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萨拉失去了意识，脸歪向一边，一头精细的卷发已被枕头压乱，裸露大腿的伤口处涂了灼伤止痛剂。嘴里弥漫着夜里最后一杯酒的酸味。床头桌上的烟灰缸塞满了烟头，旁边是一叠侦探小说和边角卷曲的Vogue杂志。满是灰尘的地板上散落着她的衣服，这里一条宛如蜕皮后的蛇一般的长袜，那里一件逃脱中被压扁的衬衫。她的口红在罐子里融化了。房间角落，一只蜥蜴溜过瓷砖，如同眼睛眨落灰尘般轻巧。

奥利芙站在门口，手里紧攥着斯莱德艺术学院的来信。信是两周前才寄来的，但已皱如手帕，历经无数次折叠后，折痕处已油光发亮。她走到母亲的床边，在床尾坐下，又读了一遍信，尽管内容她已烂熟于心。

很荣幸邀请您参加我们的艺术学位课程……老师们对您印象深刻……饱含想象力和创意……延续学院严谨却又积极革新的传统……期待您在两周内回复我们。如有变动，敬请告知。

如果她大声读出来，萨拉也许能从房间的闷热空气中听到，那么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奥利芙就会如自己所说，一走了之。这种重磅消息，在安眠药失效前宣布大概是最合适的。奥利芙是在伦敦的时候收到了这封信的。她简直想跑去天空尽头大喊自己该何去何从。她的父母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女儿还在画画，更别说她申请了艺术学校的事。但令奥利芙困扰的是，她已经习惯了把画画当成一个秘密，这既让她觉得轻松，亦是她的创作动力。这是她的迷信，一个不愿打破的习惯，于是她回来了，回到这个西班牙南部的小村庄。

她注视着母亲的睡姿，想起有一次，她在学校的美术课上画了一张萨拉的画像，然后拿给父亲看。“哦，利芙，”他说话的时候她的心怦怦直跳，脊梁上涌起一股期待感，“把它当礼物送给你妈妈吧。”

他只说了这句。给你妈妈的礼物。

她父亲总是说，女人当然可以拿起画笔作画，但实际上她们成不了杰出的艺术家。而奥利芙从来没弄清两者的区别。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画廊角落里玩耍，偷听哈罗德和客户讨论这个话题，男女客户都有——女客户们一般也同意他的意见，愿意把钱投资在年轻男人而不是女性同胞身上。艺术家的男性设定已成共识，连奥利芙不时也这么想。十九岁的她自然处于下风，大家只当她是个顽强勇敢的小摆设。但眼下的巴黎，阿丽塔·雪·吉、梅拉·奥本海姆、加布里埃尔·蒙特都在从事创作——奥利芙也亲眼见过。难道她们不算艺术家？难道普通画家和艺术家的区别仅仅存在于他人的眼光和高倍投资金额里吗？

她没法跟父母解释申请斯莱德的原因，解释她的作品集，以及那篇关于贝利尼画作中出现的背景人物的论文。她知道女性在艺术界的种种弱势，还是一头扎了进去。她不明白，这股冲动到底从何而来。而尽管独立新生活唾手可得，此刻，她还是坐到了母亲的床尾。

她再次转向萨拉，想着要不要去拿粉彩笔。很久以前，母亲会拿自己的皮草或珍珠耳环打扮奥利芙，带她去康诺特省吃松饼，去维也纳金色大厅看小提琴家演奏或英俊的诗人朗诵表演——这些人都是萨拉的朋友，等奥利芙长大后，她才意识到他们都是母亲的情人。近来，萨拉的举止已变得无法预料。她拒绝就医，吃药也没什么用。奥利芙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只是母亲留下的残渣。她只能悄悄地把她画下来，如果萨拉看到那些画，大概永远不会原谅她。

长长的窗户半开着，窗帘随着一阵微风起舞。黎明的风从阿拉佐罗远处的山脉吹起一片不可思议的云海，在鸭蛋灰的天空中绘出几道金与粉的纹路。奥利芙仍攥着信，她蹑手蹑脚走到阳台，望着空旷的田野延伸到远处崎岖的山谷中，灌木丛和野雏菊摇曳其中，风筝在上空盘旋，蚱蜢在空荡荡的瓜田里拉锯般地鸣叫，公牛正在耕犁播种前的土地。

无忧无虑的兔子们蹦跃着穿过果园，远处的山坡上放牧的山羊成群结队，脖子上的铃铛即兴地响起，这浑然天成的奏鸣曲听来相当抚慰人心。忽地一声猎人枪响，惊起的鸟雀搅乱了这个巴洛克式的安达卢西亚清晨。枪声没有吵醒萨拉，但兔子们当即四散开去，这些逃生专家离开蠢蠢欲动的地表生活不见了踪影。奥利芙关上窗，窗帘随之垂落。她的母亲也许期待能在这里找到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但此地修道院的钟声里却透着一股不羁，山谷里似乎还有野狼。谷仓里徒劳的狗吠声随时会刺穿每个平静的片刻。但自从她们来到这里之后，奥利芙自己倒从本地风景和房屋中获得了意外的能量。她从果园深处的小屋里找到了一块老木板，像搬赃物一样搬到了阁楼上。她把它处理了一下打算用作画板，不过上面目前还是一片空白。

她父亲迈步走进房间，他的大脚踩到床边的Vogue杂志滑了一下。奥利芙把信塞进睡衣口袋，转身回头看他。“喝了多少？”他指着熟睡的妻子问道。

“不清楚，”奥利芙说，“但我觉得比平时多。”

“Sheiße.”哈罗德只有在压力很大或很快活的时候才会用德语飙脏话。他俯身凑近萨拉，轻轻地挪开她脸上的一缕头发。这是老掉牙的动作了，奥利芙觉得恶心。

“你买到香烟了吗？”她问他。

“嗯？”

“你的烟。”昨晚，他提到过要去马拉加买烟并拜访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想发掘另一位毕加索，他笑说，好像闪电真的会劈中同一个地方两次似的。她父亲总会在这种日子里溜之大吉——他很容易厌倦，但重新出现的时候又十分需要一个听众。他们来这里不过才两天，他又故伎重施了。

“噢，”他说，“是的，在车里。”

