说，假如你隔离开民主制度的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人民，那么民主制度也就不再民主了，但这番话没有见报，市长及其发言人也没有给出回应。）
总而言之，警察气势汹汹地赶来，他们涨红了脸，在挂满各色武器的武装腰带允许的范围内跑得飞快。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在酒吧里的客人眼里终于变得无比真实。催泪瓦斯熏得他们咳嗽流涕，奔跑的警察和乱飞的警棍撞在他们身上，他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看客，而是身在其中的参与者。酒吧外的现实迅速侵入并湮灭了酒吧内的现实：仅仅两发催泪瓦斯。酒吧成了街头的延续。
锋线已经转变。
他们心想，再过多久锋线就会继续向内移动？再过多久他们的旅馆房间也将不复安全？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家人？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在此刻之前，在催泪瓦斯毒害他们之前，抗议只是疯狂的街头剧场。他们想到砖块有朝一日会打破他们家的窗户，想到女儿长大会被大胡子长发、一身烟味的男人勾引，于是连最拥护和平的代表也默默后退，让警察完成他们残忍的工作。
换句话说，天下大乱，混乱加恐慌。费伊重重地摔在地上，另外几个人压在她身上，头部和下巴狠狠地磕了几下，她眼冒金星，使劲呼吸，刚才那一下摔得她都快没气了。她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琐碎的小事上，隔着金星飞舞的绿色与紫色屏障盯着地板，还有周围大大小小的玻璃碎片，有些碎片被已经占领酒吧的混战人群像冰球似的踢来踢去。一切感觉起来都那么遥远。她眨了眨眼。她使劲摇头。她看见奔向她的警察的脚，看见逃跑的客人的脚。她抬起手摸额头，发现头上多了个核桃大小的肿包。她记起片刻之前还在追赶她的警察，看见他面朝上躺在窗口，半个身子在室内，半个身子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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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h2>
他无法动弹。他望着上方，看见了平板玻璃窗上方残余的参差边缘——在大约两米四以上，他视野的等分线。等分线以北是酒吧的铁皮天花板，以南是天空，烟雾缭绕的曚昽黄昏。他倒下时转了半圈，后背着地时感觉到一阵剧痛。此刻，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思考着他此刻的感觉。什么都感觉不到，这就是他的感觉。
其他警察在他周围穿过玻璃窗跳进酒吧。他觉得他必须拉住他们中的一位说些什么，但他不知道他该说什么。总之，他觉得有什么事情非常不对劲。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能感觉到这件事非常重要，比代表或嬉皮士或酒吧都重要。警察在他周围跳进酒吧，越过他跳进酒吧，他尝试对他们说话。但他的声音很轻、很细。他说“等一等”，但没有人停下。他们冲进酒吧，抓起地上的嬉皮士扔回街上，他们用警棍痛揍嬉皮士，说不定也打了几个代表，因为酒吧里太暗，抡起警棍胡乱打人的时候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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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h2>
塞巴斯蒂安爬起来，看见费伊躺在地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起来。她还有点眩晕，有点摇晃，她最想做的莫过于坐进似乎很舒服的酒吧卡座，喝点蜂蜜热茶，然后最好睡一觉——天哪，她多么想睡觉，哪怕是现在，哪怕就在全世界的暴力中心。她依然能看见几颗金星。她的脑袋一定被撞得很重。
塞巴斯蒂安拉着她走，她没有反抗，听凭自己被拉着走。他们没有走向正门——另外几个抗议者正在跑向正门——也没有回到街道上，而是走向酒吧深处，来到最偏僻的角落，那儿有投币电话和卫生间，还有一扇有圆形玻璃窗的银色弹簧门通向厨房。他们走进厨房，希尔顿酒店的工业级厨房，厨房正在疯狂地处理客房服务的订单，客人不敢出门，全都要求酒店把晚餐送到房间去，几十个穿白围裙戴白帽子的男人站在上等牛排和菲力牛柳滋滋作响的煎锅前，站在三明治厨台前制作大得难以想象的巨型三明治，站在酒瓶前将酒杯擦拭得毫无瑕疵。他们看见塞巴斯蒂安和费伊闯进厨房，一个字也没说。他们继续工作。事情和他们没关系。
