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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2>
费伊听见金属劈裂的声音，知道工厂正在运转。金属被搬动和放下，被锻打和弯曲。金属撞击金属，金属在歌唱。她看不见化学之星的厂房，但能看见它的辉光，后院橡树外的黄铜色光线。她有时候假装那不是工厂，而是军队。远古的军队，辉光来自火把，噪音来自铸造原始武器。这就是那些声音在她心目中的样子，像是战争。
她心想也许今晚——因为今天的事情，电视此刻正在报道——工厂会变得安静。但没有，即便在这个夜晚，化学之星依然在咆哮。她坐在后院聆听。她望着混浊的辉光。她父亲此刻就在那儿，值夜班。希望他没有看新闻，希望他能集中精神。因为化学之星工厂是个吞噬生命的地方。她参观过工厂，吓得魂不附体，防毒面具和手套，详尽的安全措施演示，用于清洗双眼的紧急喷水口，她的呼吸变得急促，她的头皮阵阵发麻。她听说因为工厂的愚蠢错误造成的事故导致很多人住院治疗了几个月。每次开车路过工厂，她就会看见C和S交织组成的公司徽标和宣传口号：化学之星——让我们美梦成真。连她的几个舅舅也不愿去那儿工作。他们选择的是炼钢厂、氮气工厂、肥料工厂、谷物工厂，甚至过河去伊利诺伊州轮班制造透明胶带。让透明胶带有黏性的不是胶带本身，而是胶水。乳白色的黏稠泡沫在贮槽内搅拌，装进油桶对外发运。泡沫如何出现在透明胶带上，不再是液体，但依然有极好的黏性，这是个不解之谜。透明胶带如何包装得讨人喜欢，送往全美国的所有店铺，最终出现在货架上——那是另一家工厂的任务，由另一群来来去去的粗壮汉子完成。难怪舅舅们从不谈论他们生产什么。商业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偏僻的河畔小镇的生存之道也是这样。她能看见片段，但看不清全局。
那是4月，离大学开课还有四个月，她坐在后院，电视正在屋里号叫着喷吐新闻：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身亡。芝加哥今晚在沸腾——暴乱，劫掠，纵火。匹兹堡也是，还有底特律和纽瓦克。旧金山陷入大混乱。白宫三个街区外燃起熊熊大火。
费伊看到无法忍受为止，走出屋子来到后院，望着开阔的夜空，听着化学之星在远处发出响亮的隆隆声，汽笛、起重机、曲轴，金属的瀑布，仿佛火车突然向前猛冲，商业生产永远在不停运转，哪怕是今晚。那些人对骚乱还一无所知，她心想他们为什么还在工作。谁会这么需要化学品呢？工厂是个永不休息的恐怖怪物。
她听见通往后院的门开了，然后是脚步声——费伊的母亲，再次前来通报最新消息。
“是无政府暴乱，”她说得义愤填膺，她一整个晚上都在听知名新闻主播克朗凯特播报，“他们在毁灭自己的城区。”
芝加哥警方似乎已经封锁了贫民区。简易燃烧弹砸向酒铺子。狙击手趴在屋顶上。汽车在街上被砸烂。交通灯被弄坏扭弯，样子像是树枝。砖块砸向橱窗。
“有什么好处呢？”她母亲说，“搞这些破坏？所有人都在电视上看着他们？这些暴徒难道真以为这么做会让别人同情他们的理念？”
马丁·路德·金站在旅馆阳台上遭到枪击，颈部中弹——所有记者和新闻主播都用相同的词汇、以相同的方式描述此事。没有人想到那些词会跳出日常用语，成为大众的口头禅。洛林汽车旅馆。雷明顿步枪。桑树街。（你怎么能隔着桑树街这么好听的一条街道开枪呢？）警察进入戒备状态。大规模搜捕。三十岁刚出头，身材瘦削。白色野马车。住在5号房间。
“这些人多半只是拿这个借口来为所欲为，”她母亲说，“脱掉衬衫跑去抢劫商店，就好像什么：嘿，咱们去搞个新音响吧，反正不要钱。”
费伊知道她母亲的兴趣并不在骚乱者身上。她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服费伊不要去芝加哥念大学。骚乱只是给了她一个可心的新角度。她希望费伊待在家里，去隔壁小城上那所两年制进修学校。自从几个月以前，费伊被芝加哥圈大录取后，她一有机会就要这么提醒费伊，大体而言就像某种不间断的针刺式攻击。
“听我说，”她母亲说道，“我完全支持公民权益，但你不能成为摧毁无辜民众私人财产的野兽。”
芝加哥圈大是芝加哥市区一所全新大学的绰号，学校本名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圈分校。随录取通知书寄来的宣传小册子声称圈大是中西部的UCLA[1]。小册子说，它拥有全世界第一个彻底现代化的校园，完全在过去几年间建成，概念领先于时代。这个校园与众不同：运用了社会设计和工程的新潮理论，设计为一个单一的巨大体系；建筑物用最坚不可摧的材料修建；一层楼高的高台步道让你以俯瞰视角在建筑物之间往来，可以称之为空中步行高速公路；创新的建筑结构基于场论数学，在费伊看来就是将一个个方块层层叠放，每个方块稍微偏转一定的角度，以完成多角度多立面的外形设计，从高处看就像一个蜂巢。按照小册子的说法，它的先进性至少和拱扶垛或网格球顶一样重要，也正是学校的最高使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使命就是：建造属于未来的校园。
