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当然了。整个楼层都属于她。
走向你的人绝对不是贝萨妮。是个男人，与你年龄相仿，二十七八岁，也许三十岁出头。熨烫过的白衬衫，细长的黑领带。他腰杆挺直，眼神苛刻而专横，戴着一块看上去很贵的手表。你们彼此打量片刻，你正想说你大概是走错公寓了，却听见他说：“你肯定就是那位作家。”说到句尾的作家，他改变了音调，因此这两个字带上了特定的色彩，仿佛他不认为作家是个真正的职业，因此他的语气就像一个人在说“你肯定就是那位灵媒”。
“对，就是我，”你说，“对不起，我在找——”
话音未落，她出现在了男人的肩膀背后。
“贝萨妮。”
有一瞬间，你仿佛忘记了她的长相，她塞在信件里的照片似乎没有存在过，你也没有在网上掘地三尺地寻找各种宣传照片、音乐会照片和庆功酒会偷拍照（贝萨妮站在某个富有的赞助人身旁，微笑，拥抱），就好像你只拥有她在房间里练习小提琴的记忆——她以为只有她一个人，实际上你却在屋角偷窥，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你爱她爱得如痴如醉。出现在公寓里的贝萨妮是多么符合幻象中的她啊，依然是那么不动声色、镇定自若和充满信心——那么正式，即便是此刻，她大步走向你，给你一个柏拉图式的拥抱，亲吻你的面颊，就好像她亲吻的是成百上千的朋友、乐迷和祝贺者：算不上真正的吻，只是一个概念，落在你耳朵附近的空气中，还有她说话的语气：“萨缪尔，介绍一下，这是彼得·艾奇逊，我的未婚夫。”就好像这件事没有任何奇怪之处似的。她的未婚夫？
彼得和你握手。“久仰久仰。”他说。
然后贝萨妮带你参观公寓，你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傻的傻瓜。你尽量听她说话，假装你对这套公寓很感兴趣，公寓四面都有窗户，因此向西你能看见世贸中心原址的施工设备，向南能看见华尔街。
“这是我父亲的公寓，”她说，“但他已经不来住了。他退休后就不来了。”
她原地转圈，对你微笑。
“知道吗，泰迪·罗斯福曾经在这里工作？”
你假装不知道。
“他刚走上职场的时候是个银行家，”她说，“就像彼得。”
“哈！”彼得说，猛拍你的后背，“谁前程更远大还很难说呢。”
“彼得和我父亲工作。”贝萨妮说。
“为你父亲工作。”他说。贝萨妮挥手叫他别谦虚。
“彼得在金融方面非常有天赋。”
“没有的事。”
“当然是真的！”她说，“他发现有个重要的数字，还是一个公式，还是算法，还是什么？总而言之就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东西，他却发觉它有错误。亲爱的，你解释一下吧。”
“我不想让咱们的客人觉得无聊。”
“但很有意思啊。”
“你真想知道？”
你百分之百不想知道。你点点头。
“好吧，我不会说得太详细，”他说，“但事情和C比率有关。听说过吗？”
你不确定他说的是字母C还是别的什么同音词。你说：“提点一下？”
“大体而言，投资者用这个数字预测贵金属市场的波动率。”
“彼得发觉它有错误。”贝萨妮说。
“在特定的情况下，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C比率不再是个有效的预测数据，而是会落后于市场。就像……该怎么形容呢？就像一个人认为是温度计在让气温升高。”
“非常了不起吧？”贝萨妮说。
“因此，所有人都看着C比率投钱的时候，我却反过来投。剩下的就是业绩了。”
“不觉得他非常了不起吗？”
他们都看着你，等你开口。
“了不起。”你说。
贝萨妮对未婚夫露出微笑。她手指上的钻石只能用“壮观”二字形容，黄金戒指托起钻石的样子就像刚接住一颗界外球的棒球迷。
谈笑之间，你发现自己几乎不敢看贝萨妮，而是将注意力全放在彼得身上，因为你不想被彼得发现你在盯着贝萨妮看。看彼得不看贝萨妮是你在对他说，你来不是为了抢他的女人，因为你盯着贝萨妮看了好几分钟后才发现自己在这么做。另外，每次你看贝萨妮你都会大吃一惊，因为过去的照片没有一张让你为见到真人做好准备。就好比名画的照片永远缺乏某些本质上的美感，你亲眼见到名画时总是会看得瞠目结舌。
而贝萨妮确实美得可怕。童年时仿佛猫科动物的相貌已经长开了。眉毛像两个对钩，棱角分明的下巴，线条优美的颈部，绿色的平静双眼。黑色长裙一方面很保守，另一方面又露出后背。项链、耳环和高跟鞋的组合完美地定义了相得益彰。
“喝一杯好像有点早？”彼得说。
“我很想来一杯！”你说，或许有点过于投入，你发觉这个男人的未婚妻越是吸引你，你对他就越是逢迎，“谢谢！”
他说他去给你倒一杯最特别的好酒——“不是每天都有小时候的笔友登门拜访！”他说——他们最近去苏格兰时买的威士忌，得过好几个大奖，某本杂志给了它有史以来唯一的满分，任何人在酒厂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买不到，酿酒的工艺和配方严格保密，已经传了十代——贝萨妮始终朝他微笑，活像个骄傲的母亲——他递给你一个酒杯，里面有不到三厘米深的稻草色液体，向你描述这种酒会怎么挂壁，旋转时会出现什么样的花纹，你如何通过细节分辨苏格兰威士忌的品质，还有透光度。他请你举起酒杯，看液体如何过滤光线，你照他说的做，出乎意料地看见了世贸中心深坑上方的塔吊，经过液体的扭曲变形，塔吊的线条变得摇曳不定。
“很美丽，对吧？”彼得说。
“确实如此。”
“尝一尝，告诉我味道如何。”
“什么？”
“我想听一听作家的形容，”他说，“因为你那么擅长玩弄字词。”
你努力琢磨他是不是在挖苦你，但你看不出来。你尝了一口威士忌。你能说什么呢？就是威士忌的味道，非常强烈的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你搜肠刮肚寻找能够用来形容威士忌的字词。你想到了泥煤，但你不太确定它的意思。只有一个足够准确和模糊的词语跳进脑海：浓。
“味道很浓。”你说。彼得大笑。
“浓？”他说，再次大笑，笑得更凶了。他望向贝萨妮，说：“他说它很浓。哈！笑死我了。浓。”
