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地区，接下来的日子却比在战争期间更有死亡的风险。占领期间，敌人在明处，因此看得见，但在解放期间，一些冷枪在这里或那里响起，没法控制。把那些孩子接回黄别墅后，蓬斯神父禁止我们走出花园。然而吕迪和我还是会忍不住爬到我们的老橡树上，它的树枝伸到了围墙外边，从树缝里看得见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平原和远处的农场。从那里虽然看不到战争场面，至少可以看到一些打仗过后的硝烟。就这样我看见了那位德国军官，那位在莲蓬头下选择不出卖我们的德国军官，穿着衬衫，浑身是血，肿胀的脸，剃光了头发，被一些全副武装的抵抗运动成员押着，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报复……
食物供应总是很成问题，为了抵御饥饿，吕迪和我在草地上找到一种深绿色的草，看上去要比其他草肥厚些，我们采了一大把，然后放到嘴里尝了尝，有些苦涩，麻麻的，但这让我们感觉嘴里有东西填充。
秩序渐渐恢复，但传来的并不都是好消息。药剂师马塞尔小姐在经受了可怕的酷刑后，被带到东部。她怎么回来呢？还能不能回来？人们在战争中担心的一些事件渐渐被证实了：纳粹在集中营屠杀了大量囚犯，几百万人遭到杀戮，或被枪杀，或被毒气窒息，或被活埋。
我又开始尿床了，惊恐以后怕的形式表现：我被自己已逃脱厄运吓坏了，我的羞耻感也是回溯性的，我想到了那天我隐约见到却不想打招呼的父亲。但那真的是他吗？他是否还活着？我母亲呢？我因为悔恨而加倍爱他们。
在无云的夜晚，我会溜出寝室凝望天空。当我盯着“妈妈和约瑟夫的星星”时，那些星星仿佛又在用意第绪语唱歌。我的眼睛很快模糊了，我开始哽咽，抱着双手站在草坪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蓬斯神父不再有时间给我上希伯来语课。几个月来，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寻找我们父母的踪迹，翻阅从布鲁塞尔带来的资料，那是抵抗组织编制的被带走处死的人员名单。
对我们中的有些人，消息来得很快，他们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下课后我们去安慰他们，照顾他们，然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想到了自己：我是否就是下一位呢？迟迟不来的会是一个好消息还是最坏的消息？
当无情的现实逐渐代替了侥幸的希望后，吕迪开始相信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像我这样的倒霉蛋，事情不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确实，蓬斯神父每星期都会带来一些不幸的消息。先是他的大哥，接着是另一个哥哥，接着是姐姐们，然后是他父亲，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毒杀。每一次，无比巨大的痛苦击倒了我的朋友，我们在草地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仰望阳光灿烂和燕子斜飞的天空，手拉着手。我感觉他在哭泣，但我不敢转过头去看他，怕羞辱了他。
有一天傍晚，蓬斯神父从布鲁塞尔回来，满脸喜色地猛蹬自行车，朝吕迪冲去。
“吕迪，你母亲还活着，周五她将坐幸存者专列回到布鲁塞尔。”
这一天晚上吕迪喜极而泣，哭得那么伤心，我都以为他在见到母亲之前会被自己的眼泪淹死。