费伊悄悄地申请了这所大学。
“要是这些人不是这么破坏成性和愤怒，”她母亲说，“我觉得普通人大概更有可能支持他们。他们为什么不出去把支持者组织起来呢？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砸烂一切？”
费伊隔着后院望向化学之星遥远的辉光。她父亲这会儿应该正在工作，存心对全世界的新闻视而不见。他对费伊上大学这件事只开过一次口，就是费伊向他展示录取通知书和小册子的那次。费伊首先告诉了他。她先在自己卧室里独自庆祝了一小会儿，然后去客厅里找父亲，父亲坐在安乐椅里读报。她把两份东西递给他。他看了一眼女儿，然后看了通知书和小册子。他沉默地读完，慢慢消化新得到的消息。费伊等得都要爆炸了。她希望父亲能称赞她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然而父亲读完之后，只是把两份东西还给她，说：“别荒唐了，费伊。”然后他打开报纸，抖了抖，抚平褶皱。“另外，别告诉任何人，”他说，“他们会以为你在炫耀。”
“街道上一片混乱！”她母亲说。她这会儿真的很暴躁。最近她似乎特别擅长煽动自己的情绪：“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争斗！那些人。他们到底要什么？”
“首先，大概是减少杀戮吧，”费伊说，“不过只是我的猜想。”
母亲长久而蓄意地看着她：“约翰·肯尼迪遇刺的时候，我们可没有骚乱。”
费伊大笑：“是啊，因为这两者完全相同。”
“你今天晚上是怎么了？”
“没怎么，妈妈。对不起。”
“我为你担心。”
“别担心。”
“你要去芝加哥让我担心死了，”她说，终于说到了重点，“就是——那儿实在太远了。而且那么大。而且充满了，你知道的，这种都市分子。”
她指的是黑人。
“我不想吓唬你，”她说，“但你想一想。哪天晚上你下课出来，他们抓住你，把你拖进黑暗小巷，强奸你，把枪使劲插到你嘴里，你甚至没法向上帝祈祷。”
“好了！”费伊说着起身，“谢谢，老妈。和你聊天真是太开心了。”
“另外，要是你在外面发作了怎么办？要是我不在你身边你怎么办？”
“我出去一趟。”
“去哪儿？”
“外面。”
“费伊。”
“没哪儿，老妈。我只是需要兜兜风。清醒一下。”
这是撒谎。她当然是要去找亨利。温柔的好亨利。今晚她要去找他，在她母亲用更多的暴力和强奸故事吓唬她之前见见他。她开车驶出这片小小的居民区：几幢牧场式平房，名叫“胜景山”（但他们在艾奥瓦州，这个名字总让她觉得莫名其妙，胜景山的广告牌是山顶的宽阔视野，然而这种地貌在本州并不存在）。她开上主大道，经过甜奶美食、一元店、施温格药店。她开过无瑕洗车店对面的Quik-Mart加油站，开过灰色水塔，有些老人叫它绿塔，因为许多年前水塔是绿色的，阳光后来漂白了颜色，费伊不知道她该不该怜悯那些活在自己狭隘记忆里的人。她经过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和名字就叫“餐厅”的餐厅，这家餐厅从不更换海报：白星鱼自助。周五、周六和周三。
她拐上公路，视线穿过林间空地，看见了远处所谓的灯塔。灯塔是她开玩笑起的名字，其实是氮肥厂的一座反应塔，废气从顶部排出并燃烧，蓝色的火焰在夜里颇为显眼。它看上去确实像灯塔，但同时也是有关地形的一个笑话，因为艾奥瓦离大海足有十万八千里。去亨利家就是这条路。她开过空荡荡的街道，除了电视上的新闻，这个夜晚和其他夜晚没有任何区别。电视上的大事件意味着人们不会注意到她，他们不会待在门廊上或敞开的车库里，不会说：你看费伊刚经过，真不知道她要去哪儿？费伊能觉察到别人的关注，邻居的好奇心，镇民固执难懂的凝视，圈大的消息传开后一切如何都随之改变。教堂里以前从不公开发表对费伊看法的人们忽然开始说让人觉得有敌意和消极攻击的话，类似“等你去了大城市，大概就会忘了我们吧”或者“我猜你不会回咱们这个无聊的小镇了吧”或者“还以为你这么一个大人物不会有空理小小的我呢”等等等等。丑陋的言外之意似乎就是：你觉得你比我们强？
事实上，答案是：确实如此。
家里她的写字台上有一封来自圈大的信——徽标和沉甸甸的纸张让它显得异常正式——通知她获得了奖学金。她是那所高中第一个得到大学奖学金的姑娘。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姑娘。她怎么可能不认为她比其他人强？比其他人强恰恰就是重点所在。
费伊知道她不该这么想，因为这种念头不够谦逊，它们自大、虚荣、充满傲慢，而傲慢是最语焉不详的大罪。某个星期天牧师说，神厌弃内心自傲的人。费伊在座位上险些哭出来，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做个好孩子。做个好孩子实在过于困难，而惩罚却是那么严酷。“假如你是罪人，”牧师在另一天说，“不但你会受到惩罚，你的孩子也会受罚，他们的孩子还会受罚，第三代、第四代都无法逃脱。”
希望牧师不要发现她没有得到允许就去找亨利。
