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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2>
她自己的房间，她自己的钥匙和信箱，她自己的书籍。所有东西都是她的，只有卫生间除外。费伊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宿舍那间洋溢着医院怪味的公用卫生间。死水，肮脏的地面，水槽里漂着头发，垃圾桶里全是纸巾、卫生巾和团成球的棕色厕纸。缓慢腐烂的气味，让她想起森林。就在地面之下，费伊想象着，存在无数蚯蚓和蘑菇。卫生间竟然承载着这么多不顾后果的使用的证据：肥皂碎块与托盘结在了一起，仿佛化石；一个马桶永远堵塞；墙上的黏液就像大脑，记忆着每一个女孩的清洁过程。她心想，假如你仔细查看地面，说不定能在粉红色瓷砖上找到铭刻其中的地球历史：细菌，真菌，线虫，三叶虫。学生宿舍是个糟糕透顶的点子。谁能想到把两百个姑娘关进一个混凝土笼子呢？狭小的房间，公用的卫生间，巨大的食堂——无可避免地让人想到监狱。她们的宿舍，就像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碉堡。混凝土结构裸露在外的建筑物就像殉道者被剥皮后的胸膛——肋骨历历在目。圈大校园内的所有新楼都是这个样子：横平竖直，内外颠倒，袒露构造。她去上课时偶尔会用手指摸过墙壁，涂漆的混凝土仿佛青春痘。她为这些建筑物感到尴尬，疯癫的设计师挖出其内脏挂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宿舍生活来说，她心想，倒是个绝妙的暗喻。
比方说这个卫生间，许多女孩的体液在此处混合。淋浴大开间的地上，腐臭的积水仿佛灰色的胶质。一种蔬菜的气味。费伊穿着拖鞋，假如邻居醒着，她们会从啪嗒啪嗒的声音听出来是费伊在走廊里，但她们都还在睡觉。此刻是清晨六点，卫生间只属于费伊一个人。她可以单独洗澡。她更喜欢这样。
因为她不想和其他女孩一起洗澡，她那些邻居们夜复一夜地聚在狭小的房间里，嘻嘻哈哈，嗑药，谈论抗议和警察，她们来回传递抽大麻的烟管，她们用来拓展心灵的药物，她们跟着号叫的电音歌曲——“就好像这整个世界上的所有人/他们都看不起我！”——她们对着唱机哭泣，仿佛它放了她们的血。费伊隔着墙听见她们的哭号，仿佛是在向某个恐怖神灵做着例行祷告。真是难以想象，这些姑娘居然是她的邻居。怪异的披头族，嗑迷幻药的革命者，按照费伊的看法，她们应该先学一学用过卫生间后该怎么清理干净，她望着墙脚下一团几乎变成纸浆的面巾纸。她脱掉睡袍，打开花洒，等水变热。
每天夜里，姑娘们都在嘻嘻哈哈，费伊听得清清楚楚。真不知道这些姑娘怎么能唱得如此无拘无束。费伊不和她们交谈，她们经过时她总是盯着地面。她们在课堂上咬铅笔头，抱怨老师只教过时的狗屁玩意儿。她们说，柏拉图、奥维德和但丁都是死了几千年的混球男人，对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毫无意义。
她们用的就是这个词——今天的年轻一代——就好像如今的大学生是个新物种，与过去和生下他们的文明世界切断了所有联系。不过在费伊看来，文明世界的其他人也同意这个看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每晚讨论“代沟”的节目里，年长的成年人没完没了地抱怨他们。
费伊走进热水底下，让水打湿身体。花洒头上有一个洞眼堵住了，喷出来的水柱更细也更有力，她感觉到水柱像刀锋似的落在胸口。
刚进大学的这段时间，费伊几乎不和其他人来往。每天夜里，她单独坐在房间里做作业，画出关键段落，在页边上写笔记，听着隔壁房间的姑娘们嘻嘻哈哈。大学的宣传册可没提过这些——圈大出名的难道不是出类拔萃的学风、严格的学术纪律和现代化的校园吗？事实证明，这些承诺没一样是真的。尤其是校园，校园是个钢筋水泥、缺乏人性的恐怖场所：水泥建筑物、水泥步行道和水泥墙壁使得这里并不比停车场更加舒适和有魅力。到处都没有草坪。遍布坑洞和罗纹的水泥大楼让人想起灯芯绒，或者鲸鱼的体内。有些地方的水泥被敲掉，锈迹斑斑的钢筋袒露在外。窗户的宽度绝不超过二十厘米。笨重的建筑物像肉食动物似的俯视学生。
能在原子弹爆炸中幸免于难的就是这种建筑物。
校园里难以确定方向，每一幢建筑物都和其他建筑物一模一样，因此方向变得混乱而毫无意义。二楼高度的步行道覆盖整个校园，在宣传册里听起来很酷——空中步行高速公路——在现实中却是圈大最恶心的地方。宣传册里说，这里是学生聚在一起共享友谊的地方，但通常发生的情况却是你在步道上看见底下有个朋友，你朝朋友嚷嚷挥手，却找不到办法好好聊天。费伊每天都会看到朋友之间互相招手，但接下来又不得不彼此抛弃。另外，无论你从哪儿去哪儿，这条步道都不是最短路径，上下步道的位置隔得很远，你在上面走的路程比在底下走多一倍，而8月中午的阳光会把水泥地烤得能摊煎饼。因此，绝大多数学生只走它底下的人行道，所有学生都在挤来挤去，因为支撑步道的水泥巨柱使得狭窄的走廊人满为患，充满幽闭恐惧的气氛，步道遮住了阳光，底下永远黑乎乎、阴森森的。
有个不能完全斥之为无稽之谈的传闻说，圈大校园是五角大楼设计的，为的是在学生中散播恐惧和绝望的情绪。
宣传册承诺的是适合太空时代的校园，她得到的却是每一幢表面都让她想起老家砾石小路的建筑物。宣传册承诺的是勤奋好学的学生群体，她得到的却是隔壁那些姑娘。她们对学业毫无兴趣，更感兴趣的是如何搞到毒品，如何溜进酒吧、混到免费的酒水和如何性交，她们谈起这个就没完没了，这是她们最喜欢的两个话题之一，另一个是抗议。对民主党全国大会的抗议即将开始，再过几个星期就是。芝加哥将发生一场伟大的战争，情况越来越明朗，这是今年最重要的时刻。她们兴奋地讨论她们的计划：全女性的游行队伍，从湖岸公路开始，用音乐和爱的形式去抗议，整整四天的革命，公园里的狂欢，银铃般的完美人声唱歌，我们要爱抚白鬼子的年轻人，破坏国际圆形剧场的表演，把一根长钉插进美国的眼睛，我们要夺回街道，还有看电视的那些人？我们要在他们眼前进行反美活动。凭借全部能量，我们将阻止战争。
费伊觉得这些烦恼离她很远。她给身上打肥皂，胸部，手臂，腿部，打上厚厚的肥皂。泡沫让她觉得自己是幽灵或木乃伊或通体白色的其他什么吓人东西。芝加哥的水和家里的水不一样，无论怎么冲洗都冲不干净。薄薄的一层肥皂像清漆似的粘在皮肤上。双手摸过臀部、小腿和大腿时感觉多么毫不费力和光滑。她闭上眼睛，想到了亨利。
