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

12

我被锁在奎克的屋外两天后，走廊的电话铃响了，我穿着睡衣跑下楼接电话。听见电话那一头问“最近怎么样，黛莉”的时候我实在太高兴了，几乎要哭出来了。不是我期待的奎克，也不是劳里。她的声音是活下去的保证。

“辛兹!”

“你还活着吗，姑娘？”

“差不多吧。”

“我——我今天休息。你想见个面吗？”

我们有两个多月没见面了。我先看到了她。辛兹一如既往地穿戴整洁，靠在特拉法加广场的石狮子上，穿着我从未见过的羊皮厚外套和一条新的牛仔喇叭裤。她看上去——很酷。她没有梳辫子，剪了新发型，开始留非洲爆炸头。我穿着厚丝袜和平底鞋，觉得自己相形见绌，羊毛围巾和帽子紧裹住我的耳朵，如同从布莱顿的书里走出来的人物。虽然如此，在这个寒冷十一月的伦敦早晨，你是不会乱穿的。

看到那么棒的辛兹，我的心激动起来。见到她的脸，见到我的朋友，我最久的朋友的时候，我意识到孤独的旅程已淹没了我。我朝辛兹走过去的时候她看到了我，她大大张开双臂，仿佛一只不会飞的小鸟在试着拍打翅膀。

“我真的很抱歉，辛兹，”我说，“对不起，我太傻了，我搞砸了——”

“嘿，黛莉，”她说，“我结婚后离开了你，我也很抱歉。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呀？”她眨着眼睛，“我想死你了，姑娘。”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她的脸上绽放出一个微笑，我们都不好意思起来。我的情绪让我很尴尬——我一个成年女人，怎么能这么孩子气、这么激动？我在她身旁心脏直跳，有点意乱神迷，而她看起来也是一样，这让我更加激动了。我们穿过海军拱门走进圣詹姆斯公园，找到一条长椅坐下来。“果冻，”辛兹说着，打开了她的手袋，给我一纸袋甜点，“你太瘦了，黛莉。怎么回事？”

“我太想你了。”我自嘲地说，努力证明自己仍然很坚强。她笑出声的时候，我几乎被那声音刺痛。能逗她笑实在太棒了。

“才怪，少来了。”她说。

于是我把所有事都告诉了辛兹——婚礼后跟劳里的碰面，以及那之后我们的约会——他去世的母亲和他母亲留下的画——以及奎克对那幅画格外上心且夹杂着厌恶之情。我告诉她“艾萨克·罗布尔斯”这个名字是如何出现的，埃德蒙·里德认定这幅画是一幅埋没已久的画，作者是一个被遗忘的天才，而奎克对此存疑，直到那晚她宣布那幅画跟艾萨克·罗布尔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辛兹对劳里的事更有兴趣，进展如何？是不是认真的——但我试着把重点放在奎克的谜团而非我自己的感情上。“最糟糕的是，辛兹，”我说，“她快要死了。”

“死？”

“癌症，她告诉我是晚期。他们没能及早发现。胰腺癌。”

“可怜的女人，”辛兹道，“听起来她好像很害怕，还邀请你去她那儿。但为什么她在快要死的时候还要担心画的事情呢？”

“这就是我最想不明白的地方。因为，她好像来不及做某件事情了。我很确定这一点。”

“什么意思？”

“里德找到了1936年最早开始卖劳里那幅画的人，是一个叫哈罗德·施洛斯的艺术经纪人。”我说，“问题是，我在奎克家里发现了一封寄给奥利芙·施洛斯的信，邀请她去斯莱德艺术学院学习。”

“黛莉，你在一个快死的女人家里翻箱倒柜吗？”

我连忙否认：“不是!它就在她叫我去拿的电话簿旁边。但你看——奎克还有一张给哈罗德·施洛斯的电报，日期是1936年7月。”

“什么，三十年前的电报就这样躺在她的电话簿里？”

“我知道，我知道。但——奎克好像是故意让我发现它的。好像因为她快死了而且不想让秘密跟着她陪葬，故意泄露给我的一样。”

“黛莉……”