或者发现她偷偷摸摸地去找他。发现她没开车头灯驶近他家的农场。发现她隔了一段距离停车，下车走完剩下那段路。发现她蹲在砾石车道上，让眼睛适应黑暗，留意看门狗，窥视男孩家。发现她用鬼祟的花招招呼男孩，没有惊扰男孩的父母。天晓得她用了什么办法。也许是朝他家窗户扔石子。也许是爬上了一根树杈。少年自然有他们的办法。
小镇当然知道他们的事情。小镇知道所有人的事情。镇民赞成两人的交往。他们朝费伊使眼色，问她打算怎么操办婚礼。“不会让我们等太久吧。”他们说。很明显，他们更希望她结婚，而不是去念大学。
亨利为人温和安静，举止得体。他家的农场很大，经营良好，备受尊重。虔诚的路德宗信徒，认真的工人，身体结实得像混凝土。抚摩他的时候，她能感觉到他的肌肉在绷紧，男孩的冲动逐渐积累，折磨着他。她并不爱他，更确切地说，她不知道她爱不爱他，也可能她爱他但没有爱上他。她厌恶这些区别，用词的小小不同却有那么大的意义。“咱们去散步吧。”亨利说。他家农场一侧毗邻氮肥工厂，另一侧是密西西比河。他们走向河岸。看见她，亨利似乎并不吃惊。他抓住她的手。
“看新闻了吗？”他问。
“看了。”
他的手很粗糙，长着老茧，尤其是手掌，每个指节上方都有。亨利的身体用这些部位接触农场劳作所需的各种工具：铲锹、锄头、扫帚，强鹿拖拉机复杂的长变速杆。连棒球棒也会留下这种印痕，前提是你像他那样使用球棒对付在玉米仓库里筑巢的成群麻雀。地方太小，所以不能用霰弹枪，他曾经向她解释过，子弹会反弹。搞不好会打瞎你的眼睛。因此你只能带着棒球棒进去，打死在半空中乱飞的麻雀。她命令他不许再提这件事。
“你还是要去芝加哥吗？”他问。
“不知道。”她说。
越靠近河水，地面就越松软。她能听见每一个小浪花的哗哗声。背后，氮肥厂的烟囱冒出明亮的天蓝色火苗，就像一小块白昼卡在了黑夜之中。
“我不希望你离开。”亨利说。
“我不想谈这个。”
他们拉着手的时候，他时常用手指摩挲她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柔软皮肤和她手腕上更柔软的皮肤。这像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迫性动作，甚至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费伊怀疑他这么做是因为假如他们只是拉着手，他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尤其是隔着那么多层厚厚的死皮。摩擦力能让他知道他的手指就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费伊担心万一他伸手摸向其他地方，他从未碰过的那些地方，她应该怎么办。她在等待（这是无法逃避的）他将手伸进她的衣物。会弄疼她吗，他这双坚硬得无法穿透的手？
“要是你去了芝加哥，”亨利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你会过得很好的。”
“不，我不会。”他说，用力捏住她的手，停下脚步，转身面对她——严肃而庄重，像是在演戏——仿佛他有什么无比重要的话想对她说。亨利身上一直有这种八点档情节剧的气质。青春期的男孩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感受到的情绪会完全不合比例地炸开。
“费伊，”他说，“我做了个决定。”
“好的。”
“我决定，”他暂停片刻确定她听得足够专注，等他有了把握，便继续道，“要是你去芝加哥，我就去参军。”
她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她想忍住，但没有做到。
“我是认真的！”他说。
“亨利，别这样。”
“我已经决定了。”
“别犯傻。”
“军队是崇高的，”他说，“参军是崇高的行为。”
“但到底为什么呢？”
“你走了我会感到孤独，只有参军才能忘掉你。”
“忘掉我？亨利，只是上大学而已，又不是死了。我会回来的。”
“你会离我那么远。”
“你可以来看我。”
“你会认识其他男孩。”
“其他男孩。原来是为了这个？”
“你去芝加哥，我就参军。”
“但我不希望你参军。”
“我也不希望你去芝加哥，”他抱起胳膊，“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他们有可能送你去越南。”
“是的。”
“亨利，你有可能死掉。”
“要是我死了，那恐怕就是你的错。”
“这样不公平。”
“留下，和我在一起。”
“这不公平。”
“留下，这儿安全。”
她能感觉到这其中的不公平，她对此气愤不已，但同时也奇怪地感觉到松了一口气。那些暴乱，劫掠，电视今晚播映的一切，她母亲，这座小镇：假如她留在亨利身边，就不再需要畏惧这些事情了。假如她留下，生活会变得轻松得多，简单得多。
她为什么来找亨利？此刻她后悔了。她后悔把亨利叫到“灯塔”的淡蓝色火焰下。她没有告诉过他，但她管它叫“灯塔”还有另一个原因：灯塔有两面性，每次她来这里都会有这种感觉。灯塔既是邀请也是警告。灯塔说欢迎回家，但紧接着马上又说此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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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2>