她回想她在艾奥瓦的最后一个晚上，亨利用双手抚摩她的身体。他的手冰冷而坚硬，伸进她的上衣，贴在她的腹部，感觉像是从河底下捞上来的石头。她倒吸一口气。他停下了。她不希望他停下，但她无法用符合淑女的方式告诉他，而他不喜欢她不像个淑女的时候。那天晚上，他给了费伊一个信封，叮嘱她说到了大学再打开。里面是一封信，她担心又会是一首诗，但实际上只有短短的两行短诗，一下子击中了她：回家来/嫁给我。另一方面，他说到做到，主动加入了军队。他发誓要去越南，最后却去了内布拉斯加。他参加镇暴演练，准备应付接下来不可避免的国内骚乱。他练习用刺刀戳假人，假人的身体里灌满黄沙，穿着嬉皮士的衣服。他练习使用催泪弹。他练习站方阵。他们会在感恩节再次见面，费伊感到害怕。因为她不知道届时如何答复他的求婚。她读了一遍他的信，像对待违禁品似的藏了起来。但她也盼望河岸上的那种时刻，两人单独相处，他可以再次爱抚她。清晨单独洗澡的时候，她总是不自觉地想到这些。假装她的手属于另一个人，或许是亨利。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抽象的男人——在想象中，费伊看不见他，只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一团坚实温暖的男性气息贴在她的身上。她想象着这些，感觉着身上的肥皂、滑溜溜的水、她揉进头发的香波的气味。她转身冲掉肥皂水，睁开眼睛，见到一个姑娘站在卫生间另一头的水槽前望着自己。
“对不起！”费伊惊叫道，因为这是那些姑娘中的一个，她叫艾丽丝。费伊的邻居。长发，面容刻薄，银丝框的太阳镜卡在鼻梁中央，她的视线越过太阳镜，好奇而令人恐惧地打量着费伊。
“对不起什么？”艾丽丝问。
费伊关掉热水，用浴袍裹住身体。
“朋友，”艾丽丝皱眉道，“你这就太过了。”
艾丽丝，她们当中最疯狂的一个。嬉皮士，嗑迷幻药，绿色迷彩服，黑色皮靴，狂放不羁的黑发姑娘，信奉佛教，经常盘腿坐在餐厅的桌子上呜里哇啦地吟诵。费伊听说过艾丽丝的传奇——周末晚上搭车去海德公园，见男孩，搞毒品，走进陌生人的卧室，出来时变得更加一言难尽。
“你总是这么安静，”艾丽丝说，“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到底都在干些什么？”
“我说不准。读书？”
“读书。读什么书？”
“很多书。”
“你读布置给你的作业？”
“应该吧。”
“老师叫你读什么你就读什么，然后拿一个好成绩。”
费伊现在能看清她了，她双眼充血，头发蓬乱，皱巴巴的衣服散发怪味，烟草、大麻和汗水混合在一起的刺鼻气味。费伊意识到艾丽丝没有睡过觉。清晨六点，艾丽丝刚过完那些女孩追求自由性爱的奥德赛之夜。
“我读诗。”费伊说。
“是吗？什么样的诗？”
“各种各样的。”
“好的，念一首给我听听。”
“什么意思？”
“念一首给我听听。背一首。既然你读了那么多诗，应该很容易吧。来。”
艾丽丝的面颊上有一块费伊以前没见过的色斑：聚集在表皮下的红色与紫色。一块瘀伤。
“你没事吧？”费伊说，“你的脸。”
“我没事。我好得很。关你什么事？”
“没什么……有人打你了吗？”
“你管好自己的事就行。”
“好的，”费伊说，“当我没说。我得走了。”
“你不是很友好，”艾丽丝说，“你看不起我们还是怎么着？”
又是那句歌词。《看不起我》。她们每天晚上都放这首该死的歌。整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她们会一连唱上四五遍，而且还跑调。他们看不起我！就好像这些姑娘需要他们——全世界除她们外的所有人——需要被他们看不起，于是就有理由唱这首歌了。
“不，我没有看不起你们，”费伊说，“但我不会向你道歉。”
“为什么道歉？”
“因为我做了我的功课。因为我认真学习。我受够了因此感到内疚。祝你今天过得好。”
费伊走出卫生间，踢踢踏踏地回到宿舍里，她穿上衣服，内心充满了怨毒、悔恨和抽象的恐惧。她坐在床上，抱住膝盖，前后摇晃。她变成了钟摆，摇晃得缓慢而小心。她的头在痛。她把头发向后梳，戴上难看的圆眼镜，她忽然觉得这副眼镜像个精心制作的威尼斯狂欢节面具。她皱着眉头照镜子。艾丽丝敲门的时候，她正在把教科书收进背包里。
“对不起，”她说，“刚才我很没有姐妹精神，请接受我的道歉。”
“没关系。”费伊用最轻的声音说。
“允许我弥补一下吧。今晚我带你出去。有个集会。希望你能去看一看。”
“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
“算是个秘密。别告诉其他人。”
“说真的，没关系。”
“我晚上八点来找你，”艾丽丝说，“到时候见。”
费伊关上门，在床边坐下。不知道艾丽丝有没有看见她在浴室里做的事情，费伊在想到亨利时做的事情：想象他用双手抚摩她。肉体是多么可怕的叛徒，公然泄露头脑的秘密。
亨利的信藏在床头柜最底下一个抽屉的最里面。她把信夹在一本书里。《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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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2>
人们在《芝加哥自由之声》的办公室集合，这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油印传单，自称“街头报纸”。走进一条暗巷，穿过一扇没有标记的门，爬上一段狭窄的楼梯，艾丽丝领着费伊走进一个房间，房门上的标牌写着：今晚开始！女性的性别意识和自我防卫。
艾丽丝用食指敲了敲标牌，说：“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吧？”
她没有用任何方式遮挡脸上的瘀伤。
她们到的时候，集会已经开始。房间里挤了二十几个女人，闻起来像是沥青、煤油、旧纸和灰尘的混合物。油墨、胶水和烈酒的温暖气息悬在半空中，仿佛一团浓雾。各种气味在嗅觉范围内飘进飘出：鞋油，亚麻籽油，松节油。溶剂和油脂的刺鼻味道让费伊想起艾奥瓦的车库和工具屋，他的舅舅们将漫长的下午耗费在摆弄几十年未曾发动的车辆上：在拍卖会上低价购入的大马力赛车，只要能找到时间和足够的劲头，就一年一年、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缓慢修复。她的舅舅们用赛车徽标和海报女郎装饰车库，但这间办公室最宽敞的一面墙上却挂着越共旗帜，比较小的角落里则贴满了往期的《自由之声》，一个头版头条印着芝加哥是集中营，另一个印着今年属于学生，还有在街头与条子战斗等等。墙壁和地板覆盖着一层黑灰，炭黑的保护色将房间里的光线变成了墨绿色。费伊觉得皮肤潮乎乎的，粘上了尘粒。运动鞋很快就脏了。
