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抒己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_周年日记（1970）（1 / 2）_独抒己见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我最初想为本期《三季刊》（第17卷，1970年冬季，西北大学，埃文斯顿，伊利诺伊）精心写一篇文章，杂志要出一期我七十周岁的专号。然而，我很快意识到，我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讨论对我的小说的批评，而我一向逃避做这种事情。确实，做这类事情，纪念专集是一种特别和难得的场合，但我不希望来创这个先例，所以决定只发表一些我作为一个客观的读者粗略的笔记，我非常希望清除细微的事实错误，如此美妙的礼物理应完美；因为我知道编辑查尔斯·纽曼和阿尔弗雷德·阿佩尔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记得在为这场盛宴备料时，特邀编辑如何坚定地拒绝在出版前向我透露任何细节。

为本书作出的最周到、最动人的诸多贡献中，蝴蝶是其中之一。蝴蝶模样的昆虫的老式刻图在书中出现了十二次，以暗示一个双重系列或陈列柜中的一组样本；还有一幅红纹丽蛱蝶的漂亮照片（但“蛱蝶”是它的科名，而不是属名；它的属名是“红蛱蝶”——这是我第一处挑毛病）。

<h3>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h3>

阿佩尔先生作为特邀编辑撰文论及我的两部重要小说。他的文章《〈洛丽塔〉的背景》是难得的榜样：在提供特别的资讯（对我来说，这是文学批评最大和最能接受的功能）的同时，兼顾艺术和学识。我愿意就他的文章多说几句，但谦逊（一般的书评家对作家的这一美德特别看重）否决了我的这一快乐。

这本珍贵的文集中他的另一篇文章是《被描述的〈爱达〉》。我在《爱达》的第一段文字中植入了三个明显的错误，想要嘲笑对俄国古典名著的误译：《安娜·卡列宁》（打印注意，别另加“娜”，她不是一个芭蕾舞女演员）的首句被颠倒了；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的父名被赋予了一个怪诞的阳性词尾；托尔斯泰家族纪事的标题被虚构的斯通纳或洛威尔弄糟了（我至少从愤慨或困惑的读者那儿收到十多封信，对那些错误进行澄清和纠正，其中一些读者是俄国人，他们读《爱达》从来读不到第二页）。另外，在同样重要的段落中，“塔博尔山”和“庞提乌斯”分别暗示翻译中的变异和背叛，而原著遭受自负和无知的翻译家的奴役。这个观点是对阿佩尔先生在他的出色的文章《被描述的〈爱达〉》中相关论述的补充。我承认，他的文章给我带来极大的阅读快感，但其中的一处错误有必要加以纠正：我的波罗的海伯爵和作家诺曼·梅勒先生全然没有关系。

卡林斯基先生的《N和契诃夫》是一篇很出色的文章，我也非常乐于和A. P. 泛舟湖上，在落日下，他垂钓，我注视着水面上的天鹅。卡林斯基先生将他的手指放到了神秘的感觉细胞上。他是对的，我确实很喜欢契诃夫。然而，我并不理解我对他的感情：我很容易理解对更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的感情，那些文字让人难以忘怀（“……她说得多么甜蜜，‘甚至更多’”——伏伦斯基回忆吉娣对某个琐碎的问题的回答，对此我们一无所知），但当我同样超然地想象契诃夫，我所能想到的只是一种混杂：可怕的平淡、现成的修饰语、重复、医生、不可信的荡妇，等等；而正是他的作品我会带着在去别的星球的旅途中阅读。

在另一篇文章——《N的俄国化的刘易斯·卡罗尔》——也是这个批评家，对我的《安亚漫游奇境记》（1924）太宽容了。如果十五年后来写，我可能会写得更好！唯一可取的是诗歌和文字游戏。我在《汤之歌》中发现了一个奇异的错误：lohan'（一种桶）被我拼错了，词性也错了。顺便说一下，我没有见过（现在也没有见到）该书的俄译本（卡林斯基暗示我见过），所以我和波利克谢纳·索洛维约夫的戏仿拥有同一个样本，这纯粹是一种巧合。我高兴地回想起，导致韦尔斯利学院40年代早期聘请我做讲师的因素之一，正是韦尔斯利学院收藏的刘易斯·卡罗尔版本中有我那本稀少的《安亚》。

阿尔特的文章《〈斩首之邀〉中的政治艺术》在一个读者的心目中，是对那部作品最精彩的反思。事实上它无懈可击，我所能补充的只是，我特别欣赏他对《天赋》中一段文字的引用：“那可以作为对先前小说中政治和社会的整个特征的一个有益的注释。”

