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的新号码还没登记到电话簿，祖克曼每月还是会为负责为他接听来电的接线生业务花上三十美元。“最近可好，我们的帅哥作家？”祖克曼那天夜里晚些时候打电话询问当天的来电信息时罗谢尔问道。罗谢尔负责这项业务，她对待那些素未谋面的客人宛如对待挚交老友。“您什么时候来啊，也让姑娘们兴奋兴奋？”祖克曼回答说，偷听他的电话已经让她们足够兴奋了吧。虽是好意的玩笑，不过祖克曼也相信事实的确如此。她们的窃听也好过不得不对付那些他不愿搭理的人，他们好像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他未登记的号码。好像有这么个机构，花上二十五美元就可以得到一位名流未公开的号码。甚至可能跟他的代接电话服务站沆瀣一气呢。甚至可能就是他的代接电话服务站干的。
“鲱鱼卷大王打电话来过。亲爱的，他迷上您了。您是犹太人的查尔斯·狄更斯。这是他的原话。祖克曼先生，您没有回电让他很伤心。”这个鲱鱼卷大王觉得祖克曼可以在电视购物广告上为开胃小食品代言——如果他的母亲不方便，可以让一个女演员来扮演祖克曼夫人。“我爱莫能助，下一条。”“但是您喜欢鲱鱼——书里写的。”“大家都喜欢，罗谢尔。”“那干吗不做呢？”“下一条。”“一个意大利人，上午两次，下午两次。”如果祖克曼没让他采访，这个意大利人，一个罗马记者，就要被炒鱿鱼了。“您觉得这是真的吗，帅哥？”“我希望如此。”“他说他无法理解您干吗那样对他。当我告诉他我只是电话秘书时，他十分恼火。您知道我怕什么吗？怕他自己杜撰啊，内森·祖克曼的私人访谈，然后像真的一样传遍罗马。”“这是他说的某一种可能？”“他说了多种可能。您知道的，一旦一个意大利佬打开了话匣子。”“还有其他来电吗？”“他留下个问题，祖克曼先生。一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还有其他人来电吗？”
“劳拉，”这个名字才是他等着听到的。
“梅兰妮。打了三次。”“没说姓什么吗？”“没有。就告诉他罗得岛州的梅兰妮打了对方付费的电话，他就明白了。”“这可是个大州——我可不明白。”“如果您愿意付款您就知道了，然后您就什么都明白了，”罗谢尔压低声音说，“只要一美元。之后它就从您的账单里扣除了。”“我还是存银行吧。”她笑起来。“我不怪您。您知道怎样攒钱。我打赌，国税局不会像收我税那样收您的。”“他们尽其所能搜刮。”“那合法避税怎么样？您或许在做昆士兰果的生意？”“没有。”“牛呢？”“罗谢尔，我帮不了鲱鱼卷大王、那个意大利人和梅兰妮，我对你同样爱莫能助。我对那些避税方法一无所知。”“没有避税？以您那个纳税等级？您必须要交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那您怎么办啊？都靠写进娱乐开销，干他们一票？”“我在这方面很让我的会计失望。”“那您到底要干什么呢？不避税，也没娱乐开销，除了平常的税，还得缴纳‘约翰逊附加税’。请原谅我那么说，要果真如此，那么，祖克曼先生，山姆大叔就应该跪下来亲吻您的屁股。”
那天早些时候，投资顾问基本上也是那样讲的。他是一位整洁高大又很有涵养的绅士，比祖克曼年长不了多少。他办公室的墙上挂了幅毕加索的画。玛丽·谢维茨是祖克曼代理人安德烈的妻子，两人老是抬杠，她常常对安德烈的客户大发母性。玛丽一直期望比尔·华莱士用他那高雅的调调和内森谈谈钱的问题，能感化他就好了。华莱士也出了本畅销书，通过写一个马球俱乐部的会员对证券集团进行了诡妙的攻击。据玛丽说，《无耻的利润》——一本华莱士的揭秘之作——对于这些富得流油的犹太投资者备受谴责的良心可以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他们喜欢标榜自己对这种投资体系深怀疑虑。
你可别想着要欺骗玛丽，即使是住在派克大街，玛丽对于这些所谓俗事也心知肚明。她母亲是个曾在布朗克斯区干活的爱尔兰洗衣妇——听她的口气，就好像世上没有其他的爱尔兰洗衣妇一样——她把祖克曼视为那种私心里想要在白人的上层主流社会里干番大事业的人。劳拉家就属于白人上层主流社会，但是以洗衣妇的标准看，才算个开头。“你以为，”玛丽告诉他：“如果你装作视金钱如粪土，没人会把你误认为纽瓦克的犹太佬吗？”“恐怕还有其他很明显的特征吧。”“不要用犹太笑话敷衍我。你懂我的意思的，你就是一个犹太佬。”
优雅的投资顾问魅力四射，祖克曼尊贵至极，墙上那幅毕加索蓝色期的作品也对他俩视若无睹，听而不闻：不闻钱财，无视财富，心不为之所系。画作讲的是悲惨的煎熬，这主题全然荡涤了空气。玛丽说到点子上了。无法想象他俩正在讨论的这样东西，世人为之乞求，为之欺骗，甚至为之伤人害命，或者，只是为之朝九晚五地工作。他们在谈的，似乎是虚无缥缈的事情。
“安德烈说你在财务方面比在你的小说上要保守得多。”
虽然祖克曼穿得并没有他的投资顾问那么讲究，可他在这种场合却丝毫不输在含蓄上：“写书的时候我又没什么东西可失去的。”
“的确，的确。您是理智型的，任何理性的人都会这么做。您对钱一无所知，您知道您对钱一无所知，所以您就不愿意行动，这也是人之常情。”
随后的一个小时好像是进入了哈佛商学院第一天的课程，华莱士向祖克曼讲述了资本投资的基本常识，以及如果资金一直收在鞋盒里会发生什么。
当祖克曼要起身离去时，华莱士温和地说：“如果您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好像这话是刚刚想到，随口说说的。
“一定一定……”
他们握了握手，不仅仅表示互相理解，更是在如何依己之愿扭转乾坤上达成了共识。这跟在祖克曼书房中的情形可是大相径庭。
“虽然我看起来可能不像，可是，目前为止，我对艺术家为自己所设立的那些目标了如指掌。这些年来，我尽力帮了一些像您这样的人。”
自谦啊。“您这样的人”指的可是美国绘画界三个最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华莱士莞尔一笑。“他们都对股票和债券一无所知，但是现在他们都对自己的财务状况高枕无忧。他们子女的明天也如此。而且不仅仅是靠卖画来赚钱。他们也和您一样，不愿意整天为自己的作品叫卖，这本来就不是您该干的。您应该一心创作，完全无视市场，长期沉浸于作品中。‘当我觉得我已收获果实，就会断然把它出售；如果它的确很棒，我也不会错失掌声。与此同时，我不愿欺诈公众。如此而已。’福楼拜的名言。”
