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挨完板子通常是这么回来的：送走十到二十分钟后，教室门会被轻轻敲响，鲍尔斯小姐过去开门，拉奇校长站在门口，一只大手按着学生的背部，学生小脸通红，淌着鼻涕，啜泣不已。刚挨过板子的学生都是同一副面容：板着脸，脸颊湿漉漉的，眼睛擦得通红，鼻涕流个没完，垂头丧气。反叛的劲头不见了，故作勇敢的架势也没了。就连最吵闹、最想引人注意的男孩在这一刻似乎也想蜷缩在课桌底下死个一了百了。然后拉奇会说“我看这位同学准备好回来上课了”，鲍尔斯小姐会说“希望他得到了教训”。就连只有十一岁的孩子也能理解这段对话纯粹是演戏，两名成人不是在互相交谈，而是在说给孩子们听，很容易听懂的言下之意是别过线，否则你就是下一个。挨板子的孩子会得到许可返回座位上，第二轮惩罚随即开始，因为坐在本校区的硬塑料椅子上会使他早已肿胀、如伤口般敏感的屁股感到剧痛，按照他们的说法，就像又在挨板子似的。于是孩子在座位上凄惨地掉眼泪，鲍尔斯小姐会说“对不起，我没听清。你对我们在讨论的问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孩子会摇头表示没有，神态是那么可怜、颓丧、凄惨，全班学生都知道鲍尔斯小姐只是想让大家看见他在哭，用消极攻击的手段进一步让他感到尴尬和羞耻。公开地，当着他的朋友的面。鲍尔斯小姐的残忍是她那些性别不清的蓝色套头衫都难以容纳的。
那天，所有人都在等待毕晓普回来。他们非常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接纳他——经过这场洗礼，现在他知道他们都经历过什么了。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了。于是他们等待着，准备迎接毕晓普归来，原谅他的哭泣。十分钟过去了，然后是十五分钟，就在时间来到十八分钟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敲门声终于响起。鲍尔斯小姐夸张地说：“会是谁呢？”然后将粉笔放在黑板底托上，大步走过去开门。他们站在门外，毕晓普和拉奇校长，但她震惊了，全班同学都震惊了，因为毕晓普不但没有哭，反而在明明白白地微笑。他似乎很高兴。看不出痛苦或受伤的迹象。拉奇的手没有放在毕晓普背上。事实上，校长站在毕晓普的一米开外，就好像这孩子携带着什么传染病。鲍尔斯小姐盯着拉奇校长看了几秒钟。拉奇没有按平时的剧本说毕晓普可以回来上课了，而是用士兵谈论战争的漠然语气说：“好了，让他回去吧。”
毕晓普走向他的座位，所有的孩子望着他过去坐下，他特地跳起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恶狠狠地抬起头，像是在问：还有谁想来让老子难受一下？
这幅景象留在了目睹这一刻的所有六年级学生心里。他们中的一员走进最严酷的成人世界却得以凯旋。从此再也没有人找过毕晓普·福尔的麻烦。
<h2>
5</h2>
母亲向萨缪尔讲述魅魔（Nix）的故事。她父亲的另一个鬼故事。最吓人的一个。她说，魅魔是一种水妖，它会沿着海岸线飞行，寻找孩童，尤其是喜欢冒险、单独出行的孩子。要是魅魔找到了，就会以一匹大白马的形态现身。没有鞍辔，但很驯顺。一匹友善的大马。它会尽可能地弯下腰，让孩子爬到背上。
刚开始孩子会很害怕，但到了最后，他怎么可能拒绝呢？属于他自己的一匹马？他跳上马背，马站起身，孩子离地面足有三米，他欣喜若狂——第一次有这么大的东西在乎他。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踢马，让它跑得更快一点，于是马开始轻快地小跑，孩子越是喜欢它，它就跑得越快。
然后孩子会希望别人能看见他。
想让朋友嫉妒地望着这匹崭新的大马。他的马。
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被魅魔荼毒的孩子刚开始总会觉得害怕。然后是幸运。然后是迷恋。最后是骄傲。他踢着马，让它跑得更快一点，直到它四蹄翻飞地奔跑，孩子抱着它的脖子。这是他遇到过的最好的好事。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如此重要，如此充满喜悦。永远在这个时刻，在速度和欢愉的顶点，孩子感觉完全控制住了这匹马，感觉完全拥有了它，在他最想因此闻名从而享受第一等的虚荣、骄傲和自豪的时候，马会突然拐下通往城镇的道路，奔向俯瞰大海的悬崖。它全速奔向峭壁，底下就是惊涛骇浪。孩子尖叫，拉扯马背的鬃毛，哀号哭泣，但都无济于事。马跳下悬崖，开始坠落。哪怕在坠落的时候，孩子也会死死抱住马的脖子，假如他没有在石头上摔死，也会在冰冷的海水里淹死。
费伊从父亲那里听来了这个故事。她所有的鬼故事都来自弗兰克外公，他身材瘦高，性格极其孤僻，口音很难听懂。大部分人觉得他沉默时让人害怕，但萨缪尔反而觉得很舒服。感恩节或圣诞节时，他们会难得一次地去艾奥瓦州看他，全家人围坐在桌前一言不发地吃饭。他的回应不是点头就是用“唔”表示否定，想要交谈恐怕有些困难。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默默地吃火鸡，直到弗兰克爷爷吃完，起身去隔壁房间看电视。
