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每天都要去看一看它们吗？”我问。

“每天早晨，每天晚上。有时次数更多。”

“看见它们摆在那里，你不会觉得怪吗？”

“一点也不觉得怪。还有什么能比他的皮鞋更让我觉得欣慰的呢？”

“他没有棕色的皮鞋吗？”我问。

“他从来不穿棕色皮鞋。”

“你穿过这些鞋子吗？”我问。“你把脚伸进过这些鞋子里去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都是凡人，都过着平凡的人生。”

“它们是我的宝贝，”她说。

“如果我是你，我也会珍藏的。”

“你要一双吗，内森？”

“你已经保存了很长时间，不应该放弃的。”

“我不会放弃。我是要让它们传承下去。如果我死于肿瘤，我不希望一切都成为泡影。”

“我认为你该保存它们。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清。也许你还要在这里照看它们好多年呢。”

“这一次，内森，我很可能会死的。”

“你把这些鞋子都保存好了，艾米。为了他，把它们都好好地保存在原地。”

她拉了下绳子，关掉电灯，关上橱门。我们穿过厨房，回到了她的书斋。我感觉很是疲惫，就好像刚刚以最快的速度跑完了十英里。

“你记得你和克里曼谈了些什么吗？”我问她，现在可以问了，既然鞋子也看过了。“你记得在那次和他见面时你告诉了他什么吗？”

“我好像什么也没告诉他。”

“关于曼尼，关于你自己，你什么也没说吗？”

“我不知道。我不能确定。”

“你给过他什么东西没有？”

“怎么啦？他说了我给过他东西吗？”

“他说他有半部曼尼的小说手稿的影印件。他还说你答应过把余下的半部也给他。”

“我从来不会那么做的。我不可能那么做的。”

“肿瘤会不会使你那么做了呢？”

“哦，天哪。哦，上帝。哦，不要。”

桌上有几张零碎的纸头，她不安地拨弄起它们。“这些也是小说里的吗？”我问。

“不是。”

“小说在这里吗？”

“我把原稿放在波士顿的一个银行保管箱里了。这里有复印件的，是的。”

“他不能写这种主题的。”

她警觉起来。“你怎么知道的？”

“是你这么说的。”

“我说过吗？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希望没人来问我那本书的事情，我希望没人来打搅我。”接着，她看着手上的纸，愉快地笑了起来，说道：“这是一封我写给《纽约时报》的了不起的信。我写得实在太出色了，他们永远都不会登在报上。哦，我不在乎。”

“你什么时候写的？”我问。

“几天前。上个礼拜。他们报上登了一篇讲海明威的文章。也许是在一年前。也许是五年前。我搞不清了。这篇文章就在这里的某个角落里。我把它剪了下来，后来有天晚上我把它翻出来，读完后觉得非常来气，所以就坐下来写了这封信。一个记者去了密歇根，为了找出海明威写的密歇根北部半岛的故事的真实原形。所以我写信过去告诉了他们我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作为写给报社的一封信，它似乎太长了些。”

“我写得比这还长呢。”

“我可以看一下吗？”我问她。

“哦，不过是一个疯老婆子的喋喋不休。除了废话还是废话。”她突然走到厨房里去打开了煤气灶，为了给我们弄点吃的，把我一个人留下来看她的信。信是用圆珠笔写的。起初我以为它一定不是在一夜间写成的，而是一点一点花了几天，或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写的，因为即使在同一页上油墨的深浅也会变化许多次。接着我又想到那应该是在一天里写的——它毕竟是对也许是写在五年前的一篇文章的回应——油墨的浓淡不一恰恰证实了在写这封信时她的内心充满了困惑。然而，信里的句子还是前后连贯的，而且从信中表露出来的思想来看也根本不是她大脑里的废话中的废话(20)。

致编辑：

在过去，知识分子们把文学视为思想的手段。可这样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数十年的冷战期间，苏联及它的东欧附属国驱逐了许多写作严肃作品的作家，禁止他们发表作品；而现在，在美国，遭到驱逐的是文学本身，因为它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其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如今，文学的主要功能是被使用在启人心智的文化类报纸上和大学的英语系里，在那种地方人们总是在争论不休，关于虚构文学的意义，关于文学可以给一个思想开放的读者带来多大的收获，而这种争论给文学带来的是破坏性的影响，以至于人们认为文学最好不要再具有任何大众的用途。

