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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2>
萨缪尔在他的卧室里哭泣，哭得无声无息，免得被母亲听见。这是一场小规模的哭泣，只是踮着脚尖在真正哭泣的边缘行走，也许是轻轻的啜泣，伴随着普普通通的断续呼吸和挤扁的面孔。这是一级哭泣：小小的，能隐藏住，有时候甚至能控制住。它们是满足自我、发泄情绪的小小哭泣，往往只是眼睛里泪汪汪的，泪水未必会真的流下来。二级哭泣更加情绪性，由尴尬、羞愧或失望引发。这就是一级哭泣很容易因为其他人在场而升级为二级的原因：他因为哭泣、因为他是个爱哭鬼而尴尬。这个事实会催生一种新的哭泣：面红耳赤、涕泗横流的呜咽，但还没有发展成扯开嗓门大哭的三级。三级哭泣的特征包括雨点大的眼泪、一下下的抽噎、痉挛般的倒气和想立刻挖个地洞藏起来的本能欲望。四级哭泣是流泪加抽泣的痉挛性发作，而五级简直难以想象。学校的心理顾问鼓励他使用这些名词，就像科学家对待龙卷风似的给哭泣分级。
那天他觉得他想要哭泣。他对母亲说他要去自己房间看书，这倒是很正常。他大多数时候都一个人待在卧室里，读他在学校流动图书车买的“选择你自己的冒险”系列。他喜欢这些书摆在一起的样子：同质性——红白两色的书脊，《失落亚马孙》《巨石阵之旅》或《恶龙星球》之类的书名。他喜欢书里分岔的小径，每次遇到特别难以决定的选择，他会用大拇指夹住那一页，继续往下读，判断他能不能接受这个选择。他觉得这些书给了他现实世界中几乎缺失的透彻和对称。有时候他乐于想象自己活在一本“选择你自己的冒险”里，只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能让故事变得完满。他在其他绝大多数环境中发现的世界变幻莫测、难以预料，而这样似乎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易于理解。
他对母亲说他要去读书，但实际上他在享受一场小小的一级哭泣。他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哭，只知道待在家里不知为何让他想躲起来。
这幢屋子最近让他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
屋子似乎将所有东西都困在室内——炎热的天气，他们的体味。夏末的热浪吞噬了他们，伊利诺伊州的一切都在融化。所有东西都快烧起来了。空气是黏稠的胶水。蜡烛在原处化作一摊。茎秆不再能够支撑花朵。所有东西都在枯萎。所有东西都垂头丧气。
现在是1988年8月。接下来的那些年里，男孩回想过去，会将这个月视为他还拥有母亲的最后一个月。到8月末，她就已经消失了。然而此刻男孩还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想为某些抽象的原因哭一场：天气酷热，他忧心忡忡，他母亲表现得很奇怪。
于是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哭主要是为了排解哭泣的欲望。
然而她听见了。彻底的死寂中，她能听见儿子在楼上哭泣。她推开他的卧室门，说：“亲爱的？你没事吧？”他立刻哭得更凶了。
母亲知道在这些瞬间，她绝对不能就他更猛烈的哭说任何话或有任何反应，因为表现出注意到了就会给哭泣以养料，从而进入可怕的恶性循环，有时候最后——某些时候他哭个没完没了，她忍不住允许恼怒浮现在脸上——会让他变成泪流成河、换气过度、一团孩童大小的烂泥。于是她尽可能安抚地说：“我饿了。你饿不饿？咱们出去吃饭吧，你和我。”这个主意似乎让他平静了下来，足以换好衣服，上车时只剩下了哭泣后的轻微抽噎——直到他们来到餐厅，母亲看见汉堡包“买二送一”的活动海报，说：“哦，好的。我给你买汉堡包。你想吃汉堡包的，对吧？”萨缪尔一路上满心都是炸鸡块和芥末酱，但担心若是不顺从这个新计划或许会使得母亲失望。于是他点头说好，待在热烘烘的车里，等母亲去买汉堡包。她离开后他想着汉堡包，努力说服自己他想要的一直是汉堡包。但他做不到。他越是想，就越是觉得汉堡包难以忍受——放软了的面包，酸乎乎的泡菜，永远切成蛆虫大小的碎洋葱。她还没带着汉堡包回来，想到要吃那东西他就已经有点恶心想吐了。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尽量压抑几乎不可能抗拒的哭泣冲动，而母亲注意到他在吸鼻子，说：“亲爱的？有什么不好的吗？”他只来得及说出一句“我不想吃汉堡包！”，就消失在了三级哭泣的深渊里。
费伊一个字也没说。她掉转车头开回餐厅，而他把脸埋在热烘烘的乘客座里痛哭。
回到家，他们默默地吃饭。萨缪尔和母亲坐在热烘烘的厨房里，他瘫坐在椅子上，嚼着最后一块炸鸡。窗户开着，期待的凉风迟迟不来。电扇将炽热的空气从一个地方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望着一只苍蝇在头顶上嗡嗡乱飞，贴着天花板转圈。这只昆虫，它是房间里唯一的生命迹象。它撞在墙上，然后撞在纱窗上，然后忽然无缘无故地从他们头顶上掉了下来。它直挺挺地下坠，落在厨台上，势头沉重得像颗弹珠。
他们望着两人之间那小小的黑色尸体，然后对视一眼。表情像是在传达同一个问题：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吗？萨缪尔表情惊恐。他又在哭泣的边缘上了。他需要转移注意力。母亲必须插手。
“咱们出去走走，”她说，“拿上你最喜欢的九件玩具，装进你的小车。”
“什么？”他说，惊恐的大眼睛里已经有泪珠在打转了。
“相信我，快去。”