弗兰克外公只有在讲述故国故事的时候才有可能活跃起来：古老的神话、传说、鬼故事。他在他长大的地方听着这些故事长大，那是挪威最北端极圈内的一个小渔村，他长到十八岁就离开了。他对女儿讲完魅魔的故事后，说其中的道理是不要相信美好得不可能成真的事情。但她慢慢长大，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她在出走前一个月告诉了萨缪尔。她先讲完同一个故事，但最后加上她总结的道理：“你爱得最深的东西，有朝一日会最严重地伤害你。”
男孩当时并不明白。
“魅魔现在不会变成一匹马了。”她说。两人坐在厨房里，希望似乎永无止境的热浪能放过他们，冰箱敞着门，电风扇将凉气吹向他们，两人喝着冰水，杯壁上的冷凝水在桌面留下湿漉漉的圆圈，“魅魔从前会变成一匹马，”她说，“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
“不同的人不一样。但通常是一个人。通常是你认为你爱的某个人。”
男孩还是不明白。
“人们会因为许多原因爱上彼此，并不是每个原因都很美好，”她说，“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相爱很容易，或者因为习惯，或者因为已经放弃，或者因为害怕。人们能够成为彼此的魅魔。”
她喝了一口水，然后将冰凉的杯子贴在额头上。她闭上眼睛。这是一个漫长而沉默的星期六下午。亨利去办公室了，费伊和他又吵了一架，这次是脏盘子问题。家里1970年代生产的鳄梨色洗碗机这个星期终于罢工了，亨利一次也没有主动提出过帮忙清理厨房，锅碗瓢盆和玻璃杯从水槽里溢了出来，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厨台。萨缪尔怀疑母亲是存心让这座小山失控的——甚至比平时贡献了更多的餐具，只需要用一个锅的时候特地用了几个锅——把它当作一场测试。亨利会注意到吗？他会帮忙吗？他既没有注意到也没有帮忙，她从这个事实推断出了某些重大的意义。
“就像我又回到家政课教室了。”那座小山终于让人无法容忍了，费伊对亨利说。
“你在说什么？”亨利说。
“就像高中的时候。你寻欢作乐，我做饭和打扫卫生。什么都没变过。二十年了，真的什么都没变过。”
亨利洗完了所有餐具，然后说办公室有急事，又一次扔下费伊和萨缪尔两个人单独待着。他们坐在厨房里，各读各的书。费伊读的是难懂的诗歌。萨缪尔读的是“选择你自己的冒险”。
“我在高中认识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姑娘，”她说，“非常聪明和风趣。她在学校里爱上了一个叫朱尔斯的男生。英俊的小伙子，样样在行。所有人都嫉妒她。结果朱尔斯就是她的魅魔。”
“为什么？她怎么了？”
母亲把水杯放回它在木台面上留下的那摊冷凝水里。“他消失了，”她说，“她被困在镇上，再也没离开。我听说她还在那儿，在她老爸的药房里当收银员。”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魅魔就喜欢这么做。”
“她看不出来吗？”
“自己很难看出来。不过有条原则你该记住，你成年前爱上的任何人都很可能是魅魔。”
“任何人？”
“很可能是任何人。”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老爸的？”
“学校里，”她说，“我们十七岁的时候。”
母亲望着白昼仅存的黄色暮霭。电冰箱隆隆、嗡嗡、咔嗒咔嗒地运转，忽然冒出一声滋滋的电流声，然后就停止运转了。灯也暗了。厨台上的电子收音机时钟随即熄灭。母亲环顾四周，说：“保险丝断了。”意思是让萨缪尔去合上断路器，因为配电箱在地下室，而母亲不肯进地下室。
手电筒在他手里沉甸甸、硬邦邦的，铝质波纹手柄裹着胶皮的大圆头似乎很适合在抓捕时使劲砸人。他母亲不去地下室是因为地下室是家宅精灵的居所。至少故事是这么说的，这个故事依然来自他外公：家宅精灵住在地下室，会纠缠你一辈子。他母亲说她小时候遇到过一次，吓得够呛，从此就再也不喜欢地下室了。
但她坚持说她的家宅精灵只会对她显形，只会纠缠她一个人，他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他去地下室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他哭了。轻轻地、柔和地啜泣，因为要么地下室里有个残忍的精灵在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要么他母亲的脑子不太对劲。他在水泥地上拖着脚向前走，将注意力聚拢在前方的光束上。他尽量对那一团亮光之外的所有东西都视而不见。他终于看见了房间另一头的配电箱，他闭上眼睛，尽可能笔直地向前走。他向前迈步，将手电筒伸在身前，一直到他感觉手电筒的头部碰到墙壁为止。他睁开眼睛。配电箱出现在眼前。他合上断路器，地下室的灯亮了。他望向背后——什么都没看见，只有地下室的那堆破烂。他多待了一会儿，振作精神，停止哭泣。他坐在地上。下面比上面凉快多了。
