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得很糟糕。”

这是我与布伦达·米尔纳第一次谈话的文字稿中的第一句话。当我阅读这份文字稿时，我感觉又听到了她的声音，她一口清脆的英腔，说话时词语都紧紧地连在一起，与此同时，她办公室的模糊图像也渐渐在我脑海中浮现。这正是与她相关的一切：她的办公室、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办公室度过多少年岁月才积累起这些东西，成堆成堆的纸页、塞满书籍的书架、满是文件的箱子。在这种办公室里，为了清理出空间给新的一天的工作，每天早晨肯定都是一场斗争。四面的墙上挂着一些海报，我觉得其中有一张里面是一只动物，这是一幅《国家地理》式的自然风光照片，然而我不记得那只动物属于什么种类了。在米尔纳的桌子上，她电脑旁摆着一张框好的照片：外祖父穿着他那淡绿色的外科手术服的特写照。

我们的谈话时间是在2010年，当时很多东西已经在米尔纳的办公室里积累了超过半个世纪。她当时已经93岁，仍旧是麦吉尔大学（Mc Gill）的教授，她还在教书、做研究，仍旧作为一名积极的科学家，过着凌乱而斗争的生活。

米尔纳亲切地接待了我。麦吉尔大学公关部的某个人陪着我到了她的办公室，在会谈开始之前，一位摄影师走了过来，带我们去了另一个房间，他给我们拍了张照片，这是为了给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写新闻稿。“他是不是长得像斯科维尔？”某人问到米尔纳。她夸赞了我，说我比我外祖父长得高，鼻子更大，两眼靠得更近，头发更稀疏。

“不，”她说，“并不是。”

我在头一天晚上就开车到了蒙特利尔（Montreal），却很失望地听到，我已经错过了《记忆碎片》（Memento）的放映，这部电影是米尔纳主持放映给麦吉尔大学电影社团（McGill Film Society）的。《记忆碎片》的主角是一位患有遗忘症的男子，他想要找出一个谋杀案件的真相，这位主角的塑造也部分受到亨利的启发。我告诉米尔纳，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她说她也很喜欢，而且这是她见过的最真实地描写遗忘症的电影之一，尽管剧本搞错了短时记忆的定义，她如此指出。她说，像亨利和《记忆碎片》中的主角这样的人，他们并没有短时记忆障碍。相反，短时记忆成了他们所有的一切。

我还记得米尔纳坐在她那杂乱的办公桌旁边，身形紧致的她穿着件羊毛衫。

“现在，”她说，“我能怎么帮你？”

直到1950年进入神经学领域，米尔纳才开始对记忆产生兴趣。当然，她一直都对大脑及其结构与功能之间关联的神秘方式非常好奇。而且她也明白，受损伤的那些病人能对我们理解那些功能做出多大的贡献。在她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参加的最后一次心理学考试中，她坐在历史上著名的剑桥大学评议会大楼上（Senate House），考题中有一道是写出一篇有关视觉、听觉、语言功能的大脑定位的现今学术知识综述。那一年是1937年，尽管她记不起她当时具体答了什么，但是她觉得当时应该写到了菲尼亚斯·盖奇、叹先生，还有其他那些吸引人的受损伤的个案。然而，她应该没有提到有关记忆的问题。1937年，当时米尔纳开始和潘菲尔德的病人一起工作，当时的普遍舆论和十多年之后没多少不同，即记忆并非和大脑的特定结构有关，而是均匀地、等势地分布在整个大脑上。根据这种观点，试图找到记忆的处所，在神经学上相当于捕猎，这种处所并不存在。米尔纳自己对于记忆的看法也没有多大差别，直到她遇到病人P.B.和病人F.C.，这两个人的大脑两侧的内侧颞叶单侧都有损伤，米尔纳给他们说了一些故事，并且让他们对她重复这些故事。当他们呆呆地看着她时，当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们没有接收到她所说的任何信息时，米尔纳意识到有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她曾经并不相信记忆的处所，直到她发现了这个处所。

然而，她发现了吗？

倘若移除这两个人大脑左半球的海马会导致深度的遗忘症，这一点确实存在，但是其他接受过同样手术的病人却并不存在同样的症状。

米尔纳和潘菲尔德仔细地讨论了这个悖论。最终，他们得到了一些试探性的结论。

确实，潘菲尔德在这两个遗忘症病人身上做了同样的手术，而且他已经至少在其他90个病人身上做了这样的手术。而且确实，这两个病人的大脑，在手术后呈现出了与其他具有同样损伤的大脑完全不同的机能。但是，这并没有什么意义。除非这两个遗忘症病人的大脑从一开始就是特殊的。