星期五，吕迪天不亮就起来漱洗、穿衣、擦皮鞋，一身资产阶级的打扮，我们以前从没见过，我差点认不出他。他头发抹了发胶，整齐地梳到招风耳朵后边，非常兴奋，不停地喃喃自语，从一个念头跳到另一个念头，话说到一半又停下，变成另一个话题。
蓬斯神父借到一辆车，决定我也可以一起去，这是三年来我第一次离开黄别墅。由于吕迪的喜悦，我把对自己家庭命运的担忧暂时搁置一边。
布鲁塞尔，细雨纷飞在灰蒙蒙的建筑物外墙，我们的挡风玻璃也蒙上一层透明的水汽，人行道上的水花闪着微光。一到指定接待幸存者的大旅馆门口，吕迪就冲向穿着金边红衣的门童。
“钢琴在哪里？我要把妈妈带到钢琴边，她可不是个一般的钢琴家，是演奏高手，她能开独奏音乐会。”
在酒吧看到那架锃亮的钢琴后，人家告诉我们幸存者已经到了。在经过清洗虱子、蒸气浴消毒后，他们现在正在餐厅用餐。
吕迪在蓬斯神父和我的陪伴下直奔餐厅。
一群肤色黯淡、皮包骨头的男人和女人，一色的黑眼圈，眼睛空洞无神，虚弱得几乎拿不动手里的刀叉，低头喝着手里的汤。我们走进去时，他们根本没注意我们，只是贪婪地吃着东西，生怕别人阻止他们吃饭。
吕迪扫视了一下餐厅。
“她没在，还有别的餐厅吗？神父。”
“我去问问看。”神父回答。
一个声音从一条长凳上传来：
“吕迪！”
一个女人站起来，朝我们挥手，差点就要倒向我们。
“吕迪！”
“妈妈！”
吕迪朝招呼他的那个女人奔过去，把她紧紧抱在怀里。
在她身上我没看出吕迪描述的他母亲的样子，那该是个文静的高个子女人，胸脯高耸，天蓝色的瞳孔，黑色长发瀑布般浓密，深受观众欣赏。相反，我看见他拥抱了一个小个子老妇人，几乎秃顶，目光呆滞惊恐，脸色灰白，皮包骨头，扁平的身体裹在一条羊毛裙子里。
然而，他们相互在耳边说着意第绪语，在对方的肩膀上痛哭。由此我认定吕迪没有搞错人，但显然是美化了他的记忆。
他想把她带走：
“来，妈妈，这个宾馆里有一架钢琴。”
“不，吕迪，我想先把饭吃完。”
“来，妈妈，来吧。”
“我还没吃完胡萝卜。”她跺着脚说，像个固执的孩子。
吕迪显然有些吃惊：在他面前的不再是那个有威望的母亲，而是一个不肯放下饭盒的小女孩。蓬斯神父做了个手势，让他别难为她。
她慢慢地，全神贯注地喝着汤，用一块面包蘸剩下的汤汁，直到把盘子擦得一干二净，对别的一切充耳不闻。在她周围，其他幸存者也这样仔仔细细地对付他们的盘子，几年的严重营养不良，让他们吃起东西来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
然后吕迪伸手扶她站起来，把我们介绍给她。尽管她非常虚弱，还是优雅地朝我们笑了笑。
“您知道吗？”她对神父说，“我坚持活下去，就是因为希望我能找到吕迪。”
吕迪眨眨眼睛，岔开话题：
“来，我们去钢琴那边，妈妈。”
穿过奶白色石膏吊顶的大厅，走过几道挂着厚重丝绒帘布的门，他小心翼翼地把她按在琴凳上，打开了钢琴盖子。
她看着那架三角钢琴有些激动也有些不安。她还会弹奏吗？她的脚滑向踏板，手指抚摸着琴键。她在颤抖，她感到害怕。
“弹吧，妈妈，弹琴。”吕迪喃喃道。
她有些慌乱，看着儿子。她不敢对他说她怀疑自己是否还会弹琴，说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说……
“弹吧，妈妈，弹吧。我也一样，想着有一天你会重新为我弹琴，这样才熬过了战争。”
她摇晃了一下，赶紧抓住琴的边缘。然后她盯着琴键，仿佛那是一道需要克服的障碍。她双手迟疑地伸向键盘，然后小心地按下了琴键。
那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温柔最忧伤的旋律。开始有点细长、纤弱、稀疏；然后慢慢坚定起来，琴声越来越紧凑、激越、热烈。
演奏的时候，吕迪母亲找回了往日的风采，现在我辨认出，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吕迪曾向我描述过的那个女人。
弹到最后一段时，她转向她儿子：
“肖邦，”她低声道，“他没有经历过我们刚刚遭受的劫难，然而他猜到了一切。”