<h2>
6</h2>
这个学年的头几个星期，毕晓普和萨缪尔很快就结成了同盟，因为毕晓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萨缪尔总会跟着他。如此分配角色对两个人来说都很轻松。他们根本没有讨论或者口头认可过这件事，而是自然而然地站上了各自的位置，就像硬币落进自动贩卖机里的沟槽。
他们在池塘附近的林子里碰头玩战争游戏。毕晓普总会为游戏准备好背景故事。他们和越南时的“老共”作战，和二战时的纳粹作战，和内战时的邦联军作战，和独立战争时的英国佬作战，和法印战争时的印第安人作战。除了在尝试重现1812年战争时有点摸不着方向[2]，他们的战争永远有明确的目标，两个男孩永远扮演好人，敌人永远是坏蛋，胜者也永远是他们。
要是不玩战争游戏，他们就在毕晓普家玩电子游戏，这是萨缪尔更中意的选项，因为他有可能会碰到贝萨妮，也就是他的爱恋对象。不过现在他大概还不会称之为“爱”，而更像是一种关注与悸动成倍放大的精神状态，生理方面体现为说话时声音起伏变小。每次见到她，尽管不愿意也不希望，但他总会变得像个自我封闭的苦行僧，还有用大拇指和食指轻捻她的衣物的迫切欲望。毕晓普的姐姐让他喜悦，也让他畏惧。贝萨妮很少搭理他们。她对自己的影响力似乎浑然不知。她练习音阶，听音乐，关着门。她去外地参加各种音乐节和比赛，小提琴独奏赢得的绶带和奖杯最终都挂在了她卧室的墙上，与其做伴的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音乐剧海报和一小套象征着悲剧与喜剧的瓷质面具。还有干花，来自她数不胜数的独奏音乐会，谢幕时观众会献上大捧的玫瑰花，她仔细干制后粘在了墙上的床头位置，鲜绿色的枝叶与嫩粉色的花朵完全符合床单、窗帘和墙纸的配色。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房间。
萨缪尔之所以了解她的卧室，是因为他曾躲在树林里一个安全的地方偷看过两三次。他在日落后走出家门，顶着颜色越来越深的紫色天空，来到小溪旁，踩着泥地穿过威尼斯村背后的树林。他经过种着玫瑰花和紫罗兰的花园，花朵正在夜幕下悄然合拢；他从犬舍和温室背后走过，闻着硫黄和磷肥的气味；他从圣心学院校长家背后走过，校长有时候会躺在定制的室外盐水按摩浴缸里舒展身体。萨缪尔会走得谨慎而缓慢，一方面要留神脚下，免得踩中枯枝或成堆落叶，另一方面还要盯着校长，从这个距离望去，校长是一团模糊的白色影子，身体的许多部位（腹部、下巴和手臂底部）只是因为沉甸甸的赘肉才能被分辨出来。绕过整个街区，穿过这片树林，来到街道的尽头，萨缪尔躲在福尔家背后那些树木的须根之中，离草丛与森林的分界线只有三米左右，他穿着黑色衣裤，黑色兜帽压得离地面还不到三厘米，因此全身上下露在外面的只有一双眼睛。
他在那里默默观察。
橘黄色的灯光，人们的影子在室内移动。贝萨妮出现在她卧室的窗框里，渴望如电流般在他的下腹炸裂。他更用力地贴近地面。她穿薄棉布裙，她总是穿成这样，她永远穿成这样，永远显得比其他人更有格调一点，就像刚去过高级餐厅或教堂。她行走时裙子微微摆动，她停下时裙子轻轻落回身上，流畅地滑回原处，仿佛羽毛优雅地飘落。萨缪尔愿意欣然淹死在那裙摆之中。
他只是想看见她。只是想确认她事实上真的存在。这就是他的全部愿望，只要看见了她，他很快就会离开，早在她换衣服之前就会离开，不至于被控行为不端。只有这一件事情——看见贝萨妮，与她分享这个宁静而私密的时刻——能够安慰他，帮他熬过又一个星期。甚至两三个星期。她和他不在同一所学校，她在房间里待那么长时间，花那么多时间外出旅行，这些都让萨缪尔觉得不公平和不平等。其他男孩爱恋的女孩永远在场，就在班级里你的前方，就在食堂里你的身旁。贝萨妮总是那么遥不可及，萨缪尔因此认为他偶尔偷窥也就有了正当性。他有这个资格。
一天，在福尔家，毕晓普正在玩《导弹指令》，萨缪尔坐在特大号的豆袋沙发上，贝萨妮径直闯进电视室，倒在同一张沙发上。她坐下的时候，一小块肩膀和萨缪尔的一小块肩膀贴在了一起。忽然之间，他感觉全世界的意义都集中在了那几平方厘米之中。
“好无聊。”她说。她身穿黄色太阳裙。萨缪尔能闻到她洗发水的气味，蜂蜜、柠檬和香草的浓郁香味。他一动不动，害怕他要是动了她就会离开。
“来一把？”毕晓普把游戏操纵杆推向她。
“不。”
“捉迷藏？”
“不。”
“踢罐头？闯城门？”
“三个人怎么玩闯城门？”
“出主意而已。头脑风暴。唾沫球。”
“我不想玩闯城门。”
“跳房子？投圆片？”
“你这就是存心犯傻了。”
萨缪尔感觉肩膀与贝萨妮肩膀相接的地方在出汗。他僵硬得像一尊雕像。
“女孩子玩的奇怪游戏？”毕晓普说，“叠纸，猜你会嫁给谁，生几个宝宝。”
“我不想玩那个。”
“你不想知道自己会生几个宝宝？十一个。我猜。”
“闭嘴。”
“可以玩大冒险。”
“我不想玩大冒险。”
“大冒险是什么？”萨缪尔说。
“真心话或大冒险去掉前一半狗屁。”毕晓普说。
