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回盖乐街上学的第一天，我去音乐教室，经过我的信箱。里面塞满了之前几个月的通知，什么回收垃圾比赛、骑车上学日的传单之类的，但里面夹着一个信封，贴了邮票，写着盖乐街的地址，收信人是我。寄信地址是个丹佛的承包公司。妈妈的字迹。

肯尼迪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就缠着我问个不停：“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嘛？”我不想当着她的面打开信封，但也没办法一个人打开。所以我就跑回班上的固定教室。勒维老师正准备跟其他同事一起去星巴克休息，他一看到我，就叫别的人先走。关上门以后，我努力想把所有的事情一股脑儿地都告诉他：干预会、救了妈妈的奥黛丽·格里芬、乔特、不喜欢我的室友、南极、苏-琳怀了孩子、找到妈妈，还有现在才出现的这封之前没收到的信。但结果我絮絮叨叨地根本讲不清楚。于是我就换了个办法，去我的储物柜拿出那本在乔特写的书。给了他。然后去上音乐课了。

吃午饭的时候，勒维老师来找我。他说觉得我的书写得还行，但以他的标准，还需要更多润色。他提出个建议，不如就写完这本书，当我春季学期的研究项目。他还建议我去找奥黛丽、保罗·杰利内克和古德伊尔校长等有关的人，多提供点资料。当然啦，还要去问妈妈。但是她还有两个星期才从南极回来。勒维老师说，做了这个，我缺课的学分他就可以给我，这样我就能和班上同学一起毕业了。对，就是这本书啦。

一月七日 星期五

妈妈那封没收到的信

比伊：

我在南极一个货运集装箱上给你写信。待会儿一个兽医要帮我拔四颗智齿，这是我自愿的。我得先把想说的话都说了。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那天，一群人像拿着网子捕蝴蝶似的在客厅里追我，然后我就消失了。同一天的早些时候，我去了世界欢庆日。为了避免真的跟“世界”一起欢庆，我拖延时间，在咖啡桌前忙了很久，倒水、搅拌，一共吞了五杯泥糊糊的咖啡。表演一结束，我就急匆匆地回家了（我没有去尼尔加德医生那里拔牙，因为就连我都意识到那真不是个明智的决定），结果干预了我自己的干预会。再加上我当时尿急得很，感觉就更痛苦了。我进了卫生间，结果听到一阵“当当当”。

我们不是一直觉得奥黛丽·格里芬是魔鬼吗？原来奥黛丽·格里芬是天使。她帮我从阳台逃了出去，带我进了她的厨房，我安全了。然后她给我看了那份档案，记录了我各种非常糟糕的行为，现在也已经寄给你了。

我知道，你们都以为我就这么一走了之了。但真的要解释一下，我没有。

我当时想着，艾尔吉还是要带你去南极的，因为干预会上说到这件事时他态度很坚决。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机场，想跟你们俩当面谈谈（对了，请注意，我再也不可能用电子邮件、短信或者电话的形式跟任何人交流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黑手党的做派，除了当面交谈，没有别的方式）。我向机场打听你是不是已经过了安检，但他们是严禁透露这种信息的，毕竟“9·11”的阴影还没过去呢。我别无选择，只能直接过了安检，登了机。

你也知道，你不在飞机上。所以我慌了，但来了个漂亮空姐，递给我一杯加了冰的橙汁。真是好喝到超乎我的想象，于是我就去了迈阿密。脑子里燃烧着疯狂的火焰，就像一枚全速前进，想要造成大规模杀伤的导弹。艾尔吉是个叛徒，我是不被庸碌的世人所理解的天才。我脑子里上演了几万字的史诗级的剧场，而且起承转合得天衣无缝。

走下飞机舷梯，来到迈阿密，我就重新回到现实了。本来还指望听到勒布朗·詹姆斯和葛洛利亚·埃斯特芬欢迎我这个明星女主角的声音呢，结果只闻到了肉桂卷的香味。我点了个很大的肉桂卷，往一辆电车走去。坐这辆电车能去卖票的柜台，我就去那里买了张回家的机票，去接受我的命运。

当然啦，还是要先吃肉桂卷的。我坐了下来。一辆辆电车来了又走，我撕扯着美味松软的面包，每一口都是享受，吃了一会儿，突然想起刚才忘拿纸巾了。我两只手上沾满了糖霜。脸上也是。我钓鱼背心的一个口袋里有个手帕。我像外科医生那样举着双手，请一位过路的女士帮忙：“请你帮我拉开这个口袋好吗？”她拉开一个口袋，结果里面只有一本关于南极的书。我拎了出来，用书页擦了我的手，嗯，是的，还擦了脸。

