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帕梅拉，我很遗憾。”

她的脸上飘过一片乌云：“我发现他并不想跟我结婚。我提出要分居，然后这个浑蛋直接跟我分手了。马上就有另一个女孩进去了。”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进入比利的心，还是进入她之前的房间。我没有问。相反，我说出了从没想过会说的话：“你想搬来跟我一起住吗？”

她的脸上绽放出微笑：“好，那太好了。”

“我也觉得很棒。”

帕梅拉的脸红了，她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消失在人群里。

我找到了劳里，站在他的身旁。“我母亲不会相信这一切，”他说着，手对着画廊画出一个弧度，“但她一定会喜欢的。这真像一个雪球，还在越滚越大。”

“劳里，”我低声说，“我一定要告诉你。奎克已经——她已经死了。”

他转过身看着我：“什么？”

“是我发现她的，昨天晚上。”

“噢，黛莉，我很遗憾，你还好吗？”

“其实不太好。”

“我晚点再跟你说，”我说——在他的展览开幕式上，我该怎么解释，其实我完全不认为这个房间里的画作是艾萨克·罗布尔斯画的，其实这些画真正的作者已经带着自己的秘密长眠了。辛兹提醒过我不要说出自己对奥利芙·施洛斯和玛乔丽·奎克的猜想，如果我想要和谐的爱情关系的话。如果这整场展览都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那会彻底动摇我对创作完整性的信念。我挣扎着想找出到底哪件事对我来说更重要——劳里的感受，还是为奎克的艺术正名。如果我是这些画的作者，我一定会千方百计想让所有人知道这件事。

劳里握着我的手：“我知道她对你来说很重要。”

我还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我和奎克的关系——从情感或本质的角度，我也不觉得我表达过这样的情绪。直到现在，我一直把奎克当成一个有趣的谜题，一个充满灵感和障碍的消遣。但劳里说得没错，她确实对我很重要。尽管她行事善变，她却接受了我，还帮助了我。我喜欢她，可现在告诉她这些已经太晚了。在我脑海深处，仍遐想着她或许希望我做某件事，但如今已经太晚了。

“奥黛尔，你想走吗？”

“不，当然不，我没事。”

“好的。听着，格里想请你一起吃晚饭。他在这里，你知道吗？”

“真的吗？他能出来走走太好了。”

“没错，我也这么想。如果你不想来可以不来，但他一直在问你的事。他读了你在《伦敦书评》上写的故事，跟他的朋友吹嘘自己认识一个作家。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粉丝了。”

“我不是作家。”

“当然，我忘了，你是个打字员。”他声音里的恼怒让我转过身去，“说真的，奥黛尔，”他说，“你打算一直这么下去吗？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登上《伦敦书评》，连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都愿意拿去卖吗？我可不会浪费这种才华。”

“我没有打算浪费它。”我说，我很疲倦，忍不住出口伤人，“轮不到你来告诉我应该怎么称呼自己。”

他举手投降：“好吧。我只是——你一定要继续写作，你知道的。”

我翻了个白眼：“辛兹也这么说。奎克也这么说。每个人都希望我写作，但他们自己从来不试一试。如果他们自己试过也许就会闭嘴了。”

他耸耸肩：“奎克帮了你一个大忙。我打赌如果她知道你拖拖拉拉——”

几个小时以来的压抑终于爆发了：“我没有拖拖拉拉——不要利用她——她死了，劳里，她死了。我不——我不能——不是每个人都有画可以出售，你知道的。我必须工作糊口。”

“你说得没错，当然，但是我认为你需要有人提醒你有多优秀。”

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我知道我的写作再次进入了瓶颈期。只有这一次，我是忙着经历真实的生命，来不及将它转化成文字。劳里这样的人——就我所知，从来没写过哪怕一行散文——似乎希望那些作者在脖子上挂着速记本和铅笔走来走去，记下所有事情写成书供他们消遣。

劳里好像知道自己踩到了雷区，他换了话题。“那里好像有两个人想买露菲娜。”他说。

“很好。”我看着他露出可怜的笑容，“不是吗？”

“露菲娜今非昔比了。我告诉过你我是个诗人。重点是，现在我有机会卖掉它了，反而又有点不情愿了。”

“嗯，它可不是普通的古画。”

劳里看着画廊那一头，《露菲娜与狮子》的颜色闪烁着，人们频繁往来，时不时挡住我们的视线：“它当然不是。而我该拿它怎么办，奥黛尔？我没有钱，它也不会养我。”

我们看着画在人们的脑袋后面消失又出现，我知道劳里跟我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在它的独特画面之中，我读到了许多故事。透过它的专业笔法，我体验到了玄妙的感动。它独一无二，我应当尽力保护它，让它留在公众视线里。我能猜到艺术家的决定背后的动机，也能深刻体会到这幅画给我的感觉，但我明白我永远也不会了解它的真相了。

劳里看到的是别的东西。里德委托配的新画框是一扇窗户，画作仿佛是他试图拉开的窗帘。他说自己不情愿卖掉它，只是因为他还没见到支票罢了——虽然这是他母亲的遗物，他似乎不像他母亲那样对它念念不忘。不然当初他为什么要来斯凯尔顿呢？他说是为了找我，但或许我只是个意外惊喜。对他来说，那幅画只是一件准备出售的东西，让他实现梦想的某个过渡品。他从中看到了机会，重新开始的机会。

