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施洛斯

劳里抬头看着里德：“他完全没有提到罗布尔斯。”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件事上做文章。我想把这封信放大，挂在画廊的一面墙上。我们可以推敲看看罗布尔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意思？”

“我不觉得他熬过了战争，否则我们一定会在战后听到他的消息。那段时间西班牙南部轰炸惨烈，如果说罗布尔斯其他的画作都毁于战火了，我们可以认为罗布尔斯画作的付之一炬正反映了艺术家自身的消亡。”

里德双手放在背后重新开始踱步，旁若无人地阐述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把这个隐喻延伸开来，包括伊比利亚的战火和接下来的世界大战。这个男人不仅作为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象征，他代表着西班牙的未来，却被泯灭了。”

劳里双腿交叉，语气严厉：“可你并不确定他的作品是不是都在战火中毁掉了。你不能将展览建立在谣传的基础上。他们会笑话我的。”

“他们不会笑你的。大家都喜欢谣传，斯考特先生。相比事实，谣传的潜力大多了。而事实是，我们的画作数量很有限。另一个事实是：哈罗德·施洛斯回巴黎时身上并没有带着《露菲娜与狮子》。它会在哪里？这时候就轮到你登场了。”

“我？”劳里说。他声音里的某种东西让我不得不转身。我看向奎克，她的眼睛专注地盯着劳里，显然她跟里德想法一致。

里德走到劳里的对面坐下，口气更温和了：“我觉得哈罗德·施洛斯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留在西班牙了，而那幅画被他在逃亡中弄丢了，被人偷了或者他自己一时大意。艺术经纪人很少会如此坦白自己失去了一幅画，像他信里写的那种情况。一般他们都是能说会道的滑头。我觉得哈罗德·施洛斯回到巴黎的时候一定气坏了。”

“你觉得那幅画留在了西班牙？”劳里说。

“嗯，施洛斯似乎已经失去了那幅画。他没有理由跟他最好的买家撒谎。可有一点我不清楚，斯考特先生。跟这幅画有关的下一个人是你母亲，但显然我们弄不清楚她是怎么得到这幅画的。”

劳里抬头注视着那幅画，又低下头看着空荡荡的壁炉。“它一直挂在她的墙上，”他轻声说，“我记得它一直都在那里。”

“也只好这样了，”里德叹道，“好吧，我们可以对着这个问号借题发挥。我觉得我们别无选择。一幅艺术品从西班牙内战和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出现在萨里的一所普通的房子里，这其中有很多浪漫的可能性。”

“你觉得艾萨克·罗布尔斯最后怎么样了？”劳里问。

“里德先生，”奎克说，她严肃而清楚的声音穿过了整个房间，“接下来的时间怎么安排？你计划什么时候举办这次展览？”

里德朝她转过身：“古根海姆的人两周内会把授权和画一起寄来。收到之后，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两周内开展。”

奎克低头看着她的日程表：“一共四个星期？太荒谬了，根本来不及。”

“我知道，玛乔丽。但我希望如此。”

我看着奎克在日程簿上标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她的手微微颤抖着，钢笔在纸上打了一个粗黑的叉。

14

那天晚上，劳里和我搭火车去了萨里。他告诉我他卖掉了自己的名爵车。“反正我也不怎么用。”他说，但仍语带留恋。我觉得他出售母亲这幅画作的压力大概比我原本想的还要大。

火车离开滑铁卢站的时候，我把里德的影印件放在膝头，我看着这四幅早期西班牙画家的露菲娜与贾丝塔。我喜欢戈雅笔下那头顺从的狮子，但总体上说维拉斯奎兹的那幅是我最喜欢的；年轻的女孩有着乌黑的头发和神秘莫测的眼神，手心朝上捧着两只小碗和一个盘子，另一只手上握着一大束羽毛。维拉斯奎兹跟罗布尔斯一样，只画了露菲娜一个人。我继续去看哈罗德·施洛斯的信件复印本。施洛斯的信是手写的，开头部分很整齐，后面变得几乎难以辨认。原本圆滑的弧度和流畅的曲线接着各种删改和墨渍。我不觉得这封信会出自一个快乐的男人之手。

“我们到了。”劳里说。

我们跟鲍多克山站下来的普通乘客不同；男人们大多年近五十岁，大腹便便，戴着图章戒指，胳膊下夹着份《每日电讯报》，手提雕花公文包。女人们则身着乡村粗呢服，中等年纪，表情冷淡，她们刚结束镇上一天的工作回来，思绪牢牢地藏在自己的手袋里。

