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我们到了圣地亚哥。我还从来没坐过头等舱呢，都不知道每个座位都是独立的，按个键就能变成一张床。我把座位完全放平了，空姐就拿来一床松软的被子给我盖上。我肯定是笑了，因为爸爸从座位上看过来，对我说：“可别太习惯了哦，这种好事不常有的。”我回给他一个微笑，但马上又想起我还在讨厌他呢，就立刻套上眼罩。这也是飞机上提供的，里面有亚麻籽和薰衣草，放进微波炉里热一下，像吐司一样热乎乎的，戴上以后呼吸都放松了。我一觉睡了十个小时。

机场的出入境排了很长的队。但有个警官朝我和爸爸挥挥手，解掉一条链子，让我们直接走到一个空闲的窗口，那是专门帮带小孩的家庭办理手续的。一开始我还有点儿生气，因为我都十五岁了啊！接着又想，好吧，这有什么啊，不就是装可爱吗？

窗口那个人穿着一身军队制服，拿着我们的护照看了好久好久。他还一直抬头瞟我，又看看护照。抬头，低头，抬头，低头。我想，肯定是因为我那个倒霉的名字。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我喜欢你的帽子。”是普林斯顿老虎队的棒球帽，他们给妈妈送来的，想让她捐钱。“普林斯顿，”他说，“是一所美国大学，和哈佛一样。”

“比哈佛好。”我说。

“我喜欢老虎。”他用手掌压住我俩的护照，“我喜欢那顶帽子。”

“我也喜欢。”我用手掌托住下巴，“所以我才戴着呢。”

“比伊，”爸爸说，“把帽子给他。”

“欸？”我说。

“那顶帽子，我很喜欢。”那人很同意爸爸的建议。

“比伊，给他好了。”爸爸抓住我的帽子，但我的马尾辫从中间穿了过去，取不下来。

“这是我的帽子！”我伸出双手按住帽子，“妈妈给我的。”

“她都扔进垃圾堆了，”爸爸说，“我再给你买一顶。”

“你喜欢自己去买啊！”我跟那个人说，“网上就能买到。”

“我们帮你上网买一顶。”爸爸说。

“我们不买！”我说，“他这么大个人了，有工作，还配枪，他喜欢就自己买。”

那人在我们护照上盖了章，递过来，耸耸肩，好像在说：只是试试嘛。我们取了行李，跟着人流走到机场主厅，有个导游看到我们行李上系的蓝白丝带，马上走上来打招呼，叫我们等同团的人办出入境。看来要等好一会儿了。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爸爸说。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我装作没听见。

陆续来了一些系着蓝白丝带的人。这些就是我们的团友了。大多数是老人，脸上布满皱纹，衣服却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还有他们的摄影装备！这些人互相围着，就跟卡其色的孔雀似的，展示着自己的镜头和相机。在显摆的间隙，他们拿出鼓鼓囊囊的密封袋，里面装着果干，抓几块放进嘴里。我发现他们偶尔会好奇地瞥我一眼，可能是因为我年纪最小吧，然后他们就会朝我特别友好特别慈祥地微笑。有个人盯我盯得太久了，我忍不住了，脱口而出：“要不你拍张照吧，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比伊！”爸爸夸张地制止我。

有件事儿很好笑：在某个没有窗户的房间旁边，有个标志，尖尖的屋顶下面跪着个棍子小人。这是全球通用的教堂标志。守卫、餐厅员工和出租车司机都会进去祈祷。

上了大巴，我等爸爸先找到个座位，我再找一个其他座位，就不想跟他挨着。通往市中心的高速公路是沿河而建的，河岸边散落着一些垃圾：苏打水罐子、矿泉水瓶子、很多塑料制品，刚刚丢掉的吃剩的食物。垃圾堆里有小孩子在踢球，和脏兮兮的狗一起跑来跑去，甚至还有蹲着洗衣服的。看着真令人厌恶，你们就没有一个人能捡捡这些垃圾吗？

大巴开进隧道，导游站在车的最前面，打开扩音喇叭，开始热情介绍这条隧道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当时是谁中了修隧道的标，花了多长时间，是哪个总统批准的，每天隧道车流量是多少，等等。我一直等着他说这隧道到底有多伟大，比如说，可能有自净功能，或者是用回收的瓶子做的。但他都没说，这就是条普普通通的隧道。不过，你还是情不自禁地为这位导游高兴，感觉无论遇到什么倒霉事，他心里永远装着这条隧道。

酒店到了，像个旋转上升的混凝土柱子。我们进了专门的会议室，一位奥地利女士帮我们办了入住。

“我们房间里一定要有两张床。”我说。发现爸爸和我整个旅途中都要住同一个房间时，我真是吓坏了。

“嗯，有两张床的，”那位女士说，“你的卷收好，可以拿着这个去市区观光，还可以在机场转机。”

“我的什么？”我问。

“你的卷。”她说。

“我的啥？”

“你的卷。”

“什么卷啊？”

“券，”爸爸说，“小孩子别这么嘴贱。”但我确实不知道这女的在说什么啊。不过，这一路上我基本都是个小贱人，所以就让爸爸说我这么一回也无妨。拿了门卡，我们来到房间。

“市区观光感觉不错哈！”爸爸说。看他戴着眼罩，又那么急于讨好人，你几乎觉得对不起他了，但你马上又会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因为他想把妈妈关进精神病院。

“是啊！”我说，“你想去玩儿吗？”

“想！”他说，一副充满希望又深受感动的样子。

“那祝你玩儿得开心。”我抓起背包就向泳池走去。

乔特很大很宏伟，老楼的墙上爬满了常青藤。巨大的草坪上覆盖着白雪，纵横交错的脚印走出一条小路。草坪之中点缀着很多美丽的现代建筑。我对这个地方本身一点儿意见也没有，只是乔特的人也太奇怪了吧。我的室友萨拉·怀亚特，一开始就不喜欢我。我想应该是放圣诞假的时候，她还一个人住这个双人间呢，但是放完假回来，她却突然有了室友。乔特的人都喜欢“拼爹”。她爸爸在纽约有很多大楼呢。每个同学，我没开玩笑，用的都是苹果手机，大多数人有iPad，每个人用的电脑都是Mac。我说爸爸在微软工作，他们就公然嘲笑我。我用的是Windows电脑，听音乐也用微软的Zune播放器，就会有人用最不怀好意的语气问我：这是什么鬼？就像我刚刚掏出来的是一坨臭烘烘的便便，还往里面插了耳机。我跟萨拉说，我妈妈是个著名的建筑师，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萨拉说：“她才没有呢。”我说：“她肯定得了的，不信你查。”但萨拉·怀亚特没有查，她就是这么看不起我，不尊重我。