离开房间前，哈罗德给爱妻倒了一杯水放在她的床头，在她刚好够不着的地方。

楼下的百叶窗还半开着，阴影中立着极简的家具。空气中带着点樟脑与旧雪茄的味道。这房子应该很多年没有人住过了，奥利芙猜。它就像地面上的一座庞大坟墓，每一间房都以沉默迎接她的到来，殖民地风格的长长走廊，暗色硬木柜里没有一件家居用品。仿佛所有的东西都维持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模样，只有他们是过时的角色，被一堆废弃道具包围在一部客厅喜剧里。

空气中淡淡的水汽开始蒸发，奥利芙打开百叶窗，阳光顿时漂白了房间，暴晒但并不暖和的一天。窗外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山坡，延伸到下面高高的铸铁栅栏，再往前是村庄道路的起点。她望向外面，参差不齐的灌木和空空如也的花坛，还有三棵没有果实的橘子树。她的父亲说过，这些宅邸总是建在村庄之外灌溉良好的肥沃土地上。他声称，夏天来的时候，他们就能享受橄榄树与樱桃花的环抱，满园夜香草与蓝花楹，以及喷泉流水。他们会非常惬意，非常快乐。

奥利芙还穿着冬天的睡衣、长袜和麻花毛衣。石地板凉透了，光滑的大方格上仿佛刚淋过雨。去做吧，她想。告诉他你被录取了，打算离开这里。好像光凭想象，就能实现这一切似的。好像知道了最好的解决办法，做起来就会毫不吃力似的。

她在食品储藏室里找到一罐咖啡豆和一台老式但还能用的磨豆机。早餐就只能这么对付了，她和父亲决定去房子后面的露台上喝咖啡。哈罗德走到有电话的房间里。他选了这里唯一通上了发电机的房子，电话对他们来说是个惊喜，哈罗德很满足。

他用德语低声交谈，也许是跟他的某位维也纳朋友。他的语气坚决，但她没法听清楚详细对话。他们在伦敦的时候，每每得到些家乡的消息——街头斗殴、被挟持的祷告会——他就会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磨豆子的时候，奥利芙想起了她在维也纳的童年，想起旧时代与新时代，想起犹太人与基督徒，想起知识分子和异类，想起身体和灵魂。哈罗德说他们现在回去不安全，奥利芙有点不能接受。在他们迁居的地方，暴力是那么遥远。

他讲完了电话，坐在阳台上一张绿色旧沙发上等她。他皱着眉浏览信件，外套上围了萨拉给他织的一条细细长长的围巾。无论他们在哪里落脚，他总有办法让信件提早寄达。

奥利芙弯腰坐到一张废弃的摇椅上，她动作很慢，担心胶水被湿气侵蚀或椅关节被蛀木虫蛀空了。她父亲点了一根烟，把银烟盒放在斑驳的阳台地板上。他吸着烟叶，奥利芙听着他呼吸间烟叶加速燃烧的噼啪声。

“你觉得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她问，尽量让自己的语气随意些。

他抬起头不再看信。一丝细烟从香烟末梢笔直升起，这儿没有微风改变它的路线。烟灰逐渐增多，慢慢往下弯，掉落在剥落的地板上。“别告诉我你已经想离开了。”他抬起深色的眉毛，“你是不是——”他小心琢磨着用词——“惦记谁？我们是不是把谁遗漏在伦敦了？”

奥利芙茫然地盯着一月里稀疏的果园，真希望确有那么一位平庸的杰弗里，在南肯辛顿有一栋白灰泥的房子，有一份外交部副秘书的差事。但根本就没有，从来没有过。她闭上眼睛，几乎能看到想象中袖口表面反射的暗淡金属光线。“没有，只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不毛之地。”

他放下信件注视着她：“利芙，你希望我做什么？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那里。你妈妈——”

“我可以一个人留在那里，或者跟朋友一起。”

“你一直告诉我你没有朋友。”

“我有——我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

她摸摸睡衣口袋：“没事，没什么重要的事。”

“你向来不把伦敦当回事。”

奥利芙没有回答，她被站在果园里的两个人吸引住了，他们站在喷泉旁边等人，四周是绕着屋子生长的草坪。那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两人毫不掩饰。女人身上背着一个包，站在花园里十分协调，干涸的土地上眼下只有些藤条。有人照料的年月，这里应该也长过西红柿、茄子和莴苣。

男人双手插在口袋里，耸着两肩，下巴低垂，而女人正盯着喷泉中央的雕像，那位肌肉发达的森林之神萨堤尔正捧着一只空水罐。她闭上眼睛，呼吸着空气。奥利芙也跟着呼吸，炭火和鼠尾草田，空虚与荒凉，在空气中微弱地飘荡着。

二人开始靠近房子，迈着跟山羊一样沉着的步子，避开兔子洞和小石头。这股坚定前行的意志震撼了奥利芙，她和父亲看着他们走近，地上的欧洲蕨随着两人的脚步一路发出噼啪声。

女人比奥利芙以为的要年轻一些。她的眼睛很黑，那只鼓鼓囊囊的包十分惹眼。她长着小巧的鼻子和嘴巴，皮肤光滑得好似坚果。她穿一条朴素的黑裙，长袖在手腕处扣好，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辫成了一个长辫。但她转身看哈罗德的时候，辫子在清晨的阳光中闪着红色。

男人的头发近乎黑色，年龄更大一些，二十五岁左右。奥利芙好奇他们是不是夫妇。她没法不盯着他看。他有着托斯坎贵族的脸形，健美的身材可媲美羽量级拳手。他穿着笔挺的蓝色长裤和开领衬衫，这身打扮奥利芙也看到其他田里的男人穿过，不过他们穿得很破烂而他却很整洁。他的脸庞很精致，似乎能说会道。他深棕色的眼睛如一小股电流般掠过奥利芙的身体。这两人是一对吗？奥利芙的眼神直勾勾的，但她没法移开自己的视线。

“我们带了面包来。”男人的英语略带口音，他的同伴在包里翻找，然后举起一条面包。

哈罗德高兴地拍起手来。“感谢老天!”他说，“我饿坏了，快拿来。”

那对男女朝阳台走来。虽然奥利芙跟女孩差不多高，但她觉得自己比那两人都要庞大，很不自在——她的手太长了，头太大了，四肢不协调，这些缺点一览无余。为什么她还像个小学生一样穿着睡衣？