来了辆电车，门“哐当”一下打开，我找了个位子坐下。瞥了一眼放在膝盖上的那本书，书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作者是阿普斯利·彻里-加勒德，斯科特探险队远征南极点，遭遇飞来横祸，这位是少数幸存者之一。封底写着：南极不是说去就去的，人们都是受到召唤而前往。

电车开进主航站楼，我没有下。我去了南极。

当然啦，你要找我，肯定先是去问游轮公司。他们会跟你说，我在船上，这样你就知道我是安全的了。还有另一个好处：我坐上船以后，就没法跟外界联系了。你爸爸和我特别需要这样分开三个星期，各自冷静一下。

我顺利地上了“爱兰歌娜号”，上去的一瞬间我还是有点儿震惊，居然没有在最后关头被什么有关当局的警官之类的拽下来。向导向我问好。我也问候他。

“嗯，我挺好的，”他回答说，“只要回到冰上就好。”

“你不就从冰上来吗？”我问。

“那是三天前的事儿了。”他很惆怅。

我真不能感同身受。冰这个东西，再热爱能热爱到哪儿去呢？

最终我还是懂了。头两天我晕船晕了个天翻地覆，再醒来就到了南极。窗外就是一座冰山，高是船的三倍，宽是两倍。真的是一见钟情。船上广播说我们可以去划皮划艇。我赶紧穿好行头，排在第一个。我一定要跟冰来个近距离接触。

冰。真的好迷幻，如同封冻的交响曲，沉睡又苏醒的生命，是跳跃活泼的蓝（雪是白的，而冰是蓝的。你肯定知道为什么，比伊，这方面的知识你特别丰富，但我真是一无所知）。南极很少下雪，因为这里其实就是个沙漠。冰山就意味着它有着几千万年的年纪，是冰川下的崽儿（啊，生命可真是值得热爱啊：两个星期前你还在自觉自愿地把社保账号透露给俄罗斯犯罪团伙；两个星期后你就来到一个你会说“冰川下崽儿”的地方）。我看到了几百座冰山，有的冰山像大教堂，又像动物舔过的盐沼地；有的像沉船的遗骸，像被专门打磨过，光滑得如同梵蒂冈的大理石台阶；有的像林肯中心倒了个个儿，表面还坑坑洼洼的；有的像路易斯·奈维尔森雕出来的衣帽钩；有的就是三十层的高楼，有着最不可思议的弧度，像是世博会上的建筑。这的确是一片白色世界，但也充满了蓝色，色谱上的每一种蓝色，深色的海军蓝、炽烈的霓虹蓝、法国男人钟爱的衬衫宝石蓝、彼得兔小衣服的那种粉蓝。这些冰啊，就像恶魔怪兽，在一片蓝得发黑的禁地之中呼啸狂奔。

它们经历了这么长久的岁月，有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安静沉睡的仪态，这种十足的存在感，这一切都蕴含着无可言说的高贵。每一座冰山都让我心中充满了忧伤与惊愕的感觉。注意，不是忧伤与惊愕的思想哦。因为要产生思想，首先你要能够思考。但我的脑子当时是像气球一样胀起来的，产生不了任何思想。我没有想到你爸爸，我没有想到你，最重要的是，我竟然也没有想到自己。这效果有点儿像嗑了海洛因（我猜哈），真希望无限地延续下去。

就算最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都会让我迅速跌入对现实的思考中。所以每天早上我都是第一个出去，最后一个回来。我只去划船，从来没有真正踏足这片白色大陆。我总是低着头，在游轮上也尽量待在房间里睡觉。但很多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就那么平静地存在着。没有心跳加速，没有天马行空的疯狂想法。

有一次，我正在水里划桨呢，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个声音。

“你好呀！”那个声音说，“你是来帮忙的吗？”听在我耳朵里仿佛在问，“你是好女巫还是坏女巫啊？”那声音特别有活力、特别愉快，就像周围这深深浅浅的蓝，这鲜明的景色，这围绕四周的冰山。

向我问好的是贝基，海洋生物学家。她划着一艘“十二宫”出来给水采样。她是乘坐“爱兰歌娜号”去帕尔默站的，那里是个科学研究中心。她说，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都在那里。

