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这么说的！但广告部那帮人说冰鲜让产品显得更有趣。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更有趣。”
“当然我也要说，冻鲜这个词也不算全对，”萨缪尔说，“更像个不是名词的词被强行打扮成名词。”
“我的儿子，英语系教授。”
“我总觉得这是为了修饰前面的词。比方说金枪鱼三明治，或者谷物脆片。”
“广告部那帮人成天做的就是这种事。他们说，三十年前你写个简明扼要的陈述句就能过关了：真美味！要快乐！但如今的消费者更有鉴赏力，所以你必须玩弄语言花招。品尝美味！找到你的快乐！”
“我有个问题，”萨缪尔说，“一样东西怎么可能既农场鲜采又冷冻呢？”
“会停下来思考这种事的人比你想象中要少得多。”
“一旦冷冻了，按照定义，不就不再是农场鲜采了吗？”
“这是个触发词。假如他们想向时髦人群营销食物，就会说农场鲜采，或者手工制作，或者本地生产。向新千年一代，他们会说复古。向女性，他们会说低脂。你可千万别逗我说那些农场鲜采食品的来源是引号农场引号完。我是艾奥瓦人。我知道农场是什么样。那地方绝对不是农场。”
萨缪尔的手机叮咚一声，他收到了新短信。他本能地伸手去掏口袋，忽然停下，把双手叠放在桌上。他和亨利对视了几秒钟。
“你不看吗？”亨利说。
“不看，”萨缪尔说，“我们在谈话。”
“说不定有要紧事。”
“我们在谈你的工作。”
“不算真的谈。更像你在听我抱怨，又不是第一次。”
“还有多久能退休？”
“哦，太久了。但我已经在数日子了。等我最后滚蛋的时候，最高兴的肯定就是广告部那帮人。你该看看我怎么和他们吵的，他们想把墨西哥辣椒爆米花叫作辣弹风暴，把奶酪味脆薯条叫作芝士嘎嘣脆。辣弹风暴，嘎嘣脆。不，谢谢，免了。”
萨缪尔记得他父亲得到这个职位、搬家来到溪林镇的那天有多么高兴——他们终于搬出拥挤的公寓楼，来到满眼翠绿、房屋间距合理的橡树谷弄，某些事情发生在了他母亲身上。他们第一次有了院子和草坪，他父亲想养狗。家里有洗衣机和干衣机，再也不用在星期天下午跑洗衣房了。再也不用拎着百货杂物走五个街区了。再也不用忍受小流氓乱划汽车了。再也不用听楼上的夫妻打架、楼下的婴儿哭号了。他父亲欣喜若狂，母亲却怅然若失。夫妻之间有可能争执过，她想留在城市里，他想搬去城郊。天晓得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父母总是会向孩子隐瞒另一部分更值得玩味的生活。萨缪尔只知道母亲输掉了这场争执，她对失败的所有象征皱起眉头——宽大的茶色车库门，后院露台，中产阶级的烧烤架，满是快乐、安全、养儿育女的白人私密街区。
亨利肯定觉得他把这辈子都安排好了——一份好工作，一个家庭，一幢漂亮的城郊住宅。他一直以来想要的就是这些，结果当梦想分崩离析的时候，情况才会那么糟糕，甚至险些打垮了他的整个人。首先是妻子抛弃了他，然后工作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那是2003年了，亨利在那家公司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再过短短十八个月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提前退休了，美好未来近在眼前，他已经开始制订旅行计划和考虑新爱好——这时公司忽然申请破产。更恶劣的是，公司在宣布破产前的两天向全体员工发送了“万事安好”的通知，宣称破产传闻完全是谣言，请大家捂好手里的股票，不妨再多吃进一些，因为公司股价此刻被严重低估，亨利就这么做了，但后来人们发现CEO赶在这个时候甩掉了他的全部股份。亨利的退休计划完全放在此刻变得一文不值的公司股票上，而公司摆脱破产困境并重发股票时，只补偿了董事会成员和华尔街大投资商的损失。亨利因此成了个穷光蛋。他积攒多年的养老金在一天之内蒸发殆尽。
那天，当他终于意识到退休必须推迟十年甚至十五年的时候，亨利脸上的困惑表情与费伊失踪那天如出一辙。本应保护他的东西再次背叛了他。