“奎克对劳里是从哪里获得的画特别感兴趣。然后那晚她告诉我那幅画不是艾萨克·罗布尔斯画的。奥利芙·施洛斯是这件事的关键，我敢肯定。”

“但这位奥利芙·施洛斯又是谁呢？”

我呼出一口气，热气在空中凝结起来。

“那就是问题所在，辛兹。就是它了。显然她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不然斯莱德不会寄邀请函来。她一定是哈罗德·施洛斯的亲人。”

“他太太？”

“有可能。但如果是打算去艺术学院，一般会更年轻些，是个学生。”

“那么，他的女儿？”

“我就是这么想的。奥利芙·施洛斯是哈罗德·施洛斯的女儿。而在斯凯尔顿，他们有一张旧相片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站在劳里的画旁边。相片背后是某人写的‘O和I’。那是奥利芙和艾萨克的缩写。奎克说艾萨克·罗布尔斯没有画那些画。那么是谁画的呢？她怎么会知道的呢？我觉得奎克不是她自己所声称的那个人。”

“黛莉……”

“我一直想不通，她的房间墙上怎么一幅画也没有。为什么？而且，我问她奥利芙·施洛斯的事情的时候她变得很可笑。她关上了门，把我锁在门外。似乎她想让我知道，想让我靠近事实的真相，但同时——她又没法忍受这件事。”

辛兹盯着面前的鸭子游过池塘，似在思索。树木后面，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棕色的细塔高耸入云。“我一直觉得玛乔丽·奎克这个名字很滑稽。”她说。

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我爱我的朋友，她相信我，没说我疯，陪着我来来回回琢磨我的故事。这让我开始认真考虑奎克曾拥有另一个名字，另一种生活，一种她拼命想回忆起来的生活的可能性——她想告诉我——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我无法想象被别人盗用作品的痛苦，当你悄无声息地衰弱下去，默默无闻，心知死神将至。

“真是疯狂的英国人，”辛兹道，“那么你打算去问她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吗？”

“可是我要怎么说？”没人能跟奎克对峙，我也不确定自己想不想进一步调查下去，让我原本认识的那个女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觉得我可以向她表明我对她的支持，也许这样能哄她吐露心声，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最好的办法。“我觉得她保密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补充道。

“鞋店从来不会这样，”辛兹叹了口气，“你为女人穿上一只鞋，然后就结束了。”

我们都笑了。“你说得对。”我说，“可你知道吗？奎克帮我出版了一个短篇故事，所以我欠她人情。”

辛兹只听进了她想听的部分，她的眼睛一亮：“噢，出版了!噢，真棒。故事叫什么？”

“《没有脚趾的女人》。还记得那个只有脚掌的女人吗？”

“噢，我的天，记得。我一定要读到这个故事。”

她的兴奋之情令我陶醉，我告诉她那是十月刊的《伦敦书评》，但假如她希望我送她一本，我可以送她十本。我把经过一一告诉了她，奎克自己把故事寄给了杂志社。

“我觉得她喜欢我，”我说，“我觉得她信任我。我只是不知道她要托付给我的到底是什么。”

辛兹轻轻地推了我一下：“非要某位白人女子才能让你做这件事，嗯，我就不行？”我开始辩解说我完全不知道奎克的计划，但辛兹举起手道：“我开玩笑的，开玩笑，”她说，“我只是太开心了。是时候了。”

“塞缪尔怎么样了？”我问道。我想把话题从自己身上移开，那篇《没有脚趾的女人》改编自我们的生活，想到辛兹就要读到它，我忽然紧张起来。

“他很好，他非常好。”她看起来有点害羞，“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黛莉。我想第一个告诉你，我怀孕了。”

她告诉我的时候好像特别紧张，真是遗憾。但——考虑到我对待她的结婚和留下我独自在公寓的态度，也情有可原。不过这一次，我不打算再搞砸了。我打心底里为她高兴。看到她的喜悦、担心和期待——眼下，那里有一个小东西，等它最终露面的时候，那会是多么美好的一桩事，当他出世后，还会有个这么好的母亲，这怎能不叫人高兴？