女人们坐成一圈，有些坐在折叠椅上，有些靠在墙上。无论肤色黑白，她们都戴墨镜，穿军装上衣和战靴。费伊在艾丽丝背后坐下，听此刻演讲的女人在说什么。
“你扇他耳光，”那女人说，一根手指指着天空，“你咬他，你用最大的声音尖叫，就像你尖叫着火了。你打断他的膝盖。你掌击他的耳朵，震破他的耳膜。你竖起手指，抠出他的眼珠。发挥你们的想象力。把他的鼻子砸进脑袋。攥紧钥匙和毛衣针，那就是你们的武器。拿起身边的石块，敲得他脑浆迸裂。假如会功夫，就用功夫。更不用说你们可以反复膝撞他的腹股沟”——围成一圈的女人点头鼓掌，用没错和太对了鼓励讲话者——“膝撞他的腹股沟，高喊你不是男人！击毁他的意志力。男人攻击你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膝撞他的腹股沟，高喊，不能这么做！，别指望其他男人能帮助你。所有男人在心底里都希望你被强奸。因为那证明你需要他们的保护。安乐椅强奸犯，这就是他们”——艾丽丝高喊：“真他妈的对！”其他女人欢呼，费伊不知道该怎么自处。她觉得僵硬和紧张，她环顾四周，看着房间里的二十几个女人，她努力模仿她们自然而然的恶劣姿态，讲演者开始总结陈词：“男人有性能力，而强奸可以替代性地证明雄性机能，因此他们永远也不可能采取措施阻止强奸。除非我们迫使他们。因此，我说我们必须表明态度。不再要什么丈夫了。不再要什么婚礼了。不再要孩子。除非等到强奸绝迹，永远绝迹。彻底抵制生育！我们要让人类文明陷入停顿！”女人得到了激烈的掌声，其他人起身拍打她的后背，费伊正要起身加入喝彩的行列，房间里最远的黑暗角落却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金属摩擦声。所有人扭头张望，费伊第一次见到了这个男人。
他叫塞巴斯蒂安。他系着一条满是油污的白色围裙，擦手的地方抹成了灰色，他蓬乱的黑发像碗似的扣在头上，挡住了他的眼睛，他不好意思地望向众人，说：“对不起！”他站在一台机器背后，机器的构造像是火车头：金属铸造，通体黑色，闪着润滑油的亮光，有着银色的转轴和犬牙交错的齿轮。机器嗡嗡震动，内部时不时响起金属物滚落滑道的叮当响声，就像一把硬币撒在桌上。这个男人——年纪很轻，橄榄色的皮肤，神情羞愧——从机器里拉出一张纸，费伊意识到机器是印刷机，那张纸是一份《自由之声》。艾丽丝对他喊道：“喂，塞巴斯蒂安！你在折腾什么？”
“明天的报纸。”他微笑道，把那张纸拿到灯光底下。
“什么内容？”
“写给编辑的来信。我有一大摞。”
“有看头吗？”
“能炸了你的脑袋，”他答道，把更多的纸张塞进机器底部，“对不起，你们请随意，就当我不在。”
于是众人又转过身，集会继续下去，费伊的视线却留在了塞巴斯蒂安身上。看他如何摆弄旋钮和曲柄，看他如何放下机器的头部，将墨水印在纸张上，看他如何抿紧嘴唇集中精神，看他白衬衫的衣领如何被染成深墨绿色，她心想，他多么像个可爱而马虎的疯狂科学家啊，她感觉与他建立起了联系，就是局外人彼此之间的那种亲近感，这时她听见人群中有人在说高潮。费伊扭头去看说话的人——高个子，金发像瀑布似的垂在背上，脖子上挂着一串珠子，穿亮红色的衬衫，领口开得很低。她俯身向前，提出有关高潮的问题。你们是不是只能在一个姿势下达到高潮？费伊觉得难以置信，房间里还有一个男人，她居然在说这种话。机器在她们背后冲压纸张，搏动的声音仿佛心跳。有人说你可以在两个姿势下达到高潮，甚至有可能多至三个姿势。另外一个人说高潮是虚构的，是医生捏造的概念，用来让我们感到羞耻。羞耻什么？我们没有男人那样的高潮。众人纷纷点头。她们继续讨论。
有人说你吸了大麻可以高潮，有时候嗑了迷幻药也行，但吸了海洛因就不行了。有人说自然状态下的性爱才是最好的。一个女人的男人只有喝醉了才能做爱。另一个女人的男人最近要她灌肠。有个男人在做爱后花了一个小时用拖把和杀菌剂清洗卧室。还有一个女人的男人给自己的阳具起名叫肉泵筒先生。还有一个女人的男人在结婚前只肯口交。
“自由性爱！”有人喊道，其他人大笑。
因为无论报纸上怎么说，这个时代都不属于自由性爱。自由性爱只存在于纸面上，广泛地受到谴责，极少有人实践，遭到了恶劣的宣传。女人赤裸着上身在伯克利校园公开跳舞的照片广为传播，也广受抨击。全美国所有人家的卧室里都在聊着耶鲁大学的口交丑闻。所有人都听说了巴纳德女子学院的姑娘未婚同居。大学女生的下半身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曾经贞洁的姑娘不到一个学期就变成荡妇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杂志文章谴责手淫，联邦调查局提醒民众当心阴蒂高潮，国会派人研究口交的危险。官方言行从未如此露骨。政府提醒母亲注意性爱成瘾的信号，提醒孩童拒绝犯罪和摧毁灵魂的快感。警方直升机飞过海滩，抓捕赤裸上身的女性。《生活》杂志称淫妇有阴茎嫉妒情结，真汉子正在被她们变成娘娘腔。《纽约时报》称无所不在的奸情导致年轻女性患上精神疾病。中产阶级家庭的好孩子纷纷变成同性恋、毒虫、辍学者、披头族。千真万确。知名新闻主播克朗凯特在节目上说的。政客信誓旦旦，说要强硬镇压。他们责怪药物、放任自流的自由派父母、节节攀升的离婚率、下流的电影、脱衣舞俱乐部、无神论。人们惊愕地看着年青一代失控发狂，摇着头去寻找更刺激感官的故事，找到后就一字不落地贪婪阅读。
这个国家的健康标准似乎就是中年男性对大学女生行为的看法。
但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这个时代并不属于自由性爱，而是属于笨拙性爱，尴尬、紧张而无知的性爱。没有人写这种报道，讲述信奉自由性爱的姑娘如何聚集在黑洞洞的房间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她们读过所有的文章，而且深信不疑，因此认为自己确实做错了什么。“我想当个嬉皮士，但我不希望我的男朋友睡其他女人。”许多姑娘发现自由性爱依然与各种古老的命题纠缠在一起：嫉妒，羡慕，权力。这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把戏，自由性爱的真实效果完全比不上它天花乱坠的宣传。
“假如我不想和别人做爱，是不是意味着我是个假正经？”集会上的一个女人说。
“假如我不想在抗议现场脱光，那么我是个假正经吗？”另一个女人说。
“假如你在游行示威中脱掉上衣，男人会认为你是个嬉皮小妞。”
“伯克利的裸体姑娘都拿着花朵。”
“他们卖了许许多多报纸。”
“在乳房上画迷幻彩绘，然后摆姿势拍照。”
“她们是自由的。”
“那算是什么样的自由？”
“她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出风头。”
“她们并不自由。”