“好吧。”他说，事实证明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好消遣，管用了大约十五分钟。费伊觉得这就是她当母亲的首要职责：创造转移注意力的手段。萨缪尔会开始哭泣，她必须围追堵截。为什么是九件玩具？因为萨缪尔是个谨慎、有条理的肛门期性格的孩子，他会在床底下放个“十件最佳玩具”的盒子。里面的东西都是《星球大战》玩偶和风火轮小汽车模型这种路数的。他时常修正清单，用一件玩具代替另一件，但盒子永远在那儿。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完全清楚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是哪十件。
因此她让萨缪尔选九件玩具是由于她的好奇：他会放弃哪一件？
萨缪尔没有考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是九件玩具？为什么要带它们出去？不，母亲给了他一个任务，他必须完成它。他很少会怀疑命令是不是过于专断。
哄骗这个男孩竟然如此容易，她因此感到悲哀。
费伊多么希望他能稍微聪明一点，不这么容易上当。她有时候希望他多顶顶嘴，希望他能多打架，能变得更强健。但他没有。他听见一个命令就会乖乖遵守。官僚体制下的小机器人。费伊望着他清点玩具，试图在同一个玩具的两个版本里做出取舍——一个是天行者卢克拿着望远镜，另一个是天行者卢克手持光剑——他心想她应该为他自豪。自豪于他这个孩子多么一丝不苟，多么乖巧可爱。但他的可爱伴随着代价，代价就是这个孩子特别神经质。他很容易哭泣。他脆弱得简直愚蠢，仿佛一碰就破的葡萄皮。反过来，她有时候对他过于苛刻。她不喜欢他谨小慎微地过完一生。她不想看见自己的弱点如此清晰地在儿子身上反映出来。
“我好了，妈妈。”男孩说，她在小车里数出了八个玩具。八个，不是九个——结果他把两个天行者卢克都留下了。玩具只有八件，而不是九件。他甚至无法执行如此简单的一条指令。此刻她都不知道她能指望他什么了。他盲目地遵从命令让她生气，但他没有正确执行命令同样让她生气。她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咱们走。”她说。
室外的空气同样静滞，黏腻得难以想象。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屋顶和柏油路面源源不断地散发热浪。他们走在宽阔的街道上，这条路蜿蜒穿过他们这片城郊，时而分出一条条断株般的岔路，通向死路，有去无回。前方，邻居家的草地遍地枯黄，车库门和房屋遵循相同的建筑方案：正门向内深陷，车库门向外伸展，就好像屋子企图躲在车库背后。
那些光滑的米色车库门，它们似乎捕捉住了这个地方的某种本质，大约是城郊住宅区的孤独感。宽大的前门廊带你走进外部世界，但车库门将你与外部世界隔开。
世界那么大，她为什么会被拴在这儿？
她的丈夫，这就是原因。亨利带着全家来到溪林镇，芝加哥诸多毫无特征的城郊居住区之一，搬进橡树谷弄的这幢屋子。在此之前，他们住过一系列狭小的两居公寓，位于中西部的各个农工业偏远城镇，因为亨利在他选择的领域内顺着企业阶梯向上爬，这个领域是预包装冷冻餐。他们搬到溪林镇时，亨利坚称这是最后一次搬家了，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梦想中的工作”——冷冻食品事业部的研发副总。搬来的那天，她说：“我看就是这样了。”然后扭头对她八岁的儿子说：“我看这就是你未来的老家了。”
溪林，此刻她心想：没有溪，也没有林。
“你说这些车库的门……”她问，扭头却发现男孩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的柏油路面，聚精会神地看着什么，但她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没有听见她说话。
“算了。”她说。
男孩拖着小车，塑料车轮咔拉咔拉地滚过街道。有时候石子会卡住一个车轮，小车忽然停下，那一拽会让男孩几乎跌倒在地。每次发生这种事情，他就觉得自己让母亲失望了。因此他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各种各样的砾石，踢开石块和大大小小的树根和树皮，下脚的时候他特地少用力量，担心他的鞋会戳进地面的裂缝，而他会向前栽倒，没有绊到任何东西，只是步伐出了问题，他同样担心这样会让母亲失望。他努力跟上母亲的步伐，因为他要是落后太多，她就不得不停下等他，她也许会因此而失望。然而他也不能走得太快，因为八个玩具里会有一个失去平衡掉出小车，显得他格外笨拙和愚钝，他非常确定他母亲会感到非常失望。因此，他必须保持正确的步伐以跟上母亲，遇到路面开裂和不平整的地方就放慢脚步，见到碎石不但要踢开而且要看起来不像在踢石子儿，假如他能做到上述所有事情，那今天就是个好日子了。他就能够挽救这一天了。他也许能够不那么让母亲失望。他也许能抹除先前发生的事情——再一次变成了一个特大号的白痴哭包。
此刻，他想到这个就觉得很难过。他觉得他肯定能吃下汉堡包，只要他稍微哄骗一下自己，假如他能给汉堡包一个机会，它就肯定能成为一顿可以接受的午餐。他对整件事都觉得很愧疚。此刻，他觉得母亲开车回去给他买鸡块的行为是那么伟大和良善。那种良善是他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境界。他觉得自己很自私。他的哭泣会引来关注，让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尽管这未必是他的本意。他努力思考有没有办法能告诉母亲：假如他能够决定，他保证再也不会哭泣，她再也不需要花几个小时安慰他，满足他毫不顾及他人感受的轻率欲望。