女孩把一只手放到胸口。“我叫特雷莎·罗布尔斯。”她用西班牙口音说着，她是罗布尔斯。

“我叫艾萨克·罗布尔斯。”男人道。

“我叫奥利芙·施洛斯。”

她肯定是他的妻子了，奥利芙想，不然他怎么会这么早就跟她待在一起呢？他们大笑起来，她升起一股怒火。奥利芙在西班牙语里也是“橄榄”的意思，他们肯定觉得很好笑，但毕竟也没有“凤尾鱼”和“杏果”那么夸张吧。奥利芙的名字从小就饱受嘲笑：先是被说成大力水手的女朋友，青春期的时候又被说成鸡尾酒配料。现在，总算自由在望，她又被嘲笑是西班牙树枝上的果实。“哈罗德·施洛斯。”她父亲跟两人握手，特雷莎把面包递给他。他笑容满面，好像那是一块金条，而特雷莎则是东方三贤士中的一位。“我是她爸爸。”他补充道，奥利芙觉得完全没必要。特雷莎蹲下来，动作如魔术师般随性而精准，她从包里又拿出气味浓郁的混合着迷迭香的山羊奶酪、一条腊肉香肠、三颗小榅桲和几颗硕大的柠檬。她用花哨的手法将它们一一摆放到斑驳的木地板上，它们就像一颗颗小行星般闪烁着，构成一个以她为中心的太阳系。

“野餐也不叫我吗？”

萨拉穿着丝绸睡衣出现在厨房门口，尽管套着哈罗德的飞行夹克和他最厚的一双打猎袜，她仍在瑟瑟发抖。她没有睡好，还喝下了不少他们在巴黎买的香槟，人有点憔悴，但看上去仍有电影明星收工后的风采。

奥利芙又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反应，特雷莎眨着眼睛，为那头闪亮的金发炫目，无论在哪里，萨拉的身上总是闪耀着光芒。艾萨克跪下来，把手伸进包里。包的底部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然后包就自己动了起来。

“天啊!”奥利芙大喊。

“别那么大惊小怪。”萨拉道。

特雷莎和奥利芙对视了一眼，然后笑了，这公然的羞辱令奥利芙大为光火。艾萨克拿出一只活鸡来，散落的羽毛飘落地面，带着鳞纹的鸡爪在他手中滑稽地挣扎着。那只鸡转动着爬虫般的眼睛，恐惧地扭动脚趾，两爪紧绷。艾萨克用左手将鸡按在地上。鸡发出沉闷的咕咕声，挣扎着想回到女主人凉快的包里去。艾萨克的右手慢慢放到鸡头上，轻声安慰它，然后忽然用力。他右手坚定地一扭，折断了鸡脖子。

那只鸡瘫软在艾萨克的手掌上，如同一只鼓鼓囊囊的袜子，他把它放在阳台上，然后拿开了手。奥利芙低头俯视着那只鸡的眼珠时，她确信艾萨克看到了。

“你们今天会吃饭的。”特雷莎直接对奥利芙说。奥利芙不知道这算是邀请还是命令。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这种场面。”萨拉说。她向两位新来的客人露出一个明亮的笑容，“我是萨拉·施洛斯。那么你们二位是？”

“只是死鸡罢了。”奥利芙厉声道，艾萨克·罗布尔斯又大笑起来，她又一次心烦意乱。

Ⅱ

特雷莎看着一群人走进室内，从阳台上拿起她带来的食物。她原本不想来的。在她眼里，他们的来意显而易见且毫无新意。又一个有钱佬带着妻女来了，艾萨克这么说。你该看看他们的汽车和行李箱。车顶还有一个留声机。“他是谁？”她问哥哥，但他和村里人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个星期前，女公爵的老宅终于来了新房客。

在西班牙南部的这个角落里，有钱的老外并非稀客，他们带着做生意挣的钱和对都市生活的不满来到这里。事实上，特雷莎已经为两个这样的家庭工作过。他们来自巴黎或图卢兹，马德里或巴塞罗那，满载成箱的画作和小说而来——还有打字机，用来创作自己的小说——还有刻着姓名缩写的行李箱，有时候行李箱会掉在路上，因为他们没法驾驭本地的骡子。他们是些波希米亚风的富豪，或者，更常见的是波希米亚风的富豪继承人，从得克萨斯州、柏林或伦敦，想来这里挥毫泼墨，然后像一格他们不常用的水彩颜料一样融化在这片山色里。他们来了这里，小住一阵，大多数人会再度离开。

特雷莎的余光看到奥利芙没有走进去。她脚趾上的羊毛袜缝得很不专业，特雷莎觉得很可惜。这种人应该穿得体面一些。奥利芙走到她身边，跪坐下来。“我帮你吧。”她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说，特雷莎有点吃惊。女孩的指甲里留有新绿色的新月形颜料。她的波波头要修一下了——乱蓬蓬的，像一个巨大的蘑菇盖在她头上。奥利芙笑起来的样子让特雷莎震惊，她的脸简直是萨拉的复制品，只是其中似乎漏了一拍，带着刺耳的回音。“我还穿着睡衣。”奥利芙道，特雷莎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她捡起瘫软的鸡放回包里。

“这里很美，”奥利芙继续道，她拿了一只柠檬在手里掂量着，“我记得我的旅游指南上说：南非离这里不远。信仰天主教的国王从摩尔人的阿拉伯帝国里夺走了这片土地。夏季酷热逼人，冬季冰冷刺骨，一整年都能看到辽阔的夜空。”

她看起来有点神经质。萨拉叫她胆小鬼的时候，特雷莎正看着她。她好像准备好了反击的词，但又一一锁入了头骨之中。奥利芙举手投足间有种迫切感，她让特雷莎想到一头困兽，因为有人接近牢笼栅栏便会躁动不安。

“那么，”奥利芙再次用英语问道，“你们结婚多久了？”

特雷莎盯着她：“结婚？”

奥利芙皱起眉：“Casados——西班牙语是这样说吗？”

特雷莎笑了。“艾萨克是我哥。”她用英语说。她看到奥利芙脸上浮起红晕，手上拉着一根松开的毛衣线头。

“噢，”奥利芙道，“我以为——”