听上去很不错。要是谢维茨夫妇没有向华莱士事先透露这个大富豪的软肋，就更好了。
“如果我们你一言我一句地引经据典，讲什么摒弃全部，唯有我那圣洁的作家天职为重，”祖克曼说，“那我们就得在这儿待到明天深夜了。就让我告辞回家，先去跟鞋盒商量商量再说。”
当然他是想和劳拉商量这件事。他想和劳拉商量任何事，可是就在他的眼光见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之时，他也丧失了她的慧眼卓识。如果他事先跟蕙质兰心的劳拉商量一下他要离开她了，他或许就根本不会离开了。如果当初他们坐在他的书房里，每人拿一支铅笔和一本黄色的便条簿，他们本可以在《卡诺夫斯基》出版前夕一如往常、有条不紊、实实在在地列出开始新生活的种种后果，而这些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可是，为了新的生活他离开了，因为除了其他一些事情，他再也无法忍受他们惯常的方式——坐下来，拿着便条纸和笔与她一起把东西一一罗列出来。
自从搬运工把他的东西——打字机、工作台、矫形办公椅和四个文档橱，里面塞满了废弃的手稿、被遗忘的期刊、读书笔记、新闻剪报，还有厚重的文件夹，里面是可以追溯到大学时期的信件——从商业区的班克街整层公寓里运走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他们还搬走了他的书，据他们估计得有半吨重。虽然正气凛然的劳拉坚持要内森把他们一起积攒的一半家当都带走——小到毛巾、银器和毯子——他却坚持只带走书房里的家具。他们为此争执时，手牵着手，涕泪俱下。
携着他的书从一种生活走向下一种生活，对祖克曼来说毫无新意。一九四九年，他离开家前往芝加哥，箱子里装着标了注释的托马斯·沃尔夫作品和《罗格斯同类词词典》。四年之后，在他二十岁时，他离开芝加哥，带着五纸箱经典名著，那是他用自己的零用钱买的二手书，他在部队里服役的两年中，那些书就存在父母家的阁楼里。一九六〇年，他和贝齐离婚，把书从那不再属于他的书架中取下来打包，装了三十箱。一九六五年，他和弗吉尼亚离婚，将近六十箱的书被车运走。一九六九年，他离开班克街，带着八十一箱书。为了存放这些书，按照他的具体要求，在他的新书房里沿着三面墙建起了高达十二英尺的新书架。可是，虽然两个月过去了，虽然书籍一般都会最先在他家里找到合适的位置，但这次它们至今仍困在箱子里。五十万页的书碰都没碰过，更没翻开过。唯一好像存在的书，便是他自己的那本。每当他试图忘记它时，就有人提醒他这书的存在。
来上城区的头一天，祖克曼和木工签了合同，买了台彩电，一条东方地毯。他心意已决，不管那些离别泪，一定要铁了心啊。那条东方地毯成了他房里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装饰品。东西于是越买越少：一只壶、一口平底锅、一个盘子、一条擦盘子的毛巾、一条浴室用的窗帘、一把帆布椅子、一张帕森斯桌、一个垃圾筒——每次买一件，都是到了该用的时候才去买。在他的老书房里的折叠床上睡了几周之后，在他为离开劳拉是否算是大错特错而踌躇辗转了几周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买了一张像样的床。在布鲁明代尔百货店，当他伸展四肢，仰面躺卧，欲确定哪个牌子最厚实之时——当消息在整层楼里传递，说“卡诺夫斯基”亲自来挑床垫了，天知道是为了谁，或是为多少人——祖克曼自言自语，别介意，没什么损失，没任何改变：如果哪天搬运工要把书籍装车运回城区，他们也得把这张新的双人床一同搬过去。他和劳拉可以用它换掉那张用了将近三年的床，他们曾经一起睡在上面，或者单独睡在上面过。
噢！劳拉被多少人爱慕和敬仰！伤心欲绝的母亲们、备受挫败的父亲们、焦躁绝望的姑娘们，他们都会定期给她寄来礼物致谢，感谢她对那些为了躲避征兵而藏匿于加拿大的他们亲爱的人儿给予的支持。送来的自制蜜饯被她和祖克曼当做早餐；送来的巧克力被她散发给了邻里的孩子；还有让人感动的手编衣物，劳拉把它们赠给了教友派信徒，他们在麦克道格尔街上开了家“和平与谅解廉价旧货商店”。那些与礼物一并寄来的贺卡以及感人至深又充满苦痛的纸条和信件都被劳拉像至爱留念一样保存在文件夹里。为了保障这些信的安全，防止联邦调查局的擅闯，这些文件夹存在了罗斯玛丽·迪特森那里，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退休教师，自己一个人独居在隔壁的地下室里，也很喜欢劳拉。他们搬进这幢大楼才几天，劳拉就看到一个身体孱弱、衣冠不整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地在陡峭的水泥台阶上向下挪动，并没有扔下买的杂货或摔断髋部，那一刻劳拉就把保障罗斯玛丽的健康和福利当作了自己分内的事情。
你怎能不爱我们慷慨大方、无私奉献、善解人意又心地善良的劳拉？他怎能不爱？然而，在他们同居在班克大街那幢公寓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们俩生活唯一的交汇点只剩那台租来的复印机，在那个贴着瓷砖的大浴室里，它被放在他们浴盆的旁边。
劳拉的律师事务所设在公寓前部的客厅里，他的书房挨着房后寂静的庭院，是间预备室。平日里忙起来，他有时候不得不在浴室门口等着用复印机，而劳拉在匆匆地复印即将寄出去的材料。如果祖克曼不得不复印特别长的材料，他就会等到劳拉午夜洗浴时再干，这样他们就可以边聊天边看着一张张纸从机器中掉出来。有天下午，他们甚至还在复印机旁的浴室地垫上做爱，然而那是复印机刚装上时候的事了。一天之中，能撞见彼此，手里还拿着手稿，那还是件很新鲜的事情；那段时日，很多事情都很新鲜。可是到了最后一年，他们几乎没有在床上做过爱。劳拉的脸蛋一如既往的甜美，乳房也还是那么丰满，谁会质疑她的心是否还在它该在的地方？谁会质疑她的美德，她的正直和她的执着？可是，到了第三年，他开始怀疑劳拉的执着是否成了掩蔽他个人目标的盾牌，甚至让他自己也不知该何去何从。