那天上午剩下的时间差不多都是这样。贝萨妮用半真不假的趣闻款待你，彼得想方设法大肆描述他们购买的物品是多么独特而高贵。比方说他们买的咖啡，全世界最少见的品种，由一种苏门答腊的猫科动物吃下去再排泄出来。彼得声称这种动物天生会挑选最好的咖啡，而消化过程提升了烘烤后的口味。还有他的袜子，由意大利女裁缝手工编织而成，她也为教皇制作袜子。还有客卧的床单，织物密度达到了四位数，埃及棉布相比之下就像砂纸。
“大多数人并不注重生活中的小细节，”彼得说，搂着贝萨妮，一条腿跷在咖啡桌上，三个人坐在真皮组合沙发上，沙发放在阳光好得夸张的公寓的正中央，“但那种生活对我来说完全不可想象。明白吗？你是说，一个普通的小提琴手和贝萨妮之间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小细节上。我认为这就是她和我能够这么理解彼此的原因。”
他捏了捏贝萨妮的胳膊。“太对了！”贝萨妮对他微笑。
“那么多人把生活过得那么快，从不慢下来享受生活，也不懂感恩。知道我相信什么吗？我相信你应该欣赏每一个季节的变化。呼吸空气，喝酒，品尝水果。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是梭罗。我在大学里读过《瓦尔登湖》。我心想，对啊，过好每一天，明白吗？享受生活。对了”——他看一眼手表——“我得走了。两小时后在华盛顿开会，然后去伦敦。你们两个嬉皮士享受你们的抗议吧。我不在的时候别推翻政府。”
彼得和贝萨妮飞快地互相吻别，彼得穿上外衣，匆匆忙忙地出门，终于只剩下了你和贝萨妮，贝萨妮望着你。还没等你问笔友是什么意思，她就叫道：“我看咱们该出发了！我打电话给司机！”语气过于狂躁，消灭了所有认真谈话的念头。你希望和她在去抗议现场的车上一对一敞开心扉地谈一谈，但你坐进了凯迪拉克“攀登者”越野车的后排座位，贝萨妮几乎一路上都在和司机聊天。司机是个年纪比较大的男人，满脸皱纹，名叫托尼，你得知他是希腊人，有三个女儿和八个孙子孙女，都过得不错，很不错，因为贝萨妮坚持要听他一个一个报告近况：人在什么地方，最近做什么，事业情况如何，等等等等。快到第34街的时候，托尼没有更多的后代可以聊了，所以他的话自然而然地说到了尽头。沉默只持续了一瞬间，贝萨妮随即打开了车顶下拉式的电视，调到新闻频道，节目里有关共和党全国大会和相关抗议的报道已经说了一大半，她说：“你能相信吗，他们居然这么说我们？”剩下的那段路，她要么抱怨报道如何不公，要么在手机上打字。
新闻报道确实令人惊愕。记者说参加抗议的你和你的同类都是非主流的边缘群体，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满腹牢骚，故意煽动别人干坏事的破坏分子，队伍里弥漫着抽大麻叶的烟雾。电视上播放着1968年时芝加哥的情景：一个孩子对着旅馆窗户扔砖头。接着，记者开始推测抗议对核心地区摇摆选民会有什么影响。他们的看法？核心地区摇摆选民会非常讨厌这种行为。“俄亥俄州的普通选民不会响应这种事，”说话的不是主播也不是记者，而是一个中间类型的那种人——观点持有者。“要是最终以暴力收场，”他继续道，“要是1968年芝加哥的情况在纽约重演，我敢打赌共和党会再次从中得利。”
与此同时，贝萨妮一直在玩手机，演奏小提琴的手指在小小的键盘上飞舞，发出的细微声音像是隔着耳塞听踢踏舞。她全神贯注，没有注意到你在盯着她，也可能根本没有理会你的视线，你望着她的侧影，望着用来在演奏时顶住小提琴的那个硬结，一团仿佛花椰菜的老茧，她浑身上下唯一不光滑的地方，苍白的疤痕组织上有一些暗棕色的斑点，这个丑陋的东西附着在她身上，那是她毕生音乐生涯的产物，让你想起你母亲离开前不久说的话。她说，你爱得最深的东西有朝一日会给你带来最严重的伤害。你们来到了目的地，中央公园的大草坪，今天游行的集合场地，贝萨妮把黑莓手机塞进包里，抢先下车，你意识到你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你不可能得到与她亲密相处的时间了，你的心直往下沉，现在你只想离开纽约，接下来隐姓埋名生活十年，你意识到你母亲说得对：我们爱得最深的东西最能够伤害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对它们的贪欲。
选择跟着贝萨妮走进公园，请翻到下一页……
棺材已经就位，正在等待你。
宽阔的绵羊草坪上，一千口甚至更多的棺材在簇生的草坪上摆成一张巨网。
“这是什么？”你问，望着眼前令人不安的景象，成百上千口披着星条旗的棺材，人们在棺材之间走来走去，很多人在拍照或者对着手机说话或者玩踢沙包。
“我们的示威活动啊。”贝萨妮说，像是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
“和我想象中不一样。”你说。
她耸耸肩，挤过你，走进人群，走进公园，走向棺材。
最奇怪的地方莫过于见到棺材周围有着最常见的公园活动。比方说一个男人在遛狗，狗挣扎着凑到棺材旁边，闻了几下，看见的人已经提前惊恐起来：他难道要让狗在棺材上撒尿？结果他并没有。狗失去了兴趣，去其他地方解决生理需求了，但很难说这是男人的主意还是狗的主意。一个女人拿着手提式扩音器，很有官方组织人员的派头，她请所有人记住它们不只是棺材，而是尸体。把它们看作尸体，真的死在了伊拉克的士兵的尸体，因此请给予一些尊重。喃喃交谈声说明，她是在不怎么隐晦地提醒一些打扮得过于欢腾的参加者：一个剧团，身穿殖民时代的服装，打扮成制宪元勋，熟石膏脱模的头部比真人脑袋大十二倍；一群女人，身穿艳丽的红白蓝袍服，戴着洲际弹道导弹形状的系带式假阳具；许多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模样的万圣节面具，画着希特勒的小胡子。所有的棺材上都盖着星条旗，看起来就像你在电视里见过的画面，特拉华州的某个空军基地，运输机从机尾卸下阵亡将士的棺材。三个没穿上衣的男人在玩飞盘，天晓得是不是活动的参加者。一个男人坐在草地上打字，笔记本电脑放在一口棺材上。拿扩音器的女人说每个人都可以领一具尸体，但假如你想领特定的某具尸体，请过去找她，她有一份表格。参加者收到过穿黑衣的通知，很多人遵守了规定。某处有人在敲鼓。第八大道上，刷着电视台显眼徽标的新闻转播车一字排开，在车顶伸向天空的天线就像一列黑松树。今天常见的标语有布什下台、逮捕布什和拿“布什”这个词开园艺或生殖器玩笑的双关语[2]。两个身穿比基尼的姑娘在晒日光浴，前去说服她们参加活动的人未能成功。几个男人在人群中兜售瓶装水，兜售反共和党的徽标、保险杠贴纸、T恤、马克杯、婴儿连体服、帽子、遮阳板和儿童绘本，书里藏在小孩床底下的怪物就是共和党人。附近肯定有人在抽大麻或者刚抽过大麻。毁灭布什，因为神憎恶地上的他，这种福音派标语让参加抗议的人群觉得不太舒服。一个打扮成山姆大叔的男人踩在高跷上，没人知道他为何这么打扮。沙包落地前平均会被踢三次。释放伦纳德·佩尔蒂埃[3]。一条横幅上写着这句标语。