“不，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母亲都过世了。”

“啊，”奥利芙似乎想让自己镇定下来，“你的英文说得很不错。”

特雷莎轻轻地从奥利芙手中拿过了柠檬，奥利芙吃惊地望着那个水果，好像不记得自己拿起过它。

“埃斯基纳斯有个美国来的女士，我替她工作过。”特雷莎说。她决定不提自己工作过的另一个德国家庭，他们几个月前刚回柏林，教过她一些基础的德语。生活已教会她最好不要一下子亮出所有底牌。“她叫巴内蒂小姐，她不会讲西班牙语。”

奥利芙似乎清醒过来：“你们今天来也是为了这个吗——想来我们家工作？你哥哥是做什么的？”

特雷莎穿过阳台，凝视着果园中光秃秃的树木：“我们的父亲叫唐·阿方索。他替这片土地和这所房子的女主人工作。”

“这里的女主人真的是一位女公爵吗？”

“是的，她的家族很古老。”

“她应该很久没有来过了。这里的灰!哦——我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

“杜克莎夫人从没来过，”特雷莎说，“她住在巴塞罗那、巴黎和纽约。她在这里无事可做。”

“我不信。”奥利芙答。

“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一半英国人。我父亲是维也纳人，他娶了我母亲，我母亲是英国人，但总认为她出生在日落大道上。我们最近几年都住在伦敦。”

“日落大道？”

“不重要……那么——你是阿拉佐罗人？”

“你们会住很久吗？”特雷莎问。

“那得看我父亲了。”

“你多大了？”

“十九岁。”奥利芙答道，她看到特雷莎眉头紧锁，继续道，“我知道，说来话长，但我妈妈的身体不好。”

“她看起来气色不错。”

“只是表象。”

特雷莎被奥利芙尖锐的语调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想知道这个穿着宽松夹克衫的美丽而易怒的女人到底是怎么了。“你在这儿会需要帮手的，小姐。”她说，“这里不是伦敦。你会煮饭吗？”

“不会。”

“打扫呢？”

“不会。”

“你骑马吗？”

“不会骑!”

“我会帮你的。”

“好吧，你多大了？”

“十八岁。”特雷莎说了谎，实际上她才十六岁。她知道老外们对年纪常抱着天真烂漫的态度，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是孩童模样。眼前这个女孩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特雷莎自己可没有这种运气，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如同矿石一样古老。“我哥哥——”她开口，又停下。她不想谈艾萨克的不必要的事。她从口袋里拿出三个信封。“Tomate, perejil, cebolla.”她用西班牙语说。

“土豆、香菜、洋葱？”奥利芙说。

特雷莎点头。她本来没打算把它们当礼物送出去。实际上她是想把它们带来悄悄种到女公爵肥沃的土地里，最终为她自己收获果实的。“给你的。”她对女孩说。十六年来，特雷莎还从没给别人送过礼物。

奥利芙的视线越过她的肩膀往屋子里看去。房间深处传来萨拉的笑声和男人们低沉的说话声。“我们一起种吧。”她说。

“现在？”

“现在。”

奥利芙从果园尽头的小屋里找到两把生锈的耙子，递给特雷莎一把。特雷莎惊讶于眼前这个欣然留下来的女孩，她们一起翻松坚硬的泥土，一起除草。她不想为此过于高兴，但又没法控制自己。奥利芙这样的女孩选择留在外面而不是跟大家进屋去，肯定不多见吧。她劝奥利芙在袜子外面套上一双长靴，奥利芙低头惊讶地看着自己的脚。“哦，没关系，”她说，动动脚趾上的补丁，“我喜欢踩在土地上的感觉。”

特雷莎认为，只有那种拥有无数袜子的富家女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巴内蒂小姐，同样为乡村生活而来，她呆呆的，像是会说出这种话来。但奥利芙不同，她不假思索的果断和她全心全意的接纳，令特雷莎不仅原谅了她的突发奇想，还对她毫不介意的穿鞋态度刮目相看。

奥利芙卷起自己的袖管，到园子尽头的水井里用洒水器打来两罐春日雨水，特雷莎喜欢她小臂上的肌肉和微弱的耐力，而且她没让一滴水洒出来。她们拿着洒水器沿着翻新的泥土来回浇水，特雷莎看到水珠中浮现着一道小小的彩虹。就算有坚硬的泥石刺痛脚跟，奥利芙也毫无怨言。

Ⅲ

哈罗德请特雷莎从打扫一楼的房间开始做起，并清扫悬挂在角落里的蜘蛛网。她从一件男式衬衫上撕下布条，把它们浸在一碗醋里，还加了些她的柠檬汁，接着用力洗擦起窗户上的层层污垢。她从花园里摘了些迷迭香和鼠尾草，点燃放在石板路上。艾萨克在储藏室的壁橱里找到了两台电暖炉，把它们放到前面朝东的客厅里，待太阳光从那些粉白色的墙面上挪开时取暖用。他答应他们会再带些柴火来。

特雷莎用那只鸡给施洛斯一家做了午餐，但拒绝了一起吃饭的邀请，尽管艾萨克接受了提议。那只鸡端出烤箱的时候，奥利芙知道他们有了一位新仆人。但艾萨克呢——他们是怎么说服他留下来的呢？

大厅里的钟摆敲了四下。“天啊!”萨拉坐在餐厅的饭桌上说。她很雀跃，这一天的生活有了很大起色，但并非万无一失。“今天怎么过得这么快？好冷——我还以为西班牙南部很热呢。”她换了一件米色长袖家居外套和一条崭新的红色羊毛裤，她的衬衫上也有与之搭配的猩红圆点。不知何时，她还涂了脚指甲油，奥利芙看到了陶土地板上有十个红色小方块。

“会热起来的。”

厨房里传来像是短兵相接的声音，特雷莎正把锡盘陆续放到碗架上。

“好吧，我得把泳衣找出来，”萨拉说，“你去过伦敦吗，罗布尔斯先生？”她问，转向坐在左边的他，往他白色的小杯子里倒咖啡。“你抽烟吗？吃杏仁吗？”

“是的，我抽烟。啊，不——谢谢。”

“请吧，抽支烟。哈罗德从马拉加弄来的。他只抽德国烟，所以我们只有这个。”萨拉摆弄着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她的手腕上满是叮叮当当的镯子。艾萨克接过她指尖的烟，给自己点上。