米尔纳和潘菲尔德总结道，对于同样的操作导致不同的结果，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两位遗忘症病人的内侧颞叶在手术之前已经损伤了。与潘菲尔德作为研究目标的大脑半球相对的另一侧半球肯定已经有机能障碍了。或许，这种损伤发生在出生之时，可能是医生用了夹钳把头部拉出子宫，又或许是病人在之后的生活中中风而没有被发现。这也意味着，潘菲尔德对病人所做的单侧海马损伤，也就等同于双侧损伤。事实上，尽管潘菲尔德只将一侧半球作为目标，但他已经摧毁了两侧半球。

如果这一点被证明是真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正常的记忆功能依赖于海马，以及其他内侧颞叶结构。尽管潘菲尔德和米尔纳都觉得，他们已经处在人类大脑中找到记忆的处所的边缘，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缺少证据。当时的脑成像技术没法探测到这两位遗忘症病人剩余的海马中的损伤。而且，即便潘菲尔德决定重新打开他们的颅骨以便看看里面的情况，但这种损伤可能并非肉眼能见到。要颠覆当时有关记忆的流行观点，他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预感。

倘若潘菲尔德愿意将病人的两侧海马都移除，看看会发生什么，从而来检验这个理论，那么他和米尔纳可能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证据。然而，潘菲尔德没有这么做。他太过于担心会导致不必要的伤害。尽管他在癫痫手术领域做出了革命性的成果，但是他总的来说还是一位保守、谨慎的医生。他对一切新兴事物都持怀疑态度。比如说，神经外科手术对他而言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兴趣，但在治疗上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操作。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潘菲尔德从没有做过额叶切除术，他有时还拐弯抹角地批判那些做过这种手术的医生，并且宣称这是一种“年轻外科医生的虚荣”，“他们学会了如此专业地使用手术刀，以至于他们能从任何地方切除任何东西，除了死亡；他们能切除智力行进的通路，却留下了一个只能走路的活死人。”

潘菲尔德的保守主义对于病人而言是一种幸运，对于科学进步而言则是阻碍。20世纪50年代中叶，也就是米尔纳测试潘菲尔德的第一例遗忘症几年之后，尽管他们准备写一篇有关此案例的论文，但是他们仍没有发表他们的发现。他们的数据似乎并不完备，证据也太过简单难以被接受。在科学的意义上而言，他们已经止步不前了。

之后，1954年5月在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的一次神经外科学会议上，潘菲尔德遇到了那种年轻、颇具野心、天赋异禀的神经外科学家，这正是他时常所批判其虚荣的那类人。外祖父和潘菲尔德讨论了他们各自对于内侧颞叶手术的经验。尽管这类手术大多都出于各类原因，但外祖父主要是给那些收容所的病人做，而潘菲尔德大多给癫痫病人做。而让他们感到有趣的并非他们出于不同动机，而是他们所得到的相似结果。潘菲尔德告诉外祖父有关他和米尔纳所记录的病人P.B.、病人F.C.的事情，还说他们预感，边缘系统肯定对记忆至关重要。潘菲尔德并不受神经外科学学界欢迎，但是当外祖父说，他自己也遇到了术后遗忘症的情况时，潘菲尔德表示很高兴。潘菲尔德回到蒙特利尔之后，就告诉了米尔纳他了解到的收获。

最终，在1955年3月22日，他给我外祖父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比尔，”他开头写道，“米尔纳医生和我已经一起在写我们的项目论文，文章有关记忆丧失与海马区的关系。我思考了很多遍我们在圣菲（Santa Fe）的讨论，在我看来，你提到的案例给整个问题都带来了启发。”潘菲尔德着重提到了三个病人的案例，“你对这些病人两遍的颞叶都往后移除了8或9厘米的组织，”并且，他还问是否有可能让布伦达·米尔纳前往康涅狄格州拜访那些病人。“我记得他们都是精神病病人，”潘菲尔德写道，“我觉得，你面对这些案例肯定感到有些迟疑，就像我面对那两位病人一样，我使得他们丧失大量的记忆。其实，我应该觉得更糟，因为我动过手术的那两位病人并非精神病，而且他们在生活方面，比你的病人可能表现得更好。”潘菲尔德继续写道，米尔纳想去看看那些病人，“不论他们在哪儿。”