“她们这么做是为了男人。”
“否则还能为什么？”
“不可能为了其他原因。”
“也许她们就喜欢呢。”一个新声音怯生生地说，众人扭头去看说话的是谁：戴可笑的圆眼镜的那个姑娘，安静得不正常，直到此刻才第一次开口。费伊的脸涨得通红，低头看着地面。
艾丽丝转身盯着她。“她们喜欢它什么？”她问道。
费伊耸耸肩。她震惊于自己居然敢开口发言，更不用说还冒出这么一句了。她想立刻收回这句话，一把抓住，塞进她愚蠢的嘴巴里。也许她们就喜欢呢，啊，天哪，啊，上帝啊，众人望着她，等她说下去。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掉在一屋子的猫群中间。
艾丽丝侧着头问：“你喜欢吗？”
“有时候吧。我说不清。不，不喜欢。”
她忘乎所以了。她被这个时刻所吸引：所有人都在谈论性爱和裸体，所有姑娘都那么兴奋，她想象自己站在家里卧室的观景大窗前，想象皮肤黝黑的陌生人路过看见她，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她脱口而出：也许她们就喜欢呢。
“你喜欢演给男人看吗？”艾丽丝问，“炫耀你的奶子，于是他们就会更喜欢你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叫什么？”有人问。
“费伊。”她说，姑娘们等她开口。她们望着她。她多么想夺门而出，但那样会引来更多的注意。她蜷成一个球坐在那儿，绞尽脑汁想能说点什么。这时，塞巴斯蒂安从暗处走出来，拯救了她。
“很抱歉打断诸位，”他说，“但我有件事要宣布一下。”
他一开口，众人仁慈地忘记了费伊。她坐在那儿，心潮澎湃，听着塞巴斯蒂安说话——他在说即将开始的抗议活动，市政府不肯批准他们占据公园，但活动还是要按计划举行。“记得转告你们的朋友，”他说，“叫上所有人。我们要聚集十万或更多的人。我们要改变世界。我们要结束战争。没有人会去工作。没有人会去上学。我们要让这座城市停止运转。在每一个路口唱歌跳舞。猪猡们不可能阻止我们。”
听他提到猪猡，条子放声大笑。
因为他们在监听。
他们挤在南边几公里之外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这个所谓的“作战室”位于国际圆形剧场的地下室里，他们在这里监控全市有可能存在的非法活动。今晚，警探在通过无线电监听塞巴斯蒂安的号召和姑娘们空洞无物的闲聊。他们在拍纸簿上记录，评论大学生怎么会如此愚蠢和轻信。《芝加哥自由之声》的办公室已经被窃听了多久？多少个月来着？这些年轻人居然完全不知道。
圆形剧场外是许多屠宰场——芝加哥著名的联合牲畜场，警察走向所谓“作战室”的路上能听见动物的叫声，牛和猪最后的哀号。有些警察一时兴起，爬上围墙向里看，见到铁钩和小车将动物拉离地面，送去处死和分尸，地上满是内脏和粪便，工人不知疲倦地砍开肢体和喉咙——一切都是那么恰如其分。屠夫的弯刀给警察一种透彻感，一种意图的纯粹感，赋予他们的工作某种不言而喻但有帮助的引导性隐喻。
警察监听并记录下所有对话，记下可供起诉的威胁：号召暴力对抗，煽动言论，共产主义宣传，而今晚，他们又有了特别的收获——一个名字，一个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名字，一个新人：费伊。
他们望向新人，他站在角落里，手里拿着记事簿：查理·布朗警员，最近刚从巡警提拔进“红色分队”。他点点头，写下这个名字。
“红色分队”是芝加哥警察局的秘密反恐情报机构，创建于1920年代，目的是监控工会组织者，1940年代扩张，将共产主义者纳入监控范围，如今主要处理以学生和黑人为主的激进左派对国内安全造成的威胁。这是一份光荣的工作，布朗意识到有些年长的警员不怎么认可他和他的晋升：他太年轻，精神过于紧张，短暂的职业生涯乏善可陈。到目前为止，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痛揍脑子进水的嬉皮青年，理由可以是最轻微不过的违法行为（流浪、乱穿马路、违反宵禁），以及用模糊的法律条规打击公开猥亵。作为巡警，他的任务是骚扰他们，希望嬉皮士在不厌其烦之下能主动放弃，去另一片城区或干脆另一个城市。芝加哥就不需要应付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这一代人了。无疑是最糟糕的，尽管他也属于这一代人。他比他痛揍的那些年轻人大不了多少。但制服让他觉得自己年龄更大，除了制服，还有平头、妻子、孩子和养老金，还有他更喜欢去安静的地方，例如不放音乐的酒吧，你在那只能听见嗡嗡的交谈声和偶尔响起的台球碰撞声。还有教堂。去教堂，在教堂里见到其他的巡警：这是一种兄弟情谊。他们是信奉天主教的男人，守护邻里的汉子。你看见他们，拍他们的后背打招呼。他们是好男人，喝酒但不酗酒，对老婆好，自己修房子、造东西，偶尔打扑克，定期付按揭。他们的老婆彼此认识，孩子们一起玩耍。他们从小就住在同一个街区。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也住在这儿。他们曾是爱尔兰人、波兰人、德国人、捷克人、瑞典人，但现在都是百分之百的芝加哥人。市政府发他们养老金，因此对附近想安顿下来的女性来说是个好选择。他们彼此爱护，他们爱这座城市，爱美国，不是小孩子宣誓效忠的那种抽象的爱，而是发自肺腑的爱——因为他们很快乐，他们享受生活，他们过得很成功，他们辛勤工作，养育子女，送孩子去该死的学校。他们曾经看着父辈养育自己，和所有的男孩一样，他们也担心被比较。但他们还是在努力，努力生活，并为此感谢上帝，感谢美国，感谢芝加哥市政府。他们要得不多，但他们的愿望都实现了。
面对这些事情，你很难不从个人角度去思考问题。新生的坏风气吹进你的街区，你很难不觉得这是冲着你来的。这就是个人角度。布朗警员的祖父搬进这片街区时非常年轻。他以前名叫切斯拉夫·布朗尼考夫斯基，乘船登陆纽约时被美国移民局官员起名查尔斯·布朗。家族每一代的长子都继承了这个名字。尽管自从孩子们在一年级左右开始看那部该死的漫画[1]后，他就没少被取笑，但他依然喜欢这个名字——这是个好名字，一个美国式的名字，合并了他家族的过去和未来。
这是一个融入社会的名字。
因此，假如有个外地毒虫、反战流氓、长发嬉皮怪人从早到晚坐在人行道上讨要零钱，吓得老妇人魂不守舍，这当然是个人看法。他们为什么不能融入社会？对黑人来说至少还算合理。假如黑人不喜欢美国，好吧，他还能理解他们的思路。但这些年轻人，这些中产出身的白种年轻人，喊着反美的口号——谁给你们这个权利的？