“我们每人一具尸体！”拿扩音器的女人喊道，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尸体，抬起棺材。许多人走来走去。玩飞盘的男人确实是来参加游行的，他们扔下飞盘，选择尸体。打扮成卡斯特罗的男人选好了，打扮成切·格瓦拉的男人选好了，衣服上写着列侬永生！的男人选好了。T恤上印着“干掉布什”的LGBTQ代表团选好了。整整一车大费城地区民主党青年团，每人一具尸体。一群人挥舞着“犹太人支持和平”的标语，每人一具尸体。纽约水管工1号公会，一具尸体。纽约城市大学的穆斯林学生会，一具尸体。身穿相同的粉红色舞会长裙的几个女人，问题（“为什么？”）和一具尸体。滑旱冰的小伙子，一具尸体。脏辫男人。神父。9·11遗孀，尤其是她。身穿迷彩服的独臂老兵，前排位置，一具尸体。你和贝萨妮，根据拿着扩音器的女人的表格，第三十排的一具尸体，没错，你们在那里找到一口棺材的侧面贴着写有“毕晓普·福尔”的标签。贝萨妮似乎没什么反应，只是轻轻抚摩棺材，像是在求好运。这时候，她望向你，哀伤地淡淡一笑，这大概是今天见面后你们分享的第一个真实的时刻。
这一刻结束得很快。你们所有人抬起各自的尸体。两个或三个或四个人一组，抬起你们的棺材。阳光灿烂，草地是绿色的，雏菊在开花，黑色的棺材点缀着宽阔的场地。一千口矩形的黑色木棺材。
棺材落在肩膀上。你们开始游行。你们全是抬棺人。
从这儿去共和党全国大会大概有三十个街区，中央公园里的棺材开始移动。吟唱随即开始。拿扩音器的女人喊叫着发号施令。游行者像岩浆似的缓慢地移动着，经过棒球场，来到大街上，经过顶着征服世界银球的那座摩天大楼。他们身穿黑衣，承受烈日的炙烤，但他们兴奋得喜气洋洋。他们在喊叫，在欢呼。他们离开中央公园，进入哥伦布圆环，立刻停下了脚步。警察严阵以待：路障，镇暴装束，胡椒喷雾，催泪瓦斯——炫耀武力，想在抗议开始前打掉参加者的气焰。人群踌躇不前，顺着第八大道向前望去，那是一条通往下城区的完美直线，两侧建筑物的高墙犹如分开的大海。警察将四车道减成了两车道。人群在等待。他们望着圆环中央的方尖碑，哥伦布的雕像站在最顶上，身穿飘拂的袍服，就像一名高中毕业生。第八大道向北的车流被截断了，面对抗议者的所有指示牌都显示请勿进入或此路不通。指示牌太多了，像是代表着什么重要的信息。
假如警察攻击你，请不要抵抗。这是活动组织者的指示，人群最前面拿扩音器的女人说。假如警察给你戴手铐，由他们去。假如警察想送你上警车、救护车、囚车，同样不要抵抗。假如警察用警棍和眩晕枪攻击我们，请不要抵抗、惊慌、还击或逃跑。我们的活动不能酿成暴乱。指示是一定要冷静，抬起头，时刻留意镜头。这是抗议活动，不是一场马戏。他们有橡皮子弹，被打中了会疼得要命。想一想甘地，和平与爱，禅宗似的心如止水。千万不要被胡椒喷雾喷中。请不要脱衣服。记住，要严肃。拜托，我们是抬棺人。这是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坚持我们的理念。
你抬着那口所谓的棺材的底部，贝萨妮在你前面，抬着象征性的棺材头部。你尽量不用这些字眼思考：底部，头部。你们抬着一口棺材：空的，没有重量。你们在等待，前方某处，海量人群缓缓向南蠕动。你们站立之处却是无风带，僵硬的手臂仿佛湖泊，棺材在上面微微起伏。你的内心充满冲突，充满彼此矛盾的冲动。你们扛着毕晓普的棺材，感觉很糟糕，点燃了你内心可怕的负罪感，你小时候没有能够拯救毕晓普的愧疚。还有另一种负罪感，因为这场活动可以算是贝萨妮弟弟的葬礼，而你琢磨的却是如何向她示爱。唉，天哪，你真是混蛋。你似乎能感觉到欲望悄悄爬进身体，然后慢慢死去。直到你再次看见贝萨妮，看见她裸露的后背，她肩膀上的汗珠，贴在脖颈上的几缕头发，肌肉和骨骼的棱角，脊椎的赤裸线条。她读着贴在棺材上的文字：毕晓普·福尔一等兵，2003年10月22日牺牲于伊拉克。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在伊利诺伊州溪林镇长大。
“没有写出他这个人。”她说，但不是对你说，不是对任何人说。更像是闪过脑海的念头，偶然间被说了出来。
但你还是回答了她。“对，”你说，“确实没有。”
“是啊。”
“应该提一句他有多么擅长《导弹指令》。”
轻轻一笑，似乎，是贝萨妮吗？你无法确定，因为她依然背对着你。你继续说下去：“学校里的所有孩子如何爱他，仰慕他又害怕他，还有老师。他如何总是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众人视线的焦点。他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心甘情愿地去做。你想取悦于他，尽管你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有这种人格魅力。实在太巨大了。”
贝萨妮在点头，她望着地面。
“有些人，”你说，“一辈子就像一颗石子掉进池塘，连水花都溅不起来。毕晓普却像是在劈波斩浪，我们都活在他的尾迹里。”
贝萨妮没有看你，但她说：“确实是的。”然后站得稍微直了一点。你怀疑她不看你是因为她正在哭泣，而且不希望被你看见，但你无法证实。
队伍动了起来，棺材开始行进，示威者开始吟唱。带头的拿着扩音器，跟着他们的几千人在唱歌，整齐划一地抬高嗓门，愤怒地举起拳头：嘿！嘿！嚯！嚯！
但吟唱随即崩溃，成了散乱的刺耳音节，因为人群不确定接下来该说什么，然后所有声音又重新聚集，喊出口号的最后一句：
必须滚蛋！
