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公牛的速度，记得它蹄子蹬地的声音，记得它低头准备攻击时，颈部顶部绷紧的肌肉。但我不记得公牛散发的气味，尽管我确定它有气味。公牛身上总是有种气味，一种混合着汗液和粪便的气味。而且我也不记得，它是否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或许它会，或许也不会。

那是2001年初，我在市政斗牛学院（Academia Municipal Taurina）待了几个月，这是墨西哥（Mexico）的瓜达拉哈拉市（Guadalaja-ra）的一所斗牛学校。里面的学生年龄从12到18岁不等，我每天都去看他们训练，为一家杂志征文做记录，我并不擅长写这样一个故事，但我相信这个故事会火。这些雄心勃勃、天赋异禀、勇敢无畏的年轻人，努力地在这份危险的行业中走出自己的第一步，尽管他们常常会掉入年轻时代的陷阱中，就像《午后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的情节结合上了《欢乐合唱团》（Glee）。

通常，这些孩子在训练时都没有公牛。然而，他们自己玩耍时会扮演牛，他们伏着身子，对着彼此迅速而猛烈地冲锋。他们会使用一种奇怪的装置，那是一种定制的独轮车，上面装着真正的牛角，以模拟有一定威胁性的冲锋。

然而，有时他们会用真牛。

准确地来说，是用小牛（becerros）。小牛指的是一种年轻的公牛，年龄仅仅比青年期公牛小两三岁，体重大约300磅。这种牛的体重远比你在斗牛场上见到的成年公牛要轻，成年公牛相当于动物王国里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的后卫，体重可以轻易达到1500磅。倘若这些孩子遭到成年公牛的全力一击，那真会被打得像个小孩儿。而用小牛训练，则可以允许更多的失误，从而也能得到更多的学习。当然，这不是说被一只300磅重的动物击中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当然不是，正如我看到的那样。

那个下午，我们开着大篷车驶去农场，农场里有学校的一位赞助人，他是当地一位富有的农民，拥有一处私有的斗牛场。那里有一头小牛在场地里等着我们，它浑身透着黑玉般的金属色泽。斗牛领域充斥着技艺的故事，这些技艺用来培养那些训练或比赛用的小牛。这些牛都被注射了安非他明（amphetamines），或是睾丸上被紧紧绑上了绳子。我不知道这只小牛经过了什么样的处理，但是看起来它已经准备好去战斗了。

我看着这些年轻人轮流斗牛，莫罗（Mauro）、丹尼尔（Daniel）、罗德里戈（Ro Dr.igo）。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场地。他们并没有穿着正式的斗牛服，而是穿得很普通，即牛仔裤或毛裤、T恤、运动鞋。他们共用着一张斗篷，一面是粉色的，另一面是灰白色的，由粗糙的帆布制成，比你想象的要重。每轮到一个人，他就从场地内周围的四角木质围栏中走出来，那些围栏只有胸部这么高。围栏里的空间足够一个人站着，但不够让一头牛进去。当公牛的正面离开了他们，朝向场地另一端时，他们就跳出围栏。他们朝前走几步，然后停下，伸直身体。斗牛斗篷的顶端拴着一根结实的木棒，学生则抓着木棒，让整面斗篷都翻起来，粉色的一面对着牛。倘若公牛还没有注意到，学生就会跺跺脚，在地面踢起一阵沙尘。

“嘿，”他喊道，他的声音很尖，仿佛在下命令召集部队，“公牛！”

然后，那只牛转过头朝向他。

这些孩子都是斗牛好手。他们站在原地，肩膀向后拉，身体拉直，不论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如何，他们的姿势旨在显露出一种毫无畏惧的信心。他们摇晃着斗篷，一次、两次、三次，一直保持将斗篷与牛角保持着垂直，而牛则专心致志地盯着他们。