“你们走了以后，里德说他可以试着帮我把画卖掉。”劳里打开车门扶我下车，“收一笔佣金。”

“他觉得能卖多少钱？”

“很难说。‘艺术品总是跟交易其他东西不同，斯考特先生’，”劳里学着里德在稳操胜券时那种傲慢的语调，“他说这跟出售一幅凡·高晚期画作不同。”

“什么意思？”

“嗯，显然所有人都想买一幅凡·高的作品。《露菲娜与狮子》则完全另辟蹊径。里德说他不想低估它，但也不想言过其实。他说买卖总是有风险的。”

“可他对那幅画那么有热情。”

“从艺术史来看，或许吧。从个人喜好来看，是的。但作为拍卖商他应该不想让我期待过高。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艾萨克·罗布尔斯的。”

“你可以把它捐给一个公共机构。”

劳里笑了：“奥黛尔，我现在身无分文。”

那一天我没有机会再跟奎克说话。跟劳里和里德的会议一结束，她就很快回家了。她说自己头痛，但我知道肯定不只是这样。我很为难，我想跟劳里在一起，想陶醉在和好后的冲击和晕眩之中，陶醉在明白一个人对自己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快乐中，以及差点儿失去他们又失而复得的激动之中。但同时，我也是唯一知道奎克身体恶化的人，她的痛苦似乎越发加剧了，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她。

“你还好吗？”劳里说。

“只是在想奎克，”我说，“她——状况不是很好。”

“她看上去很不好。”

我们沿着车站前的小路走的时候，劳里凑过来吻我的脸颊。我们身后传来倒吸一口气的声音。我回头，是一个穿粗呢外套的女人，她竭力装出没有发出声音的样子。

“来吧，”劳里低声道，“让我带你离开十八世纪。”

但这儿并不是十八世纪，对吧，劳里？这是1967年9月末，在萨里的鲍多克山，你吻我必定会招致非议。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儿，我们根本不被允许接吻。

我们走近他家的时候，灯都亮着。“噢，天啊。”他说。我回过头，劳里看上去发自内心地害怕。

“怎么了？”我问。

“我以为格里不会在这里。我们得走了。”

“我不想走。”我说。

“奥黛尔，格里不是——我不觉得他——我只想提醒你。”

“让我猜猜看，因为我是黑人吧。”

“噢，天啊，这一定会变成一场灾难。他——很老派。”

“那我们应该很合得来。”

“不会的，你不必非得——”

“劳里，我不想让你保护我。让我自己来评判格里这个人吧，就像他也会评判我一样。”

该怎么形容格里呢？浑蛋格里，乐天格里。他一看到我，脸上一亮。“我以为劳伦斯是个同性恋呢!”他说话的语气让我觉得格里可能也是个同性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的男人；那种英国上层阶级的特殊群体——如此做作，如此伍德豪斯，在这个疯子面前没人敢眨一下眼睛。什么不合时宜的话格里都敢说。他过胖，但帅气，他似乎正将自己封闭起来。我能闻到悲伤的味道，六个月之后，你将发现他成了倒在地上的一摊皮囊。

“我知道你在画廊工作，巴斯钦小姐？”他说着，又倒了一杯威士忌。

听到格里叫错了我的名字，劳里的脸部抽动了一下，我看到他打算纠正他的继父。“没错，”我迅速回答，“我是打字员。”

“在这里定居了吧？”

“是的，先生，快六年了。”

“奥黛尔的父亲是英国皇家空军。”劳里道。我能听出他声音里的迫切，这实在让我厌烦。我知道劳里想做什么，当然——将我重新包装成这个男人能理解的样子。但我觉得自己不需要父亲的身份来介绍自己，我觉得格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接受了我。出于某种古怪的化学作用——或许是因为我正待在他的屋子里——尽管格里不时会在无意中表现出肤色等级观念，但他似乎没有把我放在其中排顺次。也许他将我归入了白人的行列？也许他更喜欢刺激，借此回忆他殖民时期的时光？或者只是因为他喜欢我。不管是什么，我感觉自己被接纳了。

我们吃了一顿提心吊胆的晚餐——嗯，劳里在提心吊胆，格里和我只是在摸索。至少他没有再提到卡利普索民歌——也没有提到邦戈鼓和我流利的英语。

“我们去过一次加勒比群岛。”劳里收盘子的时候格里说。他喝完杯中的威士忌，然后盯着酒杯看。

“你喜欢那里吗？”我问。

格里似乎没听到我的问题。“牛津毕业后我就在印度工作。”我看着劳里的表情仿佛桌布上有道闪电，“我在那里待了好几年。我染上旅行的嗜好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可能被什么虫子咬了。印度很美，但生活也很艰难。热得不可思议。”