我心想，不可能吧，真的能在这儿待这么久？

我上了她的“十二宫”，帮她观测浮游植物的高度。她真的很健谈，跟我讲了很多。她丈夫是个承包商，在他们的家乡俄亥俄，工作中常用一款电脑程序叫“快建筑”。他想中标南极点的一个工程，拆除原来一个测地线的拱顶，在原址上修一个研究站。

什么？！

好吧，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可是个官方认证的天才。你别怪我怎么从来没跟你说过“麦克阿瑟天才奖”这回事。我说过的啦，只是从来没强调过这是多大的一件事。说真的，谁愿意向宝贝女儿承认自己曾经是业界公认全国最有前途的建筑师，现在却整天把过去受人瞩目的才华拿来骂前面的司机开的是爱达荷州牌照的车啊？

我懂，我懂，比伊，这么多年了，你肯定一直特别难受。不得不坐在车里面，忍受我失控的情绪，却又逃不掉。我努力想改来着。我曾经下定决心，再也不说这些司机一个字的坏话，然后我就耐心地等啊，等啊，等小客车从停车位开出来。“我不说，我不说。”我不断提醒自己。结果后座就传来你小小的尖尖的声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说那个司机是个笨蛋大白痴。”

我干吗要说这个啊。嗯，应该是想说我让你失望了一百次。好吧，一百次远远不够吧？说一千次比较合适。

贝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拆掉拱顶？那拆了之后怎么处理呢？用原来的材料再来修新的研究站吗？南极点能找到什么材料啊？不是只有冰吗？我脑子里冒出无数个问题。我邀请贝基一起吃晚饭。她是那种有点儿邋遢的人，屁股很大，对服务员是那种虚情假意的好，纯粹是在炫耀“看我对服务人员态度多好”，以此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我觉得中西部的人好像就是这样）。吃完晚饭，贝基强烈建议再去酒吧喝一杯。我们坐在吧台那里，她不停地问酒保，他在克什米尔的“崽子”们都多大了。我呢，就在这个间隙，又多套了点儿她的话。

我下面这么说，可能很像你爸爸，多此一举地给你解释你早就知道的问题：南极是整个地球上最高、最干、最冷和风最大的地方。南极点的平均温度是-60℃。风一刮起来，基本上是飓风那个级别的；海拔高度是三千多米。也就是说，过去那些探险家，光靠走一走是到不了南极点的，必须一路爬很多高山（补充小知识：在南极，你要么是阿蒙森派，要么是沙克尔顿派，要么是斯科特派。阿蒙森是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但他一路上拿狗喂狗，才最终到达。这样他就成了南极探险家中的迈克尔·维克，你喜欢他可以，但别说，不然就有一群动物保护的狂热分子要跟你大吵特吵。沙克尔顿呢，就是这里的查尔斯·巴克利：他是南极的传奇，闪闪发光的名字，但永远有个遗憾，他从来没到过南极点，就像巴克利的队伍从没夺冠一样。哎，我怎么就开始拿运动员来类比了呢，真想不明白。最后就是斯科特船长，他被推上神坛，反而是因为他的失败；一直到今天，这个圈子也没能完全接受他，因为他待人接物态度很差。我嘛，当然是最喜欢他咯，你懂的）。南极点位于一块移动的冰盖上。每年都要重新标定一次南极点的最新位置，因为这里每年都会移动十米左右！那我盖的房子是不是就要变成一座用风力来发电、像螃蟹那样走路的冰屋呢？有可能哦。这个我不担心。发明创造的才能，失眠时候的思考，就是用在这上面的啊。

这里修的任何建筑，都必须和美国那边协调。小到一个钉子的每一种材料，都要空运过来。往南极点运送物资的成本非常高，一丁点儿东西都不能浪费。二十年前，我修了个零浪费的房子，用的全是方圆20英里之内能找到的材料。这一次呢，需要的是方圆9 000英里之外的材料。

我的心“咚咚”跳起来，但不是那种让人难受的心跳加速，不会觉得，啊，我要死了，而是那种很兴奋、很激动的心跳加速，好像在说，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要是没有，请你靠边儿吧，因为老娘要大显身手了哦。

我就一直在想，哎呀，我跑到南极来参加这次家庭旅行，真是太棒了！

你是了解我的，哦，可能也不了解。反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一天的每个小时都在计划去接手那个新的南极点研究站。我说每一天的每个小时，就是二十四小时，因为这儿的太阳又不落山。

