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

7

劳里和我的第一次约会是去电影院。最终，我们选了《007之雷霆谷》，里面尽是裸露的肉体和性虐画面，我对自己的提议尴尬不已。浪漫根本无从谈起，只有些小道具和肖恩·康纳利那伟岸如大猩猩的胸膛。回想起来，我宁愿去看凯瑟琳·德纳芙，但能够跟劳里坐在一起，闻到他身上可爱温热的味道，我就很开心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

接下来两个星期，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一种病态的甜蜜。我们去了华勒斯典藏馆和国家美术馆，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署名是I.R.的画作(但一无所获)。我们一起去看戏，我还留着那张票根。那是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我从没看过这样的戏。我还记得幕布升起时自己那种愉悦的震撼，三个演员出现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扮演他的情妇和妻子——困在三个巨大的灰色骨灰瓶颈处，无法动弹，三人先是语无伦次地嘟囔了一阵，然后开始陆续对观众诉说各自的故事，完全无视另两人的存在。

我们去了苏荷区的餐厅和酒吧——夜游人和火烈鸟俱乐部——发现我俩的舞步相当合拍。我不喜欢那些靠吼才能让对方听到的地方，而且晚上十一点过后那里的烟味太呛人了。我们在那儿看到黑帮和他们的女人：油光光的头发，金闪闪的戒指，折射出一丝凶狠。但最重要的是现场音乐，真的很棒——斯卡、卡利普索民歌、爵士和布鲁斯。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系上了一条牢牢的纽带。谁提议什么，谁想做什么——那种标记了每个第一次的古怪暗示和礼仪之舞正在不断褪色。我们彼此依赖却一无所知，就像那些从未被感情灼伤、残害和抛弃的年轻人一样，误以为对方就是自己一切难题的答案。他很孤独，我很迷茫——反过来说或许也没错？我们没有发生过关系，还没到那一步。那是一段很纯粹的关系。

自皮卡迪利广场那次之后，我就很少见到奎克了。只有帕梅拉和我——还有两个习惯待在档案室里的勤恳的学者。奎克的旷工似乎已超出预期，来了也是待两个小时就走。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大楼的调研部门，而不是靠近杰明街那一侧的画廊，因此总是静悄悄的。我有点想念奎克的督促了。

她缺席的这段时间，帕梅拉邀请我去中庭一起吃三明治，留下前台无人看守。我犹豫了，首先是因为我还没读完缪丽尔·斯帕克六年前出版的短篇小说和广播剧本集。其次是我真的不想听到帕梅拉在聊天时经常提到的“你这样的人”——但我跟辛兹很久没有联系了，奎克又不在，我很需要女性朋友的陪伴。最后，我真心认为前台应该有个人照看。

午餐时，帕梅拉问了我许多关于特多的问题，我由此明白学校生涯和毕业后的经历都没能让她了解帝国的全貌。但她是真心好奇——那里的天气、湿度和温度对书籍和着装的影响，以及我母亲会如何烹煮食物，我听的音乐，认识的人——帕梅拉的问题让我意识到自己来自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我想起了辛兹，我们一起度过的漫长旅途，继而又想起了我们愚蠢的冷战，我觉得自己快哭了，于是我请帕梅拉继续说下去。她告诉我她的妈妈是位裁缝，爸爸在史密斯菲尔德做肉类搬运工作。她有五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姐姐在她八岁的时候去世了。

“我必须问你，奥黛尔——你有男朋友了？”她说，“最近几个星期你看起来有点迷迷糊糊的。”

我踟蹰着。我很想聊聊劳里和爱情——它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是否是在恋爱。“不，”我撒谎道，“我没有。”

帕梅拉眯起了双眼：“好吧，你就继续保密吧。我有一个男朋友，比利。他在夜游人俱乐部做幕后工作，但我觉得你不会去那里。”

“为什么？”我说。

她笑了：“因为你这样的聪明人不会想把青春挥霍在舞池里的。”

我也回之一笑，知道这是她由衷的恭维，这是她第一次把我归入有些教养和地位的人里。但我仍记得自己和劳里在那间俱乐部跳得汗流浃背的场面。那仿佛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帕梅拉把比利当作奖牌一样时时炫耀，但我回忆起在那里所见到的男人，我觉得他应该是块铜牌而不是金牌。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的三明治午餐仍在继续，我的斯帕克仍旧没有读完，我开始喜欢有帕梅拉陪伴的日子，并吃惊地发现自己开始为帕梅拉感到遗憾。“比利的理想很远大。”她说，却从未作详细说明，而我有种感觉，那“远大”里并没有她的位置。