“我想去另一个地方，”贝萨妮说，“没有任何原因。我想去另一个地方，只是因为可以去那里而不是待在这里。”
“公园？”毕晓普说，“海滩？埃及？”
“没有任何原因不去一个没有任何原因要去的地方。”
“哦，”毕晓普说，“你想去购物中心。”
“对，”她说，“购物中心。对，我想去。”
“我要去购物中心！”萨缪尔说。
“我们父母不肯带我们去购物中心，”贝萨妮说，“他们说购物中心廉价又庸俗。”
“被逮住穿这些衣服我就死定了。”毕晓普鼓起胸膛，尽可能扮演他父亲。
“我明天要去购物中心，”萨缪尔说，“和我妈妈。我们要去买新洗碗机。我会给你带点东西。你要什么？”
贝萨妮陷入沉思。她望着天花板，手指轻敲颧骨，认真考虑了好一阵，最后说：“给我个惊喜。”
那天晚上和整个第二天，萨缪尔都在思考他该给贝萨妮买什么。有什么礼物能完美地表达他想让她知道的所有心意呢？这件礼物必须精炼出他的感情，将爱恋、承诺和绝望的热忱凝聚成强有力的一剂，装进小小的包装盒送给她。
他知道这件礼物的所有要素，却看不清它的样子。那一夜他没怎么睡。完美的礼物就在购物中心千百万个货架上的某处等着他。但到底是什么呢？
坐在车上，萨缪尔很安静，他母亲却焦躁不安。去购物中心的路上，她总会变成这个样子。她憎恶购物中心，每次不得不去购物中心的时候，她对所谓“城郊购物中心文化”的批判就会格外残暴和粗鲁。
拐出他们那片住宅区，开上主干道，它和任何一个美国城郊的任何一条主干道没有任何区别：千篇一律的镜厅复制品。你在城郊得到的就是这个，他母亲总是说，小小欲望的满足。得到你甚至不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更大的超市。四车道的公路。更大更好的停车场。新三明治店或录像带出租店。比其他麦当劳更近一丁点儿的又一家麦当劳。麦当劳隔壁是汉堡王，马路对面是哈迪快餐，同一个地段还有摇摇牛排、波南萨牛排馆和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的庞德罗莎自助餐。换句话说，你得到的是选择。
或者更准确一些，选择的幻象，因为这些餐厅的菜单本质上都一样，只在马铃薯和牛肉上有些细微的区别。就好比你走进超市，站在意大利面的货架前，看着十八个细面条品牌。她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十八种细面条？说真的。”她问。萨缪尔耸耸肩。我们为什么需要二十种咖啡？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种洗发水？望着乱糟糟的燕麦货架，你很容易忘记这几百种选择其实只是一种选择。
来到购物中心——巨大、明亮而宽阔，开着空调，威严如大教堂——他们在看洗碗机，但其他家用电器吸引了费伊的注意力：方便储存剩饭菜的东西，方便碾碎食物的东西，避免食物粘锅底的东西，方便冷冻食物的东西，方便重新加热食物的东西。母亲望着每一样物品，发出惊讶的啊啊叫声，她仔细打量它们，拿在手里翻来覆去，阅读包装盒上的文字，说：“真不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她见到这些东西总是很警觉，生怕有人会在她心里创造出某种需求，或者识别出本就存在但她不自知的某种需求。家居与园艺区有一台自走式除草机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富有雄性气息般巨大，外壳是炫目的亮红色。“我都没想到过我会有草坪，”母亲说，“但我忽然非常想要这东西了。有问题吗？”
“不，没问题。”后来她在购物中心的另一家厨房用品店里说，重新拾起这个话题，就好像从来没有中断过。“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我说不准，我觉得好像——”她停下来，举起一个白色塑料物品盯着看，这个小装置能够切出完美的蔬菜丝，“感觉荒谬吗？我是说我能买这东西？”
“我不知道。”
“这真的是我吗？”她说，盯着她像保护幼鸟似的笼在手里的那件东西，“真正的我？我难道变成了这么一个人？”
“能给我一点钱吗？”他问。
“为什么？”
萨缪尔耸耸肩。
“别为了买东西而买东西。买东西本身不是重点。”
“我不会的。”
“我想说的重点是，你不是必须要买任何东西。没有谁真的需要这些东西。”
“我知道。”
她从手包里拿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一小时后在这儿见。”
萨缪尔攥着钞票，跑进购物中心的炫目白光。这个场所巨大得超乎认知。它像一头会呼吸的庞然巨兽。某处一个或多个孩子的模糊叫声或哭声成了无处不在的喧嚣的一部分，他不知道这个声音来自何处，孩子在什么地方，是快乐还是悲伤——仅仅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声学现象。你很难想象购物中心的商铺还不够多，但显然有人认为应该再补充一些，因此每条过道的中央都支起了单独的货摊，销售特殊甚至只是噱头的商品：玩具小直升机，销售员操纵它们从头顶飞过担忧的人群；钥匙链，用激光将你的名字刻在上面；新型卷发器，萨缪尔根本看不懂；礼盒装的香肠；玻璃立方体，里面似乎有3D全息画；新型束腰，能让你显得比实际上更瘦削；帽子，当场绣上个性化的文字；T恤，激光烫印你的照片。购物中心似乎用数以百计的商铺和货摊给你一个简单的承诺：在这儿你能找到你需要的一切。一些看似离奇的东西也不例外。比方说，牙齿美白，不像是你会在购物中心买的东西。还有瑞典式按摩，还有钢琴，但你确实能在这儿买到它们。购物中心压倒性的存在就是为了取代你的想象力。别费神去梦想你的欲望了，购物中心已经替你做好了梦。