他想这么说。他在脑海里组织文字。与此同时，他母亲在仰望树木。邻居家前院的一棵橡树。这棵树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显得没精打采、干枯而悲哀，枝杈向地面耷拉。树叶不是绿色，而是被炙烤成了琥珀黄。周围万籁俱寂。没有虫鸣，没有鸟叫，连狗都不乱吠，孩童也不嬉笑。母亲仰望这棵树。男孩停下脚步，也抬起头。
她说：“你看见了吗？”
萨缪尔不知道母亲要他看什么。“这棵树？”他问。
“快到最顶上那根树枝的地方，看见了吗？”她指给男孩看，“一直往上。那片树叶。”
他顺着母亲的手指望过去，看见有一片树叶和其他树叶不太一样。绿色的，很厚实，直挺挺地立着，像鱼儿似的翻腾摆动，就好像置身于旋风之中。整棵树上只有这片叶子是这个样子。其他叶子都静静地垂在死寂的空气中。这条路上没有一丝风，但那片树叶却在发疯似的翻腾。
“知道那是什么吗？”她说，“是鬼魂。”
“鬼魂？”他说。
“那片树叶被附体了。”
“一片树叶也能被附体？”
“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附体。鬼魂能待在其他地方，也能住在一片树叶里。”
他望着那片叶子原地旋转，像是连在风筝上。
“它为什么要那样？”他问。
“那是一个人的灵魂。”她说，“我父亲告诉我的。他的老故事之一。来自挪威，他小时候听来的。那是一个人，没有好到能上天堂，但也没坏到要进地狱。于是卡在了两者之间。”
男孩从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他停不下来，”她说，“他想向前走。也许是个好人，但做了一件非常坏的事情。也可能做了许多坏事，但觉得非常抱歉。也许他不想做坏事，但无法阻止自己。”
听见这个，萨缪尔又哭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脸蛋皱了起来。眼泪来得太快，完全无法阻止。因为他知道他做过坏事，一遍一遍又一遍。母亲注意到他哭了，她闭上眼睛，用手捂住脸，使劲按摩太阳穴。男孩看得出这是毁掉母亲这一天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他因为做了坏事而哭泣，这本身又是一件坏事。
“亲爱的，”她问，“你哭什么？”
他还是想说全世界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不再哭泣，但他说不出来。他能做到的只是在眼泪和鼻涕之间断断续续地挤出一句话：“我不想变成叶子！”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她说。
她拖着男孩回家，整个街区只听得见车轮的咔拉咔拉声响和他的哭声。她带萨缪尔回到他的卧室，叫他收好玩具。
“还有啊，我叫你带九件玩具，”她说，“你只带了八件。下次多用点心。”她声音里的失望让他哭得更凶了，甚至无法说话，因此也就无法告诉她，他之所以放了八件玩具在小车里是因为第九件玩具就是小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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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2>
萨缪尔的父亲坚持周日夜晚应该是“家庭时间”，他们必须共进晚餐，三个人一起坐在餐桌前，亨利搜肠刮肚地寻找话题。他们吃亨利从办公室冰柜里拿回来的预包装饭菜，试验性和供市场测试用的食品就保存在那个冰柜里。这些食品往往比较大胆，更有异国风情——杧果取代烤苹果，甘薯取代马铃薯，甜酸肉取代猪排，还有乍看之下不怎么适合冷冻的东西：比方说龙虾卷、烤芝士或金枪鱼三明治。
“知道冷冻餐有趣在哪儿吗？”亨利说，“在斯旺森决定叫它们‘电视餐’之前，冷冻餐完全没有流行起来。冷冻餐已经存在了十几年，名字刚改成‘电视餐’就轰隆一声，销量直线上升。”
“嗯哼。”费伊说，直勾勾地盯着她的奶酪火腿鸡排。
“就好像人们必须得到许可才能在电视机前吃饭似的，明白吗？就好像人们早就想在电视机前吃饭了，但他们在等着谁支持他们这么做。”
“真是超级有意思哦。”费伊的语气让他立刻闭上了嘴。
沉默一直持续到父亲问大家今晚想做什么为止，母亲建议他去看电视好了。父亲问她要不要一起看。母亲说不看，她要洗碗。“你去看你的吧。”然后望着乱糟糟的碗碟，夸张地喟然长叹。父亲会问需不需要他搭把手。母亲会说算了，你只会碍事。父亲说不如你休息一下，我来洗碗。母亲这时候会开始光火，起身说：“你都不知道东西该放在哪儿。”父亲会瞪着她，像是想说点什么，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萨缪尔觉得他父亲和母亲结婚就好像调羹和垃圾处理机结婚。
“我可以走了吗？”萨缪尔问。
亨利看着他，有点受伤。“这是全家团聚的晚上啊。”他说。
“你可以走了。”费伊说。萨缪尔跳下椅子，冲出屋子。他感觉到了熟悉的想藏起来的欲望。每次家里的紧张气氛在他身体里淤积，他就会有这种念头。他躲在树林里，这个住宅区背后的可怜小溪旁有一小片树林。几棵矮树从烂泥里长出来。一个池塘，顶多齐腰深。一条小溪，这个住宅区的所有泄洪口都通往这条小溪，因此每次下雨后就会多一层缤纷的油膜。从大自然的角度说，这片树林实在可悲到了极点，但树木浓密得足以遮蔽他的身影。他来到这里就成了隐形人。
假如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会说“玩”，但这个字并不足以总结他的行为。他坐在草丛和烂泥里，躲在树叶中，把种子扔到半空中，看着它们盘旋下落，这难道能被称为玩吗？