因此，他的工作很简单：找到城市里的坏分子，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骚扰他们。稍微越界一点也没关系，只要在不会危及养老金或害得市政府和市长丢脸的范围内。对，偶尔会有人跳上电视，通常是东海岸的白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那种人，指控芝加哥警察粗暴野蛮，妨碍公民行使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等等等等。但根本没人在意。有个说法：芝加哥的问题，芝加哥的解决手段。
举例来说，一个“垮掉的一代”小子凌晨两点步行穿过你的辖区，你很容易就能因为违反宵禁令而抓他。众所周知，这种货色很少有人随身携带证件，因此他们说“宵禁令不适用于我，条子”。你可以回答“证明一下”，而他们当然无法证明。太简单了。于是，他们只能在拘留所度过难熬的几个小时了，慢慢领悟你想传达的消息：你们在这儿不受欢迎。
这份工作其实很适合布朗警员——他知道自己的天赋和局限，他没有野心。他满足于当一个巡警，直到偶然认识并赢得了一名嬉皮领袖的信任，他告诉指挥官说他“与一名学生激进分子领袖取得了联系”，而且“已经渗透进了地下组织”，请求调入红色分队——特别是调查芝加哥圈大反美活动的小分队——他们不情愿地答应了。（警队里还没有人员打入圈大，那些学生能轻而易举地分辨出假货。）
红色分队监听特定的房间和电话，偷拍照片，尽其所能破坏反战的极端组织。他认为这升级了他在街头的工作，也就是骚扰和拘捕嬉皮士，只是现在改为秘密做事而已，使用的战术几乎超出了所谓法律的边界。举例来说，他们扫荡了左派激进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办公室，抢走了档案，砸烂了打字机，在墙上喷了“黑人力量”以误导学生。这么做似乎不太符合道德，但按照他的看法，他的旧工作和新工作之间唯一的变化就是手段。他觉得道德价值恐怕是相同的。
芝加哥的社会问题，芝加哥的解决手段。
此刻他得到了一份礼物：一个新名字供他调查，一个新近抵达圈大的激进分子。他把这个名字写在记事簿上。旁边加上一颗星。他很快就会了解这个费伊是什么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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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2>
费伊，室外，草地上，校园里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把报纸轻轻地放在大腿上。她抚平报纸的褶皱，将已经卷曲的边角向回折。这份报纸感觉不像普通的新闻纸——相比之下更硬也更厚，甚至有点像蜡纸。未干的油墨弄脏了她的指尖。她在草地上擦了擦手。她看着报头——总编：塞巴斯蒂安——露出微笑。塞巴斯蒂安不留姓氏的做法既厚颜无耻又扬扬自得。他有足够的名气，因此他在公众中可以只用名字，就像柏拉图、伏尔泰、司汤达、崔姬[2]。
她打开报纸。正是塞巴斯蒂安昨晚忙着印刷的那一期，全是写给编辑的信件。她开始阅读。
亲爱的《芝加哥自由之声》，
你喜欢躲避条子和其他盯着我们批评我们的人吗？就因为我们的服装和发型？我想说我曾经害怕他们，但现在不了。我和他们交谈，说服他们喜欢我，和我交朋友，然后告诉他们我抽大麻。假如他们喜欢你，他们或许会和你一起抽，听你说话。你将让我们的队伍再增加一个人，而我们的数量正在持续增加，我估计全美国有一半人在抽大麻，而缉毒局还以为我们全都是精神病，哈，哈。
今天很热，阳光灿烂，小虫乱飞：蚊蚋直往她脸上撞，眼睛和纸页之间多了几个黑点，就像标点符号在逃离报纸。她驱赶开虫子。她单独坐在草地上，周围没有其他人。她在校园东北边找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被一段树篱与人行道隔开的一小片草丛，位于新建的行为科学大楼背后，这幢楼大概是整个圈大最遭人唾弃的建筑物。所有的宣传册都会提到它，声称它根据场论的几何原理来设计，按照宣传册里的说法，它全新的结构旨在打破昔日建筑结构中所谓的“方形霸权”。堪称时代先锋的结构摒弃了方形，带内切圆的八边形彼此重叠搭成网格。
这个形状为什么在建筑哲学上比方形更好，宣传册一个字也没解释。但费伊能猜到：方形过时、传统、古老，因此就是坏的。她觉得，在这个校园里，无论是对于学生还是建筑物，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循规蹈矩。
因此，行为科学大楼非常摩登，有许多棱角，在实际生活中是一团让人挠头的乱码。互相连接的蜂巢结构打破了全部直觉，走廊曲里拐弯，你走不出三米就必须面对选择方向的难题。费伊的诗歌课教室在这幢楼里，光是找到正确的教室就耗尽了她的耐心和空间知觉。有些楼梯哪儿也不通，尽头只是墙壁或上锁的门，而另一些楼梯通往狭小的楼梯平台，与另外几条楼梯交会，但所有的楼梯看上去都一模一样。看似死胡同的通道实际上出乎意料地连接着另一块区域。你能从二楼看见三楼，却找不到去三楼的明显路径。所有东西都修成环形和斜角，确保无论什么人进来都会迷路，每一个初次走进这幢楼的人都是满脸困惑，他们企图在左右这些概念几乎失效的地方寻找方向。
这里不像学生学习行为科学的场所，更像行为科学专家研究学生的实验室，看学生能在这个荒谬的环境中忍耐多久而不发疯。
因此绝大多数学生对它避而远之，反而成了费伊独自阅读的好地方。
周围的人觉得你脑子不正常？我是说，你属于那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对不？我是说，你们都吸大麻对不对？我当然吸。我工作勤奋认真，邮局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我。我的同事都知道我吸，我是说，他们总问我是不是有某盒茶叶闻着像大麻。今天我真找到了一种像的，他们大多数人都想闻一闻。于是咱就包裹好寄走了。收到包裹的人这会儿估计已经吸上了。他肯定很享受咱的小包裹。说不定正在读咱的小宣言。朋友你好哇。
附近的动静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抬起头，有点担心。假如某个老师看见她在读《芝加哥自由之声》，假如负责管理奖学金的校方行政人员看见她在读鼓吹吸毒、支持越共、反体制的“街头报纸”……唔，他们会对她产生一些不怎么令人愉快的想法。