里德给劳里打了电话，说他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遇到了“惊天好运”，请劳里尽快来一趟。约定的那天，他早早就在广场中央的一条长椅上等我。

“哈——啰，”我说着在他身旁坐下，“听到狮子女孩的消息是不是很兴奋？”

他微微一笑。“有一点儿。”他靠过来吻我，一个路过的男人发出响亮的啧啧声。我不能确定，但好像听到了“恶心”这个词。我们没有理会他，我无论多想也不会真的回击，不过我有点好奇劳里会怎么做。

“快点。”我说，显然劳里没有注意到那个男人，他不会料到这种评论会落到自己头上——要么就是他觉得不值一提。“你会错过跟大佬的预约的。但你先走，我随后来。”

“为什么？”

“我不想帕梅拉知道我们的事。”

“你觉得我会让你尴尬吗？”他问。

我笑了：“当然不是。只是——好吧，如果她发现了肯定会没完没了地问我。”

坐在桌前的我，在帕梅拉面前逃过一劫，脑中忍不住猜想楼上里德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我对劳里的画好奇非常。虽然我妈妈总是说如果你隔门偷听，那么火烧耳朵也是自讨苦吃，而我知道里德不会跟我透露一个字。奎克那天也不在，我又没法相信劳里能转述每个细节。

我从后面的楼梯走上二楼，犹豫着把眼睛凑到钥匙孔上。我能感到脉搏加速，生怕房间里的人忽然转身或者听到我的声音。劳里的画靠在书桌上的画架上，那是一个完美的正方形，布满鲜明的色彩：朱红、薰衣草紫、靛青、砖红和青绿。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那坐在里德房里一张低矮的真皮扶手沙发上的人，竟然是奎克。很久以前，斯凯尔顿曾是私宅——大部分墙壁镶板都是当时的——我想象着乔治王时代的贵妇们坐在奎克那张椅子上，一边同一群欢闹的小狗玩着，一边考虑着用哪一款奶油葡萄酒招待她们的客人。

奎克在这里做什么呢？她凝视着空空的壁炉，双臂环抱着自己的身体。她看起来似要呕吐，仿佛等待着一场爆炸。她伸手从手提袋里找出香烟，忙着给自己点上。

“那么，艾萨克·罗布尔斯，”里德说着，从桌上的防护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相片，“听说过这个人吗？”

“没有。”劳里答。

“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发给我的。他们觉得就是他，在马拉加，1935年或1936年。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但照片好像是在他的工作室拍的，她很可能是他用过的一个模特。这张照片跟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在马德里拍的其他照片很吻合。拍这张照的时候他刚刚小有名气。不过当然，最让我兴奋的是，罗布尔斯画架上画到一半的画作看起来就是你的这幅。”

一阵沉默。劳里背对着我，透过锁孔我无法看到他的表情，但他一动不动，似乎已然惊呆。

“什么？”劳里平静地说，“那可能吗？”

里德笑了：“就知道你会这么想。从照片上看，他刚刚开始画那只狮子，但已经很明显了，你不觉得吗？”

劳里从里德伸出的手中接过相片，他肩膀下垂，低头专注地看着。奎克仍坐着，看着他，大口地抽烟。

“普拉多是怎么找到这张照片的？”劳里问。

“他们也不清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档案他们没有完整的记录，原因可想而知。战争爆发的时候，罗布尔斯应该把它托付给了谁保管。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交给了普拉多。艾萨克·罗布尔斯和当局的关系并不好，他的画也不合他们的胃口。你不会想被人抓到把柄，知道你跟不良分子有来往。”

“‘不良分子’？”

“据我们所知，罗布尔斯活跃在左翼圈子里，他应该是一个政治运动煽动者。普拉多或许收下了这张照片然后放进了档案库。论作品数量和成就，他无法跟米罗和毕加索相提并论。但他的画确是杰作。他的存世画作不多，除了因为英年早逝，据说他还自行销毁了很多画作。这种行为往往令画家更与众不同——这是他幸存的宝物。现在，说回来。我相信你的这幅画就是我们所说的沉睡者。”

“沉睡者？”