虽然照顾反战者、逃兵和拒服兵役的人已经让她从早忙到晚，就连周末也搭进去了，可是她还是能够在日历上记下班克街上住着的每个孩子的生日，每到孩子生日那天早上，她便将一个小小的礼物送进那家人的信箱里，上面写着：“劳拉和内森·Z赠送。”对待朋友，她也如此。她将朋友的周年纪念和生日连同她要于哪天飞往多伦多、哪天去位于弗利广场的法庭一并记了下来。她在超市或公交车上碰到的每个孩子都无一例外地偎在她身旁，跟着劳拉学折纸飞马。有一次祖克曼看着她穿过一整节拥挤的地铁车厢，告诉一位拉吊环的乘客他的皮夹从后衣袋里露了出来——祖克曼细细端详，发现他是个衣不蔽体的醉鬼，很可能这皮夹是从别人落下的东西里找来的，或者是从别的醉汉身上摸到的。虽然劳拉不施粉黛，虽然她身上唯一的装饰是别在风衣上的彩釉小鸽子，那个醉鬼却似乎把她当成了四处拉客的妓女。他抓着自己的裤子，令她滚开。祖克曼后来说也许那人叫她滚也是有道理的，她完全可以把醉汉交由救世军去管。他们就她不切实际的社会关切起了口角。祖克曼觉得应该适可而止。“为什么？”劳拉断然问道。那时候是一月份，就在《卡诺夫斯基》出版的前三个月。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他没什么理由再把自己锁在书房中了，他通常在那里奋笔疾书，将纸上的生活复杂化，以此消磨时光。他收拾好行李，又一次开始将自己在现实中的生活复杂化。拿着他的文章校样，带着他的行李箱，他搬进了一家旅馆。他对劳拉没有感觉了。写完这本书后感情也耗尽了。或许这本书的付梓使他终于有时间看一看究竟是什么逝去了，这种情况在他和他的几任妻子间上演了多次。这个女人太好了，你配不上他，他一边告诉自己，一边躺在旅馆的床上读着校样。她是一张体面的脸，在需要体面的时候，你就躲在这张脸后面，你躲了一辈子。甚至不仅仅是劳拉的善心让你厌烦，烦得流眼泪——关键是那张令人肃然起敬、负责又善良到令人讨厌的脸。就该惹你烦！真他妈的丢人！冷血的叛徒，背弃了至亲的告白；残酷的讽刺大师，戏谑自己的挚爱椿萱；绘声绘色地描述与女人之间的种种际遇，那些曾与他靠信任、情欲和爱紧紧相系的女人——不，你根本不适合这虚假的体面。这其实就是懦弱——幼稚、满含耻辱又不可原谅的懦弱——因为懦弱，你才会想去证明，你也是个高尚的体面人，但这跟你文学中有生命力的东西都背道而驰。懦弱迫使你向自己证明，你只是通过那些能给你写作注入活力的事情才搞颠覆活动，所以不要再企图证明了。她在为正义的事业效忠，你在为艺术的创作而献身。有你这样头脑的人竟然花了半生的时间才看出这差别，真是不该！
三月，他搬进了位于东第八十几大街的新公寓，这样他就用大半个曼哈顿把自己同劳拉那充满使命感的热情以及道德声望给隔开了。
来电查询结束之后，在他开始写邮件之前，祖克曼拿出电话号码簿查找一个叫“马丁·帕泰”的人的电话号码。号码簿上没有列出，他也没有在常用目录和分类电话簿里找到“帕泰出品公司”的号码。
他又拨通了来电查询服务专线。
“罗谢尔，我想查找女演员盖尔·直布罗陀的电话。”
“她真走运。”
“你有娱乐圈里人的电话簿吗？”
“我这里应有尽有，祖克曼先生。我查查看吧。”当她又出现在电话那端时，她说：“没有盖尔·直布罗陀，祖克曼先生。最沾边的人我查到的是罗伯妲·普利茅斯。您确定那是她的艺名不是她的本名吗？”
“我听着不像是本名。但现在好像真名都取得像艺名了。她最近演了一部撒丁语的电影。”
“稍等，祖克曼先生。”可是，她再回复电话时，还是一无所获。“我在哪儿都找不到她。您是在哪里遇见她的啊？聚会吗？”
“我从没见过她。她是我朋友的朋友。”
“明白了。”
“他告诉我她曾是《花花公子》的‘月度女郎’。”
“好的，让我试试这个。”然而她还是没有在模特列表中找到一个叫直布罗陀的人。“把她的外貌描述给我听吧，祖克曼先生。”
“不必了，”他说，然后挂了电话。
他打开目录，翻到“珀尔马特”，里面没有“马丁”。被列出的十六个其他珀尔马特中，也没有居住在东第六十二大街的。
邮件。邮件时间到了。你无端激动，列表中无疑列着“撒丁岛公司”。当然没有理由要去查看，但也没有理由要逃避啊。不要再逃避了。以上帝之名，你到底在逃避什么呢？不要觉得些许关注就是对你隐私的冒犯、对你自尊的玷污——更糟的，对你生命的威胁。甚至你也不是什么大名流。不要忘了，在这大半个国家，在这大半个城市，即使你拿着写有你名字和你不愿公开的电话号码的广告牌走在大街上都不会有人在乎你。就算在作家圈里，即使是在那些称得上严肃作家的圈子里，你也不是什么大牌。我不是指责你因为这次变故而变得有些不知所措，我只是说出名，甚至在这个时候出名有一点点臭名昭著的感觉——当然只有一点点，如果跟查尔斯·曼森(1)——甚至是和米克·贾格尔或者让·热内(2)比起来……
邮件。
他觉得，与其用邮件来开始他的一天不如用它来结束自己的一天，这样他才有可能干些活；当然他如果真想干活，最好全然对邮件视而不见。然而，在他变成街那头殡葬所里死尸的一员之前，他又怎能视而不见，又怎能不再去想，又怎能企图逃避呢？
电话响了！劳拉！他在三天里给她留了三条留言，但却石沉大海。可是他确定那是劳拉打的，打电话的人必定是劳拉，她也和他一样孤独和失落。然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让来电服务那边接了电话，然后轻轻地拿起了听筒。
罗谢尔不得不三番五次请来电的人说得更清楚点。祖克曼默默听着，也听不太懂。是那个追着采访他的意大利人，还是急着要他做广告的那个鲱鱼卷大王？一个想学动物说话的人，还是一个想学人说话的动物？难以断定。
“请您再说一遍，”罗谢尔说。
要和祖克曼通电话。有急事。快转接。
罗谢尔请他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
快转接。
她又一次询问了姓名，通话断了。
祖克曼说话了。“喂，我在。到底怎么回事儿？”
“哦，您好，祖克曼先生。”
“刚才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
“可能就是个变态狂吧，祖克曼先生。我觉得没必要担心。”
她上过晚班，她应该知道的。“你不觉得是什么人想隐瞒自己的嗓音？”