什么必须滚蛋？完全是噪音。你同时听见了许多声音。有些人在喊共和党。也有人在喊战争。也有人在喊乔治·布什，迪克·切尼，钻井平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有些人似乎来自截然不同的多个阵营，他们在喊打倒以色列（镇压巴勒斯坦人），或者第三世界劳工，或者世界银行，或者北美自贸协定，或者关贸总协定。
嘿！嘿！嚯！嚯！
[听不清的杂乱叫声]
必须滚蛋！
没有人知道今天该喊什么口号。人群开始发泄各自胸中的怒火。
这都是抗议者来到第五十街附近某个地点之前的情形，抗议活动的反对者在这里沿街排成一列，向抗议者提出抗议，反而帮助参与此事的各色人等搞清楚了目标。抗议活动的反对者大声喊叫，挥动自制的标语牌。标语内容可谓修辞学的范例大全，从浅显直白的喊话（投票给布什）到机敏的讽刺（共产主义者支持克里[4]！），从滔滔不绝（战争从来没有解决过任何问题——除了终结奴隶制、纳粹、法西斯和种族屠杀）到吝于言辞（只有一张图片：蘑菇云叠加在纽约市的天际线上），从呼吁爱国（支持我们的大兵）到诉诸宗教（上帝投票给共和党）。也是在这个地点，各家新闻电视台架起摄像机，因此这场活动——从中央公园到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游行示威——将出现在今晚的荧屏上，简短的镜头里，半个画面由抗议者占据，另外半个是抗议活动的反对者，双方的态度都很差，用毫无关联的话语互相攻击，一方管另一方叫“叛徒！”，另一方回呛“耶稣会轰炸谁？”。整个场面只会显得很难看。
这将是抗议活动中最令人兴奋的遭遇战。所有人都担心警察的镇压，事实上却没有发生。抗议者会待在狭窄的言论自由区内。警察会茫然地望着他们。
说也奇怪，情况变得明朗之后，部分抗议者的激情似乎一瞬间耗尽了。队伍逐渐退潮，你开始看见棺材被扔在街上，战死沙场的士兵再次牺牲。也许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也许因为要求太高，扛着木箱走那么远的路。贝萨妮只是一声不响地向前走，默然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区。此刻你已经记住了她的背部轮廓，她肩胛骨的形状，她后脖颈的几小团雀斑。她的棕色长发有点打卷，末梢处略略弯曲。她穿平底芭蕾鞋，后跟有两道系带鞋留下的印痕。她不说话，也不吟唱，只是一步一步向前走，格外挺拔而端庄的姿态依然如故。每走一两个街区，你的一只手就开始酸痛抽筋，于是换上另一只手，她甚至没有换手。棺材对她似乎毫无影响，无论是三合板的粗糙边缘还是重量，这些在刚开始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走了几个小时之后，你就觉得不那么轻松了。手掌的筋腱发僵，前臂的肌肉酸痛，胸腔后像是拧成了一个结——所有的痛苦都来自这个薄木板钉成的空箱子。并不怎么沉重，但时间久了，任何重量都会变得难以承受。
游行终于来到终点。扛着棺材走了这么远的参加者将棺材放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底下，共和党全国大会正在决定总统候选人提名。象征的意义不难解读：共和党要为挑起战争负责，也要为阵亡将士负责。棺材堆积的景象令人不安。一百口棺材覆盖了街道。两百口棺材仿佛墙垒。棺材很快就堆得太高了，游行者举起棺材放在他们自己够不着的地方，棺材像儿童积木似的越堆越高，岌岌可危地保持平衡，偶尔有几口棺材滑下来，倾斜着落在地上。整个场面开始像是临时堆起来的路障，你会想到《悲惨世界》中的场景。堆了大约五百口棺材之后，景象有了乱坟场的感觉，你再鹰派也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参与者继续堆积棺材，向共和党奉上各自挑选的口号，朝巨大的圆形剧场喊叫和挥舞拳头，场馆位于游行终点线的另一侧，市政府批准的许可规定了这条界线，从它另一侧严阵以待的安保措施就看得出来：钢铁围栏，装甲车，镇暴特警手挽手摆出阵势，免得你忘记了界线的存在，你们的言论自由区在哪里结束。
你和贝萨妮将棺材放在棺材堆里，动作非常轻柔。没有随随便便扔下它，也没有声嘶力竭地喊叫。你们将棺材轻轻地放在地上，听着周围的嘈杂声音。你们和其他抗议者，数以千计的你们，就一场示威活动而言人数颇为可观，但在正在电视上看着你们的观众数量面前就算不上什么了，某家有线新闻台将游行终点的现场信号用作外景画面，放在屏幕左侧的一个小方格里，右边还有几个更小的方格，政论家们的脑袋在争辩你们刚完成的抗议是会对你们造成反作用还是没有任何意义，你们的行为是叛国还是资敌，你们的画面底下有一行亮黄色的文字：自由主义者利用阵亡士兵达到政治目的。示威活动帮助这档新闻节目大获成功，取得了9·11以来最高的收视率，观众人数高达一百六十万，虽然比起今晚将会收看这个电视网播送的真人歌唱秀的一千八百万家庭来说算不上什么，但对于非付费频道来说已经是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下一季度他们的广告投放率将因此提升十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贝萨妮几小时来第一次望向你，说：“咱们回家吧。”
和贝萨妮一起回家，请翻到下一页……
以上似乎不是一个“选择你自己的冒险”故事，因为你还没做过任何选择。
你和贝萨妮待了一整天，听她那个讨厌的未婚夫喋喋不休，让她带你去参加抗议活动，跟着她走进公园，跟着她穿过整个曼哈顿下城，此刻她拦了一辆出租车，你跟着她坐进车里，一声不吭地跟着她往南驶去她奢华的公寓，你还没有做过哪怕一个有意义的决定。你没有选择你自己的冒险，冒险已经为你选好了征程。就连来纽约这个决定也不算真正的决定，更像是本能和冲动驱使下的应承。既然你根本没有考虑过不答应，那怎么能够算是“决定”呢？结果已经存在，避无可避地等着你，那是这么多年渴慕、期待和痴迷的总和。你甚至没有决定过自己会过上这样的人生，人生只是自己变成了这样而已。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塑造了你，就好像峡谷无法决定河川应该如何改变它的形状，只能放任自己被水流切割。
