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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2>
“哈喽？哈喽？”
“我在，哈喽？”
“哈喽？萨缪尔？你能听见吗？”
“很不清楚。你在哪儿？”
“是我，佩里温克尔！能听见吗？”
“那是什么声音？”
“我在游行队伍里！”
“你为什么在游行队伍里打给我？”
“我不是真的在队伍里！而是紧跟在队伍后面！我打给你是因为邮件！我读了你的邮件！”
“你脑袋旁边是不是有人在吹奏大号？”
“什么？”
“太吵了！”
“我打给你就是想说我读了——”电话里忽然安静下来，只剩下发闷而模糊的数码噪音，信号强度忽强忽弱，仿佛机器人的胡言乱语，声音被压缩和多普勒化，随后，“——才是我们想要的，大致如此。你能做到吗？”
“你刚才说的我一个字也没听见。”
“什么？”
“信号断了！我听不见！”
“妈的，是我，佩里温克尔！”
“我知道。你在哪儿？”
“迪士尼乐园！”
“听起来你走在游行乐队的正中间。”
“等一下！”
如同将贝壳放在耳边时听到那种呼呼声，大拇指或风经过麦克风时的摩擦声，抽象的音乐呜呜声，然后忽然安静下来，就好像佩里温克尔被关进了厚实的铅盒子。
“怎么样？能听见了吗？”
“能，谢谢。”
“手机信号这会儿似乎不太好。我猜是带宽问题。”
“你为什么会在迪士尼乐园？”
“因为莫莉·米勒。我们在为她的新MV做宣传。和一部迪士尼经典动画电影的再发行做捆绑宣传，这部电影数码重制并3D化了。好像是《小鹿斑比》？所有爹妈都在用手机拍摄游行，发短信给亲友。我猜信号塔完全被堵死了。你有没有来过迪士尼乐园？”
“没有。”
“从没见过哪个地方这么热衷于已经过时的科技。到处都是电影角色的机械模型。模型的木头部件嘎吱嘎吱乱响。说起来还挺复古的，对吧？”
“游行结束了吗？”
“没，我只是躲进了一家商店。旧时光汽水店，牌子是这么写的。我在仿造一百多年前景观的美国主街上。一条可爱的小街，真实世界中这样的街道正是被迪士尼这种跨国公司集体屠杀掉的，但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份反讽。”
“我很难想象你玩过山车玩得很开心的样子。还有那么多孩子。”
“每个游艺项目的内涵都是一样的：令人痛苦的慢速穿越机器乐园。比方说‘小小世界’，顺便说一句，那恐怖玩意儿就是一群被麻痹的傀儡没完没了重复机械的套路，我相信迪士尼并不是存心想用它精确地预言第三世界劳工的处境。”
“我记得那个项目说的好像是国际团结和全球和平。”
“啊哈。‘激流勇进’简直就是在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一比一宣传模型里漂流。还有个项目叫‘未来展望’。听说过吗？”
“没有。”
“本来是为1964年世博会建立的。自动机械剧场。一个男人和他的家人。第一幕是1904年，这个男人面对当时的新发明赞叹不已：煤气灯，熨斗，摇柄洗衣机。了不起的立体视镜。叹为观止的留声机。能想象吗？他老婆说现在洗一次衣服只需要五个小时了，观众哄堂大笑。”
“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过得很舒服了，但我们比他们更清楚。”
“对。每次幕间休息他们都会唱一首可怕的歌，就是迪士尼式的那种朗朗上口。”
“唱给我听听。”
“没门。不过合唱部分好像是‘明——天多么光辉美好’。”
“好吧，别唱了。”
“歌颂永无止境的发展。有段时间卡在我脑袋里就是忘不掉，我甚至考虑过做大脑手术切掉它。总而言之，第二幕里他们来到1920年代。电气时代：缝纫机，烤面包机，松饼机，冰箱，电扇，收音机。第三幕是1940年代，有洗碗机了，还有个巨大的冰柜。你能想象这个项目想表达什么。”
“技术持续改善生活。前进势头不可阻挡。”
“对。多么可爱的1960年代中期幻觉，对吧？一切事物都将改良。哈，我向上帝发誓，我之于迪士尼世界就好比达尔文之于加拉帕戈斯群岛。说起来，汽水店的营业员一直像变态似的朝我微笑。肯定有这条规矩，时刻对客人微笑。哪怕我在打电话，而且”——吼叫——“明显对奶油苏打水不感兴趣！”
“你说你读了我的邮件？后面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见。”
“他们笑得就像喝醉酒的小孩，像嗑了药的地精。每天这么做肯定需要无比坚强的意志。对，我读了你的邮件，你描述你老妈高中生活的那些材料。在飞机上读的。”
“然后？”
“我忍不住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几乎没提朝派克他妈的州长扔他妈的石头。”
“就快写到了。”
“实际上是完全没提。要是我没算错，一个字也他妈的没有。”
“后面会写到的。我得铺垫一下。”
“铺垫。你需要铺垫几百页？给我个准数。”
“我要写出完整的前因后果。”