那天萨缪尔的念头是去小溪边躲几个小时，至少躲到睡觉时间。他在寻找合适的地点，一小片洼地，能够给予他最大的掩护。躺在那儿，再盖上几根枯枝和几把落叶，别人就找不到他了。正当他四处收集用来盖在身上的大小树枝，在一棵橡树下扒开枯叶和橡子寻找树枝时，上方忽然响起了咔嚓一声——树枝折断、木头开裂的声音，他抬起头，刚好看见一个人从树上跳下来，重重落在他身旁的地上。一个男孩，和萨缪尔差不多年纪。他站起身，如同一对猫瞳的绿色双眼圆睁着，恶狠狠地瞪着萨缪尔。他不比萨缪尔更强壮或更高大，外形方面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但他占据空间的方式有着某种难以描述的感觉。他的身体有一种存在感。他走向萨缪尔，他面庞瘦削，棱角分明，两颊和额头抹着鲜血。
萨缪尔扔下树枝，他想逃跑。他命令自己逃跑。那男孩走向他，从背后拔出一把刀，一把沉甸甸的银色屠刀，萨缪尔见过他母亲用这种刀劈砍带骨肉块。
萨缪尔开始哭泣。
他就站在那儿哭泣，两只脚像是扎了根，等待不知名的厄运降临，他向命运屈服了。他直接进入三级哭泣，绝望地化作一个湿漉漉的泪人。他感觉到面庞在收缩，眼珠开始凸出，就好像皮肤从后脑勺抽紧。另一个男孩站在了他面前，血迹清清楚楚地映入萨缪尔的眼帘，他看见鲜血还没有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滴血顺着面颊淌到下巴，又沿着脖子流进衬衫里，萨缪尔甚至没有思考血是从哪儿来的，仅仅因为它存在这个恐怖的事实就号哭起来。男孩的红发剪得很短，视线有穿透力但死气沉沉，他长着几粒雀斑，拥有运动员那种冷静的掌控感，动作非常流畅，他缓缓地将屠刀举过头顶，摆出嗜血狂魔的杀人姿势。
“这就是所谓成功的伏击，”男孩说，“假如在打仗，你就已经是尸体了。”
萨缪尔聚集起他所有的痛苦，通过一声哀号发泄出来，用凄惨的尖叫祈求帮助。
“真要命，”男孩说，“你哭的时候可真难看。”他放下刀。“别害怕。你看。开玩笑而已。”他说。
但萨缪尔停不下来。歇斯底里已经压垮了他。
“好啦，”男孩说，“没事的。你不用说话。”
萨缪尔抬起手臂擦拭鼻子，拉出一道黏糊糊的鼻涕。
“跟我来，”男孩说，“给你看一样东西。”
他领着萨缪尔来到小溪旁，顺着河岸走了几米，来到靠近池塘的地方，这儿有一棵树倒下了，树根和泥土之间有一大块凹陷之处。
“看。”男孩说，指着泥土中的一个地方，他将那儿的泥土按平，做成了一个盆。盆里有几只动物：数只青蛙，一条蛇，一条鱼。
“看见了吗？”他说。萨缪尔点点头。他看见那条蛇没有头部。青蛙从腹部或背部被切开。青蛙有八九只，只有一只活着，四条腿在空中像蹬车似的踢腾。鱼被从腮部割掉了头部。盆底蓄起了一摊黏糊糊的鲜血，它们躺在其中。
“我打算用喷火器烧它们，”男孩说，“你知道的，杀虫喷雾加打火机。”
他用手势比画：擦打火机，将喷雾口凑近火焰。
“坐下。”他说。萨缪尔乖乖地坐下，男孩伸出两根手指放进血泊。
“咱们得帮你坚强起来。”他说。他将鲜血抹在萨缪尔脸上，眼睛下面两道，额头一道。
“看，”他说，“现在你上道了。”男孩把屠刀插在泥地里，让它立在身旁：“现在你真正活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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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2>
太阳正在西沉，白昼的炎热逐渐消退，成群结队的蚊子嗡嗡叫着飞出树林，两个男孩钻出林木线，浑身泥水。他们走在萨缪尔从未见过的土地上，他逐渐远离了他所在的居住区，来到了另一个居住区：威尼斯村，这是它的名字。两个男孩的脸亮晶晶、湿漉漉的，他们在池塘旁洗掉了沾在脸上的动物血。尽管两人身高相同，年龄相同，体格也差不多相同（简而言之就是不高、十一岁和瘦巴巴的，就像完全绷紧的绳索），但无论谁看见都知道他们之中谁说了算。他叫毕晓普·福尔，也就是从树上跳下来的伏击者和动物杀手。他正在对萨缪尔说，他迟早会成为美国陆军五星上将。
“责任，荣誉，国家，”他说，“把战火烧到敌人家里。这是我的座右铭。”
“什么战斗？”萨缪尔说，他打量着威尼斯村的房屋，他从没见过这么宽敞的住宅。
“无论什么战斗，”毕晓普说，“遵命。”
他打算在军校毕业后以军官身份加入陆军，然后成为少校，然后上校，最后总有一天要成为五星上将。
“五星上将的安全保密级别比总统还高，”毕晓普说，“我会知道所有秘密。”
“你会告诉我吗？”萨缪尔说。
“不行。保密的。”
“但我保证不告诉别人。”
“国家机密。对不起。”
“求你了？”
“没门儿。”
萨缪尔点点头：“你会成为一名好将军的。”
结果，毕晓普在那一年被他就读的私立学校开除，他来到萨缪尔那所公立小学的六年级，成了萨缪尔的同学。圣心学院之所以开除毕晓普，是因为他自称“老子不服管”，也就是他用随身听放AC/DC乐队的磁带，叫一位修女“死开”，碰到任何一个愿意奉陪的人都要干上一架，哪怕对方是高中生，甚至是神父。
圣心学院是一所天主教K-12预科学校，假如你想让孩子进东海岸的精英大学，那么它就是这附近唯一的选择了。几乎威尼斯村所有家长都送孩子去那儿念书。萨缪尔从没进过威尼斯村，但平时骑自行车远途旅行时偶尔会经过威尼斯村的大门。那道大门由黄铜铸就，高三米。大门里的房屋是罗马式的豪华别墅，平屋顶，陶瓦，环形车道绕过夸张的喷泉。房屋之间的距离至少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家后院都有游泳池。有的车道上停着外国运动轿车，有的停着高尔夫电瓶车，有的两者皆有。萨缪尔想象着住在这儿的会是什么人：电视明星，职业棒球运动员。但毕晓普说主要是“无聊透顶的办公室职员”。