你们的报纸就是那种文化新闻类型的——你们报道得越多，情况就越糟糕。一旦你进入了这种文化新闻领域的理想化的简约模式与传记体的还原模式，文学的虚构本质也就失去了。你们的文化新闻不过是伪装成对“文艺”感兴趣的小道消息，而它报道的一切也都是有违于真实的。谁是名人，能赚多少钱，到哪里去找丑闻？这个作家有没有越矩的地方，不是出于文学审美上的必要，而是针对他或她的女儿、儿子、母亲、父亲、配偶、情人、朋友、出版商，或者宠物？你们根本不懂文学的想象力天生就是超越了规矩的，文化新闻永远只关心虚伪的仁义道德：“作家有权利胡说八道吗？”数千年来，人们对文学可能侵犯到个人隐私这个话题高度敏感，可同时又疯狂地出版那些揭人隐私的非虚构类作品。只要讲到是小说，那些文艺新闻工作者对保护隐私的看法简直可以叫人大跌眼镜。

海明威早期的短篇小说将背景设定在密歇根北部半岛，于是你们的文化记者就赶去北半岛那里寻找一些据说是海明威小说人物的原型的当地人。令人怪之又怪的是，这些人或他们的后人都觉得自己被欧内斯特·海明威给利用了。这些无凭无据的、孩子气的或者是直接来自于想象的感觉，比海明威的小说本身更受到重视，因为你们的文化记者可以拿它来大做文章，而对小说本身他们却无话可说。从没人质问记者们得到的消息的可靠性，人们只是一味地追求作品的真实性。作家们长年累月在孤独中写作，在这份事业里投入了他或她的全部心血，为了一个简单的句子可以反复琢磨六十二遍，然而收获的却是对文学的极度无知无觉，对文学的全然不理解，对文学意义的漠视。在他们的眼里，作家精心构造的一切，煞费苦心写出来的一句句一段段，不是噱头就是谎言。作家们因此失去了文学动力。刻画现实的兴趣也因此降低到零点。作家们主要的写作动力总是来自于他们自身，而且一般都不会很大。

值得欣慰的是，事实证明这些作家们根本不像他们自己以为的那样比我们优越——他们其实还不如我们普通人呢。这些悲惨的天才们哪！

严肃的文学会尽量去回避解释与声明——那是为了启发人们去<b>思考</b>——这一点实在让你们这些文化记者头痛。在你们这些懒惰的记者眼中，只有假设的原始素材才值得重视，只有<b>那个</b>才是真正的小说。海明威早期的小说里呈现出来的独特的想象（在字里行间，想象变形为一个个短篇故事和美国式的散文）是不被你们文化记者理解的，而你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将真诚的英语转变为废话。如果你对一个文化记者说：“只允许你研究小说本身”，那他就会哑口无言的。有想象力吗？没有。有文学性吗？没有。所有精致的部分——甚至不那么精致的部分——全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这些因海明威的行为而觉得感情受到了伤害的人们。海明威有权利怎么怎么吗？任何一位作家有权利怎么怎么吗？在你们这种报纸对“艺术”尽心尽责的伪装下，是一帮江湖艺人在竭力摧残文化的野蛮行径。

如果我有斯大林那样的权力，我不会把它浪费在镇压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身上。我会把那些对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说三道四的家伙镇压掉。我会下令禁止在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公开讨论文学。我会在全国范围内下令禁止在任何一所小学、中学、大学和学院里上文学辅导课。我会把书友会和互联网上的书评都宣布为非法，会让警察去监督书店以确保没有一个店员敢与顾客谈论书籍而且顾客之间也没人敢相互交流。我要让读者们与书本待在一起，让他们通过书本本身去了解书本的意义。为了给这个被你们的废话污染了的社会消毒，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坚持好几百年。