吕迪在她脖子上亲了一下。
“你会继续上学吗？吕迪。”
“我发誓继续上学。”
之后的几个星期我经常去看望吕迪的母亲，尚莱的一个老太太收留了她。她在渐渐恢复原来的样子，脸色、头发和威望。吕迪每天晚上去她那里，并且也不再扮演他一直以来的、不可救药的、又懒又笨的坏学生角色，甚至对数学也开了窍。
星期天，黄别墅成了曾经躲藏起来的孩子的聚集地。人们从周围把三至十六岁的还未被认领的孩子带到这里。他们在风雨操场那个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展示自己。来了很多人，大部分人来认领他们的儿子女儿或者侄子侄女。也有在纳粹大屠杀后，感觉必须对某个孩子负起责任的远房亲戚，还有一些打算领养孤儿的夫妇。
我既盼望又害怕这些早晨。每次叫到我名字走上高台时，我多么渴望听到一声呼喊，我母亲的呼喊。每次当我在一阵礼貌的沉默中原路折回的时候，我恨不得自残。
“这都是我的错，神父，我父母不来，那是因为战争期间我并没有想念他们。”
“别说傻话，约瑟夫，如果你父母没有回来，那既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他们的错，是希特勒和纳粹的错。”
“您不能推荐我被领养吗？”
“现在还太早，约瑟夫。如果没有文件证明你的长辈都已去世，我没有这个权力。”
“反正，没人会要我的！”
“别，你应该继续盼望。”
“我讨厌盼望，我在盼望时感到无用和肮脏。”
“你要更谦卑一点，再等等吧。”
这个星期天，在例行的孤儿展览后，我仍然一无所获、垂头丧气。我决定陪吕迪去村里他母亲那里喝杯茶。
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我看见远处有两个人影在往坡上爬。
我连想都没想，拔腿就往那个方向飞奔，几乎脚不沾地，简直要飞起来了。我跑得太快了，感觉腿都要从髋上落下来了。
我并没有认出那个男人或女人，但我认出了母亲的大衣，一件带风帽的玫瑰色和绿色相间的苏格兰呢大衣。肯定是妈妈！我还从未见过别人穿带风帽的玫瑰色和绿色相间的苏格兰呢大衣。
“约瑟夫！”
我使劲捶打着我父母，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一句话。我拍他们，掐他们，紧紧抱住他们。我盯着他们看，抓紧他们，不许他们再走掉。我重复了无数次这样混乱的动作。是的，我感觉到了他们，看到了他们，是，他们还活着。
我高兴到悲从中来。
“约瑟夫，我的小约瑟夫！米舍科，你看到了吗？他多可爱啊。”
“你长大了，儿子！”
他们说着些愚蠢没意义的小事，却让我直想哭。我，我已泣不成声。我们分别后三年来蓄积的痛苦，一下子压到我肩头，把我击垮。我张大了嘴，却发不出声音，只会抽噎。
意识到我不回答他们任何问题时，他们转向吕迪：
“我的小约瑟夫，他太激动了，是不是？”
吕迪表示赞同。因为再次被母亲理解，猜中了心事，又引得我一阵热泪。
我有一个多小时说不出一句话。在这个小时里，我抓住他们不放，一手拽住我父亲的胳膊，另一只手握住母亲的手掌。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从他们对蓬斯神父的讲述中知道了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他们藏身在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大农场里，乔装成农业工人。他们之所以花了很长时间确定我在哪，是因为他们回到布鲁塞尔后，发现叙利伯爵和伯爵夫人失踪了。抵抗组织把他们引到了一条错误的线索上，他们一直寻找到荷兰。
在叙述他们的曲折经历时，母亲经常转向我，抚摸着我，轻声喃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