“那家伙，”毕晓普指着一幢别墅说，“有一家保险公司。”“那家伙，”指着另一幢别墅说，“有一家银行还是什么的。”
威尼斯村有十九幢独门独户的房屋，每一幢都是标准的三层建筑物，六间卧室，四个全套卫浴设施的浴室，大理石厨台，五百瓶容量的酒窖，私人电梯，抗龙卷风级的防爆玻璃，运动室，能容纳四辆车的车库，每一幢的面积都是相同的四百九十平方米，建造时使用了一种经过特别处理的黏合剂，因此散发着淡淡的肉桂气味。房屋的完全相同事实上是个卖点，因为总有家庭会担心他们住的不是这个街区最好的屋子。房产商经常说，在威尼斯村你再也不需要“与阔气邻居比排场”。虽说能住进威尼斯村的家庭永远是他们原先居住地区的“阔气邻居”。然而，等级还是在其他方面悄悄地体现了出来。有些人家的后院加盖了凉亭或带纱帘的两层门廊，甚至灯光绿土网球场。特大号的卫星天线据说连莫斯科的信号都能收到。每幢房屋都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但装修各不相同。
举例来说，毕晓普走到一幢别墅前停下，说这家后院有个咸水热浴盆。
“圣心学院的校长就住在这儿，”毕晓普说，“一个死胖子。”
他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一番，又是摸下体，又是朝屋子亮中指，最后从排水沟里捡起一块小石头。
“看好了。”他说，把石块扔向校长家。两个人还没来得及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石块忽然出现在半空中，他们望着它飞向校长家，时间仿佛暂时停顿，而两个少年意识到石块百分之百会击中房屋，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扭转这个事实。石块飞过晴朗的天空，此刻起决定作用的只有重力和时间。石块划出向下的弧线，勉强错过车道上森林绿色的捷豹跑车，几乎击中正门上方昂贵的花玻璃墙饰，最后砸在捷豹车背后的铝合金车库门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两个男孩互视一眼，既得意又惊恐，石块砸中车库门的声音在他们耳中仿佛是全世界最响亮的声音。
“我肏！”毕晓普说，被捕食动物的自然冲动驱使着他们撒腿就跑。
两人跑过住宅区里唯一的街道，威尼托街，它大致沿用了野鹿在这里还是自然保护区时踏出的弯曲小径，这条小径连接了北边的小人工湖和南边的大排水沟，这两个水体足以支持一个中等数量的鹿群熬过伊利诺伊州的严冬。这个鹿群的后代依然在威尼斯村生活，喜欢践踏精心培育的开花植物和花园。鹿群非常惹人讨厌，因此威尼斯村的居民每个季度付钱请一家灭鹿公司来放置含有毒药的盐砖，盐砖放在高度足以让成年鹿够到的柱子上（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居民所养十一公斤及以下的犬只够不到，因此不会有误食的危险）。毒药不是立刻致命的，而是会在鹿的体内逐渐累积，到死亡本能起效的时候，鹿通常会远离群落去等死——真是皆大欢喜。因此，威尼斯村除了标准的贡多拉风格邮箱和前院灌溉机械外，还有一种随处可见的公共设施：摆放盐砖的柱子，挂着危险。有毒。请远离。的标牌，使用的衬线字体得体而优雅，威尼斯村所有的正式指示牌用的都是这个字体。
若不是芝加哥的三名投资人利用了一个法律漏洞，这个住宅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开发威尼斯村之前，这里曾经是乳草自然保护区——得名于在这里蓬勃生长的一种植物，每年夏季都会引来数量巨大的美洲王蝶。市政府想找个私人组织（最好是个非营利和/或慈善组织）管理保护区，包括保护区内的多条自然小径、总体状况和生物多样性。市政府起草的契约声明买家不得开发这片土地，也不得将土地出售给可能会开发它的其他人士。但合同没有规定买家（上文中的第二个买家）能将土地出售给谁。因此，三个生意伙伴中的第一个买下土地，卖给另一个，很快又转卖给第三个，第三个立刻和前两个成立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开始砍伐森林。他们围绕往日的乳草保护区建起结实的铜质围栏，向热衷于出入苏富比拍卖行的高端客户打广告，他们有一句口号说得好：“奢华与自然的交界。”
威尼斯村的三位创始人之一还住在这里，他是一名大宗商品交易员，在芝加哥股票交易所和华尔街都有自己的办公室。他叫杰拉德·福尔，是毕晓普的父亲。
除了两个少年，整个住宅区里只有杰拉德·福尔看见了那块石头击中校长家。他望着毕晓普和萨缪尔沿着缓坡跑向威尼托路向南的终点，他站在车道上，黑色宝马的车门开着，他的右脚已经踩在车上，左脚还在车道上，装填车道的高釉光卵石花了他不少钱。他正要出门，却看见了儿子朝校长家扔石块。两个男孩只顾奔跑，直到踏上车道才看见他，脚步急停时的吱嘎摩擦声很像篮球运动员在体育馆地板上发出的声音。毕晓普和父亲互相打量了片刻。
“校长生病了，”父亲说，“为什么要打扰他？”
“对不起。”毕晓普说。
“他病得很厉害。他是个病人。”
“我知道。”
“要是他在睡觉，被你吵醒了怎么办？”
“我一定会向他道歉的。”
“记住了。”
“你去哪儿？”毕晓普问。
“机场。很快就会去纽约的公寓。”
“又去？”
“我走以后你别打扰你姐姐，”他看着两个男孩的脚，他们从树林里出来，鞋子湿漉漉、脏兮兮的，“别把烂泥带进屋里。”
说完，毕晓普的父亲完全坐进车里，狠狠地带上车门，引擎呜呜启动，宝马拐出车道，轮胎和抛光卵石摩擦的声音像是怪物在尖叫。
来到室内，福尔家的庄重感让萨缪尔什么都不敢碰：亮闪闪的白色石板地面，满是水晶装饰的枝形吊灯，又高又细一碰就会倒的玻璃瓶里插着鲜花，墙上挂着带框的抽象画，嵌在凹处的小灯照亮画作，厚重的木制陈列箱里展示着二十几个雪景球，桌面擦得能当镜子用，大理石厨台同样光可鉴人。每个房间和每条走廊都用安放在古希腊科林斯式廊柱上的宽阔拱顶隔开，顶上的花纹细致复杂得几近混乱，像是回火炸裂的步枪枪膛。
