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有钱人，你坐什么公交车啊？”

一个小个子、强壮的年轻人，留着短发，身着一套崭新的商务西装，这样问道。他一直对着一本汽车杂志幻想憧憬着，直到看到坐在他旁边的人，于是一下子来了精神。

他并没有对祖克曼不太友好的回答——坐公交车穿越空间——感到气馁，而是很高兴地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这些天来，所有能看到他的人都这样。“你该去买架直升飞机，要我我就这样。租下公寓楼顶的降落权，直接飞过狗屎堆。嘿，你看到他了吗？”这第二个问题是问一个站在走道里读《纽约时报》的男人。

公交车从祖克曼所住的新上东区，一路向南行驶在第五大道，去城中心。他要去见第五十二大街的一个投资专家，这是由他的经纪人安德烈·谢维茨安排的，为了使他的资产分散保值。祖克曼那段只担心如何赚钱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后他要为钱生钱的问题操劳了。“你把它放在哪儿了呢？”在他终于给投资专家打电话的时候，专家问道。“在我的鞋里，”祖克曼说。投资专家大笑，“你想一直把它放在那里吗？”尽管答案是肯定的，但那个时候说“不”会更容易一些。祖克曼暗暗决定实行一年的延缓计划，对于因突然而来的巨大成就所引发的严肃问题一概不予考虑。只有当他能恢复理性思考时，他才能够做出理性的行动。所有这些，这种运气——意味着什么呢？它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猛烈，就如同厄运降临一般让人困惑不解。

由于祖克曼通常不会在早高峰时段出行——他只会手端咖啡杯走入书房重读前一天写的段落——因此当他意识到此时搭公交车很糟糕时已经太晚了。六周前，他来去随意，时间自由，不需要事先回忆自己是谁；现在他依然拒绝相信他比那时更受拘束。每天思考自己是谁这个问题，实在是太过铺张，要是再背上自恋这个担子，就更累人了。

“喂。喂。”祖克曼激动的邻座又一次试图分散过道上读报男人的注意。“看到坐在我身边的人了吗？”

“现在看到了，”传来一个严厉而生气的回答。

“他就是写《卡诺夫斯基》的家伙。难道你没有在报上读到过吗？他刚刚赚了一百万美元，却竟然在坐公交车。”

听到百万富翁在车上，两个穿着一模一样灰色制服的女孩——两个瘦瘦弱弱、长相甜美的小孩，显然是颇有教养的小姐妹，正在去市中心女隐修会学校的路上——转过身看着他。

“维罗妮卡，”其中个子小一点的女孩说，“这就是妈妈在读的那本书——《卡诺夫斯基》——的作者。”

孩子们跪在座位上好转过来面对他。她们对面一排的一对中年夫妇也转过身来看了一眼。

“好啦，孩子们，”祖克曼轻快地说。“回头做功课去吧。”

“我们的妈妈，”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儿抢过话来，“她在读你写的书，卡诺夫斯基先生。”

“好吧，可是妈妈不会希望你们在公交车上盯着别人看的。”

不起作用。也许她们正在圣玛丽大学钻研面相学吧。

与此同时，祖克曼的同伴正转身向后，向一位女士解释发生了什么，让她也加入进来。天下一家么(1)。“我正坐在一个刚赚了百万的富翁旁边！也许是两百万。”

“噢，”女人温柔地说，“我希望那么多钱不会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

往南离投资专家事务处还有十五个路口的地方，祖克曼拉了拉绳子，下了车。在这儿，在这个缺规失范的花园地带，在早高峰的街道上，做个无名小卒还是可能的。如果不行，那就试试留胡须吧。也许，这与你所感、所见、所知以及欲知的人生相距甚远，可是，如果一字胡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那就留吧。你不是保罗·纽曼，但你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你了。一字胡。一副隐形眼镜。也许一袭多彩的服装会有所帮助。试着用当今的方式打扮自己，而不是二十年前上“文科2”时时兴的行头。少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那样，多像吉米·亨德里克斯那样，你就不会过分执着了。你的步态怎么样？他过去总是一直注重这些。祖克曼走路时膝盖并得太紧，步速太快。一个身高六英尺的男人应该更从容不迫。但是，当他走了几十步之后，就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把从容步态忘得一干二净。唉，现在就得着手考虑这个问题了，尤其是他的“性资质”正在经受新闻舆论的严格检查。走路也要像工作一样咄咄逼人。你是个百万富翁，那就走得像一个真正的百万富翁吧。人们都在看着呢。