海曼先生在他优秀的文章《手柄》中讨论《斩首之邀》和《庶出的标志》，这两部书像是设计怪诞的书立，将我的其他书紧紧地拢在一起。我也很欣赏海曼先生巧妙提到的兰色姆写卡彭特船长的诗歌。

<h3>达布尼·斯图亚特

</h3>

斯图亚特先生的文章《〈黑暗中的笑声〉：戏仿的维度》非常有趣，但我必须指出其中两处迷人的小错误：1．女主人公20年代在其中扮演一个小角色的那部电影与嘉宝的《安娜·卡列尼娜》（顺便说一下，我只看过这部电影的剧照）毫无关系；但我想要读者记住的是我的预言能力，我1928年给片中女主角取的名字（多里安娜·卡列尼娜）先于那个女演员（安娜·卡列尼娜），她在四十年后的影片《黑暗中的笑声》中扮演玛戈。2．斯图亚特先生聪明地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艾伯特·欧比纳斯和阿克谢·雷克斯是“孪生兄弟”，他的主要线索是玛戈在电话号码簿中查找欧比纳斯的电话号码不是在“A”栏，而是在“R”栏中找。事实上，这只是个打字错误，这部小说的英语第一版（伦敦，1936年）中首字母与该男子的名字是一致的。

斯坦纳的文章《治外法权》基于可靠的抽象和模糊的概括。一些方面能够区别开来并应该得到纠正。他没有道理地高估了奥斯卡·王尔德的法语水平。他因为凡·维恩嘲笑我的《洛丽塔》（通过变形，我大度地将其转换为一位同行作家）而指责他，这可以理解，但毕竟有些小气；更明智的做法是，比那些他理所当然加以谴责的笨蛋更仔细地阅读《爱达》，他们将一个作家清晰和精确的文字，视为封闭的东西不予理睬。文中一处误导的信息我强烈反对：我从来不属于“高级资产阶级”，他把这可怕的头衔派给我（就像评论《说吧，记忆》的那个马克思主义书评家将我父亲归为“富豪”和“大人物”！）。（至少）15世纪以来，纳博科夫家族就是军人和乡绅之家。

在她的无可挑剔的短文《〈菲雅尔塔的春天〉：模仿机会的选择》中，芭芭拉·蒙特夫人在文献上犯了一个小错。她暗示我1947年前后在美国写了这篇小说的俄语原作。事实并非如此。这部作品至少十多年前写于柏林，最初在巴黎出版（1936），远早于收入契诃夫出版社丛书（纽约，1956年）。英译文（由彼得·佩尔佐夫和我翻译）1947年5月发表于《时尚芭莎》。

我不能确定伦纳德先生是否充分理解《爱达》倒数第二部分凡·维恩所谓“时间的肌理”的意思。首先，无论我在先前的一次访谈中说过什么，这不是整部小说，但只有那个部分（如阿尔弗雷德·阿佩尔在别处指出的），其中说明性的隐喻都围绕一个旅行的主题，慢慢积累，渐趋活跃，并形成一个故事，驱动维恩从格里松到瓦莱——之后，事情再次瓦解，回到抽象，那是在沃州的一家旅馆的最后的孤独之夜。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结构上的花招：维恩的时间理论在《爱达》的那个部分的结构之外并不存在。其次，伦纳德先生明显没有把握住“肌理”的意思；这相当不同于普鲁斯特所谓“失去的时间”，这恰恰在日常生活之中，在生命车站的候车室里，我们能够全神贯注于对时间的“感觉”，触摸它的肌理。我也拒绝他扯上“反地界”，这只是一个点缀性的事件，对此进行讨论唯一合适的场合是第四部分，而不是整部小说。最后，我并不欠（伦纳德先生似乎那么认为）那个著名的阿根廷作家什么，包括他的相当晦涩的选集《时间的新反驳》。伦纳德先生如果直接走向贝克莱和柏格森，不至于迷失得那么深。