“我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相关的图表，我也很高兴米尔纳医生能够过来看看这些案例，”外祖父回信写道。他纠正了潘菲尔德觉得他所有的内侧颞叶的案例都是精神病病人的假设，之后描述了亨利这个案例。“唯一一个非精神病性的癫痫案例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他写道，“他在21个月以前切除了颞叶的内侧面，包括海马旁回钩（uncus）、杏仁核、海马回，而且根据他母亲在电话里的说法，‘他的记忆完全不好了，他甚至没法独自一个人去商店买东西。’”

而对于那些收容所的病人，外祖父保证，机构会准许米尔纳完全接近他们，然而他也做出了警告，这些病人可能不如亨利那样容易被收集到有用的数据。“这些案例，”他写道，“都可以用于研究，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其他并发损伤。”

1955年4月25日，米尔纳登上从蒙特利尔开往哈特福德的夜班列车。她出行轻便，只带了几件换洗衣物、一些洗漱用品、一部心理测试小集子。当然，她携带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并没有重量。那就是一个想法、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在数年里慢慢成形，然而直到当时都还难以下定论，这确实令人失望。列车驶出车站，开始向南行驶，车速慢慢加快，列车跨过边境，沿着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岸绕行。阿迪朗达克山（Adirondack Mountains）的山岭在远处拔地而起，米尔纳也在极速而过的黑夜里准备入睡。

米尔纳于第二天早晨在哈特福德医院（Hartford Hospital）第一次见到亨利。外祖父介绍了一下这些病人，亨利用微笑和米尔纳打招呼。亨利已经29岁了，为人友善又礼貌，脸上还透着些孩子气。介绍过之后，外祖父就离开去工作了，米尔纳自己在旁边的一间办公室准备她的测试材料，而亨利则被留在外面的走廊，和活体研究所（Institute of Living）的研究领导卡尔·普里布拉姆医生在一起。普里布拉姆来到这所医院，是因为他也对亨利很感兴趣。当米尔纳结束准备之后，她发现普里布拉姆和亨利还在谈话。于是她打断了他们，让亨利进检查室。

“你和普里布拉姆医生在聊什么呢？”她问道。

亨利好奇地看着她。他说，米尔纳搞错了。他刚刚并没有和任何人聊天。

他们坐在桌前，米尔纳拿出了一份文件，名叫《韦克斯勒记忆量表》（Wechsler Memory Scale,WMS）。众所周知，WMS是记忆检测的标准诊断工具。米尔纳也用这个量表来检测病人P.B.和病人F.C.。这个量表由一个叫做美国心理公司（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的企业出版，其编制和构造者是一位贝尔维尤（Bellevue）的心理学家大卫·韦克斯勒，他也是当时最流行的智商测验量表的作者。而要弄清亨利的“记忆商数”（memory quotient）十分简单，只需要给他呈现出以某种形式列出的任务，记录下他的答案，然后算出结果即可。对于个人记忆商的解释和对智商的解释大致相同：100分代表平均水平，高于或低于100则在某种程度上优于或劣于平均水平。这个测验的开头是一系列非常基础的问题，米尔纳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地呈现给亨利，每两道问题之间都有停顿，以便记录下他的答案。亨利说自己27岁，今年是1953年，月份是3月，现今的美国总统是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

实话说，亨利的大多数答案是完全错误的。而这些答案只是在年代顺序上有错误。亨利说的每件事都是真实的，在某个时刻是真实的，但在如今却不是如此。米尔纳听着亨利的答案并做着笔记，她试图掩饰自己任何惊讶或震惊的表情，确保自己不会影响到亨利［这是标准的诊断流程：在我得到的那份WMS量表操作手册中，另一位心理学家在某一页的顶部写道，在测试时，“假装自己是《警网擒凶》（Dr.agnet）中的杰克·韦伯（Jack Webb）”是个好主意］。米尔纳继续提问，并没有做出评价，直至对亨利遗忘症的深度的了解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米尔纳之后测试了亨利从记忆中再现集合图形的能力，以及记住特殊词对的能力，比如卷心菜/钢笔，服从/英寸。而亨利则非常吃力，不断地给出空白答案，米尔纳详细地记录着他犯的错误，专注于测验的流程，努力不让自己因为遇到这样一位特殊病人所产生的兴奋感而分心。