“噢，辛兹，辛兹。”我说。我吃惊地发现，我的双眼中已满是泪水：“我光顾着坐在这儿谈论神秘的女人们，而你才是最大的奥秘啊。”

“黛莉，你说话哽咽的时候也像个诗人。”

“过来，我为你骄傲。”

我们互相拥抱，我紧紧地抱着她，她也抱着我，松了口气然后哭了一会儿，我高兴的反应让她更加开心了。

她的预产期在四月初。她既紧张又兴奋，还担心他们的钱不够用。“你们可以的，”我说，想到辛兹的生活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我的还是老样子，“塞缪尔有个好工作，你也是。”

“那么，劳里，”她边说，边拿着纸巾擦眼泪，“不要逃避。你们吵架了吧。”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吃惊：“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了解你，黛莉。我也知道如果一切顺利，你今天肯定会跟他约会，但你无所事事地来见你的老朋友。让我猜猜看，他是不是说了他爱你然后你就逃之夭夭了？”

“不是那样的。”

她笑了：“他很痛苦，黛莉，又痛又苦。他在单相思。”

“什么？拜托，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我听帕特里克说的，他是听芭芭拉说的，她看到他像被人卸了胳膊一样四处游荡。他很迷茫，但他是个好人，黛莉。别犯傻了。他说他爱你，而你把他推下了悬崖。”虽然是训斥，辛兹还是忍不住扑哧一笑。

“假如我并不爱他呢？我为什么非得爱他？”

“你不用非得做什么，黛莉。你不用急着决定。但你可以给我们的小伙子一个解释。哪怕只是为了让他的朋友休息一下。”

“劳里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解释是没用的。”

“你就是牛角啊，黛莉，至少会有趣的。”

我们大笑起来，终于能够说说这件事让我如释重负，而拿我开玩笑也让辛兹的精神为之一振，年轻时代的自己又出现，仿佛系上了年代久远的领带并发现它们从未过时。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听到劳里魂不守舍地四处游荡我还是很难过。

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在地铁站外面互相拥抱，辛兹走下地铁搭乘贝克鲁线往北赶赴她在皇后公园的新生活。我们约好圣诞节之前再见面，我想着其中的苦乐参半，换作以前我们会约一周内见面的。

我看着辛兹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觉得她根本没必要那么紧张。她停下脚步转向我：“有件事，黛莉。如果你下次跟劳里见面，也许不必向他提起这个奥利芙·施洛斯的故事。”

“为什么？如果那是真的——”

“好吧，没错。你实际上还不能确定，不是吗？”

“还不确定，但——”

“如果我从芭芭拉那里听来的没错的话，他是打算出售那幅画的。他的继父正在出售那栋房子，而他只有那幅画。你去说些他那幅画不是艾萨克·罗布尔斯之类的话——会给他致命一击的。不要无事生非了，黛莉。这一次用你的心考虑一下吧，而不是你聪明的脑袋。”

我望着她远去，知道她的话不无道理，但也意识到我不会对奎克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

那晚我给劳里打了电话，接电话的却是浑蛋格里。他接起来的时候吓了我一跳。

“是谁，在大周末的打来？”他说。

我立即换上了一副BBC口音。你没法控制自己——听到格里那样的英式口音，你就只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跟他一样。“我是奥黛尔·巴斯琴，”我说，“劳里在吗，请问？”

“劳伦斯!”他大喊道。格里应该是放下了听筒，我能听到他走开了。

“是谁？”劳里说。

“听不清楚名字。但听起来好像是卡利普索民歌。”

等了一会儿，劳里终于拿起了听筒：“奥黛尔，是你吗？”

他声音里的释然和小心听上去让人心痛。“是我，”我说，“你好吗，劳里？”

“很好，谢谢。你呢？”

“很好，”我撒谎道，“我出版了一篇小说。”

“你打来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不——我——只是，那是我最近发生的事，没别的。刚才跟我讲话的人是格里吗？”

“是的，抱歉。小说的事很棒。”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讽刺的是，我不知道如何组织语言，告诉他我想念他，告诉他奎克身上的怪事，以及我最好的朋友有了一个孩子，我觉得自己好像不知所措的少女。