在妮娜·贝蓓洛娃论《微暗的火》的精彩文章中，我发现几个小错：金波特祈求“亲爱的耶稣”解除他对小农牧神的喜爱，而不是如她所暗示的，治愈他的头痛；贝蓓洛娃小姐忽视了普宁教授在小说中的存在，他本人和他的狗一起出现了（《微暗的火》第949行注释）。然而，她描述我小说中的人物要强于描述弗．西林，这是“现实”生活中我的一个人物。在她第二篇文章《N在30年代》（取自她最近的回忆录《我的斜体字》）中，也有一些奇怪的错误。我可能心不在焉，我可能对自己的文学趣味太直率，好吧，但我想要贝蓓洛娃小姐具体说明哪一本书我说读过但实际上我从来没读过。在《斩首之邀》的英文版序言（1959年6月25日）中，我对那种无稽之谈有更多的说明。她的回忆录中有一处衣着方面的细节也须加以纠正。在巴黎或别的地方，我从不拥有“一套拉赫玛尼诺夫(1)给的晚礼服”。在1940年我离开巴黎去美国之前，我没有见过拉赫玛尼诺夫。他两次经由朋友送给我一小笔钱，我本人至今仍对他心存感激。我们在西滨大道他的住宅第一次见面时，我提到已被邀请在斯坦福大学教暑期课程。第二天，我收到他送来的一个纸盒，里面有几件过时的衣服，其中有一件常礼服（想必是他创作《春天序曲》时做的），他希望——如他在便条上写的——我可以穿着上第一堂课。我送还了他善意的礼物，但（我得吞下这一苦果）忍不住将此事告诉了一两个人。五六年以后，贝蓓洛娃小姐自己移居纽约，她必定从我们的共同的朋友卡波维奇或卡林斯基那儿听说了这件事，之后，二十多年流逝了，或坍塌了，不知怎的，在她的心目中，一件常礼服变成了一件“晚礼服”，而且挪到了我生活的早期。我怀疑，30年代在巴黎，几次和贝蓓洛娃小姐短暂见面时，我是否在什么场合穿过旧的伦敦晚礼服；当然，不是穿着参加在大熊酒店的那次晚宴（顺便说一下，《爱达》中的“熊”及圣彼得堡的Medved'(2)与之并无关系）；不管如何，我不明白我的衣服怎么会与回忆录作者为我装备的双重时代错误的旧衣类似。她对待我的作品可要仁慈得多啊！

卢宾先生在他的文章《华而不实与杂七杂八》中提供的形形色色的各种迹象绝对令人眼花缭乱。如他的“v ugloo”（俄语，意为“在角落”）之类要比我更在行。真是美妙，他将《微暗的火》中一个可怜的小人物询问的三个术语在艾略特那儿查出了它们的老窝。我很欣赏将插词法（类型I）定义为一种“语义衬裙，套在裸露的名词和衣冠楚楚的成语之间”，还有由莎士比亚的萤火虫开始“暗淡了它的微弱之火”来说明卢宾的“预期”插词法。而对一次采访N的戏仿足以令人信服地抓住读者了。

当我1939年放弃俄语时，我很担心我英语的脆弱，这一事实也许就是证明：甚至在莱昂夫人检查过我在巴黎写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的手稿之后，我移居美国，请求如今已故的阿格尼斯·珀金斯，可敬的韦尔斯利学院英语系主任帮助我阅读此书的排版校样，之后，另一位好心的女士，西尔维亚·伯克曼检查我最早几篇英语短篇小说的语法，这些短篇小说40年代初期登在《大西洋月刊》上。

我感到遗憾，露西·莱昂在她亲切调整过的“录音”中谈论我的内容少于谈她的兄弟亚历克斯·波尼佐夫斯基，而我很喜欢他（我尤其喜欢回忆他有点古怪的性格，这性格让他颇受剑桥大学同学的喜爱，有时，我们坐在炉边说话，他会若无其事地抓起一只小墨水瓶，把里面的东西吞下）。她描述在巴黎和詹姆斯·乔伊斯一起吃饭，我发现她竟别具一格地说我腼腆（而在报纸上经常看到有人抱怨我“傲慢”）；但她的印象正确吗？她把我描绘成一个羞怯的年轻艺术家；实际上，我四十岁了，充分意识到我已经为俄国文坛做了什么，这让我不会面对任何活着的作家感到畏怯。（要是莱昂夫人和我更多地在聚会上相见，她可能会意识到，我总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客人，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成为社交明星。）

另一个小错误发生在参考书目上，那是关于我为她的专辑写的回文。在俄语中，可倒置的句子并不新鲜：无名的沙漏“a raza upala na lapu Azora”（“玫瑰花落到亚速尔的爪子上”）连儿童都熟悉，就像另一首儿歌，“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实际上，我的Kazak第一行不是我的（我想是一位技术精湛的诗人，已故弗拉基米尔·皮奥乔夫斯基提供的）；我的新意在于，将回文扩展到一个押韵的四行诗，后三句诗意思连贯，但每一句都可以回文。

说来也奇怪，由欧文·威尔（在本卷其他地方，关于我的《奥德赛》，他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附在我的Kazak上的注解也需要纠正。他认为“如果去掉最后一个音节，第3和第4行就各自都是回文”，这是错误的。所有4行都是回文，没有“最后一个音节”可以去掉。(3)尤为遗憾的是威尔先生对其中一词的误译。他把“芦荟”的俄语对应词与aloe混淆起来，后者意为“红的”或“粉红的”，而那也译错了，成了“紫色的”！