“是的，它被忽视多年，一直在等我们发现它。或许，我们此刻凝视着的正是1936年。”里德继续道，“不幸的是这幅画没有框。从画框里总是能考据出很多细节。如果他当时回到了西班牙南部工作，我估计罗布尔斯没什么办法弄到画框。但如果这真是罗布尔斯的作品，我确信这一点，那么一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的创作巅峰时期所画。看着这色彩，这超现实叙事，这戏谑感。太特别了，我知道他当时为什么大受欢迎了。”

“他后来怎么了？”劳里问。

“后来开战了，斯考特先生。有好几种说法。一种是佛朗哥的军队在南边日渐壮大的时候，罗布尔斯去了北方加入了共和党。他们没找到他的坟墓，但那个时期都是这样。他来自南边的安达鲁西亚，在马拉加生活和工作了一段时间，不算太成功。他去过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那儿有他的两幅版画，不是很重要的作品。”

“嗯。”

“但拍摄这张相片的时期，罗布尔斯还没有被战争搞得焦头烂额，他的创作很顺利。他回到家乡，抛开了自己的理想主义和象征美学，开始尝试截然不同的画面。西班牙内战前的几个月，他的一幅画引起了轰动，名叫《麦田里的女人》。你听说过吗？”

“没有。”

里德转身对着门，我发誓他看了一眼钥匙孔。我僵住了。

“不是多么有名的画，但非常特别。”奎克道，里德回身望着她。我的心慢慢收回喉咙里。

“为什么如此特别？”劳里问。

“我做了些小调查，”里德没等奎克开口便继续道，“我们查到罗布尔斯在巴黎卖掉了这幅《麦田里的女人》，那张相片就是在同一时期拍摄的。卖画的人叫哈罗德·施洛斯。”

“我明白了。”劳里说。尽管隔着钥匙孔，我还是能察觉到他的不悦。

“有段时期这幅画流到纽约，现在挂在佩姬·古根海姆的威尼斯的寓所里。我亲眼见过《麦田里的女人》，”里德接着说，“品质跟你这幅画很接近。实物非常了不起。”他摸着劳里那幅画的边缘，“有时候，我觉得他一直画下去的话，会成为一代宗师。”

“为什么？”

“很难描述。但是你看，艺术家大多顾此失彼——有远见的大多技艺平平，凭着惊人的创作量一时声名鹊起的人又往往无法顾及质量，不能兼得。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构图训练，因此不知道颠覆它。要么，就是那些技艺精湛却毫无想象力的画匠，他们的笔下从来没有一丝新意。找到一位面面俱到的画家简直是海底捞针。毕加索算一位——你该看看他早期的作品。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觉得罗布尔斯也算一位，而且我认为你这幅画中他展示的技巧更在《麦田里的女人》之上。有些人说他为数不多的画作都在影射政治，另一些则认为是他逃避现实的杰作。这就是它们的好处——不断被解读，但又不失流行。罗布尔斯经久不衰。你不会厌烦，你总能发现新的东西。另外，从基本美学的角度来说，这些画总是让人一见倾心而又无矫揉造作之态。”

“但你不能证明这一幅是罗布尔斯的。”奎克说。

里德眯起眼睛看着她：“眼下，我还不能，玛乔丽。但有办法，他还有别的画。顺着它们追查下去，让这一幅归队。你母亲——最近亡故了，是吧，斯考特先生？”

“没错。”

“我想知道——你觉得她会保存收据吗？”

“收据？”

“是的，买东西的收据。比如，画作。”

“她不是那种保存收据的妇女，里德先生。”

“可惜了。”里德若有所思地盯着画，“任何关于购买的细节都会帮上大忙。我这么问，不只是因为你打算卖掉这幅画，或我们希望展出——”

“展出？”奎克说。

里德对她眨眨眼：“没错，斯考特先生，我这么问是因为这幅画可能涉及法律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劳里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恐慌。

奎克捻灭香烟：“也许现在还没必要担心那些，里德先生。这不太像斯凯尔顿的做法，为单单一幅画办展览——”

“你或许知道欧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有价值的艺术品的命运吧，斯考特先生，”里德打断她的话，“很多都消失不见了，不管是画廊还是私宅，纳粹一概掠夺而去——”

“这幅画不是偷来的。”里德说。

“你说得这么肯定？”

“我确信，我母亲不会偷任何东西。”