萨拉留着一头浓密的直发，穿着昂贵的衣服，也总是喜欢跟我叨叨哪件衣服多少钱，是什么品牌。只要我说哪个品牌，以前没听说过，她就会轻轻地哼那么一声。她最好的朋友玛拉住在楼下，话特别多，嘴巴总是停不下来。我想，她算是挺有趣的一个人吧，但她情绪总是不好，所以脸上到处冒痘，还抽烟，还遭了留校察看处分。她爸爸是洛杉矶的电视导演，所以她经常滔滔不绝地讲自己在洛杉矶有多少朋友，他们的爸妈都是哪些名人。她在那儿喋喋不休地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有多酷，大家都围过来听，一脸崇拜的样子。我心里就想，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本来就很酷啊，不用玛拉来告诉我。我是说盖乐街虽然总是飘着股三文鱼的味道，至少那儿的人都是正常的啊。

然后，有一天我去开邮箱，就看到那个信封了。没有寄件人地址，都是大写字母，笔迹很陌生，不是妈妈写的，也不是爸爸写的。里面也没有说是谁寄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妈妈有关的文件。这下一切都感觉好多了，因为我开始写我的书了。

不过，有一天下了课，我一回到宿舍，就感觉出了什么事。我们的宿舍楼叫“家园”，是校园正中间的一所旧旧的小房子。楼前有块牌子写着：乔治·华盛顿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晚。哦，忘了说了，萨拉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有点像小婴儿用的那种爽身粉，但是那种让你不仅不爽反而想吐的爽身粉味道。肯定不可能有哪种香水是这个味道吧，我也从来没见过她用什么爽身粉。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味道。好了不重要。我打开楼门，听到楼上传来急匆匆的跑步声，就跑上了楼，然而我们房间空无一人，但是能听到萨拉在卫生间发出的声音。我坐在自己的桌前，打开电脑，然后，我就闻到了那股味道。恶心的爽身粉味道，飘浮在我桌子周围的空气中。真的很奇怪，因为萨拉之前大张旗鼓又郑重其事地把房间分成了两半，并且严格规定了我们互相不能越过那条隐形的界线。就在那时，她从我身后冲到门边，冲下了楼，门“砰”的一声，萨拉就已经走到外面的街角，等着过榆树街了。

“萨拉。”我站在窗口喊她。

她停下脚步，抬头看我。

“你去哪儿？没事儿吧？”我担心是不是她爸爸的哪栋楼出了问题。

她一副没听见我说什么的样子，径直往基督街走。这非常奇怪，因为我知道她要上壁球课，不在那边上啊？她也没有转身去希尔楼或者图书馆。图书馆那边只有一栋楼了，就是阿奇博尔德，那是主任们的办公楼。我去上了舞蹈课，再回宿舍的时候，还是想跟萨拉聊聊。结果她根本看都不看我一眼。那天晚上她在楼下玛拉的房间里过的夜。

几天以后，语文课上到一半，莱恩老师叫我立刻去杰赛普先生的办公室报到。萨拉和我一起上的语文课，我当时本能地朝她看。她马上就低下了头。我立刻就知道了，是这个身上有着奇怪味道，总是穿着瑜伽裤，戴着巨大钻石耳环的纽约女生出卖了我。

爸爸已经在杰赛普先生的办公室了。他跟我说，我最好从乔特退学。看着杰赛普先生和爸爸你一句我一句的交谈真是好玩。每句话的开头都是“因为我特别关心比伊”或者“因为比伊是个特别优秀的姑娘”或者“为了比伊好”。他们商量好，我从乔特退学，学分继续有效，这样我明年可以进湖岸中学。（哦，那我应该是被湖岸中学录取了吧？谁知道呢？）

到了走廊上，只剩下我和爸爸，以及作家约翰·西蒙的铜胸像了。爸爸说要看我的书，这可没门儿。我倒是给他看了看装文件的信封。他问：“这是从哪儿来的？”“妈妈。”我说。但信封上的字不是妈妈写的，他认得出来。“她干吗寄这个给你？”他问。“因为她想让我知道。”“知道什么？”“真相。反正你肯定不会告诉我。”爸爸叹了口气，说：“唯一的真相，就是现在你看了你在这个年龄还不可能懂的东西。”

从那个时刻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我讨厌他。

一大清早，我们就从圣地亚哥坐包机，飞到了阿根廷的乌斯怀亚。这小小的城里，房子墙上都刷着石膏，我们坐着大巴穿梭在街上。民房的屋顶是西班牙风格的，院子里都是泥巴地，还有生锈的秋千。到了码头，有人招呼我们走进什么棚子，被整整一面墙的玻璃分隔开来。这里是出入境，所以肯定要排队啊。很快玻璃墙的另一边就挤满了一群老人，精心地穿了旅游的衣服，背着背包，上面系着蓝白色的丝带。这群人是刚刚下船的，就是我们要坐的那艘船，这些老爷爷老奶奶就像从未来旅行归来后的我们。他们隔着玻璃朝我们竖起大拇指，看口形是在说：你们会喜欢的，根本想不到有多棒，能来这一趟真是幸运！然后我们这边的人就都开始骚动起来，都在说：啊，巴兹·奥尔德林、巴兹·奥尔德林、巴兹·奥尔德林。那边有个看着有点儿好斗的小个子男人，穿着短款飞行员皮夹克，上面贴满了NASA的标志，胳膊肘弯着，好像很想打架的样子。他脸上的笑容很诚恳，一直坚定地站在玻璃那边，我们团的人就站在他旁边不停地拍照。爸爸也给我和他拍了一张合影。我要跟肯尼迪说，这是我去看坐牢的巴兹·奥尔德林时拍的。

从乔特退学以后回到西雅图，是个星期五，我就直接去了青年团，刚好碰到他们在玩一个叫《饥饿的小鸟》的愚蠢的游戏。大家分成两组，鸟妈妈要用红甘草糖当吸管，从碗里吸起爆米花，然后送到小鸟们那儿去，喂它们吃。我的天哪，肯尼迪竟然在玩儿这么幼稚的游戏。我就一直站在旁边看，直到他们看见了我，突然就安静下来。肯尼迪甚至没走过来迎接我，倒是卢克和梅给了我大大的基督式拥抱。

“你妈妈的事，我们很遗憾。”卢克说。

“我妈妈没事。”我说。

沉默的空气更僵硬了，然后大家都看着肯尼迪，因为她是我的朋友。但我看得出来，她也害怕我。

“我们把游戏做完好啦，”她看着地板说，“我们队领先呢，十比七。”

护照上盖好了戳，我们就出了棚子。一个女的叫我们顺着白线去找船长，他会迎接我们上船。一听到“船长”这个词，我就撒腿向由一片片木板拼成的码头上迅速跑起来，我明白，不是我的腿在跑，是心里那股兴奋劲儿推着我呢。下了几级台阶以后，就看到了他，穿着海军制服，戴着一顶白色帽子。

“您是奥尔多夫船长吗？”我说，“我是比伊·布朗奇。”他笑了，明显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喘了口气，说：“伯纳黛特·福克斯是我妈妈。”

