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叹了口气。我觉得自己的骨头沉重得如同灌了铅。但我本可以起身，为我尽力吃掉的四分之一个猪肉派和一些面包感谢她，然后穿过冰凉光滑的走廊，回到我自己的生活，回到劳里和辛兹身边，回到我设想中的未来，不再跟奎克私下交谈。一切对我来说大概会变得容易一些。

“他有没有告诉你关于那幅画的事？”她继续问。

“只说了他很高兴那也许是艾萨克·罗布尔斯的作品。”我迟钝地说道。

“这之前他从来没听说过艾萨克·罗布尔斯吗？”

“没有。”

她看起来若有所思：“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想要那张相片的复印件呢？”

“我不知道，”我竭力隐藏自己的恼怒说道，“我猜是想看得更仔细些吧。把各种线索拼起来。”

“奥黛尔，斯考特先生知道里德先生想用这幅画制造一个大新闻——不光是为了斯凯尔顿，还为了他自己吗？他提到过想办展览。那是斯考特先生希望的事情吗？”

“我不知道他想不想，但办展览肯定是好事啊。”

“埃德蒙·里德这种人就像马戏团团长，他们能凭空建立起声望。他们最擅长包装和制造神秘感，为自己的筹码提价。我的意思是，奥黛尔——小心地提醒斯考特先生他目前所面对的事。别让里德拿走他的东西。”

“但我以为你同意里德先生的意见，觉得他的画放在斯凯尔顿更安全。”

“只是在斯考特先生作出自己的决定之前。”她长长地吸了一口烟，凝视着蜀葵花，“如果我是斯考特先生，我会留着它。我会留着它慢慢欣赏。显然他的母亲就是这么做的，他也该这么做。”

“但如果那是件重要的画作，他把它卖掉，就可以用那笔钱。他现在很拮据，你知道的。”

她转身对着我：“所以他是想卖掉它。他在为钱发愁。”

“我不知道他的财务状况，但这幅画肯定能帮上忙。如果为这幅画举办展览——沉寂已久的画作重见天日之类的——我想一定会大受欢迎的。劳里可以参与，他可以帮忙操办。他很聪明，很有热情，大家都喜欢他。”

“你不是他的妈妈。”

“你也不是我妈。”

这话脱口而出，我来不及阻止自己。奎克的脸抽搐了一下，我吓坏了。“对不起，”我说，“我真的很抱歉。”

“不——你说得没错，”她说，“没错，你一定觉得我在多管闲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帮他。”

“斯考特先生并不拮据，”奎克说，“我确定他能做许多事，不需要靠着那幅画过活。他应该把它带回家好好欣赏。很棒的一幅画——一件杰作，专为取悦个人而作。”

“让其他人欣赏它不是更好吗？”我问，“那不正是斯凯尔顿这种地方的宗旨吗——它的美不该分享给更多人吗？”

“你说得没错。但就像里德说的，我们对这幅画还不够了解。我们得慢慢来。你遇到这幅画并不是偶然，奥黛尔。人们总是有所保留的。你要琢磨斯考特先生没有说出来的话。”

“斯考特是个老实人。”我又一次提高了嗓音。

“当然，”奎克说，她的声音里紧绷着情绪，“他当然是的。但你还是可以当个老实人，同时又保留一点儿什么。如果他确实有所保留，那么斯凯尔顿将会成为众人的笑柄。”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慢慢走回屋子里。我愣愣地坐在原地，思绪已无法正常运转。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蜜蜂又开始嗡嗡作响，围着花朵团团转。抬头，天空万里无云。忽然间，一切都生动得震撼人心，绿叶间现出几许金黄，在阳光的涟漪中舞出迷幻的波纹。

有一个疯狂的瞬间，我想奎克可能会拿来一把左轮手枪，指着我，逼我回答些我不知道的问题。我们短暂的野餐迅速画风一转，气场的转变宛如穿越枝叶的光线般难以捉摸。然而奎克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的是一本漂亮的八开皮面记事本。“给你买了这个。”她说着，递给了我。