“有可能。或者这人正在吸毒，我觉得不必担心，祖克曼先生。”
邮件。
今晚有十一封邮件——一封来自安德烈西海岸事务所，十封（依然是日均数）被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是出版商转寄来的。这十封信中，有六封是寄给内森·祖克曼的，还有三封是寄给吉尔伯特·卡诺夫斯基的，剩下一封由出版社特意转交，收信人草草写着“犹太人之敌”，这封转寄的信还没被拆封。收发室那帮家伙真是聪明得不得了啊。
最吸引人的是那种标着“内有照片，请勿弯折”字样的信，可是这一捆信里没有一封。他目前为止已经收到了五封那样的信，最有趣的还是第一次收到的那封。那封信来自新泽西的一位年轻小秘书，她寄了张自己的快照，穿着黑色内衣，斜倚在一片利文斯顿她家后院的草坪上，正在读着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画面一角上有辆翻倒的三轮脚踏车，好像暴露了她在所附履历中所声称的单身状况不实。可是用他看《简明牛津英语词典》时的放大镜检查了半天，他还是没有发现照片上的这玉体有任何生过孩子或有丝毫世间烦恼的迹象。会不会是三轮脚踏车主恰好骑经此处，又恰好匆匆下车，被叫来按下快门呢？祖克曼大半个上午断断续续地把玩这张照片，然后他把信转寄到了马萨诸塞州，还附了张纸条，询问厄普代克是否可以友好地邮回误寄给他的祖克曼书迷的照片。
从安德烈事务所寄来的是张剪报，从《综艺》杂志上剪下的专栏，落款签名是“西海岸事务所秘书”的缩写，她说自己对祖克曼作品甚是仰慕，于是就给他寄来了这些文艺界出版的报道，她觉得祖克曼有可能会错过它们。最近的这份用红笔在下面画了线：“……拥有独立资产的鲍勃·‘斯里佩’·拉古(3)花了将近一百万购买了内森·祖克曼当红巨著的未完成续篇……”
哦，真的吗？什么续篇？拉古是谁？帕泰和直布罗陀的朋友？她干吗把这个寄给我？
“未完成续篇。”
哦，扔了它吧！一笑置之！当你需要报以微笑时还是接着回避吧！
亲爱的吉尔伯特·卡诺夫斯基：
别再心满意足了。问题不在于卡诺夫斯基快乐吗，甚至也不在于，卡诺夫斯基有权利快乐吗？该扪心自问的是：我已经尽我所能功成名就了吗？人应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必须……
亲爱的祖克曼先生：
家丑不可外扬啊！
亲爱的祖克曼先生：
谨以此信纪念那些曾经承受集中营恐怖的人们……
亲爱的祖克曼先生：
很难再以更大的愤懑、蔑视和仇恨描写犹太人了……
电话响了。
这次他不假思索地拿起了听筒——像他过去想也不想地上公交车、出去吃饭和独自在公园里散步一样。“罗蕾莱(4)！”他对着话筒喊道。仿佛这样就可以把劳拉召唤出来，把他们一切美好而枯燥的班克街生活召唤回来。他的生活回归正道。他又可以把那张体面的脸庞朝向世界。
“别挂断，祖克曼。别挂断，除非你想自找麻烦。”
就是先前他和罗谢尔偷听到的那个人。这种沙哑尖利的嗓音，语调含糊而蠢拙，听起来就像庞大的动物在狂叫，对，就像一只从水中崭露头角的海豹突然发出人声。听起来像是白痴在说话。
“我有重要消息要告诉你，祖克曼，你最好给我听清楚！”
“你是谁？”
“我要点钱。”
“什么钱？”
“别装蒜！祖克曼，你是内森·祖克曼，要你的钱。”
“听好了，不管你是谁，这可一点都不好玩。你要明白，这样子是会惹麻烦的，即使你的模仿仅是开个玩笑。你这演的是谁呢，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拳手，还是马龙·白兰度？”这也太荒谬了，挂了吧，没什么可说的了，挂了好了。
可是他不能挂断——当他听到那个声音说：“你母亲住在迈阿密海滩银色新月路1167号。她住的公寓走廊对面住着你的姑妈爱西和她丈夫梅茨先生，你姑父是个桥牌手。他们住在402房间，你母亲住在401房间。一个叫奥利维亚的女清洁工每周二来一次。每个周五晚上你母亲会和爱西以及她的一帮人在世纪海滩共进晚餐。每个周日早上她都去庙会帮忙搞义卖。周四下午她去俱乐部。她们会坐在泳池边打凯纳斯特纸牌，其中有碧·沃斯、西尔维娅·阿德勒斯坦、莉莉·索博尔、莉莉的嫂子弗洛拉还有你母亲。要不，她就去疗养院看你老爸。如果你不想让她在人间消失，你就得好好听我说，也别在琢磨我的嗓音上浪费时间了。我生来就这副嗓子，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十全十美。”
“你是谁？”
“我是你的书迷。尽管你侮辱了我，我得坦诚相告。我很仰慕你，祖克曼。我已经关注你多年了。我一直等着你能横空出世，一炮而红。我知道那天总会来的。非来不可。你真的很有才华。你让一切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不过，坦率而言，我不觉得这是你最好的一本书。”
“哦，是吗？”
“想要驳倒我吗？试试看啊，但这本书的确没深度。很抢眼，是的；但深度，不够。要想有新的开创，你就得这么写。所以你现在的作品不完整，还很粗糙，花里胡哨。但我理解。我甚至推崇它。尝试新路是成长的唯一途径。如果你还没有失掉你的勇气，我已经预见作为作家你会突飞猛进的。”
“而且你要和我共进，是这个意思吗？”
他像剧中的恶棍那样苦笑了几声：“嗬。嗬。嗬。”
祖克曼挂了电话。本该一听到不是劳拉就挂了才对。就是他必须要习惯的事情。不足挂怀，毫无意义，并不出乎意料——毕竟他写的又不是《汤姆·斯威夫特》(5)。对啊，罗谢尔说得对。“可能就是个变态狂吧，祖克曼先生。我觉得没必要担心。”
然而，他对是否报警犹豫不决。他所担心的是那人在电话里谈及他母亲在佛罗里达的情况。不过呢，自从《人生》杂志做了那期封面报道，之后母亲便受到迈阿密报业的关注，说真的，如果你正好在留心，有关内森·祖克曼母亲的点点滴滴并非难以搞到。她自己成功抵制住了各种为了对她进行“独家”访谈而使用的决绝手段，无论是谄媚奉承，巧言诱骗，还是威胁恫吓；倒是孤单寂寞、最近刚成了寡妇的弗洛拉·索博尔，即莉莉的嫂子，却无法抵御对她的突袭。虽然在此之后弗洛拉坚持声称自己只是和女记者在电话里聊了几分钟，然而一篇长达半页面的文章却在《迈阿密先驱报》的周末娱乐版堂皇面世，标题为：“我与卡诺夫斯基的母亲打凯纳斯特”。文章还附了配图，是寂寞美丽又上了年纪的弗洛拉和她的两只哈巴狗的合照。