然后我看到了他的名牌，“豪尔赫·万利拉船长”，下面还写着“阿根廷”。

“等等——”我说，“奥尔多夫船长呢？”

“啊，”这个冒牌船长说，“奥尔多夫船长啊。他是之前那班船的。他现在在德国。”

“比伊！”爸爸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过来了，“你怎么能一下子就跑开了呢？”

“不好意思。”我的声音都哽咽了，只好闭嘴忍着眼泪，“我看了好多‘爱兰歌娜号’的照片，现在亲眼看到了，让我感到一种解脱。”

我撒谎了。怎么可能看到一艘船就解脱了呢？不过，从乔特那件事之后，我很快发现，只要以“解脱”的名义，爸爸什么都会依我。我可以睡在妈妈的房车里，不用去上学，甚至还能来南极。我个人觉得，“解脱”这个事儿可真是说不过去，因为“解脱”就意味着我想忘掉妈妈。其实呢，我是来南极找她的。

我们进了船舱，发现行李已经放在里面了。我和爸爸各有两件：行李箱，装着平时穿的衣服；另外有个大行李袋，是探险用具。爸爸马上开包收拾起来。

“好啦，”他说，“我用上面两个抽屉，下面那两个归你。衣柜这边归我。啊！太好了，卫生间也有两个抽屉，我就用上面那个。”

“你不用把你干的每件无聊事都说一遍。”我说，“又不是奥运会打冰壶，你只不过是在收拾行李而已。”

爸爸指着自己：“你看清楚，我就是不理你。专家告诉我要这么干，所以我就这么干。”他坐在床上，把大行李袋拖到双腿之间，“嗖”的一声干净利落地把拉链拉到底。我最先看到的是他用来冲洗鼻腔的瓶子。我的天，爸爸每天干这个的时候，我绝对不能跟他待在这个小房间里。他把瓶子拿出来，塞进抽屉里。然后继续收拾着。“啊，啊！”

“又怎么了？”

“这是个旅行加湿器。”他打开一个盒子，里面有个机器，大概有个小麦片盒子那么大。然后他脸都扭曲了，转身对着墙。

“怎么啦？”我说。

“我叫妈妈给我买一个，因为南极的空气特别干燥。”

我的眼睛瞪得有圆盘那么大，心想：天哪，要是爸爸这一路一直哭哭啼啼，可能来这一趟也不是什么好主意。

“好的，女士们、先生们，”谢天谢地，天花板上的扩音器里传来伴着电流的新西兰口音，“欢迎大家登船。安顿好以后，欢迎到沙克尔顿酒吧参加欢迎会，我们准备了鸡尾酒和小餐点。”

“我要去。”我冲出门，让爸爸一个人哭去吧。

我换牙的时候，每掉一颗，牙仙就送我电影光碟。最早的三盘是《一夜狂欢》《甜姐儿》和《娱乐春秋》。后来，我左边的门牙掉了以后，牙仙送了我《世外桃源》，这成了我最最喜欢的电影。电影里最棒的就是全新的迪斯科旱冰场地、闪闪发光的金属、油光锃亮的木头、舒服的天鹅绒座位和铺了长绒毛毯的墙壁。

沙克尔顿酒吧就是这个样子，另外还从天花板上吊了几个纯平电视，还有能看到外面的窗户。我一个人包了场，因为别人都还在收拾行李呢。服务员在桌上放了薯条，我一个人狼吞虎咽了一篮子。几分钟后，一群人溜达到酒吧来了，他们都晒得很黑，穿着短裤、脚蹬“人”字拖、戴着名牌。原来他们都是船上的工作人员，一群向导。

我走到他们那边。“能问个问题吗？”我对其中一个叫“查理”的人说。

“当然。”他往嘴里扔了颗橄榄，“问吧。”

“圣诞节之后马上出发的那趟，你在吗？”

“没有，我是一月中旬才开始的。”他又往嘴里送了几颗橄榄，“怎么啦？”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那趟船上有个乘客，叫伯纳黛特·福克斯。”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往手上吐了些橄榄核。

有个和他晒得一样黑的向导，名牌上写着“弗洛格”，问：“什么问题？”听口音是澳大利亚人。

“没什么。”查理说，微微摇了摇头。

“新年那趟船你在吗？”我问弗洛格，“船上有个女人叫伯纳黛特——”

“就是自杀的那个？”弗洛格说。

“她没有自杀。”我说。

“没人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查理边说边朝弗洛格瞪了瞪眼睛。

“爱德华在的。”弗洛格伸手去抓碗里的花生。“爱德华！那个女的跳海的时候你就在船上嘛。新年那一趟。我们还在说呢。”

爱德华有个大圆脸，看着像西班牙人，说话却是一口英伦腔。“我想他们应该还在调查。”

一个女人，顶着一头高耸的黑色卷发，也加入了谈话。她的名牌上写着“凯伦”。“你在那趟船上啊，爱德华？——哎呀！”凯伦尖叫起来，往一个碗里吐了点儿米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妈的，是花生碗啊？”查理说，“我把橄榄核吐到里面了。”

“可恶，”凯伦说，“我好像崩坏了一颗牙。”

然后不知怎么地大家就七嘴八舌起来：“我听说她来这儿之前是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我崩了颗牙。”“怎么能让这种人上船呢？我就纳闷儿了。”“这是你的牙啊？”“只要交得起两万块，牛鬼蛇神都上得来。”“你他妈的！”“哎呀，不好意思。”“谢天谢地她是自杀，万一她杀了某个乘客，或者杀了你爱德华——”

“她没有自杀！”我尖叫道，“她是我妈！绝对干不出那种事儿。”

“她是你妈妈啊，”弗洛格小声说，“我又不知道。”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踢了一脚凯伦的椅子，但没踢动，因为椅子是固定在地板上的。我从后门的楼梯气冲冲地走了，但忘了房间号码，甚至都不记得我们到底在哪层甲板上了。于是我就一直在可怕又狭窄的走廊里，低矮的天花板下走啊走啊，到处都飘着一股柴油的臭味。终于，有扇门开了，是爸爸。

“你在这儿啊！”他说，“一起上楼去参加欢迎会吧？”

