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莫里斯的书店发现各期齐全的《集束》《耻辱柱》《我无处不在》，以及几本论述培养“首脑”的贝当分子小册子。除了亲德国的文学作品，莫里斯还拥有全套被遗忘作家的著作。我这边在阅读反犹太作家蒙唐东、马尔克·里维埃尔的作品，德·埃萨尔那边则埋头看爱德华·罗德、马塞尔·普雷沃、埃斯托涅、布瓦莱夫、阿贝尔·赫尔芒等人的小说。他撰写一篇论文《文学是什么？》，题赠给让—保尔·萨特13。德·埃萨尔有种收藏古董的志向——他刚发现一八八〇年代的小说家并提议重新推出来。他同时可以倡导路易·菲利普风格，或者拿破仑三世风格。论文最后一章题为《某些作者的使用方法》，面向渴望自学成材的青年，他写道：

“爱德华·埃斯托涅的小说，应当在乡居阅读，要在下午五点钟，手中拿着一杯阿马尼亚克地区产的白酒。读者还必须穿一套整齐的奥罗桑牌，或者克雷德牌礼服，扎一条俱乐部领带，上装小口袋塞一块黑绸手帕。阅读勒内·布瓦莱夫的作品，我建议选择夏季，到戛纳或者蒙特卡洛去，要在晚上八点钟，穿上羊驼毛料子的服装。阿贝尔·赫尔芒的小说呢，还得要求点技巧：应当在一艘巴拿马游艇上阅读，一边抽着含薄荷脑的香烟……”

莫里斯呢，则继续写他的回忆录第三卷：继《巫魔晚会》和《围猎》之后，便是《幽灵》。

至于我，我已经决定要成为继蒙田、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之后，法国最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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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是个真正的青年，有愤怒，也有激情——今天看来如此天真，让我不禁哑然失笑。当时我以为，犹太文学的未来落到我的双肩了。我回顾一下，揭露那些冒牌货：德雷福斯上尉、莫洛亚、达尼埃尔·阿莱维。我看普鲁斯特由于童年在外省度过，已经过分同化了，埃德蒙·弗莱过于讨人喜欢，邦达过于抽象。邦达，为什么要玩纯洁思想呢？是变幻不定的大天使吗？脱离现实的伟人吗？隐身的犹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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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派尔（Spire）诗歌也有妙句：

热情哟悲伤，暴烈哟疯狂，

不可战胜的神我虔诚献身，

没有你们该如何？快来保护我，

抵制这片乐土上枯燥的理性……

还有：

你想要歌唱力量，胆量，

你只会爱幻想者，面对生活解除武装，

你要试图倾听农民的欢快之歌、

士兵雄壮的进行曲、少女优美的回旋曲，

你的耳朵会很灵敏，只能听见哭泣……

朝东边走去，就遇见个性更强的作家：亨利·海涅、弗兰茨·卡夫卡……我喜爱海涅题为《唐娜·克拉拉》的诗：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法官的女儿，爱上一个长得像圣乔治的英俊骑士。她对骑士说：“您和那些无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毫无共通之处。”于是，那位英俊骑士向她透露了自己的身份：

谢诺拉，我呀，您的情人，

家父唐·伊萨克以色列子孙，

萨拉戈萨犹太教大博士，

非常博学而享有盛名。

有人针对卓别林的兄长弗兰茨·卡夫卡大肆造谣。几个学究气十足的雅利安人穿上套鞋践踏他的作品。他们将卡夫卡提升为哲学教授，拿他比较普鲁士人康德，比较富有灵感的丹麦人克尔恺郭尔，比较法国南方人阿尔贝·加缪，比较多题材作家、半阿尔萨斯人、半佩里戈尔人让—保尔·萨特。我不禁纳罕，如此孱弱、如此怯懦的卡夫卡，怎么抵抗得了这帮造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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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埃萨尔自从入了犹太籍之后，就毫无保留地拥护我们的事业了。而莫里斯却担心我的种族主义是否有些极端。

“旧东西您读得太多了，”他对我说道，“老兄啊，现在已经不是一九四二年了！否则我会极力劝您以我为榜样加入盖世太保，以便给您换换脑筋！要知道，现今人们很快就会忘记自己的原籍！灵活一点儿吧。大家可以随便改变角色！改变肤色！变色龙万岁！对了，我可以立刻变成中国人！变成大流氓！挪威人！巴塔哥尼亚人！只要变一下戏法就行了！念一句咒语！”

我不听他的。我刚认识一位波兰犹太女子，名叫达尼娅·阿西塞夫斯卡。这个女子在慢慢地自我毁灭，也不痉挛，也不叫喊，就仿佛在顺其自然。她使用普拉瓦兹皮下注射器，总扎自己的左臂。

“达尼娅对您施加坏影响，”莫里斯对我说道，“您还是挑选一个温柔的雅利安姑娘吧，她会给您唱本乡本土的摇篮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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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尼娅给我唱《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难者祈祷》。她大半夜将我叫醒，指给我看她肩上抹不掉的监狱序号：