大约在他的成名作出版之前的六个星期，他就预见了即将来临的成功将是何等规模，有些坐立不安，意识到众口一词的赞美歌也未必完全就是件好事，他于是坐飞机南下迈阿密，帮母亲为记者的来临做准备。经过晚饭时的一番谈话，母亲那晚失眠了，最后不得不穿越走廊，跑到爱西的公寓那里以求让自己镇静下来，还要跟爱西严肃地谈谈。
我深深地为我儿子骄傲。我说完了。非常感谢，再见。
如果记者打电话来，这是她最明智的应答。当然，如果她不介意自曝，如果她想让自己的大名见诸报端……
“亲爱的，这是你妈，不是伊丽莎白·泰勒。”
于是，在海鲜晚宴上，他装作一位报社记者，声称他最重要的事就是给她打电话，询问内森小时候她们是怎么教他大小便的。母亲转而也不得不假装，只要他的新书一上架，这种事情就得天天发生似的。
“‘可是，做卡诺夫斯基的母亲是什么感觉呢？让我们直面这问题，祖克曼太太，这就是您现在的身份啊。’”
“‘我的两个儿子都很棒，我以他们为傲。’”
“真不错，妈。如果您想那么说，那蛮好的。不过呢，如果您不愿意，您甚至不必说那么多。如果您愿意，只笑笑就行啦。”
“这不是笑话人家吗？”
“不，不——没必要侮辱别人。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我的意思是，就轻轻一笑置之。或者守口如瓶。沉默是金，是最奏效的。”
“好的。”
“‘祖克曼太太？’”
“‘有事吗？’”
“‘天下人都很好奇。他们读了您儿子的大作，书里写了吉尔伯特·卡诺夫斯基和他母亲的故事，现在他们想从您这里了解一下，成名是什么样的感觉呀？’”
“‘无可奉告啊。谢谢您关注我儿子。’”
“妈，挺好的啦。不过我想说的是，您可以在任何时候跟他们说拜拜。这些人总是死缠烂打，所以您要做的就是道别，并把电话挂了。”
“‘再见。’”
“‘请等一下，先别急，求求您，祖克曼太太！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我刚刚又有了个孩子，刚买了房，有很多账单要付——一则关于内森的报道可以让我大大加薪啊。’”
“‘哦，我相信您写其他也会加薪的。’”
“妈妈，太棒了！接着说。”
“‘谢谢您的来电。再见。’”
“‘祖克曼太太，就两分钟，而且不发表，行吗？’”
“‘谢谢，再见。’”
“‘那就一分钟。就一句话。祖夫人，求您就为我写的关于您了不起的儿子的文章说短短一句话行吗？’”
“‘再见，再见了。’”
“妈，事实上您甚至没必要一直说再见。虽然对于一个有修养的人来说这样很难理解，可是到时候您尽可以直接挂了电话，不要觉得您怠慢了谁。”
吃甜点的时候他又让她演练了一遍，只为了确定她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半夜里她会需要“安定”就不奇怪了。
三个星期前，他又一次去了迈阿密，直到那时他才知道原来探亲访友可以如此让人心烦意乱。他们先是去看了住在疗养院的父亲。自从上次中风之后，祖克曼医生说的话都让人听不大懂了——一个单词只说出一半儿，音节也掐头去尾——有好几次他一开始都没有认出祖克曼太太。他看着她，嚅动着嘴唇说“莫利”，这是他已故的姐姐的名字。真不知道他那点些微的意识怎么就能让她坚持天天来看他。可是，母亲那天看起来却是这些年来气色最好的一天。父亲床头柜上放了张框起来的照片，上面的母亲还很年轻，卷卷的头发，怀里拥着她刚出生的忧郁的儿子，那是一九三五年的时候在海滩上照的。母亲那天的气色虽然比不上照片当年的光景，可她确实不那么疲倦了，让人不用为她的健康状况担惊受怕。自从她四年前开始辛辛苦苦地照料父亲——四年里他从不让母亲从他视线中消失——她不再是那个活力四射、不屈不挠的母亲，他从那个母亲身上遗传了那生气勃勃、炯炯有神的眼睛（和稍有喜感的身形），但她现在更像是他的外婆，那个面容憔悴、沉默寡言、被人生打垮了的外婆，母亲的父亲是个专横的店主，外婆后来守了寡，变得如同幽灵一般。
他们到家以后，母亲就得躺在沙发上，头上敷着冷毛巾。
“妈，不过您看起来好多了。”
“现在去看他比以前要适应了。内森，我不想这么说，不过我开始觉得我恢复一些了。”他已经在疗养院待了大概十二个星期了。
“当然要适应些啊，”儿子说。“本来就该是这样的。”
“今天他状况不太好。让你看到他那个样子我觉得很难过。”
“没关系的。”
“可是他知道你是谁，我敢保证。”
祖克曼并不十分肯定，但是他开口道：“这我知道。”
“我只想让他知道你现在是多么的棒。让他知道你的所有成就。可他都那个样子了，乖，要是解释的话，那是真的得用千言万语了。”
“他不知道也没关系啊。能让他舒舒服服歇着是最好的事啦。”
她把毛巾往下拉了拉，盖住了眼睛。她开始流泪，不想让他看到。
“怎么了，妈？”
“对你我真的很放心。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只是在心里自己说说，但是那天你坐飞机回来告诉我因你的书而即将要发生的一切，我想——嗯，我想你大概是要重重地跌一跤了。我想或许是因为你没有像爸爸那样总是在你身后支持的人——你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而且后来梅茨先生”——父亲表妹爱西的新一任丈夫——“他说这听起来有点像‘自大妄想症’。他说这个没有恶意，梅茨先生——他每星期都去看你爸，给他读周日报上的‘新闻评论’。他人很好，不过他觉得你那是‘自大妄想症’。然后爱西也加入了。她说你父亲一辈子都在犯‘自大妄想症’——这种现象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他喜欢教训别人如何生活，喜欢插手跟他毫无关系的闲事。你听听，这就是爱西，长了那样一张大大咧咧的嘴。我对她说：‘爱西，别把你和维克托的事扯进来。他连把自己的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都很困难了，我们是不是该适可而止啊。’可是，他们的话让我吓坏了，甜心。我想，有这种可能啊——他受他爸爸遗传啊。我本不该那么糊涂，被吓到的。我儿子可不是傻瓜。你现在成名之后的为人处事真是棒极了。邻居们问我：‘现在他的照片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他感觉如何啊？’我就告诉他们你不是爱装腔作势的人，绝不是那种人。”