然后，牛开始发起冲锋。

斗篷的颜色并不重要，红色能激怒牛，这是个神话，因为公牛是色盲。公牛能看到的是运动，听到的是噪音，感觉到的是威胁，而想要的是接触，并且征服。斗篷能够接受的空间比斗牛士要大，因此公牛也就能动的越多。这面斗篷就是一面旗帜，上下前后地挥动，而那位年轻人则是旗杆。

公牛就是冲着这面斗篷去的，不是吗？

正像露西（Lucy）在抢球时会像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那样装作要踢开它，这位年轻人挥起斗篷，在公牛头顶掠过，好似要碰到它。通常，公牛会跟着斗篷跑，围着斗牛士转圈，用头顶撞斗篷。一次、两次、三次，然后这位年轻人走开，躲在另一个场边围栏里。然后下一个年轻人已经做好准备，等着公牛转过头来，然后接过斗篷，走进场地。

他们像这样训练了45分钟，而我站在一座围栏后面，把我的笔记本靠在围栏上，用圆珠笔在纸上勉强记录着写文字，我的皮肤在墨西哥蔚蓝的天空下被晒得发红，我试着记录下这一切。最后一个孩子（我觉得是莫罗）进入场地时已经到了午餐时间。之后，我忘了是谁建议我，让我也试一把。

我拿起斗篷，走进场地。我向前走了几步，尽最大的力气拉起肩背，站直，挺起胸膛。那只公牛正在另一个角落，并未看着我。我举起斗篷走了过去。

“嘿！公牛！公牛！公牛！”

公牛转过头来，似乎迟疑了片刻，用空洞的眼神看着我。我能看到它身体两侧的起伏。它已经累了，而且肯定非常沮丧。它一直都没有碰到人，一次都没有。

我再次挥了挥斗篷，公牛冲过来了。

我记得那种姿势，公牛低着头，踏着沉重的蹄子冲了过来，我也记得我握着木棒的手开始变白。我记得我急切地挥舞着斗篷，记得我当时很想知道，为何公牛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斗篷，为何它似乎关注的是我。当公牛冲过去的时候，好斗牛士甚至会站得更直，他会缩紧臀部，拉直肩膀，这个姿势的象征意味如此明显，以至于不需要任何解释。我的臀部却向后撅了起来，我把斗篷尽可能伸到我身体之外，用力地摇晃着，试图让这只公牛改变其没法改变的心思。

公牛的前额碰到了我的一边臀部，将我从地面上顶到了空中。我记得我在空中扭曲着，试图找到下半身的脚，但是没能找到。我重重地摔倒地上。公牛对着我，我还记得我握着它的一只角，握得比握木棒还要紧，我握着那只角，让它远离我，以防它接近我的头部和颈部。我听到那几个孩子冲了过来，朝那只公牛喊着，其中一人猛击其腹部，试图分散它的注意力。大概过了五秒之后，这招起作用了，公牛的注意力离开了我，试图去顶莫罗。我笨拙地站了起来，跑到了一座围栏背后，兴奋地笑了起来。我的血管里充满了肾上腺素（a Dr.enaline），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腹部后来鼓起了硕大的蹄印。

所以，为何公牛碰到了我，而没有碰到别人？

答案很明显，我是个糟糕的斗牛士。但还有另外一种答案，要讲清楚这个答案我们还得回到亨利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人类研究和动物研究之间的界限在任何地方都非常模糊，然而在外祖母所在的收容所，这一点最为模糊。1949年，收容所的院长查尔斯·伯林盖姆（Charles Burlingame）建立了第一间手术室，用于外祖父进行神经外科手术，而他也在同一栋楼里，开了一间研究猴子的实验室。伯林盖姆雇用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主持实验室，并担任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这位年轻人名叫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从神经外科学家转变成了神经心理学家。普里布拉姆从耶鲁大学（Yale）的约翰·富尔顿（John Fulton）的实验室直接来到了这所收容所，而他的职责，在那年研究所的年度报告里有所描述：“因此，之后的研究可以放在对人类的神经外科手术（额叶切除术）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之上，可以为这种在精神病学中有争议的疗法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方向。”