是在开他的玩笑。有人在开他的玩笑——是那个在车上被告知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兴奋的女人。一个高高瘦瘦、浓妆艳抹的老女人……只是她突然开始追着他跑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她还解开钱包上的锁？突然，肾上腺素提醒祖克曼也得狂奔起来。

你看，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让祖克曼暴富的这本书。很多人已写信来谴责他。“你把犹太人置于完全变态的西洋镜下，描述他们的通奸、露阴癖、手淫、鸡奸、恋物癖和皮条客”，一位读者——他的信笺抬头像总统那样的令人肃然——甚至建议说他“应该被处死”。一九六九年春天，这可能已经不是一种夸张的表达了。越南成了屠戮场，无论是不是身处战场，美国人都变得十分狂暴。就在一年前，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都死于暗杀。离家更近的地方，祖克曼原先的一位老师依然四处逃亡，因为有一天晚上他正坐在桌旁，手里拿着一杯温热牛奶和一本沃德豪斯的小说，这时一支来复枪向他开火，射穿了厨房的窗户。这位退了休的单身汉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古英语已达三十五年。这门课很难，但也不是那么难哇。但是，一个血肉模糊的鼻子已远远不够了。在那些备受侵害的人的幻想中，把人炸得血肉横飞似乎已替代了狠狠抡打一拳；只有彻底消灭才会得到长久的满足。前一年夏天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数百人受到了棍棒的殴打，遭到马匹的踩踏，从玻璃窗中被丢了出去，只是因为冒犯了秩序和体面，而他们的程度和祖克曼的所作所为相比（至少在很多跟祖克曼通信的人看来），简直微不足道。在一个破烂屋子里的某个地方，一张以他的脸（没留髭须）做的《生活》杂志封面就钉在某位“独行侠”床边投掷飞镖的距离内，这在祖克曼看来并非根本不可能。这些封面故事对于一个作家的作家同胞们来说已经够受折磨的了，更不用说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祖克曼在笔会俱乐部所做好事的精神病病人了。噢，女士！但愿你认识真正的我！不要开枪！我只不过和其他人一样，是个严肃的作家！

但是，替自己辩护为时已晚。那位女士的无框眼镜后面，施了浓粉的脸上，一双灰绿色的眼睛透着坚定的信念；她抓住他的胳膊，和他只有可以平射的距离了。“不要！”——她并不年轻，正在努力地大口喘着气——“不要让臭钱侵蚀你，无论你是谁。金钱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过快乐。只有上帝才行。”从卢格尔手枪大小的钱包里，她拿出一张印有耶稣头像的明信片，塞到他的手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只行善事，不做恶事。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而真相就不在我们心中了。”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距离投资专家办公室不远的角落的咖啡店里，祖克曼正在慢慢啜饮咖啡，生平第一次读早报上的经济专栏。这时一个满脸微笑的中年妇女向他走过来，告诉他自从读了他在《卡诺夫斯基》中关于性解放的论述，她现在已经不感到那么“拘谨保守”了。祖克曼在洛克菲勒广场的银行里取钱时，那位长发保安悄悄地问他能不能摸一下他的衣服，这样他晚上回家就可以和老婆吹嘘一番了。当他穿过公园时，一个穿着高雅、透出上东区气息的妈妈抱着她的宝宝，牵着一只小狗，跨步走到他的跟前对他说：“你需要爱，一直都需要。真为你感到遗憾。”在公共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一位老绅士拍拍他的肩膀，带着浓重口音——祖克曼爷爷式的英语——告诉他，他为祖克曼的父母感到多么难过。“你没有全身心地投入生活，”他悲伤地说。“你的生活中应该有更多的东西。但是你忽略了。像是跟谁过不去一样。”最后，当祖克曼回到家的时候，一个高大快活、来自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的黑人男子等在大厅里读电表。“嘿，你真的都干过书里写的那些事吗？和那些女孩们？你真牛，哥们儿。”这只是一个读表工啊。但是人们不止会读仪表，他们也读了那本书。