那是1968年4月末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费伊的毕业舞会之夜。傍晚六点，亨利带着一枝玫瑰和胸花来接她。把胸花扣在礼服上可真是一种折磨。亨利的手在她胸口摸索，拉起蓝色软缎，将别针穿过布料，就好像两人在当着她父母的面表演哑剧，青春期少男少女的笨拙爱抚。她母亲却在拍照，说你们笑一个。费伊猜想胸花这套把戏多半是父母发明的——保护欲特别强烈的父母，想确保女儿的追求者不太熟悉女性的衣着和胸部。笨拙大概是最恰当的反应，意味着私生子的风险降到了最小。亨利与花朵格格不入，无论如何也扣不好胸花。别针在他手里轻轻划过她的皮肤，在胸骨上方划出一条细细的红印，让她想起了字母A中的横线。
“这是我的‘红字’！”她笑着说。
“什么？”亨利说。
“其实是我的红线。”
跳舞的时候，一切都简单得多。她占领舞池，跳扭扭舞。她跳麦迪逊。她跳土豆泥、抽抽舞和瓦图西。费伊的整个青春期，每隔几周就有新舞曲在Top 40金曲榜单上冒头，给她的生活增添色彩。猴步。狗步。并排舞。她喜爱歌曲和舞步构成的一个完整循环的感觉：歌曲告诉你有关舞步的一切，舞步告诉你歌曲存在的原因。听见马文·盖伊唱的《搭便车》，她很清楚应该怎么跳舞。听见杰姬·李唱的《鸭子》，电视上还没播现场表演，费伊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于是她来到舞厅，盯着脚下，身穿蓝色软缎的舞会礼服，跳鸭子舞——抬起左腿，然后右腿，然后拍打手臂，然后重复。如今跳舞指的就是这个。所有的毕业舞会、返乡舞会和情人节舞会都是这样，主持人播放的歌曲告诉你该怎么移动身体。今年走红的新花样是阿奇·贝尔和德雷尔乐队的《收紧》——小步向左走，然后小步向右走。“一旦你开始跳收紧舞步，别人就看不见你了。”离亨利不远的某处也有人在跳舞，但费伊没有注意到。她跳的都是本来就应该一个人跳的舞步，足以解释她为什么喜爱它们。跳弗雷迪舞、小鸡舞、扭扭舞的时候，哪怕你在人挤人的舞池里跳舞，你也永远是在一个人跳舞。他们不被允许碰到对方，因此他们单独跳舞。他们完全按照监护人的意愿跳舞。别人告诉他们该怎么跳，他们的反应像是老练的官僚，费伊看着她的同学们，这就是她此刻的想法。他们快乐而满足，很快就将毕业，他们拥护威权，他们的父母支持战争，拥有彩色电视机。恰比·切克说“抓住我的小手你这么跳”，他在告诉一代年轻人该如何回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战争，征兵，禁欲——他叫他们顺从。
那晚的舞会即将结束，主持人说还有时间播最后一首歌。“这首歌非常特别。”他说。费伊、亨利和其他学生慢吞吞地走回舞池里，一个晚上又跳又扭让他们脚步沉重，司仪放上一张新唱片，费伊听见唱针落下，听见唱针进入沟槽前的刮擦声，听见静电噪音，然后这首歌开始了。
它听起来甚至不像音乐，更像某种原始而粗糙的尖啸，哄然而起的弦乐声部显得刺耳而混浊——似乎有一把小提琴，还有几把吉他疯狂地重复奏出同一个和弦——低音鼓敲出缓慢而单调的节奏，持续不断的电子混响，歌手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念诵，低沉而痛苦的漫长呻吟。费伊听不清歌手在唱什么，分辨不出任何伴唱，找不到供她跳舞的节奏。听上去更像可怕的性感呻吟。一句歌词蹦出来：“鞭笞女童在黑暗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周围的学生跟着音乐动了起来，动作和音乐本身一样迟缓而倦怠：他们蹒跚着彼此接近，触摸对方的身体，抓住对方的腰部，互相摩擦身体。费伊从未见过这么缓慢的舞蹈。她望向亨利，亨利担忧而无助地站在那儿，其他人像巨虫似的在他周围蠕动。他们怎么知道应该这么做？歌曲没有给出任何提示。费伊喜欢这样。她抓住亨利的后脖颈，将他拉近自己。两人的身体碰撞在一起。他站在那儿满脸困惑，费伊将手臂举过头顶，闭上眼睛，仰面对着天花板，摆动身体。
另一方面，学生们的监护人满脸警觉，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很确定出了岔子。他们强迫主持人停止播放那首歌，跳舞的人纷纷哀叹。他们回到各自的桌前。
“你刚才那是在干什么？”亨利问她。
“跳舞。”费伊答道。
“那是什么舞？叫什么名字？”
“什么都不是。没有名字。就是，你知道的，就是跳舞。”