“刚好，我明天会来画廊。”他的声音更轻了，“你是为这个打来的？”

“不，我不知道这事。”

“里德从一个家伙那儿打听到了新消息，那人在佩吉·古根海姆的威尼斯邸宅里工作。显然是些有趣的消息。”

“明白了。”

“那么你为什么打电话来？我以为你不愿再跟我扯上任何关系了。”

“不——那不是——我愿意，我愿意。我跟辛兹聊过了，她说你很痛苦。”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是痛苦过。”

“你现在不再痛苦了？”

他再次沉默。“我不该那么着急的。”他说。

“不，没事——我是说——”

“我再也不会对你说那些话了。”

“我知道。”

“假如你不想让我说。”

“我也不知道我想让你说什么，或不说什么，”我承认道，“我只知道听说你很痛苦的时候，我也很难过。我意识到我也很痛苦。我在想那样会不会好一点儿——假如我们一起痛苦的话。”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你是——约我出去吗，奥黛尔？”

我没有——没法——开口了。“好吧，每件事都有第一次，”劳里继续道，“谢谢你。让我看看我的日程——噢，没必要。我有空。”

一阵愉悦的暖流穿过胃部，我掩饰不住声音里的笑意：“这么容易。”

“可不是吗？”他答道，“那么，你想在哪里碰面？”

13

我们第二天一早在斯凯尔顿广场中间碰面，两人都尽早赶来，在我上班和劳里去见里德之前。他抓着一瓶香槟。“恭喜你出版了第一个故事。”他说着，递了过来，“是瓶老酒，你知道的。不好意思，上面有灰。我从家里偷出来的。”

“天哪，谢谢你。”

“其实……我知道《伦敦书评》的事。”

“什么？”

“我们在萨里订了当代期刊，你知道的。我读到它了。”他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故事很棒。”

“闭嘴。”我拿着酒瓶，脑袋快乐得要爆炸了。我读着标签：凯歌皇牌。“劳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我说。

他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我在长椅上坐下来，试着打消我的沮丧。我以为他一定会说好的。他就在这里，不是吗？“我猜不可能了。”我说着，一边看着他。

“你可以用那瓶香槟砸我的脑袋。”他提议。

“什么？”

“把我的记忆全部敲碎。但那时我就会失去第一次见到你的回忆了，那时你读着诗。还有我第一次跟你说话，那些黄色的橡胶手套。还有你假装喜欢007电影的时候，你的鼻子都皱起来了。还有你在火烈鸟俱乐部里跳得比我还要好，那儿的经理还想给你一份工作。还有你告诉我的鞋店里的那个白痴。还有我们吃牧羊人派的时候，我把一切都搞砸了。这些都是回忆，奥黛尔。它不会很完美。我自己也不是完美主义者。我只想穿过那些痛苦再次行驶在A3公路上，只为在那么久以后再次听到你甜美的声音。我不想改变任何一件事。我也不想重新开始，因为那会让我失去关于你的记忆。”

有一阵我无法开口说话。劳里坐在我身旁，我能感觉到他温暖而可靠的身体。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当时被吓到了，”我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可以解释。我觉得自己很迷茫，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假如有人喜欢我，那一定是那人自己出了问题。”

“但是为什么？”

“如果我知道原因的话，劳里……当我见到你的时候，我把从没说给过任何人听的事情告诉了你。然后你忽然跟我告白，然后——啊——感觉你好像在填一张表格，按照某种格式。”

“格式？”

“就是人们的习惯，说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说的话。”

“没有人教我说这些。”

“但我也意识到我并没有希望你不要说出来。我只是希望你——在我想听的时候说出来。”

他笑了：“你真的是一位作家，不是吗？好吧。这样吧，当我觉得自己可能会说出我爱上你了，或者我爱你，或者你真了不起的时候，我们约定一个记号预告这种表白——你认出这个记号以后，就告诉我应不应该说出来。”

“你说得我好像是个疯子。”

“我开玩笑的，抱歉。不管你想要什么。我只想见到你，奥黛尔。这样可以吗？”

“可以，”我说，我犹豫着，“比可以还要好。”