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我简直要笑出声来——不，根本不是什么枪炮，但奎克很明白，那还是件有力的武器。

“给我的？”我说。

“只是个小礼物，感谢你的出色工作。我很高兴我们发现了你，奥黛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你发现了我们。生日快乐。”

我从她手中接过记事本。记事本是手工制作的，结实的小牛皮封面，表面涂了亚光绿色。内页是奶油色。跟我在沃尔沃斯超市里买的那些轻薄的记事本相比，这简直是极品了。“谢谢你，”我说，“你真好。”

篱笆的那一头，传来除草机的噪声，一个孩子尖叫起来。“啊，”奎克柔声道，“他们不是都这么说吗？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灵光乍现。”

9

星期天，我拿着奎克送的新记事本坐在床上，思索着她在花园里说的话。跟大多数艺术家一样，我的每部作品都同我自己密不可分——因此，作品的接受度势必会左右我的情绪。将个人价值和公开作品割裂开来的想法对我来说闻所未闻。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我自己想不想这么做。这一定会影响到作品的质量吧？

当然，我也知道自己的背道而驰有点离谱，非改变不可。自我拿起钢笔开始，能否取悦读者便是我吸引注意力和定义成功的基准，当我开始接受大众对我个人行为的肯定后，某种东西便彻底消失了。写作成了我的身份和快乐的轴心所在。它成了一种表象的、造作的表演。我被要求重复取悦大家，一次又一次，直到我的行为表象成了行为本身。

辛兹的婚礼诗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写作完全被义务所束缚。我写了那么久，都是为了获得大家的肯定，我已经忘了自己的写作初衷：不受打扰、纯粹创作、不计成败。在这个过程中，写得“好”这件事已完全麻痹了我的写作信念。

因此，向奎克承认我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不是一桩小事。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我相信自己应该被认真对待。而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其实，也许你没有那么特别，也许有——但那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无疑也不会影响你的写作能力。所以不要再焦虑，只管去写。

她告诉我，他人的称赞不应当是我的写作目标。我无法独立完成的自我解放，奎克帮我做到了。她信任我。奎克鼓励我释放我自己，那似乎不再是一桩难事了。

周一晚上——我生日当天——我把一个短篇故事打印出来放在奎克桌上。我并不十分乐观——但“三好学生”的本性难移——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她的办公室，心里还带着一丝恐惧。我没有在封面上留言，她应该会知道是谁放在那里的。

讽刺又好笑的是，这就跟读书时一样，我为了别人的肯定把故事送出去。但我久已习惯为了读者而写作。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不会把一切寄托在观众的反应上。如果奎克不喜欢它，也许反而是件好事。它如今已不再受我支配。

帕梅拉在我离开时拦住了我。“你不能再装下去了，你懂的。”她说。

“什么？”

“噢，拜托。你整个人好像被丘比特击中了一样，还忘了在这些信封上贴邮票。这可不像你的作风。”

我畏缩了，帕梅拉比我以为的更敏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

“奥黛尔，我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像伦敦警察厅一样审你。你和那个家伙看对眼了，是不是？你们两个出现的间隔都不超过五分钟。”

我权衡着自己的选项。如果不告诉帕梅拉，就要忍受她无休止的揣测，据我对她的了解，她只会变得越来越诡异且不屈不挠——或者干脆告诉她，就消停了。“或许吧。”我说。

“劳里·斯考特，嗯，有点时髦的那个，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他的全名？”

她看起来很得意：“就在这儿，签到本上。你美丽的双手写的。要不要我帮你在旁边画一颗爱心？”

“闭嘴。”

“奎克知道吗？”

“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

“她看到我们在前台接吻了。”

“嚯!”帕梅拉笑着惊呼，我忍不住露出微笑，兴奋地承认了恋情。“该死的，奥黛尔，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手。她一定很喜欢你，换别人直接就被炒鱿鱼了。”