因此，当眼角余光瞥见一条人影逐渐走近，她立刻从报纸上抬起头。她只看了一眼就意识到这个人不是老师也不是行政人员。他的发型太张牙舞爪了，不可能是那两种人。大家传来传去的名词是拖把头，但他的头发早就超越了拖把，仿佛一朵盛开的花朵，肆意生长。费伊望着他走近，她的脑袋快要塞进报纸了，免得他发现她在盯着自己看，他越走越近，五官变得清晰，费伊意识到她认识这个人。他就是昨晚集会上的那个小伙子，塞巴斯蒂安。
她撩起头发，擦掉额头的汗珠。她举起报纸遮住脸。她用背部贴紧墙壁，还好这幢楼有那么多凸出和转角。也许他会径直走过去呢。
我更愿意和蠢条子分享同一根大麻卷，而不是每次看见他们就落荒而逃，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是说，假如所有人都吸，岂不是皆大欢喜？没有争斗也没有战争！只有一大群快活的人类。这个念头太荒诞了，对吧？
她把脑袋埋进报纸——她意识到这个动作非常可悲，就像鸵鸟。她听见塞巴斯蒂安踩着草坪的脚步声。她觉得面颊的体温升高了十摄氏度。她感觉到太阳穴冒出汗珠，她用手指擦掉汗水，攥紧报纸，举在眼前。
你们这些人，我的同胞，我是说我们所有人，该怎么团结起来呢？我是说至少一千万美国人——好吧，也许只有九百万。我当然想和你们这些好人握手。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地点，举办咱们盛大的“吸草节”，让他们知道咱们到底有多少人。
脚步声停下了。随后重新响起，越来越近。他在走向费伊，费伊用力呼吸，擦掉额头的水汽，默默等待。他来到近处了——可能是三米开外，可能是一米半。报纸遮住了她的视线，但她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假装他不存在未免有点可笑。她放下报纸，看见他在微笑。
“哈喽，费伊！”他说。他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在她身旁坐下。
“嗨，塞巴斯蒂安。”她答道，点了点头，露出最真挚的微笑。
他看起来很英俊，甚至像个职业人士。他微笑。她记得他叫什么，这似乎让他很高兴。疯狂科学家的白大褂脱掉了，此刻他穿着合身的西服上衣（中性米色，灯芯绒）、纯白色的衬衫、海军蓝的细领带和棕色正装长裤。他看起来很体面，符合大众的标准，除了发型（太长，太凌乱，太蓬松），完全是个好男生的料子，你甚至可以领着这么一个他去见父母。
“你的报纸很不错，”费伊说，已经想到了如何在这种情境中表现得讨人喜欢，如何获得他的欢心——支持他，尽量夸奖他，“邮局员工的那封信？我确实认为他说得有道理。非常值得玩味”。
“哎呀我的天，你能想象那家伙组织一场吸草节吗？一千万人？哈，好笑。”
“我不认为他真的想组织一场吸草节，”费伊说，“我认为他只是想确认自己并不孤独。我觉得他似乎很寂寞。”
塞巴斯蒂安假装惊讶地望着她：他歪着头，挑起一侧眉毛，继续微笑。
“我认为他是个傻蛋。”他说。
“不。他只是在找伙伴，他在他们身边可以做他自己。我们谁不是呢？”
“哈，”塞巴斯蒂安盯着她看了几秒钟，“你和其他人不一样，对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擦掉额头的汗珠。
“你很真诚。”塞巴斯蒂安说。
“是吗？”
“安静，但很真诚。话不多，但一开口就说真心话。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说个不停，但一句实话都没有。”
“我应该说谢谢？”
“另外，你脸上全是油墨。”
“什么？”
“油墨，”他说，“脸上全都是。”
她望向指尖，报纸的油墨染黑了指尖，她一下子明白了。“哦，不。”她说，从背包里翻出化妆包。她打开带镜小粉盒，从镜子里看见发生了什么：额头、面颊和太阳穴上，凡是她擦过汗的地方，都留下了一道一道的黑色印痕。这种时刻有可能毁掉她的一天，这种时刻通常会引发胸口发紧和惊恐发作，因为她在陌生人面前做了蠢事。
然而，此刻却不一样，此刻发生的事情让她也大吃一惊。她没有惊恐发作，而是放声大笑。
“我变成斑点狗了！”她叫道，哈哈大笑。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笑。
“都怪我，”塞巴斯蒂安说，递给她一块手帕，“我该用更好的油墨。”
她擦掉脸上的污渍。“对，”她说，“确实怪你。”
“陪我走走吧。”他说。他把费伊拉起来，两人离开树荫，走向校园，费伊的脸蛋干干净净，容光焕发。“你真有趣。”他说。
费伊觉得像是没了重量，很开心，甚至有点轻飘飘的。她这辈子第一次有人说她有趣。她说：“先生，你记性很好。”
“是吗？”
“你记住了我的名字。”她说。
“哦，嗯，你给我留下了印象。因为你在集会上说的话。”
“我说话没过脑子，直接脱口而出了。”
“但你说得对，这个理由站得住脚。”
“胡说。”
“你的意思是，有时候一个人想要性，和她们的政治主张刚好背道而驰，因此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不自在。另外，那伙人喜欢揪住害羞的人不放。你当时似乎掉进了一个大麻烦。”
“我不是害羞，”她说，“只是……”她停下来寻找合适的字眼，用准确而容易理解的方式形容自己，然后完全跳过了自我辩解这一步。“谢谢你替我解围，”她说，“感激不尽。”
“没什么，”塞巴斯蒂安说，“我看见了你的玛阿。”
“我的什么？”
“你的玛阿。”
“玛阿是什么？”
“我在西藏学到的知识，”他说，“我去国外探访了一个教派的僧侣，他们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佛教团体之一。我想见他们是因为他们解决了人类移情的问题。”
“我怎么不知道这里存在问题需要解决？”
“当然存在。问题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的感觉到。因为移情远不是理解他人情绪那么简单的事情，因此移情这种体验不仅属于意识，还属于肉体，肉体像调音叉似的振动，响应他人的悲伤和苦痛。例如，你在你素昧平生的人的葬礼上哭泣，见到吃不饱的孩童让你的身体感到饥饿，看空中飞人表演时你觉得头晕目眩。等等等等。”
塞巴斯蒂安望向费伊，想确定她感兴趣。“继续说。”费伊说。
“好。那么，沿着这条思路走向结论，我们会发现移情成了一种纠缠的印象，一种难以达到的状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我，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没有谁能够真的成为另一个人，这就引出了移情的最大难题：我们能够接近但不可能领悟它。”
“就像光速。”