企图在购物中心寻找完美的礼物就像读一本选项缺失的“选择你自己的冒险”。他必须猜测应该翻到哪一页。快乐结局肯定存在，但隐藏在某个地方。
萨缪尔走过蜡烛店，吸了一两口肉桂的香味。美甲店熏得他头疼了一小会儿。糖果店装硬糖的塑料盒呼唤着他，但他抵抗住了诱惑。购物中心的音乐和各家店铺的音乐混在一起，感觉像是汽车驶进驶出无线电波的覆盖范围。歌曲淡入，歌曲淡出。先前播放的是欢快的摩城音乐，现在是《扭扭舞》，恰比·切克。他母亲最不喜欢的歌曲，萨缪尔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这个事实。他想着音乐，听着商铺里飘出来的音乐，看见了美食广场对面的唱片店，这个点子总算跳进他的脑海，他不敢相信他居然花了这么久才想到它。
音乐。
贝萨妮是音乐家。他跑进唱片店，心情有点尴尬，因为他一直在问自己他能给她买什么，却忘了思考她实际上想要什么。这种行为似乎过于自我中心和自私了，回头必须要好好反思一下，但不是现在，现在他必须在十分钟内找到完美的礼物。
于是他跑进唱片店，看见流行乐盒带的标价都在十二美元左右，超出他的预算，他一时间有点沮丧。但绝望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他瞥见商店最里面有个箱子，箱子上写着“古典音乐”，底下是“半价！”。简直是天意。箱子里的盒带六美元一盘，他非常确定其中之一就是完美的礼物。
然而等萨缪尔开始翻看清仓箱里那堆凌乱的盒带时，他意识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难题：他对这种音乐一无所知。完全不懂。他不知道贝萨妮会喜欢什么、已经有了哪些。他甚至分不清好坏。有些名字很熟悉，例如贝多芬、莫扎特，但大多数都非常陌生。有些是不知道怎么读的外国名字。他正要选择一个他听过的著名人物——斯特拉文斯基，但他不记得他为什么会知道——却想到假如连他都知道斯特拉文斯基，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贝萨妮早就有了全套斯特拉文斯基，现在多半已经厌倦了，于是他决定要找一些更现代、更有意思、更新鲜的音乐，能够彰显他妙不可言的品位，能够表现出他有多么与众不同和独立自主，不像其他人那样随波逐流。因此他挑出了最有意思的十个封面。没有作曲家肖像，没有古老油画或拥挤的乐团照片，没有手握小棍的指挥家。他选择的是概念画：泼溅的色彩，抽象的几何形状，让人眼花缭乱的螺线。他拿着它们走到柜台，堆在收银员面前，问：“哪一盘从来没人买过？”
收银员，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助理经理，长着一张感性的脸，扎着马尾辫，听见这个奇怪的问题连眼睛都没多眨一下，而是认真地看了一遍这十盘盒带，拿起其中一盘摇了摇，开口时带着权威的气息，萨缪尔顿时信任了他，他说：“这盘。从来没有人买过。”
萨缪尔放下十美元的钞票，收银员将盒带装进一个口袋。
“非常现代的作品，”收银员说，“真的超乎想象。”
“好。”萨缪尔说。
“同一部作品，反复录了十遍。怎么说呢，真的很古怪。你喜欢这东西？”
“非常。”
“那就好。”他说，给萨缪尔找零，萨缪尔还剩下四美元。他跑向糖果店。完美的礼物在包装袋里摆动，敲打着他的大腿后侧，想到他要买的水果硬糖，他的嘴里冒出了口水，各种白日梦在脑海里东冲西撞，每次他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每个故事都有最完满和最快乐的结局。
<h2>
7</h2>
毕晓普·福尔是个校霸，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霸凌者。他不对弱者下手。他不碰皮包骨头的男孩和羞涩笨拙的女孩。他讨厌轻而易举的事情。强壮、自信、沉着、有力量的那种孩子才会引起他的注意。
本学年的第一场赛前动员会上，毕晓普对安迪·伯格产生了兴趣，后者是所有以蛮力称雄之事的常胜将军，六年级只有他一个人长出了黑乎乎的腿毛和腋毛，他是本地软弱、窝囊、矮小的孩子的克星。第一个叫他“冰山”的是体育老师，这个外号有时候被简称为“山哥”，原因是他的块头（庞大）、速度（缓慢）和步态（无法阻挡）。山哥是最标准的那种小学校园恶霸：比同学高大和强壮许多，似乎是智力方面有些低下（这也是他身上唯一低下的地方）所造成的愤怒心魔催长的结果。他身体其他部分的基因已经飞跃到了成人阶段。六年级的他比女老师还要高和重。他的身体不是注定会成为运动健将的那种强壮，而是会变得臃肿。他的躯干状如啤酒桶，手臂仿佛牛腿。