我侧身躲过他，冲进房间，摔上门。我还以为他会进来，结果没有。

我在上幼儿园以前，还有刚上幼儿园那一阵，皮肤都时不时地泛着蓝色，因为心脏有毛病。大多数时候基本上看不出来，但有时候还挺严重的，这个时候就又该做手术了。有一次，我做房坦手术之前，妈妈带着我去了西雅图中心，我跑到那个巨大的音乐喷泉里面去玩儿。我整个人脱得只剩下小内裤，在那个很陡的边缘上跑上跑下，想躲过不断向外喷射的水花。有个年纪大点儿的男孩子指着我对朋友说：“看，薇尔莉特·比尔盖德！”就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里面那个讨厌的女孩子，蓝莓口香糖吃多了，全身都变成了蓝色，还涨成了个大气球。我当时也胖乎乎的，因为他们给我打了很多类固醇，这是做手术的必要准备。我跑去找坐在边上的妈妈，把头深深埋在她胸前。“比伊，怎么啦？”“他们说我是那个谁。”我尖声哭着。“那个谁？”妈妈搂着我，看着我的眼睛。“薇尔莉特·比尔盖德！”我好不容易说出口，眼泪又飙出来了。那些嘴贱的男孩子在附近围成一团，往我们这边看，希望妈妈不要跟他们的妈妈告状。妈妈朝他们喊道：“还真是有创意呢。换我可想不出来。”我可以很肯定地说，那是我小小的生命里最快乐的一刻，因为那时候我就明白，妈妈永远是我坚强的靠山。我感觉小小的自己变成了一个巨人。我沿着水泥斜坡跑回喷泉去，跑得前所未有地快，要换作平时肯定会摔倒的，但我跑得很稳，一点儿也没倒，因为我的世界里有妈妈在呢。

我坐在小小的船舱里窄窄的床上。船的发动机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广播里又响起那个新西兰人的声音。

“好啦，女士们、先生们。”他说。接着停顿了一会儿，好像要宣布什么坏消息，必须要先组织一下语言似的。然后，他又开口说话了，“向乌斯怀亚说再见吧，因为我们的南极大冒险就要开始啦！咱们的伊生大厨为大家准备了传统的‘一路平安’餐，烤牛肉和约克夏布丁。大家可以在欢迎会之后去餐区享用。”

我肯定不可能去吃啊，去了就得跟爸爸坐在一起。好，那就开始行动吧。我把背包拽过来，从里面掏出船长的报告。

我的计划是，跟着妈妈的行踪一步一步追踪下去，我知道，我肯定能注意到什么的，就是别人都不会发现，只有我明白的线索。那到底是什么线索呢？我也不知道。

妈妈干的第一件事，是在上船几个小时后，在礼品店花了443.09美元。但是账单上面没有显示她买了什么东西。我往门外走，突然又想到，这是丢掉爸爸那个洗鼻器的绝好机会。我抓起洗鼻器，往船头走去。经过一个固定在墙上的垃圾箱时，我把洗鼻器放进去，又在上面盖了张纸巾。

我在通往礼品店的转角拐了弯，接着突然——啊，我开始晕船了。我只能尽量保持平衡，慢慢转身，走下台阶，一步一步，要多轻有多轻，因为我的身体就算有一点点的晃动，我都会吐出来。我没开玩笑，真是花了整整十五分钟才走下去。到了平台上，我又小心翼翼地来到走廊上。我想深呼吸，或者尽力去深呼吸，但是我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

“小姑娘，晕船啦？”耳边响起一个声音。就连听到别人说话都让我想吐，就是这么严重。

我僵硬地转过身去，是个做杂务的阿姨。她把推车靠在一个扶手上。

“来，姑娘，拿着，治晕船的。”她递给我一个白色小包。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都没法向下看。

“哎呀，你真的晕得很厉害啊，姑娘！”她递给我一瓶水，我只能看着，动弹不得。

“你在几号房？”她拿起我挂在脖子上的名牌看了看，“我来帮你，小姑娘。”

我的房间只隔了几个门。她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锁，把门推开。我集中起全部的意志，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过去。等我终于进了门，她已经拉上了百叶窗，床铺也整理好了。她往我手里放了两颗药，把开了盖子的水递给我。我盯着这些东西，一点力气都没有。但接着鼓起勇气数到三，心一横，就把药片吞下去了。然后我坐在床上。阿姨跪下来帮我脱掉靴子。

“外套脱了，裤子脱了，这样会好点儿。”

我拉开卫衣上的拉链，她扯着袖口帮我脱下来。我艰难地脱掉牛仔裤。没了衣服，我浑身冷得打战。

“现在你躺下，睡觉。”

我用尽全身力气，钻到冷飕飕的被窝里。我蜷起身子，呆呆地盯着墙上的木板。我胃里翻江倒海，就像爸爸办公桌上摆的那种不断转动的金属小球。这屋里就剩下我了，只听到发动机的轰鸣，挂钩互相碰撞发出的叮叮当当声，抽屉打开又关上的砰砰砰声。只剩下我和时间。就像那次我们去参观芭蕾舞表演的后台，我看到几百条挂着的绳子，一整排的监视器，以及贴了几千条灯光提示的灯控器。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小小的转场。我躺在床上，仿佛看到了时间的后台，走得多么缓慢啊！好像由世间万物构成，又好像空无一物。四面都是墙，最底面铺着深蓝色的毯子，侧面是金属钢条和光滑的木头，然后是塑料的天花板。我心想，这些颜色都好可怕，说不定我看着看着就死了。要闭上眼睛才行。但好像费多大劲儿也闭不上。所以我学着那个芭蕾舞台经理的样子，拉了拉脑子里的某一条绳子，再拉另一条，再拉五条，终于把眼睑拉得关上了。我张着嘴，可是什么也没说，只发出嘶哑的呻吟。如果能说出什么话，那将会是：怎样都行，就是别这样。

然后十四个小时就过去了，我看到桌上有爸爸留下的字条，说他在酒吧听关于海鸟的讲座。我从床上跳起来，腿又站不稳了，胃里又翻江倒海了。我拉开窗帘看外面，我们就像在一个洗衣机里面。我一个眩晕，又坐在床上了。我们正经过德雷克海峡。是该尽情观赏一下的，但我还要做正事儿呢。

船的走廊上有好多五颜六色的呕吐袋，弄成折扇的样子，夹在栏杆接轨的地方、洗手液自动贩卖机后面和门上的口袋里。船斜得厉害，我一只脚踩墙上，另一只脚踩在地板上。接待区特别宽敞，想走过去的话，也没有栏杆可以扶，所以他们拿绳子编了张蜘蛛网一样的网供人支撑。接待区只有我一个还有点儿人样，其他人都和晕船的动物一样，虚弱地躲在自己的小窝里，缩头缩脑的。我拉了拉礼品店的门，是锁着的。躲在柜台后面的一个女人抬头看了看我，她正在按摩手腕上的一个什么鼓包。

“你们营业吗？”我做口型问她。

她走过来，拉开下面的铁门闩。“你来买折纸的吗？”她问。

“哦？”我反问。

“日本乘客十一点要上个折纸课。你想参加的话，我们这里有纸卖。”

哦，那群日本游客啊，我知道的。他们一句英文也不会说，但带了自己的翻译。这个翻译每次要对他们宣布什么，就摇动一根小棍，上面系着丝带，还挂着一个毛绒企鹅。

船猛烈颠簸了一下，我摔倒在一篮子哈姆森&希思汗衫当中。我挣扎了一下，但根本爬不起来。“总是这么严重吗？”

“这算挺严重的了。”她又回到柜台后面去了，“水位上涨了九米多呢。”