“我不是在暗示她偷了画。但她很容易买到一件赃物。罗布尔斯是西班牙人，据我们所知，他的画都是在西班牙画的，虽然在巴黎出售。你母亲跟西班牙有什么关系吗？”

“据我所知没有。”

“好吧，有这样一种可能。那段时期艺术品轻易在欧洲进进出出。哈罗德·施洛斯是位相当有名气的威尼斯艺术商人，专门经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的当代艺术品。如果他卖过《麦田里的女人》，应该也出售过其他罗布尔斯的作品。施洛斯在巴黎有间画廊，所以你的画很可能那时候也在那里。”

“这幅画从西班牙到了巴黎？”

“很有可能。这段时间罗布尔斯已回到马拉加，或许哈罗德·施洛斯在那里发现了他。艺术商人为了发掘新星总是不惜上天入地。”

“这些都只是推测，斯考特先生，”奎克喃喃道，“只是一种说法——”

“巴黎的大部分画廊主都是犹太人，”里德继续道，“我不清楚施洛斯的家族，不过我们会想办法去查的——但在1942年，纳粹占领了巴黎一整年，他们关掉了很多商店，关押了很多店主，再送去——嗯，集中营。许多画作就此杳无踪迹。其他的都被藏匿起来，之后又在一些诡异的地方出现。比如，旧货店、行李箱、废旧火车隧道、跳蚤市场。”

一阵沉默。站在门外的我，吓得不敢出气。

“耶稣上帝啊。”劳里说。

“战争结束后，纳粹俘虏号称他们把画都烧了。都是胡说的，当然。他们盗走了那么多，根本不可能全部销毁。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清楚自己拿走的东西价值连城，即便他们口口声声说那些艺术品不符合德意志新美学。”

“你觉得哈罗德·施洛斯后来怎么样了？”劳里说。

里德似乎有点不耐烦：“我说了，我会去调查的。”

“这幅画不是偷来的。”劳里重复道。

“没法确定这件事——至少眼下还不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市场一团乱，而我们还在拼补其中的碎片。艺术除了用在欣赏的正途上，还有别的用途，例如作为政治的筹码或是养家糊口的手段。”

“好吧。”劳里的手指捋了捋头发。

“我正在跟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代表沟通，他帮了很大的忙在调查——如果有的话——他们手头上的艾萨克·罗布尔斯的资料，也许会揭开这幅画的谜团。”

劳里缓缓地呼出一口气。“谢谢。”他道。他起身去画架上取画，却被里德伸手拦住。

“你不觉得，斯考特先生——考虑到各种情况——让它待在这里更安全吗？我们有夜间保卫和警报系统。我担心在萨里——”

“世界犯罪之都？”

奎克插嘴：“你母亲的死讯——在报纸上公开了吗？”

“是的。”

我吃了一惊——什么样的人会在报纸上公布死讯呢？

“这类消息总能招来艺术品惯偷，”里德道，“在报上刊登讣告的人总是有些值得被扒走的东西。”他继续说。里德出人意料地用了“扒”这个词，这是帕梅拉会用的词。“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可笑，斯考特先生，即便如此，请允许我们替你保管它吧。这样更保险。”

里德是个演技派，他集礼貌、施压、权威、安抚于一身。“好吧，”劳里说，“再放几天。”

“衷心地谢谢你，一有消息我会立即通知你。这太令人激动了，斯考特先生。我只能谢谢你选择了斯凯尔顿来调查——”

“我能留着这张相片吗？”劳里说，手里抓着那张破损的方纸片。里德有点吃惊：“留着它？”

“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还给您，我只想仔细看看。”

“玛乔丽会让拉奇或巴斯琴帮你影印一张。”

听到我的名字令我一惊，怕里德会发现我躲在这里，但我没法把自己从这里挪开。“我确定那张照片是原件，斯考特先生，”里德道，“我没法给你。玛乔丽——你还好吗？”

奎克跳起来：“什么？”

“我说，你会让女孩们为斯考特先生影印这张相片。”

奎克回过神来，从劳里手中接过相片。她用手指夹着相片，甚至看都不看它一眼。我从锁孔前抽身回去，用最快速度穿过走廊。

但我还是不够快。

“奥黛尔？”奎克的嗓音低沉而安静。我停下脚步转身，看到她已关上了身后的门，松了一口气。“过来。”她说。

我朝她走去，表情惭愧。“你在偷听。”她说。她略带调侃的眼神令我觉得没有必要说谎。我可是在空荡荡的走廊上蹑手蹑脚地被抓个正着。

“对不起，”我说，“求你，不要——”