塞巴斯蒂安拉着费伊穿过喧闹而忙碌的厨房，经过喷吐火焰的烤架和烹制酱汁与面条的炉子，经过洗碗台和刷锅水，一团蒸汽笼罩着他的脸。他们穿过后门，来到垃圾区，垃圾箱弥漫着馊牛奶和死鸡的刺鼻气味，他们穿过垃圾区走进后巷，远离了密歇根大道，远离了噪音和催泪瓦斯，也终于远离了康拉德·希尔顿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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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h2>
布朗警员依然躺在酒吧窗口的一块碎玻璃上，他渐渐明白过来，他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了。先前他倒在某件尖锐的东西上，肾脏附近感觉到一阵刺痛，此刻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一种慢慢扩散的寒意，麻木的感觉。他想起身，但做不到。他闭上眼睛，发誓自己被困在了一辆车底下，感觉起来就是那样。但睁开眼睛，却没有任何可见的东西困住他。
“救命，”他对着天空喊道，一开始声音很轻，但渐渐地，越来越急切，“救命！”
酒吧里已经没有嬉皮士了，客人也全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只剩下两名特勤局探员还没走，他们慢吞吞地走到他身旁，说：“警官先生，你这是怎么了？”但这种轻佻的热络语气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们试着扶他起身，却发现怎么都做不到，还沾了满手的鲜血。
刚开始布朗警员以为他身体底下的碎玻璃割伤了他们，随后意识到鲜血不是他们的，而是他的。他在出血。他在大量出血。
但他怎么可能在出血呢？
因为他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
一名探员在他身旁坐下，一只手紧紧按住布朗警员的胸口。布朗警员对他说：“我没事。”
“那当然，哥们儿。你不会有事的。”
“我说真的。我一点也不疼。”
“嗯哼。你好好躺着别乱动。我们叫人来帮你。”
布朗警员看见另一名探员拿着对讲机说有警官受伤，速派救护车来，他说速派的语气让布朗警员闭上眼睛，说“对不起，对不起”，但对象不是探员，而是上帝，或者整个宇宙，或者此刻正在决定他命运的随便什么因果业力。他为一切事情道歉——他和嬉皮姑娘的幽会，他背着妻子出轨，而且以这么丑陋的一种方式出轨：在黑暗中，在后巷里，在警车后座上，因为他欠缺阻止自己这么做的意志力，而且管不住自己，没有自控能力，他为这些事道歉，他为自己直到此刻才感到懊悔而道歉，但现在为时已晚，他感觉到冰冷在下半身逐渐蔓延，他意识到（但无法感觉到）尖锐的碎玻璃刺穿了脊髓，他不确定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麻烦，但无论是什么，他都觉得很抱歉——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他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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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h2>
全芝加哥的教堂都打开了庇护之门，接纳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摧残的年轻人。他们得到清水、一顿饭和一张小床。白天尝够了暴力的苦头，微小的善意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落泪。外面，骚乱已经散尽，化作零星的打斗和街头混战，少数警察撵着年轻人跑进酒吧和餐厅，冲进或逃出公园。这会儿待在室外并不安全，因此年轻人衣衫褴褛、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这种地方：市区麦迪逊街古老的圣彼得教堂。他们甚至懒得找其他抗议者闲聊，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惨痛的一天。他们懊丧地坐在那儿。神职人员向他们发放一碗碗温热的罐头汤，他们说“谢谢，神父”，他们说得真心诚意。神父给他们温热的湿毛巾，因为毒气熏得他们眼睛充血。