“帕梅拉，别说了。”

“啊，你也喜欢他。”

“别犯傻了。”

“好吧，好吧。”帕梅拉举起双手，手上的戒指闪闪发光，“我第一次见到比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她说。我想，劳里和比利可是天差地别，但我什么都没说。“我整个人好像都不能呼吸了。”她说。

“我完全可以正常呼吸。”

她笑起来：“顽强小姐。说实话，奥黛尔，你真的不是一位隐姓埋名的非洲皇后吗？”

“我的家乡叫特多。”

“穿好内裤，不穿也好。”

“帕梅拉。”

“少来了，”她轻声道，“你们做了吗？”

“管好你自己的事。”

她得意地笑了：“那就是还没有。加油吧，奥黛尔。不然你不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她从柜台下面摸出一个棕色的袋子放到我面前。“生日快乐。”她微笑着，黑色的眼线下闪着恶作剧的光芒。

我怀疑地看着它：“里面是什么？”

“看看吧，巴斯琴小姐。”

我翻开纸袋一角，里面是两排药片：“这些是？”

“没错，我多出来一些，想你应该会需要。”帕梅拉看着我的表情，她的自信动摇了，“你不一定要收下它们——”

“不，谢谢你，我收下了。”

帕梅拉露齿一笑。不同的人送不同的礼物传递友谊，对我而言着实有趣——奎克送了记事本，帕梅拉送了避孕药。过去几个星期，我一直在给帕梅拉推荐小说，向她表明我是什么样的人。帕梅拉的礼物则反映了她追求实用享乐主义，是追求享乐的实际做法。那个时期未婚女孩要拿到避孕药并不容易，没有医生会给你开处方。

“你怎么弄到这些的？”我问。

她眨眨眼：“我帮人打手枪啰。”

“不要胡说，到底怎么弄到的？”

“布鲁克咨询中心，”她缓和道，“一座金矿。”

我把它们塞进手袋里。“谢谢你，拉奇。”我说着，在帕梅拉前，跳下了斯凯尔顿的阶梯。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新世界的女性，送给了我一片自由。我应该更感恩的。

为了给我庆祝生日，劳里把我带到了他萨里的家中。格里出去了，他说，他想让我看看他的家。住到英国六年，我还未曾见过在特多大肆宣扬的英式田园风光。我准备好要见识那些矮木树篱、黄色地衣下的破损的埃莉诺十字碑、秋日压弯树枝的果实，乡村商店放在台阶上售卖的盒装鸡蛋。事实上，劳里家的房子跟我想象中的不相上下，我不禁想到，英国的乡村或许是我殖民教育里唯一真实的部分吧。

劳里的家是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红砖农舍，坐落在一个叫鲍多克山脉的地方。房子有个相当幼稚朴素的名字，叫红屋。红屋的窗户油漆已经剥落，屋前有座茂盛的苹果园。那景象着实令人着迷。尽管他的母亲才去世不久，屋内却没什么女性的生活痕迹。想象中庄严而破损的晚礼服、染着烟草味的餐椅、墙上的巧克力盒涂鸦，散发着狗毛气息的旧野餐垫，这些都无从寻觅。或许她曾如同缄默的斯巴达克斯人那样在此生活，不然就是浑蛋格里已经把他死去的妻子的痕迹抹得一干二净。我坐在厨房里，劳里去泡茶了，我闭上双眼。要注意提防着他一点儿，你遇到这幅画并不是偶然，奥黛尔。我心中升起一股怒意，驱走了奎克的话语。她是想毁了我的这一切吗？

“给你，”劳里说着，递给我一个有缺口的蓝色杯子，“外面可爱又暖和，我们坐到花园里去吧？”

我跟着他，双手捧着杯子，沿着没有地毯的过道慢慢走着。

后面是一个霍奇森·伯内特式的缭乱的花园，疯长的灌木丛和盘根错节的李子树，薄荷从破陶罐中萌芽，野生三色紫罗兰开得正盛。长长的草坪尽头有个暖房，窗户上夹杂着泥渍和雨水的痕迹，几乎看不见里面的情景。谁在打理这个地方？也许是劳里，也许在很久以前，他曾在犁沟旁上上下下地忙碌过。