如今，他只剩下了愤世嫉俗和谨慎提防。不再相信任何承诺的人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普通美国人每个月吃六份冷冻餐，”亨利说，“我的任务是把六变成七。我不知疲倦地为了这个目标工作，有时候连周末也不休息。”
“听起来似乎没多少热情。”
“问题是，办公室没人有长远眼光。他们眼睛里只有下个季度的账目和下一份盈利报表。他们看不见我看见的东西。”
“你看见了什么？”
“无论我们如何识别新的空白市场，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努力只会毁灭它。这就像我们的指导原则，我们的根本哲学。1950年代，斯旺森发现全家人总是坐在一起吃饭，于是想打入这个市场。他们发明了电视餐。结果家庭意识到他们并不需要坐在一起吃饭。销售家庭餐反而导致了家庭餐的灭绝。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摧毁自己的市场。”
萨缪尔的手机又是叮咚一声，另一条新短信。
“有完没完啊，”亨利说，“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离不开手机。你就看一眼吧。”
“抱歉，”萨缪尔说，掏出手机查看短信。发信人是庞纳吉，内容：我天，找到照片里的女人了！！！
“对不起，一秒钟就好。”萨缪尔对父亲说，在手机上输入文字。
什么女人？什么照片？
你老妈1960年代的照片！我找到照片里的女人了！！
真的？？
快来荡妇场，我全告诉你！！！
“感觉就像我在找公司里的实习生谈事情，”亨利说，“你的脑袋同时在两个地方。对任何东西的关注都是皮毛。我不在乎这么说是不是让我像个老头子。”
“对不起，老爸，我得走了。”
“你永远坐不住十分钟，总会忽然有事，总是这么忙。”
“谢谢你的饭。回头打电话给你。”
萨缪尔驱车向南疾驰，来到庞纳吉居住的城郊。他在荡妇场的紫色灯光下停车，快步走进室内，看见他的《精灵世界》战友坐在吧台前看电视，一个很受欢迎的美食频道正在播放极限大胃王节目。
“你找到照片里的女人了？”萨缪尔一边坐下一边说。
“对，她叫艾丽丝，住在印第安纳，在超级远的穷乡僻壤。”
他递给萨缪尔一张照片——来自互联网，打印在复印纸上：一个女人，站在沙滩上，阳光灿烂，她对镜头微笑，戴软踏踏的绿色大遮阳帽，穿登山靴、工装裤和印着“快乐露营者”的T恤。
“真的是她？”萨缪尔说。
“百分之百。1968年拍示威现场那张照片的时候，她就坐在你母亲背后。她亲口对我说的。”
“有意思。”萨缪尔说。
“最带劲的？她和你母亲曾经是邻居。大学宿舍里的邻居。”
“她会对我开口？”
“我已经安排好了。她明天等你去。”
庞纳吉递给他一份电子邮件的打印件，上面还有艾丽丝的地址和去她家的路线图。
“你怎么找到她的？”
“补丁日闲得发慌。没啥了不起的。”
他再次望向电视：“噢，快看！你觉得他真能吃完那东西吗？我猜他能。”
他指的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这个男人有个著名的本事，他能吃下多得荒谬的食物，却不会昏迷或呕吐。他的名字刻在全美国几十家餐厅的“名人堂”铭牌上，原因是他征服了招牌大餐：两公斤的上等腰肉牛排、超级加大号的汉堡披萨、比新生婴儿还重的玉米煎饼。他那张脸肉乎乎的，一看就知道他全身上下都覆盖着六毫米厚的多余脂肪。
主持人正在用多姿多彩的语言评论大厨，他们似乎在一家廉价餐馆的厨房里，大厨正在用褪色的大号煎锅做土豆煎饼，他将土豆泥做成象棋棋盘大小的一整块。大厨在土豆煎饼上堆了两把碎香肠、四把碎培根、牛肉末、洋葱碎块，然后撒上白切达或莫苏里拉或蒙特里杰克奶酪的碎末，融化的白色奶酪彻底盖住了肉制品。屏幕右上角有几个字：纪念9·11。
“哥们儿，我欠你一个人情，”萨缪尔说，“太谢谢你了。有什么需要的话，尽快开口。”
“不用客气。”
“我说真的。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没什么。我挺好。”