“圣诞节的时候你在吗？”我问。

“我在啊。”她打开一个没贴标签的小罐子，伸了根手指进去，又开始揉另一个手腕。

“你在干吗？”我问。“罐子里是什么？”

“是治晕船的霜。没有这个霜，这船上的大伙儿都撑不下去呢。”

“ABHR透皮霜？”我说。

“啊，你居然说对了。”

“会不会引起迟发性运动障碍啊？”

“哇，”她说，“你懂得倒挺多。医生跟我们说，剂量很小，根本不可能。”

“圣诞节那趟船上，有个女人，”我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她在礼品店买了很多东西。我跟你说说她的名字和房间号，你能不能帮我查查小票，看她到底买了些什么东西？”

“嗯——”女人给了我个奇怪的眼神，我也不懂她什么意思。

“是我妈妈，”我说，“她买了四百多美元的东西。”

“你是和你爸爸一起来的吗？”她问。

“是啊。”

“那你先回房间去吧。我翻一翻小票。大概需要十分钟。”

我把我们的房间号告诉她，然后拉着那张绳子结成的网回到房间。房间里有电视，我本来挺开心的。结果打开一看，只有两个台，一个在放《快乐的大脚》，另一个在放《海鸟讲座》，就没那么开心了。门开了，我惊了一跳。是爸爸……身后跟着礼品店那个女的。

“波莉说你想看看妈妈的小票？”

“上头叫我们要跟你爸爸说，”她满脸惭愧地对我说，“我给你带了点折纸来。”

我朝她怒目而视，做出我的“库布里克脸”，然后重重地扑倒在床上。

爸爸看了波莉一眼，好像在说：交给我吧。门关了。爸爸在我对面坐下来。“昨天晚上的事，向导们觉得很抱歉，”他对着我的背说，“他们来找了我。船长又跟所有船员都说了。”他顿了好一会儿。“跟我说说话吧，比伊。我想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有什么情绪。”

“我想找到妈妈。”我把头蒙在枕头里说。

“我知道你想，宝贝。我也想。”

我转过头：“那你干吗去听那个什么鬼海鸟讲座？看你这样子，就好像她已经死了似的。你应该努力去找她啊！”

“现在吗？”他说，“在船上吗？”床头柜上摆满了爸爸的东西：眼药水，一边镜片上罩了眼罩的老花镜，一边镜片上罩了眼罩的墨镜，那些恐怖的用来架眼镜的东西，心率监测仪，还有一小管维他命，没事儿可以往舌头下面压一颗。我得坐起来跟他说话。

“在南极。”我把船长报告从背包里拿出来。

爸爸深吸了一口气。“你拿着那个干吗？”

“这个会帮我找到妈妈。”

“我们不是为这个来的，”他说，“我们来是因为你想解脱。”

“我是骗你的。”我现在很清楚，你对一个人说你骗了他，还想对方觉得没事，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我太激动了，顾不了那么多了。“是你让我想到这个主意的，爸爸。你说那个什么哈姆森写的信只是律师为了不打官司才那么说的。你要是敞开心扉去看看船长的报告，就会发现，妈妈喜欢这里的生活。她过得很享受，开心地喝酒，每天都下船出去玩。所以她决定要留下。她还给我写了封信讲这件事，不让我担心。”

“不如我说说我是怎么理解的？”爸爸说，“我从报告里看到的是个独来独往的女人，晚饭的时候一个人能喝一整瓶红酒，然后还喝了更烈的酒。这可不是什么享受，是要把自己喝死。嗯，妈妈肯定是给你写了封信，但里面全是各种妄想，在骂奥黛丽·格里芬。”

“鉴定报告不是说了吗，‘很可能’。”

“我们又不可能知道，”爸爸说，“因为她没寄啊。”

“她把信给了个乘客，让他回家后寄出去，可是信被搞丢了。”

“那调查的时候这个乘客怎么没反映这个情况？”

“因为妈妈叫他们别说。”

“有句老话，”爸爸说，“‘听到蹄子声，想马非斑马’。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啊。”我又扑在枕头上，发出“噗”的一声。

“意思是，你在想问题的时候，一开始推理别太荒唐了。”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挪了挪头，因为刚才扑在一摊口水上了。

“已经六个星期了，她没给任何人任何音信。”他说。

“她一定在什么地方等着我，”我说，“这是事实。”一股强烈的气场冲到我的右脸上，是床头柜上爸爸那堆破东西发出来的。他的东西可真多啊，又收拾得特别整齐，真是比女孩子还整齐。我看着就恶心。我赶紧动了一下，离那堆东西远点儿。

“真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想，宝贝，我是真想不明白。”

“妈妈没有自杀，爸爸。”

“那也不代表她没有在某天晚上喝太多掉下了船。”

“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我说。

“我的意思是发生了意外，比伊。严格来讲，不会有人允许意外发生的。”

一缕青烟从椅子后面飘起来，是妈妈给爸爸买的加湿器。已经插上电了，一瓶水倒着插在上面。爸爸就喜欢这样。

“我知道，你就想妈妈自杀，这样一切就都好办了。”说出口了，我才知道这些话一直都憋在我心里，“因为你出轨了，她自杀了，你就轻松了，因为你反正可以说什么她一直是个疯子什么的。”

“比伊，不是这样的。”

“现在你来讲讲道理好吗？”我说，“你一辈子都扑在工作上，我和妈妈呢，一起玩儿得超级开心，超级快乐的。妈妈和我，我们互相为了对方活着。她绝对不可能喝醉了跑到船舷上去走，因为这样她可能就永远见不到我了。你觉得她会这么做，说明你真的太不了解她了。你才是太荒唐了，爸爸。”

“那她到底藏在哪儿呢，啊？”爸爸有点炸毛了，“藏在冰山上？在皮划艇上漂着？她吃什么啊？怎么保暖啊？”

“所以我才想看礼品店的小票啊！”我一字一句地慢慢说，可能这样他就能明白了。“好证明她买了保暖的衣服。礼品店有保暖衣服卖的，我都看到了。绒大衣、靴子、帽子，还有燕麦棒——”

“燕麦棒！”爸爸听不下去了，“燕麦棒？你看到这个，就想到这么多？”爸爸脖子上青筋都暴出来了。“绒大衣和燕麦棒？你出去过吗？”

“还没——”我的舌头突然有点儿不听使唤。

他站起来：“跟我来。”

“干吗？”

“我让你感受一下外面有多冷！”

“不！”我尽量加重语气，“我知道什么是冷！”

“这种冷你肯定不知道。”他抓起船长报告。

“那是我的，”我吼道，“那是私人财产！”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事实，就跟我来。”他抓住我的兜帽，把我往门外拖。我喘着粗气：“放开我！”他也喘着粗气：“你别想跑！”我们在又陡又窄的楼梯上争打着，上了一层又一层。我们打呀吵呀，完全忘了在哪儿，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大家都在看我们。我们已经到酒吧了。日本游客们围坐在摆满折纸的桌边，都盯着我们。

