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

18

古奇街地铁站的电梯出故障了，等我终于赶上一班开往滑铁卢的地铁时，它又一直停在隧道里。从离开斯莱德门外的电话亭之后，我总共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了奎克家。她家前门楼上楼下都开着灯，没有拉窗帘，我能看到顶楼的房间，开裂的天花板下吊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似乎一反她平日里的生活美学。一圈刺眼的光晕透过屋檐照射出来，她并未填补的裂缝透露出一种腐朽的堂皇。

我感到深深的不安，敲了敲前门然后等待着，没有回音。“有人吗？”我透过信箱往屋子里喊道，但屋子里仍一片寂静。我思忖着——我可以就此放弃，回到我在克拉珀姆那间同样无声的公寓。但负罪感把我留在了那儿，还有好奇心，我需要了解真相。

夜色很浓了，我沿着街边的栅栏走着，边踩着秋日的最后几片落叶。屋子侧面窗户的灯光也亮着——一片电光石火，每个灯泡都在燃烧，让我感觉自己原形毕露。屋里仿佛是电影片场——让人目眩神迷的照明设备——吸引一切并吞没一切的高光。

等我走到花园，望见里头的黑暗，我的双眼根本没法适应光线的缺失。我每眨一下眼睛，都能看到橘色的光团在眼前晃动，逐渐暗淡成舞动在树木间的小光球。钟敲了八下，我再度置身于神话之中。

那天回到屋子时看到的景象，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奎克坐在厨房里，直挺挺地坐在一张椅子上。这里的窗帘也开着，整个屋子灯火通明。我以为我会惊得叫出声来。奎克没有头发，她的脑袋上除了几绺短发外一无所有，如同一张破败却没有坐标的地图。她正看着我，我举手打招呼，但她没有反应，然后我惊恐地意识到她根本没有看我——她看着别人——或别的东西——就在我身后，就在花园里。

我听到了一声树枝的噼啪声，喉咙恐惧地紧缩起来。我转身看着她指的黑暗处，做好了战斗和大喊的准备。我很确定灌木丛里有动静，就躲在花园悬挂的枝丫间，但什么都没有出现。

我转身往屋子走去，跑到厨房门口强行夺门而入，不顾一切地想躲开花园里的动静。现在我就站在她的面前。她仍旧直挺挺的，仍旧在椅子里。她苍白的头骨有种恐怖的美感，安详的脸上写着幸福和释然。她的假发躺在地上，好似一张动物的皮毛。我都不知道她原来戴的是假发。

“奎克？”我说，恐惧在我的喉咙里翻滚。

而奎克当然没有回答我，因为奎克死了。

我想都没想清楚眼前的状况就给警察局打了电话——房门锁着，但我在里面，厨房的门还开着，草地里有我的脚印。直到验尸结果推测出了奎克的死亡时间，还有她的血液中含有处方指示的十倍剂量止痛剂，验尸官又获悉她得了癌症，我才洗脱了嫌疑，她被宣布为意外死亡。我说不出有多气愤。我，是她唯一信任的人，却差点儿成了闯进她屋子谋杀她的嫌疑犯。我是唯一一个想要弄清楚奎克死亡真相的人。

给警察局打完电话之后，我回到了厨房，跪在她身旁，摸摸她的身体，还是温暖的。也许我只差几分钟，严格来说那晚她并未邀请我，是我执意不想让她一个人待着。但她想过这个结局吗？我告诉她我会来——她会知道我将是第一个发现她的人，也许她是想得救的，但我没有机会知道了。

我看看四周。药瓶就放在她面前，还有半瓶杜松子酒。这基本上不能说明任何事，她喜欢喝酒，而且她身处痛苦之中。我不相信她是故意这么做的。

“警察。”一个声音道。我跳起来，走到前门。

来了两名警察，他们还带来一部救护车。他们走进来时，我还惊魂未定——他们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专横而警觉，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我坐立不安，又添了新的恐惧和震惊。“谁是她最近的亲属？”他们其中一个人问，我说我不知道，但埃德蒙·里德是她的老板——或许他们应该给他打电话。

里德当时还在工作，由于展览即将在翌日开幕，他正开足马力辛勤工作。警察站在奎克的走廊里告诉他发现奎克尸体的事，我听不清他的回答。电话很简短。我坐在前厅里，一个警察走过来坐到我对面。时钟嘀嘀嗒嗒走着。他看着我，接着我意识到他可能在想的事情，我想象着我的牢狱生涯，加勒比海女杀手——这该引起多大的愤慨，像我这样的人似乎注定走上邪路。

里德似乎几分钟之内就出现了。他开车沿着滑铁卢大桥飞驰而来，猛然冲进前门。“该死的，发生了什么事，她到底在哪儿？他妈——”当他看到护理人员把奎克抬出来的时候他忽然住了口。她看起来如此瘦小而脆弱，接着我看到里德脸上的震惊，我头一次看到他无法抑制的痛苦。