艾米·贝莱特

如果我是个不认识艾米的人，读了这封信，我也许会在表面上接受她的观点，会带着些许同情地理解她的怒火，尽管我把自己排除在她所谓的“文化记者”的范围之外，因而从来也无需像她那样去思考去议论，那真是天大的幸事。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这封信的焦点及我的兴趣所在集中于第二段里的几个句子，艾米在厨房里准备面包吐司、果酱和茶水的时候，我把这部分重读了一遍。“这个作家有没有越矩的地方，不是出于文学审美上的必要，而是针对他或她的女儿、儿子、母亲、父亲、配偶、情人、朋友、出版商，或者宠物？”“同父异母的姐姐”没有出现在这份越矩的名单上，是因为她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是什么使她勃然大怒的，还是因为她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行文里句句小心，以防“同父异母的姐姐”这个字眼在得了肿瘤的脑袋里不知不觉地溜出来呢？

我觉得她这封写给时报的信主要是因为理查德·克里曼的缘故。

她拿着一个装了食物的托盘从厨房里走出来，我说：“曼尼给你这么雄辩这么辛辣的句子打了几分呢？”

“他没有给我打分。”

“为什么不打？”

“因为它不是我写的。”

“那是谁写的？”

“是他写的。”

“是吗？可你刚才告诉我这是一个疯老婆子的喋喋不休呀。”

“我说的不太真实。”

“那么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是他口述的。这些是他说的话。他说，‘阅读和写作的人们，我们完蛋了，我们是见证了文学时代没落的鬼魂——把我的话记下来。’我照他说的做了。”

我一直坐在那里听她讲话，直到午夜都过去了许久。我几乎一言不发，听她说了许多。我相信她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真实的，我也能够理解她的意思。就我的观察来看，她一点也没有故意要误导我的意思。只是因为她语速飞快地把过去的大量存货一下子倾倒了出来，使得她说出来的许多细节都彼此纠结在一起，所以你有时会觉得她完全被肿瘤控制住了。或者是因为肿瘤轻而易举地颠覆了通常由习俗和规矩建立起来的禁忌。或者是因为她已是一个病入膏肓、孤独绝望的女人，这么多年来从没有一个男人对她感兴趣，而此刻她又能陶醉在一个男人关心的目光里，这样的一个女人，在五十年前，与一个了不起的爱人共同生活了宝贵的四年，在她的眼里，作为一个作家和男人，这个男人的真诚就代表了他最为高贵的品质，而如今却因遭到“一个自卑者的不明原因的憎恨”的威胁而面临倒塌，这个人竟然还自诩为是她的爱人的传记作者。也许这如洪水爆发般的语言恰恰揭示出她承受的苦难太深太久，在没有他的世界里她已生活得太久了。

看着一个人的大脑思维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消沉是很有意思的一桩事情。有时她会令人忧虑地沉默下来，在滔滔不绝了数小时后，她疲惫地望着我，目光里也许有我没能察觉出来的睿智，问道：“我曾经嫁给过你吗？”

我笑着说：“我想没有吧。不过，我曾这么想过。”

“想我们做夫妻吗？”

“是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当我们在洛诺夫家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当时想要是能娶到你就太棒了。你是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

“是吗，真的吗？”

“真的，你看上去温柔贤淑、高贵典雅，不过你显然不是一个普通人。”

“我搞不懂我在干什么。”

“是指那时候吗？”

“那时，现在，永远如此。我没有想过和这个年纪比我大一大把的男人待在一起要冒多大的风险。可他让我无法抗拒。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为赢得了他的爱而感到自豪。我是如何办到的？我很骄傲自己不怕他。而同时我又很担心：担心霍普会有所举动，担心我给霍普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一点也没想到我在他身上烙下了伤口。我本该嫁给你的。可霍普放弃了婚姻，随后我就和E.I.洛诺夫私奔了。我当时真太天真了，什么也不懂，以为我是在做一个女性的伟大而勇敢的冒险，我仿佛回到了我的少女时代，内森。事实是，我从来也没有告别过我的少女时代。我到死都是一个少女。”

她这么说是因为她和一个年龄可以做她老爸的人同居吗？是因为她活在他的影子里，永远都在崇拜地仰望着他吗？为什么这份痛苦的结合一定要粉碎掉她许多的幻想，为什么这种力量如此强大使她永远也无法摆脱自己依然是个少女的想法呢？“你的意思不是说你还是个孩子气的人，”我说。