“你去了加勒比的哪些岛屿？”我问。

“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我猜也许本来就是。”

“奥黛尔问了你一个问题。”劳里说。

“没事。”我说。

“牙买加，”男人答道，眼神犀利地看着他的继子，“我不是老糊涂，劳伦斯，我听到了。”

“我没有去过牙买加。”我说。

格里笑了：“太稀奇了。我还以为你们全都在岛屿间跳来跳去。”

“不，先生。我去过多巴哥、格林纳达岛和巴巴多斯，其他的岛我不熟悉。我对伦敦的了解远胜于牙买加。”

格里伸手去拿威士忌。“我没想要去那儿，”他说，“但萨拉说大家都会去牙买加。她喜欢热带，也需要它，我们就去了。我很高兴我们去了。那儿的沙子非常柔软。”

劳里夺过威士忌酒瓶。“一起去听我们带回来的那张唱片吧。”他说。

“萨拉是谁？”我问。

格里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劳伦斯连她的名字也没有告诉你吗？”

“谁的名字？”

“他的母亲，”格里说，劳里转身的时候他叹了口气，“我美丽的妻子。”

15

劳里冲上楼梯，一次三级台阶。

“你有什么问题？”我说，“他非常想念她，他想谈到她。”

劳里在楼上停住脚步，一个转身对我说：“别以为他是什么圣人。”

“我不会的，劳里。”

劳里似乎在跟某个想法作斗争。他看上去半是害怕，半是愤怒。“我爸爸死的时候，”我继续说，想安慰他，“我妈妈总是从收音机里听到他的声音。从遇到的每个人中看到他的脸。你得耐心一点儿。”

“她是我母亲。”

“当然。”

“是我发现她的。在那边的房间里。”

“噢，劳里。”

我转身看着他手指的那片黑暗，感到一股异常的厌恶和退到反方向的强烈愿望。但我没有动，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的害怕。“格里现在就靠着威士忌和膏药过活了，”我说，“你要对他好一点儿。”

“那我怎么办？”

“我会对你好的。”我答道，握住了他的手。

我们并排躺在劳里的羽绒被上，听着格里在我们楼下走来走去，直到一扇门关上，整个房子变得寂静。“你不该住在这里。”我说。

“我知道。”他侧身面对着我，手肘支撑着头，“但我只有这些了。这个地方、格里和一幅画。”

“还有我，”我说，“你还有我。”

他的手温柔地拂过我的侧脸。窗户仍旧敞着，我听到枝头一只画眉悦耳轻快地歌唱，仿佛已是黎明。“来吧，大作家。你最喜欢哪个词？”他问。

我明白他想转移话题，便顺着他说下去：“你是让我选吗？好吧，公寓。”

他笑起来：“你等着我呢——我就知道。很无聊的词，奥黛尔。”

“才不是，它很温暖。‘我的公寓又干净又舒服。’你呢？”

“云。”

“太老套了吧。”我说，手指慢慢靠近他然后捏了一下。

我们继续聊天——这会儿，我们把母亲们、继父们还有画像们全忘了，至少先抛到了一边，将它们尽可能地放逐到记忆的边缘。我们聊着英语要是用得好该有多么美——如此丰富、微妙又不合常理。hamper既表示“妨碍”也表示“大篮子”，turn这个词乍看很无聊但其实很有深度。我们讨论起最喜欢的拟声词：frizz、sludge、glide、bumblebee。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地同另一个人单独待在一起过。

听着画眉在树上的歌声，我们转而玩起一种“小鸟网球”的游戏，手握手作为球网，每说出一个鸟名就亲一下。从千鸟到田夫鸟、蜜旋木雀、云雀、缨冠蜂鸟、隼、侏儒鸟和鹰。他的手抚摸我的皮肤，杓鹬、黄鹂；我的手也抚摸他的皮肤，啄木鸟、鹪鹩。然后所有的鸟儿都飞走了，它们的名字化作一个个吻，一段寂静拼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次日清晨，我醒得很早。劳里仍在熟睡，表情很平和。我想起了他进入我身体时的那种震撼，初次的那种感觉永远不会再有了。我穿上了我的内裤和他的衬衫与羊毛外套，滑下床蹑手蹑脚地沿着走廊走到浴室。格里知道我住在这里吗？万一现在撞到他会多么羞耻!