这场赛前动员会一如既往，一到六年级的学生走进气味古怪的塑胶地面体育馆坐上看台，助理校长特里·弗勒斯特（顺便说一句，他打扮成了一只一米八高的红白两色大鹰，这是本校的吉祥物）带领他们练习一系列助威套路，开场白和平时一样：雄鹰！身体健康不吃药！
然后，拉奇校长让大家安静，发表他千篇一律、华而不实的演讲，什么他对言行举止的标准，什么他绝对零容忍、无废话的教育哲学，大多数学生早已溜号，直愣愣地盯着各自的脚尖，只有一年级的孩子除外，他们第一次听见这些话，一个个自然吓得魂不附体。
动员会以弗勒斯特先生不变的“雄鹰，咱们上！雄鹰，咱们上！”结束。
学生跟着欢呼鼓掌，热情大概只有助理校长的四分之一左右，但依然足以淹没安迪·伯格与众不同的叫声，只有他周围的几个学生才能听见他在喊什么，萨缪尔和毕晓普就在其中：“小金，是基佬！小金，是基佬！”
叫声当然是冲着可怜的金·韦格利去的，他站在山哥左边两步的地方，毫无疑问是整个六年级最容易被取笑的对象，属于前青春期的所有不幸都降临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孩子：鹅毛大雪般的头皮屑，显眼的牙箍，慢性脓疱病，高度近视，对坚果、花粉和麸质严重过敏，中耳炎让他脚步蹒跚，面部湿疹，隔月犯一次的红眼病，痦子，哮喘，甚至还在二年级发过头虱，大家绝对不会让他忘记这件事。另外，他从头到脚加起来大概就是十八公斤汗津津的皮包骨头。而且，他有个女孩的名字。
遇到这种时刻，萨缪尔知道“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保护金、阻止欺凌和勇敢地抵抗巨人安迪·伯格，因为每年健康课上发的小册子说霸凌者遇到反抗就会退缩。当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去年布兰德·博蒙德真的挺身反抗了山哥，因为他没完没了地嘲笑布兰德厚如防弹玻璃的眼镜，布兰德一时间搭错神经，居然在食堂中央对上他，说：“闭上你那张大嘴，你个胖混蛋！”山哥确实退了下去，那天直到放学也没来收拾布兰德，所有目击者都喜气洋洋，因为他们现在似乎安全了，小册子似乎没有骗人，乐观的情绪笼罩全校，布兰德成了小英雄，然而山哥在他回家的路上找到他，一顿拳脚严重得甚至招来了警察，警察盘问布兰德的朋友，但他们已经学到了重要的教训：别他妈多嘴。霸凌者绝对不会退缩。
那年关于山哥的头号传闻（由山哥本人煽风点火）是，整个六年级他率先摆脱了处男之身。对方是个女孩，他说，是个前保姆，她吃不够我的大鸡巴。这种传闻当然无从核实。牵涉的高中女生和她对山哥身体的兴趣都无从核实，但也无人质疑。更衣室内能听见山哥吹牛的人都不敢冒受到伤害的风险直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高中女生不可能对六年级男生产生兴趣，除非她精神有问题、丑得恐怖或情感严重受创，或者三者兼具。总之就是不可能。
然而。
然而山哥描述性交的方式让男生们不得不有所怀疑。他描述的细节是那么详尽，具体得全无浪漫色彩。正是这一点让他们踌躇犹豫，让他们在夜里辗转反侧，有时候甚至会妒火中烧，因为他说不定是在说实话，他说不定真的搞了一个高中女生。假如这是真的，他们只需要这一点证据，就足以确认世界不公和上帝不存在了。或者就算上帝存在，也肯定憎恨他们，因为全校没有谁比安迪·该死的·伯格更不配享受性爱了。他们默默忍受每一节体育课，听他说什么他必须抽他老爸的雪茄来掩盖姑娘下体的气味，什么他这个星期没做爱因为姑娘来大姨妈了，什么有一次他射爆了安全套因为他就有那么猛。这些画面让孩子们做噩梦，还有更抽象的恐惧——恶心的安迪·伯格已经在疯狂做爱了，而其他人最近刚和父母谈过“那件事”，与女孩做爱的整个概念依然显得那么恐怖和粗鄙。
或许正是山哥在动员会上奚落金的方式刺激毕晓普采取了行动。他本来觉得这件事过于容易、过于显而易见——金不敢还击，他弯腰驼背的消沉站姿表现出他百分之百地接受了这里的等级划分。金站在那里，本能地准备好了接受欺凌。或许是这种摊手等死的态度激起了毕晓普怪异的正义感、以暴虐手段消灭对手从而保护无辜弱小士兵的欲望。
学生们排队走出体育馆的时候，毕晓普拍拍伯格的肩膀：“听说了你的传闻。”
山哥低头看着他，有点生气：“是吗？什么？”
“说你睡过姑娘。”
“你他妈最好相信。”
“那么，传闻是真的了？”
“我戳过的屄多得你都数不过来。”
萨缪尔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们。他通常不敢离山哥这么近，但中间隔着毕晓普，他觉得很安全。毕晓普天生会吸引全部的注意力，就好像毕晓普掩盖了萨缪尔的存在。
“好的，”毕晓普说，“我有好东西给你。”
“什么？”
“给比较成熟的那些人的东西。比方说你。”
“到底是什么。”
“这会儿不想说。会被别人听见的。好东西，而且这玩意儿是非法的。”
“你他妈到底在说什么？”
毕晓普翻个白眼，左右看看，像是在确定没有人偷听，然后靠近山哥，勾勾手指，示意他弯下腰，等他巨大的脑袋凑过来，毕晓普用密谋者的语气悄悄地说：“黄书。”