“我没去过伦敦。”他用近似敬畏的语气提到伦敦。伦敦的手写体、亨利八世、伦敦塔、中殿律师学院。奥利芙印象中的伦敦是另一番模样——孤独地穿过圣詹姆斯公园、沿林荫大道走去国家肖像馆，去那里看她最爱的荷尔拜因，之后在克雷文街的莱昂小店花一便士买小圆面包，或在安本克门特公园内散步。那些才是她怀念的——才不是别的伦敦景象，无聊得令人窒息的鸡尾酒会，女人们夸张的玫红腮红，老男人身上的特兰佩理发店剃须膏的刺鼻柠檬味，言之无物的牛津男孩脸上的红色青春痘。

“我觉得伦敦还可以。”奥利芙说，她尽力带着诙谐调侃道，“那儿的人有时很恐怖。”她妈妈瞟了她一眼。

“我去过好几次巴塞罗那，”艾萨克说，“还有马德里。”

奥利芙想起了他们楼上的行李箱，木质手柄因经手诸多门房而光泽熠熠，贴满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马赛、纽约的旅游标签，宛如施洛斯家族的层层蜕皮。她几乎记不起任何一场旅行来，十九岁于她好似九十岁。

“但你一直住在阿拉佐罗吗？”哈罗德问他。

“是的，我在马加拉教书。”

“你教什么科目？”萨拉问。

“平版印刷术，”他说，“在圣特莫尔艺术学校。”奥利芙用力地瞪着自己的盘子。

“哈罗德是艺术经纪人，”萨拉继续说，“科柯施卡、柯克纳克、克林姆特、克利——都是他代理的。我发誓他只代理K姓艺术家。”

“我喜欢科柯施卡。”艾萨克说，奥利芙看到她父亲的眼神变得警觉起来。

“科柯施卡先生在奥利芙维也纳的婴儿房里画了许多蓝色的枞树。”萨拉说，“罗布尔斯先生，你英文说得好极了。”

“谢谢，夫人。我自学的，”他说，“我在马拉加有英国朋友，也会跟特雷莎练习。”

“你画画吗，还是只做印刷？”哈罗德问。

罗布尔斯犹豫了一下：“我画了一些，先生。”

“你应该带些作品来给我看看。”

一般情况下，哈罗德对自称画画的人都很反感。一旦那些踌躇满志的年轻艺术家得知哈罗德是经纪人，他们总是会错意。有时候他们挑衅他，仿佛哈罗德妨碍了他们的正当权利——或者佯装客气，但演技却骗不过任何人。但就是这样的哈罗德先生，现在却主动询问这位年轻人的画作。奥利芙早已习惯哈罗德来了兴致的模样——阿谀奉承、甜言蜜语、亦父亦友——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他只希望自己成为发现来年新星的伯乐。她为这样的父亲痛心。

“您不会对我的画感兴趣的，先生。”艾萨克微笑着说。

哈罗德倾斜水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让我自己判断吧。”

艾萨克看起来很严肃：“有空的话，我会给您看的。”

“有空？”哈罗德说。奥利芙的皮肤有刺痛之感。

“除了在圣特莫尔教书，业余时间我都在马拉加的工人联合会里。我教他们读书写字。”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你父亲知道你是赤色分子吗？”萨拉问。

艾萨克再次微笑：“我已经二十六岁了，夫人。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我支持工人罢工，我还去阿斯图里亚斯声援过矿工，但我不是赤色分子。”

“可惜，不然会很刺激的。”

奥利芙两手压在大腿下坐着，盯着她的母亲。萨拉的家族以经营调味料闻名，她的整个人生都建筑在温顺的工人之上。她将自己视作一个自由的灵魂，但那都归功于她的祖父——他以一桶柑橘在考文特花园里起家，成为在上议院拥有一席之地的实业家——正是那些钱支付了他们的旅行，他们在可胜街的公寓、萨塞克斯的小别墅、环城大道上的房子、夏帕瑞丽的时装。哈罗德的生意当然也很成功，但根本不能跟萨拉的遗产相提并论。

“你有今天的生活全靠那些你不愿结交的人。”哈罗德有一次这么冲萨拉喊，那次她一夜未归，他只能报了警。其实她醉倒在了派对主人家的躺椅上，整晚都叫不醒。而萨拉也大喊说他可没有说话的立场，毕竟他自己就是这种家族柑橘生意的既得利益者，他最好闭上嘴，除非他能给自己谋到个多金的差事和一所位于卡姆登区的公寓。

“我和父亲经常有矛盾。”艾萨克说，“他为女公爵工作。这里所有的土地都是她的。她已经八十五岁了，可不会随便死掉。”

“我也打算效仿她。”萨拉说，所有人都笑了。

“这些在她的土地上工作的人——用英语怎么说？——tienen un gran hambre——”

“他们正在挨饿。”奥利芙道。

艾萨克惊讶地看着她，又一股电流穿过奥利芙，他的目光让她激动。“是的，”他说，“好几千人。整个地区。”

“太可怕了。”萨拉说。

奥利芙希望艾萨克的眼神能再次落到自己身上，但他倾身对她的母亲继续说话。“如果你答应给杜克萨夫人的家族投票，让她维持自己的势力，她的人会给你工作机会。穷人们为她工作，却几乎捞不到任何好处，就只有卖命而已。假如他们的妻子去世了，母亲生病了，或他们自己得了病，她根本不会记得他们。只有在选举的时候她才会露面。”

特雷莎出现在餐厅门口，双臂交叉着。她的头发被厨房的蒸汽熏得乱蓬蓬的，围裙上还沾着血渍。艾萨克抬头，似乎犹豫着。奥利芙看到特雷莎轻微摇了下头，但艾萨克眨眼示意无碍，继续说了下去。

“我父亲找到了她的手下，希望为他工作，”他说，“但他只挑年轻男人，强壮的男人，不要有家室的老男人。挨饿的人就更多了。而即使得到了工作也没有任何工资标准，杜克萨夫人几乎一毛不拔。我们想在上届选举里改变这个状况，但局势又变了。而你如果胆敢抱怨自己的收入——或你家的条件太恶劣——杜克萨夫人和她的手下会马上知道。你就会丢掉饭碗。”