“你答应的是写一本书，既讲述你母亲的故事，同时也把她撕成碎片——修辞意义上的。”
“对，我知道。”
“现在我担心的是‘把她撕成碎片’的那部分。因为派克袭击者之子为母亲辩护在一些方面或许挺催泪，但派克袭击者被亲生骨肉破腹挖心才是真正的看点。”
“我只是想讲述真相。”
“顺便再来点少女成长小故事。”
“你不太喜欢，对吧？”
“掉进熟悉的少女成长俗套了，我只是想说这个。还有，这里面有什么寓意？有什么人生教训？”
“什么意思？”
“绝大多数回忆录揭开伪装其实都是励志小册子，这不算什么秘密。所以你这本书打算怎么帮助其他人过得更好？教大家一个什么道理？”
“我连一秒钟都没想过这些。”
“我给你个建议吧：投票给共和党。”
“不，我写书绝对不是为了这个。根本不在同一个银河系里。”
“咦，这个人怎么就忽然变成了艺术家先生？听我说，在如今的市场上，绝大多数读者只想要容易理解的线性叙事，外加宏大的概念和简单的人生教训。你这本书里的人生教训，我说客气一点吧，太散了。”
“莫莉·米勒的书里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生教训？”
“很简单：人生很美好！”
“对她来说当然很轻巧。生下来就有钱。念曼哈顿上东区的预科学校。二十二岁就成了亿万富翁。”
“你会吃惊于人们愿意撇开什么样的事实去相信，人生就是很美好的。”
“人生离美好远着呢。”
“所以我们才需要莫莉·米勒。这个国家在我们周围四分五裂。不关注任何事情的人群也把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就连缺乏信息的未决投票者群体也是。国家就在我们眼前崩溃。人们失去工作，养老金一夜之间消失，每个季度的报表都在说他们的退休基金又贬值了百分之十，已经连续贬值六个季度了，他们住宅的价值还不到购买价格的一半，他们的老板弄不到贷款来发工资，华盛顿成了马戏团，他们家里塞满了好玩的科技产品，他们看着智能手机心想，‘一个世界能生产出如此伟大的产品，怎么会变得这么糟糕？’对，他们就在琢磨这个。我们做过研究。我想说什么来着？”
“你在说莫莉·米勒，人生很美好。”
“我给你说说大家对好消息有多么痴迷。《滚石》杂志想访谈莫莉，但他们报道的是她的书，而不是她的音乐，所以他们说，他们希望能做得更‘真实’一些。更真实的访谈，折射出更真实的回忆录，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暂且不提回忆录面向目标群体由雇用写手代笔？《滚石》所谓‘更真实’的访谈从一开始就是设计好的？他们想要的不是事实，而是感觉起来比其他模拟更接近现实的模拟。总之无论如何，我们头脑风暴互相吼叫，有个新来的公关专家——刚从耶鲁毕业，我跟你说，他会成大器的——他想出一个绝妙的点子。他说不如请他们看她在家做意大利面。你说妙不妙？”
“我猜选择意大利面肯定有个特别的原因。”
“我们对焦点小组做过测试，效果比肉好。牛排或鸡肉如今包袱太多。放养的吗？无抗生素吗？人道宰杀吗？有机吗？洁净吗？养殖户有没有每晚戴着丝绸手套爱抚动物，唱轻柔的摇篮曲哄它们睡觉？要是不接受一个什么政治纲领，我他妈的如今连汉堡包都没法点了。意大利面依然没什么偏向性，不会引发抗议。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让别人看见她实际上吃什么。”
“为什么？她吃什么？”
“蒸卷心菜和蘑菇汤为主。要是被记者看见，报道就完全变味了。一个可怜的少女偶像正在饿死自己。然后，我们就会被拖进该死的身体形象辩论，双方吵了那么久，谁也没有得到过公众的完全支持。”
“我不认为我真想读莫莉·米勒怎么做意大利面。”
“面对国家灾难和个人未来的彻底毁灭，人们通常会走上两条路中的一条。我们有成吨的论文支持这个判断。他们要么义愤填膺、过度敏感，往往会开始在‘我感觉’之类的平台上发布自由主义宣言；要么沉浸在舒适的无知之中，对后者来说，看莫莉·米勒加热从罐子里倒出来的意面酱汁非常令人愉快，异常能转移注意力。”
“你说得好像这是什么公共服务。”
“还有谁能比网上那些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者更傲慢？这些家伙完全让人无法忍受。另外，对，这就是一种公共服务。想知道我私下里对你的书有什么期望吗？”
“当然。”
“我希望它能取代莫莉的回忆录登上畅销榜。想知道原因吗？”
“我觉得这个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
“因为很少有产品能够同时吸引上述两个人群：愤怒者和无知者。极少有产品能跨越这道鸿沟。”
“但我母亲的故事——”
“我们做过测试。你母亲有着巨大的跨越性吸引力。非常罕见，通常来说难以预测，有些东西就是会跳出文化领域，形成更广泛的影响。所有人都能在你母亲身上找到他们想看见的东西，所有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被触犯。你母亲的故事能让任何有政治看法的人大喊‘你可耻’，现如今这本身就足够可口了。现在美国人最受欢迎的休闲活动已经不是棒球，而是伪善。”