“你们来上折纸课的吗？”日本翻译情绪复杂地问我们，因为好像没有旁人来参加这个折纸课，但是，谁又想教我们这样两个粗鲁的人折纸呢？

“不是的，谢谢。”爸爸边说边放开了我。

我怒气冲冲地往酒吧那边跑，不小心撞到一把椅子。我都忘了，这些椅子都是固定在地上的，所以椅子不但没有倒，反而把我的肋骨狠狠撞了一下，我被弹飞起来，又撞到一张桌子。与此同时，船又开始倾斜了。

爸爸赶过来拉住我：“你往哪儿跑——”

“反正不跟你出去！”我们扭打着，撕扯着，不断地压到人家放在这边的折纸和刚刚折好的作品。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两个踉跄着往出口挪。我伸出脚抵住门柱，这样爸爸再往外拉我也拉不动了。

“妈妈到底犯了什么大错啊，啊？”我尖叫道，“她在印度找了个助理帮她干些杂事？那萨曼莎二代又是什么？也是要让人们傻坐在那儿，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机器人去做啊。你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投资了几十亿，就想发明个东西来让大家不用自己生活。妈妈已经实现了啊，而且一个小时只要七十五分钱，你呢，你就因为这个想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你是这么想的啊？”他说。

“你真的像个摇滚巨星一样啊，爸爸，你在微软班车的过道上走的时候，就是在走红毯。”

“那不是我写的！”

“是你女朋友写的！”我说，“我们都清楚得很。妈妈跑了，是因为你喜欢上那个行政了。”

“我们一定要出去。”爸爸那么喜欢健身，显然很有效果。他单手就把我抱起来了，搞得我就像一块儿软木头似的。他用另一只手推开了门。

门再次关上之前，我瞥了一眼那些可怜的日本人。他们一点儿都没动弹，因为还有几只手就那么悬在半空中，有的正在折纸，也整个凝固了，看着很像蜡像馆里的蜡像作品，表现了一群人在折纸的场景。

都出发这些天了，我还没出来过。我的耳朵一下子就冻得生疼，鼻子也感到刺骨的冰冷，好像脸上多了块石头。风真大啊！灌满我整个耳朵，然后封冻住。我凸出的脸颊感觉都要碎了。

“我们都还没到南极呢！”爸爸在风里咆哮，“你知道有多冷了吗？知道了吗？”

我张开嘴，里面的唾液都冻住了，变成一个冰洞。吞口口水都要耗尽我全身的力气，感觉要死了。

“就这样的天气，都五个星期了，伯纳黛特怎么能活得下来？你好好看看！你好好感受一下！我们都还没到南极呢！”

我把手缩进袖口，用麻木的手指攥紧了拳头。

爸爸朝我摇晃着那份报告。“唯一的真相就是，一月五号下午六点，妈妈安全上船了，然后就开始使劲儿喝酒。浪太大了，船没法抛锚。就这些。你想弄清楚事实？好啊，感觉一下，这么大的风，这么冷的天，这些都是事实。”

爸爸说得对。他比我聪明多了，他说得对。我找不到妈妈的。

“给我。”我伸手去抢那份报告。

“我不会让你这么干的，比伊。你一直在找不存在的东西，这对你不好！”爸爸朝我摇晃着那份报告，我伸手想抓住，但关节都僵了，手在袖子里出不来。接着，一切都来不及了，每张纸都被风卷进了高高的天空中。

“不！我只剩下这些东西了！”每说一个字，冰冷的呼吸都像刀子一样割在我的肺上。

“你不只剩下这些东西，”爸爸说，“你还有我，比伊。”

“我恨你！”

我跑到房间里，又吞了两片白色药片，不是因为晕船，而是因为吃了就能睡过去。我就那么睡过去了。等醒过来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累了。我看着窗外。大海波涛汹涌，一片漆黑；天空也是一片漆黑。一只孤独的海鸟在空中盘旋。水里有什么东西在漂着，是很大一块浮冰。我们旅途上第一块可怕的陆地就在前方招手呢。我又吃了两片药，继续蒙头大睡。

紧接着，房间里响起了音乐，一开始很轻柔，过了几分钟，音量逐渐加大。“我就先从镜中人做起……”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原来是扩音器在叫我们起床。一道很耀眼的光从窗户缝里投射到墙上。

“大家早上好啊！”喇叭里的声音说。又一阵让人感觉不妙的停顿之后，他接着说：“如果你还没看到窗外的美景，那么，南极欢迎你。”一听这话，我马上鲤鱼打挺地起床了。“很多乘客已经在甲板上享受这清新而宁静的早晨了。六点二十三分，我们旅途中的第一块陆地出现了，那就是雪山岛。现在，我们正要进入迷幻湾。”我拉了一把百叶窗的绳子。

到了到了，一片布满黑色岩石的岛，表面覆盖着白雪，下面汹涌着黑色的海水，在广袤的灰色天空之下，南极到了。我肚子里仿佛打了个巨大的结，因为要是南极能说话，它只会说一句：“你不属于这里。”

“‘十二宫’快艇九点三十分开始运行，”那个新西兰人继续通知，“向导和专业摄影师会领你们上岛走一走。如果有人想划皮划艇过去，船上也常备着皮划艇。温度是-13℃。大家早上好，南极再次欢迎你。”

爸爸冲了进来：“你起床啦！要不要去游泳？”

“游泳？”

“这是个火山岛，”他说，“有个温泉，所以海岸边有一片海水是热的。怎么样？想不想去南冰洋里试试水？”

“不想。”我在审视自己。感觉好像过去的比伊站在那儿对我说：“你在说什么啊？你肯定想去的啊！肯尼迪知道了不得嫉妒疯了。”但现在的比伊控制了我的声音，回答道：“你去吧，爸爸。”

“我觉得嘛，你肯定会变卦的。”爸爸用很平淡的语气说。但我俩都知道，他是装的。

过了好几天。我一直看不出来到底几点了，因为太阳又不落山。要估计时间，只能靠爸爸了。他和在家时一样，设个早晨六点的闹钟，然后去健身房。接着我就听到迈克尔·杰克逊唱歌，这时候爸爸就回来洗澡了。他自己建立了一套体系，把干净的内裤带进浴室，洗完澡出来的时候就穿在身上了。有一回他突然说：“真倒霉啊，我到处都找遍了，也没找到洗鼻器。”然后他就去吃早餐了，回来的时候帮我装了一盘吃的，还带了一沓影印版的《纽约时报文摘》。每张纸的抬头上都有大大的手写字：前台存档，请勿带回房间。影印的文摘背面，是前一天用剩下的菜单。我喜欢看看他们前一天晚上做了什么鱼，因为这些鱼我都没听说过，什么洋枪鱼、狗鳕、多锯鲈、赤鲷之类的。我把这些菜单都保留下来，免得到时候讲给肯尼迪听她还不信。然后呢，我的“条理之王”爸爸，会仔仔细细地穿上探险的衣物装备，不厌其烦地涂上防晒霜、护唇膏，滴点眼药水，然后出门去。