“可是，妈，您可决不能让他们把您跟卡诺夫斯基母亲之类的事情扯上关系啊。”
刹那间她像个孩子，他坐在她床边，这孩子在学校里被狠狠欺负了，哭着回了家，发起烧来。
她勇敢地笑了，拿开毛巾，现出那双闪亮亮的眼睛，说道：“我尽力。”
“不过挺难的。”
“有时候挺难的，亲爱的，我不得不承认。多亏了你，我可以对付报社的人。你肯定得为我骄傲。”
在她话的结尾，他默默地加了句“爸爸”。他知道她的爸爸，也知道他如何让她和姐妹们言听计从。先是盛气凌人的父亲，然后是同样盛气凌人、以岳父为大的丈夫。就他父母而言，祖克曼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乖的儿女。
“哦，你要是听到我当时的话就好了，内森。我很讲礼节，这当然不必说，但是我完全不睬他们，完全照你说的办。但是要我对付那些我出门碰到的人，那就不一样了。他们对我说——就那样直言不讳，不加任何思索——‘我没想到你会疯成那样，塞尔玛。’我告诉他们我才没疯呢。我把你告诉我的话告诉他们：就是个故事而已，她只是书中的一个人物。然后他们说：‘如果不是真的，他为什么会写出那样一个故事呢？’他们都相信书里写的是真的，那我又能说什么呢？”
“保持沉默，妈。什么都别说。”
“不行啊，内森。如果你什么都不说，那一点儿也不管用。他们会认定他们猜对了。”
“那就告诉他们您的孩子是个疯子；告诉他们他脑子里想什么您可管不着；告诉他们您为他没有把故事编得更糟糕而感到庆幸；这也不是完全撒谎。妈妈，您知道的，您就是您自己，不是卡诺夫斯基太太，我也知道，您就是您自己，不是卡诺夫斯基太太。我和您都知道三十年前咱们的日子赛神仙哩。”
“哦，亲爱的，你真的这么想？”
“那是当然。”
“可你书上写的可不是这样。我是说，读了它的人可不这么认为。即使没读过的人也不这么觉得。”
“别在乎别人怎么想，在乎得越少越好。”
“游泳池边，我不在的时候，他们说你不会再跟我有什么联系了。你信吗？他们这样对爱西说的。有人说你不会跟我有任何关系，有人说我不会再跟你有什么瓜葛，剩下的人说靠你寄给我的钱我正享清福呢。他们说我的大款儿子为了孝敬我给我买了辆凯迪拉克。你听了有什么感觉？爱西告诉他们我都不会开车，即使这样也堵不住他们的嘴。说凯迪拉克还配了个黑人司机。”
“下回他们就该说那个司机是您的情人了。”
“如果告诉我他们已经这么传了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惊讶。他们什么都说。每天都有新版本。有些我都甚至不愿在此重复。感谢上帝让你爸听不到这些。”
“也许爱西不该把别人的话传给您。如果您不想听，我告诉她一声。”
“我们犹太社区中心给你的书开了个讨论会。”
“是吗？”
“亲爱的，爱西说，这早就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了，现在全国上下每个犹太人的婚礼上，还有犹太男孩成人礼上，联谊会上，女子俱乐部里，姊妹交流会上，还有闭幕午宴上，都在议论。其他地方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不过咱们中心讨论到最后就变成讨论你本人。爱西和梅茨先生去了。我觉得我还是待在家里做自己的事情比较好，就没有去。有个叫波斯纳的人做了个讲座，接着是讨论。你认识他吗，内森？爱西说这小伙子年纪跟你差不多大。”
“我不认识他，不。”
“后来爱西走上前去把他大骂了一顿。你也知道爱西那个人，她要是出马的话……你爸一辈子快被她逼疯了，不过她可是最护着你的人了。当然啦，她这辈子没读过一本书，可是这对她来说也不成问题。她说你跟她很像，你写到她和蜜玛·察雅的愿望的时候，你们的想法更是如出一辙。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其他人的想法都见鬼去。”
“我和爱西是那样的，妈妈。”
她笑了。“你总是喜欢开玩笑。”这玩笑是否宽慰了她心头的负荷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内森，梅茨先生的女儿上周过来看他，她真是个可人儿。她在费城教书，美得跟画出来的一样，她很贴心地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不要听那些人嚼舌，她和她丈夫都觉得书写得棒极了。她丈夫是个律师。她告诉我说你是现今在世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不仅仅是在美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你觉得呢？”
“听起来不错。”
“哦，我爱你，亲爱的。真是我的好孩子啊。你做什么都是对的。我只求你爸爸能快好起来，享受你的盛名。”
“说不定会让他伤心呢，您可知道。”
“他一向维护你，历来如此。”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也挺不容易的。”
“可他还是一直在维护你。”
“好吧。”
“你开始写的时候，你写的某些东西让他挺不高兴的——涉及悉尼叔叔和他的朋友的内容。他一下子习惯不了，所以有些事情做得不对。我从不敢跟他提起这事，否则他会砍了我的脑袋，但是这事我敢跟你讲：你爸爸是个实干家，他活着总觉得自己肩负着某种使命，这也是大家爱他、尊重他的原因，可是有时候，我了解的，在他兴冲冲地要做好事的时候，却反而阴差阳错地做了错事。不过，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是你让他明白的。这是事实。你不在的时候，他重复着你说过的话，尽管他和你见面时有时会生气，会和你吵架。他自个儿习惯这样了。只不过因为他是你爸。可在外人面前，他就是你身后那堵墙，直到他病倒。”他听得出她的声音又一次哽咽了。“当然你知道，我也知道，他坐进轮椅之后就很不幸地变了个人。”
“怎么了，妈？”
“哦，就是这些年的事一下子全涌上了心头。”