舞会结束后，亨利带她去公园，安静的社区公园离她家不远，没有照明灯，环境很私密，是小镇能够独处的寥寥几个地方之一。她猜到会有这一出。亨利属于相信浪漫氛围的那种男孩。他肯在烛光晚餐和心形糖果盒上花钱。他来她家拜访的时候会送上一大捧百合和鸢尾花，同时笑得像个南瓜灯笼。他会在她的车里放玫瑰花。（她始终没有告诉他，玫瑰花会因为炎热而皱缩枯萎。）亨利不明白各种花代表着什么，不知道红玫瑰和白玫瑰、百合和鸢尾的区别。他不懂这种语言。他不知道该怎么用有创意的方法表达爱意，只能学习高中里其他人的行为：烛光晚餐，巧克力，鲜花。他眼中的爱就像气球，仅仅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只需要打气就能完成任务。于是他不停送花，请她吃饭，时不时还有情诗出现在她的更衣室柜子里，都是用打字机打的，没有署名——
我爱你，用我所有的爱
比天空中的星辰还要多
“收到我的诗了吗？”他会问。她会说收到了，谢谢，微笑着看地面，交叉双脚，希望他别问她喜不喜欢。因为她从来就不喜欢。她怎么可能喜欢呢？她闲暇时喜欢读沃尔特·惠特曼、罗伯特·弗罗斯特和艾伦·金斯堡。和艾伦·金斯堡相比，亨利显得多么蹩脚！多么愚鲁和迟钝，多么古旧和迂腐。费伊知道他想打动她，让她惊叹，但这种诗歌她越读就越是心如止水，就好像她的意识渐渐地沉进了沙地里。
你不在的时候
我过了最糟糕的一天
因为我无法拥抱你
我还感到非常悲伤
她提不起兴趣来批评他。她只是点点头，说：“我收到了，谢谢。”亨利会挤出那个表情——自得的咧嘴微笑，胜利者的表情，迟钝的大圆脸——她看见了就生气，很想说出残酷的真相：
要是你会格律，你的诗也许还能稍微像样一点。
要是你买本字典。
要是你多认识几个多音节的单词。
（她这个人真的太可怕了，居然会这么想！）
不，这个男孩够可爱了，够好了。好心肠，豁达。亲切，温柔。所有人都说费伊该嫁给他。
两人坐上旋转木马，他说：“费伊，我想我们的关系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费伊点点头，但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确实送了她很多鲜花、情诗、烛光晚餐和巧克力，但他从没有告诉过她任何秘密。她觉得她对他一无所知，不超过其他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亨利，他们家在氮肥厂旁边有个农场，他想当兽医，是橄榄球队水准平平的边锋，是棒球队的候补三垒手，是篮球队的三线前锋，周末常去遛狗和密西西比河钓鱼，课堂上总是很安静，代数需要请她帮忙——费伊知道他的经历，但不知道他的秘密。他从没有告诉过她任何重要的事情。比方说，他从没有解释过他亲吻她的时候，为什么表现得不像个男孩，没有尝试做其他男孩肯定会尝试的事情。她听过一些传闻（在高中里人人皆知），说什么只要你点个头，男孩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以任何方式，而且不挑地方！无论是汽车后座还是天黑后的棒球场，不管是泥地草地土地还是什么破烂地方，只要运气好身边有个不会拒绝他们的姑娘就行。而允许甚至欢迎他们这么做的姑娘，意志不够坚定的姑娘，她们的名声会被一个低声吐出的词语毁坏：荡妇。整个语言中传播最迅速的词语，在学校里像瘟疫似的蔓延。你必须小心谨慎。
因此，她一直在等亨利动手——拉开她的腰带，双手伸向某个私密部位——然后她严词拒绝，保护自己的贞操，下次他可以再次尝试，意图更强烈，动作更娴熟，而她继续反抗，直到积累了足够多的反抗和拒绝之后，终于让他明白了她有多么守贞、正派和虔诚，没那么容易得手，不是荡妇。到那个时候，她就可以点头了。她在等待这些，等待表演这一整套仪式，但亨利只是亲吻她，将面颊贴在她的脸上，然后就结束了。每次都是这样。夜里他们坐在河岸边或公园里，听着摩托车驶过公路的声音和秋千的吱嘎声，费伊剥着旋转木马上的锈斑，耐心等待。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直到今天舞会后的夜晚，亨利充满了仪式感，他似乎在背台词。
“费伊，我想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你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和特别。我会感到非常荣幸和快乐，非常快乐——”他结巴了，停下来，他很紧张，费伊点点头，用指尖轻轻触碰他的胳膊。
“我是说，我会感到非常荣幸，非常快乐，也非常幸运，假如你，你知道的，去上学，从明天开始，”他暂停片刻，鼓起勇气，“要是你愿意，请你穿上我的上衣，戴上我的戒指。”
他吐出一口长气，完全耗尽了力量。他甚至不敢看她，只是盯着脚尖，鞋带却紧紧地绕在手指上。
此时此刻，费伊觉得他很可爱，因为他的困窘和畏惧，她对他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力啊。她说好的。她当然说好的。他们起身要走的时候接吻了。今天的吻感觉大不相同，变得更加宏大和有力，是一个拥有意义的吻。他们无疑知道他们跨过了一条界线：毕业戒指是个先兆，所有人都知道。订婚戒指几乎肯定就在前方不远处，他们的关系因这些象征物而正当化，因此受到庇护和认可。一个女孩戴上男孩赠予的这种饰品，无论她在汽车后座做什么，她都会受到保护。这些东西是她的隔离层，是她的守护神。羞辱从此与她绝缘。戴上戒指，女孩就不是荡妇了。