祖克曼个子很高，但是没有威尔特·张伯伦那么高。他很瘦，但是也没有圣雄甘地那么瘦。他习惯穿着棕褐色灯芯绒外套、灰色高翻领毛衣和卡其色裤子，打扮得非常干净整洁，但一点也不像鲁维罗萨(2)。与身处雷克雅未克或赫尔辛基不同，一头黑发和高高的鼻子也并没有让他在纽约变得很惹人注目。但是，一星期中有好几天，人们还是认出了他。“这是卡诺夫斯基！”“嘿，卡诺夫斯基，你要小心啊，他们会逮捕你的！”“嘿，要看看我的内裤吗？”一开始，当他听到大街上有人叫他名字的时候，他会挥手招呼，以展现他的彬彬有礼。这是最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这么做了。然后，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假装没听见，继续走。再然后，最容易的事情是假装他幻听了，认为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不存在的世界。他们错把扮演当成了告解，叫着一个只存在于书里的名字。祖克曼试着把它当成是一种赞美——他成功地让活生生的人们相信卡诺夫斯基也确有其人——可是最后他假装他只是他自己，然后迈着小步快速前行。

日暮时分，他走出新住宅区，来到约克维尔，在第二大道上找到了避难所。在这个地方只有晚报与他为伴，至少当他隔着窗上挂着的萨拉米香肠朝里望时，他是这么以为的。一个年约六十、挂着快滴下来的眼影、脚踏破烂拖鞋的女侍者站在三明治柜台后面，穿着一条雪白的围裙，就像一个巨人，拿着一把切肉刀。已经六点多了。他真想抓起一份三明治就走，七点的时候就可以不在外面游荡了。

“对不起。”

祖克曼从磨得破损的菜单上抬起眼，发现一个穿着黑色雨衣的男人站在他的桌旁。其他十多张桌子都空着。陌生人双手拿着一顶帽子，那姿态仿佛他真的干了什么对不起祖克曼的事情。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只是想说声谢谢。”

他是个大块头，虎背熊腰，有着宽厚的肩膀和粗大的脖子。仅有的一缕头发环绕光秃的额头，但却有一张孩子气的脸：光滑的脸颊，恳切的深褐色双眼和一个狂妄的鹰钩小鼻。

“谢我？谢什么？”六个星期中祖克曼第一次想到假装自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还不熟练。

他的仰慕者把这视为了谦逊。那双生动的眼睛饱含情感，泪光盈盈。“天哪！谢谢你的一切。你的幽默。你的同情心。你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谢谢你提醒了我们人生的滑稽有趣之处。”

同情？理解？几个小时前，在图书馆里，那个老人还在对他说他为祖克曼的父母感到多么难过。今天是逃不出他们翻来覆去的股掌之间了。

“呃，”祖克曼说，“你太客气了。”

陌生人指了指祖克曼手中的菜单说。“请点菜吧。我无意打扰您。我刚才在洗手间，出来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在这个地方看到您。我只是在我离开之前，过来说声谢谢。”

“没关系。”

“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本人就是纽瓦克人。”

“是吗？”

“土生土长的纽瓦克人。你是四九年出来的，对不对？唉，如今的纽瓦克已经大不一样了。你肯定认不出了。想认都认不出了啊。”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

“我，我仍然还在那儿拼命苦干。”

祖克曼点点头，招呼女服务员过来。

“我觉得除了当地人，人们不会感激你在为老纽瓦克所做的一切。”

祖克曼点了三明治和茶。他怎么知道我是四九年出来的？我想应该是从《生活》上看到的吧。

他微笑着，等待这位伙计离开，回到河对岸去。

“你就是我们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祖克曼先生。”

祖克曼大笑起来。这完全不是他认为的那样。

“我是当真的。绝非戏言。上天作证。在我的心中，你和斯蒂芬·克莱恩齐名，两位伟大的纽瓦克作家。”

“呃，承蒙你如此夸奖。”

“还有玛丽·梅普斯·道奇，不过无论你多么推崇《银冰鞋》，它终究只是本儿童读物。我得把她排第三位。然后是勒鲁瓦·琼斯(3)，毫无疑问排第四。我这么说，一点都没有种族偏见之意，也不是因为最近几年中纽瓦克发生的悲剧，只是因为他写的东西算不上是文学。依我之见，那是彻头彻尾的宣传。在文学上，我们有你和斯蒂芬·克莱恩，在表演上，我们有罗德·斯泰格尔(4)和薇薇安·布莱妮(5)，在戏剧中，我们有多尔·沙里(6)，在歌唱中，我们有莎拉·沃恩(7)，在体育界，我们有吉恩·赫曼斯基(8)和赫伯·库尔布兰特(9)。在未来的岁月我分明看到小孩们去参观纽瓦克……”