“不是，你说对了。”

“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自己还是个少女是什么意思呢？”

“我必须解释给你听，对吗？”

我在一九五六年时赋予她的传奇色彩接下来就将被真实取代，如果说那时我自己的想象(21)并不具有多少夸大的道德涵义，那么这种真实实际上与我创造出来的东西也没什么区别。那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同样不幸的大陆里的同样不幸的一代人身上，因为他们都是同样不幸的优等民族之敌。将我对她的变形还原回来并不能抹去她的家庭也曾遭遇过与弗兰克家同样悲惨的无处藏身的命运。这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没有一个智者可以把它的方方面面全部复述出来，没有一种想象可以将它化为乌有，即使肿瘤也无法抹去对它的记忆，除非肿瘤夺去了她的生命。

我现在了解了艾米不是来自荷兰——我曾把她藏身于阿姆斯特丹大运河上的一个仓库的封闭的阁楼上，后来那里成为一座烈士陵园——而是来自挪威——来自挪威，来自瑞典，来自新英格兰，来自纽约——也就是说，在今天已没多大区别，就像任何一个不是出生于美国而是出生于欧洲的犹太孩子，在二战时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尽管他们的青春年华因希特勒的崛起而蹉跎。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了解到的痛苦的背景，而且这种痛苦会伴随着愤怒与怀疑在现实中一再出现。这样复杂的情绪只出现在听众身上。而讲述者本身却唯有冷漠。而且肯定也没有怀疑。她把不幸描述得越深刻，就越是表现出一种欺骗性的想当然。就好像这所有的失落永远都无法收拾。

“我的外婆是立陶宛人。而我父亲一边则来自波兰。”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奥斯陆定居，而不是别处呢？”

“我的外公外婆是准备从立陶宛到美国去的。他们到达奥斯陆后，我的外公被强制性地留了下来。是美国官员扣留了他，因为他没有证件。我妈妈和我舅舅是在奥斯陆出生的。我父亲以前在美国，可以说过着一种年轻人的冒险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计划回波兰去。他首先来到英国，可他不想回国去参军。所以他就在挪威留了下来。那是一九一五年的事。后来就遇见了我妈妈。本来挪威是不允许犹太人移民的，不过有一位非常知名的挪威作家为了犹太人的权利挺身而出，结果在一九〇五年犹太人移民获得了认可。我的父母在一九一五年成婚。我们兄妹一共五个人，四个兄弟，就我一个女孩子。”

“你的家人都没事吧？”我做了个乐观的假设，问道。“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四个兄弟？”

“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大哥哥都没能逃过此劫。”

于是我问：“怎么回事？”

“一九四〇年，德国人刚来的时候，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可是到了一九四二年的十月，他们把凡是超过十八岁的犹太人统统抓了起来。”

“是德国人还是挪威人干的？”

“德国人下的命令，可具体执行的是挪威的纳粹分子，是那些卖国贼。一天早上五点钟，他们冲进了我的家。我妈妈说：‘哦，我还以为是救护车来了呢。我刚给医生打了电话。我老公心脏病发作了。他现在正躺在床上。你们不能碰他的。’而我们小孩子都在哭。”

“是她编出来的吧？”我问。

“是的。我妈妈很聪明的。她反复哀求他们，他们终于同意说，我们十点钟再来看他走掉没有。于是她给医生打电话，我爸爸就给送进医院里去了。在医院里，他计划着要逃到瑞典去。可他担心一旦他们发现他逃掉了，就会来把我们抓起来。所以他等了将近一个月，然后有天早晨医院打电话给我们说医院里来了盖世太保。就是在电话里也听得见有人在嚎叫。我们就住在医院附近，于是我妈妈和我兄弟还有我就赶忙往医院跑。那时我十三岁。我爸爸躺在一张担架上。我们求他们别把他带走。”

“他病了吗？”