“很明显，我们不该从钥匙孔偷窥的。”

“我知道。”

她低头看看手中的照片，一动不动。“你觉得他得了件宝贝吗？”她说。

“是的，您相信这是那位天才艾萨克·罗布尔斯的作品吗？”

她把相片塞到我手里：“如果里德这么说的话。他是行家，而且那幅画跟照片里的这幅确实很像。你怎么看这幅画？”

“我不是专家。”

“我不需要什么该死的专家，奥黛尔。我只想知道你喜不喜欢它。这不是什么测试。”她看起来精疲力竭，我注意到她的双手正在微微颤抖。

“这幅画让我很焦虑。”

她靠在墙上：“我也是。”

“但它确实很美。”

“它的主题隐匿起来了。”

“什么意思？”

“这幅画里似乎藏着不为人知的另一层含义。你找不出来，但它就在那里。”

我凑近看了看相片，上面有折过的痕迹和各种斑点，左下角还有一片液体污渍。照片是黑白的，看上去经历过战火。但画面本身足够清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站在一幅巨大的油画半成品之前。那是一个类似工作室的地方。这位据说是罗布尔斯的男人没有穿外套，袖子卷起来，嘴里叼着烟。他没有微笑，直直地盯着摄影师。他有一头微卷的浓发、深深的眉毛、纤瘦的脸、优美的颧骨、结实的身体——即便只是一瞬间，他迷人的眼睛和坚定的眼神仍然被定格下来。他拿着一只涂满了颜色的巨大调色盘，身体正对照相机，看起来目中无人。

站在他右边的女人看上去很高兴。她有张率真的脸——她应该还是个少女，而那些老照片里的女孩们看起来总是提前变成了妇人。她大笑着，眼睛笑出许多道皱纹，几乎看不见了。她身上有种纯洁的天真，无论一个人的五官多么平凡，也会因此变得光彩动人。她的头发有一半烫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种贴着额头的卷发，但已完全浮起来，她似乎也毫不在意。她手握一支笔刷，指着画布。

“这个女人是谁？”我说。

奎克闭上了眼睛：“他的缪斯，也许。或只是一个模特。”

“他是意大利的保罗·纽曼。”我说，奎克笑了。

那张相片在我心里引发了一场地震。它是那么有力，饱含故事。我翻到背面，照片的左下角标注了时间，还有一行手写说明：O和I……

“你看到这个了吗，奎克——O和I是谁？”我问，“I是艾萨克吗？”

但奎克已没有心思猜测。“别站在那儿发呆了，巴斯琴小姐，”她说，“我们时间不多了，快去帮斯考特先生影印照片，好吗？去吧。”

8

三天后，奎克邀请我去她家做客。之前我曾提起自己的生日快到了，后来我在自己的桌上发现一张小卡片，请我周六共进午餐。我很激动。一般来说，上司和员工之间不太会这样打成一片，但我的好奇心胜过了任何可能的迟疑。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踏着鞋在人行道上疾走，冒险之情油然而生。时值夏日末，伦敦城充斥着汽车尾气、街边烟蒂和天空中的白云波浪。如今，对于伦敦各式古怪的住宅构造，我已是个熟练的旁观者。邮政编码、砖房、或隐或现的玫瑰花丛、脚刮板、时高时低的阶梯，我已了如指掌。如果你住在这里，绝对会留意到街道的宁静与嘈杂，脏兮兮的流浪狗在排水沟边吐舌头，衣衫褴褛的孩子，整洁干净的篱笆，飘扬的网眼窗帘。在伦敦，有千万种生活方式，但改变生活的方式却屈指可数。

战争在许多街道留下了奇形怪状的轰炸痕迹，奎克家门前的长街有种熟悉的混搭感：先是几栋维多利亚时期幸存下来的庄严建筑，几排爱德华时期的小楼；接着是一栋十五世纪的低矮公寓楼突兀地竖立在路旁，宽敞的白色阳台，混凝土墙和细小的常春藤，主人或许是为了培植出些许绿意，而它们连二楼的窗户都爬不上去。再过去一点儿，就是奎克住的地方，温布尔登公园的边上。

