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我正挥霍在委内瑞拉继承的遗产。有些人开口闭口就是我的美丽青春和黑色鬈发；另一些人却骂得我狗血喷头。我又拿起《这里法兰西报》的一期号外，最后再看一遍莱翁·拉巴泰特写我的文章：

“……我们要看着拉斐尔·什勒米洛维奇胡闹到什么时候？这个犹太人，拖着他的神经官能症和癫痫，从勒图凯到昂蒂布角，从拉博尔到艾克斯莱班，还不受惩罚，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最后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这号外国佬，侮辱法兰西的子弟，要一直到什么时候啊？由于这种犹太厄运，就得无休止地洗手，这要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在同一家报纸上，巴尔达姆博士也这样辱骂我：

“……什勒米洛维奇？……哼！犹太人街区的烂货，臭气熏天！……毛坑里的大蛆！……什么鸟玩意儿！……黎巴嫩加纳克的流氓！……咚咚咚……嘭嘭嘭！……好好瞧瞧这个讲意第绪语的小白脸！……这个专搞雅利安人小姑娘的淫棍！……完全具有黑人特点，又发育不全！……这个疯狂的阿比西尼亚人，年轻的阔佬！……快来帮忙，把他的下水全掏出来……把他骟了！……让这样一个形象在博士眼前消失……见鬼，干脆把他钉上十字架！……来路不明，可耻的杂种……住国际豪华大酒店的犹太佬！……参加‘海法制造’的放荡聚会！……戛纳！……达沃斯！……卡普里岛和所有人！……极端希伯来式的大杂烩！……让这个受过割礼的花花公子从我们眼前消失！……他那些太巴列式的快艇！……他那些西奈造的领带！……就让他那些雅利安女奴，将他的龟头薅掉！……用她们美丽的小牙齿……让她们用小手抠瞎他的双眼！……他追击哈里发！……反对基督教后宫！……快呀！……快呀！……拒绝舔他的睾丸！……拒绝向他做媚态换取美元！……你们要解放出来！……勇敢些，《马德隆》1！……否则的话，这位博士就要泪流满面！……就要憔悴衰竭！……天大的不公啊！……犹太法庭的阴谋！……就是想要博士的命！……请相信我！……

红衣主教会议！……罗斯柴尔德银行！……安特卫普的卡恩！……什勒米洛维奇！……女孩子们，快帮帮巴尔达姆！……救命啊！……”

*

博士不肯饶恕我的事，就是我从卡普里岛给他寄去了我的文稿：《揭下面具的巴尔达姆》。我在这篇研究文章中透露，我还是十四岁犹太少年的时候，一口气读完《巴尔达姆游记》和《路易—费迪南的童年》，简直赞叹不已。我没有避而不谈他那些反犹小册子，正如善良的基督徒之所为。我这样写道：

“巴尔达姆博士的作品，很大一部分论述犹太问题。这不足为奇：巴尔达姆博士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是历代最伟大的犹太作家。这就是为什么他怀着满腔热忱，谈论他的同种族的兄弟。巴尔达姆博士在他的纯小说式的作品中，类似我们的同种族兄弟卓别林，都喜欢可怜的小故事，写受迫害的感人的人物。……巴尔达姆博士的语句，比马塞尔·普鲁斯特矫揉造作的语句‘犹太色彩’更浓：一种温柔、哀怨的音乐，有点碰运气，也还有点哗众取宠……”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惟独犹太人，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当中的一员，惟独一个犹太人，谈论巴尔达姆博士才能说到点子上。”

博士作为全部答复，只是寄来一封信辱骂我。依他看，我借助于放荡的聚会和数百万财产，在指挥全世界犹太人的阴谋。我马上给他寄去我写的《德雷福斯的精神分析》，我在文中白纸黑字，肯定了这名上尉有罪：一个犹太人这样做，确实怪得很。我阐述了这样的论点：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衷心热爱圣路易、圣女贞德和朱安党人的法兰西，这就是他为何选择军旅生涯为其志向的缘故。然而法兰西，她并不需要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于是，他背叛了她，就如同用百合花形马刺报复一个高傲的女人。巴雷斯、左拉和戴鲁莱德，他们根本不理解这种不幸的爱。