最后，她告诉了亨利一些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讲，在波士顿的一位名叫安娜·汤普森（Anna Thompson）的年轻保洁员，她被打劫了15美元，另一个故事是讲，一艘在跨洋冒险的船在利物浦（Liverpool）附近触了雷。

当米尔纳讲完之后，她等了几分钟，然后让亨利把他所记得的部分复述出来。

而他只是好奇地看着她。

亨利记忆商数的得分是67，这是米尔纳所见过的最低分数。

这一点结束之前，米尔纳还测试了亨利的智商。《韦氏智力量表》（Wechsler Bellevue Intelligence Scale）中的任务都是非常折衷的。有些特定的问题是为了测查人们的常识，比如伦敦在哪里？谁写了《浮士德》（Faust）？什么是《经外书》（A pocrypha）？还有一些更广泛、具有哲学性的问题，哲学问题需要更加思辨的回答，比如为何我们要远离坏公司？为何法律是必要的？为何天生的聋子一般也无法说话？量表有一个部分需要给不同的词下定义，这些词从简单的“苹果”到模糊的“基团”[1]都涵盖了。另一部分通过询问问题来测试一些现实生活的计算能力，比如如果7磅糖要花25美分，那么1美元可以买多少磅糖？量表中还有一些类比测试，比如问橙子和香蕉有什么共同点，马车和自行车有什么共同点，表扬和惩罚有什么共同之处。还有一些测试涉及图片而非文字，比如有一题需要让受试者将一堆碎纸片重新组合成其原来的样子，即画面里有一个人像的样子。

亨利很擅长做这些题目，而且不仅仅是擅长。他一共得了118分，分数远高过平均分，已经到了“高智商”的范畴。亨利尤其擅长计算，他可以非常快速且流畅地在脑子里得出答案，但是他整个过程都显得急切且能干。米尔纳观察到亨利在智商测验中，从难题到容易的题目都能顺畅解决，恐怕她都忘记了潜藏在亨利那双慧眼之下的遗忘症了。

亨利对于测验是来者不拒。他对每次新的测验都保持着同样专注，从不会抱怨，从不会感到无聊。在测验间隙，米尔纳起身去医院的自助餐厅倒了一杯咖啡。几分钟之后，她拿着咖啡回来准备继续工作。亨利用微笑朝她打招呼，并带着一种迟疑的目光友善地看着她。他完全不知道米尔纳是谁，但是他每一次都很乐意见到她。

第二天，米尔纳开始在州立收容所拜访那些精神病病人。外祖父给她提供了一辆车和一位司机，并且提前打电话给她，确保她获得许可。

米尔纳的第一站是去康涅狄格州州立医院，它在哈特福德向西60英里之外，那里有着一片河岸的田园风光，还有一片生机盎然的奶牛牧场。她到了检查室之后，很快就迎来了她的第一位病人，这是一位名字首字母为M.B.的女性。米尔纳像往常一样，仔细地做着记录。她写道，“病人M.B.是一位55岁的躁郁症女性，前文书工作者。”这位病人于1951年12月27号来到收容所，当时她被描述为“焦虑、易激惹、好斗、不安，但是在任何领域都表现得不错”。在这位病人住院大概一年之后，M.B.来到了2200房间，外祖父在那里给她做了“双侧内侧颞叶完全切除术”。M.B.的档案记录道，“她术后陷入了木僵和紊乱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星期，但之后很快恢复了过来，并且没有任何神经学上的缺陷。”

但是在米尔纳开始正式测验之前，她就很清楚，收容所认为M.B.术后没有产生缺陷的结论是错的。米尔纳写道，“这个女人从另一栋建筑被带到了检查室，但她已经忘记了那栋建筑；她也没法描述医院的任何其他区域，尽管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三年半。”米尔纳用的测验只是为了验证这最初的印象。“在《韦克斯勒记忆量表》中，她能回忆起的故事和图画都是不准确的、碎片式的，甚至在提示的帮助下，延迟回忆对她而言都不可能。她的谈话集中在她早年的生活上，她没法说出一点有关她在医院生活的信息。”之后，M.B.被带回了自己的病房，米尔纳确信，M.B.患上了“一种和H.M.类似的近期记忆完全缺失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