“行，要是有，千万告诉我。”
大厨在白色奶酪层上加了六大团酸奶油后抹平。他将这整整一大块卷成一根柱子，煎土豆的一面向外，然后切成两半，把它们竖着放在白色餐盘上。两根柱子的外壳有几处破损，奶油和脂肪流淌出来。这道菜名叫“双子塔爆肠大餐”。主持人在就餐区坐下，周围是因为能上电视而兴高采烈的客人。金黄色的土豆肉卷摆在他面前。他请众人默哀片刻。所有人都低下头。镜头推向流出白色浆液的爆肠大餐。镜头外的某个人向观众打暗号，他们开始大喊“吃！吃！吃！吃！”，主持人拿起刀叉，切开爆肠大餐的脆皮，挖了一团滴淌肉汁的土豆泥塞进嘴里。他咀嚼片刻，直视镜头说：“够分量。”观众大笑。“朋友，我看我好像吃不完。”切广告。
“真的？”庞纳吉说，“好吧。确实有件事你能帮我一把。”
“尽管开口。”
“我有一本书。”庞纳吉说，“好吧，更像是个写书的点子。一部悬疑惊悚小说？”
“通灵侦探故事。我记得。”
“对。我一直想写这本书，但我不得不推迟写作，因为在动笔前我有许多任务必须完成——你要明白，读者会希望我知道警察是怎么办事的，司法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因此我必须先找个真正的警探跟他待一段时间，意味着我必须找到一名警探，向他解释说我是作家，正在写一本和警察办案有关的小说，我需要在执法岗位上待几个晚上，感受一下真正的警察行话和流程的味道。诸如此类的。”
“没错。”
“你明白的，实地调查。”
“对。”
“但是呢，呃，要是直接写信给警探，我担心他们不会相信我是个作家，因为我从没出版过任何作品，警探肯定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警探必定知道该怎么调查事情。因此在我联系警探之前，我必须先在几本文学杂志上出版几个短篇，最好能获几个小奖，这样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称作家了，然后警探肯定会更倾向于允许我跟着他执勤。”
“应该吧。”
“更不用说我这本书写的是超感官知觉和其他超自然心灵现象了，我需要大量阅读，否则就不可能写得真实可信。说真的，我在动笔前有那么多事情必须完成，我都觉得我找不到驱动力了。”
“具体说说，你要我做什么？”
“要是能有出版商预订我这本书，那么我联系的警探自然而然就会相信我是个作家，另外我也会有动力去拿起笔开始写作了。另外还有预付款，我需要资金来翻修家里的厨房。”
“所以你希望我把你的书介绍给我的出版商？”
“对，要是不太麻烦的话。”
“没问题。交给我。”
庞纳吉笑着拍了一把萨缪尔的后背，转身继续看电视。那个男人已经吃完了半份爆肠大餐，两根柱子被他消灭了一整根，另一根的结构稳定性正在逐渐瓦解，土豆肉碎变成了黏糊糊的圆锥体。主持人疲惫地看着镜头，表情属于踉跄站立、精疲力尽但还在努力保持清醒的拳击手。大厨说他几年前创作“双子塔爆肠大餐”这道菜是为了“永远铭记”。主持人盯着另一根柱子，缓慢地移动刀叉。叉子明显在颤抖。好心的观众递给他一杯水，他没有接受。他吞下又一口食物。他看上去很憎恨自己。
萨缪尔望着艾丽丝的照片，琢磨着1968年意气风发的抗议者怎么会变成这么一个人，她身穿工装裤和反讽T恤走在沙滩上，看起来既快乐又自在。两个迥然不同的人怎么会栖息在同一个躯体里？
“你和艾丽丝谈过了？”萨缪尔说。
“对。”
“感觉怎么样？你对她的印象如何？”
“她似乎对葱芥特别感兴趣。”
“葱芥？”
“对。”
“是什么俗语吗？”
“不。就是字面意思。”庞纳吉说，“她对葱芥超级感兴趣。”
“我不懂。”
“我也不懂。”
电视上的男人已经吃到了最后几口。他疲惫不堪，凄惨万分。他的额头搁在桌上，伸出双臂，要不是他还在沉重地喘息，而且浑身大汗淋漓，他看起来完全就是个死人。他几乎吃完了整道菜，观众看得如痴如醉。大厨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接近胜利。人群高喊着“USA! USA!”，主持人颤抖地举起叉子，最后一口食物高高地插在顶上。
<h2>
4</h2>
