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

10

我在英国出版的第一个故事登在了《伦敦书评》上，1967年十月刊的第七十四页到七十七页，名字叫作《没有脚趾的女人》。他们还请人配了一幅插画。他们漏写了我名字里的“尔”，因此看起来好像作者是我父亲。那一期的刊物我还留着两份——一份是我自己买给自己的，另一份是我寄给西班牙港的母亲的，几年以后，在她去世后，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中。

我母亲用“我女儿”来评价这个故事，让我开心的是，她用圆珠笔帮我加上了那个漏掉的“尔”。几年以后，在她的葬礼上，我的二表姐路易莎告诉我，巴斯琴太太如同一人图书馆一样把《伦敦书评》转借给她所有的朋友看，严格要求他们每人只能看一个晚上。我觉得那个故事在西班牙港的读者比伦敦还要多。至于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故事的，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一切都要归咎于——或者说感谢奎克——这个故事才能同它的编辑会面。我想她一定为这种对比而得意——在我把草稿放在她桌上以后，她则将一份印着我的文章的杂志还到了我的桌上。我觉得有点奇怪，她坐在她的花园里，极力劝说我不要在意别人的意见，然后又把我的作品交给世人评论。

“翻到第七十四页。”她命令道，用力地抓着自己的脖子底部。我照做了，坐在斯凯尔顿那间没有风景的办公室里，我真希望她能走开，这样我好独自欣赏印有我大部分名字的页面。但奎克没有离开，我只好忍住想对着整个广场发出海啸般声音的冲动，这喜悦的尖叫也许会穿越各个屋顶，一直飞到肯特郡海岸。我父亲的名字，奥戴·巴斯琴，他女儿的文章。下一次，我发誓不会再漏掉“尔”。但现在，这就足够了。至少，那些文字是我的手笔。

奎克的笑容令她憔悴的脸庞焕然一新：愉快而年轻，散发出短暂的快乐光芒。她那天穿着一条深绿色的喇叭裤，一件带着领结的丝绸上衣，衣服上印着规则的棕色树叶图案。我注意到她大腿上的面料微微松垮，她肯定瘦了。“故事太棒了，”她说，“我就把它寄出去了。还给你领了稿费，三十英镑。”

“三十英镑？”

“我希望你不会生气，你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谢谢你。”

她笑了，在我对面坐下，在裤子口袋翻找，然后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不要谢我，”她说，“故事很了不起。你是以多尔西斯鞋店为原型写的吗？”

“可以算是。”

她注视着我：“当一个公开发表作品的作家，感觉怎么样？”

我低头看着杂志，无法抹去的墨迹，纸张带着某种虚幻的不朽。我觉得自己高贵无比，我的思想宛如一座教堂，它的圣坛被活生生的信众向往着。“不可思议。”我说。

“你应该多写一些，”她答道，“继续努力，应该会有用。”

“我会的，谢谢你，再次谢谢你。”

她走到窗边，手里夹着烟，看着聚集在楼下巷子里的烟鬼。我无法想象她与他们为伍，简直是混在金丝鸟群里的一只天堂鸟。“如果你知道我可能要做的事，”她问，“你还会给我看吗？”

“我不知道。”我说。这是个好问题。

“我很好奇。话说，你这个房间的视野太差了。是帕梅拉给你挑的房间吗？我们可以给你找间更好的。”

“我很好，谢谢你。视野好的办公室也许会让我分心的。”

她挑起一条眉毛：“好个清教徒。”

奎克可以尽情揶揄我，我一点儿也不在意。我发表了作品。她仍站在窗边，背对着我。“里德关于斯考特先生那幅画的新闻，你怎么看？他似乎对自己很满意。看起来我们要办展览了。他想起名叫‘被淹没的世纪’。但我们没法只展出一幅画。”我能感觉到她声音里的轻蔑。她的身体微微隆起，仿佛正在抵御一阵剧烈的痛苦。

“我不知道。”我说。

她转过身来：“不知道？你和斯考特先生之间还好吧？”

“是的，还好，只是个小误会。”

“我明白了。”她直起身子，靠在墙上，“想谈谈这事吗？”

“没什么好说的。”奎克紧紧注视着我，我只好不情愿地继续说，“我去了他母亲的房子，在萨里。”

“很漂亮吧？”