“好的，很好，”他说，“我们去听听尊敬的里德先生要说什么吧。”

“早上好，奥黛尔。”奎克说，她平静地在我的门口停下。劳里已经跟里德聊了大约半个小时了。奎克看起来很疲惫，还有些忧虑。她的样子跟我第一个星期来这里时天差地别，那时她信步走到我的打字机前提议中午一起吃个简餐——为了了解我这个人——至于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至今仍不得而知。

“早上好，奎克。”

她僵住了，眼睛盯着立在桌上的香槟酒瓶。“你从哪里拿到的？”她问。

我咽了一口唾沫，被她脸上的表情吓到了：“劳里给我的。”

她转而注视我：“你们和好了？”

“是的，他在这里，在跟里德说话。”我说，“我觉得他们在讨论展览的事。”

“我知道。我安排的见面。”奎克走进来，关上了门。让我吃惊的是，她走过来坐在我的对面，把酒瓶放在她的膝上。“这是劳里给你的？”

“为了恭喜我发表了《没有脚趾的女人》。这有什么问题吗？”

她的手指滑过瓶颈，在灰尘上留下一道干净的痕迹。“是瓶老酒。”她说。

“这我知道。奎克——”

“奥黛尔，周五晚上的事——”

我坐得更直了：“嗯？”

“根本不该发生。把病情告诉你，这事我做得一点儿也不专业。我连累了你，也连累了我自己。我并不需要关注。”

“但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看着我，目光锐利，但我并未因此退缩。“我想让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影响？”

奎克忽然一阵痛苦发作，酒瓶重重地跌到她的膝头。“他们给我配了强力止痛剂，”她说，“除了接受我别无选择。我现在产生了幻觉，没法入睡。”

“你产生了什么幻觉？你看到了什么？”

我等待着，几乎不敢呼吸，我的手指从打字机上撤下来，放在膝头上休息。

她没有回答，我们无声地坐了好一会儿，墙上的时钟切割着我心跳的节奏。我决定冒险：“周五晚上，你说艾萨克·罗布尔斯没有画那幅画。你还记得吗，奎克？”

奎克坐在那里，紧盯着自己的手。她的喉咙紧缩，辛苦地吞咽着。

“他到底有没有画过那些画，奎克——古根海姆那里的那些画？”

奎克仍然不语。

“如果他没有画那些画，是谁——”

“我所有的愿望，”她突然开口，声音带着明显的痛苦，“只是想看看。”

“什么？你想看什么？”

我惊骇地看着奎克松开了瓶颈上的手指，整瓶酒从她的膝盖间滑落，砸到地板上。酒瓶底部彻底碎裂，香槟在我们之间不断涌出，冒着泡流得到处都是。她斜着身子跳了起来，艰难地从面前的混乱中挪开。“我很抱歉，”她喃喃道，“我非常抱歉。”

“是意外。”我说。我盯着劳里送的酒瓶，躺在地板上的一摊香槟之中。酒瓶的墨绿色近乎发黑，参差不齐的边缘反射着头顶的灯光。我还一口未尝。我重重地咽着唾沫看向奎克，她面无血色。我知道谈话已经结束了，我不可能再追问了。她真的会故意打坏劳里给我的礼物吗？我扶她回她的办公室，她靠在我身上，她的手臂拽着我的手臂。我能轻易地透过她的皮肤感觉到她的骨头。如今我知道她得了癌症，我能明白奎克有多严重。但她的体内绝不只有癌症。我同样见证着她的心理重塑。

虽然奎克声称自己有幻觉和失眠，但我不会说奎克的意识正在模糊。同她的身体相反，她内心的版图正在无限扩张。在她的记忆某处降下了一座吊桥，她的过去如同士兵的脚步声般迫近。她想要说话，却无法开口。她找不到词语。

“帮忙锁门，”她说，似乎恢复了一点儿精神，“奥黛尔，酒的事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

“我会在遗嘱里补偿你的。”

她黑色的眼睛闪着黑色幽默。“你在温布尔登有一座酒窖吧？”我也开玩笑道，想帮她振奋精神。

“差不多吧。帮我把包拿来好吗？我得吃药了。”她慢慢地走到饮料桌旁，“喝点杜松子酒吗？”