“不可能！”
“小声点。”
“你有黄书？”
“好大一堆。”
“真的假的？”
“我一直在考虑，这儿有谁已经成熟得能看这些东西了。”
“好极了！”山哥说，顿时有了兴趣。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网络还没有让色情物品变得唾手可得因而陈腐老套，那时候也没有个人电脑，对于他这个年纪的孩子，对于在1980年代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对于认为色情物品依然是有形之物的最后一代男孩，拥有色情物品就仿佛拥有超能力。色情物品会让你立刻成为其他孩子的榜样和好友。差不多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个卑微的孩子找到了父亲珍藏的色情杂志，社交地位顿时扶摇直上，直到他惹上麻烦为止，那通常是一天到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取决于这个孩子的性格。绝望地乞求关注和渴望被喜欢的孩子往往会偷走整堆杂志，换取短暂的名气，但等他们的父亲发现色情物品不翼而飞、想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明星就会在一天之内燃烧殆尽。其他的孩子，更能控制住冲动和不那么拼命寻求认可的那些孩子，在窃取色情物品时会比较慎重。他们只会从一堆杂志里取走一本，比方说从最底下数第二本或第三本，按理说他们的父亲已经仔细翻看、享用、消化和抛弃了这本杂志。他们会把这本杂志带到学校，让所有人欣赏，一两周后将它放回原处，再从靠近底部的位置取一本杂志，就这样周而复始。这些孩子能够长期维持名望，有时过了几个月才会有教师注意到一群男孩总是动也不动地窝在操场上，他会过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因为小学男生不像苍蝇似的跑来撞去时就等于出了什么岔子。
换句话说，孩子们接触色情物品的时间终究有限，所以山哥的胃口才会一下子被吊了起来。
“在哪儿？”他说。
“大多数孩子只会吓一跳，”毕晓普说，“他们不会明白他们到底在看什么。”
“快给我看。”
“你就不一样了，我看你肯定把持得住。”
“太他妈对了。”
“那好，咱们放学后见。等所有人都走了。食堂后面的楼梯口，卸货台旁边。我给你看我把东西藏在哪儿了。”
山哥同意了，推开众人走出体育馆。萨缪尔拍拍毕晓普肩膀。
“你干什么？”他问。
毕晓普微笑：“把战火烧到敌人家里去。”
那天晚些时候，放学铃响过，学校大巴来了又离开，教学楼里空无一人。毕晓普和萨缪尔等在学校背后，你从马路上看不见学校的这个部分：全都是水泥建筑和柏油路，看上去就像地区级高吞吐量航运中心，工业、机械、自动化、末世感。你会看见巨大的空调机组，风扇在铝质外壳内旋转，外壳上结着来自废气的黑色烟炱，风扇呼啸得像准备离开但就是无法起飞的武装直升机编队。风将纸屑和纸板碎片吹进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条缝隙。你还会看见工业级垃圾压缩机：敦实的金属物体，尺寸如垃圾车，漆成废物处理车辆的那种森林绿，从上到下覆盖着黏糊糊的垃圾残渣。
紧靠着抬高的水泥装卸台，在装卸台远离垃圾压缩机的另一侧，有一条楼梯通往一扇无人使用的地下室门。没有人知道那扇门通往何处。楼梯的一侧被装卸台的水泥墙挡住，另一侧是高得不可能攀爬的铁栏杆。楼梯的顶端也有一扇门，但从不锁也从不关。这条楼梯是个建筑学的谜题，你费神想上几分钟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铁栏杆无疑表达了禁止人们进入的愿望，但就算顶上的门锁着，从装卸台跳到楼梯上也没什么难度。但楼梯底下的地下室门只能从内部打开，外面连个门把手都没有。因此这扇门唯一的用途就是将人困在里面，不但从建筑学角度说非常奇怪，而且发生火灾时会极为危险。总而言之，从这条楼梯上积累的尘土、枯叶和乱扔的塑料包装袋与烟头的数量来看，它有好些年未曾被使用过了，吸引孩子们的正是这一点。
他们在这儿等山哥，萨缪尔对整件事觉得又是害怕又是紧张，因为毕晓普打算把安迪·伯格锁在楼梯井里晾他一夜。
“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该这么做。”他对毕晓普说，毕晓普在楼梯最底下，用枯叶、泥土和碎石掩埋一个黑色塑料袋。
“放松，”他说，“不会出事的。”
“但万一出事怎么办？”萨缪尔说，光是想到安迪·伯格会因为这个傻乎乎的恶作剧报复他们，一场二级哭泣就已经在爆发边缘了。
“咱们快走吧，”萨缪尔说，“趁他还没来。大家平安无事。”
“我需要你完成你的任务。你的任务是什么？”
萨缪尔皱起眉头，摸着他口袋那个铁疙瘩似的金属挂锁：“等他走到楼梯最底下就关门。”
“无声无息地关门。”毕晓普说。
“对，这样他就不会注意到了。”
“我给你打信号，然后你就关门。”
“什么信号？”