“您瞧他们怎么对待我，拉斐尔，您瞧啊！”

她摇摇晃晃，一直走到窗口。罗纳河滨大道上，行进的黑色战斗营队在饭店门前集结，纪律十分严明。

“您瞧，拉斐尔，那么多黑衫队！还有三名警察，穿着皮夹克，在那儿，左边！盖世太保呀，拉斐尔！他们朝饭店门口走来啦！他们来抓我们啦！他们又要把我们遣送回老家啦！”

我急忙劝她放心。我有身居高位的朋友。我才不屑于同巴黎的合作组织那些小玩意打交道。我跟戈林你我相称；而赫斯、戈培尔和海德里希·戈林等人都是纳粹政权的顶尖人物，希特勒的左右手。都对我极有好感。她跟我在一起，不会有任何危险。警察不会动她一根头发。如果他们还不肯罢休，我就把勋章都拿出来给他们看——能从希特勒手中接过十字勋章的，也只有我这一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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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达尼娅趁我不在自己割了血管。其实，我的刮胡刀片都仔细藏起来了。的确，我的目光一碰见那些钢制的小物品，就莫名其妙地发晕，真想一口将它们吞掉。

次日，巴黎专程来了一位视察员询问了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拉克拉耶特视察员。他对我说这个名叫达尼娅·阿西塞夫斯卡的女子，是巴黎警方通缉的人。非法交易和吸毒。这些外国人，什么都干得出来。这些犹太人。这些中欧的犯罪分子。她总算死了，这再好不过。

拉克拉耶特视察员那种干劲儿和他对我的女友那么感兴趣，实在让我惊诧。我敢断定他从前肯定参加过盖世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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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尼娅收集的木偶，我都留作纪念。全是假面喜剧人物，有卡拉格兹、皮诺曹、吉尼奥尔、流浪的犹太人、梦游女。她自杀前将这些木偶安放在她四周，我想它们是她的惟一伴侣。所有这些木偶中，我最喜欢梦游女：她闭着双眼，胳臂往前探。达尼娅在铁丝网和岗楼的噩梦中毁掉自己，很像这个梦游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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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也不辞而别了。很久以来，他就向往东方。我想他去了澳门或香港，过起退隐生活。或许他去了一个农业社，再次尝试强制劳役。在我看来这种猜测最有可能。

一周之间，我和德·埃萨尔，我们都不知所措，再也无力关心动脑筋的事物。而瞻念前途不免忧惧——我们只剩下六十瑞士法郎了。德·埃萨尔的祖父和我在委内瑞拉的叔父维达尔，在同一天辞世了。德·埃萨尔继承了公爵和贵族院议员的称号，我可没有奢望得到委内瑞拉博利瓦币巨额遗产。叔父维达尔的遗嘱却令我吃惊：毫无疑问，五岁时只要在一位老先生的双膝上蹦跳过，就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指定为合法继承人。

我们决定回到法国。我宽慰德·埃萨尔：法国警察要追捕一个当逃兵的公爵和贵族院议员，而不是一个名叫让—弗朗索瓦·列维的日内瓦公民。越过边境之后，我们派人炸了艾克斯莱班城赌场银行。我在豪华大酒店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有人问我打算如何安排巨额博利瓦币：豢养一群后宫吗？建造粉红大理石豪宅吗？保护文学和艺术？从事慈善事业吗？我喜欢浪漫，玩世不恭吗？我会成为年度的花花公子吗？我要取代鲁比罗沙、法鲁克、阿里·汉吗？

我以自己的方式扮演年轻的亿万富翁的角色。我固然读过拉尔博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但是我不想模仿书中人物，无论A.W.奥尔松·巴纳博斯的精神痛苦，还是盖茨比的童稚浪漫主义。我是希望别人冲着我的钱而喜爱我。

但随后我惊恐地发现自己患了肺结核。我必须加以掩饰，这种病不合时宜，很可能在欧洲所有茅舍重新为我赢得名望。面对一个患了肺结核、英俊而绝望的青年富豪，雅利安姑娘们会发现自己有圣女布朗狄娜的一种使命。为了给这些善意泼泼冷水，我一再对记者说我是犹太人。因此，惟独金钱和淫荡方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认为我很上相，我就得做出各种各样恬不知耻的表情，还要使用猩猩的面具，并且自告奋勇充当犹太人原始型。而大约一九四一年，雅利安人就在贝利茨宫动物学展览上，观察过犹太人原始形貌。我又唤醒拉巴泰特和巴尔达姆的那些往事。他们辱骂我的文章是对我的痛苦的奖赏。只可惜没人再看这两位作者写的东西了。社会生活杂志和情感出版物执意为我大唱赞歌，说我是个年轻的财产继承人，既可爱又特立独行。是犹太人吗？那就像耶稣基督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接下来呢？万般无奈中我买了一艘游艇——“犹太教公会号”——由我改装成豪华妓院，停泊在蒙特卡洛、戛纳、拉博尔、多维尔。三只高音喇叭架在每根桅杆上，播放巴尔达姆和拉巴泰特的文章，这正是我最看好的对外联络员。不错，我利用放荡聚会和数百万财富在指挥全世界犹太人的阴谋。不错，一九三九年爆发战争也是我的过错引起的。不错，我就是蓝胡子那号怪物，一个食人魔，强奸了雅利安姑娘然后再把她吞掉。不错，我梦想让法国农民统统破产，以此在康塔尔省扩大犹太人的影响。