艾丽丝家屋后的森林里，她跪在柔软而有弹性的地面上。她抓住一小把葱芥向上提——用力不太大，也不是垂直向上，她的动作很轻，左右晃动几下，让菜根摆脱沙质土壤，而没有折断根须。这是她在大多数日子里做的事情。她在印第安纳州的山丘树林中漫步，清除丛生的葱芥。
萨缪尔站在二十步开外望着她。他脚下是一条穿过森林的砾石小径，连接了艾丽丝居住的小木屋和远处的车库。按照城区的标准，这条小径很长，大概有四百米，要翻过一道小丘。他爬上山坡，艾丽丝的狗叫了起来。
“问题在于种子，”艾丽丝说，“葱芥的种子能存活好几年。”
她在密歇根湖南岸的山丘间打这场只有她一个女人参与的漫长斗争。这种外来的芥类植物从欧洲原生地来到印第安纳州的森林中，开始杀灭本地的花草、灌木甚至树木。假如她不在这里发动反击，那东西只用几个夏天就会彻底取胜。
昨天，她正在读她管理的一个芝加哥地区入侵物种在线讨论版，她的工作是看见发错分区的帖子就通知发帖人并把帖子转移到其他的讨论版去。她管理得井井有条，拾掇数字世界的手段完全模仿了她大多数日子在树林里的行为：剪除不属于这儿的东西。全世界所有网站每天都在遭受数不胜数的垃圾信息轰炸，其中以男根增大药、色情物品和天晓得说什么的西里尔字母内容为主，连最小和最专业的网站也需要管理员认真巡视讨论版，删除不想要的帖子、广告和垃圾信息，否则没有意义的信息就会淹没讨论版，网站也就变得毫无用处了。假如艾丽丝不去清理葱芥，不陪狗和伴侣，时间就会全花在这种事上，反击步步进逼的混乱，在二十一世纪的疯狂中寻找启迪和秩序。
她在笔记本电脑上查看入侵物种讨论版，见到一个叫“斧人”的家伙发了一个帖子：“你认识这张照片里的女人吗？”怎么看都像垃圾信息，因为它毫无必要地使用大写字母，更因为它和讨论版名义上的特定主题——忍冬（金银忍冬、马氏忍冬、贝氏忍冬、郁香忍冬和鞑靼忍冬）——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她正要把帖子转移到“灌水版”并责怪斧人发错了讨论版时，却不小心点开了帖子里的照片，她不敢相信她的眼睛，因为她看见了自己。
照片拍摄于1968年，芝加哥那场盛大的抗议活动。照片里的她戴着旧墨镜，身穿军装，盯着镜头。天哪，她当年可真酷。她在公园里，草地上全是狂欢的学生。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她背后是各种旗帜、标语以及芝加哥那些著名建筑物的天际线。费伊坐在她前面。她不敢相信自己见到的是这张照片。
她联系斧人，斧人牵线联系到一个名叫庞纳吉的怪人，庞纳吉牵线联系到萨缪尔，萨缪尔第二天就来找她了。
萨缪尔站在她十几步开外，远离这一丛茂盛的野草，乍看之下它们没什么特别的，实际上却是葱芥。一株葱芥的每根枝杈都有几十粒种子，种子会卡在你的鞋跟里、袜子内、裤腿上，随着走动而传播。她不许萨缪尔靠近它们。艾丽丝穿着齐膝高的塑胶靴，看上去很适合跋涉穿越沼泽或湿地。她带着黑色塑料袋，小心翼翼地裹住每一株葱芥，防止拔出葱芥时有种子撒落。每一株葱芥有几百粒种子，她不允许任何一粒逃脱。她拿着装满了葱芥的塑料袋，动作小心翼翼，将口袋与身体保持一定距离，那样子就像是口袋里装着小猫的尸体。
“你怎么会卷入这种事？”萨缪尔问，“我说的是葱芥。”
“我刚搬到这儿来的时候，”她说，“葱芥正在杀死本地所有植物。”
艾丽丝的木屋俯瞰密歇根湖边的一座小丘，是你在印第安纳州能找到的最接近海滩住宅的房产了。她在1986年没花多少钱就买下了这幢屋子，当时湖水的水位正处于历史高位。水面离门廊只有两三米。要是水位继续上升，这幢屋子就会被冲走。没有人想买它，太冒险了。
“买这幢屋子是赌博，”艾丽丝说，“不过不是毫无根据的乱赌。”
“你根据什么呢？”
“气候变化，”她说，“夏季更炎热和干燥。干旱时间更长，雨水更少。冬季结冰更少，蒸发更多。要是气候科学家没说错，那么水位就必定会下降。因此，我发现我开始拥护全球气候变暖了。”
“那种感觉肯定，呃，我说不准，很复杂？”
“每次我堵在车流里，就会想象这些车辆排放的二氧化碳正在拯救我的屋子。这种感觉太怪异了。”