“噢，”祖克曼说，再一次忍俊不禁，但是不太明白这种热情到底从何而来，“我认为我一个人做不到让孩子们去参观。尤其是帝国都已经关门了。”帝国指的是华盛顿大街上的滑稽影院，现在早已倒闭了。在那里，多少新泽西的男孩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第一次看到遮羞布。祖克曼是其中一个，吉尔伯特·卡诺夫斯基是另外一个。

那个伙计举起他的胳膊——还有他的帽子，像一个无可奈何的投降者。“呃，你在生活中也很有幽默感嘛。我可没有那样机敏。但是你会发现，未来如果人们想要回忆过去的日子，他们找的一定会是你。在《卡诺夫斯基》中你已经记录了作为一个犹太人生活在那里的日子。”

“呃，再次谢谢你。真的非常感谢你的赞美之语。”

服务员把他的三明治端了上来。对话应该结束了。说实在的，是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的。在那热情洋溢的背后，是某位尽情享受了一本书的人。好吧。“谢谢，”祖克曼第四次说道，郑重其事地举起了他的半片三明治。

“我去的是南区，四三届的。”

南区高地，老工业城的没落中心，祖克曼在那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半的黑人居住了，而整个纽瓦克依然还是白人的天下。他上学的地方在新兴纽瓦克城的城郊，在二三十年代就居住着犹太人，他们为了子女的教育和职业发展搬离中心区破落的移民飞地，终于来到奥兰治郊区，而现在，祖克曼的弟弟，亨利，在那里有一幢大房子。

“你是维夸亥克四九届的。”

“你瞧，”祖克曼略带歉意地说，“我要吃饭赶紧离开了。对不起。”

“请原谅我。我只是想说——我已经说过了，对吗？”他为自己的坚持歉意地一笑。“谢谢，再次谢谢。谢谢您的一切。见到您很荣幸，很激动。上帝知道，我不是想要来烦您。”

祖克曼看着他走到服务台结账。他一袭黑装，身材健壮，情绪低抑，应该比他看起来要年轻，但是沉重的外八字步让他显得更加笨拙、更加可怜。

“不好意思。很抱歉。”

帽子还是捏在手里。祖克曼确信自己看到他戴着帽子出门了。

“怎么了？”

“说出来也许会让您见笑。我本人正在努力写作。您当然不必担心我会和您竞争。当你试着动笔的时候，就会真的钦佩您那样的卓越成就。这需要非凡的耐心。日复一日地面对那一张白纸。”

祖克曼在想他是不是应该很有风度地请他坐下聊聊天，哪怕一会儿也行。他甚至开始觉得有一种感情上的联系，回想起他站在桌旁宣布他也是纽瓦克人。但是当他往后一站，说他也是作家之后，祖克曼就没有那么感情用事了。

“我在想您是不是可以给我推荐一位编辑，或者经纪人什么的，可以帮助我这样的人。”

“不行。”

“那好吧。没问题。只是随便问问而已。我已经有了一位制片人，他想以我的生活为素材创作一部音乐剧。我倒是想先向公众推出一本严肃的书。先把事实讲清楚。”

一阵沉默。

“这个在您听来一定很可笑，我知道，即使您出于礼貌说没有。但这是真的。这跟我是不是个有分量的人毫无关系。我不是名人，也没有分量。您看一眼就知道。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会做成音乐片。”

沉默。

“我是阿尔文·佩普勒。”

呃，反正他不是胡迪尼(10)。刚刚有那么一会儿似乎还有这个可能。

阿尔文·佩普勒等待着听祖克曼会对此做出什么反应。但祖克曼什么都没说，于是他急忙打圆场，也给自己台阶下。“当然对您这样的人来说，我的名字算不了什么。相比起浪费时间看电视，您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但我想，既然我们是老乡，那么您的家人也许向您提起过我。我之前没提起这件事，觉得那不太合宜，不过您父亲的表妹爱西·斯利弗和我母亲的妹妹洛蒂当初凑巧去了中心医院。她们年龄相差一年。我不知道您是否有印象，但他们在报纸上称我为‘平民英雄佩普勒’。我是‘犹太海军陆战队员阿尔文’。”

“这么说来，”祖克曼说，为自己终于有话可说松了一口气，“你参加了电视问答节目，是吗？”