我去上厕所，在两腿之间摸了摸：一小团已经干了的血，更明显的症状是胃部的疼痛，偏下方一阵轻微的隐痛——被打开后的瘀伤。我从未与一个男人赤身相见，也从未被如此抚摸过；一个人在经历了如此愉悦的事情后也许会感到痛苦，这实在不可思议。

我们越过了一道边界，我很轻声地告诉了他，我爱他，劳里把他的耳朵凑到我的嘴边，说：“你可能要再说一遍，奥黛尔，因为我上年纪了，听不太清了。”于是我又说了一遍，比刚才稍微大声了一点儿，之后他吻了我。

我看着自己的腕表：早上五点半了。楼下传来格里的鼾声。我在一个多么奇怪的地方，我想道。在萨里深处一个破旧的维多利亚式洗手间里小便，下方正对着一个名叫格里的人的脑袋。我从没料到过会发生这种事，而我很高兴这些事发生得毫无预兆。如果事先知道，我很可能被它们的诡异之处吓到，它们也就很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了。

上完厕所，我开始洗手洗脸，抹了一点儿肥皂在大腿根部。我忽然很想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帕梅拉，把我的八卦当作礼物送给她，让她的生日礼物物有所值。

我从浴室出来，犹豫着要不要回到劳里的房间。我往右转，看着长长的走廊。不会有别的机会了，这点我很清楚，劳里醒过来以后是不可能带我去那儿的。但对我来说，好奇已压倒了一切。

门半开着。那是她的卧室，萨拉的卧室，能看出来。梳妆台上还留着几支口红、一只贝壳形状的银色粉盒、平装小说和老杂志。窗台上摆着瓷器和玻璃饰品，花瓶里的花已经枯萎了。窗帘拉开着，太阳尚未升起。裸露的树木被薰衣草色的天空折射出圆弧形的影子。

我看着床榻。事情是发生在这里吗？我很庆幸这里没有死亡现场的感觉。我为这两个男人感到深深的遗憾，失去她的两人明显已经陷入迷茫——或至少处于迷惑之中。格里是对的——劳里一直对母亲的事闪烁其词。只有现在，跟他和他继父一起待在这栋房子里，我才明白萨拉和她的第二段婚姻，还有她的死亡，对劳里的影响有多深。

房间一角有个衣橱。打开后，一股樟脑味直冲到我的喉咙深处。里面只挂着一条考究的红裤子，我把它拿出来在自己身上比比。如果这是萨拉的，我估计就是她的，她应该很瘦小，裤子才到我的小腿处。料子是猩红色的羊毛，很多地方都蛀了，胯部尤其严重。但这仍是一条时髦的裤子，让我想到了奎克。她也会喜欢这种裤子，不管胯部有没有蛀虫。

“穿不上去的，你知道的，”一个声音说，“可我不忍心把它扔掉。”

我吓了一跳。门口的人是格里。他头上竖着乱蓬蓬的沙色头发，巨大的身躯裹在一条深蓝色的睡袍里，下面露出毛茸茸的腿和光脚。我一边尴尬地咕哝了些不知所谓的话，一边把裤子放了回去。我感觉很糟，之前还以为格里会二话不说就把妻子的东西扔得一干二净。这个地方是他的小小神龛，他也许每天早上都会到这里来，而我却不请自来。此刻我的感觉已不只是羞耻了。我在这儿过了夜，还穿着男人的衬衫和毛衣——我在他的屋檐下做爱。还好劳里比我高出许多，我才没有看上去太失礼，但我这模样跟把性爱刻在额头上也没什么两样，实在太露骨了。

但格里似乎对继子和女友的作风问题没有兴趣。也许他比我以为的要更现代，或者就是他因为悲伤而陷入混乱和宿醉之中，根本不在意我们的事。他轻轻地走进来，冲我摆摆手。“别担心。”他说道，重重地坐在了床尾。我手里还拿着那条裤子。“你可以到处看看。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在很多方面。”

格里那忧郁的表情和圆圆的肚子让我想起了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镜中奇遇》里的矮胖子。而我觉得自己就像爱丽丝，不论转到哪个方向都会遇到谜题和挑战。

“我很抱歉，”我说，“我不该进来这里的。”

“没关系。劳里其实没有谈到她，是吗？”

“不多。斯考特先生，我可以问——”

“我不是斯考特，”格里说，“那是萨拉娘家的姓。”

“噢。”

“劳伦斯更想用她的姓，”格里摇着头说，“但他那时已经十六岁了，你没法让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唯命是从。我从没了解过真正的他。”

“他没有选择他父亲的姓？”

格里敏锐地看着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学校里管自己叫施洛斯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站在原地，愣住了，红色的裤子瘫软在我手中。“施洛斯？”我重复道，“劳里的生父姓施洛斯？”