“没错！大自然拥有一些固有的限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触及它们，完美的人类移情就是其中之一。但这些僧侣解决了这个难题，办法就是玛阿。”
费伊听得如痴如醉。因为有个年轻男人在说这些话题，而且还是在对她说。没有人曾用这种语气对她说过话。她想伸出胳膊搂住他，她想哭。
“你可以把玛阿视为情绪的所在，”塞巴斯蒂安说，“它存在于你的躯体内部深处，胃部附近的某个地方——所有的欲望，所有的渴求，所有的爱、激情与色欲，一个人所有的秘密愿望和需要，全都在你的玛阿里。”
费伊用手掌按住腹部。
“对，”塞巴斯蒂安微笑道，“就在那儿。所谓‘看清’一个人的玛阿，就是理解这个人的欲望——不需要你问，也不需要他说——然后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后半部分同样重要，只有为此做了些什么，‘看清’才会变得完整。因此，男人只有在无须请求的情况下满足女人的欲望才算是‘看清’了它们。女人只有在不需提示的情况下拿食物给饥饿的男人才算是‘看清’了他的玛阿。”
“好的，”费伊说，“我明白了。”
“我热爱的正是移情中的这种主动，也就是一个人必须对另一个人做出超越天然关系的事情。他还必须主动完成这些事情。”
“移情只有通过行动才有可能实现。”费伊说。
“对。我在集会上看见那群人开始挑剔你，于是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这样我就看清了你的玛阿。”
他们来到一片空地，费伊正要向他道谢，却看见前方聚集着一群人，听见了人们的吟唱。两人散步的路上，逆时针绕过行为科学大楼，沿着你在校园里必须采取的曲折路径移动时，她一直能听见轻微的喧闹声。塞巴斯蒂安讲述移情、僧侣和如何看清她的玛阿时，喧闹声变得越来越响。
“那是什么声音？”她说。
“哦，抗议活动。”
“什么抗议活动？”
“你不知道？到处都贴着海报。”
“我大概没注意到。”
“抗议化学之星的活动。”他说，两人走进大学行政楼这个庞然大物门前的院子，行政楼是校园里目前最高大、最让人望而生畏的建筑物。圈大的建筑物以三层矮楼为主，但行政楼是个三十层的怪物。你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它，它屹立于树木之上，顶上比底下更肿胀——没有个性，方方正正，犹如暴君。看起来就像浅褐色的水泥外骨骼附着于尺寸稍微小一点、颜色稍微棕一点的另一幢建筑物上。这幢楼和校园里的其他建筑物一样，窗户也小得容不下一个人。只有最高一层除外。整个校园只有一扇窗户似乎宽敞得可以用来跳楼，它就可疑甚至热情地踞于全校园的最高点——行政楼的最高一层——这个事实让比较愤世嫉俗的学生觉得既恶毒又凶险。
示威者是几十名学生，长须长发，怒气冲冲，他们聚成一群，朝一幢楼高喊口号，朝这幢楼里的行政人员、官僚和校长高喊口号，他们手里的标语牌上画着化学之星的徽标，徽标滴出鲜血或被打上红叉。费伊太熟悉这个徽标了：它就绣在她父亲工作服的胸前，颜色明艳的字母C和S互相交织。
“化学之星干什么坏事了？”她说。
“他们制造凝固汽油弹，”塞巴斯蒂安说，“屠杀妇女和儿童。”
“不可能！”
“真的！”塞巴斯蒂安说，“大学购买他们的清洁用品，所以我们才会抗议。”
“他们制造凝固汽油弹？”她说父亲从没提过这个。事实上，他对工作的事情向来只字不提，从来不说他在工厂里做什么。
“那是苯和聚苯乙烯的混合物，”塞巴斯蒂安解释道，“做成凝胶后加入汽油，就会变成极易燃烧的黏稠液体，烧得越共皮焦肉烂。”
“我知道凝固汽油弹是什么，”费伊说，“但我不知道那是化学之星制造的。”
费伊长大和念书靠的都是化学之星的薪水，此刻她不敢告诉塞巴斯蒂安，以后恐怕也做不到。
而塞巴斯蒂安只是望着抗议人群，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的不安。（他已经停止去看她的玛阿了。）塞巴斯蒂安望着人群边缘的两名记者：一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师。文字记者没有在记录，摄影师也没有在拍照。
“来的人数不够，”他说，“没法上报纸。”
这群人只有三四十个，叫得很凶，他们举着牌子绕圈，吟唱：“杀人犯，杀人犯。”
“几年前，”塞巴斯蒂安说，“十几个人示威就能帮你在第六版弄到十厘米见方的版面了，但如今人们见惯了抗议活动，标准已经改变。每一场抗议都让下一场变得更加稀松平常。这就是新闻业的大缺点：一件事发生得越频繁，就越不值得报道。我们不得不遵循股票市场的规律：持续不断、永不停止的增长。”
费伊点点头。她在想老家的化学之星广告牌：让我们美梦成真。
“我觉得有个办法能保证这件事上报纸。”塞巴斯蒂安说。
“什么办法？”
“有人被捕。屡试不爽，”他转向费伊，“很高兴和你聊天。”
“谢谢。”她心不在焉地说，脑子里还在想父亲，想他下班回来时身上的气味：有点像汽油，还有一些其他气味，令人窒息的刺鼻气味，像是汽车尾气或热沥青。
“希望很快能再次见到你。”塞巴斯蒂安说，拔腿跑向人群。
费伊吃了一惊，大喊：“等一等！”但他跑得飞快，冲向人群附近的一辆警车。他跳上警车的引擎盖，再一步跳上车顶，向天空举起拳头。学生们疯狂欢呼。摄影师拼命按快门。塞巴斯蒂安上下蹦跳，在车顶留下凹痕，他转身望向费伊。他朝费伊微笑，盯着她的眼睛，直到警察抓住他，警察的动作很快，他们把他拽回地面，给他戴上手铐，塞进车里走了。
<h2>
4</h2>
塞巴斯蒂安被重重地按在警车上，下巴撞在引擎盖上。警察很粗鲁。费伊想象他这会儿在牢房里，下巴瘀肿。他需要有人帮他用冰块敷下巴，换绷带，按摩酸痛的后背。费伊想着有没有人——某个特殊的人——能帮他做这些。她发觉自己希望他没有。
她的作业摊在床上。她在读柏拉图。《理想国》，是一部柏拉图的对话录。她读完了布置下来的阅读材料，她知道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寓言里的人活在寓言里的洞穴中，只能看见真实世界的投影，相信投影就是真实的世界。柏拉图的意思大体是说，我们心目中的世界未必符合现实中的世界。
她读完了布置的作业，此刻在读教授没有指定要读的另一个章节。整本书里只有这一章是教授没有指定要读的，似乎有点古怪。然而，这会儿读到一半，费伊大致明白了。在这个章节里，苏格拉底在向一群年长的男教授如何吸引非常年轻的男孩。目的是满足性欲。
苏格拉底的建议是什么呢？绝对不要赞扬那个男孩，他说。不要求爱，不要讨好他。假如你称颂一个美丽的男孩，他说，男孩就会自视过高，变得难以捕获。你这个猎人会吓走你的猎物。你说一个有魅力的人有魅力，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丑陋。因此最好完全不要赞许他，语气不妨稍微刻薄一点。