水位后来确实下降了。如今她有了一幢漂亮的沙滩豪宅，俯瞰湖水曾经覆盖的地方。她花一万美元买下的产业如今价值数百万。
“我是和我的伴侣一起搬到这儿来的，”她说，“那是1980年代。我们受够了隐瞒我们的关系。我们受够了告诉邻居说我们是室友，她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想过点清静日子。”
“你的伴侣呢？”
“她本周出差。家里只有我和狗，三条狗，都是从救护所领养的，我不许它们去树林里玩，因为爪子会沾上葱芥种子。”
“那是当然。”
艾丽丝的白发向后绾成简单的马尾辫。塑胶雨靴里是款式简单的蓝色牛仔裤。上身穿简单的纯白色T恤。她有自然主义者对外表不屑一顾的气度，对当代的化妆和修饰不感兴趣，这种不感兴趣不像冷漠，更像是已经超越了它们。
“你母亲怎么样？”艾丽丝问。
“当了被告。”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知道。她不肯对我开口。”
艾丽丝回想她曾经认识的那个沉静的年轻姑娘，费伊到头来终于没能摆脱心魔的折磨，她对此感到惋惜。但人们就是这样，他们热爱的东西让他们痛苦。在社会运动分裂和变得丑恶危险之后，她在伙伴们身上见过了许多例子。他们一直过得很痛苦，痛苦似乎在喂养和培育他们。不，不是痛苦本身，而是伴随着痛苦的熟悉和恒定的感觉。
“真希望我能帮助你，”艾丽丝说，“但我恐怕没什么能告诉你的。”
“我只是想尽量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萨缪尔说，“我母亲把芝加哥的所有事情当作秘密。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在芝加哥认识她的人。”
“真不知道她为什么从不提起那段时期。”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事情，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得当然对，但艾丽丝没有接话。
“我能说什么呢？”她说，尽量假装无动于衷，“她来学校待了一个月就走了。大学不适合她。一个很常见的老套故事。”
“那她为什么要保密呢？”
“也许她觉得不好意思。”
“不，没那么简单。”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个遭受折磨的可怜人，”艾丽丝说，“小镇姑娘。聪明，但有点笨拙。安静。读书很多。有进取心，有驱动力，但那种方式意味着她的父女关系有严重的问题。”
“什么意思？”
“我打赌她父亲总是觉得她让他失望，明白吗？她担心让父亲失望的焦虑转换成了驱动力，她要变得在所有人眼中都足够特殊。心理分析专家管这个叫转移。儿童理解了其他人对她的期待。我没说错吧？”
“大概吧。”
“抗议结束后，她立刻离开了芝加哥。我甚至没找到机会和她告别。她就嗖的一声没影了。”
“是啊，她很擅长这么做。”
“你是从哪儿搞到这张照片的？”
“新闻节目播的。”
“我不看电视。”
“你记得拍照的是谁吗？”他问。
“那一整个星期就像一大团糨糊。各种东西和其他东西全混在了一起。我根本记不清一天和另一天的区别。总而言之，不，我不记得拍照的是谁了。”
“照片里她似乎靠在某个人身上。你记得那是谁吗？”
“多半是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是谁？”
“一张地下报纸的编辑。《芝加哥自由之声》。你母亲被他吸引，而他会吸引任何一个关注他的人。两人并不般配。”
“他后来怎么了？”
“不知道。那是很久以前了，1968年，抗议一结束我就退出了社会运动。后来也没关注其他人的下落。”
艾丽丝拔出来的葱芥高约三十厘米，长着绿色的心形叶片和小白花。在未经训练的眼睛里，它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地面灌木，没有任何出奇之处。问题在于它们生长得太快，抢走了其他地面植物的阳光，连小树苗也难以幸免。它们没有天敌，本地的鹿群除了葱芥什么都吃，任由这种植物自由自在地繁殖。葱芥还会释放出化学物质，杀死其他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土壤细菌。换句话说，葱芥是完美的植物恐怖分子。