格里被我的音量吸引，抬头看着我：“嗯，严格说来，是的。萨拉在他出生伊始就让他姓斯考特，但他的父姓是施洛斯。她的第一任丈夫可是个奥地利人，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奥地利人？”

格里看上去很困惑：“你好像被这些消息弄得很心烦。一切还好吗？”

“噢，我没事。”我说，我穿着劳里宽大的羊毛外套，抓着他死去母亲的裤子，试着让自己看起来若无其事，好像一点儿都不在意劳里父亲的事。

“她回到英国后生下劳里，稳妥起见让他姓了娘家的姓。那年代没人会相信一个德国名字。”

“她前夫的名字叫什么？”

“哈罗德，可怜的浑蛋。天啊，我没法去想过去的事。萨拉从来不说起那些事，但现在我看着劳伦斯，觉得她或许应该说出来的。在他父母的事上，他变得很病态。”

我试着回忆里德提到哈罗德·施洛斯这个名字的时候，可我不记得劳里当时有任何奇怪的，或认出这个名字的反应。不过他问起了里德是否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这点我记得很清楚。

“他父亲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格里阴森地笑了，露出长长的门牙：“他没有跟你说起很多，是吧？嗯，那是个敏感的话题。”

“显然。”

“也许你们没有太多说话的时间。我一度也是这样。”

我试着把脸上的红晕变成一个虚弱的微笑，一半的我想逃走，一半的我想继续跟这个男人打听其他劳里没有告诉过我的事情。“他不说有他自己的理由，”格里说，“要一个男人去回想他根本不记得的事情是没有用的。劳里从没见过他。”他一手捋过自己的头，递给我一个眼神，“哈罗德·施洛斯变成了希特勒，就是这样，就像当时许多人一样。”

我还想接着说，但格里站了起来，黄色的脚指甲踩在深色的木地板上。“现在讨论这些实在太早了，”他说，“我要出去散散步清醒一下。我建议你回去补觉。”

16

我回到了劳里的房间。他动了一下，微笑地睁开眼睛，伸手要把我揽入温暖又皱巴巴的被窝。我站在床边。“怎么啦？”他说，微笑逐渐退去，“有问题吗？”

“你是劳里·施洛斯，”我说，“你父亲卖掉了《露菲娜与狮子》。你就是这样拥有那幅画的。”

我承认，讨论这件事应该有更好的方式——你父亲这你父亲那的——在清晨六点一刻讨论一个劳里从没见过的已经去世的男人。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劳里肯定是诚实的，甚至在奎克质疑的时候为他辩护。而我如今意识到，劳里不仅在回避关于他母亲的问题，也在回避他母亲拥有这幅画的缘由。

劳里放下手，打量着我。“我是劳里·斯考特。”他说。他闭上了眼睛，“你跟格里聊过了。”

“你撒谎。”我说。

他再次睁开眼，用手肘撑起身体：“我他妈的才没有说谎。我只是没有告诉你全部真相。”

“但是为什么？你父亲的身份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一言不发，“劳里，你真的把你的车卖了吗？”

他揉揉眼睛，皱起眉，似乎试图看得更清楚：“是的，我真的把车卖了。格里肯定会卖房。那时候我怎么办？”

“他永远不会卖了它。走廊那头有一间你母亲的专属房间，那里甚至还留着她的衣服和化妆品。”

他的眼中现出疑惑：“你怎么知道的？”

我慢慢地在床边坐下：“我就是在那里遇到格里的。”

“你在四处窥探吗？”

我尴尬地转过头去：“他告诉我你母亲在战争时期用了她娘家的姓给你起名字。里德提起哈罗德·施洛斯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点什么呢？”

他朝后躺到枕头里：“那会让事情变得过于复杂。”

“那会让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你就是那样得到这幅画的。这幅画的由来和所有经过。”

“也许对里德来说会很简单，但对我来说不是。”他把双手扣在一起握成一个拳头，“你看，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他，奥黛尔。我的家族从来不讨论这些事。如果你这辈子从来不讨论某件事，你觉得你能忽然就开口讨论起它吗——就是这样的感觉——还是跟一个想要你的画的陌生人？”

“但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奥黛尔。我不知道该怎么讨论发生在我出生以前的事。”

“但你母亲肯定说起过他？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我知道他的名字，仅此而已。我知道我母亲回英国的时候也改了她自己的名字。她和我一起过了十六年，然后格里来了。我不打算为了取悦埃德蒙·里德而认一个死人当父亲。”

“好吧，我很抱歉。”

