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画随身带着?”我说。
“我懂了。”他一只手捋着头发,“你不是派对女孩,是文艺青年对吧?”
“都不是。但我确实在一家画廊工作。”我补充道。我想让他意外,让他知道我不是那种只想在厨房打杂而不愿在地毯上打滚的清教徒。
劳里的眼睛一亮。“你想看看它吗?”他说,“就在我的后备箱里。”劳里并没有试图在厨房里碰我。半是因为他的手压根儿没有靠近过我,半是因为期待他待会儿可能会这么做——我答应了跟他去看画。我跟着他,离开了盘子堆积如山的水池。
他或许觉得自己的名爵车会吓我一跳。但我见到后备箱里的画作之后,便对车无动于衷了。画作不大,也没有裱框。这幅画图像简单,但意味深远——画的一边是一个女孩手捧着另一个女孩的头颅,另一边是一只蹲踞的狮子正在蓄势待发。整幅画有一股神话色彩。
尽管画作在头顶上的橘色街灯下有点微微扭曲,画作底部的背景色还是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画——田野上层层叠叠的黄与绿,还有类似白色小城堡的建筑。顶部的天空更暗也更阴郁,瘀青般的紫色宛若噩梦。我马上感受到了画中对峙的张力——女孩们和狮子面对面僵持着在绝境中。但这幅画自有一种美丽的色调和恰如其分的精致——它因晦涩而充满了诱惑力。
“你觉得怎么样?”劳里问。离开了厨房刺眼的灯光,他的脸看起来更加柔和了。
“我?我只是个打字员。”我说。
“噢,拜托,我听过那首诗了。你给这幅画也作首诗吧。”
“这样可作不了诗——”我开口道。然后立即意识到他只是在调侃我。我很尴尬,于是背过身去看画:“这画绝不是寻常之作,我想。这颜色,这主题。它是什么时候的画?可能是上星期,也可能是上个世纪。”
“或者更早些。”他忙道。
我又看了看背景里旧式的田野和人物:“我不觉得。女孩的裙子和毛衣——不是古老的款式。”
“你觉得那是金箔吗?”劳里俯身指着狮子闪闪发亮的飘逸毛发问道。他的头靠得很近,我能闻到他的须后水的味道,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奥黛尔?”他说。
“这幅画不一般。”我很快回答,好像我知道一般的画是什么样似的。我直起身来问道:“斯考特先生,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幅画?”
他转过身对我微笑。橘色的灯光照出他脸上的线条并将他包裹在一片阴影之中。“我喜欢你叫我斯考特先生的样子。”
“这样的话,我就叫你劳里好了。”
他笑了,我的下巴颤抖,忍不住露出微笑。“我不觉得这是外行的手笔。”我说,“你妈妈知道它的来历吗?”
“不清楚。我只知道她一直随身带着它,一直都放在她的卧室里。她不喜欢把它放在客厅里。”
我指着画上右下角的缩写字母:“I.R.是谁?”
劳里耸耸肩:“猜谜我一点儿也不拿手。”
我好奇他拿手的是什么,我会不会有机会见识到,甚至我为什么会对他的事好奇——是否因为这背后的原因现在的我才无所适从?
我不想让他看出我的心思,再次低头去看画中的女孩。她穿着淡蓝色裙子和深色羊毛衫——几乎能看清衣服上的纹路。她手中的头颅留着黑色长辫,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从女孩的怀抱中蜿蜒而去,伸向红色的大地。诡异的是,尽管那个头颅没有身体,却好像并没有死。她似乎在邀请我进入画中,但眼神中又带着一丝戒备。两人都没有露出欢迎的微笑。她们仿佛都没有留意到一旁的狮子随时可能大开杀戒。
“我得走了。”我说,把画推回惊讶的劳里手中。劳里、派对、诗歌、杜本内酒、辛兹的婚礼、这幅画,我忽然想一个人待着。
劳里接过画,关上后备箱。他低头看着我,头再次歪向一边:“你还好吗?我陪你一起走回去好吗?”