“我母亲参加那场运动了吗？”萨缪尔说，“她是，怎么说呢，激进的嬉皮士吗？”
“我是激进的嬉皮士，”艾丽丝说，“你母亲绝对不是。她只是个平平常常的年轻人。她更像是被拖进来的，违背了她自己的意愿。”
艾丽丝想起年轻时信奉理想主义的自己：拒绝拥有任何东西，拒绝任何财产，拒绝锁门和带现金。那些疯狂的行为，她现在连想都不愿意想了。年轻时的自己担心随财产而来的麻烦——领地意识，忧虑，得失，当你拥有宝贵的物品，这个世界的样子就会改变：世界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威胁，随时准备夺走你的财产。是啊，她后来在印第安纳的山丘间买下这幢屋子，塞满了她的各种物品，每一扇门上都有锁，她用沙袋垒墙以阻挡湖水，她给房屋清扫、抛光和上漆，雇用杀虫队和包工队，拆旧墙，砌新墙，这个家自然而然地逐渐成形，就像维纳斯从大海中诞生。对，没错，她过去的激进主义热情如今全都倾注在了其他的事情里，例如挑选完美的吊灯，优化理想的厨房工作流，打造绝妙的嵌入式书架，寻找最安抚心灵的主卧室色调搭配，其中完美地融合了她在冬日清晨望向湖水时见到的那种蓝色。那些时刻的湖面覆盖着冰雪，微光闪烁，呈现出（名词取决于她使用的涂料色样）“冰蓝”“水蓝”“蓝铃花蓝”或所谓“高空蓝”的美妙灰蓝色。她如今在乎的就是这些事情。是的，没错，有时候愧疚和悔恨会像闪电似的袭上心头，因为让她感兴趣的是这些曾经的人生苦恼，而不是她二十岁时打算为之奉献生命的和平、正义和平权运动。
她的结论：你二十岁时对自己的看法有八成会被证明是错误的。问题在于你要到很久以后才有可能知道哪个微小的部分是真实的。
“是谁把她拖进去的？”萨缪尔说。
“没有特定的谁，”艾丽丝说，“所有人。只是因为当时的各种事情。你要知道，那个时代实在太容易让人激动了。”
对艾丽丝来说，她那一小部分真实的自我，是她想找到值得她相信和献身的东西。她年轻时见到人们成家后退守住所，无视世间的巨大问题，她打心眼里厌恶这种人：机器里的中产齿轮，不会思考的绵羊庸众，自私自利的混蛋，视线从不越过自家的地界。他们的灵魂，她心想，肯定是渺小而干瘪的东西。
但后来她成长了，买了屋子，有了恋人，领养了几条狗，她照料她的土地，用爱和生活填充住所，她意识到了年轻时的错误：这些事情并不会让人变得渺小。事实上，这些事情似乎反而拓展了她。选择少数几样非常私人的事情，将心思全都投注进去，她从没觉得这么充实过。说来矛盾，减小关注的范围反而让她更加慷慨，更有能力去爱和共情，甚至更加和平与公正。这就区分开了自发去爱（因为社会运动要你这么做）和爱你真正爱的事物。爱，真正的、慷慨的、不计回报的爱，能够为更多的爱创造空间。自由给予的爱能够自我增殖。
然而，听见社会运动时的故交说她“出卖了自己”，她还是不免觉得有些刺痛。这是最可怕的一种指控，因为它无疑是正确的。但她该怎么解释出卖自我并不都是一个样呢？她出卖自我换取的并不是金钱？她在出卖自我后时常能感觉到她在革命岁月中从未感觉到的激情？她无法向他们解释这些，他们听不进去。他们依然抱持着当年的信条：毒品，性爱，抵抗。哪怕毒品一个接一个地杀死他们，哪怕性爱开始变得危险，但他们依然在其中寻找答案。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抵抗已经变得可笑。警察揍他们的时候，群众会为之欢呼。他们以为他们在改变世界，结果却帮助了共和党的尼克松当选。他们觉得越南战争难以忍受，拿出的答案却是让自己变得难以忍受。
那时候比战争更不受欢迎的东西就是反战运动。
这个真相显而易见，但他们全都视而不见，对自己的正当性深信不疑。
她尽量不去想这些事情，斩断她和过去的联系。大多数时候，她脑子里只有狗和葱芥。但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东西跳出来，提醒从前那段生活的存在，比方说费伊·安德烈森的儿子来到山丘间找她问这问那。