很快，黑色的橡胶快艇（名为“十二宫”）就把乘客一群群地载到岸上去。最后一辆“十二宫”出发之后，我就活泛了起来。船上基本上只剩下我和几台吸尘器了。我就上到最上一层，图书室在那里。我注意到一直有乘客在玩儿《卡坦岛》的游戏，还有一些拼图游戏，我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很开心，因为我很喜欢拼图。但盒子里总会有张字条，说什么“这套拼图少了七片”或者几片几片。我就想，那我还拼来干吗啊？图书室还有个女人，从来不下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从来不跟我搭话，总在研究一本叫《数独速成》的书。她在每一页的顶端都会写上是在什么地方做的数独，作为纪念。所有的地点都是“南极”。不过，我也基本上就是坐在图书室里发呆。这个房间里每一面都有玻璃，所以我看得到外面的一切。南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三条横线而已。最底下是海水线，到处都是黑色和深灰色。海水线上面是陆地线，通常是黑色或白色。然后就是天空线，蓝灰蓝灰的。南极没有自己的“极旗”，如果有的话，应该就是三条横线，都是不同深浅的灰。如果想艺术一点儿，那就都弄成一样的灰色，但是要说明三条灰线，分别是水、陆地和天空。不过说明起来可能挺费劲儿的。

最后，一列列快艇都在往回赶，我看不出来爸爸在哪艘上，因为船上给所有乘客都分发了一模一样的红色带兜帽风雪衣和配套的风雪裤，可能因为红色在灰色的背景上最显眼。向导们就可以穿黑色。第一艘快艇回来的时候，我肯定是要待在房间里的，这样爸爸就会以为我一直无精打采地待着呢。清洁阿姨总会用毛巾叠个小兔子放在我枕头上，而且每天都会有新花样。一开始，这个毛巾兔戴着我的墨镜，然后套上了我的发带，后来还贴上了爸爸的呼吸矫正带……

爸爸总是猛地推开门，旋风一样地闯进来，衣服上还带着新鲜的寒气，他一股脑儿地跟我絮叨很多信息，讲很多故事。他给我看相机上的照片，又说照片远没有亲眼看到的美。然后他就去餐厅吃午饭，吃完给我带点儿回来。之后他又出门去，继续下午的游览。我最喜欢晚上的一日回顾，待在房间里，看实况电视转播。潜水的人每天都会潜下水去拍拍海底的景象。原来，在这貌似生长环境非常恶劣的黑色海水之下，有几百万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最最奇异的海洋生物：玻璃一样光亮透明的海参、全身长满几十厘米长优雅尖刺的虫子、五彩斑斓的海星，还有很多桡足类动物，身上布满斑点和条纹，就像从《黄色潜水艇》里游出来似的。我没说它们任何一个的学名（不过换了别的生物我也不会说），是因为它们还没有学名呢。很多东西人类也都是第一次见。

我努力地去爱爸爸，看着他装出一副兴致高昂的样子，陆陆续续地穿戴整齐，也尽量不去讨厌他。我努力去想象妈妈还是建筑师时到底看上了他哪些优点。我努力去感同身受地体会爸爸的心境，他这样的人，会觉得干的每一件小事都充满了乐趣。但是，真的让我很难过啊！因为只要想到他和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犯恶心。我多么希望我从没把爸爸联想成一个大个子的小女孩，因为一旦有了这样的联想，那个形象就停在你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了。

有时候我又感觉超级好，好到不敢相信，我多么幸运能成为我自己。船会经过漂浮在海水之中的冰山，冰山非常巨大，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得非常奇特。那么宏伟壮丽，那么难以忘记，看着它们，感觉心都要碎了。但说白了，不就是一块块冰吗，没有任何深刻含义啊。一路上还能看到长着乌木的覆盖着薄雪的海滩，有时候也会出现一只独行的帝企鹅，体形很大，脸颊泛着点橙色，站在某座冰山上，你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它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又该怎么下来，也不知道它到底想不想下来。有的冰山上还有微笑的豹斑海豹，晒着太阳，一副连苍蝇也舍不得打的人畜无害的样子。其实，它可是地球上非常可怕的一种食肉动物呢，有机会的话，它会毫不犹豫地跳起来，用剃刀一样锋利的牙齿，咬住一个人，拖进冰冷的海水里，疯狂地摇摆，直到那人的皮脱掉。有时候我会在船舷上看着海上的浮冰，觉得就像一块块永远拼不好的拼图，还发出冰块在鸡尾酒杯里碰撞的那种清脆声音。鲸鱼就别提了，到处都是。有一次，我看到一大群逆戟鲸，大概有五十只，有妈妈，有孩子，聚集在一起玩耍打闹，特别高兴地喷着水。企鹅也在墨水一样的大海里上蹿下跳，跟跳蚤似的，然后一跃跳上冰山，算是暂时安全了。一定要我选的话，我最喜欢的情景就是这个，企鹅们跳出水面，跃到陆地上的样子。这个世界上应该没多少人能亲眼见到这些景象，这让我觉得压力很大，因为要好好地记住，并且寻找合适的词汇来形容这种宏伟壮丽。然后我会突然想到别的不相干的事情，比如，妈妈以前总会在我的午餐盒上写点小字条。有时候她还会写一张给肯尼迪，她妈妈从来不给她写字条。有的字条是在讲故事，可能要花好几个星期才能讲完一个完整的故事。于是我就从图书室的椅子上站起来，去看看望远镜。但望远镜里永远找不到妈妈。很快，我就不想家，不想朋友们了。因为，你在船上，在南极，在没有夜晚的地方，那你到底是谁呢？我想，我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我就像幽灵，在一艘幽灵船上，航行在幽灵之国。

一天晚上，一日回顾的时候，爸爸给我带了一盘芝士泡芙回来，然后上楼去酒吧了。我就在电视上看转播。有位科学家给大家做介绍，说他们有一项长期的职责，就是数企鹅幼仔的数量。讲完之后，就开始宣布明天的计划，是去洛克罗伊港，那是个历史遗迹，“二战”时期是英国的军事前哨，现在变成了南极的遗产博物馆，有人住，有个礼品店，还有个邮局。介绍的人说，欢迎乘客们购买南极企鹅邮票，往家里寄信！

我的心脏狂跳不止，我在房间里疯狂地走来走去，一边嘴里重复着“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一边期待着爸爸猛地推门进来。

“好了，女士们、先生们，”扩音器里响起那个熟悉的声音，“又是一场精彩的一日回顾。伊生大厨刚刚通知我，晚饭准备好了。希望大家有个好胃口。”

我飞一样地往酒吧冲，因为爸爸可能正呆呆地坐在那儿呢。但是人群已经散了，一群人正在下楼梯。我只好跑到后面，绕了远路，来到餐厅。爸爸正在餐厅里，和一个男的坐在一起。

“比伊！”他说，“你想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吗？”