说句公道话，《艺坛》那个记者非常尽职尽责了，但我只要看到收件箱里出现他的名字，就疯狂地点删除、删除、删除。不过，对于他问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从没有自认为是个伟大的建筑师。不如说我是个有创意的、擅长解决问题的人，品位不错，而且非常不喜欢去处理物流上的难题。我一定要去南极点，如果不为别的，至少也是为了能把我的手放在南极点那个标杆上，宣布全世界真的是在围绕着我运转。

我整整两天没睡觉，因为这一切真是太有趣了。南极点、麦克默多站和帕尔默站的运营方都是丹佛一家军事承包公司。下个月整个南极的运营协调恰好是帕尔默站负责。我和这些东西唯一能产生的联系，就是贝基。我当时就下了决心：不管她每次找服务员要小餐包的时候多么浮夸地道歉，我都跟定她了。

还是平常的一天，我跟贝基开着“漂浮科学实验室”到海上记录各种数据。我装作特别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要是能跟她一起去帕尔默站，那可太棒了。结果她焦躁情绪瞬间爆发！不！老百姓不准去那儿！只有相关工作人员才行！要去得等五年！那是全世界科学家都梦寐以求的地方！她花了好多年写申请！

那天晚上，贝基跟我告别。我挺吃惊的，因为我们离帕尔默站还远着呢，但凌晨三点要来一艘船接她。原来在南极有个无形的交通网，有点像微软的班车。都是在海上做研究的船，总是按照一定的路线循环往来，把人和物资运到各个观察站，很多时候会和游轮的航行路线会合。游轮当然也会为这个偏远研究站运送一些物资。

我只有区区六个小时，根本不可能说动贝基带我去帕尔默站。我躺在床上正绝望着呢，三点的钟声响了，一艘橙红色的巨船慢慢开过来了，就是劳伦斯·M.库尔德。

我跑到寄存室，占据有利位置，以便随时开溜。浮坞上堆着贝基的东西和五十箱鲜货。我看得出来的有橙子、南瓜和白菜。一个样子看着还很困的菲律宾人把箱子一个个搬到一辆漂在水上，没有人的“十二宫”上。突然，他塞了一箱子菠萝给我。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些天我一直跟贝基去做监测工作，这个人以为我也是个科学家。我接过那箱菠萝，跳进那艘“十二宫”，爬到库尔德号的浮坞上，把箱子一个个搬上来。那群俄国佬，只想着搬箱子。“十二宫”搬空了，我想确认一下这事儿是不是真的成了，就轻轻地朝那个菲律宾人挥了挥手。他自己一个人开着船回“爱兰歌娜号”了。

我就这么真真正正地踏上了劳伦斯·M.库尔德。最棒的是，我下“爱兰歌娜号”的时候没有刷磁卡。所以他们那边根本没有我离开的记录，可能要到乌斯怀亚才会发现我失踪了。到那个时候，我肯定都联系上你了。

我转身看了一眼“爱兰歌娜号”，点点头表示感谢。接着，我模模糊糊地看着贝基在那边把一些物资往“十二宫”上装。我本来就不喜欢她，这下子更不理智了，心想，我干吗需要贝基啊？她又管不着我。

我自己溜到船中间，穿越了一条条迷宫一样的走廊，里面飘散着腐臭的气息，那是柴油、油炸食品和香烟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最后，我找到一个小小的休息室，那儿有一套毛茸茸的彩色沙发和一个笨重的电视。我就坐在那儿，发动机“嗒嗒嗒”地发动了。我就坐在那儿，船开了。我继续坐在那儿。然后睡着了。

是贝基的尖叫把我唤醒的。大概早饭饭点儿前后，有些水手看到我睡在那儿，就到处去打听。好在，我们离帕尔默站只有六个小时的路程了。贝基决定，把我交给艾伦·埃德尔森处理。此人是南极事务的运营经理。剩下的整个旅程当中，我都是被软禁在休息室的犯人，也是大家好奇的对象。总有俄罗斯科学家探头进来，我看电视上的《再生之旅》，他们看我。

一到帕尔默，贝基就拽着我的领子，把我揪到“伟大领袖”艾伦·埃德尔森面前。结果让贝基失望了，我说我会免费为他们工作，而且绝不抱怨艰难困苦，艾伦激动得不行。

“但她怎么住啊？”贝基都快哭出来了。

“就住‘库尔德号’啊。”艾伦说。

“但床位都排满了呀。”贝基说。

“好吧，”艾伦说，“我们说是那么说嘛。”

“但她没带护照！在‘爱兰歌娜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