“你是说劳拉？”他最终还是告诉了她——在离开班克街几周以后——他和劳拉分手了。他一直等到母亲从突如其来的悲痛中缓过来后才告诉她，想到自己的丈夫被送进疗养院，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跟她一起生活，这对她来说打击可不小。一件事一来，他这么想，虽然当这件事说出来时对她来说还是万事俱袭。当然啦，万幸的是他父亲无论如何都不会得知这件事了；他们所有人，包括劳拉在内，都觉得他没必要知道，特别是考虑到在过去，每次祖克曼离开他的妻子，他父亲总是忧心忡忡、痛苦不堪、伤心不已，然后变得垂头丧气，半夜里拿起电话替儿子向“可怜的姑娘”致歉。因为这些电话，他们的争执可谓惨烈，就好比回到了他青少年的时候。
“你确定她还好吧？”他母亲问道。
“她挺好的，她有工作要操心，您没必要担心劳拉。”
“那你要离婚了，内森？又要离了？”
“妈，真的很对不起，我弄了这么糟糕的婚恋史。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会自责，觉得自己不是个好男人。但是我天生不会一辈子只和一个女人长相厮守。我没兴趣了，我必走无疑。估计我天生就是要换来换去——每五年找个可爱的新欢。就那么想吧。她们都很棒，很漂亮，也很爱我，您知道的。我至少也有这么个优点，我只把最好的带回家。”
“我可从没说过你有不良婚恋记录——哦，亲爱的，可不是我说的，绝不说，绝不，再过一百万年也不说。你是我儿子，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都是对的。你想怎么过都是对的，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就好。”
“我清楚。”
“只要你清楚，那就是对的。”
“它是对的。”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都支持。我们从一开始就支持你。就像你爸爸常说的那样，不团结还能叫家吗？”
很明显，这事情不该问他。
亲爱的祖克曼先生：
七年前，我十三岁的时候，我读了第一本黄书。后来动了真格（七年里和同一个人），这种色情的（也是激发情感的）东西也就不太读了。去年冬天，那段感情了结了，我又重新开始读黄书，无非是为了忘却，为了记忆，为了逃避。有一段时间心情很是沉重，于是拿您的书来消遣。现在我觉得自己好像恋爱了一样。嗯，可能并不是爱，而是某种强烈的感情。祖克曼先生（斗胆叫您内森好吗？），您着实提振了我的情感——同时也让我的词汇量突飞猛进。算我疯了吧（我的朋友们称我是疯子茱莉亚），叫我文学追星族也行，可您确实打动了我。您就像我的心理医生一样——而且每次治疗才八点九五美元。眼下，人们相互交流时用得很多的是诸如悲伤、愧疚、憎恨等词语，而我觉得我要对您，对您的睿智，对您的巧思以及您所代表的一切表达我的感激、钦佩和爱慕之情。
哦，是的，还有最后一个促使我给您写信的原因。您愿意一时兴起，陪同我去欧洲吗？譬如说在学校放假期间？我对瑞士挺熟的（我在最大的瑞士银行有个秘密户头），而且很乐意带您去体验瑞士一些不可思议的动人经历。我们可以去参访托马斯·曼的晚年故居。他的遗孀和儿子还住在那儿，是在苏黎世州一个名叫吉锡贝格的镇上。我们可以去参观著名的巧克力工厂，一流的瑞士金融机构，去参观雪山、湖泊和那个让夏洛克·福尔摩斯丧命的瀑布——我还用再多说吗？
不是很痴狂的茱莉亚
户头 776043
亲爱的茱莉亚：
我也不是很痴狂，于是不得不拒绝你的邀请。我确定你完全无害人之心，可是这是个奇怪的时代，或许在瑞士不是这样，但在美国的确如此。你听上去是如此友好而真挚，更别提顽皮和富有了，故而本人多么希望能对你比较友好。可是恐怕你得在没有我的陪伴下参观巧克力工厂了。
你的，
内森·祖克曼
银行信托公司 4863589
亲爱的内森：
对我的不辞而别我深感难过，可是当命运换马时，骑手焉能奈何。
这是封实实在在的信，来自一个他认识的人。信的署名是“C”。他从废纸篓里捡出信封。是几天前从哈瓦那寄来的。
亲爱的内森：
对我的不辞而别我深感难过，可是当命运换马时，骑手焉能奈何。于是我来到了我现在待的地方。玛丽以前一直希望我们能见面，我也一直觉得我认识你的那一刻——无论多么短暂——让我的一生变得丰满。
模糊的回忆，除了回忆一无所有。
C
“模糊的回忆，除了回忆一无所有”，这是叶芝的诗；“当命运换马”，这是拜伦的诗。另外，他毫不客气地想，这看上去像是写了可以寄给很多人的通函。就连那个亲昵无比的“C”也不像是真心实意的。“C”指的是西泽拉·奥谢，她拥有荧屏上最轻柔、最悦耳的嗓音，她那脉脉含情的气息如此忧郁而性感，以至于一个华纳兄弟的智者将票房奇迹归功于“她身上汇聚着的整个民族的悲情，和一对迷人的乳房”。两周前，西泽拉离开位于康涅马拉(6)的家来到纽约，她的经纪人在电话里邀请祖克曼与西泽拉共进晚餐。又一件因《卡诺夫斯基》而得的礼物。她指名道姓邀请了他。
“宴会上的人你也都认识，”安德烈说。
“而且你应该认识西泽拉，”玛丽告诉他。“早就该认识了。”
“为什么？”祖克曼问道。
“哦，内森，”玛丽说，“可别因为她是大众性感偶像就嗤之以鼻。您也是啊，或许您没有听说而已。”
“别被美女吓坏了，”安德森说，“或者是媒体。每个人都有发狠或害羞的时候，她没什么可怕的。她为人十分谦逊，温文尔雅，冰雪聪明。她在爱尔兰时，白天烹饪、园艺，晚上坐在炉旁读书。在纽约的时候，她喜欢去公园散步或者出去看场电影。”
“她遇人不淑，”玛丽说，“那些男人真该杀。好好听我说说你和女人之间的事，内森，因为你跟她一样婚恋不幸。我看着你错配三次了。你娶了该死的跳舞小妖精，你动动小指头就能弄死她；你又娶了神经质的交际花，她背叛了她的阶级；据我所知，你的最后一任简直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大众圣人。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挑中那位院长嬷嬷的。在你心里也有些院长嬷嬷的特质吧，不是吗？或许这就是你要的效果。避着犹太佬，比清教徒长老还要不犹太。”
“我怎么一下子就被你看穿了。真是糊弄不了玛丽啊。”