“你在这儿住了多久？”我问。

“我一直都住在这儿，时不时地。我们在伦敦也有一所公寓，但我母亲厌倦了城市生活，她更喜欢待在这里。”

“我能理解，这里很美。”

他叹了口气：“这里曾经很美。”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听着黄昏中的画眉鸟鸣。“你期待里德之后的新发现吗？”我问。

他凝视着果园：“如果它真的是赃物怎么办？”

“那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母亲的错。”

“当然——不是。不，我觉得不会的。想想如果它真的很值钱，天啊，格里会是什么表情？她唯一留给我的东西竟然价值连城。”

“如果你把它卖了，你就连一件母亲的遗物也没有了。”

他转头看我，眼神机敏：“你不要心软。我母亲是我认识的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了。”

“在遗嘱里只留给你一幅画，我觉得这就很感伤了。”

“你不了解她，”他说，“这更像是一把上了膛的枪。”

“什么意思？”

劳里的目光移向我们面前的荒野，啜饮着他的茶：“她总是惹麻烦。我觉得她会很喜欢你的。”

“为什么？我从来不惹麻烦。”

“有时候她根本就是个讨厌鬼。”

“喂。”

他说他做了一个牧羊人派，我都不知道他竟会做饭。不知道劳里是什么时候学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花去很多时间照料自己的生活。他说他会布置餐桌，毕竟我是寿星女孩——在他忙着加热烤箱和寻找叉子的时候，我趁机去了楼上。

我走进一间硕大的里屋，傍晚的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一段浓郁的威士忌色的阴影，尘埃颗粒在光线中旋转。地板上同样没有地毯，墙上也没有挂画，只有床架和一个衣橱，我打开橱门，里面除了一堆紊乱的金属衣架外空无一物。墙角边散落着几只翻转的蓝色瓶子。到处都是成堆的文件和装着纸的盒子，随着时间流逝早已卷曲褪色。

我试着想象劳里的母亲在这栋房子里的样子，她的模样，她跟格里的婚姻，前任丈夫在战争中死去后她的生活。到处都没有她的相片，但空气里有极淡的香水味：精致、诱人的木调香。我轻轻地坐到金属床架的边缘，想知道会不会有另一个家庭给这个地方带来生机，让这里重获新生，也在此经历期待和失败。我感到一阵焦虑的痛楚，怕辛兹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一定要给她打电话，我想。太久了。至少，给她写封信。

我从床边站起来，靠近窗户望着绚烂夜色中起伏的萨利山脉。我把手肘靠在一堆旧纸张上，脑海再次响起了奎克关于劳里的警告。到底是什么让她如此烦恼？根本不关她的事，但我仍无法将她的话从我脑中挥去。

我心不在焉地瞥过窗台上的一堆纸。其中大部分都是收据，有一张是1985年的肉贩收据，一张是吉尔福德购物中心的停车票据，一张电费账单，1949年鲍多克山脉颂歌音乐会的剧目单。这是一个不会把东西随便扔掉的人，但劳里说过他母亲不是那种会保留收据的人。

颂歌音乐会的剧目单下面，是一张薄如纸巾的青年英国艺术家群展册页，时间是1955年。我翻开册页，展览在科克街的伦敦画廊，参观的观众拿着铅笔在艺术家和作品名字上一一画线。“没有迹象”，他们在底部写着这样一句话。什么东西没有迹象？我很好奇。从笔迹来看，留下这句话的人，显然十分沮丧。

我把册页对折，悄悄放进口袋中，然后下楼，一边安慰自己那里的纸堆那么乱，没人会发现少了一张。

劳里点燃了蜡烛，把它们插到了空葡萄酒瓶上，和一个看起来很像杀人凶器的扭曲锃亮的烛台里。我们坐在厨房里，日光已褪尽，吃着他烤的牧羊人派，喝着邻居家果园自制的苹果酒。“生日快乐，奥黛尔。”他说着，举起了酒杯。