警察当时没有逮捕我，还多亏了里德。他们被他吓住了。他很快调整好情绪，施展权力与威严，他们的制服对我来说举足轻重，但里德却视若无睹。察觉到他们的疑问和态度，他马上发怒了，说他们若试图以任何理由控告我，都必须先通过他。“她一个小时前还跟我一起待在办公室里。”我记得他这么说。

我必须承认，我惊呆了。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欠下埃德蒙·里德的人情，而我实在不喜欢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我得做些什么才能回报他。我们一起离开了那栋房子，他把我送回了克拉彭的公寓。

“你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听起来怎么样？”经过克拉彭广场的时候他问。

“很虚弱。”我想接着说点别的，但没有说。

他看着我：“怎么了？”

“她生病了，里德先生。”

“生病？”

“很重的病。我觉得——她日子不多了。”

他的视线回到道路上：“老天，她总把秘密藏得那么好。很显然，你也是。难怪她喜欢你。”

我们沉默地坐着。我精疲力竭，无法相信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还有那么多问题要问她。

“里德先生——你认识她很久了吗？”最后我开口道。

“她还是女孩的时候就认识了。”

“我很遗憾。”

我想知道他在想什么——奎克没有告诉他病情是不是让他很受伤，或者他只是单纯因为她的死而震惊哀痛？

“我希望你和拉奇小姐能负责葬礼事宜。”他说。

“应该的，她有没有什么我应该通知的家人？”我问。

“据我所知并没有，但你们还有时间，警察不会那么快送回她的遗体。”

“为什么不会？他们觉得我做了什么手脚？”

“不用担心，巴斯琴小姐。一切都会没事的。”

但我看不出来怎么会没事。“展览还照常举行吗？”我问。

“我不觉得我们有别的选择，而且这也是她希望的。”

然而当里德发动汽车离去的时候，我踢掉鞋子，没脱衣服躺到床上。我想道，有一半的问题在于，我们都不知道玛乔丽·奎克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9

第二天早上，展览开幕了，此时奎克的尸体仍冷冰冰地躺在警察局里。我无法轻易地将这两个事实联系到一起；她，死了，孤独一人，而这里，充满了喧嚣、色彩、人群乱转，基于艾萨克·罗布尔斯的新发现而酿造的兴奋。

朱莉·克里斯提从我身边走过，她的脸精致得不真实。画廊挤满了人。我认出了她，但其他这些人又是谁呢？演员、批评家、议员和银行家，他们的金纽扣并非由战争而是由权力所铸造。他们喝起红酒的架势仿佛是在牛饮自家的酒窖。贾格尔没有来，这让帕梅拉很失望。圆滚滚的内阁大臣在跟瘦削的老艺术家们聊天，某个乐天派放起一张布鲁斯唱片，喇叭送出的音符一直盘旋到天花板上。在散漫的声音中，两个穿着便装的男人交换了鄙视的眼神。他们熟悉的凡·戴克在哪里？他们从容的金斯伯格和丰满雄伟的斯塔布骏马呢？摆在他们眼前的，只有现代感的色彩、女人抱着头颅，女人蜷缩在瓶子碎片之中，一头蓄势待发的狮子，旁观着一场文艺复兴的悲惨圣徒游戏。

布鲁斯乐曲中混入了小鼓，切分音阻断了我刚刚萌芽的苦涩。没有奎克让我彻底不知所措。她应该在那儿的，她应该要告诉我真相。房间的尽头，艾萨克·罗布尔斯和奥利芙·施洛斯的照片若隐若现——粗颗粒的黑白照，如今我感觉女孩脸上封存的表情是种带着错觉的希望。照片挂在那里根本是种侮辱。我希望布鲁斯乐曲能更响亮，让某个豪饮到绷住了外套的家伙跳起摇摆舞，把另一个老女人转得飞掉假牙。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把酒杯当成一个武器，继续往前走。突破越来越庞大的人群，我靠近了《露菲娜与狮子》，它面前拦着一条猩红色的保护绳，两边各站着一名警卫。里德显然知道声势大一点儿会让事情如虎添翼。

我注意到一名穿西装的灰发瘦削男子，靠在绳子上倾身去看画的边角。他靠得很近，鼻子离女孩断头上的细微笔触只有几英尺距离。他显得异常好奇，看得停不下来。左边的警卫动了动脚，那鞋子带着恐吓的意味。我心里涌起一阵焦虑，感觉要发生不好的事情。不过，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这幅画很恐怖，弗雷德里克，”一个女人走过来说着，跟男人站到了一起，“很痛苦。”

我身后，画廊中的声浪高涨。随着室内气温上升，人潮汹涌，宾客们开始无视对方的存在。一个女人的大笑盖过了众人，听上去仿佛是在哭着求救。这些人到底为什么在这里？他们并不关心艾萨克·罗布尔斯，他们并不关心奎克。

我感觉手肘被人用力拉了一下，是帕梅拉。“你没事吧？”她说，“你看上去像见了鬼一样。”

“我觉得我确实见了鬼。”

帕梅拉皱皱眉。我还没有告诉她奎克的事，里德说他想在展览顺利举办前保密此事。

“你看书看得太多了，奥黛尔，”帕梅拉道，“鬼根本不存在。听我说。”她面带痛苦，“我跟比利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