“不，谢谢。”

我看着她倒了一杯，清澈的液体咕咚咕咚淌入酒杯，她深呼吸让自己振作起来。“这些药太厉害了，”我递给她药片的时候她说道，“我他妈的恨死它们了。”

她的粗话和她声音里的悲愤震撼了我。我强迫自己坐下来，提醒自己我只是一个小员工，必须安静而温和。逼着奎克说出我想知道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自电话簿那晚之后我便猜想这事不可能了，如今我又多了一瓶打碎的香槟确认这一点。虽然很挫败，但我必须当她的空白画布。耐心从来不是我的强项，不过只要能让她说话，总好过沉默。

“威尼斯有个家伙叫巴罗齐，”她说，她在皮椅上坐下来，开始翻找她的香烟，“他为古根海姆工作。在斯考特先生的画作诞生的时候，佩吉·古根海姆正想在伦敦开一间画廊。”在积蓄力量继续开口之前，奎克花了一分钟让自己冷静下来，“她成功了。画廊在科克街，战后已经面目全非，画廊也关门了。”

“我明白了。”

“你不明白。问题是，她——或者她画廊里的其他工作人员——很善于保存档案。巴罗齐在里面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通信，他寄给了里德，他高兴坏了。”

科克街。我知道这个名字——那张宣传册页上的地址。我的皮肤开始发麻。

“他现在可以证明斯考特先生的画是佩吉·古根海姆的委托作品，是《麦田里的女人》的姐妹作品。”

“姐妹作品？”

“他发现了一封寄给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电报，不知为何并未发出。收件地址是西班牙的马拉加，日期是1936年9月，询问她还要等多少时间才能收到《麦田里的女人》的续篇，罗布尔斯称之为《露菲娜与狮子》的作品。巴罗齐承认罗布尔斯从未收到过这幅画的定金，不然斯考特先生很可能会有麻烦，显然他并没有任何购买证明，而古根海姆则会争取它的所有权。”

奎克聊起新发现的这一封电报让我惊讶不已，仿佛她自己家里的那封跟这一切完全没关系。她不仅表现得好像打碎香槟酒瓶并非蓄意破坏，还假装我们的电话簿之夜从未发生过。

“《露菲娜与狮子》，”我重复道，“这是劳里那幅画的名字吗？”

“里德是这样认为的。你听说过圣露菲娜吗？”

“没有。”

奎克啜饮着杜松子酒：“斯考特先生的那幅画跟那个故事完全吻合。露菲娜住在公元二世纪时的塞维利亚。她是一位基督徒陶艺家，她拒绝为当权者制作异教圣像，他们就把她同一只狮子一起扔进了竞技场。但狮子不想碰她，于是他们就砍了她的头。有了这个‘续篇’的声明，里德相信自己找到了斯考特先生的这幅画和著名的《麦田里的女人》之间的关联，这很可能会改变我们对罗布尔斯作品的看法。”

我注视着她，坚定地投入一场决绝的战斗：“但你告诉过我艾萨克·罗布尔斯没有画这幅画。”

奎克又吞下一颗止痛药：“我们还有一封电报，来自一位世界级的艺术收藏家，宣布这幅画的确是西班牙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画作之一的姐妹作品，就是威尼斯古根海姆目前收藏的那一幅。”

“是的，但那张相片里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的女人。”

我等着奎克开口，但她没有说话，于是我继续道：“我认为她的名字是奥利芙·施洛斯。你家里的那封信上似乎是说，她被斯莱德艺术学院录取了，时间跟艾萨克·罗布尔斯作画的时期重合。我觉得是她画了《麦田里的女人》。”

“好吧。”奎克面无表情，我越发挫败了。

“你觉得她成功了吗，奎克？”

“成功什么？”她的表情变得严厉起来。

“你认为她成功去了斯莱德吗？”

奎克闭上了双眼。她的肩膀塌了下来，我等着她揭下面具，说出她在斯凯尔顿大厅里见到劳里的画时便在心中煎熬的真相。她终于要自白了——她为什么会有佩吉·古根海姆的电报和斯莱德的信——她的爸爸为什么会买下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画，而那画根本就是她自己创作的。