“谢谢你，我觉得这里好像一个世外桃源。”

“听起来很棒。”

“看不出来格里住在这里，楼上很乱。”

“那是我母亲弄的，她比格里更乱。我猜格里会卖掉这个房子。”

“他们结婚多久了？”

劳里往我俩的杯子里又倒了些苹果酒：“我想想，是我十四岁时候的事情——所以有十六年了。”

“她是怎么死的？”

劳里的脸上明显浮现出受伤的表情。我看着他的面无表情，感觉到他的防备心。我马上后悔刚才的问题，感觉自己是个冒失鬼。

他把酒瓶轻轻放下：“一言难尽。”

“你不必说的，是我不该问，对不起。”现在换我多管闲事了，就像奎克一样。

“我母亲是自杀的。”劳里说，他的话令我们之间的空气变得无比沉重，厨房的气氛浓稠得好似一锅汤。看着劳里，我明白了一个幽灵是可以从你的喉咙里吸走空气的。

“对不起，”我说，“真的很抱歉——”

“没事，不，真的，没事。我以后会告诉你的，不必道歉。我是说，不用觉得不好意思。老实说，她自杀我并不意外。”

我绝望地想说些什么，来填补我们之间的沉默，但刚才的坦诚似乎打开了他心里的某道闸门：“我们一直想帮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现在我几乎没法看着该死的格里，因为每次我们见到对方，我知道他都在想，要是你再努力一点儿事情会不会不一样？而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但这不是他的错。这只是一场恐怖的谴责游戏。”

“我无法想象。”

“嗯，我也没办法想象，可我是她的儿子。”

他很平静，声音也很安详，我想站起来给他一个拥抱。但在浓稠的空气中我已动弹不得，而且我不确定他是不是需要一个拥抱。我想起了辛兹婚礼上的那间厨房，那两个星期里劳里该是多么哀痛——而我，还在调侃自己的母亲，还在他赞美我的诗作时无礼相对—— “反正，已经那样了，”他说，“但她也有情绪高涨的时候，她做了很多事，也很享受人生，这才是她让我想到你的真正原因。现在还有她的画。”

“是的。”

“那么，”他忽然吐了口气，“我跟你说了，天啊，我跟你保证这是最糟糕的事了。现在轮到你告诉我一个秘密了。”

“我没有什么秘密。”

“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秘密的，黛莉。”

我沉默着。他靠回自己的椅背，在身后的碗柜抽屉里摸索。“啊哈，格里总在附近留下几根。”他扬了扬一盒细长的雪茄，“一起抽吗？”

我们走到里屋，劳里打开了落地窗。此地的夜色相当温柔，空气中有潮湿的青草气息和柴火烟味，蝙蝠在花园里进进出出地滑翔着。

“像天堂一样。”我说，连劳里那令人窒息的烟味也变得好闻起来。我坐在沙发上望着靠在窗框上的他。

“我不确定，”劳里答道，“但有一个优点——你听不到马路的声音。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书是《彼得·潘》，我一直把这个花园当作我的梦幻岛。”

“那格里是虎克船长吗？”

“哈，不是，那是格里之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只有我和妈妈。”

“我也是和妈妈单独生活。”

他回过头看我：“你爸爸在战争中怎么了？”

既然劳里跟我说了他母亲的自杀，我觉得自己也有义务再度搅动不愉快的回忆，虽然我实在不想这么做。“好吧，”我说，“1941年，我爸爸卖掉了他的自行车和喇叭，换了去英国的旅费。他走到空军部，通过了体检，参加了十二周的基础训练。他在英国皇家空军担任空中狙击手。三年以后，我妈妈在西班牙港的阵亡告示牌上找到了他的名字。”

他走过来，把手放到我的肩上。他的手很温暖，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手掌温度上。“我很遗憾，奥黛尔。”他说。