费伊琢磨着这会不会是真的。她知道每次亨利说她美丽，她都会更加认为他是多么可怜。她因此厌恶自己，但或许苏格拉底说得对。也许最好不要把欲望说出口。她无法确定。有时候，费伊希望她能过上另一种平行的人生，除了她做出的决定外，其他的一切都完全相同。在那种人生中，她不需要这么担惊受怕。她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亲吻男孩，不用担心名声，尽情看电影，不再痴迷于考试和作业，和其他女孩一起洗澡，穿最时髦的衣服，和嬉皮姑娘们坐一张桌子，仅仅为了找点刺激。在那种更有意思的人生中，费伊不必担心任何后果，那会是多么美妙、愉快啊。她这样畅想了十秒钟后觉得这想法太过荒谬。那完全超出了她的能力。
因此，今天的巨大成功——与塞巴斯蒂安相处时愉快而坦诚的困窘时刻——才是如此美好的一个突破。她在一个年轻男人面前让自己陷入困窘，居然还能放声大笑。她涂得满脸都是油墨，发现后却没有惊恐，甚至没有感觉到惊恐，即使此刻也没有执着于这件事，没有被它吞噬，没有在脑海里重现那一刻，没有一遍又一遍地重演那段经历。她决定她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塞巴斯蒂安。她不知道她该说什么，但她必须更深入地了解他。她也知道该去哪儿了解他。
艾丽丝住在隔壁紧挨着消防通道的拐角套房里，那儿是时代青年的避难所，他们大部分是女性，大部分是费伊在集会上见过的那种人，半夜三更跟着唱片号叫，扎堆抽大麻。费伊朝房间里张望（房门几乎总是敞开），几张脸转过来看她，但其中没有艾丽丝。她们说她有可能在“民众法律”，她在那儿有个管理图书的没薪水的职位。
“民众法律是什么？”费伊问，三个姑娘面面相觑。费伊意识到她害自己丢脸了，泄露了自己是个平凡人的事实。这种事总是发生在她身上。
“他们帮助因为抗议示威而被捕的人。”一个姑娘解释道。
“把他们从监狱里弄出来。”另一个姑娘补充道。
“哦，”费伊说，“他们能帮助塞巴斯蒂安吗？”
姑娘们再次微笑。还是那种微笑，但这次有了新的心照不宣的意味。某些事情众所周知，只有费伊除外。
“不需要，”一个姑娘说，“他有他自己的办法。你不用担心塞巴斯蒂安。他被捕了，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出来。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是魔术师。”另一个姑娘补充道。
她们给了她民众法律的地址，那个地址是一家五金店，挤在一幢破旧的两层公寓楼的底层。这幢楼上辈子是一幢金碧辉煌的维多利亚式住宅，如今被分隔成迷宫般的小间，作为住宅或办公室对外出售。费伊四处寻找标牌或大门，却只找到了一般五金店应有的储物架：钉子、锤子、胶皮管。她怀疑那些姑娘是不是给错了地址，要么就是她们在戏弄她。木地板吱嘎作响，她能感觉到地板向最沉重的储物架弯曲和倾斜。她正要离开，店主——一个瘦高的白发男人——问她在找什么。
“我在找民众法律。”她说。
他令人不安地盯着费伊看了几秒钟，似乎在打量她。
“你？”他最后说。
“对。我没走错吧？”
他说民众法律在地下室，出去拐到楼后的巷子里，有扇门能下去。费伊走进那条小巷，这儿只有五六个垃圾箱在接受烈日的烘烤，她敲响了一扇标着“民法”的木门。
开门的是个女人，比费伊大不了多少，说今天没见过艾丽丝，建议费伊去一个叫“自由之家”的地方找她。于是，费伊不得不再次演练整套仪式：承认她不知道自由之家是什么，尴尬的表情，因为不知道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感到尴尬，对方解释说自由之家是个庇护离家少女的场所，禁止费伊向任何男性透露那个地点。
就这样，费伊走进一幢毫无特征的三层红砖建筑物，来到顶楼一套毫无标记的公寓门前，用秘密手法敲响房门（顺便说一句，是SOS的摩斯密码），她在客厅里找到了艾丽丝。这间客厅非常朴素，互不相配的家具无疑是二手货或别人捐赠的，只有几件针织物品还显得稍微有点人气，艾丽丝坐在沙发上，两腿搭在咖啡桌上，正在看一本《花花公子》。
“你为什么在看《花花公子》？”费伊问。
艾丽丝扔给她一个不耐烦的灼人眼神，表达她有多么不在乎这种愚蠢的问题。
“读文章呗。”她说。
在费伊看来，艾丽丝身上最吓人的一点莫过于她似乎根本不在乎别人喜不喜欢她。她似乎不会浪费任何力气去讨好别人，满足他们的愿望、期许、欲求，还有他们对端庄稳重、礼仪和礼节的基本要求。而费伊的看法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想要被喜欢——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因为想要被喜欢的欲望就像社交中必不可少的润滑剂。这个世界并没有复仇成性的上帝，因此在费伊看来，想要被喜欢和融入群体的欲望就成了检验人类行为的唯一标准，她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存在一个复仇成性的上帝，但很清楚艾丽丝和她那伙人都是骨子里的无神论者。她们可以愿意怎么粗鲁就怎么粗鲁，不必担心来世会遭受什么惩罚。你很容易放下戒心。就像和一条喜怒无常的大狗共处一室——那种永远存在的潜在恐惧。
艾丽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仿佛这场对话将造成巨大的精神负担。就好像艾丽丝早就料到费伊会浪费她的时间，而费伊必须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你看看这个女人。”艾丽丝说。她抬起脚放在地上，把杂志扔在咖啡桌上，打开中间折页。这是一张纵向的照片，占据了整整三页。费伊首先感觉到的是震惊，她的肚子里好一阵翻腾，因为她发现她在看自己绝对不该看的东西。震惊过去之后，费伊歪着头仔细查看照片，她的第一个想法是照片里的年轻女人似乎很冷，生理上的冷。她站在游泳池里，背部略微侧对镜头，从腰部向外转动，因此躯体以侧影为主。她站在美丽的青绿色池水里，抱着一个充气玩具，那是一只天鹅，她抱着天鹅的长脖子，把天鹅贴在脸上，像是能在那里得到一丝温暖。她当然赤身裸体。臀部和后腰的皮肤似乎很粗糙，因为起了鸡皮疙瘩而变得仿佛鳄鱼皮。臀部和大腿根挂着水珠，大腿有几厘米没入了水面之下，但也仅仅只有那几厘米。
“我这是在看什么？”费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