“没什么好抱歉的。”

“我只是……”我想到了奎克，“我只是想弄清楚这幅画，如此而已。”

他坐了起来：“我母亲从没告诉过我她是怎么得到这幅画的，奥黛尔。我没有撒谎。我唯一的猜测是，我父亲没能把画寄给佩吉·古根海姆——然后在离开西班牙的那段混乱时期时，我母亲带着它一起来到了英国。”

“如果他当时在巴黎而她在伦敦的话，他们的婚姻怎么样了？”

劳里叹了口气：“我不知道。她来了伦敦，他留在巴黎。然后德军占领了巴黎。我母亲在嫁给格里之前甚至从来没有戴过婚戒。”

“而你从没问过她这件事吗？”

“我问过，”他说，语气很生硬，“她不喜欢我问这个，但她告诉我他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了，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人了。我三岁的时候听过这段说辞，十岁、十三岁——你一遍又一遍地听到类似的话，这话就变成了事实。”

“也许她不想让你太难过。”我说。

劳里露出可怕的表情：“我从来不觉得我母亲为我真正着想过。我猜要么是他自己走了不愿跟她再有联系，要么就是她主动分开的。愿望是美好的，她和我，一起对抗全世界，但慢慢我就无法忍受她的过度保护了。她还说我是她的第二次机会。”

“她就只说了这些？”

“你不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人。你不会跟她那样的人讨论这些事。很多人都没有爸爸，你知道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寡妇到处都是。你不会追着别人的痛苦不放。”

“当然。”我知道我该住口了。我想问问萨拉有没有跟他谈到过奥利芙；那段时间里她在做什么。就像我跟辛兹讨论过的那样，一个姓施洛斯的女子很可能是哈罗德·施洛斯的女儿——但劳里从没提到过他有一个姐姐，不管她比他大多少。而如果劳里对哈罗德的了解就只有他说的那些，那么不知道姐姐的事也不算意外。我看着他，试着从他的脸上找到奎克的影子。我无法想象自己说出他和玛乔丽·奎克可能是亲戚的样子。

劳里叹气：“我应该告诉你的，但我们的关系起起伏伏，我还没有考虑到这些。我很抱歉你碰到了格里，我希望他至少穿着他的睡袍。”

“是的。”

“万幸。”

“我可以进来吗？”

他掀开毛毯让我窝进去。我们沉默地躺了一会儿，我在想如果我没有问，劳里会不会告诉我他父亲的事。我们的关系进展得很快，我必须思考这件事到底重不重要。无疑，劳里仍旧是我的劳里，不管他的父亲是谁。但我还是感到一阵刺痛，因为我对他的不了解，以及他对我的保留。我想我也同样对他有所保留。“我们坐在火车上看哈罗德的信。”我对着他的肩膀喃喃道。

“我知道。”

“你看着它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也许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我有点难过，关于生命的轨迹。”

“是的，”我说，再次想到了玛乔丽·奎克，“你从来不清楚一切要怎么收场。”

17

星期一，奎克打电话请了病假，直到星期三仍没有回来上班，我跟帕梅拉一起为展览开幕式作准备，无法抽身去她家探病。里德为《被淹没的世纪》拟了一份冗长得不可思议的嘉宾名单，并让帕梅拉和我负责邀请工作。里德希望获得媒体报道、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关注——他想让斯凯尔顿成为一个很酷的、很成功的、汇聚财富的地方，而《露菲娜与狮子》将助他一臂之力。这个展览结合了精英文化和流行文化，有谣言说一位内阁大臣也可能会出席。不能不说的是，《露菲娜与狮子》作为一个学术挑战和美学样本当之无愧。里德还为画作定制了画框，也许是这幅画的第一个画框。他很有品位，选了黑色的桃花心木，衬得露菲娜更加光彩夺目了。

朱丽亚·克里斯蒂已确认出席，画商罗伯特·弗雷泽也会来。作家昆廷·克里斯普、罗尔德·达尔和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也都在受邀之列。我觉得邀请贾格尔有点出乎意料，但帕梅拉指出今年早些时候，滚石乐队因为涉毒被拘押，报纸报道说他随身带着四十支香烟、一条巧克力、一盒拼图和两本书进监狱。帕梅拉知道滚石的所有事情。她告诉我，米克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西藏的，第二本是讨论艺术的。