这样一种论述，无疑让博士大跌眼镜。此后他就杳无音信了。

拉巴泰特和巴尔达姆的谩骂叫嚣，把社交专栏作家对我的赞美给压下去了。他们大多列举瓦勒里·拉尔博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有人把我比作巴纳波特，给我起绰号叫“小盖茨比”。杂志的摄影记者给我照的相，总是低着头，眼神茫然。我在艳情刊物上的忧伤神态，已经尽人皆知了。面对《卡尔顿报》《诺曼底报》，或者《米拉马尔报》，我接受记者提问，总是不厌其烦地宣称我的犹太人身份。况且，我的行为举止也同培养法国人的品德背道而驰：他们弘扬谨慎、节俭和勤劳。我的祖先是东方人，黑眼睛，喜欢张扬和排场，并且懒惰成性。我不是这个国家的孩子。我没有为你们做果酱的祖母，也没有见过家人肖像，没有学过基督教教理。然而，我总是想象外省人的童年。我的童年生活布满英国保姆，在多维尔不纯洁的海滩上非常单调地流逝。伊芙琳小姐牵着我的手。妈妈把我丢给马球手。夜晚，她倒是来到我床前亲亲我，不过有时她也嫌麻烦不来了。可是我一直等她，没心思听伊芙琳小姐讲大卫·科波菲尔的故事。每天早晨，伊芙琳小姐都带我去赛马俱乐部。我在那里上马术课。为了讨妈妈的欢心，我要成为天下最著名的马球手。法国孩子熟悉所有足球队，而我一门心思放在马球上。我心里总念叨这些具有魔力的词：“拉维尔辛、西保·潘帕斯、西尔维·莱斯、波菲里奥·鲁比罗萨。”在赛马俱乐部，有人给我和我的未婚妻，小公主拉伊拉大量拍照。下午，伊芙琳小姐到“塞维尼侯爵夫人店”给我们买伞状巧克力。拉伊拉爱吃棒棒糖。“塞维尼侯爵夫人店”卖的棒棒糖呈长方形，小棒也很好看。

伊芙琳小姐带我去海滩，有时我就把她甩掉；不过她知道去哪儿能找见我：我不是同前国王菲鲁兹，就是同特吕法丁男爵在一起，这两个大人物是我的朋友。前国王菲鲁兹请我吃夹开心果的果汁冰糕，他不禁惊叹：“我的小拉斐尔和我一样贪嘴呀！”特吕法丁男爵总是神色凄怆，独自坐在“太阳酒吧”里。我走近他的餐桌，伫立到他的面前。于是，这位老先生便没完没了给我讲故事，故事主角名叫克莱奥·德·梅罗德、奥泰罗、爱米莉娜·达朗松、莉雅娜·德·普吉、奥黛特·德·克雷西。当然全是仙女，犹如安徒生童话中的人物。

充斥我童年生活的其他琐事，就是海滩上橙黄色的遮阳伞、卡特朗草坪、哈特梅林荫道、大卫·科波菲尔、塞古尔伯爵夫人、我母亲在孔蒂河滨路的套房，以及利普尼茨基的三张照片，上面有我，站在圣诞树旁边。

*

再就是瑞士学校，以及我在洛桑的初次调情。我十八岁生日时，委内瑞拉的那位叔父维达尔送给我的杜森堡轿车，驶进了蓝色的夜晚。我过了一道大栅栏门，穿越缓缓下坡的园子，一直行驶到莱芒湖畔，将车停在一座灯火通明的别墅台阶前。几位身穿浅色衣裙的少女站在草坪上等候我。这样的“晚会”，夜色过于温馨，格格笑声过于欢快，灯光也闪烁不定，全不是什么好兆头。要描绘这类晚会的氛围，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做得会比我好。因此，我推荐你们看看这位作家的作品，这样一来，你们对我青少年时期的晚会就会有一个准确的概念。至少，也应当看看拉尔博的《费米娜·马尔凯兹》。

*

如果说在洛桑，我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伙伴共欢乐，但又不完全跟他们一样。我经常去日内瓦，在贝尔格饭店清静的客房里阅读古希腊的田园诗，力图以优美的文笔翻译《埃涅阿斯纪》。我这样离群索居。有一次结识了一位都兰的贵族青年，名叫让弗朗索瓦·德·埃萨尔。我们二人同龄，而他的学养令我惊诧。初次相遇他就建议我看一大堆作品，有莫里斯·塞夫、高乃依的戏剧、雷斯红衣主教的《回忆录》。他传授给我法国人的优雅和曲言法。

我在他身上发现许多可贵的优点：有分寸，慷慨大方，感觉极其敏锐，话语特别犀利。记得德·埃萨尔说起这份友谊，将我们比作联结罗贝尔·德·圣卢和《追寻逝去的时光》作者的那种友谊，他对我说道：