“不过教会会接济这些人吧？”哈罗德说。

“我该告诉你一个秘密吗？他们说我们的洛伦佐神父在埃斯基纳斯有个情人。”

萨拉笑了：“神父总是这种做派。”

艾萨克耸耸肩：“他们说洛伦佐神父想把教堂和他情人家之间的土地据为己有，这样他去偷情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开玩笑吧？”萨拉说。

“谁知道呢，夫人？神父洛伦佐是女公爵的表亲，他对领土地图的兴趣可要比祈祷书大多了。”他叹了口气，把烟灰弹到烟灰缸里，“我们有个计划。土地、教堂、军队、教育、劳力——一切都要改变。而我们——用你们的话怎么说来着？Cogidos？”

“遇到瓶颈。”奥利芙说，艾萨克又看了她一眼。她红了脸。“你们遇到了瓶颈？”她转过身，不敢再直视他的眼睛。

“罗布尔斯先生可没有遇到瓶颈。”萨拉说，“他会讲英语，还去过马德里。”

艾萨克猛吸了几口烟：“只有采取行动，夫人。我们必须除去暴政。”

“暴政？”萨拉说，“什么暴政？”

“大多数的本地人只想安稳地种他们的卷心菜然后吃掉，”艾萨克道，“但阿拉佐罗的很多孩子都没法上学，因为他们必须在田里干活。他们应该知道是谁收割了那些羊。”

“羊毛。”哈罗德道。他之前几乎没有开口，于是他们齐齐望向了他，他在口袋找打火机，低头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你想说的词是羊毛。”他是维也纳人，发音并不标准。

“你在筹划一场革命吗，罗布尔斯先生？”萨拉问，“也许我们该称呼你列宁。”

他投降般地举起双手，笑着看了一眼奥利芙。她几乎没法控制自己，他主动看着她，她觉得自己的脑袋可能已经着火了。他是她见过的最美的男人。“你们会明白的，先生。”艾萨克说，“你们虽然没来多久，但你们会明白的。”

“你是共产主义者吗？”哈罗德问。

“不是，我参加了共和联盟党。本地有多么贫穷一看便知，这绝不是我的想象。泥屋里动不动就住着十几个孩子，男人们只能睡在田里。”

“艾萨克——”特雷莎说，但他打断了她。

“不只是穷人的事——那些小农户，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为地主的田地增值——生产力提高后，他们的房租又被涨到根本无法负担的地步。他们的劳动力一文不值——”

“你讨论‘暴政’的时候最好谨慎一点儿，罗布尔斯先生。”哈罗德道，“如果你要坚持当革命家，也许会让有能力支持你的人成为法西斯的羽翼。”

艾萨克垂下眼睛：“但有能力支持我们的人根本不会支持我们。我相信一定有办法达成集体幸福。”

“财产强制再分配？”哈罗德道，他一脸不快。

“对，那是个办法。人们——”

“没有什么比强制更能破坏一个国家的平衡关系了，罗布尔斯先生。但是你看，”他微笑着，“我们正在破坏你妹妹做的午餐。”

特雷莎看着她的哥哥。奥利芙想起了来这里的路上看到的瘦弱身影，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计看着驶来的汽车，仿佛它来自仙境。“罗布尔斯先生的话没错，”她说，“我看到了。”

“哦，你就不要掺和了，利芙，”哈罗德说，“我们给你花了多少学费啊。”

奥利芙朝艾萨克看去，他笑了。

那一夜晚些时候，艾萨克和特雷莎走了，他们答应过几天会把柴火带来。奥利芙回到她阁楼上的卧室，锁上门。联盟和洋葱——这对兄妹带着说辞和种子而来，奥利芙从没见过这样的人。是她和她父母让他们进来的，还是他们察觉到此地有机可乘就来了？梅菲尔和维也纳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人，你会留下名片而不是死鸡；你会同情而非愤怒地谈论贫穷；你不会自己耕种土地。

艾萨克的目光令奥利芙热血沸腾，头晕目眩，她抓起画架，撑开三个脚架放稳。她找出从小屋里拿来的那块木板，放到了画架上。她开窗邀请月光，点亮油灯，然后打开了床边的电灯。她跪在行李箱前，宛如祭坛下的朝圣者，指尖掠过棉布下的颜料管。将它们取出来的时候，奥利芙感觉到了熟悉的牵绊，她的心仿佛回到了正轨，又能呼吸了。她的颜料没有一支在旅途中爆裂，各色水粉完好如初，蜡笔也没有断裂。所有事情都分崩瓦解时，只有它们一如既往地忠诚于她。

她工作的时候，飞蛾们相继扑向电灯，但她毫不在意。这么久以来，还是第一次，一种纯粹的使命感压过了一切，图像逐渐浮现在旧木板上。那是从果园底端望出去的景色，用色夸张，果园后面是小屋，小屋的每扇窗上都有斑驳的红漆。小屋扎根在土地里，而头上盘旋着浩瀚天空，一抹天使般的银灰色夹杂其间。小屋在画面上看起来更小了，前景中的树木结着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累累硕果。

这大概是一种隐喻，但肯定不是写实。这是奥利芙从未试过的一种超现实形式。田野里的色彩都很接地气——赭色和蚱蜢绿、犁沟的红褐色和接近芥末般的棕色都温柔得宛如一曲民谣——景色中还有某种非现实的东西。天空满布一份恩赐的承诺。田野遍布谷物、苹果、橄榄和柑橘的宝藏。果园丰盛得如同热带雨林，干涸的喷泉中注入了流动的泉水，森林之神萨堤尔的水罐如今也满满的。果园尽头的小屋如一栋热情的宫殿般伫立着，她父亲的房子生出了许多房间，全都敞着巨大的窗户迎接她的注视。画笔即兴游走着，着重色彩多于技巧的精准。

奥利芙睡下的时候已快凌晨四点。第二天太阳初升时，她已再次站在了画前。她从不知道自己能画出这样的画。她头一次创作出了如此生动、如此出格、如此茂盛的作品，她几乎震惊了。它是一份执著的理想、一座人间的天堂，讽刺的是，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被父母拖来了西班牙的这片荒郊。