“没有。他没有病。病没病反正都是一回事。他们带走了他。那时是十一月份，我们回家去为他拿了暖和的衣物，就去了纳粹司令部。我们尽力向他们诉说，我们苦苦哀求，我们告诉他们他在生病，他只穿了一件医院的长衫，可无论说什么都无济于事。我们说那我们先回家去，明天再来，可他们说，‘你们不能回家，你们被捕了。’我妈妈说不行。我妈妈强硬地说，‘我们和别人一样都是挪威人，你们没理由逮捕我们。’她拼命和他们理论，过了会儿他们终于放我们回家了。外面天已经暗了。漆黑一片。我妈妈说我们不能回家，因为她肯定他们明天一早就会来家里抓我们的。

“于是我们就在黑暗的街道上徘徊，就在那时来了一场空袭。在空袭的混乱中，我的一个哥哥走散了。我的大哥，他刚结婚不久，就躲到他老婆家去了。这样就只剩下我妈妈、我的两个弟弟，还有我了。等到空袭结束，我对妈妈说，‘开花店的太太很喜欢我的。我知道她不支持纳粹的。’我妈妈说给她打电话。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我给她打电话说，‘我们能上您这儿来开个派对吗？’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说好的。‘来的路上尽量小心，’她说。就这样我们去了她家，她收留了我们。可是我们不能在地板上随意地走动——我们都必须挤成一团坐在沙发上。她和走道对面的那家邻居很要好，第二天早晨她去看他们。那家人家和抵抗组织有联系。他们是非犹太挪威人，男主人是出租车司机，他告诉我们他们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带他们逃出去。那天晚上他和另外两个人来了，他们带走了我的两个弟弟，分别是十一岁和十二岁。他们说其余的人必须等。他们也会来接我们的。其余的人就是我妈妈和我了。可等他们再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一次只能带走一个人。我对妈妈说，‘如果我走了，你会来找我吗？’‘绝对会的，’她说。‘我永远都不会叫你失望的。’我后来才知道就在那天晚上，有几个持枪的男人来把她接上了一辆出租车。他们是抵抗组织成员，正准备离开奥斯陆。他们一路上又接走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孩子，那是一对母子，我妈妈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奥斯陆是个小地方。大多数的犹太人都相互认识。总之，他们开车离开了奥斯陆，此后我就再也没看见过他们。同时，他们带我上了一辆火车。火车上有一个戴着卐字臂章的纳粹军官。他们告诉我等他下车的时候，他会朝我眨一下眼睛，我就跟在他后面下车。我肯定这是个陷阱。他在靠近瑞典边境的地方下了车，我跟着下了车，然后他把我交到另一个男人的手上。我们开始穿越一片树林。我们不停地走。这个带我走的家伙认识树上的记号。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总有五六英里。我们朝着瑞典走，穿过树林，来到了一片田野。那个在空袭的那天夜里走散的哥哥——来接我的正是他——他原以为再也见不到家人了。后来我的两个小弟弟来了，在他们之后是我。不过到此为止了。我们等着妈妈和我那位已婚的大哥，可他们再也没有来和我们会合。”

等她说完，我说道：“现在我明白了。”

“请告诉我，你明白什么啦？”

“对大多数人来说，说我一辈子都停留在少年时代是意味着我保持着童真的天性，意味着在我的眼里一切都很美好。而对你，说我一辈子都停留在少年时代则意味着我活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一辈子都沉浸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这意味着在我小时候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论我如何努力，我都将永远活在它的阴影里。”

“多多少少是的，”她回答。

等我回到宾馆已经很晚了，我立马开始工作。我要把我能够记得起来的艾米对我说的话都记录下来，关于她从占领国挪威逃亡到中立国瑞典，关于她和洛诺夫同居的那几年，关于他未能完成的小说，关于他们先是住在剑桥，后来去了奥斯陆，再后来又回到剑桥，那里也成为了他生命的终点。如果在三四年前，我就能连着好几天把她那大段的独白都记在脑子里——自打小时候起我就有很强的记忆力，而且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有把所有零零碎碎的小事都记录下来的习惯，这样就使我的记忆力更为锦上添花。可如今，我离开艾米还不到一个小时，就不得不耐心地等待我的记忆，为了最好地将她吐露给我的一切串联起来。一开始，这是一场苦斗，我总觉得孤立无援，总在想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件我显然已经力不从心的事情。然而，她的故事和她的困厄大大地刺激了我，而且我早已习惯于写作而无法自拔，我无法抵御引领着我的思想的那股力量，而正是我的思想使得我成为我自己。到凌晨三点，我已经填满了十五页宾馆里的信纸，正反两面都写满字。我全力以赴回想出艾米的磨难，一边写还一边想，这些故事中有哪一些她告诉过克里曼，而他又会对它们进行怎样的完全是出于他自己意图的加工，他将如何混淆、如何歪曲、如何误导、如何误解它们，想着在他利用她颠倒黑白、将一切都搞糟之前，我该怎么做才能把她从他的魔爪里解救出来。我还在想着其中有哪些故事是被她自己加工、混淆、歪曲、误导、误解过。