哦，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棕褐色眼睛流露出悲怮和愤怒，充盈着的并不是眼泪，而是真相。“祖克曼先生，连续三周我都是最大赢家。比‘二十一点’还要大，比‘问问六万四美元’的金额还要大。我是‘聪明下注’的赢家。”

祖克曼根本记不得五十年代末期看过任何一个他提到的电视节目，也不知道这些节目之间的区别。他和第一任妻子贝齐甚至没有一台电视机。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还记得他家族中有某一位——很有可能是爱西——曾经提到过纽瓦克的佩普勒一家和他们那奇怪的儿子，前海军陆战队员和电视竞赛节目参赛选手。

“他们删掉了阿尔文·佩普勒，给伟大的休利特·林肯开道让位。这就是我这本书的主题。这是对美国公众的肆意欺骗。这是操纵千百万无辜人民的信任。我还要讲述我说出真相之后如何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他们成就了我，然后又毁灭了我。而且，告诉你，祖克曼先生，这还没有完呢。其他当事人还在继续着，在全美国上蹿下跳，左右开弓，没有人他妈的关心过这些人究竟是怎样地偷鸡摸狗、招摇撞骗。但是，由于我不肯替这些可怜的骗子说谎，所以我当了十年的嫌疑犯。连麦卡锡的受害者都比我日子好过。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奋起反对那个混蛋，为无辜者平反，诸如此类的，因而，至少部分正义得到了伸张。但是，直到今天，在整个美国广播业界，阿尔文·佩普勒依然是个肮脏的名字。”

这让祖克曼更清晰地想起了那些智力竞答节目所造成的轰动，虽然对佩普勒这个名字并没有很深的印象，但是他想起了休利特·林肯，这位曾经是年轻、达观、可靠的报社记者同时又是缅因州共和党州长的儿子。当林肯还是个比赛选手时，他是美国电视节目中的知名人士，深得中小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父母、祖父母的欣赏。直到丑闻败露，学童们始才明白，休利特·林肯在选手隔离室里脱口而出的答案，节目制作人几天前就已偷偷告诉了他。此事成了报纸头条，做了详尽报道，而且据祖克曼回忆，更好笑的是，最后的高潮居然是个国会调查。

佩普勒又说道：“我根本没想过要拿我们两个来做比较。像你这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艺术家和一个天生就有惊人记忆力的人完全是两码事。但是，我在上‘聪明下注’节目时，无论是否受之有愧，我都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如果一定要我说，我认为一位身经两场战争的海军陆战队老队员连续三个星期在全国电视黄金时间段展现犹太人的风采，对他们难道有什么坏处吗？你也许会蔑视智力竞答节目，即使是那些不做假的节目。你有权利这样——比任何人都有权利。但是，当初一般人并不这么想。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夺冠的那三周里，我毫不顾忌我的宗教，而将其说了出来。我希望国人知道，一位海军陆战犹太队员在战场上可以像任何人一样顽强。我从未说过我是个战斗英雄。离英雄远着呢。在散兵坑中，我像身旁的士兵一样瑟瑟发抖，可是，即使是在枪林弹雨下，我也绝不逃跑。当然，有很多犹太人参战，他们都比我勇敢。但是，只有我可以将此信息传递给广大美国人民。而且，如果我只能通过智力竞答节目来做这件事的话——呃，那也是因为我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当然，后来，《综艺》杂志开始对本人恶言恶语，骂我是‘问题鬼’等等，这标志着结束的开始。问题鬼，就是一锤定音。而我是唯一没找他们事先要答案的人啊！我所希望的就是他们能给我一个科目，让我来钻研并记忆，然后光明正大地去拼搏。对那些人，以及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罄竹难书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偶遇你这位纽瓦克伟大的作家时，让我感觉这就是我生命中的奇迹。因为，如果我写的这本书可以出版，老实说，我认为人们一定会读它，而且一定会相信的。那样的话，我的名誉就可挽回了。我所做的这点滴好事也就不会被永远泯灭。在成千上万对我失望的人民中，尤其是犹太人，不管哪位无辜者被我伤害了或污蔑了，唉，终有一天他们会知晓事情的真相。他们一定会原谅我的。”

说完这一番慷慨之语，他自己也被深深打动。深褐色的虹膜犹如刚刚冶炼完的矿石——仿佛只要从佩普勒的眼眸落下一滴来就可以在人身上烧穿一个洞。

“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祖克曼说道，“你要为此付出努力。”