“好,”我说,“我是说,不用了。我很好,谢谢你,不好意思。认识你很高兴,祝你好运。”我转身往公寓入口走去,他叫住了我。
“嘿,奥黛尔。”我回过头,只见他双手插在皮夹克口袋里,两肩再度耸起,“我——你知道——那首诗真的很棒。”
“掌声总是慢一拍啊,斯考特先生。”我说。他笑了,我也笑了,完全放松下来。躲开街灯的照耀着实让我轻松不少。
5
小时候,妈妈和我总在星期天和辛兹一家共进午餐。下午四点,灶台上炖着一个大锅,每个人进进出出自己拿食物——一吃完饭,大家就围坐在晚上七点半的收音机旁,听BBC的《加勒比之声》,如果你想当作家,这会是你最感兴趣的广播节目。
疯狂的是,来自巴巴多斯、特里尼、牙买加、安提瓜——任何一个英属加勒比地区的诗人——都会大老远把自己的故事寄到伦敦奥德维奇的布什大厦,好有机会从千里之外大西洋彼岸的家中再次听到这些故事。我们当地似乎没有机构可以处理这些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就相信,要成为一名作家,得获得祖国的认可,我需要不列颠帝国的广播来证明自己的作品是掷地有声的。
大部分作品都是男人写的,但我也为女作家的文字和嗓音着迷。乌娜·马森、格拉迪斯·林朵、康斯坦斯·荷拉——而辛兹则会朗声道:“以后一定会念到你的作品的,黛莉。”她那发光的笑脸、她的辫子,总是让当时的我信以为真。那一年我们七岁,她是唯一一个鼓励过我的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个节目停播了,两年后我来到了英国,对自己的文学前途茫然若迷。鞋店占据了我的生活,我只在业余时间写作,而辛兹一定见过我藏在房间里的成堆笔记本,也就不在我耳边唠叨个没完了。
她和塞缪尔在女王公园附近租了间公寓,调去了伦敦北区的多尔西斯分店工作。在那以前,我都还没有体验过孤独。我总有书籍和辛兹相伴。在这间小小的公寓里,我的心声忽然变得很响亮,因为没有人倾听它们,也没有人替它们操心,没有人哄逗我或支持我,也没有人张开双臂拥抱我。辛兹的离开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如果不与人接触,你的身体还会继续存在吗?我猜你会说是,但我有时候觉得不是。我成了一团飘荡在房间里的思绪。房间里的回声和钥匙在锁孔里的金属声,总是让我猝不及防。她煎锅的嗞嗞声荡然无存,我的牙刷孤立无援。她曾经哼唱的心爱曲子,现在成了一片无边的静寂。
如果你每天都见到某个人——某个你喜欢的人,某个鼓励你的人——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自己是最棒的。而现在,我觉得自己相当乏味,也不那么聪明了。除了辛兹没有人会听我念诗,没有人会像她那样在乎或认同我的家乡。如果没有辛兹的鼓励,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自己。辛兹为我付出了那么多,而现在只是因为她走了,我就开始埋怨她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和辛兹只能两周见一次面,约在斯凯尔顿附近的克雷文大街的莱昂餐厅。几乎每次都是辛兹张罗着会面,但我从没感激过她。
柜台上的服务生没有拿稳我们的杯子,饮料洒到了盘子上,我点的面包被压成了一个薄片。我要求换个盘子,服务生直接忽略了我。付钱的时候,她没有把找回的零钱放到我手上,而是放在柜台上推过来,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转身看看辛兹,她还是那个熟悉的表情。我们找了一个离柜台很远的空桌坐下来。
“工作怎么样?”她问,“你还是那位玛乔丽·奎克的小跟班吗?”