“很漂亮。我们吃了晚饭，然后，他告诉我他爱我。我没有回应。那之后事情就变糟了，我三个星期没有跟他说话了。”

奎克若有所思地吸着烟：“没什么大问题，我见过他看你的眼神，他已经被你牢牢抓在手心了。”

“我不觉得，我有点无礼了。”

“奥黛尔，你不用说或去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我不觉得他爱你是因为你有礼貌。”

“但他一直没有打电话来，我也没有见过他。”

“你为此烦恼吗？”

我吃惊地发现，泪水已刺痛我的眼睛：“是的。”

“事情总有办法解决的，别重蹈覆辙。从我的经验看，没有用的。你在那所房子待了很久吗？”

“几个小时。”

“地方很大吧？”

“相当大，但我没有看到很多地方。”

我考虑着要不要告诉奎克我偷出来的那张展览册页，不过某种原因阻止了我。也许是我不想自己被看作小偷，也是因为奎克对劳里和画的事过于关心令我警觉。基于她对劳里的态度，她也许会用任何事情来攻击他——虽然一张久被遗忘的册页未必有多大作用。劳里和我也许不会再说话了，但我也不希望他因为奎克，在面对任何攻击的时候，更加束手无策。

“来跟我一起吃晚餐吧，”她说，“我们喝点香槟。”

“香槟？”

“我觉得自己赢了。我有些羊排等着客人来吃，而你也需要一点儿奖励。”

我犹豫了。跟玛乔丽·奎克单独在一起，我始终有种紧张的感觉，而自从上次去过她家花园以后，我都不确定要不要再去。接着我想到了继续在空空如也的公寓里度过另一个晚上，只有收音机的噼啪声和读了很多遍的书相伴，忽然间我不想那么孤独。“谢谢你，”我说，“我们要叫帕梅拉一起来吗？”

“她不会高兴来的。而且，我只有两块羊排。”

我觉得自己不能坚持己见，因为那不是我的房子、我的晚餐、我的香槟。但我记得自己考虑过去肉贩那儿再买一块羊排给帕梅拉应该不成问题。而奎克似乎只想邀请我一个人。

“好了，”她说，将我的沉默当作了赞成，“就这么定了。到时见，奥黛尔。我们可以一起打车回家。还有，干得漂亮，我为你骄傲。”

11

那天结束的时候我去奎克的办公室找她，她的门关着。声音隔着木门传出来——她的，还有埃德蒙·里德的，还有我从未听过的愤怒。

“我们应该把这些矛盾当作机会，”他说，“你为什么要跟我唱反调，玛乔丽？”

“埃德蒙——”她开口道，但他立即打断了她。

“过去我忍了你很多事，但你这次完全是冥顽不灵。”两人沉默了，里德叹气，“你也看过账户了，玛乔丽。你看到我们的处境了，这次我没法理解你的反对。这是一幅惊人的画作。它有故事，它的背后还有个年轻英俊的男人。事实上，如果你把物主和画家都算进去，那么就有两个。我们会有观众的，我们还可能举行一个拍卖会。古根海姆会把他们的资料都寄给我，而我们已经有很多了。罗布尔斯的秘密——他是怎么死的？谁导致了他的死亡，原因又是什么？”

“这些事跟画都没有关系，埃德蒙。”奎克说。

“我不同意。他的个人遭遇反映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在纳粹统治下，不到十年就有数以百计的艺术品消失不见了，大多数时候，他们的作者和家人一并消失了。”

“但是艺术优先，是吗，埃德蒙？”

他不理会她的斥责：“罗布尔斯并不是个例。我们讲他的故事，就是在讲战争的故事。”

我听到奎克打火机的声音：“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扯到战争，”她说，“我不觉得这幅画跟政治有任何关系。”

“看着我，玛乔丽，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一直都是坦诚相待的。”

“是吗？”

“噢，拜托。坦率得不能再坦率了。”

奎克沉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问题，”她说，“只是它并不如你想的那么政治。它跟你以为的战争没有关系，埃德蒙。它跟艺术家也没关系，它只是一幅画。两个女孩面对一头狮子。”

他们聊天的方式让我吃了一惊，那么流畅，那么亲密。帕梅拉说过他们认识很多年了，确实如此。两人简直亲如手足，他对她讲话的态度就像他在酒吧里跟朋友聊天一样。

“我们就保留各自的意见吧，玛乔丽，”里德说，“我记得我们都是这么办的。”