“他开始用一种完全不是他自己的风格写作，”她曾这么告诉过我。“以前，他把能省略的文字尽量省略掉。而现在，他把能增加的文字尽量加进去。他认为，以前那种简洁的风格成为了他的绊脚石，然而他又很讨厌他现在的写作风格。他说，‘这样写很无聊。简直长得漫无边际。既没有风格，也没有结构。’我说，‘这种东西你不能强求的。到时候它自己会成形的。’‘什么时候？等我要死的时候吗？’他的口气如此苦涩，又如此刻薄——他完全变了，不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男人。可他必须赋予他剧变的生活以某些意义，于是他开始写小说，一连几个礼拜都埋头苦干，然后说：‘我永远也不能让它出版。没有人想看我写的这种东西。即使没有它，我的孩子也已经够恨我的了。’我一直都很明白，他后悔和我私奔。因为我，霍普把他赶出门去。因为我，他的孩子和他形同陌路。我根本就不该留下来的。然而眼看着我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叫我怎么割舍得下？他甚至叫我走。可我不能。他一个人是怎么也活不下去的。不过他还是没能逃脱死神的怀抱。”

在我走到门口准备告辞的时候，艾米对我发出了恳求，这就是那天晚上的高潮部分。在此之前，我问她要了一个信封，一个寄信的信封。我把身上所有的现钞都塞了进去，只留下了回宾馆所需的出租车钱。我想这种方式对她来说比较容易接受一点。我把信封递给她，说道：“拿着。过几天我再给你寄一张支票。你拿去兑现就好了。”我在信封的正面写下了我在伯克希尔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不知道该拿克里曼怎么办，可我能在经济上帮助你，我也很愿意这么做。曼尼·洛诺夫在我还只是个出过几篇短篇小说的无名小卒的时候待我不薄。那封欢迎我去他家的邀请信要比这信封里的东西有价值一千倍。”

我并没有遭到料想中的拒绝，她只是伸出手来，把信封接了过去，然后，她终于忍不住流出了眼泪。“内森，”她说，“你就不能为洛诺夫写传记吗？”

“哦，艾米，我会无从着手的。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写传记的料。”

“难道那个糟糕透顶的克里曼就是写传记的料吗？他只是个滥竽充数的。他会把所有人和所有事都糟蹋完的，他会用捏造来取代事实。他想要毁掉曼尼为人正直的名声——他甚至意图也不在此。他就是想那么干——暴露作家的隐私，让公众来对其指责。用写实的风格虚构出他的每一件罪行。破坏别人的名誉就是这些无名鼠辈们争名逐利的手段。做人的价值、义务、操守和准则其实只是一种掩护，只是隐藏住底层的淤泥的一种伪装。是不是因为罪行具有巨大无比的力量才使得我们对它如此着迷呢？是不是血肉之躯的人注定有某种虚伪呢？哦，内森，我得了该死的肿瘤，所以我的判断力发生了问题。我以为他是个好人，即使说是因为肿瘤也无法原谅我对他的轻信。如今我无法摆脱他了。曼尼也摆脱不了他了。曾经在E.I.洛诺夫的世界里存在着的自由与奇特的想象将一去不返——一切都会被摆在乱伦的聚光灯下接受审查。他会带着这种偏见去处理曼尼的每一本书、他写下的每一个了不起的字，那样就没人会对真实的曼尼有丝毫的了解，不会了解他的写作有多么辛苦，有多么一丝不苟，不会了解他的追求与抱负。他会把一个正直、负责、对自己的错具有高度反省意识的作家，除了呕心沥血创造出不朽的作品外别无所求的一个作家，塑造成一个卑鄙小人。那就将是曼尼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的全部成就——人们唯一能够记住的将是罩在他身上的这块破烂！他将遭人唾弃！因为那个，一切都将被摧毁！”