“这边走。”毕晓普说，领着萨缪尔来到一个只能称之为“电视室”的房间，因为房间里有一台大屏幕电视，让萨缪尔觉得自己矮了几分。电视比他更高，比他伸开双臂还要宽。电视底下是乱糟糟的线缆，连接着几台家用游戏机，这些游戏机随便叠放在一个小柜子里。游戏卡带胡乱扔在游戏机上，就像用完的炮弹壳。
“喜欢《银河战士》《恶魔城》还是《超级马里奥》？”毕晓普问。
“不知道。”
“我打《超级马里奥》一条命都不死就能救出公主。我还打穿了《洛克人》《双截龙》和《光神话》。”
“咱们玩什么都行。”
“好吧，也行。它们差不多就是同一个游戏。基本目标相同：向右跑。”
他从小柜子里掏出完全被线缆缠住的雅达利游戏机。
“我更喜欢经典游戏，”他说，“各种套路建立前开发的游戏。《大蜜蜂》《大金刚》还有《鸵鸟骑士》也是我最喜欢的，虽说有点怪。”
“我没玩过。”
“嗯，确实很怪。鸵鸟什么的。翼龙。还有《蜈蚣》，还有《吃豆人》。《吃豆人》肯定玩过吧？”
“对！”
“真他妈特有意思，对吧？玩这个。”毕晓普抓起名叫《导弹指令》的卡带插进雅达利，“先看我玩，然后你就知道怎么玩了。”
《导弹指令》的任务是保护六个城市不被雨点般落下的洲际导弹炸烂。假如一枚导弹落地，抹掉六个城市中的一个，游戏就会发出难听的爆炸音效，画面上会多出一团无可名状的东西，按理说应该是蘑菇云，但看着更像一块石子或青蛙打破池塘的平静水面。游戏音效大多是数码转制空袭警报，比特率只有八。毕晓普将瞄准十字放在来袭的导弹前方，然后揿下按钮，地面射出一个小光点，缓慢爬向目标点，每次都能命中徐徐落下的核弹。毕晓普直到第九关才失去一个城市。萨缪尔最后已经不记得关数了，等天空中塞满了飞速坠落的导弹时，他根本不知道毕晓普打通了多少局。毕晓普的面容从头到尾都异常平静，毫无表情，就像一条鱼。
屏幕上亮起“游戏结束”的文字，毕晓普问：“要看我再打一盘吗？”
“你赢了吗？”
“赢是什么意思？”
“你拯救了所有的城市？”
“你不可能拯救所有的城市。”
“那这个游戏的任务是什么？”
“毁灭无可避免，任务是推迟它。”
“让居民逃出去？”
“当然。无所谓。”
“再玩一遍。”
第二把，毕晓普打到了第六或者第七关，萨缪尔盯着的不是游戏画面，而是毕晓普的脸——他的面容竟然这么平静、专注和镇定，即便导弹坠落在他保卫的城市周围，即便他的双手这样那样猛拉操纵杆——就在这时，萨缪尔听见房间外传来了另一个声音，先前没有的一种声音。
音乐。清澈，干净，不像此刻电视里的声音那样粗糙和数字化。音阶练习，某种弦乐器，顺着一个音阶上上下下。
“那是什么？”
“我姐姐，”毕晓普说，“贝萨妮。她在练习。”
“练什么？”
“小提琴。她会成为一位世界闻名的小提琴家。她确实万里挑一。”
“我就说！”萨缪尔脱口而出，语气似乎有点过于热忱，就两人的对话来说有点不成比例。但他希望毕晓普能喜欢他。他尽量想变得讨人喜欢。毕晓普好奇地瞪了他一眼，视线随即又转向前方，呆呆地抬头望着电视屏幕，游戏打到第十关、十一关，等等，而外面的声音从基础音阶练习变成了真正的音乐，一段连绵不断、极具穿透力的独奏，萨缪尔不敢相信那是真人发出的声音，而不是来自收音机。
“真是你姐姐？”
“没错。”
“我想去看看。”萨缪尔说。
“等一等，先看这个。”毕晓普说，一击同时消灭了两颗核弹。
“就看一眼。”萨缪尔说。
“但我一个城市都还没丢掉过。我说不定能打出《导弹指令》有史以来的最高分。你说不定会看到历史性的大事件。”
“我去去就来。”
“好吧，”毕晓普说，“你的损失。”
萨缪尔离开房间，前去寻找音乐的来源，他跟着音乐穿过拱顶下的主走廊，穿过闪闪发亮的厨房，来到别墅靠后侧的一个专用房间，他小心翼翼地把鼻子伸过门框，望向房间里，第一次看见了她，毕晓普的姐姐。
他们是双胞胎。
贝萨妮拥有毕晓普的面容，同样的对钩形状的眉毛，同样的平静而专注的气质。她就像“选择你自己的冒险”系列图书封面上的精灵公主，永远年轻、美丽和睿智。脸颊的锐利角度和鼻子更适合她。同样的五官让毕晓普显得怒气冲冲，在她脸上就变得端庄而均衡。她浓密的赤褐色长发，因聚精会神而皱起的眉头，修长的颈部、优雅的双臂、挺拔的脊背，还有尽管自知没有旁人但依然谨慎的裙装坐姿，全都洋溢着得体、优雅和淑女式的成熟，萨缪尔爱死了这一切。他喜欢她随琴而动的身姿，从头部到颈部到躯体跟着琴弓滑过琴弦的动作像流水般轻轻摇曳。她和萨缪尔学校乐队的孩子完全是两个极端，那些孩子机械地从乐器里挤出声音，与乐器搏斗，将乐器视为必须要用蛮力征服的怪物。而她的演奏是那么轻而易举。
此刻他还不知道，但这将成为他一辈子的审美模板。他见到任何一个姑娘，都会在脑海中对比眼前的这个女孩。
她拉完一个长音符，她的手法令人赞叹，琴弓前后拉动，发出的声音却没有中断，而是水银泻地般的连续长音。她睁开眼睛，径直望向萨缪尔，两人互相凝视了令人惊恐的一瞬间，最后她将小提琴放在大腿上，说：“你好。”
萨缪尔从未体验过如此让他坐立不安的渴望情绪。他的身体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刺痒：腋下冒出冷汗，嘴巴忽然显得太小，舌头突然变得巨大而笨拙，肺部的恐慌感像是一口气屏了太久，在男孩身体里积蓄的这些东西是某种过度觉知，是将他拖向憧憬对象的奇异吸力，与他碰到其他人就想视而不见或躲藏的态度大相径庭。
女孩在等他开口，双手搁在膝头的小提琴上，脚腕交叉，那对灼人的绿眼睛——
“我是毕晓普的朋友，”萨缪尔总算能说话了，“毕晓普带我来的。”
“好。”
“你弟弟？”
她微笑道：“对，我知道。”
“我听见你在练琴。在为什么做准备吗？”
她疑惑地盯着萨缪尔看了几秒钟。“为了让手指熟悉那些音符，”她说，“我快要开音乐会了。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美。”