奥利芙僵硬地挪到藏有艺术学院来信的行李箱前。她把信拉出来念了一遍，理好，整齐叠好，亲吻了一下，然后放回行李箱底部最深的地方，不让人看见。

Ⅳ

“去年，”艾萨克用英语道，“我在巴塞罗那火车站遇到了一个跟我等同班车的男人——一个记者。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快了，以前发生的事，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发生过的什么事？”奥利芙问。她跟艾萨克一同站在果园里，帮忙收集他用斧头劈成两半的柴火。她回头向房子看了一眼，母亲房间的蕾丝窗帘后面似有影子闪过。管她呢，这是奥利芙跟他共度的时间。萨拉总想成为大家的焦点，也精于此道，但奥利芙喜欢只有艾萨克独自陪伴的时光。

她用余光看着他的衬衫扬起，掠过他深棕色的皮肤，一束头发随之甩动。当他把劈好的木头递给她的时候，她开心得仿佛收到一束鲜花。她贪婪地阅读过小说十多年了，她知道好看的男人有多么致命。他们的故事已上演了好几个世纪，男人皆毫发无损，受责骂的是女孩们，迷失的是女孩们，因贞洁被嘉奖的是女孩们，女孩们只能像雕塑一般一声不吭。这些小说的主题多半是“保持警惕，珍惜你的贞操”，作者大部分都是男性。奥利芙知道这一切，但她不介意，她根本不在乎。

他不像特雷莎来的频次那么多，部分是因为他在马拉加有工作，另外也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由头来这里。当奥利芙看到他们家的柴火是几英里内堆得最高的时候，她简直高兴坏了。如果他想要跟她说他的祖国，她会洗耳恭听。

他没有注意到她的新发型。她涂了很多母亲的润发油，想让头发顺滑些。这个严肃的男人应该不会关注到这些事，奥利芙猜。尤其他的国家还处在动荡之中，而他正在忧国忧民。她决定让自己更有政治觉悟，尽情享受这段共处时光。

“以前发生过什么？教堂的坟墓被挖开，修女们横尸遍野，”艾萨克道，“像这样的房子都被抢了。”他们同时回头看看屋子，窗帘后的人影迅速闪避，“他们说有个神父从圣器室里被拖出去，吊在一棵树上，第二天发现他的嘴里塞着他的睾丸。”

“艾萨克!”奥利芙不安起来。“睾丸”一词令她紧张起来，她觉得自己很幼稚。

“报纸写得比这还要可怕——但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这些抢劫背后的原因。所以，这个记者……”

“嗯？”

“他开始告诉我一个北极熊的故事。”

“北极熊？”

“是的，他说他曾在一位公爵家里采访过他。”艾萨克一边说，一边把木头递到她手上。奥利芙看到自己的指尖满是红颜料。遇到他之后她开始不停地作画。她作小幅的画，笔记本上满是速写。她的身体似乎接通了某种电源——源头是什么，她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虽然她担心这喷涌而出的灵感终会结束，但她觉得只要艾萨克在身边，她就时刻为他准备着，她的创作仍将不断持续下去。她知道自己待在楼下是在逃避自我矛盾——这儿不用面对父亲，不用坦白艺术学院的事。而她也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他说公爵的客厅里有一只北极熊，”艾萨克继续道，“Lo Habia Cazado？”

“他打回来的。”

“对，用一把枪。”

奥利芙弯着手指做扣动扳机状，期待他能看到她指尖的颜料，这样她就能回答说：哦，我也画点画，你想看看吗？他会来看画并点评说：画太棒了，你太棒了。我怎么现在才发现？然后他们会接吻，他会捧起她的脸，低头把嘴唇刷在她的嘴唇上，为她的优秀而震惊。她多么渴望他能发现自己的好。

但艾萨克并没有注意到她的手指，于是奥利芙转而想到那只古怪的北极熊，来自冰山之上，与西班牙的酷热格格不入。如果在豪宅中摆着这样一个东西，她联想到其中的残暴与花费。“你为什么告诉我那个神父的事？”她试着自信地问，“你是想吓我吗？”

“不是，我想让你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回家以后，可以告诉其他人。”

“我不要回家，艾萨克。”

她等着他的赞许，但他没有。“艾萨克，你知道我跟我父母不是同类人吧？”她说。

“什么意思？”

“他们瞻前顾后，我不是。”

奥利芙想说的是，无论艾萨克觉得她父母是怎样的人，她都是他们的对立面。她不会像他们一样，把世界看作非黑即白。她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必须知道这一点，这对她很重要。

“山那边有个吉卜赛营地。”他说，仿佛没有听到她的话，“他们那里失踪了一个男孩。不是失踪。”他纠正自己道，“他们没有弄丢他，他是被一群男人打死了。他才十二岁。”

“太可怕了。”

艾萨克放下斧头，走到果园尽头的一片斜坡上。“Ven Aqui.”他说，过来。他们便一起在那里望着眼前的土地。天空中，一对秃鹰盘旋着搜寻地面上的猎物。天空如此浩瀚，山峦如此坚毅，假如这里会发生暴力事件，看起来只能是来自大自然的暴力。

“会没事的。”奥利芙低声说。她想象自己的手滑入他的手中，他们两人长久地伫立在这里。

他的神情严肃。“这儿的人从骨子里热爱这片土地。所以地主们害怕他们。”他顿了一下，“我很担心我的妹妹。”

奥利芙吃了一惊：“特雷莎？她没问题的。”

一开始，特雷莎两天来一次，打扫房间，为一家人下厨。现在她每天都会来。房间里还是有阴暗的角落和空荡荡的气氛，而她安静又机警的存在着实为这里增色不少。她从来不多话，只是在房间里忙她自己的活，从哈罗德手里接过信封里的周薪时也只是默默点头。

“特雷莎没有嫁人，”艾萨克，“她没有家世，没有任何背景。”

“你想说什么？”

“她是吉卜赛人的女儿。”

“吉卜赛人？好浪漫。”

他抬了抬眉毛：“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妹妹。我都不知道哪个更糟了。”

“为什么？”

“警察、市长、族长、我的亲生父亲，他们都不喜欢我。我参与斗争。而她跟我又那么亲——”

“艾萨克，别担心，”奥利芙试着用一种成熟又令人安心的语调说道，“我们会照顾她的。”

艾萨克笑了：“在你们离开之前。”