“我一定会认真想一想的。”
“记住，少一些同情，多一些血腥。这就是我给您的建议。另外，莫莉那本书我们用的代笔写手。他们有时间。我让他们随时待命，免得你需要人帮忙写书。”
“不用了，谢谢。”
“他们非常专业，口风也紧。”
“我自己能写。”
“我相信你很想自己写这本书，但从你完成作品的记录看，情况恐怕不太乐观。”
“这次不一样。”
“我不是在评判你，只是在指出某些历史事实。说起来？这么多年，我一直没问过，你为什么一直没写出第一本书？”
“不是说我写不出——”
“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难道没有写信鼓励和称赞你？莫非你失去了灵感？你的雄心在期待的重负下卡壳了？你是不是——怎么说的来着——遇到了瓶颈？”
“不是这些原因，真的。我只是做了几个错误的决定。”
“几个错误的决定。这是用来解释宿醉的。”
“我做了一些很差的选择，都怪我。”
“这么解释你在成为一位著名作家的道路上遭遇了彻底失败倒是很可爱。”
“说起来，我一直想成为一位著名作家。我以为当上著名作家能帮我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但忽然间，我成了著名作家，问题却还是没有解决。”
“某些特定的问题？”
“怎么说呢，总之和一个姑娘有关系吧。”
“哦，我的天，很抱歉，我不该问的。”
“一个我非常想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姑娘。”
“让我猜一猜。你当作家是为了打动某个姑娘。但你没有得到她。”
“对。”
“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并不稀奇。”
“我一直在想我有可能做得更好。我有可能得到那个姑娘。我只需要做出稍微有点不一样的事情。我只需要做出更好的选择。”
“选择你自己的冒险”系列故事之你可以得到那个姑娘！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故事。在这篇故事里，结果依赖于你的决定。仔细考虑你的选择，因为它们会影响故事的结局。
你是个温顺、羞怯而绝望的年轻男性，出于某些原因，想成为一名小说家。
一个真正重要的小说家，真正了不起的小说家，甚至是获奖作家。你认为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就是成为著名作家。但怎么做呢？
结果很容易。虽然你不知道，但你已经拥有了需要的全部特质。一切因素都已就绪。
首先，这是最基础的：你感觉绝望，不可救药地无人疼爱。
你感觉被遗弃，不被你生活中的那些人所欣赏。
尤其是女性。
尤其是你母亲。
你母亲，还有一个你小时候迷恋的女孩，她让你感觉晕眩、疯狂、晕头转向和郁郁寡欢。她叫贝萨妮，她之于你大致就是烈火之于木柴。
你母亲抛弃你之后不久，贝萨妮全家就搬到东海岸去了。两件事并无关联，在你脑海里却像是有所联系，初秋那个月是你生命中的重大转折点，你的童年在那里断成两截。贝萨妮保证她会写信给你，她说到做到：每年一次，你会在生日收到贝萨妮的来信。你读完信会立刻回信，会像疯子似的写信，直到凌晨三点，一稿接一稿地重写，企图写出一封完美的回信。然后，你会在接下来一个月里像偏执狂似的检查信箱。但信箱里不会有她的信，直到下一年你的生日，你会收到贝萨妮的下一封信，信里满是她的最新情况。她们家如今住在华盛顿特区。她还在拉小提琴。她的老师都是最优秀的人物。他们说她前途无量。她弟弟要去上寄宿制军校了，他过得很开心。她父亲现在大部分时间住在曼哈顿的公寓里。樱花树正在开花。毕晓普向你问好，说学校很不错。
信件那平淡而冰冷的语气总是让你沮丧不已，直到看见末尾的落款：
爱你的，
贝萨妮
她签的不是“顺致爱意”或“以我全部的爱”或其他没有深意的问候语。贝萨妮签的是“爱你的”，这三个字能支撑你整整一年。除非她真的爱你，否则又怎么会说“爱你”呢？否则她为什么不签普通人常用的那些祝词呢？万事如意。身体安康。谨启。
不，她写的是“爱你的”。
然而，当然了，还存在信件本身的问题，它们是那么冷淡、安稳、温和、缺乏浪漫色彩和爱意。你该怎么解释这个矛盾呢？
你的结论是，她父母会检查她的信件。
他们在监控她和你的通信。尽管那些烂事没有把你卷进去，但贝萨妮的弟弟对他曾经的校长做出某些可怕事情的那段时间里，你和他是最要好的朋友。因此，贝萨妮的父母很可能对你并不认可，也不会允许女儿选择与你谈恋爱。所以，为了逃避审查，她只能将心里话藏在信件末尾，在结束语里大胆地写道：“爱你的。”