我也必须质疑威尔先生文章《一个翻译家的奥德赛》中难以理解的一个说法。俄国律师E. M. 库利什很可能是我父亲的一个“老熟人”，但他并不“和纳博科夫家族走得很近”（我记不得他是怎样一个人），我从没有说过威尔先生在文章第一段中暗示我说过的那些话。

我的老朋友莫里斯·毕晓普（校园中我唯一亲近的朋友）回忆我在康奈尔大学期间往事的文章让我大为感动。《继续说吧，谟涅摩叙涅》(4)中有一章是关于这一时期的，这是一部写我移居美国二十年生活的回忆录，先前，我在俄国居住了二十年，又在欧洲待了二十多年。我的朋友暗示我对普希金课上学生的缺乏能力感到烦恼。不是那回事。令我烦恼和生气的是康奈尔大学体制的愚蠢无能。

<h3>罗斯·韦茨施泰恩</h3>

我记得在康奈尔大学我班上的大部分好学生。韦茨施泰恩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对我的“《荒凉山庄》图表”有很感人的回忆，此图表保存在我的讲义中，将收入我的文学讲稿集（包括《荒凉山庄》、《曼斯菲尔德庄园》、《包法利夫人》等），将来有望出版。想来觉得奇怪，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不再有粉笔清凉光滑的感觉，也不再对（擦得不干净的）“灰板”开玩笑，以引来几声咯咯的笑声。

莫伊纳汉先生在他迷人的文章《〈洛丽塔〉和相关记忆》中回忆他的俄语教授，已故的列昂尼德·斯特拉霍夫斯基博士（大部分国外出生的讲师常是“博士”）。我认识他，他并不真正像我的普宁。我们半个世纪前在柏林的文学聚会上见过面。他写诗。他戴着单片眼镜，并无幽默感。他沉溺于他的军旅和生活奇遇的戏剧性细节之中。他的大部分故事在关键时刻常常不了了之。他做过电车司机，撞倒过一个人。他坐着小船逃离俄国，在波罗的海船只漏水。当问他后来发生了什么时，他无力地摆摆手，做了个俄国的姿势，表示绝望和不再说了。

埃伦蒂·普劳弗关于我的俄国读者的报道既鼓舞人心又令人悲伤。她评论说“在苏联，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倾向于文学有说教的功能”。这标志着一种绝境，尽管新一代中不乏人才。正如《文学报》（Literaturnaya Gazeta）在《关于束缚》（1970年3月4日）中说的，这是一种“Zhalkiy udel”（可怜的命运）。

埃尔金先生的文章《三次会面》是对那种“我记得……”的戏仿，其中好几段文字极为滑稽，如对重复的可笑的变形，或随意参考“某种可爱的形式”，他和我相遇在“奥里诺科流域探险”中。我们的第三次相遇是一声尖叫。

《〈斩首之邀〉译注》的作者休斯先生是少数这样的批评家之一，他们注意到变色的美洲落叶松、诗意的塔玛拉平台。客观地阅读这部纪念文集，我能够说，休斯先生对这一翻译中诸多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巧妙和有益的。

普劳弗先生讨论了另一种翻译，即对我多年前的一部作品Korol', dama, valet的翻译，旨在解决一件更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首先是因为《王、后、杰克》“没有克服它原先的弱点”，还因为修订和改写模糊了译者忠实于原著的旨趣。他想知道，20年代至60年代之间在德国，胆怯和残暴的弗朗兹会犯下什么（比计划杀害他的伯父）“更糟糕的罪恶”，但略加思考，读者就会明白那种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普劳弗先生在他的文章《纳博科夫的杰克牌》的结尾说，他期待《玛丽》的英译本不同于俄语原著。而期待却是许多赌徒失利的原因。

我阅读过并很欣赏斯科特先生讨论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的文章《柏树面纱》，该文最早刊登在《三季刊》1965年冬季号上。这是一篇别具一格的文章。我的译著修订本即将出版。

斯科特先生也与译著的最后一部分有关，这是一封署名季莫费·普宁，写给“受尊敬的苹果教授(5)（原文如此）”的信，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学术和高尚精神交织，产生了一篇字母组合的杰作。

索尔·斯坦伯格为我妻子和我描绘的证书上，每一笔每一画都仿佛是魔术。

亚当斯先生致“司汤达男爵”的信谈到了我，这是一封写得极为机智的信——我不知道为什么，此信也提醒了我那些可怕的小奇迹，棋题作者称之为“自将死”（在确定的几步棋中，白方迫使黑方赢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