里德敲敲他的酒杯，开始发言。他站在《露菲娜与狮子》的前面，开始讲述艾萨克·罗布尔斯与斯凯尔顿的这场渊源，他在二十世纪早期艺术史中的重要性，他稍纵即逝的天赋。他向威尼斯的古根海姆基金会致谢，添油加醋地渲染这次发现的神秘之处，还指出人群中的劳里，众人为他家中藏有这样一幅画的好运和决定展出的慷慨而热烈鼓掌，他红着脸向大家举杯致意。

里德说起罗布尔斯的作品是一场关于灾难的沉思的时候，或许斯凯尔顿画廊里的人们想到的都是战争和独裁，那些斗争他们中的很多老人都亲身参与过，仍然铭记于心。但我只是在想奎克说过的话：让人感动的是它的主题。画里似乎还有我们不了解的另一层次的含义，而我们就是无法领会。

那晚《露菲娜与狮子》以超验主义的方式感动了我。它成了我抒发自己的损失和接受自己或许永远无法得知真相的管道，或许这就是艺术的神秘之处，而且我并不是一个人。因为在里德结束演讲之后，我注意到人们——甚至是穿着便装的老古董——也开始对露菲娜投以更多尊重的目光。

关于《被淹没的世纪》开幕式的报道五花八门。有些相当半心半意。“这幅画是召唤死亡的画面，不该被忽略。”这是次日早晨《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写的最善意的一句，接着就开始推测它能卖多少钱——“埃德蒙·里德在当晚结束前证实《露菲娜与狮子》将进行拍卖。”《泰晤士报》有篇文章写到了这场名流荟萃的活动，却几乎没有提到艺术家本人。我笑了，奎克一定会看到其中的讽刺。记者又提到了画作里“明确的象征主义”，这一点我不同意。他认为画作太直白，但我认为那些画里还有另一种语言，而唯一掌握这种语言的人已经不在了。

《每日邮报》质疑这整件事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恶作剧，认为艾萨克·罗布尔斯不应该被拔到这种高度，说如果当代艺术就是这种程度，那么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又要被迫观看什么新鲜的糟粕。然而，《观察家报》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它肯定了里德的“艺术史修正主义，被遗忘的画家和色彩”的新见解。这让我大笑起来，觉得这些人看到的根本不是同一幅画。

穿过走廊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奎克的缺席，我知道再也没有午餐提议，隔壁的餐馆也不会再送来一瓶顶级的冰镇桑塞尔酒了。里德不在，我想知道他是否看过那些报道，以及我们要如何应对。帕梅拉听说了奎克的事情后已经在厕所里哭，就连空荡荡的房间也似乎在默哀。我想知道如果奎克还在，那些评论会不会更正面些，奎克会说服那些评论家，强迫他们把自我放在一边，认真看看他们眼前的东西。

不过，《每日邮报》的长篇抨击帮了我们一把。人们排起长队来看露菲娜，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是恶作剧。但对我来说，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为什么奎克不肯说出真相？为什么她对自己的人生如此守口如瓶？

我开始思索劳里说的话，她把《没有脚趾的女人》寄给《伦敦书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我不该浪费。我的绿皮记事本已经几个星期没有打开过了，可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想写些什么。我不觉得奎克想让我欠她人情，她只是顺水推舟，也很乐意这么做。然而，我开始考虑要如何感谢她为我做的一切，弥补我没能在她生前回报她的遗憾。葬礼安排在下一周，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写她的悼词。毕竟，里德让我和帕梅拉筹办葬礼，并没有其他志愿者。

第一封信是在那天日暮时收到的，帕梅拉在外面苦闷地抽烟，我守着前台。在斯凯尔顿收到信件出乎我的意料，但信就这么来了，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

如果说奎克第一次寄给我的信代表着我的转型，那么这一封可说是全然不同的世界了。虽然我此后还收到过许多非同寻常的信件，但这封寄到斯凯尔顿的信还是把它们都比下去了。

一家名叫帕拉的律师事务所要我星期四去一趟，他们的办公室位于伦敦城的布莱德巷——还要我带好自己的护照和居住地址的证明文件。我记得当时我有多害怕。如果你经常觉得自己不属于某个国家，尽管之前已获得过保证，一封让你带着身份证明的信仍然会吓到你血液僵住。

我试着想象奎克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没有她的鼓励和钢铁羽翼的庇护，我感到很迷茫。如果打给劳里告诉他这件事，他根本不会理解，因为他属于这里。他被包裹在一张无形而牢不可破的网中，层层叠加，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开始结网，让他察觉不到危险，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没有任何一封律师事务所的信会吓到他。他或许会拿我的紧张打趣，那只会加深我的恐慌。

我决定把信拿给帕梅拉看。“你怎么看？”我说。

“天知道，奥黛尔，但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他们想要逮捕你，在这里下手就可以了。”

帕梅拉的话一如既往地有道理，于是那个星期四我去了。如果我知道即将听到的是玛乔丽·奎克小姐的遗嘱，会不那么害怕还是更加害怕呢？我说不好。既然已经作了决定，就只有一条路，如同生活中其他的事情一样，奎克在坟墓里也在督促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