你假定你的回信同样会遭到审查，因此你在讲述生活中那些平淡琐事的同时，也会想方设法暗示你对她的磅礴爱意。你想象她能够从字里行间觉察到你的爱意，爱意如幽灵一般在文字上盘旋，刚好可以躲过她父母的视线。当然了，你会在信件末尾签上“也爱你的”，以此表达你收到了她通过信件传递的真正信息。你们就是这么交流的，仿佛战争时代的间谍，用陈词滥调掩饰意味深长的事实。
寄出回信后，你要等待一年才能收到下一封信。
另一方面，你在数你们再过多少天才能从高中毕业，去上大学，到时候你们的通信将会脱离她父母的审查，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表达她内心真挚的情感了。你用幻想麻醉自己：你和她进入同一所大学，成为校园情侣，挽着贝萨妮参加派对的感觉是多么美妙，你会立刻出名，因为你约会的对象是那位小提琴天才，那位美丽的小提琴天才（不，不止美丽，而是璀璨夺目，让旁人看得目瞪口呆，你知道这是事实，因为贝萨妮偶尔会在一年一次的来信里附上她和弟弟的新照片，她会在照片背面写上“想你！贝与毕”，你会把照片放在床头柜上，刚收到照片的第一个星期，你几乎没法睡觉，因为每隔一个小时就会从怪异的噩梦中惊醒，梦中照片会被风吹走，会突然解体，会有盗贼摸进你的房间偷照片，等等等等）。两人上同一所大学的美梦做到贝萨妮进入茱莉亚学院为止，你对父亲说自己想上茱莉亚，你父亲挑起一侧眉毛说“哦，好的”，语气非常轻蔑，你不明白为什么，直到你在高中的升学指导办公室看见茱莉亚学院的宣传资料，才发现这所学校基本上只培养音乐、戏剧和舞蹈方面的专才。另外，学费大约十倍于你父亲的既定预算。
所以，妈的。
你修改计划，对父亲说不去茱莉亚学院了，但还是纽约市的什么学校。
“也许哥伦比亚大学，”你说，因为从你在高中图书馆找到的纽约地图看，哥伦比亚大学离茱莉亚学院很近，“要么纽约大学？”
亨利当时正在测试一种新概念“开口乳蛋饼”冷冻餐的坚固性，吧唧吧唧地品尝着不成形的半液态面糊，在十五步流程图上做记录，他忽然停顿，咽下嘴里的食物，望着你说：“太危险了。”
“天哪，别这样。”
“纽约是全世界的谋杀之都。想都别想。”
“没那么危险。就算危险，校园也不可能危险。我会待在学校里的。”
“听我说。我该怎么说你才明白呢？你住在橡树谷弄。纽约市连一条橡树谷弄都没有。完全没有这样的地方。你会被生吞活剥的。”
“纽约也有这样的里弄，”你说，“我不会有事的。”
“不。你不明白我的比喻。懂吗？我想说的正是这个。让我解释一下。有些人来自城市街区。然后呢，光谱的另一头是什么？有些人来自里弄，例如我们。”
“老爸，你别说了。”
“再说，”他说，转向正在迅速冷却的开口乳蛋饼，“纽约的学校也都太贵。对不起，但我们只上得起本州公立学校。事实如此。”
你最后上的就是本州的公立学校，你在那里知道了电子邮件的存在，如今所有的学生都在使用电子邮件，贝萨妮在写给你的下一封信里留了电子邮件地址，你发了一封邮件给她，纸质通信就此退出历史。好处是你和贝萨妮的通信变得更加频繁，甚至可以每周一次。电子邮件是即时性的。刚开始你很开心，直到一个月后，你意识到了电子邮件的缺点，也就是其中不存在实体的物品，不存在贝萨妮触碰过的真实媒介。在你的青春岁月中，拿着贝萨妮使用的厚实信纸，看着她整洁的手写圆体字，你曾无数次地得到安慰：贝萨妮与你远隔千里，但这件东西能够代替她填补空白。你可以闭上眼睛，抱住信件，几乎能感觉到她在触碰信纸，她的手指抚摩每一张信纸，舌头舔湿信封的封口。其中关系到的是想象和信仰，犹如基督教的圣餐变体论，这个物品在你的脑海里暂时变成了一具躯体。她的躯体。因此，开始使用电子邮件后，尽管你们经常写信联系，你却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象征她肉体的物品消失了。
同样消失的还有“爱你的”。
她上茱莉亚学院后，信件末尾的“爱你的”很快变成了“爱你啦”，刺得他的心隐隐作痛。“爱你啦”似乎是真爱去掉了仪式性和庄严感后的产物。
另一个问题是，尽管贝萨妮不再处于父母的管制之下，但信件也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最适合形容其语气的词语是通告性的，就像校园游览的导游词。贝萨妮得到了自由自在表达内心感受的机会，做的却还是老一套：报告近况，分享身边事。她用这种方式写了九年信，似乎把自己绕进了一个陷阱。这种语气太熟悉了，因此成了她能够使用的唯一一种语气。无论你知道了多少她身边的事情：某些课程很简单（例如听音练耳），某些课程很难（例如调性和弦），她那个室内乐小组的大提琴手极有天赋，学校食堂很差劲，她的室友是打击乐手，加州人，经常练钹练得自己偏头痛——这些消息似乎有一种缺乏情感和人性的特质。缺乏亲昵感，没有浪漫色彩。