甚至在普里布拉姆离开富尔顿的灵长类实验室，开办自己的活体研究所之前，他的兴趣就如很多同时代的研究员一样，开始从大脑额叶转向了颞叶。一位从麦吉尔大学来做访问的研究生莫蒂默·米什金（Mortimer Mishkin）甚至更加年轻，普里布拉姆和他一起，开始进入保罗·布西（Paul Bucy）和海因里希·克鲁尔（Heinrich Klüver）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离开的领域，即研究双侧颞叶切除所带来的行为上和神经上的影响。在他们最初的研究中，他们使用了十只动物：一只成年雄性南非狒狒、一只雌性几内亚狒狒、八只年幼的恒河猴。他们用各种任务测试了每一只动物。之后，普里布拉姆一只接一只打开了他们的头颅，并移除了它们的额叶部分，然后重新测试了它们。这些动物在术后还活了大约4到8个月，它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观察，包括它们的食物、体温等等；然而，普里布拉姆记录道，“尽管我们相信，溢出的食物都已经被收集并称重了，但我们仍不能确定。同样，尽管我们已经做了预防措施，让动物们适应测量直肠温度的过程，但仍不能确切地说，动物在术前和术后的放松度是一样的。”在收集到足够的数据之后，所有的动物都被杀死了，而它们的大脑也得到了分析，从而得到了大脑损伤程度的精确测量。

他们的发现在很多方面验证了克鲁尔和布西的发现。比如说，颞叶损伤的动物似乎什么都愿意吃。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在难闻的奎宁（quinine）里泡了几片土豆和海棉球，给那些动物吃。颞叶损伤的猴子会毫不犹豫地吃掉给予它的一切。而且它们还会吃肉，而这些食草灵长类动物本来是不吃肉的。这种新发现的疯狂行为甚至不仅限于味觉，它们似乎对一切它们之前所不在乎的东西都有兴趣。研究员们给猴子们一些明显有害的东西，比如一片锋利的金属、烧着的纸片，而这些猴子会反复拾起这些东西，并义无反顾地拿着仔细观察，尽管这些东西会伤害到它们。“一件明显有害的物体，倘若会烧伤或割伤动物的皮肤，”他们写道，“那么在一次实验中，一只动物接近、接受、仔细观察这件物体的次数就会被记录下来。”有几次，在一只猴子拿走烧着的纸片后，“这只动物的胡须被烧着了，”而且一般说来，“不论这些有害的物体会带来多么明显的不适感，这只动物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将自己暴露在伤害中。”

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还记录道，这些动物会表现出典型的“温顺”且“缺乏恐惧”，克鲁尔和布西也曾在他们的研究中有一次描述。他们用一种威胁的语气朝动物吼叫，并爬进这些曾经凶猛、而今温顺的灵长类动物的笼子，从而测试这一点。“没有预先计划的情况下，实验者们很安全地进入了这只动物的笼子，并且‘抚摸了它一段时间’。当观察者把手放到这只动物嘴上时，它非常温柔地咬住了。”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还把颞叶损伤的动物和未受损伤的动物放到一个笼子里，看看会发生什么。“当它被一只更大的动物攻击时，它不会试图逃跑，而是安静地坐着，闪躲着朝它飞来的杂物，当被击中或被咬到时，只是简单地缩起来或做鬼脸。”

除了克鲁尔和布西所原创的这些实验测试之外，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还发展了些新测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延迟反应任务（delayed response task），这项任务旨在测试这些动物的记忆。任务在手术之前就已经教给动物们，以确保它们对这种方法有基本的理解。这种方法是这样的：动物看着研究员把一颗花生藏到两只倒置的杯子其中之一下面。然后，研究员在动物和杯子前面放遮幕。遮幕放下后会持续大约15秒，然后研究员升起遮幕，让动物去拿那只杯子。如果它选择正确，那么它就能吃到花生。手术之前，动物进行了100次这样的任务，其中85次拿到了藏有花生的杯子。在内侧颞叶移除之后，动物们再次进行这项任务。