她点点头，像是在思考他的评语：“第三乐章的双音实在很难不跑调。”
“啊哼。”
“第三页的那段琶音也很难。另外我必须拉十度音程，那个很怪的。”
“对。”
“我觉得我总是跟不上，第三乐章。从头到尾都磕磕绊绊的。”
“听起来不像。”
“就好像我是一只鸟，被钉在了椅子上。”
“对。”萨缪尔说。这个话题让他觉得很尴尬。
“我需要放松，”她说，“尤其是第二乐章。第二乐章里有许多很长的旋律线，演奏时要是带上了太多的个人情绪，就会破坏整部作品的音乐性。你必须保持冷静，但独奏时你的身体最不愿意的就是冷静。”
“也许你可以，我说不准，呼吸？”他说，因为每次他进入难以控制的四级哭泣状态，他母亲总是这么对他说：呼吸就好。
“知道怎么做有用吗？”她说。“想象琴弓是一把刀，”她拿起琴弓指着萨缪尔，装出恶狠狠的样子，“然后想象小提琴是一条黄油。现在假装你在用刀切黄油。感觉应该和这个差不多。”
萨缪尔只是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是怎么认识我弟弟的？”她问。
“他从树上跳下来，吓了我一跳。”
“哦，”她说，就好像这种行为完全符合逻辑，“他正在玩《导弹指令》，对吧？”
“你怎么知道？”
“他是我弟弟。我能感觉到。”
“真的？”
她盯着萨缪尔看了几秒钟，然后咯咯笑道：“不，我能听见。”
“听见什么？”
“游戏。你听。听不见吗？”
“我什么都没听见。”
“你必须集中注意力。仔细听。闭上眼睛，用心听。”
他闭上眼睛仔细听，房屋里的各种声音开始彼此分离，混合在一起的嗡嗡声逐渐有了不同的细节：空调在墙壁内的某处运转，气流呼呼穿过通风管，室外的风吹拂房屋，冰箱和冷柜，萨缪尔识别出这些声音，将它们一一推开，让注意力向房屋深处延伸，从一个房间蜿蜒蛇行到下一个房间，忽然间，他寻找的声音从寂静中跳了出来：模糊而微弱的空袭警报声、导弹爆炸的隆隆声、火箭发射的嗖嗖声。
“我听见了。”他说。然而等他睁开眼睛，贝萨妮已经不再看着他了，而是扭头面对房间里的大窗，窗外是后院，后院外是树林。萨缪尔跟着她的视线望过去，看见就在暮色下的林木线边缘，大概四十五米开外，有一头成年鹿。浅棕色的皮肤，长着花斑。属于动物的黑色大眼睛。它走得跌跌撞撞、踉踉跄跄，摔倒，挣扎，起身，继续向前走，摇晃，摆动。
“它怎么了？”萨缪尔说。
“吃了毒盐。”
鹿的前腿再次失去力量，后腿使劲蹬地，推得身体腹部着地。它重新爬起来，但脖子已经无法伸直，因此它只能原地打转。它惊恐地瞪大眼睛，鼻子里冒出粉红色的血沫。
“这种事经常发生。”女孩说。
鹿转向森林，踉跄着跑进树丛。两人望着它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直到枝叶完全挡住它的身影。万籁俱寂，只剩下屋子另一侧传来的微弱声音：炸弹从天而降，夷平整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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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2>
学年开始，有一件新鲜事开始发生：萨缪尔坐在课堂上，无论鲍尔斯小姐在教什么——美国历史、乘除、语法——都勤勤恳恳、详详细细地做笔记，认真思考课堂内容，努力理解它们，担心鲍尔斯小姐随时有可能叫他起来，就她刚讲完的内容向他提问，事实上她确实经常这么做，而且还会嘲笑回答错误的同学，在接下来的一小时中建议他们回五年级去，而不是赖在六年级。萨缪尔聚精会神地听讲，绝对不让大脑溜号，坚决禁止自己去想女孩，或者做任何与女孩有任何关系的事情，但这件事依然会发生。刚开始是某种暖意，一阵刺痒，就像别人即将挠你痒痒时你的感觉，一种可怕的期待感。然后你忽然意识到了某个身体部位的存在，这个部位迄今为止只是背景的一部分，只是我们关注焦点之下的某种感觉，就像衣物两肩的布料、袜子的衬底、胳膊肘此刻放在哪儿。绝大多数时候，这部分身体都在焦点之外。但最近，天晓得为什么，他的阴茎会突然竖起，发生频率远远超过萨缪尔的意愿。在课堂上，在课桌前，它会宣告自己的存在。它顶着他的裤子，进而顶着本学区统一尺寸的课桌那坚不可摧的金属底面。问题在于，这种升起、肿胀和压迫虽然让他苦闷，但纯粹从肉体的角度来说，却非常令人愉悦。他希望它消失，同时也不希望。
鲍尔斯小姐知道吗？她能看见吗？她知道课堂上每天都有几个男孩陷入幻想、表情呆滞吗？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载着他们魂游天外。她就算看见了，也什么都没说。她也从不叫处于这种状态的男孩起立回答问题。对鲍尔斯小姐来说，这似乎仁慈得非同寻常。
萨缪尔望向挂钟：离课间休息还有十分钟。他觉得裤子太紧了。他觉得自己被卡在了座位里。有关女孩的景象不由自主地在眼前闪现，脑海里积累的这些画面都是他不小心在这儿那儿瞥见的片段：商场里一个女人弯下腰，乳沟一闪而过；女孩在餐厅坐下，小腿、裙底和短暂亮出的大腿内侧；最后又多了一个画面：贝萨妮在她的房间里，坐得笔直，两膝并拢，身穿薄棉布裙，小提琴抵着下巴，她望着他，绿眼睛仿佛猫科动物。
下课铃声响起，他假装课桌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找不到了。等其他人都走出教室他才起身，要是有人看见，会觉得他的动作像是一个没套呼啦圈的人在缓慢地转呼啦圈。