这通折腾，不久我也厌倦了，就由忠实的德·埃萨尔陪同，避居到凡尔赛，下榻特里亚农旅馆，埋头读圣西门的著作。我母亲见我气色不好十分担心，我就答应她写一部悲喜剧，由她扮演女主角。肺结核还继续缓慢地消耗我。我倒是可以自杀。经过三思，我决定不能留下俊美的遗容。遗容那么美，他们又该把我比作雏鹰14或者维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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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德·埃萨尔要拉我去参加一场假面舞会。

“千万注意，您不要像平时那样穿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式的衣服，或者苏斯15那样的犹太服。我给您租了亨利三世国王漂亮的装束，为我自己租了土耳其骑兵服。”

我借口要尽快写完剧本便拒绝了他的邀请，他离开我时苦笑了一下。我望见小车驶出旅馆大门，隐隐感到一种内疚。过了一会儿，我的朋友死在西部高速公路上。莫名其妙的一次车祸。他还穿着土耳其骑兵服。他没有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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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剧本很快写出来了。悲喜剧。从头至尾痛骂犹太人眼中的异教徒。我深信巴黎公众看了这出戏会很不舒服，他们不会宽恕我以如此挑衅的方式，将我的神经官能症和我的种族主义搬上舞台。结尾一场戏表现出的大无畏，我寄予了很大希望。在四面白墙的一间屋子里，父子二人对峙。儿子身穿打了补丁的党卫军服，披一件盖世太保的旧雨衣；父亲头戴圆帽，蓄着鬈发和胡子，一副犹太教法学博士的模样。他们在滑稽地模仿审讯。儿子扮演刽子手的角色，父亲则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母亲猛然冲进屋，眼神恍惚，伸直双臂走向父子。她吼唱着犹太妓女玛利亚·桑德斯的叙事曲。儿子掐住父亲的喉咙，一边哼唱着《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不过他的声音没有盖过母亲的吼唱声。父亲已经半窒息了，还呻吟着赎罪日的祷文。远台的门突然打开，四名男护士上前围住三个争斗者，费好大力气才将他们控制住。幕布落下。没有一个人鼓掌。观众以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他们原以为一个犹太人编排的剧会文雅一些。我这个人的确是忘恩负义。不折不扣是个粗野的家伙。我窃用了他们明白清晰的语言，改成歇斯底里的腹鸣。

他们本来期待一个新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一个同他们的文化相接触变得文明点的犹太佬，还期待一种温柔的音乐，却听到震耳欲聋而咄咄逼人的喧嚣。现在，他们知道该如何对待我了。我也能死而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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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发表的批评文章令我大失所望，都那么客客气气。这下子我算明白了：我在四周碰不到一点点敌意，只有几个类似拉罗克上校的老妇人和老先生算是例外。新闻记者越发探询我的心态。所有这些法国人都无限关怀写回忆录的婊子、鸡奸者诗人、给妓女拉客的阿拉伯人、吸毒的黑鬼和挑衅的犹太人。毫无疑问，再也不讲究什么道德了。犹太人是一种估价过高的货物，别人对我们过分尊敬了。我可以进入圣西尔军校，将来可以成为什勒米洛维奇元帅：再也不会发生德雷福斯案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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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这次失败，我走投无路，就只有像莫里斯·萨克斯那样消失了。从此离开巴黎，一去不返。我将一部分财产留给我母亲，还想起我在美洲有一位父亲，就请他来见我——如果他愿意继承三十五万美元财产的话。不久便有了答复：他约定我在巴黎大陆饭店见面。我还想治好肺结核，变成一个老实而谨慎的青年，一个名副其实的雅利安小伙子，可是我不喜欢疗养院，还是偏爱旅行。我这从地中海来的外国佬，内心总向往美丽的生疏环境。

比起墨西哥和拉松德群岛来，我倒觉得法国外省能更好地向我提供这样的环境。我从而否定了我四海为家的过去。我要赶紧了解法国乡土、煤油灯、绿篱和森林之歌。

而且，我也想到母亲，她就经常巡游外地各省。受保护的卡兰梯通俗喜剧团巡回演出。她讲法语由于带巴尔干口音，也就扮演俄罗斯公主、波兰伯爵夫人和匈牙利女骑士一类角色。在欧里亚克城扮演贝雷佐沃公主，到贝济耶城扮演托玛佐夫伯爵夫人，再到圣布里厄城扮演捷瓦查尔迪男爵夫人。卡兰梯剧团巡回演出走遍了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