但也许有一种决定是你自己做出的，那就是每分钟都在不断做出的低阶战术决定，你决定要表现得多多少少正常一些，而不是热血上头忽然大吼“你他妈犯了什么毛病？”或“别嫁给彼得·艾奇逊！”或“我仍旧爱着你！”，更大胆更浪漫的男人或许会这么做，但对你来说似乎不太可能。这种行为违背你的天性。你永远不可能像那样掀翻桌子，永远不可能像那样吐露心声。你最大的梦想始终是彻底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隐形，变成一块石头。你从很久以前就学会了隐藏你最强烈的情绪，因为触发哭泣的正是它们，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在大庭广众之下哭泣更糟糕的了。
因此，你没有尝试将贝萨妮拖出她那种沉默、冷漠和令人愤怒的恍惚状态，你没有向她宣布你的爱意，你甚至没有觉察到这也是一种选择。你就像远古的洞穴画师在三点透视法发明前绘制二维动物，超出自己狭隘的维度，你就不可能再有任何行动。
但到了最后，你还是将不得不做出选择。你正在接近这个选择——你越来越接近这个选择，自从贝萨妮碰到写着她弟弟名字的那口棺材，你抵达她家后见到的那个神经质女人就消失了，她变得沉默、内敛和非常非常疏远。你们回到她宫殿般的公寓，她径直走向卧室，你以为她去睡觉了，她就是那么冷漠。然而，几分钟后，她回来了，换了一条长裙，从黑色换成黄色，时髦轻薄的夏装。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走到厨台前放下。她打开几盏灯，从专门储存葡萄酒的恒温柜里取出一瓶酒，问：“喝一杯？”
你同意了。窗外，金融区在夜色中熠熠生辉，整幢整幢的办公楼亮着灯却空空荡荡。
“彼得的办公室在那幢楼里。”贝萨妮说，指给你看。你点点头。你对此无话可说。
“他确实很受器重，”她说，“我老爸提到他就赞不绝口。”
她停下了，望着手里的酒杯。你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对不起，我没有告诉你我订婚了。”她说。
“不关我的事。”你说。
“我也是这么对我自己说的，”她抬起她那双绿眼睛，再次看着你，“但并不完全是真的。你和我，我们的关系……很复杂。”
“我不知道我和你算是什么关系。”你说。她微笑，靠在厨台上，夸张地喟然长叹。
“有人说双胞胎里死了一个，另一个能感觉到。”
“听说过。”
“不是真的，”她说，喝了一大口葡萄酒，“我什么都没感觉到。我们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好几天，我没有任何感觉。哪怕是后来，过了很久，哪怕是在葬礼上，我也没有其他人认为我应该有的感觉。我说不清。我猜我们大概就是疏远了吧。”
“我一直想写信给他，但终究还是没写。”
“他变了。他去上军校，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再打电话，不再写信，放假也不再回家。他消失了。他在伊拉克待了三个月，我们才知道他在那儿。”
“他大概很高兴能远离你父亲，但他想远离你还是让我非常吃惊。”
“我们从彼此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但有段时间假装另一个人不存在反而更简单。我一向讨厌他利用别人，还有他逃过了多少惩罚。他一向厌恶我的天赋，还有成年人提到我就滔滔不绝。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双胞胎里比较优秀的一个，而他是完蛋的一个。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的毕业典礼上。我们有礼貌地握手。”
“但他很爱你。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贝萨妮望向天花板，抿紧嘴唇，寻找合适的字眼。
“他受到过，呃，你明白的，性侵，很有可能。”
“哦。”
她走到一扇落地窗前，望向窗外，背对着你。她的面前，灯火辉煌的曼哈顿下城——在夜晚的这个时刻陷入沉寂——就像火焰熄灭后焖烧的余烬。
“是那个校长？”
贝萨妮点点头。“毕晓普不知道为什么被盯上的是他而不是我。后来他对我越来越刻薄，暗示说我为此感到庆幸。就好像那是我和他的一场竞赛，而我占了上风。每次我获得了任何一点成就，他就要提醒我说我的生活有多么轻松，因为我不需要应付他不得不应付的那些事情。这当然是真的，但他借此贬低我。”她转身望着你，“你觉得他的说法有道理吗？唉，我这个问题似乎自私得可怕。”
“并不自私。”
“不，我很自私。后来我差不多能够忘记它了。他去上军校，我们逐渐疏远，我觉得解脱了。有好几年我完全置之不理，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直到一天——”
她在你面前垂下头，看着你的表情让你瞬间明白了。
“你置之不理，”你说，“直到我的小说发表的那一天。”
“对。”
“我感到非常抱歉。”
“读你的小说就像意识到一场噩梦并不是梦。”
“我真的非常抱歉。我应该先请求你们的许可。”
“而我心想，上帝啊，你和我们只相处了短短几个月。连你都这么清楚地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岂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因为我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到很久以后才明白。当时并不知道。”
“但我当时就知道。我却什么也没有做，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对你很生气，因为你把这堆烂事儿又刨了出来。”
“可以理解。”
“恨你比自责更容易，因此我恨你恨了好几年。”
“然后呢？”
“然后毕晓普死了。我整个人都麻木了。”她低头望着酒杯，用指尖轻抚杯沿，“就像你去看牙医，他们给你打了一针特别厉害的止痛药？你觉得挺好，但你确定在表面之下你还是很痛苦。只是那份痛苦没有进入你的意识。生活就给我这种感觉。”