“告诉你，我不会离开这里。”

“小姐，这里的生活能给你什么？”

“我——我不确定，但我知道我想待在这儿。”

艾萨克似乎想说什么，她整个人都渴望他为此高兴——但他被落叶的碎裂声打断了。特雷莎出现在斜坡下，身上系着包，眼神空洞。“La senora te necesita.”她对艾萨克说。

“什么？”奥利芙说，“为什么我母亲要见他？”

特雷莎和她哥哥互相盯着对方，艾萨克投降了，叹着气走下斜坡，没再说一个字。

看着艾萨克穿过树林，特雷莎想象着她和奥利芙在一起狩猎，看着她们的猎物然后决定放走它，她们宁愿一同肩并肩伫立在冷风里。她们想要的并非杀戮的快感，而是怀着共同目标的那种同甘共苦。

艾萨克总爱说特雷莎是那种被逼急了连外祖母都会卖掉的人，虽然她根本没有外祖母可供出售。最糟的是，特雷莎有时候的确对周围的人漠不关心，他们也从未帮助过她，他们觉得她不值得。看着她跟奥利芙一起用钉耙挖出的犁沟，种子仍埋在深深的土里，数月后才能发出绿芽。特雷莎庆幸自己把种子送给了奥利芙，不知为什么，奥利芙令她觉得自己仍拥有感受快乐的能力。

“我们去阳台上抽烟吧，”奥利芙道，“我从爸爸那里偷了三根烟。”

只有奥利芙在抽烟。楼上的房间传来“砰”的关门声。“你坐。”她对特雷莎道。特雷莎等着哈罗德的汽车朝斜坡底下生锈的大门疾驶而去后，才听话地坐下。“爸爸又出去了。”奥利芙说。

“你妈妈会看到我们吗？我得干活。”

“你不用一刻不停地干活，特雷。他们不会因为你歇五分钟就辞退你的。再说了，”奥利芙点了烟，动作生硬地吸了一口，“她正在跟你哥哥说话。”特雷莎见过萨拉房间里的空药瓶，小小的棕色瓶身上尽是天书般的词语。有一次她听到萨拉在抽泣，还试着用枕头遮住自己的哭声，还瞥见过她大腿上交错的银白色疤痕。从奥利芙偷的香烟来看，特雷莎估计她今天比上次提到这事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了，便开口问道：“你妈妈病得很严重吗？”

“她有抑郁症。”奥利芙靠到摇椅背上，吐出一缕蓝烟。

“抑郁症？”

“人前笑，人后哭。病，在她的脑子里。”奥利芙指了指她的太阳穴，“还有这儿。”她又摸了摸她的心脏，“时好时坏，还会恶化。”

“那太痛苦了。”特雷莎说，她为对方的坦诚而惊讶。

奥利芙转过去看着她：“你是真的这么想，还是只是说说的？”

“不，小姐。我真这么想。”特雷莎确实这么想，她的出发点是希望奥利芙百分之百地信赖自己，她愿意为此说任何话。在特雷莎看来，奥利芙对自己晒黑的肤色毫无反感。她特立独行而男孩子气的穿着，甚至她那头桀骜不驯的头发都在她身上浑然天成。来到阿拉佐罗的她似乎已然凸显了自己。

“很痛苦，”奥利芙说，“爸爸有时管它们叫‘暴风雨’，但那只是粉饰她拖累我们的一种好听的说法罢了。医生说她的情绪就像个马蜂窝，里面堆叠着无数小房间，坏了，重建。你知道吗？她能看到痛苦的颜色。钢青色、瘀青的黄色、德国麻疹的红色。”奥利芙阴郁地笑了，特雷莎则努力消化着这些话。“这是她的家族遗传病。我有个曾祖母因为发病而没能体面地下葬，一个阿姨——大家都闭口不提——关在精神病院里。还有一个表亲，约翰尼，他痛恨寄宿学校，差点儿在乌斯河自杀。真的很可怜。而我自私得只顾得上我自己，担心自己就是下一个。”

特雷莎能听到奥利芙的呼吸卡在喉咙里的声音，她深吸了一口父亲的烟。“有时候我能从骨子里感觉到——我很容易被她传染。”奥利芙转身看着她，“你觉得你会染上吗，特雷？”

忧虑笼罩了奥利芙的脸，她鼻尖的雀斑、她深棕色的眼睛和微张的嘴巴。“我觉得你一定不会发疯。”特雷莎说。奥利芙笑了，轻推了她一下，两人肩膀相触，令特雷莎震惊。

“好吧，就这样吧。如果你觉得我不会疯，我就不疯。只是我妈，”奥利芙顿了一下，“你觉得她美吗？”

“美。”

“当然。我觉得她是个性欲躁狂者。”奥利芙笑了，但笑声很快消失，因为她用的字眼儿更像是医学术语，而冲淡了她本想表达的玩笑气氛。两个女孩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看着远处的天空中盘旋的风筝。特雷莎希望时间能够凝固在这片景色和这种奇异而真诚的静谧之中，永远延续下去。有这样一个朋友，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

“我这个年龄应该订婚了。”奥利芙说道。

“你有男朋友了？”

“噢，没有，我没有。只是——我在伦敦认识的大部分女孩——我不会管她们叫‘朋友’——已经有结婚对象了。每次看到她们的订婚戒指，我都很难过。她们那么想脱离家庭，改写自己的姓氏，她们是如此相似，只想和大家一样。”

奥利芙似乎开始聊到自己了，她的话宛如来自一个拔了塞子的瓶子，其中的词语迫不及待地往外倒下来，特雷莎根本来不及接住。

“还有那些未婚夫!”奥利芙道，她的吼声很粗暴，“他们太肤浅了。你知道肤浅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徒有其表，无足轻重。他们的名字都是鸡肋，菲利普、欧内斯特、大卫。全都长着索然无味的脸，没有棱角。我说我不会结婚的时候，其中一个女孩对我说：‘你不会明白的，奥利芙。你去过巴黎——我只到过朴茨茅斯。’你能想象她们有多白痴吗？竟然拿结婚跟旅行相提并论!”

“也许真的有可比性呢？”

奥利芙注视着她：“好吧，巴黎多的是悲惨的主妇。有些是我父母的朋友，还有一个是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