我站在奎克家门前。那是一栋格鲁吉亚风格的淡蓝色低矮小屋。半闭上双眼，你会很自然地想象一个身穿细棉布礼服和礼帽的夫人溜进屋里。有这么一间屋子，这个女人为什么还要上班呢？我很好奇。我想到辛兹肯定想参观这样的小屋，但那也是天方夜谭。我叩响了门环，然后在原地等待。那是一个老旧的紫铜把手，锈迹斑斑。里面没有回应。金银花长满了四周，在门上围出了一个框。我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古典乐声，简单的钢琴音阶，然后是逐渐复杂的乐曲。

我的后背逐渐发烫，我不知道是真的有人在看我，还是我自己焦虑的想象。我还从没进过一个白人的家，劳里家也没有去过。而这里可说是一条纯白的街道了。门闩后移，大门被拉开了，奎克站在我面前的一块方形阴影里。她一头银色的短发，清澈的瞳孔在阳光下收缩起来。她看起来比工作时更瘦小了。“你来了。”她说。我从未想过拒绝赴约。钢琴声比刚才更响亮了，声音穿过整栋小屋，仿佛为我们的双人舞奉上一段戏剧性的开场。

她迎我进门。房子很深，远离街道，地板向前延伸成一条长廊，可以瞥见尽头的花园，树叶在微风中摇曳，一只猫孤独的背影宛如一只伫立着的花瓶。“去花园吗？”奎克问，但那其实算不上一个问题，因为她已迈步走了过去。她走得小心翼翼，仿佛并不信任自己的双脚。我用余光扫视着左边敞开的前厅，瞥见那里锃亮的地板、宽大的地毯、几株盆栽和一架直立式钢琴。目光所及之处，前厅、走廊——各处的白墙上，没有任何画作。

房间里丝毫不见英式风格，没有厚重的维多利亚地砖，没有浮雕壁纸和窗帘带，也没有厚重的木家具。当然书架是有的，我很想窥探。右边有一排楼梯，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走下去。我们沿着走廊，向着前面那块方形的阳光走去。左边还有间房开着门，里面有张书桌，一部上发条的留声机发出古典乐唱片的最后几个音符。她有一部留声机，让我觉得颇为复古。

我们走到厨房和敞开的花园门口时，奎克停住了脚步。猫飞快地闪入草丛，然后用一双淡黄色的眼睛透过枝叶注视着我。“午餐。”奎克宣布。桌上已经摆好了一只大托盘，里面是面包卷、鲜黄色的芝士、鸡腿冷盘、猪肉排和红色小番茄，滚圆晶莹的水珠自表面滑落。一切看起来棒极了，我这么告诉奎克。

“很简单的一餐。”奎克说。我想帮忙把托盘搬到花园里。“不用，”她摆摆手，又让步道，“也许你可以帮忙拿那些。”她指着一只盛水的大陶壶和两只玻璃杯，我跟着她生硬的步伐，把它们端了出去。“来点烈酒吗？”她转头问，这次是真的在问我。我拒绝了。

她的花园并不大，但遍植树木和灌木丛，粉色的蜀葵和更多的金银花，以及忙忙碌碌的蜜蜂，花园尽头有一小片荒地。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赶在时光流逝前，庄严地敲响了十二下。

花园在微风中摇曳生姿。奎克把托盘放到一张石桌上，街上一辆车疾驶而过。“拉张椅子过来。”她指着三张沙滩椅中的一张说道。其中两张已老旧下垂，明显已用了很久。我听命照办，臣服在她的权威之下。她极小心地在一张旧椅子上慢慢坐下，双脚陆续缓慢地伸到草地上。她踢掉丝绒拖鞋，露出小巧的晒成古铜色的光脚。看着奎克的十个脚趾，我为自己的尖头鞋、平顶帽和平庸的绿裙子自惭形秽。她抓起一副墨镜戴在脸上，我便无法看见她脸上的表情了。

“这样的日子，”她说，“我希望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她倒了两杯，水壶有点重，她踉跄了一下。接着她举起自己的杯子咕嘟咕嘟喝水，然后咂嘴。“开动吧。”她说。在自己的家里她看起来更放松些。在里德办公室里时的那种纠结表情没有了，甚至也没有那种有时刻意展现给帕梅拉和我看的低调的自信。我拿起四分之一个猪肉派，开始跟面包卷一起吃。派很不错，饼皮入口即化，肉冻凉凉的，脂肪的口感令人大为满足。

“希望我们在办公室没给你太多工作压力吧？”她问。

“噢，没有，”我说，“我能处理。”