奎克在椅子里一动不动，我都以为她没有呼吸了。她睁开眼睛。“我打算听听里德先生是怎么说的，”她说，“我觉得你也应该一起来。”

我失望地跟着她穿过走廊。但我又近了一步，我很确信。

我们敲了里德先生的门，被告知请进。劳里和他正面对面坐在扶手椅里。“有什么事吗？”里德问。

“如果要办展，巴斯琴小姐和我势必会在前线奔走。”奎克道。我看着她紧紧抓住门框，她在折磨自己。“我们最好旁听记点笔记，好了解你的计划。”

“很好，”里德说，“你们可以坐在那儿，女士们。”

我们看向他指的方向，角落里的两张硬木椅。要么他是在惩罚奎克，要么他就是对奎克的虚弱视若无睹。我坐下来的时候跟劳里四目相对，他看起来很兴奋，他为自己那幅画的前景激动不已。《露菲娜与狮子》放在壁炉上，我仍同第一回见到它时那样震撼，画中的女孩和她手中的断头早已将我的生活变得天翻地覆。如果劳里没有利用它来跟我约会，我们这些人今天会坐在这里吗——奎克会如此崩溃吗，虽然她坚持那是因为癌症和止痛药？

狮子就坐在里德脑袋的正上方，同许多画作中的一样威严而冷酷。但今天，它看起来特别驯服。我盯着远山里的白色小屋，它漆成红色的窗户，和周围辽阔多彩的田野比起来是那么渺小。露菲娜捧着她的第二颗头颅站在那里回头看着我，看着我们所有人。三十年前，艾萨克·罗布尔斯和一个我相信就是奥利芙·施洛斯的女孩为了拍照，也站在同一幅画的前面。艾萨克和奥利芙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我忍不住看向奎克。她看上去似乎从早先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了，人坐得笔直，膝盖上放着笔记本，双眼注视着画作。不论真相是什么，我觉得她好像不打算提出异议，让展览继续进行，我对她的投降大惑不解。

“正如我之前说的，斯考特先生，”里德继续道，“三年前，佩吉·古根海姆的所有威尼斯藏品曾短暂出借给泰特美术馆展出。那幅《麦田里的女人》在泰特美术馆的墙上公开展览的时候，您这幅罗布尔斯的画作还名不见经传。如果早点知道，能将它们放在一起展出该多好啊。当时英国政府和意大利当局为了这次展览来来回回沟通了好久。”他说，“主要是税务问题。但那次有一百八十多幅画，而我只要求借三幅。所以好消息是，他们答应借给我们罗布尔斯的画作了。”

“真是个好消息。”劳里说。

“太棒了，简直如虎添翼。我希望新闻版和艺术版都会报道我们的展览。我们会借到《麦田里的女人》，一幅名为《果园》的风景画，还有一幅我没有注意到的相当精彩的——他的《绿色自画像》。最让人兴奋的是，《麦田里的女人》和《露菲娜与狮子》的再度合体将会彻底改变我们对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看法。”

“为什么？”

“露菲娜是一对姐妹中的一个，”里德道，“另一个叫贾丝塔。”

“贾丝塔？”

“故事里的贾丝塔被扔到井里挨饿。我相信《麦田里的女人》其实讲的是圣贾丝塔的故事——而且画里只有一名女孩，而不是两名。我们看到的是受罚前和受罚后的贾丝塔，曾经很快乐，之后很痛苦。她周围碎掉的壶证明了这一点。那是维纳斯女神碎成两半的面具，神话中也有这个情节。”

“我明白了。”劳里道。

“关于麦田中的女人置身的那个圆圈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些艺术史学者说是源自但丁，有些人说它代表月亮——还有人觉得它代表了地球的形状，特别是跟周围那些森林动物在一起。但我相信她实际上是躺在一口井的底部，如同神话里说的那样。这里，”他说，递给劳里四页纸，上面是四张画的复印本，“罗布尔斯不是唯一一个以露菲娜和贾丝塔为题材的西班牙画家。维拉斯奎兹、苏巴朗、穆律罗、戈雅，这四位伟大的西班牙画家都画过这对姐妹。我正试着借到这其中的至少一幅，让展览更翔实。”