“您跟那位叙述者一样，是犹太人，而我则跟罗贝尔·德·圣卢一样，是诺阿伊、罗什舒瓦尔—莫特马尔和拉罗什富科家族的表亲。您不必害怕，一个世纪以来，法国贵族偏爱犹太人。我让您看几页德吕蒙写的东西，这个正直的人痛心地指责了我们这一点。”

我决定不再返回洛桑，为了德·埃萨尔，我毫不愧疚地抛弃了那些四海为家的伙伴。

我把口袋都掏净了，还剩下一百美元。德·埃萨尔连个铜子儿也没有，然而我还是劝他辞掉《洛桑报》体育专栏编辑的工作。我忽然想起有一次在英国度周末，几个伙伴拉着我去伯恩茅斯附近的一座庄园，要让我瞧瞧收藏的老汽车。我又找出来那位收藏家的姓名，安拉阿巴德爵士，将我那辆杜森堡牌轿车作价一万四千英镑卖给他了。有了这笔钱，我们就能体面地生活一年，用不着让我叔父维达尔电汇钱来救急了。

我们在贝尔格饭店安顿下来。发展友谊的这个初期阶段，给我留下了一种迷人的记忆。每天早上，我们去逛日内瓦老城的古董店，德·埃萨尔让我与他共享对一九〇〇年青铜器的酷爱。我们买了二十来件，摆满了我们的房间，尤其一件发绿的劳动寓意雕像和两只绝妙的狍子。有一天下午，德·埃萨尔告诉我他搞到一尊足球运动员的青铜像：

“不用多久，赶时髦的巴黎人就会以极高的价钱，争购所有这些艺术品。我向您预言，我亲爱的拉斐尔！如果完全取决于我的话，那么阿尔贝·勒布伦2式样还要时兴起来。”

我问他为何离开了法国。

“服兵役，”他向我解释，“我这娇弱的体格不合适。于是我逃避了。”

“我们得想法弥补，”我对他说，“我向您保证，在日内瓦能找见一名灵巧的工匠，给您制作假证件——您想回法国就回去，丝毫也不必担心。”

我们接触的非法经营印刷工匠向我们提供一份瑞士出生证明和一本护照，登记的名字是让—弗朗索瓦·列维，于一九四×年七月三十日生于日内瓦。

“现在我是您的同胞了，”德·埃萨尔对我说道，“原先我在你们眼里是异教徒，我真烦透了那种身份。”

我立即决定起草一份匿名声明，提供给巴黎左派报纸。我在声明中这样写道：

“自从去年十一月份，我就因为逃避兵役而有罪，不过法国军事当局处理我的行为更加谨慎，他们认为应当保持沉默。我今天公开的声明，就是曾经向他们声明过的内容。我是犹太人，而鄙视德雷福斯上尉服役的军队也不需要我去服役。他们给我判罪是因为我没有履行当兵的义务。从前就是同一个法庭，判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有罪，只因他一个犹太人而竟敢选择军人职业。在别人向我解释清楚这种矛盾之前，我拒绝作为二等兵入伍服役，迄今为止，这支军队始终不愿意有一位德雷福斯元帅。我敦请法国犹太青年追随我这榜样。”

我署名：雅各布·X。

雅各布·X的这种良心问题，法国左派见着了如获至宝——这也正是我的期望。继德雷福斯案件和菲纳利案件之后，这是法国第三例犹太人案件了。德·埃萨尔也投入到这场游戏中，我们共同起草了一篇出色的《雅各布·X的忏悔》，刊登在巴黎一家周刊上：雅各布·X由一个法国家庭收养，但始终不公开姓名。家庭成员有一名贝当分子上校，上校妻子——从前在随军小卖部当管理员，以及三个儿子：长子选择当了阿尔卑斯山猎骑兵，二儿子当了海军，小儿子则考进了圣西尔军校。

这个家庭住在帕赖—勒莫尼亚勒城，雅各布·X就在天主教大教堂的阴影下度过童年。客厅的墙壁上挂着加列尼、福熙、霞飞的肖像、X上校的军功章，以及好几件维希政权的标志——法兰克战斧。年少的雅各布·X在家人的影响下，狂热地崇拜法国军队，也准备进圣西尔军校，将来像贝当那样当元帅。中学有一位历史教员，C先生，讲到了德雷福斯案件。战前，C先生在法国人民党中担任重要职务，自然了解X上校曾向德国当局告发了雅各布·X的父母，而他收养了这个犹太孩子，这使得他在全国解放后勉勉强强救了自己一命。C先生鄙视X一家圣绪尔比斯修道会式的贝当主义：他有了个主意，心中好不高兴，要在这个家庭里播下不和的种子。下课后，他招了招手，让雅各布·X过去，对着这名学生耳朵说道：