“你和我母亲，”他说，“你们关系近吗？你们是朋友吗？”
“算是吧，”她说，“但我和她不是特别熟。”
他点点头，似乎很失望。他本希望能知道更多的事情。但艾丽丝能说什么呢？她这些年一直在想费伊？费伊留下的记忆很短，却始终陪伴和刺痛着她？因为这就是真相——抗议结束后，费伊立刻就离开了，艾丽丝一直觉得她该为此负责。她保证过要照顾好费伊，但事态超出控制，她失败了。她一直不知道费伊遇到了什么事情。她再也没有见过费伊。
不存在更可怕的痛苦了：同等分量的愧疚和悔恨。她将这段过往和年轻时犯下的其他错误一起埋进山丘间的野地。此刻，她不会再把这些往事挖出来，哪怕是为了这个显然无比需要它们的男人。他母亲的话题就像一根他不可能拔掉的肉刺。她抓起一小株葱芥向外拔，用力不太大，轻轻转动手腕，让根系与土壤分开。她早就练熟了这套手法。两个人之间的沉默保持了好一会儿，除了从泥土里拔出葱芥的声音外，耳畔只有附近湖水的拍岸声，还有一种鸟叫出啊啊，啊啊，啊啊的声音。
“就算你全搞清楚了，”艾丽丝说，“又有什么用处呢？”
“什么意思？”
“就算你知道了你母亲的往事，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大概因为我希望往事能提供答案，关于她做过的所有事情。再说她麻烦缠身，也许我能帮她。有个法官似乎下定决心要送她去坐牢，好像他特地从退休中回来折磨她。尊敬的查理·布朗大人，可尊敬个屁。”
艾丽丝猛地一惊，从葱芥上抬起视线。她把半满的垃圾袋放在地上，摘掉手套——特制的橡胶手套，不会沾上葱芥的种子。她走向萨缪尔，因为穿着雨靴，所以步子迈得大而笨拙。
“他叫这个名字？”她在萨缪尔面前站住，问，“查理·布朗？”
“很好笑，对吧？”
“哦，老天，”她腿一软坐在了草地上，“哦，不。”
“怎么了？”萨缪尔说，“出什么事了？”
“听我说，”艾丽丝说，“你必须带你母亲离开。”
“什么意思？”
“她必须离开。”
“现在我确定你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了。”
“我曾经认识他，”她说，“那个法官。”
“好的。然后呢？”
“我们的命运曾经纠缠在一起——在芝加哥，在大学里——我和法官和你母亲。”
“这种事你似乎应该早点告诉我。”
“你必须带你母亲离开芝加哥，立刻。”
“告诉我为什么。”
“最好带她出国。”
“帮我母亲逃出美国。这就是你的建议。”
“我为什么要搬到这儿来，搬到印第安纳来，我刚才没有完全说实话。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听说他回到了芝加哥，我就立刻搬走了。我害怕他。”
萨缪尔也在草地上坐下，两人对视良久，都陷入了震惊。
“他对你做了什么？”他问。
“你母亲有麻烦了，”艾丽丝说，“法官绝对不会满足的。他无情而危险。你必须带她走。听懂了吗？”
“我不明白。他和我母亲有什么仇吗？”
她叹了口气，望着地面：“他就是美国最危险的物种——异性恋白人男性，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你必须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萨缪尔说。
她看见左手边一米外有一小丛葱芥——今年发的新芽，只是藏在草地里的一小簇绿叶。它要到明年夏天才会结籽，但到时候就已经长得比周围的植物都高了，将会杀死这一整块草地。
“我从没对别人说过这段往事，”她说，“任何人。”
“196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萨缪尔，“请告诉我。”
艾丽丝点点头。她用双手抚摩青草，感觉着叶片扫过掌心的刺痒。她在心里记住要清理这片区域，也许就是明天。葱芥的麻烦在于你不能砍断了之。它们的种子能存活好几年，很容易就会死灰复燃。你必须拔得干干净净。你必须斩草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