费伊和塞巴斯蒂安坐在第一排长凳上，一言不发但坐立不安，因为他们有很多话想说却不知道如何说起。他们盯着前方的祭坛，精致的祭坛雕像，就是位于芝加哥市中心那座著名的耶稣像：石雕天使，石雕圣徒，石雕的耶稣悬在水泥十字架上，直视前方，底下是两个石雕门徒，就在他的腋窝底下，一个抬头望着他，满脸愤怒和同情，另一个盯着自己的脚尖，露出羞愧的表情。
费伊用右手抚摩头上的肿块。这会儿已经基本上不疼了，摸起来很奇怪：一团异常的生长物，她皮肤下的一颗硬玻璃球。继续把玩这个鬼东西，她就能抵抗住诱惑，不问她渴望知道答案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分钟内逐渐成形，摆脱危险后她收拾思绪，用逻辑和理性的眼光审视今晚的遭遇，这些问题落入了她的脑海。
“费伊，听我说——”塞巴斯蒂安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她说，她再也忍不住了，无论额头的肿块摸起来有多么好玩。
塞巴斯蒂安露出哀伤的笑容。他低头看着鞋子：“唉，对，这个问题。”
“你熟悉那些建筑物附近的道路，”费伊说，“你怎么会知道？还有钥匙。你有牢房的钥匙。还有，你怎么会认识地下室的那些警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塞巴斯蒂安坐在那儿，像个被责备的孩子，他似乎甚至没有勇气直视她。
两人背后，艾伦·金斯堡也来到了这所教堂。他无声无息地走进大门，在疲惫的身躯之间穿梭，祝福沉睡的人们，抚摩还醒着的人的头顶，说赞美奎师那，赞美罗摩，以他特有的方式轻轻摇头，大胡子仿佛一只瑟瑟发抖的哺乳动物。
若是一个月之前，金斯堡的出现会引来许多关注。但此刻他是抗议景象的一部分，示威活动的诸多色彩中的一种。他走来走去，孩子们对他露出精疲力竭的微笑。他祝福他们，继续向前走。
“你为警察工作？”费伊问。
“不，不是的，”塞巴斯蒂安说，他俯身向前，双手互相攥紧，仿佛在祈祷，“更像是我协助他们工作。没有正式的身份，其实连协助都算不上，更像是我们共同合作。我们有着某种共识，某种互惠关系。双方都明白几点简单的事实。”
“什么事实？”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彼此。”
“你和警察。”
“对。警察需要我。警察爱我。”
“今天发生的事情，”费伊说，“看上去不像爱。”
“我提供热度，戏剧性。警察需要理由去打击激进左翼。我给他们这些理由。我印刷小报，声称我们要绑架代表、给饮用水下毒、炸弹袭击圆形剧场，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恐怖分子。警察要的就是这个。”
“所以警察可以像今晚这样，用毒气熏我们，殴打我们。”
“在电视镜头前，人们在家里看得欢呼雀跃。是的。”
费伊摇摇头：“但为什么要帮他们？为什么促成所有这些……”她抬起胳膊挥了半圈，指着逐渐坐满避难所的鲜血淋漓的年轻人——“所有这些疯狂，这样的暴力？”
“因为警察打击得越凶，”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这一方看起来就越强大。”
“我们这一方？”
“和平运动。”他说。“警察越是打击我们，我们的主张显得就越正确，”他靠回椅背上，呆呆地直视前方，“其实真是绝妙。抗议者和警察，进步力量和权威——他们彼此需要，因为他们都需要可供妖魔化的对手。想感觉你真正属于某个团体，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出另一个团体去憎恨。从广告学的角度说，今天之所以如此神奇，这就是原因。”
两人背后，金斯堡在教堂的诸多长椅之间行走，悄然祝福在那里沉睡的人们。费伊能听见他吟唱印度教颂歌的单调声音。她和塞巴斯蒂安望着祭坛，石雕的圣徒和天使。她不知道该怎么看待他。她觉得受到了背叛，更准确地说，她觉得她应该感觉受到了背叛——她从未将自己视为和平运动的一分子，但有许多人这么认为，因此她努力为了他们而感觉受到了背叛。
“费伊，听我说。”塞巴斯蒂安说，他用胳膊肘撑着大腿，呼吸沉重，眼睛盯着地面。“那还不是完整的真相，”他说，“真相是，我没法去越南。”
教堂里的光线开始变暗，抗议者走进大门的涓涓细流已经停止流淌。尘埃落定，人们三三两两地沉沉睡去。没多久，照亮教堂的就只剩下了圣坛上的蜡烛，那是一种柔和的橘红色光线。
“我跟所有人说今年夏天我去了印度，”塞巴斯蒂安说，“其实并没有。我在佐治亚州，军队的训练营。他们本来要送我去越南，但忽然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做个交易。市长办公室的职员，说小伙子我可以帮你走走关系。他们知道我有一份小报纸，在社会运动中有一定的可信度。他们说你刊登这种文章，我们就把你弄出军队。我对上战场连想都不敢想。于是，我就接受了他们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