“那个”，是指乱伦。

“要我再多待一会吗？”我问。“我可以再和你谈谈吗？”然后，我们回到了她的书房。她在书桌前坐下，随即说出一句让我瞠目结舌的话——如今她不会为此再流一滴眼泪了——“曼尼和他的姐姐确实有乱伦的恋情。”

“持续了多久？”

“三年。”

“他们是如何隐瞒住三年的？”

“我不知道。也许是情人的狡猾吧。也许是运气。隐瞒恋情与偷情同样刺激。这样的恋情里没有丝毫折磨的成分。我也爱上了他——她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是他的学生，年龄比他小一半还多——他接受了我。所以，他也接受了她。”

原来这就是他的小说主题，因为那是个不可以写出来的禁忌，所以他会说永远也不能让它出版。自从他与霍普结婚以来，艾米告诉我说，他从没对任何人提起过他有一个姐姐，对他们之间那段不合法的青春期的私情更是只字不提。在他家的一个朋友发觉了他们的私情后，这个丑闻就在罗克斯伯里(22)一带传开了。弗里达被他们的父母带到更道德更纯洁也更荒凉的犹太复国运动下的巴勒斯坦去开始新生活。曼尼被认为是有罪的一方，人们谴责他是个魔鬼，勾引了他的姐姐，给家族蒙上了耻辱。于是他被这个家清除在外了——在十七岁的年纪便被一个人留在波士顿自谋出路。如果他维持与霍普的婚姻生活，他就会一直写他那出色的、简洁的短篇小说，永远也不会去和暴露隐秘的耻辱沾边。“不过，当他因和一个年轻的姑娘同居而再次遭到家庭的唾弃时，”艾米解释说，“当混乱再次打乱曼尼的生活准则时，他的一切都破灭了。他一个人被遗弃在波士顿时才十七岁，身无分文，一个被诅咒的人。然而，尽管这样的遗弃极其冷酷，他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并通过努力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该遭受诅咒的人。可第二次，是他自己放弃了他的家人，而他已是年过半百之人，想要从头再来已不可能。”

“得了，这些是他写下来的他十七岁时的情形，”我对她说，“而不是他亲口告诉你的他十七岁时的情形。”

我的断言令她慌了起来。“我为什么要对你撒谎呢？”

“我只是怀疑你陷入了困惑的陷阱。你是在告诉我他亲口告诉了你这些，并且在他开始写那本书之前你就知道了，是吗？”

“在那本书开始要把他逼疯的时候我才知道的。不对，我以前从来也不知道。在他的生活圈子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

“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告诉你，他为什么不这么对你说，‘它要把我逼疯，是因为我无法很好地理解它。它要把我逼疯，是因为我强迫自己去想象我无法想象的东西。’他想要胜任一件他无法完成的任务。他想象的并不是他实际做下的事，而是他永远也不可能做的事。这样的作家并非只有他一个。”

“我知道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内森。”

“真的吗？把当时的情形向我描述一下，曼尼是怎么告诉你他正在写一本书，一本与他此前写的书都迥然有别的书，因为这书直接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为了我，请你回忆一下他说这话的时间与地点。回忆一下他说的原话。”

“这些都差不多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我怎么可能还回忆得起来呀？”

“可如果这是他最大的秘密，如果它纠缠在他的脑海里如此之久——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压抑了如此之久——那么他对这件事的陈述就会像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索尼娅所做的坦白(23)。在那么多年的守口如瓶之后，他的坦白一定是令人难忘的。请告诉我，告诉我他的坦白是怎么个样子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逼迫我？”

“艾米，没人逼迫你的，我肯定不会逼迫你。你听我说，”我特意选择了在洛诺夫的那张安乐椅上（搞什么！你在这里吗？）坐下来，对她说。“曼尼写的那个乱伦的故事并非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故事来自于纳撒尼尔·霍桑的经历。”