“从那之后一直如此？”
“对。让音乐变得很奇怪。音乐会结束后，人们对我说我的演奏如何感动了他们。但对我来说音乐只是音符。他们听见的情绪只存在于音乐中，而不是在我身上，就像照着菜谱烹饪。这就是我的感觉。”
“彼得呢？”
贝萨妮大笑，抬起胳膊，你们两个人长久地望着半空中的钻石，厨房的筒灯照得它闪闪发亮，内部蕴含着几百万条细小的彩虹。
“很漂亮，对吧？”
“很大。”你说。
“他求婚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高兴，不如说悲伤。非要我形容一下的话，大概就是一个人激起了别人兴趣的那种感觉。他的求婚感觉起来确实很有趣。”
“好像没什么诗意，是吧。”
“我认为他求婚仅仅是为了把我拉出抑郁，但结果适得其反。抑郁变得更加严重，因为我似乎无法摆脱那种情绪。现在彼得只能假装它不存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其他地方，比方说伦敦。”
贝萨妮再次斟满酒杯。窗外，月亮爬上了布鲁克林参差的轮廓线。闪烁的彩灯排成一行穿过天空，飞机落向南边的肯尼迪机场。贝萨妮的厨房里有一幅非常小的公牛油画，很可能是毕加索的真迹，而不是复制品。
“你还恨我吗？”你问。
“不，我不恨你，”她说，“我对你没有任何感觉。”
“好吧。”
“你知道毕晓普根本没读过你那篇小说吗？我没有告诉他。我代替他恨你恨得咬牙切齿，但他根本没读过。不觉得很好玩吗？”
你因此松了一口气。毕晓普始终不知道，他的秘密对你来说不是秘密，至少他直到最后还保留了他的隐私。
“我很高兴。”你答道，没有继续说下去。
贝萨妮拿着瓶颈拎起酒瓶，她走进客厅，沉重地坐进沙发，连灯也没有开，只是在朦胧的黑暗中瘫坐下去，你没有看见她坐下，只是听见了昂贵的皮面的吱嘎声响（你猜是鳄鱼皮），所以知道贝萨妮坐在了它上面。你坐到她对面，就是今天早些时候你坐过的那张沙发，你曾经在那里倾听亢奋的贝萨妮和彼得模拟一段快乐的关系。公寓里唯一的光线来自厨房里的两盏小灯，还有从附近摩天大楼窗户映过来的灯光，总之不足以让你看清任何东西。贝萨妮开口了，声音像是来自虚空。就仿佛你们围着篝火交谈，你看不见与你交谈的人的面容。贝萨妮问你芝加哥怎么样。你的工作怎么样。你具体做什么工作。你喜不喜欢。你住在哪儿。你的家是什么样子。你的娱乐活动是什么。你回答她所有的闲聊问题，你说话的时候，她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然后又一杯，咕咚咕咚地大口喝酒，在你叙述的关键时刻说“嗯哼”应和着。你说工作挺好，除了学生难缠，他们毫无进取心，还有管理层，他们残酷无情，还有地理位置，学校位于百无聊赖的城郊，这么仔细一想，你其实并不怎么喜欢你的工作。你说你住的屋子有个后院，但你从来不用，花钱请人除草。有时候附近的孩子跑过你家后院，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你觉得无所谓，认为这是你对社区做出的贡献。除此之外，你对邻居一无所知。你在尝试写一本已经拿了稿酬的书，但你同样遇到了某种动机的问题。她问你这本书讲什么，你说：“我也说不清。家庭？”
贝萨妮打开第二瓶葡萄酒，你能感觉到她在为某事积蓄力量，这件事需要勇气，喝酒有所帮助。她开始回忆，谈论旧日时光，你们小时候如何玩电子游戏，在树林里嬉闹。
“你记得你最后一次来我家吗？”她问。你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亲吻了她。你母亲离开前你最后一次由衷地感到喜悦。但你没有这么回答，你只是说：“记得。”
“我的初吻。”她说。
“也是我的。”
“房间很暗，就像这里，”她说，“我看不清你。但感觉你离我非常近。你记得吗？”
“我记得。”你说。
贝萨妮站了起来——沙发告诉你她的动作，皮面的噼啪变形声，填充物恢复原状的轻微吸气声——她走到你身旁坐下，接过你手里的酒杯放在地上，她离你非常近，一侧膝盖贴着你的大腿，你开始理解她不开灯和喝酒的原因了。
“就像这样？”她说，她的脸凑近你的脸，她在微笑。
“比这儿更暗。”
“我们可以闭上眼睛。”
“确实可以。”你说，但你并没有。
“你离我大概就是这么远。”她说。你们的面颊差不多贴上了，你能感觉到她的体温，她头发散发的薰衣草香味。“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做，”她说，“我只是伸出嘴唇，希望这么做没错。”
“完全没错。”你说。
“很好。”她说。她停顿了一秒钟，你不敢做任何事和说任何话，不敢移动或呼吸，觉得这个瞬间由空气构成，遇到最轻微的刺激就会分崩离析。你的嘴唇离她的嘴唇只有差不多十厘米，但你不敢贴上去。你和她之间的距离必须由她主动消解。她耳语道：“我不想嫁给彼得。”
“你不是非得嫁给他不可。”
“你愿意帮我不嫁给彼得吗？”
选择帮助她不嫁给彼得，请翻到下一页……
于是，你终于亲吻了她，你内心深处的解脱感仿佛洪水决堤，还有你所有的痴迷、爱慕、担忧和悔恨，还有这个女人给你带来的无数种烦恼，还有因为无法让她爱你而产生的所有折磨和自我厌恶，它们似乎在这一瞬间粉碎。感觉就像你一直抱着一面玻璃墙不敢放开，但此刻你意识到松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它就倒下了，它在你四周倾覆和粉碎的势头令你震惊——贝萨妮亲吻你，你克制住自己，你没有惊退，她用双手拉近你，你小时候亲吻她的感官记忆摧枯拉朽地淹没了你，当时你惊讶于她的嘴唇是那么干燥，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只会把脸贴上她的脸，当时亲吻还不是一个里程碑，而是命运的终点。但现在你们都是成年人，都拥有了相关的经验，都很清楚该如何亲近另一具躯体——也就是说你们知道亲吻有时候是一种沟通手段，此刻你们在告诉对方的是你们都很想要更多。因此，你贴近她，双手绕过她的腰部，手指抓住长裙的轻薄织物，她揪住你的衣领，把你拉得更近了，你们还在亲吻，深深地、狂野地彼此品尝，你意识到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你似乎能够集中精神同时关注所有的事物和感受所有的情绪：你的双手和她的皮肤和你的嘴唇和她的嘴唇和她的手指和她的呼吸和她的身体如何回应你的身体——它们不像是孤立的感觉，而是某种更巨大的感觉的许多层次，这样的意识漂移有可能在你和另一个人耳鬓厮磨时发生，一切都非常顺利，就仿佛你完全知道另一个人想要什么，能感觉到她的情绪震颤着流淌过她的身体，就好像它们也震颤着流淌过你的身体，就好像你们的身体边缘暂时消失，变成了没有界限的物体。