“我觉得你也骗不了你自己。看在上帝的分上，别那么讨人厌地附庸风雅，对这些寻欢作乐的沦落人求全责备。书出版了之后情况怎样？你已经脱下了狗屁学究的外衣——现在尽情享受一个人真正的生活吧。这一回就找一个名副其实的女人吧。你难道真的不知道你从西泽拉·奥谢那里会得到什么吗？除了这世间最美的肉身之外你还能得到什么你知道吗？是尊严，内森。勇气。力量。诗意。天哪，你得到了爱尔兰的精华啊！”
“玛丽，我也读了电影杂志。听起来就好像她的祖父挖泥炭给抹大拉的马利亚(7)的茅屋取暖。相形之下，我不是要让她大失所望了。”
“内森，”安德烈说，“我向你保证，她像你一样不自信。”
“谁又不是呢，”祖克曼答道，“除了玛丽和穆罕穆德·阿里？”
“他是说，”玛丽说，“在她面前你完全可以做你自己。”
“我不知道我自己算是怎样的人。”
“你会临场发挥的，”安德烈向他保证。
她的礼服精美绝伦，装饰着焰火红的面纱、彩绘的木珠子和凤头鹦鹉的羽毛；她把秀发编成一条粗粗的黑辫子，垂在背后；她的双眸独具风韵。晚宴上，她吃着黑线鳕慕斯，把一小块掉在了地板上，这使得他敢于直视那双久负盛名的爱尔兰美眸，话也说得言之有物了。可是当他明白了可能是她故意把食物掉在地上，好让他有话可说时，他又不那么自在了。每当他把视线转向她时，他的眼前就浮现出众多电影中的那张面孔。
躲开其他客人，躲开两人的名字卡片被强行放在一处那种莫须有的亲密，直到晚宴结束他们才有机会私下交谈。只持续了五分钟，但双方都激情似火。他们都读了艾尔曼撰写的乔伊斯传记，从声音里听得出，他们之前从未向其他人透露过他们对此书所怀有的深深喜爱；他们压低的耳语让人觉得做此事犹如犯罪。祖克曼透露说自己曾在耶鲁遇到过艾尔曼教授。他们实际上在纽约的一次文学颁奖典礼上遇到过，当时两人都得了奖，考虑到他已经如此努力想要给她留下好印象，他倒不愿太过张扬了。
讲遇见艾尔曼，这招还真管用。恐怕遇见乔伊斯本人都不会效果更好。祖克曼的鬓角被汗水沾湿了，西泽拉双手按着胸，情绪激动。就在那时他问是否可以随后送她回家。她喃喃地说，好的，说了两次，声音迷蒙，然后她掩着纱巾款款穿过房间——她不想表现得像忘了其他客人，可那些人其实早就被她抛在九霄云外了。她就是这么说的。
这女人不自信？事实可能刚好相反。
在街上，祖克曼向一辆还在下一个路口的出租车招了招手，一辆豪华小轿车在他们身旁停了下来。“坐这辆车送我回家？”西泽拉问。
在后座上，西泽拉蜷在他身边，她解释说无论白天黑夜，她都可以从爱尔兰打电话过来给玛丽，玛丽帮她打气，告诉她该恨谁，该骂谁。他告诉她，这项服务他在纽约也常享受。她告诉他谢维茨夫妇为她的三个孩子所做的一切；他告诉她，自己几乎死于急性阑尾炎之后如何在他们南安普敦的客房里慢慢痊愈。他知道这听起来就像是自己跟随拜伦为了希腊独立而斗争，身受重伤，并差点为这伤丢了性命，可是，和西泽拉·奥谢坐在豪车的天鹅绒后座上聊天，你说起话来就会跟坐在豪车的天鹅绒后座上的西泽拉·奥谢很像。得了阑尾炎，犹如一场激情洋溢而又充满诗意的戏剧。他听见自己说对南安普敦沙滩上“斜射的日光”分外敏感，那是他在康复期间早上散步时体会到的。他们不停地聊着那斜射的日光，直到他们突然聊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他书上的某一幕使得纽约时尚百货商场的黑色绸子内衣销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你会临场发挥的，安德烈说过这样的话。这便是他临场想到的：斜射的日光和我的手术。
他问她，假设真有这么个人的话，她的名字是继承了谁的。谁先叫了西泽拉这个名字？
她用无比温柔的嗓音告诉他：“……一位希伯来妇女，诺亚的侄女。为了躲离那场灭世洪水，她来到了爱尔兰避难。我的人民，”她说，她那玉手摸着她雪白的喉部，“最先安葬在那儿。爱尔兰的第一批鬼魂。”
“你相信鬼魂？”这么问不好吗？还有什么好问的吗？如果尼克松要开采海防市港的矿藏，反战运动会作何反应呢？难道你跟劳拉还没闹够？不妨看看她吧。
“还是说鬼神相信我比较好，”她回答。
“我理解它们为什么会相信你，”祖克曼说。这么说不好吗？好玩罢了。一个男人就该这么活着。
尽管如此，目前他还不想把她拥在怀里，在车后座上看着她少女般蜷在身旁，对他柔情万种，毫无心机又让人迷醉地巧言恭维，他不曾产生这种想法；当她尊贵地立在皮埃尔酒店的门口时他也不曾有过这种想法。那时的她跟他差不多高，脑后甩着黑色的辫子，戴着沉甸甸的金耳环，身上穿的礼服配着纱巾、珠子和羽毛。那样子就像一位接受供奉的异教女神，就如同他在大学里看到的她某部电影中的形象。要是坐进车里的时候，他没有发现一本《卡诺夫斯基》就放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的话，他已经搂住西泽拉了。奥谢小姐在参加宴席时，留着小胡髭的年轻人一定在此读书，以消磨时光。“微笑杰克”(8)很时髦，身着正装，戴着墨镜，全神贯注地看着祖克曼的书。不，他可不想为了逗追星族而模仿自己那欲求无度的主人公。
酒店门廊的灯光下，“微笑杰克”坐在车前斜眼望向一边，祖克曼决定只握握她的手。小说是虚构的，这一点上，不能把司机弄糊涂了。否则，他怎么参加汽车间的文学研讨会呢？
祖克曼真切地感知到玛丽说他是所谓的酸秀才真正指的是什么了。“从你所经历的一切，”他听见自己对西泽拉说，“你一定对男人产生了些许怀疑。”
她用另外一只手把她的丝质披肩拉到喉部。“恰恰相反，”她向他保证，“我喜欢男人。我都想变成一个男人。”
“这个对你不太可能吧！”
“如果我是男人，我就能保护住我母亲了。我就能在父亲面前保护她。他喝烈酒，打我母亲。”
不知道出于什么缘由，祖克曼觉得自己只能回答说：“晚安，西泽拉。”他轻轻吻了她。看着他脸前的那张面庞，让人恍惚，他好像吻了个广告牌。
他看着她消失在酒店里。他要是卡诺夫斯基该多好啊！事实上，他要回家把这些写下来。西泽拉是没了，但他有了一堆笔记啊。
“等等……”他喊道，追着她冲进大厅。
她转过身来，面带微笑。“我以为你急着跑去见艾尔曼教授呢。”
“我有个提议。我们还是不要再闲扯了，我们最好还是来杯睡前饮料？”
“你的两个提议都挺好的。”
“我们去哪儿喝呢？”
“为什么不到作家常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