正如里德预料的那样，报纸报道了展览的故事。《每日电讯报》在第五版头条刊登了题为《西班牙圣人和英国狮子：艺术专家是如何拯救伊伯利亚瑰宝的》的报道。作者写道，一栋英国民居里发现了一幅杰出的、消失已久的画作，作者是下落不明的西班牙画家艾萨克·罗布尔斯，艺术史学家兼斯凯尔顿艺术学院院长埃德蒙·里德将公开展出该画作。我想知道劳里会怎么看最后这句话——或者更想知道奎克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帮里德实现了他的愿望。里德独占风头，这让我很气愤，但我却也不觉得意外。

《泰晤士报》的艺术记者格雷戈瑞·赫伯特写了一个长篇报道，关于艾萨克·罗布尔斯这样重见天日的艺术家们，以及《露菲娜与狮子》这类画作是如何反映并开拓了我们对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认识。赫伯特受邀观看了预展，他站在画前，告诉我们他参加过1937年的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政府把志愿军送回家之前，他在那里打过仗。

在奥斯维辛和广岛，赫伯特写道，伤亡人数都记在本子上或刻在墓碑上。在西班牙，共和党人的伤亡人数只能铭记在心里。战争失败者的记名墓碑寥寥无几。为了生存，伤痛只能藏在心里，成为恶毒大地上的心灵伤疤。凶手们仍旧生活在他们的受害者的家人附近，邻里之间，二十个幽灵正在村路上挪步。悲痛渗入土壤，只有幸存者隐忍的举动才能揭示他们所遭受过的创伤。

即便在今天，巴勃罗·毕加索仍与安达鲁西亚的马拉加城保持距离，尽管他是那里最著名的子弟。西班牙分裂时，许多艺术家逃过一劫，他们流亡到法国或美国，而不愿在国内被孤立或陷入牢狱之灾，甚至被杀害。多彩的生命就此陨落，艺术界同样如此。对于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来说，逃亡为时已晚。我们只能猜想他的安达鲁西亚同胞——画家艾萨克·罗布尔斯，可能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

西班牙的往事是屠夫砧板上一块正在发霉的肉。战争结束时，人们被禁止回顾和观看盘旋的苍蝇。很多人就发现他们根本不能转头，也没有语言能够形容他们的痛苦。但至少还有画保留下来：《格尔尼卡》，达利和米罗的作品——还有现在这幅《露菲娜与狮子》，一则西班牙寓言，见证了这个美丽的国家曾经如何自相残杀，怀抱着自己的头颅，注定永远被猛狮追捕。

读完赫伯特的文章后，你可以想象艾萨克·罗布尔斯很可能会成为收藏家们的炙手画家，这位低微的画家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画作售价将如此高涨。赫伯特看上去对画的意义相当有把握，他认为艾萨克·罗布尔斯意在对自己的国家作出政治批判。但我觉得这幅画跟《麦田里的女人》中的贾丝塔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信息似乎变得私密了——甚至带有性意味。

那个星期四，巴罗齐和其他古根海姆工作人员带着画从威尼斯来到了这里——一个艺术大使团，礼物和西装都很考究——奎克仍没有回来上班，里德气急败坏。

“她身体不好。”我说。奎克没有接电话。离展览开幕越近，她越是退缩一旁。虽然我害怕即将到来的开幕式会令她彻底崩溃，但我还是希望这能让她开口，将她的秘密公之于众，无论后果是什么。

“我不管她是死是活，”里德怒道，我为他精确地道出死亡而颤抖，“这是我二十年来在斯凯尔顿最重要的活动，她竟然都不露一下面？”

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拒绝出借戈雅的画，那段时间他暴躁到了极点。“那么我应该找修道院里的哪个人商量穆律罗的画？”有一个下午他的声音从开着的门里传出来。

奎克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德亲自指挥了布展，他让帕梅拉和我负责煮茶，清理盒子、打包箱和细绳。我记得威尼斯人非常友好，只是有点不适应伦敦的寒冬。“你去过威尼斯吗？”他们中的一个问我。

“没有。”我说。

“一定要去。那里的街道就像剧场一样。”

艾萨克·罗布尔斯和那个不知名的女人的照片被放得很大，覆盖了四张大木板。两名档案管理员试着把它固定到画廊最里面的那面墙上。没有人敢指出相片其实是对焦在那名微笑的年轻女士身上的，她手拿笔刷，脸孔微微模糊。“我们只有他这张照片，”里德说，“只能用它了。”

威尼斯人把他们带来的艾萨克·罗布尔斯作品从箱子里取出来，帕梅拉倒抽了一口气。

“噢，奥黛尔，”她说，“看啊。”