“好的。”

“你那个结婚的朋友怎么样了？”

我看着奎克，担心她是不是会读心术。“很好，谢谢您。她和她丈夫搬去皇后公园了。”

“你不孤独吗？”

“不。”

“在写东西吗？”

“一点点。”

“我能读吗？”

“读？”

“嗯，人们一般不都会把写的东西读一读吗？”她神情愉快地说。

“我没有——”

“能够拜读的话，我会很荣幸的。”

“我写得不是很好。”我说。

她拉长了脸：“你觉得它好不好重要吗？”

“当然。”

“为什么？”

“那是——因为——因为我必须挑剔它，让它变得更好。”

“好吧，那是当然的。但写作对你来说，不就跟呼吸一样自然吗？”

“有时候是的。但我必须为自己写的东西反复推敲，”我提高了嗓音，“每个作者都会这样。”

“但你拿笔的时候不会考虑太多吧。”

“是的。”

“你会为自己的呼吸感到骄傲吗？你会敬畏自己呼吸的能力吗？”

“我的作品就是我自己。如果它有什么缺点，那我也不会完美。”

她凝视着我：“你是说作为一个人吗？”

“是的。”

“噢，不是的。别把这件事道德化，奥黛尔。你创作的文字并不是会让你走路时自带光环。一旦别人开始读了，你就从你的作品中走出来了，它便成为独立的个体。别让你的才华拖你的后腿，也别把它像枷锁一样缠在脖子上。”她点上另一根香烟，“如果一件东西被认为是‘好的’，它便会吸引人，这通常会导致其作者的毁灭。我见证过这个过程。所以你应该完全撇开它‘好’或‘不好’的念头，如果你还想继续创作的话。我知道这很难，但必须这么做。当然，我觉得它好不好也不重要。实际上，甚至更不重要。我觉得你想得太多了。”

我说不出话来，觉得自己仿佛中了一枪。

“你想出版你的作品吗，奥黛尔？”她继续道，好像我们在讨论的是类似火车时刻表这样稀松平常的事。

我把鞋子踏进草丛里，专注地盯着鞋尖：“是的。”

我的坦诚意外地引起了一阵友善的沉默，我顿时逃过一劫。出版作品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唯一的真正目标。

“你将来想结婚吗？”她问，“生一群孩子？”

话锋急转，但我已习惯了她的跳跃性思维。跟奎克在一起，你常常会觉得，她的话里还进行着另外一场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对话。成为人妻的想法对我来说有点奇怪，而成为母亲的念头就更离奇了。尽管如此，心已随机应变，我想到了劳里，思绪提前跃入了未来。“也许有一天吧。”我说。

“唯一的问题是孩子的成长问题。或者对你来说，那是件好事。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而你可以照顾文字。”

“我不能兼顾吗？”

“我没法告诉你，我没试过。”我思索着我们身后的房子，迹象表明，奎克没有家庭，也没有孩子什么的。我试着想象奎克的童年，但想不出来。她那么世故而冷淡，完全无法想象她涉世未深时的样子。

奎克把烟放在烟灰缸上，调整了太阳眼镜，叉起一只番茄，动作精准得没有溅出一点儿汁水。她把番茄放入嘴里一口吞下。“斯考特先生把他的画带到斯凯尔顿来是因为你，”她说，“对吗？”

我的胃一阵翻滚：“我——什么——我——”

“不必紧张，奥黛尔，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不是——不是因为我，是斯凯尔顿名声在外——他——”

“奥黛尔，”她坚定地说，“我看到你们在前台接吻了。”

“对不起，我们不该——我不是想——”

“噢，别担心那个，你快乐吗？”

我想了想：“是的。”

“只是要注意提防着他一点儿。”

我靠到椅子后面，顿时瘫软：“你——认识他？”

奎克又点了一支烟，她紧紧地握着打火机，指关节都泛白了。她呼出蓝色的烟雾：“不，我不认识他。我只负责照顾你，这是我的工作。我雇佣了你，也很重视你，我希望你一切都好。男人不总是——好吧——只是希望你不要做任何违心的事。”

那时我意识到，奎克是永远不会展现出她的脆弱面的。事实上，她会不择手段避免这样的尴尬。“我不会的。”我说。感觉奎克好像在训诫我，这种严厉似乎将花园的恬静氛围冻结了，连蜜蜂都似乎安静下来了。“他不是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