“什么？”她大声喊道，就好像是在睡梦中被我惊醒了。“我是不是听错啦？谁在说什么霍桑？”

“是我说的。而且有充分的理由。”

“你彻底把我搞糊涂了。”

“我不是故意的。听我说。你不会搞糊涂的。我是要把一切都为你梳理清楚。”

“哦，我的肿瘤会喜欢听的。”

“听着，拜托了，”我说。“我不能为曼尼写传记，可我能为那本书写传记。你也能。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干的。你知道一个作家的脑袋有多么复杂。他会调动一切因素。他会把一切都来个改造变形。这本书是如何产生的再清晰不过了：曼尼对一些作家的生平耳熟能详，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作家，因为他和霍普在那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如果他早个一百年在伯克希尔山出生的话，霍桑和梅尔维尔就会是他的邻居。他是读着他们写的书长大的。他常常读他们之间的书信，对其中的一些部分熟记在心。他当然知道梅尔维尔是怎么说他的好友霍桑的。他说霍桑隐瞒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他也知道那些离经叛道的学者们从这句话、从霍桑的家人或朋友口中听到的其他话、从霍桑本人的三缄其口中牵强附会出多少意思。曼尼知道针对霍桑和他姐姐伊丽莎白所作的那个狡诈的、无法证实的学术性推论，于是，为了编织出一个不可能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故事——为了要体验一种全新的、令人惊愕的激情，这激情改造了他，正如你所说的，把他变成为一个与过去的他完全不同的人——他把人们推测的发生在霍桑和他那位美丽动人的姐姐之间的故事占为了己有。对这位不会写任何形式的自传的作家来说——他具有将事物变形的天赋——这样的选择几乎是命中注定的。这个故事不但能帮助他表现出他那进退维谷的困境，还能回避掉他个人的问题。对他而言，小说从来也不代表着复述事实。它是在叙述的形式下的一种沉思。他是这样想的，我要把这个故事变幻为我的真实。”与此同时，我的想法其实也和他如出一辙：我要把这个故事变幻为我的真实，这个关于艾米、关于克里曼、关于所有人的故事。我就这样口若悬河地又说了一个多小时，雄辩地证明了我的逻辑，直到最后连我自己都相信了我说的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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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imo Levi（1919—1987），犹太裔意大利化学家、作家。

(2)　该书是莱维出版于1986年的一部散文集。

(3)　在罗斯的祖克曼系列小说中，洛诺夫的全名是艾曼尼埃·伊萨多尔·洛诺夫，曼尼是他的昵称。

(4)　Lady Sneerwells，意思是喜欢嘲笑的女士们。

(5)　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喜剧家谢立丹（1751—1816）的代表作，创作于1777年。

(6)　美国的药店同时兼营杂货。

(7)　纵深排列的狭窄公寓，因类似列车车厢而得名。

(8)　商标名，一种高温压薄的塑料合成树脂，由于其耐高温抗腐蚀的性能，常被用作桌子与柜台的贴面。

(9)　古希腊的一种哲学流派，追求淡泊、自然的生活，以清贫为乐。

(10)　参见原籍美国的英国著名诗人托马斯·史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所写的长诗《四个四重奏》的第四章《小吉丁》的第二节，以下引文也全部出自该小节。

(11)　E.E.Cummings（1894—1962），美国杰出的诗人。

(12)　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三个女人》。

(13)　Edna St.Vincent Millay（1892—1950），美国著名剧作家兼诗人。

(14)　William Garlos Williams（1883—1963），美国著名诗人。

(15)　Wallace Stevens（1879—1955），美国著名诗人。

(16)　Robert Lowell（1917—1977），美国著名诗人。

(17)　Richard Wright（1908—1960），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土生子》。

(18)　Ralph Ellison（1914—1994），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隐形人》。

(19)　Toni Morrison（1931—　），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宠儿》。

(20)　原文是the excrescence of her brain&#39;s excrescence，“excrescence”除了废话外也有瘤的意思，所以也可理解为“瘤中之瘤”，在这里显然有双关的意思。

(21)　指把艾米想象为安妮·弗兰克。

(22)　波士顿近郊一地名。

(23)　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