孩子们排成一队走向操场，步伐坚定而缓慢，但身体里积蓄的能量已经濒临爆炸，十一岁的身躯在鲍尔斯小姐威严的目光下直挺挺地坐了几个小时。他们不发出任何声音，贴着走廊最右侧排成一队前进，经过教职员工贴在白色水泥墙上的标牌，其中有一两个传达的是学习真有趣！之类的信息，但绝大多数都是严格的行为指示：手脚别乱动；只准小声说话；请勿奔跑；耐心等待；使用礼貌用语；请勿浪费厕纸；先吃再说话；注意餐桌礼仪；尊重个人空间；有事请举手；点到再发言；排队；犯错就要道歉；遵从教导；正确使用肥皂。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在学校接受教育仅仅是买一赠一的赠品。对他们来说，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教你在学校里举止得体。让自己适应学校那些苛刻死板的规矩，比方说，定时上厕所。没有什么比学生的大小便更受到严格管制的了。想搞到一张如厕许可单，你必须经历一整套复杂的仪式，你首先要低声下气地请求，说服她相信你确实有这个紧迫的需要，而不是企图溜出去抽烟喝酒吸毒，然后她才会开出一张足有美国宪法那么长的许可单。她会写下你的姓名、离开时间（详细到秒）和——最恐怖的——你要去干什么（也就是大号还是小号），接着她会命令你大声朗读许可单背后的文字，那些文字列举了你的“权利和限制”，主要有你离开课堂的时间不得长于两分钟，承诺只靠着走廊右侧行走，径直去离教室最近的卫生间，不和任何人交谈，不在走廊里奔跑，不进行任何破坏，不在卫生间里进行任何违法行为。然后你必须在许可单上签字，听着鲍尔斯小姐向你解释你刚签订了一份契约，破坏契约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绝大多数时候，孩子们瞪大眼睛听她训话，心惊胆战，跳着不安的憋尿舞步，因为计时已经开始，鲍尔斯小姐多宣讲一秒契约法，宝贵的两分钟就会被多扣去一秒，因此等他们终于走进走廊，就只有大约九十秒可以去卫生间、完成任务并返回教室了，同时不能奔跑，而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另外，你每周顶多只能得到两张许可单。
然后还有饮水机的规定：课间休息回来后，学生在饮水机前喝水的时间只有每人三秒钟——本意大概是想让孩子理解合作和无私——可是，一群孩子刚刚趁着课间休息疯狂地发泄完积累多时的焦虑，回来时当然一个个气喘吁吁加筋疲力尽，再加上最近热浪来袭，而他们又极少被允许中途去上厕所，因此这些浑身臭汗、被太阳晒伤、热得几乎中暑的孩子一整天只能靠几个短短的三秒钟补充水分。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不讲理的双重难题，假如他们在课间休息消耗掉了能量，就需要在干渴和疲惫中熬完一天，假如不去消耗，到下午三四点就会陷入过度活跃的状态，几乎肯定会因为行为不当而惹上麻烦。于是大多数学生趁着课间休息拼命玩耍，然后在短短的三秒钟内灌下尽可能多的水。一天结束，他们会变成一具具了无生气的脱水僵尸，这正是鲍尔斯小姐要的效果。
就这样，她俯视着他们，大声读秒，每个孩子数到三就必须抬起头，下巴滴着水，摄入的水分对潮热得可怕的中西部夏季来说还差得很远。
“太扯了，”排队的时候，毕晓普对萨缪尔说，“你看好了。”
轮到毕晓普了，他趴在喷水口上，揿下按钮，直视鲍尔斯小姐的眼睛，鲍尔斯小姐数着：“一。二。三。”见到毕晓普没有停止喝水，她又说了一遍“三”，语气变得更重，但毕晓普还是没有停下，她说：“你喝完了。下一个！”这时大家已经看明白了，毕晓普打算喝到他舒服为止，在排队的大多数孩子看来，毕晓普根本没有在喝水，而是让凉丝丝的水流过嘴唇，他依然直视鲍尔斯小姐的眼睛，到最后她终于意识到这个转学生不是不知道校规，而是在直接挑战她的权威。她对挑衅的回应是摆出强硬的姿势——双手叉腰，抬起下巴，用降了一个八度的声音说：“毕晓普。你给我停下。立刻。”
毕晓普用毫无生气的厌倦表情看着她，这个表情实在太胆大包天、太难以想象了，排队的孩子纷纷瞪大眼睛，发狂般地哧哧怪笑，因为毕晓普再过两秒钟就要挨板子了。一个人胆敢如此藐视校规，下场必定是挨板子。
这个板子很有名。
板子就挂在校长办公室的墙上，全校最热衷于执行纪律的人就是校长，他不幸名叫劳伦斯·拉奇[1]，却是个矮小而肥胖得出奇的男人，体重几乎全长在腰部以上，双腿瘦得皮包骨头，但上半身硕大无朋。他看着像是一个鸡蛋插在筷子上。你忍不住要担心他的脚腕和胫骨会像铅笔似的折断。他的板子是一块约八厘米厚的木板，宽度如两张作业纸拼在一起，上面钻了十几个小洞。孩子们猜想钻洞是为了符合空气动力学，能让他挥得更快。
他打板子以力量而闻名，也以能产生足够力量的技法而闻名。举例来说，那股力量曾经震碎了布兰德·博蒙德的眼镜，这段史实见于六年级学生的口头，据说拉奇一板子打在博蒙德的屁股上，无比巨大的力量顺着可怜孩子的身体传导，震碎了他厚如瓶底的眼镜。拉奇能够巧妙地转移重心，打出摧枯拉朽、连运动员也比不上的恐怖一击，堪比职业网球手时速二百二十公里的一发得分重炮。没错，偶尔会有父母抱怨校长这原始的惩罚体系，但既然打板子是预防和矫正行为不检的终极手段，因此极少会被动用，绝对不会引起家长教师会的声讨。知道屁股有可能遭受毁灭级痛击，连最顽劣的孩子在学校里都会多多少少地保持安静，尽量压低嗓门，陷入提心吊胆的半痴呆状态。（家长有时候会向老师抱怨他们回到家里就会一阵一阵地抽风犯多动症，老师总是平静地点点头，心想：关我屁事。）
每个老师对反叛行为都有自己的标准，过了一定的时间点就不再容忍下去。对鲍尔斯小姐来说，十二秒就是这个时间点。毕晓普在饮水机上趴了十二秒。他盯着鲍尔斯小姐看了十二秒，对她的命令充耳不闻，最后她终于忍无可忍，揪住毕晓普的衬衫使劲一拉，她抓住的是他靠近脖子的位置，衣服开线的声音响彻教室，有一瞬间毕晓普被她提着离开了地面，她押着他走向拉奇校长那恐怖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