听到里德朝门口走过来，我飞快地跑过走廊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等着奎克过来找我。奎克似乎妥协了——但具体妥协了什么，我并不清楚。她反对举办展览——但她反对的真正原因，其中莫名的嘲弄与恐惧，我仍一无所知。似乎她只是一味地把自己放到里德的想法的对立面上，她对展览本身的排斥反而显得次要。

不久后，奎克真的出现在我的办公桌旁，看起来憔悴又烦乱。“准备好了吗？”她说，“出租车已经在楼下了。”

我们一起经过前台。我瞥了一眼帕梅拉，看到了她脸上的迷惑。我惊讶地感到自己在背叛她，就这样跟奎克走了。而帕梅拉干起活来跟我一样努力，而且来这里的时间更久，但我无法回头。我已被谜一样的奎克深深吸引，太渴望厘清真相了。

晚饭后，奎克邀请我到屋子前方的客厅。她坐到一张光滑的灰色扶手椅上，木质的扶手上雕着竖琴琴弦的花纹。除了那个留声机，她的每件东西都是既时髦又现代。“让你陪一个老女人，”她说，“我有点罪恶感。”

“一点儿也不老。”我答道，“我很高兴能过来。”

晚餐时我们没有聊太多，说了一点儿帕梅拉的事，说了里德和他不得不奉承的金主们的事，说了他如何讨厌与那些窝在潮湿城堡里的老侯爵夫人调情，毕竟天知道她们的阁楼里都藏了些什么宝贝。“你认识里德很久了吗？”我问。

“很久了，他是个好人。”她补充道，仿佛我说他是个坏人似的。

我们喝着白兰地，轻柔的钢琴协奏曲从另一间房间的留声机里传来。奎克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以为她不知不觉睡着了，她身旁的一盏台灯把她的脸映成橘黄色。我不觉得她是那种会把客人邀请到家里来，然后在谈话中睡着的人。她五十岁出头，并非九十岁出头，但她的休憩看起来是如此平和，令我不忍打扰。我想知道她为什么对我那么感兴趣——帮我发表文章，请我来家里共进午餐，还有那些关于劳里和我的未来的热切问题。

房间里开着电暖器，虽然现在还只是温和的十月，奎克甚至围了一条披肩。我感觉白兰地在我的体内燃烧，想着也许我该走了，我正要从椅子上起身时，奎克开口道，她的眼睛仍闭着——“你跟劳里·斯考特聊过他母亲吗？”

我坐了回去：“他母亲？”

她的眼睛忽然睁开，带着狮子般的坚决：“是的，他母亲。”

我想起他母亲是自杀的，意识到也许那就发生在我游荡过的某一个房间里。我忽然很想念劳里。我想跟他重新开始——一起去电影院，一起在公园散步——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不能让他像辛兹一样从我身边飘走。

“他完全没有提起她。”我撒谎道。

“那么他一定非常想念她，我敢打赌。悲伤就是一口高压锅，如果你不处理的话，迟早会爆炸。”

“是吗？”

她喝下了杯中的白兰地：“事情会一点点地崩坏，你却没有留意。等你注意到的时候，天哪，我的腿已经断了，但我从来没有移动过双脚。不论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奥黛尔——事情已经在陌生人——或你素未谋面的上帝心中编排起来。然后某一天，丢下一块石头——不管有意或无意——石头砸在一位有权势的蠢货的车窗玻璃上，他想报复，或者讨好自己的情妇，接下来——步兵就来了。第二天，你的村庄就被烧光了，因为愚蠢，因为性爱，等待你的就只有一具棺材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性爱、死亡、棺材——她到底喝了多少白兰地？我不明白这些同劳里有什么关系，只好盯着电暖器看。

奎克身体前倾，椅子扶手嘎吱作响：“奥黛尔，你相信我吗？”

“相信你什么？”

她又往后靠去，看起来很沮丧。“那么，你不相信我。如果你相信，你会直接说是的。”

“我是谨慎的人，仅此而已。”

“我相信你，你知道的。我知道你是我可以相信的人。”

我以为我会很高兴，但我只是感觉到一股即将爆发的不安。电暖器令我越来越热，我很疲倦，而她则看起来心绪不宁。

奎克叹了口气：“是我的错。在我们的聊天里，我的防备心比你的还要重。”

我对此没法反对，便放弃了劝说她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