“我可以肯定，德雷福斯案件给您造成很大烦恼。像您这样一个犹太少年，肯定感到这种不公正与己相关。”

雅各布·X得知自己是犹太人，心中万分恐惧。他本来以福熙元帅、贝当元帅自居，现在猛然发现，自己却像德雷福斯上尉了。不过，他并不像德雷福斯那样，通过背叛以图报复，而是接受了军人证件之后，看到自己走投无路，就干脆开了小差。

这种忏悔在法国犹太人中间引起了分歧。犹太复国主义者建议雅各布·X移民到以色列；同化了的犹太人感到羞耻，断言雅各布·X是个挑衅分子，他帮了新纳粹分子的忙；左派激烈地为这个开小差的青年辩护。萨特的文章《圣雅各布·X，喜剧演员和殉道者》则大张旗鼓地展开反击。大家还记得最切中要害的段落呢：

“从此以后，他要保持犹太人的意识，那就只能是在屈辱中的犹太人，而在客厅墙壁挂着肖像的加列尼、霞飞、福熙的严厉监视下，他的行径就像一名普通的逃兵。可是他从童年起就一直敬重法国军队、比若老爹的军帽和贝当的法兰克战斧。总而言之，他感到自己是另类，也就是祸害，心中会产生一种惬意的羞耻。”

有好几篇宣言广泛流传，纷纷要求雅各布·X胜利归来。在互助剧院还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萨特恳请雅各布·X公开姓名，可是，这名逃兵执意保持沉默，让最热心的人都泄气了。

*

我们在贝尔格饭店用餐。下午，德·埃萨尔写一本书，论述革命前的俄国电影。至于我，还是翻译亚历山大体的诗人。我们选择饭店的酒吧来做这些琐碎的事情。一个秃顶的、眼睛赛火炭的男子也定时来酒吧，坐到我们的邻桌。有一天下午，他定睛注视我们，同我们搭起话来。突然，他从兜里掏出一本老护照，递给我们。我十分惊愕，看到护照上莫里斯·萨克斯的名字。他因喝了酒而说话滔滔不绝，向我们讲述从一九四五年，他所谓失踪的那天起，都有什么遭遇。他先后当过盖世太保特工，当过美国大兵，在巴伐利亚贩卖过牲口，在安特卫普当过掮客，在巴塞罗那开过妓院，还用洛拉·蒙泰斯这个绰号在米兰一个马戏班当过小丑……最后，他在日内瓦定居，经营一家小书店。为了庆贺这次幸会，我们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三点钟。从这天起，我们同莫里斯就形影不离，并且郑重地向他保证，为他幸存于世保守秘密。

*

我们整天泡在书店里间，坐在书堆的后面，听莫里斯侃大山。他操着因喝酒而嘶哑的嗓音，为我们将一九二五年说活了，提起纪德、科克托、香奈尔宝贝。轻浮年代的少年，现在成了一个地道的老胖先生，他比比划划，回忆在西班牙和瑞士的生活以及《房顶上的公牛》3的演出。

“从一九四五年以后，我就苟延于世了，”他对我们讲出心里话，“我本应该在好时候死去，就像德里厄·拉罗歇尔4那样。只不过问题在于：我是犹太人，有老鼠那种耐久力。”