“谢谢你，我其实不记得他的事，但我知道没有父亲是什么感觉。我母亲一直无法接受这件事。”

他坐到我的身边：“战争的时候，岛上是什么样的？”

“大家都很担心，不知道希特勒获胜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特多有一个最大的石油精炼厂。U形潜艇已经在我们的海岸线外炸毁了好几艘英国船。”

“这些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我们知道希特勒想要什么，一个精英族群。我们一直都想开战。我爸爸也不例外。”我喝着苹果酒，“英国一开始不太希望殖民地出手，但事态不好以后他们也需要支援。”

“你觉得你会回去吗？”

我迟疑着。我碰到的大部分英国人，在问起特多的时候都期待在我这个个体之中包含着特多的所有复杂性。他们从未去过那儿，因此对他们而言，我们不过是稀罕的标本，从最近还在英国统治下的热带培养皿中跳出来的样本。大多数时候，比如跟帕梅拉在一起的时候，英国人对我的兴趣并非出自恶意(偶尔也会有)——但他们的提问经常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异类，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觉得自己完全了解英国的一切，因为我也是一个帝国的孩子。

认识劳里以来，他没有问过我任何关于特多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出于礼貌，还是真的没有兴趣——无论如何，我很高兴他没有强调我们生活经验中的差异性。我学过拉丁语，捧读过狄更斯，但我也知道皮肤白的女孩会更吸引男孩的目光，也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是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大部分“差异”都源自英国人的白种人肤色。而在泰晤士河沿岸，我们错综复杂的岛屿生活被简单地归纳为：黑人。

几乎每个英国人，即使是很开明的那些，也相信我们与苏丹人的共同点远远大过英国人。关于撒哈拉沙漠、骆驼和贝都因人我又知道些什么呢？整个童年，玛格丽特公主都是我梦想中美丽与魅力的典范。跟劳里在一起时，我跟他聊詹姆斯·邦德的电影，我古怪的上司，或者那幅画，或者浑蛋格里，死去的亲人。这些事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让我不必再代表一座已经离开五年的岛。劳里对特多闭口不问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又成为了一个个体。

“奥黛尔？”

“我跟你说说伦敦吧。”我说。

“好啊。”

“我第一次到这儿的时候，”我继续道，“都不敢相信这里这么冷。”劳里笑了，“我是认真的，劳里，这里就像北极一样。我和辛兹到这里的时候是一月。”

“最冷的时候。”

“我知道。小时候，我在学校的一出季节话剧里扮演秋天。我根本不知道秋天是什么样的，更别说冬天了。”

我沉默了一分钟，想起小时候的我，那时候我戴着小小的硬草帽，穿着英式学生裙，告诉母亲我需要把“褐色的叶子”别在紧身连衣裤上。——而我的母亲，完全不知道草尖上的霜为何物，也从未见过七叶树果实，无法想象伦敦十一月的空气呼吸起来是何种感觉，也无法体会肺部有一片冰的感觉——但她还是在潮湿的加勒比费尽心力帮我制作这件英式戏服。

“我记得，”我继续说，这些回忆令我感到温暖和安全，觉得可以跟劳里分享——“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有一天有个人在鞋店里对我说，‘你的英语很好。’我的英语!我告诉他，‘英语是西印度群岛的语言，先生。’”

“他怎么说？”劳里笑着问。我意识到劳里的生活中永远也没有人问出相同的问题。

“他觉得我很蠢，我差点儿丢了工作。辛兹很生气。但那是真的——就算跟伊丽莎白女王和她高大的希腊丈夫在一起我也会很自在，喝一杯茶然后逗逗那些她宠爱有加的侏儒小狗。就像在家里一样。‘你的英语没有我说得好，’我应该这么说的，‘你的英语里没有长度和宽度，没有肉香和烟味。你竟敢用我的国际语嘲笑我，我的刚果语、西班牙语、印度语、法语、伊博语、英语、比哈尔语、约鲁巴语和曼丁语。’”