然后贝萨妮开始向你讲述男生。性格轻浮的男生。厚脸皮的男生，在派对上逗得她狂笑不已，笑得弄洒了饮料。男生，通常是铜管乐手，尤其是长号手，请她出去约会。更糟糕的是她答应了。更更糟糕的是，约会很愉快。你的皮肤底下在沸腾，因为你追求这个女人已有九年，这些男人，这些陌生人却忽然冒出来，一个晚上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你一辈子的。太不公平了。经历了你经历过的那一切，你应该拥有更好的待遇。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爱你的”变成了“爱你啦”，随后又变成仅仅一个“爱”，最后则变成了“xoxo”（亲亲抱抱），到了这时候，你意识到你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不知什么时候，你失去了你的机会。
这样的失败，是成为著名作家的必经步骤。失去机会所带来的刺痛，让你拥有了丰富的内心生活，幻想你没有搞砸一切的各种可能性，幻想你赢回贝萨妮的各种方式。清单第一项：打败吹长号的小子们。手段：写有深度有艺术价值有重要性的伪知识分子小说。因为你不是能逗贝萨妮笑得弄洒饮料的那种人，在这方面你无法和吹长号的小子们竞争。因为想到她和给她写信的时候，你总是会变得极为认真和拘谨，类似于宗教性的反应，面对有可能湮灭你的力量，你肯定会变得庄重而正式。谈到贝萨妮，你就会彻底丧失幽默感。
于是，你开始写毫无幽默感的故事，处理所谓的“重大议题”，因为好玩的长号手拿着三米长的杆子也不会去碰[1]重大议题。（“三米长的杆子”是个烂俗说法，吹长号的小子们想也不想就会套用，而你事事都讲求原创，绝对不会使用。）你认为成为作家的重点在于向贝萨妮表现出你有多么独一无二和特别，多么不同于有着相同情绪、做着相同事情的普罗大众。你认为成为作家就像身穿最有创意最有趣的衣服去参加万圣节派对。你决定要成为作家之后——当时你二十岁刚出头，做出了极其重大的决定，也就是去念“创意写作”的硕士——将自己投向相应的生活风格，养成所有的俗套习惯，做你认为作家必然做的事情，包括：参加附庸风雅的读书会；在咖啡馆消磨时间；穿一身黑；乌压压一片黑的衣橱只能用“后启示录/后大屠杀”这种词形容；喝最烈的酒，往往喝到深夜；买皮面精装的刊物；用沉甸甸的金属钢笔，从不用圆珠笔，更别说按钮笔了；抽烟，刚开始是普通人在加油站购买的普通牌子，后来是时髦的欧洲牌子，装在长条形的烟盒里，只能在高级烟草制品店和专卖大麻烟草等制品的商店买到。你觉得抽烟让你像个作家。在公共场合觉得有人在审视、估量或评判你的时候，抽烟让你有事可做。抽烟的功能相当于十五年以后的智能手机，就像社交护盾，觉得尴尬的时候就从口袋里掏出来摆弄。你几乎每时每刻都觉得尴尬，你为此责怪你的母亲。
当然了，你绝对不会写这些。你通常会避免所有的内省。你内心有些东西是你情愿无视的。你内心深处有一团烧熔的痛苦和自怜，想压制住那团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看它，甚至不承认它的存在。你写作时从不写自己。绝对不写。你甚至无法迫使自己用第一人称写作。你只能写出阴郁、沉重和暴虐的故事，给你带来了或许拥有秘密的名声。你的过去搞不好埋藏着什么真正凶残的事情。你没有想办法去纠正这个误解。你有个短篇说的是个虐待成性的酗酒整容医生，他每天夜里喝得烂醉，用难以想象的残暴方式强奸他仅有十几岁的女儿，她高中的那几年差不多都被这种恐怖支配，直到有一天，女孩想出了杀死父亲的计划：从他的美容诊所偷肉毒杆菌，投入他喜欢吃的酒浸樱桃。几杯古典鸡尾酒下肚，父亲的身体彻底瘫痪，女儿叫来她在某些诡秘环境下认识的一个极其凶残的基佬变态狂，无数次地强奸她父亲，她父亲意识清醒地经历了这一切。在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之后，女儿割掉他的生殖器，让他流血至死，他在地下室里挣扎了三天，没有人能听见他的惨叫。
换句话说，你写的故事与你的生活毫无关系，甚至与你熟悉的事情都毫无关系。
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你真正在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贝萨妮读到了会有什么想法。你明白这些故事其实只是一场盛大而漫长的表演的一部分，唯一的目标是让贝萨妮对你产生特定的看法。让她认为你有天赋，有艺术气质，有头脑，有深度。让她再次爱上你。
此处的悖论在于，你从来没有向贝萨妮展示过你的任何一篇小说。
因为，尽管你和写作的群体厮混，上写作课程，打扮得像个作家，像作家一样抽烟，但归根结底你也不得不承认你写得实在不怎么好。你的小说在课堂上得到了半冷不热的反应，教师的回复缺乏热情，投稿的编辑扔回来成堆的匿名模板退稿信。最糟糕的莫过于一名教师在一次尖锐得令人痛苦的定期面谈中问你：“你为什么想当作家？”
潜台词当然是：也许你不该当作家？
“我从小就想当作家。”这是你油腔滑调、敷衍了事的回答。这个回答不完全是真话。你并不是从小就想当作家，而是自从十一岁被母亲遗弃后才有这个念头，因为母亲出走前你的生活已经陌生得像一场梦，事实上或许本来就是。那一天可以说是你的重生日。