“喂，你没参加一日回顾吗？”我问，“你没听到——”

“参加了啊！这位是尼克，研究企鹅栖息地的。他正跟我说呢，数企鹅幼仔的时候，总需要帮手。”

“你好……”此时此刻，我突然觉得爸爸好可怕，不自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撞到一个服务员。“对不起……你好……拜拜。”我转过身，用最快的速度走出了餐厅。

我跑到海图室。那里有张巨大的桌子，上面铺了一张南极大陆的地图。我每天都看到船员用一个个小点标出船的路线。之后会有乘客跑到这儿来，仔仔细细地照抄到他们的地图上。我拉开一个巨大的浅抽屉，找到妈妈坐的那趟船的地图。我把地图放在桌面上，手指跟着那些点。啊，和我想的一样，她坐的那趟船在洛克罗伊港停了的。

第二天早晨，爸爸去健身了，我来到甲板上。布满怪石的海岸上，耸立着一栋黑色的木建筑，L形的，有点像两栋《大富翁》游戏里的酒店，窗户上装饰着白色的花格，还有樱桃红的百叶窗。陆地上随处可见一些企鹅。这一切的背景，是一片雪野，远处高耸着一座尖尖的大山，还有七座矮一点的小山，挨挤在一起。这就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啊。

爸爸登记了和第一队一起去划皮划艇，然后和第二队一起去洛克罗伊港。我一直等到他出发了，才扯掉我那套红色风雪衣和风雪裤的标签，穿戴整齐。一群乘客正像宇航员一样，拖着沉重的身子慢慢下楼走到物品寄存室。我走到他们中间。寄存室里很多储物箱，两边都有出口，外面拴着一些活动甲板，漂在水上。我顺着一条斜坡走下去，上了一辆底下正水花四溅的“十二宫”。

“去洛克罗伊港吗？”一个船员向我确认，“你刷卡了吗？”

他指着一台架子给我看，上面放着一台电脑。我刷了下身份磁卡。我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还出现了一行字：“上岸玩儿得开心哦，巴拉克利须那！”我突然很生曼尤拉的气，妈妈不是跟她说了，一定要保证我在船上只能叫比伊吗？但我马上又想起来，她只是个网络罪犯啊。

又有十几个穿红衣服的人挤进了我这艘“十二宫”，马达旁边掌舵的是查理。乘客大多数是女人，她们前几天应该把这辈子的企鹅都看够了，现在要开始购物了。她们七嘴八舌地问有什么可以买的。

“我也不知道，”查理显然是有点烦，“T恤吧。”

这一路上我还是第一次下船呢，这里水平如镜，刺骨的寒风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我整个人从身体到精神立刻就紧缩起来了，稍微动一动，我的皮肤就会碰到风雪衣冰凉的地方，所以我就全身僵硬地坐着，一动不动。我非常轻微地动了动头，能看到岸上就好。

离洛克罗伊港越近，那栋楼就变得越小，奇了怪了，我都被吓到了。查理操纵着马达，把“十二宫”开到岩石上。我几乎是用肚子贴着地，从鼓胀的船边下来，脱掉救生衣。然后就在混乱的岩石堆里小心翼翼地走着。很多巴布亚企鹅正在引吭高歌，守卫着自己的石头窝。我尽量躲开它们。一直走到一个木板搭起来的斜坡，通向入口。灰暗的冷风中飘着一面英国国旗。我是第一个到的，赶紧把门推开。里面有两个女孩子，看样子是上大学的年纪，带着点儿傻乎乎的热情，跟我们打招呼。

“洛克罗伊港欢迎你！”她们是英国口音。

啊，屋里和外面一样冷，真是烦死了。这间房子的墙全都漆成了蓝绿色，就是礼品店了。天花板上悬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子；屋里有很多桌子，有的摆满了书，有的摆满了毛绒玩具，还有明信片；还有小小的玻璃柜，展示着T恤、棒球帽和各种东西，反正都绣着企鹅的图案。没有任何妈妈的蛛丝马迹。我幻想啥呢？这不过就是个礼品店罢了。

房间对面是个出口，通往洛克罗伊港的其他地方，但两个英国女孩挡在那里。我尽量镇静，假装对店里的布告牌很感兴趣，等着别的乘客慢慢走进来，看到垂下来的旗子惊喜地“哇！哇！”。就连那个“数独女”这趟都从图书馆出来了。

“洛克罗伊港欢迎你！”两个女孩交替说道，“洛克罗伊港欢迎你！”

我感觉已经在那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了。“这里的人都住哪儿啊？”我终于开口问了，“你们住哪儿？”

“就这儿啊，”其中一个说，“我们等大家都进来了，再开始讲吧。”然后她们又开始了：“洛克罗伊港欢迎你！”

“但你们在哪儿睡觉啊？”我问。

“洛克罗伊港欢迎你！大家都到齐了吗？哦，后面还有人呢。”

“有没有什么食堂之类的，其他人就在那儿？”

但两个女孩子都不理我，朝我背后喊道：“洛克罗伊港欢迎你！好啦，好像大家都到齐了。”其中一个开始夸张地背起了稿子，“‘二战’期间，洛克罗伊港是英国军队的秘密哨所——”她停了下来，因为那群日本游客刚刚走进门，和往常一样，都带着一种淡淡的困惑。我忍不了了，从两个英国女孩身边挤了过去。

有两个小房间，我往左边走，进入一个老式的指挥中心，摆着几张桌子和生锈的机器，上面全是仪表盘、按键、把手。但没有人。那头有扇门，写着“请勿入内”。我走过一面摆满旧书的墙，拉开那扇门。光一下子照进来，我一时间什么也看不见。原来是通向外面的雪原。我关上门，原路返回，又来到另一个房间。

“一九九六年，不列颠南极遗产基金会出资将洛克罗伊港改建成了一座活的博物馆。”一个女孩还在介绍。

这间屋子是个厨房，炉子生锈了，架子上摆着奇奇怪怪的干粮和英国罐头。也有一扇门，写着“请勿入内”。我飞奔过去打开，又是——白晃晃一片，刺得我眼泪都掉了下来。

我迅速关上门。眼睛适应了屋内的昏暗之后，我回到礼品店，努力思考着。好，只有三扇门，我们从前门进来，另外两扇又通向室外……

“‘二战’时，英军在洛克罗伊港开展了‘塔伯伦行动’……”她们还在讲。

“我没想明白，”我突然插话，“有多少人住在这儿？”

“就我们俩。”

“那你们到底住哪儿啊？”我说，“在哪儿睡觉？”

“这儿。”

“什么叫‘这儿’？”

“我们就在礼品店里铺睡袋睡觉。”

“去哪儿上厕所呢？”

“外面——”

“在哪儿洗衣服？”

“嗯，我们——”

“在哪儿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