亨利肯定也觉察到了这个事实，他们已经得到了为所欲为的许可，因为此刻他抱紧费伊，更激烈地亲吻她，身体紧紧地贴着她的身体。她感觉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着她的腹部。是他，当然了，就是亨利。他隔着薄薄的灰色正装长裤抬头了。他微微颤抖，亲吻她，硬得像石头。费伊吃了一惊，男孩居然能这么硬，简直像是扫帚柄！她的脑袋里只有这个念头。她知道她还在亲吻他，但那是不由自主的行为——她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腹部的感觉中枢上，在那十几平方厘米之中感受到的充满淫秽意味的压力上。她觉得她能通过它感觉到他的脉搏，她开始出汗，更用力地抱住他，借此告诉他尽管来吧。他的双手抚摩她的后背，发出轻轻的摩擦声；他战战兢兢地等待她。现在轮到她做些什么了。这是他的开局，他肆无忌惮地贴上她的身体。这是一场谈判。现在轮到她了。
她决定大胆一些，做他在舞会上一直暗示她做的事情。她用一只手拉开他的裤腰，制造出足以容纳她另一只手的缝隙。亨利猛地一抖，身体变得僵硬，刹那间完全停止了所有动作。接下来的事情犹如电光石火。她的手向下伸，他却向后一跳。她的手指刚抓住他——她有了一瞬间的触感，知道他温暖坚硬但又柔软娇嫩——她刚开始理解这种感觉，他就向后一跳，侧身叫道：“你干什么？”
“我，我不知道——”
“你不能这么做！”
“对不起，亨利，我——”
“上帝啊，费伊！”他转过身，整理了一下裤子，双手插进裤袋走开了。他从秋千架的一头踱到另一头。费伊望着他。真是难以置信，他的脸色居然能在瞬息之间变得这么冷淡。
“亨利？”她说，希望他能看她，他不肯，“亨利，对不起。”
“算了。”他说。他把一只脚插进沙地，扭动鞋子，直到完全被黄沙埋住，重复这个动作，漂亮的黑色正装皮鞋被弄得肮脏不堪。
她又在旋转木马上坐下。“回来。”她说。
“费伊，我不想谈这个。”
他是个四平八稳的孩子，温和而谦逊。他肯定被自己的反应吓坏了，此刻正在尝试挽回尊严，抹去刚才发生的事情。费伊坐在旋转木马上，说：“没关系的，亨利。”
“不，有关系，”他说，他背对着费伊，双手插在裤袋里，拱起肩膀，就像攥紧的拳头，硬邦邦地缩成一团，“就是……你不能那么做。”
“好的。”
“那么做不对。”他说。费伊认真思考他的话，她剥着宛如红色雪花的锈斑，听着他踱步时脚踩沙地的吱嘎声音，盯着他的后背，最后说：“为什么？”
“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不是你这样的女孩应该做的事情。”
“我这样的女孩？”
“当我没说。”
“什么意思？”
“没什么。”
“告诉我。”
“别问了。”
说完，亨利就消失了。他坐在旋转木马上，将全世界拒之门外，变成一块沉默而冰冷的石头。他抱着双臂，望着黑夜。他在惩罚她。她怒不可遏，身体开始颤抖。她感觉到肚子里开始恶心，胸膛里掀起惊涛骇浪，她的心脏怦怦直跳，脖颈的细毛根根竖起。她能觉察到某种感觉快上来了，感觉到熟悉的焦躁和眩晕。她忽然觉得头重脚轻，燥热而刺痒，与自己有了一点隔阂感，就好像她在旋转木马上空飘浮，俯视着自己暴躁不安的肉体。亨利能看见吗？拆屋铁球就要落下了——啜泣和抽噎，浑身颤抖。这种事发生过。
“送我回家。”她咬紧牙关轻声说。
天晓得他明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亨利再望向她的时候，似乎已经软了下来：“听我说，费伊——”
“立刻送我回家。”
“对不起，费伊，我不该——”
“立刻，亨利。”
于是，他送她回家，尴尬的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费伊死死抓住皮革座椅，努力抵抗她正在死去的感觉。他在她家门口停车，她觉得她像鬼魂似的从他身旁飘走，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费伊的母亲立刻看出来了，她说：“你发作了一次。”费伊点点头，惊恐地瞪着眼睛。她母亲带她回到房间，帮她脱掉衣服，扶她上床，给她拿来一杯水，用湿布擦拭她的额头，用最平静最甜美最有母性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轻轻说“没事了，没事了”。费伊把膝盖拉到胸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母亲用手指捋着她的头发，在她耳畔说：“你不会死的，你没有死。”费伊的整个童年她一直是这么做的。两人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直到这次发作结束。费伊渐渐冷静下来，呼吸恢复正常。
“别告诉老爸。”她说。
母亲点点头：“要是你在芝加哥发生这种事怎么办？费伊，你该怎么办？”