这种话你当然不会对老师说。这种话被你藏在心里，那是一道极深的伤口，只能用有关你的每一件真实的事物填满夯实，于是就没有真实的事物留在外面了。尤其是你母亲消失的那天清晨，塞在伤口的最深处，母亲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你说你想当作家，母亲微笑，亲吻你的额头，说无论你写什么她都会读。因此，当作家就成了你和母亲之间的唯一联系通道，一条单向的通道，就像祈祷。你心想，假如你能写出非常了不起的作品，母亲读到之后，根据某些离奇的微积分算法，就会向她证明她不该离开。证明你足够好，她应该留下。
但问题在于，你写出来的东西达不到那个品质，甚至差得很远。尽管接受了全套训练，你依然缺少某种难以捉摸的要素。
“真实。”年终会谈时，你的导师建议道，你当时被叫到这间办公室来，因为你在毕业前还有一篇小说要写，导师孤注一掷地想让你明白你必须“写一些真实的东西”。
“但我写的是虚构小说啊。”你说。
“我不在乎你管它叫什么，”导师说，“总之你写点真实的东西。”
于是，你写了你人生中为数不多的真实事件中的一件。这个短篇里有一对孪生姐弟，住在芝加哥市郊一个有铁门的高级社区里。姐姐是小提琴神童。弟弟爱惹麻烦。他们紧张地坐在餐桌前，接受股票经纪人父亲专横视线的检阅，饭后去夜色下冒险，给邻居家的按摩浴缸慢性下毒，邻居是他们上的精英私立学校的校长。下毒的手法很简单：大量杀虫剂。但解释呢？弟弟为何要给校长下毒？校长做了什么事情，招致了这样的报复？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但很难写出来。
线索在几年前就拼了起来。你终于连接起了十一岁时无法连接上的那些散点。毕晓普为什么知道他那个年龄不该知道的事情，与性有关的事情。例如你们在池塘边度过的最后一个下午，他准确地用性交姿势贴在你身上——他为什么会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该那么做？他为什么会想到用色诱校长来逃过打板子？他那些色情物品，那些恶心的宝丽来照片是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会是个行动派？会变成校园霸王？会被精英学校开除？喜欢杀害小动物？给校长下毒？
上高中的时候，一天早晨你走向学校，脑子里根本没有在想和毕晓普或那个死去的校长沾边的任何事情，但所有要点同时涌入脑海，就像神启一样，就好像大脑一直在偷偷地拼合碎片，你忽然醒悟了过来：毕晓普受过性侵，被猥亵。毫无疑问，这就是真相。凶手就是校长。
负罪感汹涌而来，猛烈得让你几乎站不稳。你一屁股坐在别人家的院子里，头晕目眩，瞠目结舌，错过了上午的前三节课。你觉得你就在草坪上被炸成了碎片。
你怎么会没有看出来？你完全沉溺于自己的小小戏剧里：你对贝萨妮的迷恋，为她在购物中心挑选礼物，当时仿佛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难题，你沉溺其中，没有看见就在眼前上演的悲剧。这是感知力和同理心的巨大失误。
也许这就是你最终决定把它写出来的原因。在你写双胞胎的短篇小说里，你在学校里写的最后一篇小说里，你描述了校长如何性虐弟弟。你没有闪烁其词，也没有逃避。你写出了你想象中的事件经过。你写得很真实。
不出意料，同学们觉得它很无聊。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早就厌倦了你和你写的主题。又是个儿童受虐的故事，他们说，老掉牙了，跳过吧。但导师却不寻常地充满热情。他说这个故事拥有另一种特质，关乎人性、宽容、善意和情绪，你以前那些小说里缺少的就是这种东西。后来，在另一次单独面谈中，导师说：有个叫佩里温克尔的纽约大牌出版商在四处打听，寻找还不为人知的年轻天才，不如我把你这个短篇发给他看看？
这是你成为著名作家的最后一步。这是实现母亲离开后你立下的野心的最后一步：从远方打动她，赢得她的赞赏。想让贝萨妮再次注意你，意识到你拥有长号小子无法匹敌的优点，让她用你应该被爱的方式来爱你，这也是你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你要做的事情只是说“好的”。
选择说“好的”，请翻到下一页……
你说好的。你没有考虑这么做的长期后果。没有考虑过贝萨妮或毕晓普对隐私被如此侵犯会有什么感想。你想让拒绝你的人承认、赞扬和敬畏你，这种欲望彻底蒙蔽了你的视线，因此你同意了。好的，当然好。
于是，你的导师寄出那篇小说，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非常快。第二天，佩里温克尔就打来电话。他相当有说服力地告诉你，你是美国文学领域一个重要的新声音，他希望你加入一个只收录年轻天才作品的书系。