我记下这段感想，写出了《德里厄和萨克斯，坏路引向何方》，次日拿给莫里斯看。我在这篇研究中，指出一九二五年的两个青年如何因为缺乏个性就毁掉了自己的一生。德里厄，政治学院出身的高个子青年，却是个法国小市民，迷恋敞篷汽车、英国领带、美国姑娘，以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英雄自居；萨克斯，可爱的犹太青年，生活不检点，堕落的战后时期的产物。约摸一九四〇年，悲剧降落到欧洲大地。我们这两位花花公子有什么反应呢？德里厄想起自己生于科唐坦半岛，于是一连四年，用假声哼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5。在萨克斯看来，被占领的巴黎就是伊甸园，他要在这园中疯狂地堕落下去。比起一九二五年的巴黎来，这个巴黎给他的感受更加强烈。在这里可以做非法黄金交易，可以租套房，然后卖掉室内家具，可以用几公斤黄油换取一块蓝宝石，也可以拿蓝宝石换零钱，等等。夜幕和雾霭也让人避免向谁汇报。而且，尤其感到自己是一场围猎的对象，在黑市上购买自己的生命，偷取自己的每一下心跳，该有多快活呀！别人想象不出萨克斯在抵抗运动中，如何同法国小职员并肩战斗，争取恢复道德、合法地位和大白天。大约一九四三年，他一觉出受到猎犬群和捕鼠器的威胁，就立刻报名去德国当志愿劳工，后来又成为盖世太保的积极成员。我不愿意惹莫里斯不高兴，就处理他在一九四五年死掉，只字不提他从一九四五年至今以不同的面目再生。我这样结束全文：

“一九二五年的这个可爱的青年，二十年后，在波美拉尼亚平原，竟然让一群狗吃掉，这种遭遇谁想得到呢？”

*

莫里斯看完我这篇论文，对我说道：

“非常漂亮，什勒米洛维奇，拿德里厄同我这样对照，不过我还喜欢比较一下德里厄和布拉西拉希。要知道，我往他们二人身边一站，纯粹是一个小胡闹。您就此题写点东西，明天早晨拿出来，我会跟您谈谈我的看法。”

能指点指点一个年轻人让莫里斯喜不自胜。他无疑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起他头几次拜见纪德和科克托的情景。他非常喜欢我写的《德里厄和布拉西拉希》。我在文中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德里厄和布拉西拉希出于什么动机同德国人合作呢？

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题为：《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或者党卫军和犹太女的永世一对》。德里厄小说中经常重复的一个主题：犹太女的主题。吉尔·德里厄，这个骄傲的维京人，毫不犹豫要靠犹太女养活，例如一个名叫米丽雅姆的犹太女。他对犹太女的吸引力，也可以用如下的方式解释：自从瓦尔特·司各特的著作风行以来，犹太女自然而然都是乖乖的妓女，任凭她们的老爷和雅利安主人怎么折腾。德里厄跟犹太女在一起，就可以幻想自己是一名十字军将士，一位条顿骑士。到这里为止，我的分析还没有任何独到见解。评论德里厄作品的人，无不强调这位作家犹太女的主题。可是，通敌合作的德里厄呢？我不难解释其中的缘故：德里厄受了多里安人6孔武有力的迷惑。一九四〇年六月，真正的雅利安人，真正的军人，大举开进巴黎；德里厄急忙脱掉维京服装：他租这套行头，只是为了虐待帕西街区的犹太少女。他又恢复真正的天性：在党卫军钢铁般的蓝眼睛注视下，他骨软筋酥，全身融化了，突然感到东方人的那种委顿。不久，他就昏倒在战胜者的怀抱里。在他们失败之后，他也做出自我牺牲。这样一种被动性，这样热爱涅槃，表现在这个诺曼底人身上实在让人惊诧。

*

我的论文第二部分题为：《罗贝尔·布拉西拉希，或者纽伦堡小姐》。他在文中承认：“我们几个跟德国人睡过觉，还会一直保留温馨的记忆。”他的自发性类似合并时期7维也纳少女们的表现。德国士兵开过莱茵河，她们都盛装欢迎，向士兵们投掷玫瑰花，有些姑娘还特别卖弄风情。随后，她们就同这些金发天使在草坪上散步。市立公园暮色令人心荡神摇，姑娘亲吻一个叫托坦科普的青年党卫队员，一边还给他唱舒伯特的浪漫曲。上帝啊，莱茵河彼岸的青年多帅呀！……怎么能不爱上这个“希特勒青年奎克斯”呢？在纽伦堡，布拉西拉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希特勒青年琥珀色的肌肉、明亮的眼睛、颤动的嘴唇，以及在激情之夜中，可以想见他们勃起的阴茎，是啊，如此纯净之夜，胜似目睹暮色从蝉山顶降落到托莱多城的夜晚……我是在高等师范学校认识了罗贝尔·布拉西拉希。他亲热地叫我“他亲爱的摩西”，或者“他亲爱的犹太人”。我们一道发现高乃依和勒内·克莱尔8的巴黎，到处是喜人的小酒吧；我们总去喝小白葡萄酒。罗贝尔以狡黠的口气，谈起我们的好老师安德烈·贝勒索尔，我们还编了几个有趣的段子捉弄人。下午，我们给低年级学生，蠢笨而又自命不凡的犹太青年上“辅导课”。晚上，我们去看电影，或者会同我们巴黎高师的校友，去品尝丰盛的奶酪烙鳕鱼。我们喝冰镇橙汁一直到半夜——罗贝尔见着橙汁就不要命，只因这令他想起西班牙。所有这些活动，就是我们的韶光年华：深夜到凌晨，我们永远也找不回来了。罗贝尔开始了风光的记者生涯。还记得他写了一篇关于于连·邦达9的文章。我们去蒙苏里公园散步，而我们的大莫纳用雄浑有力的声音，揭露邦达的理智主义、他那犹太人的猥亵、他那《塔木德》研究者的衰老。