母亲捏了捏她的手，出去拿另一块湿布。这时，费伊想到了亨利。她心想，几乎有些高兴：现在我们有秘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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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2>
费伊并不是天生就会遭受这种折磨的。她曾经能够正常社交，各种机能完全正常。某天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一切。
就是她得知家宅精灵的那一天。
那是1958年夏末的一场烧烤宴会。西方的紫色晚霞正在消散，蚊子和萤火虫嗡嗡飞舞，孩子们要么玩捉迷藏，要么看着捕蚊灯完成它可怕的任务，男人和女人在室外喝酒抽烟，有的靠在栅栏上，有的彼此依偎，费伊的父亲在为客人烤肉，他们有的是邻居，有的是他的同事。
这一切都是他妻子的主意。
因为弗兰克·安德烈森名声在外：他有点让人害怕，性格有点冷淡。事情当然和他的口音有关系，也和他是外国人有关系。但更有关系的是他的为人：阴郁，坚忍，内向。邻居看见他打理花园，向他打招呼问好，他连一个字都不说，只是挥挥手，表情像是在说：我断了根肋骨，但我懒得告诉你们。最后他们也不再问候他了。
因此她坚持说咱们要请别人来家里，咱们要让别人认识你，咱们要过得有滋有味的。
于是他们来了，邻居家的男人都在后院里，聊弗兰克一无所知的某个运动队，他只能站在交谈圈子的外围听他们说，因为即便在美国生活了十八年，有些字词他依然不太明白，尤其是与运动相关的诸多词汇。他听着他们交谈，努力在合适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反应，结果一分神就烤焦了热狗肠。
他示意费伊过来，费伊正在和邻居家的两个男孩玩捉迷藏，她来到父亲身旁，父亲让她“进去拿些热狗肠”。他凑到费伊的耳朵边低声说：“去楼下拿。”
所谓楼下，指的是防空洞。
一尘不染、灯火通明、塞得满满当当的防空洞是他花了过去三年的夏天建成的。他在夜里建造防空洞——只在夜里开工，免得被邻居看见。他会开着卡车出去，满载物资归来。一天夜里是两千枚钉子，另一天夜里是十一包混凝土。他有教他建防空洞的指南。他把水泥灌进塑料模具，费伊喜欢摸模具玩，因为水泥硬化的时候会释放热量。刚开工不久，仅有那么一次，费伊的母亲问他为什么要在自家地下室建造防空洞。他只是用可怕的空洞眼神盯着她，表情像是在说别逼我大声说出来，然后就回到卡车上去了。
费伊说，好的，她去拿热狗肠。父亲刚转过身，她就跑向邻居家的男孩，那年她八岁，迫不及待想讨人喜欢，所以她说：“你们想看点没见过的东西吗？”他们当然想了。于是，费伊和两个男孩走进家里，她领着他们下楼。她父亲挖开了地下室的石板地面后灌注水泥，因此防空洞就像是从泥土里冒出来的潜水艇。一个四四方方的混凝土盒子，钢筋加固的墙壁能承受房屋垮塌的冲力。防空洞的小门上挂着一把挂锁，密码是费伊的生日，她打开挂锁，走下四级台阶，进入密室，打开照明灯。眼前所见犹如超市的一整条过道被神奇地搬进了她家地下室：明亮的白色日光灯，食物罐头沿着墙壁码放。两个男孩齐声惊叹。
“这是什么？”一个男孩问。
“我们家的防空洞。”
“哇。”
货架上塞满了纸板箱、板条箱、玻璃罐头和铁皮罐头，名称标签都面对外侧：番茄，青豆，奶粉。几十桶四十升装的饮用水在门口堆成金字塔。角落里码放着无线电收发器、行军床、氧气瓶、电池和盒装麦片，电视机接线的另一端埋进墙壁。墙上有个标着进气的手摇曲柄。两个男孩目瞪口呆地环顾四周。他们指着上锁的木柜，问毛玻璃罩子里面是什么。
“枪。”费伊说。
“你有钥匙吗？”
“没有。”
“可惜。”
回到楼上，两个男孩欣喜若狂，掩饰不住他们的兴奋。
“爸爸！”他们疯狂地跑进后院，“爸爸！知道他们家地下室有什么吗？防空洞！”
弗兰克·安德烈森盯着费伊，视线太严厉了，她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防空洞？”一个男孩的父亲说，“开玩笑吧？”
“不算是，”弗兰克说，“就是一个小小的储藏室，就像酒窖。”
“不，不是的，”一个男孩说，“里面很大！用水泥造的，装满了食物和枪。”
“真的吗？”
“咱们家也能造一个吗？”另一个男孩说。
“你是弄了一套预制组件，”男孩的父亲说，“还是自己从头造的？”
弗兰克似乎考虑了一下要不要回答这个问题，他的态度软了下来，眼睛盯着地面。
“买了施工图纸，”他说，“然后自己造的。”
“有多大？”
“九米乘以三米六。”
“能容纳多少人？”
“六个。”
“太好了！要是俄国人丢氢弹，我们就知道该去哪儿了。”
“呵呵。”弗兰克说，转了过去。他把热狗肠放在烤架上，用长钳翻动它们。
“我到时候负责带啤酒，”男孩的父亲说，“听见孩子说的了吗？咱们得救了。”
“对不起，”弗兰克说，“不行。”
“我们只躲几个星期而已，就像大家又回到了军队里。”
“不，不行。”
“噢，别这样。否则你想怎么样，拒绝我们？”
“已经满员了。”
“能容纳六个人，你自己说的，你们家好像只有三个人。”
“很难说要在底下躲多久。”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