“我们还没想好名字，但考虑称之为‘下一代之声’，或者直接‘下一代’，甚至‘青柠书系’。说来奇怪，很多营销顾问似乎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佩里温克尔雇了几个代笔写手润色这篇小说。“这种操作很正常，每个人都这么干。”他说，然后想办法安排它登上了一本塑造群众口味的重要杂志，你被封为“二十五岁以下最优秀的五位作家”之一。接下来，佩里温克尔以这个公关成果为杠杆，给你搞到了条件好得可笑的书约：二十五万美元，买一本你还没动笔的作品。这件事情在2001年年初见报，同时出场的还有当时的诸多好消息：信息超级高速公路，“新经济”时代，美国的发动机强有力地轰鸣着滚滚向前。
恭喜。
你已经是一位著名作家了。
但有两件事让你无法乐在其中。第一，母亲依然杳无音信。沉默得令人痛苦，甚至无法证明她读到了这篇小说。
第二，贝萨妮。她肯定读到了这篇小说，因为她终止了和你的联系。没有电子邮件，没有纸质信件，没有任何解释。你写信给她，怀疑是不是哪儿出了差错，然后猜测肯定有哪儿出了差错，请求她和你谈一谈，然后猜测出的差错无疑是你剽窃了她弟弟的人生故事，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你尝试为自己正名，辩解说这么做是作家的特权，同时为你没有先和他们说清楚而道歉。没有一封信件等来了回应，最后萨缪尔终于明白了，你希望用那篇小说赢回贝萨妮，结果反而杀死了你曾经有过的全部机会。
接下来的那些年里，你没有贝萨妮的任何消息。在这段时间内，你也没有写出任何东西，不过佩里温克尔还是每个月打电话鼓励你，说他有多么期待你交稿。但你没有稿子可以交给他。你每天早晨醒来时都想写点什么，但就是写不出来。你说不清楚你的日子都去了哪儿，但肯定没有花在写作上。时间一个月一个月飞驰而过，但填充它们的是不写作。你用预付款买了一幢宽敞的新房子，但搬进去以后也没有写作。你利用你那一丁点儿名声在当地一所大学搞到了一个教职，教文学，但自己从不写作任何文学作品。倒不是说你遇到了瓶颈，而是你根本没有其他东西可写了。你写作的原因，你最初的激励因素，已经烟消云散。
后来，你终于再次收到贝萨妮的消息。2001年9月11日下午，在她群发给上百个人的电子邮件里，她说：“我没事。”
然后是2004年初春的一天，那一天原本平淡无奇，直到你打开电子信箱，看见有一封来自贝萨妮·福尔的邮件。第一段她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你的心脏怦怦乱跳，因为你觉得，她想向你坦白的事情，肯定是她对你怀着终生不变的深沉爱意。
但事实并非如此。读到第二段你就意识到了，第二段的第一句话重新砸开了你紧锁的心扉。“毕晓普，”她写道，“去世了。”
事情发生在前一年10月。伊拉克。一颗炸弹引爆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她觉得很抱歉，因为她没有立刻告诉你。
你回信请她详细说一说。你得知，毕晓普从军事预科学校毕业后考进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进入陆军，从最底层的士兵做起。谁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接受过的教育和训练足以让他直接当上军官，但他拒绝了。拒绝直接当军官似乎让他很高兴，他更愿意走一条更艰难更辛苦的道路。贝萨妮不知道原因。那时候她和毕晓普已经很少交谈了，他们早已疏远。近几年他只是偶尔在节假日才回家看看，只有在那种时候他们才会见面。他在1999年入伍，在德国风平浪静地待了几年，9·11后被派往阿富汗，一段时间后调往伊拉克。他每年只和家里联系几次，每次的邮件都简短如商务备忘录。贝萨妮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小提琴演奏家，经常写信给毕晓普，讲述她遇到的所有事情（她在哪座场馆演奏了，与哪位指挥家合作），但就是得不到回应。每次都要等六个月，她才会收到又一封冷淡的简短电子邮件，讲述他去了什么新地方，最后他总是一本正经地落款：美国陆军一等兵毕晓普·福尔敬上。
然后，他死了。
你花了很长时间感觉心中的哀痛，你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和毕晓普的短暂友谊是你没能通过的一场考验。曾经有一个人需要帮助，你没有能够帮助他，而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来不及了。你写信给贝萨妮表达你感觉到的哀痛，因为只有她才可能理解。在你写给她的所有信件中，大概只有这封信里没有耍任何小聪明，没有使用手段，也没有其他的动机，只有这封信里你没有蓄意想让贝萨妮喜欢你，而是在诚挚地表达一种真切的情绪，也就是你觉得很难过。这封信融化了你和贝萨妮陷入冰河期的关系。她回信说，她也很难过。