“你觉得你能借到吗？”

里德站起来搓着双手。“也许吧，也许。我真的期待能借到。”他微笑着，“一定会很了不起。也许罗布尔斯也知道其他这些画。我跟拥有这些画作的画廊说，我打算通过神秘的贾丝塔和露菲娜姐妹来检视其中折射出的西班牙病理学。”

“西班牙盛产颠覆性的艺术家。”奎克道。

“是的，”里德说，他一只手靠着壁炉，看她的眼神更温和了，“创作对抗现实。看看戈雅，他会画一只狮子亲吻她的脚趾。你能想象换作达利会画出什么来吗？”

“但为什么古根海姆的这幅罗布尔斯会叫《麦田里的女人》，而完全没有提到圣贾丝塔呢，如果我这幅真的是《露菲娜与狮子》呢？”劳里问。

“也许是哈罗德·施洛斯给它起名叫《麦田里的女人》，而不是艾萨克·罗布尔斯，”里德道，“罗布尔斯也许会简单地叫它《圣贾丝塔》。我们没机会知道了。他或许根本就没有给它起名字。”

提到哈罗德·施洛斯的时候，我又瞥了奎克一眼。她低着头，正在揉太阳穴。我不知道她是否需要另一颗止痛药。她似乎决定尽可能配合里德的计划，尽管痛苦显而易见。

“施洛斯是个精明的商人，”里德继续说，他开始在我们中间踱步，“为了让古根海姆买下来，他也许想让画作更吸引人。她之前没有买过多少画，他不想吓走她。就像毕加索本来给《亚维农的少女》起名为《亚维农妓院》，他的策展人改了名字，显然也是为了让它更吸引人。而且施洛斯可能并不知道贾丝塔和她的井还有一幅姐妹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艾萨克·罗布尔斯想要透过这些画作传达的信息被弄丢了。”

“那么他想传达的是什么呢？”劳里说。

我再次望着奎克，她现在正盯着里德，脸上毫无表情。

“我认为罗布尔斯对这则神话很感兴趣，”里德道，“而找到罗布尔斯在古根海姆和萨里之间的这层联系，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罗布尔斯的艺术创作，重新阐释他的画作主旨——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重新定义他。这个展览主题也许是‘被淹没的世纪’，但我们仍会尝试理解它、阐述它。”

“重新定义他？”

“这种事从未停止过，斯考特先生。别担心。我们永远无法忍受一个毫无新意的自己。人们的审美一直在变，我们必须领先一步。我们的这场回顾展正在让一个艺术家起死回生。我们将有机会解释罗布尔斯对于光荣的国家历史传统的觉醒——如同维拉斯奎兹和其他人所做的那样——但同时他又是当代艺术中一颗英年早逝的国际新星。”

“您已经全部计划好了，不是吗？”

“这是我的工作，斯考特先生。我无法告诉你他想要传达的具体是什么，但我想用政治视角来看待您的这幅画。露菲娜，一位桀骜不驯的高尚工人，对抗着法西斯主义猛狮。看看这个，”他说着，又递给劳里另一封信让他看，“巴罗齐从古根海姆基金会寄给我的。哈罗德·施洛斯再度来到巴黎时写给佩吉·古根海姆的，那时候她已经回纽约了。”

“斯考特先生，”奎克开口道，两个男人都吓了一跳，“你可以念出来吗？巴斯琴小姐和我都还没看过。”

劳里同意了。

亲爱的佩吉：

原谅我没在您离开巴黎之前跟您取得联系。自从离开西班牙回到巴黎，所有事情都变得举步维艰。我想把露菲娜一起带出来，但失败了。我知道您是多么期待看到它，真的十分抱歉。

我还有两幅克利早期的作品您也许会感兴趣——我自己不会去维也纳，但已经在安排把它们寄到伦敦——或者也许，假如您要在纽约处理事情待上一阵，并且对它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直接把它们寄到纽约？

衷心祝福，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