“你在开玩笑。你会让我们进去的，对吧？我是说，要是真的爆了核弹，你肯定会让我们进去的。”
“听我说，”弗兰克说，他放下长钳，转过身，双手叉腰，“要是有人敢走近那扇门，我就开枪打死他们。听懂了吗？我会瞄准头部开枪的。”
所有人都安静了。费伊只能听见空气嘶嘶流出烤肉的声音。
“好吧，天哪，”男孩的父亲说，“我开玩笑而已，弗兰克，别激动。”
他拿着啤酒走进屋里。费伊和其他人也跟着走进屋里，留下弗兰克一个人待在外面。那天夜里，费伊在二楼黑洞洞的窗户里看着父亲，他站在烤架前，默默地让肉肠再次烤焦变黑。
这将是她对父亲的永久性记忆，这幅景象捕捉到了他的重要特质：孤独，愤怒，弯着腰，双臂放在台子上，像是在对着台子祈祷。
那晚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待在外面。费伊上床睡觉。母亲帮她洗澡，送她上床，给她倒了一杯水。这个水杯总是放在床头，免得她夜里醒来口渴。这是个粗短的厚底大口玻璃杯，成人用的尺寸。她喜欢在炎热的夏日夜晚抓着它，用双手拢住它，感受它的坚实和分量。她喜欢把它贴在面颊上，感受水晶般的光滑和凉意。此刻她就在这么做，将玻璃杯贴在脸上，这时她听见有人轻轻敲门，随后门悄无声息地慢慢打开了，她父亲走进她的卧室。
“有个东西要送给你。”他说，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玻璃雕像：一个老人，白胡子，盘坐在地上，双腿之间是一碗麦片粥，手里拿着木质调羹，皱巴巴的脸上全是满足。
“它非常古老。”他说。
他把小雕像递给费伊。费伊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用手指慢慢抚摩。玻璃很薄，内部中空，看上去很脆弱，颜色发黄，尺寸和小茶杯差不多。小雕像有点像瘦小的圣诞老人，但两者的面貌大不相同。圣诞老人总是显得生气勃勃、喜气洋洋，而这个小东西似乎一肚子坏水。它满脸丑恶的怪笑，也许因为抱碗护食的姿势使然，样子像是一条狗扑在食物上。
“这是什么？”费伊问。他父亲说，它是家宅精灵，以前挪威的一种鬼魂，通常躲在地下室里。在费伊看来，以前那个时代要比现在这个时代更有魔力，世上的一切都是超自然的：空气、大海、山川、荒野和家宅都有各自的精灵。以前你不管走到哪儿都必须当心鬼魂。世上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是另一样东西的化身。一片叶子，一匹马，一块石头。世上的事物，你不能光看它们的表面。你必须去寻找被第一层真相所隐藏的本质真相。
“你的地下室也一样吗？”费伊问，“农场的那幢屋子？”
父亲想起往事，神情变得开朗。想到挪威的老家，他的神情总会变得开朗。他是个严肃的男人，只有在描述老家的时候才会快乐起来。那是一幢宽阔的鲱肉红色三层木屋，位于小镇边缘，后院能望见大海，有一条长长的栈桥，每逢清静的午后他就在那儿钓鱼，门前是一片农田，边界上种着云杉，有一个羊圈，养着他们家的几头山羊和绵羊，还有一匹马。一幢位于全世界顶点的屋子，他说，在挪威哈默费斯特，整个地球最北的城市。谈起老家似乎总能让他恢复精神。
“是啊，”他说，“就连那幢屋子也闹鬼。”
“你希望自己还住在那儿吗？”
“有时候吧，”他说，“闹鬼归闹鬼，但不是坏鬼。”
他解释说，家宅精灵并不邪恶，有时候甚至很善良，会帮忙料理农场，照看庄稼，给马刷毛。它们不与人类来往，但星期四夜里若是没有收到你送去的奶油麦片粥——要加几大坨黄油——就会生气。它们不是友好的鬼魂，但也不凶恶。它们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它们是自私的鬼魂。
“它们就是这个样子吗？”费伊问，在手掌里转动小雕像。
“绝大多数时候它们是隐形的，”弗兰克说，“只有在它们想让你看见的时候，你才会看见它们。因此你不太会经常见到它们。”
“它到底叫什么？”她说。
“尼瑟。”父亲说，她点点头。她喜欢父亲称呼他那些鬼魂的古怪名字：尼瑟，魅魔，冈弗尔德，卓格。费伊知道它们是古老的词语，来自欧洲。父亲有时候会使用这些词语，会在兴奋或生气的时候脱口而出。他曾经给她看过一本书，书里全是这种词语，她完全看不懂。父亲说那是一本《圣经》，书的扉页是族谱树。上面有她的名字，父亲指给她看：费伊。还有她父母的名字，还有父母的先辈的名字，她从来没听过那些带有奇怪符号的陌生名字。纸张泛黄，又脆又薄，黑色油墨已经褪成紫色和蓝色。所有这些人都留在了老家，父亲告诉她，而弗里乔夫·安德烈森把名字改成弗兰克，勇敢地来到美国。
“你说我们这儿会不会也有个尼瑟？”费伊问。
“这就不知道了，”她父亲说，“有时候它们都会跟着你跑来跑去，跟着你度过一生。”
“它们对人好吗？”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喜怒无常。你绝对不能侮辱它们。”
“我肯定不会侮辱它们。”她说。
“你有可能不小心就侮辱了它们。”
“怎么可能？”
“你洗澡的时候，有没有把水溅在地上？”
她想了想，承认有，确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