两人有了这个共同点，一种相同的哀伤，你们共同哀悼，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邮件的内容转向其他话题，你的悲伤逐渐减退。然后有一天，贝萨妮在落款前写上了“爱你的”，这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你的心思和执着再次被点燃。你心想：我或许还有机会！你的爱意和欲望如潮水般涌了回来，尤其是2004年8月第一周的某天，她写信请你去纽约。她说你要是愿意的话，月底可以过来看看。她说到时候会有一场游行，穿过曼哈顿的主要街道。那是一场沉默的守灵仪式，悼念在伊拉克牺牲的士兵。活动会赶在于麦迪逊广场花园召开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期间进行。你可以住在她家。
忽然间，你每晚无法入睡，内心激动不已，幻想再次见到贝萨妮的种种情形，你知道这是你重新赢得她的最后一次机会，你担心自己会再次搞砸。感觉就像掉进了一本小时候钟爱的“选择你自己的冒险”，现在轮到你每一次都做出正确的选择了。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直到出发的那一天：到了纽约，假如你做对了所有的事情，就能得到这个姑娘。
选择去纽约，请翻到下一页……
你开车从芝加哥来到纽约，路上只在俄亥俄停车加油，在宾夕法尼亚过夜休息，你住进一家破旧的旅馆，但你太累了，其实没睡着。第二天，天都还没亮，你就开完剩下的路程，把车存进皇后区一家停车库，然后搭地铁进城。你走上地铁站的楼梯，来到上午阳光下人来人往的曼哈顿下城区。她住在自由街55号高层公寓的某一层，这幢建筑物离世贸中心只有几个街区，2004年的此时此刻，你就在这个位置。两座摩天大楼如今只剩下地面上一个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刺眼坑洞。
你绕着建筑物的边缘行走，经过卖油炸鹰嘴豆饼或糖霜果仁的街头小摊，贩子叫卖摆在毯子上的手包和名表，阴谋论者塞给你声称9·11是政府毒手或在世贸中心2号楼的浓烟中看见撒旦面容的小册子，游客踮起脚尖张望围栏的另一侧，举起相机拍照后查看照片，然后再拍一张。你经过所有这些，经过马路对面的百货商店，欧洲游客利用美元疲软和欧元猛涨，拎着塞满了牛仔裤和夹克衫的大包小包，你经过挂着无免费卫生间标牌的咖啡馆，沿着自由街向前走，一个拉着两个小孩的母亲问你“去‘9·11’怎么走”。最后你终于到了，自由街和拿骚街的路口，贝萨妮住的那幢公寓楼。
你知道这幢楼的一切，你来之前查过资料。1909年建成，曾是“全世界最高的小建筑”（因为宽度非常窄），地基深达五层楼，对这个尺寸的建筑物来说毫无必要，但1909年的建筑师还不完全理解摩天大楼这种建筑物，因此做得有些过头。它隔壁曾经是纽约商会，现在是中国台湾“中央”银行驻纽约代表处。隔着拿骚街是联邦储备银行的背面。这幢楼的第一批租户里有前任美国总统泰迪·罗斯福的律师事务所。
你走进正门，穿过一道铸铁大门，大堂金光闪烁，墙壁从天花板到地板都贴着抛光的米色石板，石板之间贴合得非常紧密，你根本看不见接缝。整个大堂显得无懈可击。你走向保安台，对坐在里面的男人说你找贝萨妮·福尔。
“姓名？”他问。你告诉了他。他拿起电话拨号。他盯着你，等待电话另一头的人接听。他的眼皮似乎很沉重，不知道是因为缺觉还是无聊。等待接电话的时间似乎有点长，以至于门卫的视线让你觉得不太舒服，你放弃和他对视，假装打量大堂，欣赏它一丝不苟的整洁。你注意到这里没有裸露在外的灯泡，所有光源都巧妙地隐藏在暗处和凹室里，因此大堂看起来不像有灯光照明，更像是本身正在发光。
“福尔小姐？”门卫终于问道，“有一位叫萨缪尔·安德森的先生来见你。”
门卫始终盯着你，始终面无表情。
“好的。”他挂断电话，在台子底下做了些什么事情，有可能是转动钥匙，也有可能是扳动开关，总之结果是电梯门开了。
“谢谢。”你说，但门卫没有理会你，而是盯着电脑屏幕。
选择上楼去贝萨妮的公寓，请翻到下一页……
上楼的时候，你开始琢磨你可以在走廊里等待多久，然后贝萨妮才会怀疑你是不是迷路了。你觉得你需要一小会儿时间镇定下来。你有一种内心被掏空的紧张感觉，就仿佛你的五脏六腑都落在了脚上。此刻你浑身冒汗。你想说服自己，你产生这种感觉真是太愚蠢了，因为贝萨妮而紧张成这样，实在太愚蠢了。你和她只做了三个月的朋友。当时你只有十一岁。太傻了，简直滑稽。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对你有任何影响力呢？你的生命中有那么多人，为什么这个人对你来说如此重要？这就是你对自己说的话，对于你肚子里的那场暴乱来说，这些话几乎毫无用处。
电梯停下，门打开。你以为会见到一条走廊或通道，就像旅馆那样，但门外是一间阳光明媚的公寓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