“请原谅，”罗贝尔突然对我说道，“我一定是伤害了您，忘记了您是以色列人。”

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子。

“不，罗贝尔，我是个重视荣誉的青年！说起来，那个让·列维、那个皮埃尔—马里于斯·扎道克、那个拉乌尔夏尔·勒芒、那个马克·博阿松、那个勒内·里齐埃、那个路易·拉扎鲁斯、那个勒内·格罗斯，全同我一样是犹太人，可他们又全都狂热地拥护莫拉，难道您连这都不了解吗？至于我嘛，罗贝尔，我要去《我无处不在》杂志社工作！求求您了，把我引见给您的那些朋友！我去取代吕西安·雷巴泰的位置，主持编辑排犹专栏！您想象一下，这会引起多大轰动：什勒米洛维奇把布鲁姆10说成是犹太佬！”

罗贝尔展望这种前景，真是不胜欢欣鼓舞。不久，我就同这些人意气相投了，他们是“褐发健壮的波尔多人”P.A.库斯托、下士拉尔夫·苏波、“我们宴席的铁杆法西斯分子和抒情男高音”罗贝尔·安德里伏、“快活的图鲁兹人”阿兰·娄伯罗，最后就是阿尔卑斯山猎骑兵吕西安·雷巴泰，“他是个男子汉，现在拿笔杆子，到时候就拿枪杆子。”我立刻给这个多菲内11的土包子出了点主意，足以充实他那个排犹专栏。打这以后，雷巴泰就不时向我请教了。我始终认为，这些异端的基督教徒太自命不凡了，根本弄不懂犹太人，甚至他们的排犹主义也很笨拙。

我们就使用《法兰西行动》的印刷所。我跳到莫拉的双膝上，抚弄普若的山羊胡子。马克西姆·雷亚尔·德·萨尔特也不赖。这些有趣的老家伙！

一九四〇年六月，我离开了《我无处不在》的小圈子，颇为留恋我们在当菲尔—罗什罗广场的聚会。我厌倦了记者这行，又萌生了政治野心，决定做一个通敌合作的犹太人。我首先投入上流社交的合作，参加宣传大队的茶会、让·吕歇尔的晚餐会、洛里斯通街的夜宵会，并且精心培植同布里农的友情。我躲避塞利纳和德里厄·拉罗歇尔，觉得他们的犹太人色彩太浓。我很快就变得必不可少了——惟独我是犹太人，合作的好犹太人。吕歇尔介绍我认识了阿贝兹。我们约定见一次面。我向他提出我的条件：第一，我要在犹太人问题警署取代那个无耻的小个子法国人达齐埃·德·佩勒普瓦；第二，我要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另外我也认为，消灭五十万法国犹太人是荒谬的。阿贝兹看样子对此非常感兴趣，不过还没有答复我的建议。我同他和斯图勒纳杰尔倒保持极好的关系，他们指点我去找多里奥或者戴阿谈一谈。多里奥从前是共产党员，又穿着背带裤。这个人我不大喜欢。在戴阿的身上我能嗅出当小学教员的激进社会党的气味。又新来一个人，他的贝雷帽令我赞叹不已——我指的是若·达尔芒。每个反犹分子，都有他的“好犹太人”。若·达尔芒一副埃皮纳尔形象12，正是我的好法国人，“他那张武士的面孔正在察看平原”。我成为他的左右手，同保安队结成牢固的友谊。请相信我，这些身穿海军蓝服装的小伙子都挺善良。

一九四四年夏季，我们在韦科尔地区多次清剿之后，就同我们的自卫队逃往德国锡格马林根城。当时冯·伦德施泰特正奉行攻势，我被一个名叫列维的残废军人撂倒了，他就像我的一个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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