这就是你的感觉，这种无边无际的辽阔感，因此当贝萨妮突然惊起，撤身后退，抓住你的双手，阻止它们进一步的行动，说“等一等”时，你才会受到那么巨大的震撼。
“什么？”你说，“怎么了？”
“没什么……对不起。”她继续后退，完全离开你们的身体纠葛，蜷缩在沙发的另一侧。
“发生什么了？”你说。
贝萨妮摇摇头，用她那双哀伤、可怕的眼睛看着你。
“我做不到。”她说，你内心深处的感觉只能用直往下沉来形容。
“咱们可以慢慢来，”你说，“慢慢来，没关系的。”
“对你不公平。”她说。
“我不介意。”你说，希望没有泄露你内心那么巨大的绝望感，因为你知道，假如都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是拿不下这个姑娘，你会彻底四分五裂，你将永远无法恢复原状。“我们不需要非得做爱不可，”你说，“咱们可以，呃，我说不准，悠着点儿。”
“做爱不是问题，”她说，大笑，“做爱我没问题，我愿意。但我不知道你想不想。或者更准确地说，以后想不想。”
“我想的。相信我。”
“有些事情你并不知道。”
“什么事？”
贝萨妮站起身，抚平长裙，这个姿态应该意味着冷静和得体，非常认真地中断了沙发上的情欲戏码。
“有一封你的信，”她说，“在厨房台子上。毕晓普写给你的。”
“他写过信？写给我？”
“他死后几个月陆军交给我们的。他写信是为了预防不测。”
“他也写给你了吧？”
“没有。他只写给了你一个人。”
贝萨妮转过身，缓缓地走向卧室。她又恢复了她那独特的谨慎姿态：完全挺直，每一个动作都那么沉着和果断。她拉开卧室门，忽然停下，扭头望向你。
“听我说，”她说，“我读过信了。对不起，但我确实读了。我不知道信里在说什么，你也不需要非得告诉我，但我想告诉你，我读过了。”
“好的。”
“我待在房间里，”她朝卧室摆摆头，“读过信之后，假如你还想进来，我没问题。但假如你想离开”——她停顿片刻，转过去，垂下头，似乎望着地面——“我也能理解。”
她走进黑暗的卧室，房门随后关闭，发出轻柔的咔嗒一声。
选择读那封信，请翻到下一页……
一等兵毕晓普·福尔坐在布莱德利装甲车里，下巴顶在胸口，睡得正香。他在一个小车队的第二辆车里，这个车队共有三辆装甲车、三辆军用悍马和一辆补给卡车，排成一列驶向一个村庄。他们不知道这个村庄叫什么，只知道武装分子最近绑架了村长，在电视上直播了斩首。让车队里的士兵觉得怪异的不仅是处决有电视直播，更是判决用斩首这种方式杀人。感觉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死刑，从黑暗年代召唤来的邪灵。
三辆装甲车和三辆军用悍马能运载大约四十名士兵，补给卡车上还有两名士兵，外加饮用水、汽油、弹药和几百盒MRE（野战口粮）。MRE盒子上有一张密密麻麻的成分表，那些名字复杂的营养物质让许多士兵声称MRE对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仅次于斩首和IED(简易炸弹）。有个很流行的游戏，是猜一种化学物质来自MRE还是炸弹。山梨酸钾？答案：MRE。焦磷酸二钠？答案：MRE。硝酸铵？答案：炸弹。硝酸钾？答案：都有。他们会边吃饭边冷嘲热讽地玩这个游戏，但不会在乘着装甲车去一小时车程外的村庄的路上玩。乘车出任务的路上，他们做的事情主要是睡觉。他们最近二十四小时轮班，因此在装甲车的铁板保护下休息一小时就像进天堂暂时歇脚。因为它通体漆黑，是军营铁丝网外唯一的安全场所。布莱德利装甲车全速前进时的声音就像脆弱的木板过山车开到了两倍音速，但士兵戴着耳塞，所以感觉既惬意又安全。所有人都喜欢它。只有一个叫老吐的家伙除外，没人记得他的真名，因为他的绰号早就定了下来，他每次坐上装甲车都会躲在最后面呕吐，起因是晕车。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吐满天”，很快变成了“小吐”，最后无可避免地成了“老吐”。
老吐今年十九岁，短发，身材精瘦，肌肉发达，比他在家的时候轻了不到七公斤，有时候会忘记刷牙。他来自一个乡下地方，没有人对那儿有深刻的印象（大概在内华达还是内布拉斯加？）。这个孩子对许多事情有着定见，任何事实或历史都无法改变他。举例来说，有一次他听别人称波斯湾的军事行动为“乔治·布什的战争”，老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说布什只是在努力收拾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留下的烂摊子。于是引发了一场争论：宣战的是谁？最初决定入侵伊拉克的是谁？所有人都试图说服老吐，开战的不是克林顿，但老吐只是摇摇头，说：“伙计们，我非常确定你们搞错了。”语气像是为大家感到惋惜。毕晓普不肯放过他，说无论你支持布什还是克林顿还是其他什么人都行，但谁发动了战争只是个简单的客观事实。老吐说他认为毕晓普必须“支持我们的司令总”，毕晓普听了一愣，问：“司令总是什么？”老吐说：“就是军队的指挥官啊。”于是他们又吵了起来，毕晓普说那不是司令总，而是总司令，老吐看着他不说话，满脸我知道你在拿我开玩笑但我就是不上当的表情。
不过，他们很少谈论政治。没有人谈论政治。政治和他们面临的问题没什么关系。