“我会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什么？”
“一个特别显眼的眼神。你看见了就会知道。”
“好吧。”
“关门以后呢？”
“上锁。”萨缪尔说。
“这是整个计划中最要紧的一环。”
“我知道。”
“至关重要的一环。”
“我锁上门，他就没法出来揍我们了。”
“你必须像士兵那样思考问题。注意力必须完全放在任务上。”
“好吧。”
“我没听见。”
萨缪尔踢着地面说：“我说遵命。”
“这就对了。”
今天很温暖，空气潮乎乎的，影子正在拉长，阳光呈深橘红色。雷暴云在地平线上聚集，就是中西部那种犹如飘浮雪崩的巨型云团，意味着晚上会有雷阵雨或无声闪电或两者兼有。树木间吹来阵阵狂风。空气中有电荷和臭氧的难闻气味。毕晓普总算藏好了黑色塑料袋。萨缪尔练习如何无声无息地以最快速度关上铁门。最后，两个孩子爬上装卸台开始等待，毕晓普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背包里的东西，萨缪尔用手指摸着口袋里那沉重挂锁隆起的部分。
“哎，小毕？”
“什么？”
“校长办公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意思？”
“你去挨板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毕晓普暂时停下了乱翻背包的动作。他抬起头，先是看着萨缪尔，然后扭头望向远方。猫一样的眼睛射出锐利而专注的视线，就仿佛他在此时此地再次看见了当时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做出一个萨缪尔越来越熟悉的姿态，身体盘起绷紧，双眼眯成窄缝，眉毛皱成对钩形状。这个姿态代表着挑衅，萨缪尔见过好几次：在校长面前，在鲍尔斯小姐面前，在福尔先生面前，在毕晓普朝校长家扔石块的时候。其中的激烈和坚决在十一岁孩童的身上相当常见。
但这次它很快就散去了，因为安迪·伯格绕过教学楼的拐角，迈着他沉重而笨拙的大步，拖着脚指头向前移动，就好像双脚离他小小的脑子过于遥远，他的身躯过于庞大，他的神经系统难以发挥功能。
“他来了，”毕晓普说，“准备好。”
山哥身穿他通常的行头：黑色运动裤，没商标的白色运动鞋，T恤上印着幼稚的玩笑话，今天这件是“牛肉在哪儿？”，全班只有他穿超市廉价品牌鞋不会被嘲笑。庞大体形和暴力倾向让他在时尚方面可以为所欲为。他对当下潮流也有所了解的唯一证据是他正在留鼠尾辫，全班有四分之一的男生正在追随这个时尚。正宗的鼠尾辫需要男生剪短头发，只留下后脑勺正中间的一小块自由生长。山哥到目前已经留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黄色短索，顺着脖颈和后背绵延约十几厘米。安迪·伯格走近装卸台，两个少年跷着腿坐在比他略微高一点的台面上。
“你来了。”毕晓普说。
“基佬，快给我看。”
“首先请向我保证，你不会一惊一乍的。”
“你他妈闭嘴。”
“很多孩子会吓一跳，他们不够成熟。这可是实打实的硬货。”
“我受得了。”
“真的吗？”毕晓普用戏谑和嘲讽的语气说。就是那种你分不清他究竟是在和你开玩笑还是在侮辱你的语气，让你觉得你的脑子转得比他慢一两拍。这份领悟写在山哥脸上，他犹豫起来，忽然不知如何是好。他不习惯孩子在他面前表现出任何勇气或骨气。
“好吧，就当你受得了，”毕晓普继续道，“就当你不会一惊一乍的。反正没什么是你没见过的，对吧？”
山哥点点头。
“因为你见得多了，对吧？你在搞的那个高中生？”
“她怎么了？”
“我只是想啊，你这会儿有什么好着急的呢？你有个想搞就能搞的姑娘。为什么还需要黄书呢？”
“我不需要。”
“但你还是来了。”
“你根本没有。你骗我。”
“让我不得不琢磨，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们？比方说那姑娘很难看。比方说她根本不存在。”
“去你妈的。你到底给不给我看？”
“好吧，我先给你看一张图。要是你没被吓一跳，我就给你看其他的。”
毕晓普在背包了翻了一会儿，最后取出一张叠了好几次的纸，这张纸边缘参差不齐，显然是从一本杂志里撕下来的。他将它小心翼翼、慢吞吞地递给山哥，山哥一把抢过去，毕晓普的百般做作让他生气。山哥打开那张纸，还没完全展开，他的眼睛就瞪大了一点，嘴唇也微微分开，喜笑颜开的面容不复平时的蛮横和冷酷。
“哇啊，”他说，“噢，不错。”
萨缪尔看不见是什么画面让伯格如此欣喜，他只能看见这张纸的背面——好像是宣传某种棕色烈酒的广告。
“牛屄。”山哥说，像极了一条小狗盯着你的食物。
“好是很好，”毕晓普说，“但离牛屄还差得远呢。也就是小菜一碟。要我说，其实挺可笑的。”
“你从哪儿弄来的？”
“和你没关系。想看其他的吗？”
“太他妈想了。”
“你保证不告诉别人？”
“在哪儿？”
“你先发誓。保证不说出去。”
“行啊，我发誓。”
“认真点说。”
“快给我看。”
毕晓普抬起胳膊做了个投降手势，然后指着底下的楼梯井说：“底下，我放在底下了，台阶最底下，埋在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