劳里又笑了。“噢，真想看看他的表情，”我将杯中的苹果酒一饮而尽，继续说道，“在他的盎格鲁-撒克逊——”

“撒克逊是什么？”

“两房两厅的房子，人们从来不去看窗外的景色，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对每一丛灌木和每一朵花、每一片树皮和每一朵云的心情都了如指掌。而我们连他们的方言也吸收了——”

“奥黛尔，”劳里说，“可以跟你共度余生的话，我会很快乐的。”

“嗯？”

“你身上有种光芒，一旦开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有多美。”

“什么光芒？我在说——”

“我爱你，奥黛尔。”他的脸上充满期待，“你给了我灵感。”

我们无言地坐了一会儿。“你跟所有的女孩都这么说吧。”我绝望地说道，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什么？”

“你不是认真的。”

他盯着我的脸。“我是认真的。感觉时间在捉弄我，我好像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仿佛我们在婴儿车里时就已经擦身而过了。好像这是一个等待着再次遇见你的游戏。我爱你。”

我什么也没有说，无法作出回答。他低头看着地毯。

从来没有人说过爱我。为什么他一定要用爱和婴儿车毁了我们的夜晚呢？我觉得很恐慌。奎克的警告又一次在脑中闪现——我暗暗诅咒她。为什么要我小心——为什么我又无法承受劳里这些话？

我从沙发上起身，走到床边。“你可能希望我离开吧。”我说。

他坐着没有动，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为什么我会希望你离开，在我跟你说了这些话以后？”

“我不知道!我——听着，我不是——”

“好吧，”他说，“抱歉，没事。我不该——”

“不——只是，我——而你——”

“忘了我的话吧。我——请你，忘了它。如果你想回去，我开车送你。”

于是劳里载着我，沉默地驶过荒凉的A3公路，我把手袋紧紧压在胸前，心中十分痛苦，我的手指攥着偷来的册页和几个小时前帕梅拉给我的药片。我该怎么跟劳里解释这一切对我来说很恐怖呢，而我又不能说出具体的原因？我们才刚刚开始，他还不了解我。我觉得他把我举到一个高台上，然后留下我一个人荡着双腿，而我无疑已经把刚才的事变成两人之间的一道创伤。单身容易多了。

我只看了他一眼，他的侧脸在橘黄色街灯照耀的车厢里忽明忽暗。他的双眼盯着道路，下巴一动不动。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人谁更丢脸。

他在我的公寓前停下了车。“我把你的礼物忘在萨里了。”他说，汽车引擎仍在运转。

“噢——我——”

“无论如何，我要走了。”我下了车，他踩下油门开着车走了。我站在路上，直到他的引擎声被我脑中无声的尖叫取代。

过了凌晨三点，我躺在床上仍无法入睡，床头灯依旧亮着。我的胸口，我的肠胃，我发疼的脑袋里，我为我们两个人感到痛苦。我没法轻易相信劳里爱着我。虽然他从未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但我还是忍不住担心他喜欢上我，只是因为我跟辛兹婚礼上与他一起来的那帮女孩不一样。

劳里仓促地说出了爱的宣言——可是他真的了解我吗？我不能想象自己也这样一头扎进爱河里。无法想象一个人的原子被重新排列组合的感觉，因理解和爱而被激发出的纯粹却层次丰富的快乐，再报之以爱。也无法想象随着关系的深入，完成从羞涩到自信的循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爱人，定格自己的目光，找到最真实的自我——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我——无论身世还是个性——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我的生活经验已经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的心态。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爱他，这真的让我害怕——不知道也不确定要注意提防着他一点儿，“你遇到这幅画并不是偶然，奥黛尔”。我很努力地想把奎克的话甩到一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我才没法在劳里表白时，自信地同他确立关系。我转身关掉灯，希望能在黑暗中睡去。我躺在床上，不知道我的恐惧究竟是我自己的，还是奎克强加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