“我努力了。”佩普勒勉强地一笑。“我整整用了十年。可以坐下吗？”说着他指了指桌子对面的空椅子。

“当然可以。”祖克曼说道，同时压制住脑海中无数个反对的理由。

“我从未干过别的事，”佩普勒兴奋地坐在椅子上说道。“在过去十年中，晚上我从没干过别的事。可是我没有天赋，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我把书稿寄给了二十二家出版商。我重写了五次，并且雇了南奥兰治哥伦比亚高中（至今仍是一所A级学校）的一位年轻教师，我按小时给她付费，请她帮我纠正语法错误和标点符号。如果没有她事先帮我矫正错误，这本书我是一页都不会提交的，因为这本书太过重要了。但在他们看来，如果你没有天赋的话，你就完了。你可能觉得我是怨怼才这么说，要是我是你，我大概也会这么觉得。但是连和我一起工作的戴蒙德小姐也深有同感：就目前而言，他们看到‘阿尔文·佩普勒’这个名字，就把书扔进废稿堆。我想他们真的只念了我的名字。更有甚者，目前在那些最低级的出版商眼里，我是个大笑柄。”佩普勒慷慨激昂地说着，可他的目光——此时的他恰与桌面持平——却似乎被祖克曼盘中未吃的食物所吸引。“这就是为什么我向你打听代理商和编辑的原因。我希望找到一个这个领域的新人，因为他不会马上对此产生偏见，而且可以意识到这件事的严肃性。”

祖克曼尽管最爱“严肃性”，但他还是不想卷入有关代理商和编辑的讨论。如果一位美国作家能想出一条理由去红色中国寻求庇护，那肯定是他想在自己与这种讨论中间，摆上千万英里的阻隔。

“不是还有音乐剧吗？”祖克曼提醒道。

“一本严肃的书是一回事，而百老汇音乐剧是另一回事。”

又一个祖克曼想立刻逃避的话题。听上去就像是“新学院”(11)里的课程引论。

“如果，”佩普勒轻声说道，“音乐剧能够完成的话。”

祖克曼乐观地说道：“可以的，你不是有一个制片人……”

“是的，但到目前为止它只是一个君子协定。还没有金钱交易，谁也没签署任何协议。这项工作应该要等到他回来之后才开始。那时我们才开始真正的交易。”

“对，那你还是有盼头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纽约，住在他的地方，将我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这就是我该干的事情。他跟那些出版界的大人物一样，也不愿意读我写的东西。他希望在他回来前，我一直对着录音机说话。而且剔除思想，只要事件本身。唉，要饭的哪能挑三拣四的呢。”

说得好，就这样结束吧。

“但是，”当佩普勒看到祖克曼打算离开时说道，“但是你只吃了半个三明治。”

“来不及了。”祖克曼指着他手表上的时刻说道。“有人在等我。再见。”

“喔，请原谅我，祖克曼先生，对不起。”

“祝你的音乐剧大功告成。”祖克曼俯下身和佩普勒握了一下手。“祝你一切好运。”佩普勒无法掩饰他的失望。他无法掩饰任何事。抑或这是掩饰一切吗？无法分辨啊，这也是祖克曼要离开的另一缘由。

“万分感谢。”然后，他无奈地说道：“瞧，从阳春白雪转到……”

又怎么了？

“如果我吃了你的泡菜，你不会介意的，对吧？”

是在开玩笑吗？是在讽刺吗？

“我受不了这种东西的诱惑，”佩普勒解释道。“童年时遗留下来的习惯。”

“请，”祖克曼说道。“请便。”

“你真的不介意？”

“是的，不介意。”

说话的同时，佩普勒看着祖克曼吃剩的一半三明治。这并不是个玩笑，他真的很想吃。“既然我吃了泡菜，那……”他自嘲地笑道。

“吃吧。为什么不呢？”

“事实上，他们家的冰箱里没有任何食物。一直对着那台录音机讲着那些故事，我感觉饿了。当我晚上醒过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他开始拿着从自动售货机里取来的餐巾纸裹起桌上剩下的那一半三明治。“所有东西都是派送的。”

但是此时祖克曼已经走了。他在收银机处放下五便士，然后就离开了。

祖克曼在列克星顿路等红绿灯时，佩普勒已向西走了两栋楼。“还有最后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