《果园》确实值得惊叹。它比我想的要大出许多，至少长一米五、高一米二，相当震撼。过去三十年里，它的色彩保存得很好——生机勃勃，其中的情感十分现代，仿佛是昨天刚画好的。画里错落的田野跟《露菲娜与狮子》很像，但细节处很超现实，精细的写实大地衬托着恢宏的抽象天空。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幅。”一个威尼斯人承认说。

“它美极了。”

“里德先生想把它挂在哪儿？”

我看着平面图。里德希望《露菲娜与狮子》和《麦田里的女人》挂在同一面墙上，后者仍在箱子里没有拆。《果园》因为尺寸的关系，不可能再跟它们挂在一起。“暂时先放这儿吧。”我请威尼斯人把画先稳妥地放在画廊的一个角落里。

虽然在布展空间的那天过得很兴奋——像巨型圣诞节那样拆开木箱；到处都是木屑和钉子，有一种大场面的神奇感——我还是感觉很不安。是的，这是艾萨克·罗布尔斯在伦敦的首个展览，自然相当重要——但更麻烦的是，奎克认为艾萨克·罗布尔斯根本没有画过这些画。

我信步走到画廊另一头，想再看看那张照片。我站到我确信是奥利芙·施洛斯的那个女人面前，她的身后是画了一百年的《露菲娜与狮子》。我觉得自己必须弄清楚这张照片的意思，它是揭秘那幅画以及奎克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关键。我从那个女孩微微模糊的脸上寻找奎克的影子——年轻时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她。虽然奎克这几个月来形容憔悴，我相信我还是能从这个五官饱满、立体的女孩身上找到她以前的影子的。但我也不能确定。这几个月来，奎克在某种意义上给了我许多提示——但同时，也几乎不肯给我任何线索。我的好奇心让我推理出了自己的答案，我的版本虽然迷人，却不一定万无一失。看着这张真人大小的照片，我知道时间所剩无几了，有些事非做不可。

午休的时候，我溜进奎克的办公室，拿走了一些印有斯凯尔顿抬头的纸，在便条纸上匆忙练习了几遍里德先生的签名。我打出了一封信，就促进“被淹没的世纪”展览一事作了简短的介绍和说明，然后深呼吸一遍，在底部仿造了里德龙飞凤舞的签名。我把信放进手袋，走到斯莱德艺术学院在高尔街的总部办公室，请求查阅他们的校友录。他们几乎没有看信，接下来，我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翻看1935年到1945年间的记录。

没有奥利芙·施洛斯的记录。仅存的最后一条线索也断了，但我不愿相信奥利芙真的消失了。她就在斯凯尔顿，在那几面墙上，在她的作品之中——她现在就在温布尔登，是我决心要弄明白的谜团。我找到一个电话亭，拨了奎克的电话，祈求她会接电话。

“喂？”

“你没有去，是不是？”我说。

“奥黛尔，是你吗？”她的发音奇怪而含糊。她听上去很虚弱，我终于听到她声音里的如释重负迅速转化成了恐惧。

“奎克，我去了斯莱德。”

电话那一头沉默了。我继续道，沮丧又绝望，我的脸开始发烫，心开始怦怦跳：“斯莱德没有叫奥利芙·施洛斯的学生。而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就告诉我真相吧。”

“斯莱德？”她重复道，“斯莱德……你为什么会在斯莱德？”

“奎克，展览明天就开幕了。艾萨克·罗布尔斯会夺走你的荣誉。我觉得你不应该独自承受。”

“我没有独自承受。”她停下来喘了一下气，“我从来不是一个人。”

我透过电话亭肮脏的玻璃向外看，伦敦人在我眼前行色匆匆。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水下，而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实物，只是些色块，在我面前往来穿梭。

“我来看你。”我说，被自己坚定的语气吃了一惊，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跟她说过话。

我能听到奎克的忧郁、她的思考，以及她不再抵触时的呼吸。“你的工作怎么办？”她说，“展览需要你。”

她的抵抗很薄弱，而我需要的就是她这句话。奎克需要我，她很清楚这一点。“你就是我的工作，奎克，”我说，“你看不出来吗？”

“我状况不太好。”

“我明白。”

“不——你不明白，我很害怕，他们来了。我不是故意伤害她的。”

忽然之间，我在这个电话亭里感觉透不过气来，我想赶快出去：“你不想伤害谁？”

“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没有人来。”我安慰道，但她让我焦虑起来。我需要空气，而她的声音是那么绝望。“别害怕，”我说，“奎克，你还在那儿吗？你可以相信我，我保证。”

“你说什么？”

“听着，奎克。我马上就到，奎克？”

电话挂断了。我感到一阵晕眩，冲出电话亭跑去了最近的地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