有一次，老吐求他们打开装甲车上的射击孔，好让他在路上看着地平线保持平衡，他说这样能帮助他克制眩晕和呕吐。但他的想法毫无意义，因为假如打开射击孔，车内就不是完全黑暗了，他们也就没法睡觉了，同时因为射击孔覆盖着装甲，考虑到他们迄今为止遭遇了多少地雷、炸弹和冷枪，没有人愿意放弃任何一块装甲。老吐说，布莱德利装甲车载有多把M231突击步枪，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要将枪管插进射击孔（M231基本上就是M16，但去掉了由于过高而无法插进射击孔的前置瞄准装置，枪托也短得多，因为装甲车内部相当狭窄），老吐进而问，车上有M231不就证明了我们应该打开射击孔吗？否则我们该如何通过射击孔开枪？毕晓普说，老吐这个逻辑真是了不起，虽说你只顾着自己舒不舒服。总而言之，这辆装甲车的指挥官——他凑巧就叫布莱德利，绰号“宝贝爹”，因为他参军是为了甩掉数次成家带来的恶果——决定不能卸下装甲。他说：“既然你有防护措施，只有傻瓜才会选择不用。”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还挺好玩的。
一个人上车就吐，对世界大事缺乏起码的了解，会因为射击孔不能打开而抱怨不休，你肯定以为老吐是贱民阶层的首选代表。他们坐在装甲车里出任务的次数多得数不胜数，你肯定以为老吐会非常不受欢迎，但事实并非如此。老吐受到所有人的喜欢和爱护，原因是某次深夜突袭疑似敌方营地时，他的夜视镜坏了，他没有像别人遇到这种情况时那样撤回去，而是打开了该死的手电筒，继续开门和搜查房间。手电筒在这种行动中就好比用超大号霓虹灯拼出的朝我开枪！。说真的，这小子勇敢得已经没边儿了。有一次，他告诉毕晓普说，比别人对你开枪更糟糕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对你开枪的人逃跑了。毕晓普敢打包票，老吐更喜欢企图杀他的敌人站着别动，而不是根本没有人企图杀他。所以，大家都喜欢老吐。你知道他们喜欢他，因为他们总是叫他“老吐”，这个绰号在局外人看来有些残忍，因为它点明了一个人最大的缺陷，但实际上它证明他们接受了这个人，尽管他有这个缺陷，他们依然爱他。这是一种非常男性的表达方式，表达的是毫无条件的爱。当然了，以上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那个姑娘也是一项加分。老吐的头号话题：朱莉·温特伯里。所有人都喜欢听她的故事。她是老吐那所高中毫无争议的头号美女，赢得了一个人能拿到的全部选美比赛的冠军，连续四年统治整所学校，她的脸蛋诱发了数以千计次勃起，在她的美丽面前，少年们不再像平时那样紧张兮兮地窃笑，而是感到有一种近乎实质的疼痛在啃噬他们的面颊内侧，往往立竿见影地驱散了傻笑的念头。她不正眼看你，你会感到沮丧，要是她正眼看你，你会当场爆炸。老吐有一张照片，中学毕业照，他拿给大家看，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没有夸大其词。朱莉·温特伯里，他带着宗教徒般的崇敬说出这个名字。但朱莉·温特伯里的问题是，她的美丽完全震住了老吐，他连一次也没有和她说过话。她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高中毕业后，他去参加基本训练，遇到了美国武装部队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教官。事后，他觉得既然我能从那个混蛋手下活着回来，那我肯定能和朱莉·温特伯里说话了。经历了基本训练的考验，她似乎不再是个不可战胜的目标。因此，在回家等待分配的那几周里，他去约她出来。她居然答应了。如今他们正在热恋。她甚至寄了几张她的色情照片给老吐，所有人都央求老吐给他们看看，但他就是不肯，跪在地上求他也没用。
在这个故事里，人们最喜欢的莫过于他终于约女孩出来的那个部分。因为按照老吐的说法，当时他已经不需要鼓起勇气去约她了。约她似乎已经不再需要勇气，也可能是他发现他内心早就有了足够多的勇气，等待被他使用，所有人都喜欢这么想象。他们希望同样的事情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经常吓得魂不附体，他们希望等他们需要变得勇敢的时候，也能真的变得勇敢。想象自己内心有着勇气的源泉，能帮助他们战胜前方无法想象的困难，这当然是个美好的愿望。
既然连老吐这样的小子都能泡到朱莉·温特伯里那样的姑娘，那他们肯定也能熬过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他们清理现场时最喜欢求他讲这个故事，清理现场大概是整场战争中最不公平的事情了，士兵有时候不得不负责收拾自杀爆炸者的肉块。想象一下，你拎着一个麻袋到处找尸体碎片，从麻袋里渗出的东西怎么看都像南瓜瓤里的汁液。阳光炙烤路面，因此有些碎肉不是乖乖地躺在那儿，而是正在被慢慢煎熟。那股气味：鲜血，烤肉，无烟火药。每次执行打扫任务的时候，他们就会求老吐讲一讲朱莉·温特伯里的故事，帮他们熬过痛苦的时光。
最后，宝贝爹和老吐达成交易，老吐进了装甲车可以挨着炮手待在最上面。这么做无疑违反规定，因为一个人站在老吐那个位置上会阻碍M242链炮的转动。但宝贝爹愿意在这件事上稍微违反一下规定，总比每时每刻都能闻到呕吐物的气味强得多。因此，老吐如愿以偿地看见了地平线，从而克服晕车。当然还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就是一旦遇到情况就立刻跳进底下的货舱。他对此毫无意见，因为M242开火的时候你绝对不想待在旁边。那东西能像撕纸巾似的撕开一辆SUV，它的炮弹和老吐前臂一样长。
他们得知开车去村长最近被杀的那个村庄大约要一个小时。毕晓普坐在装甲车里，头盔拉下来盖住眼睛，耳塞插得都快碰到大脑了。幸福的寂静。六十分钟沉浸在美好的虚无之中。毕晓普甚至连梦都不做。战场给了他许多惊喜，其中之一是把他变成了睡眠大师。要是有人说你睡个二十分钟吧，他会把二十分钟全用在睡觉上。他分辨得出睡两小时和两个半小时的区别。他在这儿能感觉到意识的轮廓线，但在家里根本感觉不到。在家里，生活就像以每小时约一百公里的速度开车，所有细小的颠簸和特征都变得平淡，成了难以分辨的一片模糊。战争就像你停下脚步时用手指感觉到的路面。你的意识会这样向外伸展。战场让时间变得缓慢。你以你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感觉自己的意识和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