动物们做得很好。正如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在论文中所写到的，“延迟反应测验中的表现并没有问题。”这就是说，测验结果显示出，当灵长类动物失去了海马及其周围的大脑组织时，它们的记忆能力并未受损。不论大脑损伤给这些猴子带来了什么后果，这都没有影响到它们的记忆系统。

然而，H.M.并非如此。

当外祖父还在给亨利做手术时，普里布拉姆已经在生活研究所建立起了自己的实验室，尽管他和米什金还与耶鲁大学有所交流，但他们已经住在了哈特福德，并在那里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亨利的手术是在哈特福德医院做的，而不是在生活研究所，然而普里布拉姆听说了这次手术，并且立刻对此产生了兴趣。事实上，在外祖父为了邀请布伦达·米尔纳来研究亨利以及其他内侧颞叶损伤案例，而最初写给怀尔德·潘菲尔德的信中，外祖父就加了一句，普里布拉姆“也想研究这些案例，当然，这与我完全没关系”。

普里布拉姆从未停下过主导有关H.M.或其他病人的研究。他的专长在于非人类的灵长动物研究，可能他觉得，从恒河猴转到人类太过困难。但是，尽管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并未直接研究过H.M.，但他们和许许多多其他大脑研究者不得不努力解释H.M.的案例意味着什么。如果从机能上说，人类和非人类灵长动物的大脑是类似的（用猴子做实验的基本逻辑），那么为何颞叶损伤的猴子的记忆系统并未受影响呢？它们是如何记住哪只杯子下面有花生的呢？

很快，各地的研究员们都开始探求这种明显的差异，试图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复制H.M.的损伤，并研究是否这样做会导致遗忘症。外祖父也参与其中，有一位名叫罗伯特·科雷尔（Robert Correll）神经心理学家，在哈特福德医院的一个实验室养了一群恒河猴。在他下班不久之后，外祖父就会去探访那个实验室，并且给那些恒河猴做了和亨利同样的手术，即切除它们双侧的内侧颞叶。外祖父和科雷尔试图测试灵长类动物术前术后的记忆，他们让这些猴子做各种任务，并奖励它们一点食物或香蕉味的糖果。然而，他们研究的结果基本上和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的结果无异。这种损伤似乎对恒河猴的记忆毫无影响，至少对延迟反应研究所测量的记忆毫无影响。外祖父将这种失败部分归因于“缺乏对记忆的普遍接受的操作定义”。最终，外祖父杀死了所有的猴子，将它们的大脑做成切片，然后继续。

至于卡尔·普里布拉姆，他于1957年离开了生活研究所，然后进入了斯坦福大学，他在那里接受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系联合教授的职位。普里布拉姆的门徒米什金也离开了生活研究所，去了马里兰州（Maryland）贝塞斯达市（Bethesda）的美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他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灵长动物实验室，也是全国最大的此类实验室之一。在心理卫生研究所，米什金继续试图在猴子身上验证与H.M.类似的遗忘症。他损伤了猴子的内侧颞叶，进行了一系列测试，然后杀死它们来精确测量其损伤的维度。

损伤、测试、杀死，循环往复。

20多年后，他才找到了他一直寻求的结果。

要进入米什金在心理卫生研究所的办公室，我不得不穿过层层安保，首先把我的护照展示给玻璃门背后的保安，然后走过另一个保安的金属探测装置，再然后和另一个保安说明我到访的理由，最后我得到了一张临时访问证，用根带子挂在脖子上。米什金的办公室离心理卫生研究所复杂的园区入口大约几百米，我走过这一段路的过程中，想起我童年时所喜爱的一本书《实验鼠的秘密基地》（Mrs Frisby and the Rats of NIMH）。这本小说讲述了一群实验室里的动物获得了超凡的智力，它们用这种智力逃出了笼子，生活在它们自己的世界，而不是“依靠着别人而活，就像狗背上的跳蚤”。

在米什金所在建筑的大厅里还有另一位保安，我向他展示了我的访问证和驾照，并且告诉他，我在这里有预约。他拿起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