“她是我老板,辛兹。”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啰。”
我这才意识到,这几周奎克对我的影响已经这么明显。我试着向帕梅拉打听奎克的事,她只告诉我奎克提到过她小时候住在肯特郡。她从少女时期到如今五十岁左右的人生还是个谜。也许等待她的本是精致的肯特郡上流生活,嫁给地方法官之类的权贵,但她另辟蹊径,跑来战后伦敦的瓦砾堆里碰运气。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找不到她的名字:她并不是斯尔凯顿家族的人,我一开始的猜想是错的。她无可挑剔的穿衣品位流露出权威感,她的打扮只为取悦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她每件完美的衬衫,每条无瑕的长裤,都是一场先声夺人的自我宣言。奎克的衣服根本就是丝绸做的盔甲。
我知道她没有结婚,住在温布尔登,就在公园旁边。她抽很多烟,跟里德很亲近,两人的关系就像流水和被流水数十年打磨过的石头一样。帕梅拉说奎克跟里德来这儿工作的时间一样久,里德从1947年开始接管斯凯尔顿,已经二十年了。她跟里德是怎么认识的?她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工作?这些也都是谜。不知道她经历了多少恶战才坐到现在这个位子的?她读那些罗马史书是为了战略需要吗?
“她跟我以前见过的人都不一样,”我对辛兹道,“一分钟前还笑脸迎人、阳光灿烂。下一秒又像猪鬃一样刺人——她发脾气的时候,站在她旁边都觉得难受。”
辛兹叹了口气:“我们买了个G plan放在公寓里。”
“G什么?”
“噢,黛莉。塞缪尔工作太累了,我就说,我们给自己买个漂亮的G plan沙发吧,这样一天下来他可以把脚搁在上面休息一下。”
“嗯,那你的脚呢?”
她又叹了口气,用小匙搅动着温热的茶水。“告诉你件事。我们新来的邮递员把信件弄混了,邻居就拿着信来我家敲门了。”辛兹清了清嗓子,换上一种装腔作势的伦敦口音模仿道:“‘噢,您好。是啊,这想必是您的吧。我们看到上面有一枚黑色的邮票。’那封信是拉各斯寄来的,黛莉。上面根本没有我的名字,我也没有尼日利亚朋友,况且还是黑色的邮票。”
她的笑容消失了。以前我们吐槽完这些不快的事情后,心里就会好受些,但碰到刚才那个服务员后,我们就没力气继续说下去了。
“跟我说说婚礼上跟你聊天的那个家伙吧。”她说,看起来很狡猾。
“哪个家伙?”
她转动着眼珠:“劳里·斯考特。白皮肤,瘦瘦帅帅的那个。他是派特里克的女朋友芭芭拉带来的朋友。我可没喝那么多杜本内——我看到你们在厨房聊天来着。”
“噢,是他。他有点古板。”
“嗯,”她说,她的眼睛里闪着秘密的光线,我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有点奇怪啊。”
“为什么?”
“派特里克跟塞缪尔说他一直问起你。”我紧闭双唇,而辛兹咧嘴笑了,“你还在写作吧?”
“你走了才想起来问我。”
“我没走,我只是搬到地铁线路图另一头而已。”
“你担心我没事可做吧?放心,我还在写。”我说,但这是在扯谎,最近我完全停笔了,我开始觉得自己想当一流作家根本就是个笑话。
“好的,很高兴你还在写,”辛兹坚定地说,“你知道吗?当代艺术中心有个诗歌之夜,”她继续道,“塞缪尔的一个朋友去那里朗诵了,跟你相比他是个真正的老古董。他的诗让我直打瞌睡。”
“我可不要去什么聚会上念诗,辛兹。”我说,皱起鼻子,“绝对不行。”
她叹气道:“我知道。我只是觉得你比他好多了,奥黛尔。你很棒,而且你也清楚这一点,但你就是什么都不做。”
“喂,”我说,“我很忙的,我要上班。你好好享受你的G plan,不要再出这些歪点子了。难道说,因为我没有老公的脚需要操心,就得出门念自己的诗吗?”
辛兹看起来大为光火:“黛莉,你为什么这么生气?我只想帮忙而已。”
“我没有生气。”我喝完杯子里的茶,“你一切顺利很好,”我说,“但不要指点我的生活。”
辛兹沉默了。我应该当场道歉的,但我没有。她很快就走了,阴沉的脸上挂着泪,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只从海里爬出来抓她腿的大怪兽。
那之后一周我们没有见面,再一周也没有见面,她也没有打电话来。我也没有打给她,太尴尬了,我根本就是一个白痴——一个真正的老古董,辛兹那晚一定跟塞缪尔吐槽我了。她沉默得越久,我也就越没有勇气打电话了。
我只想跟她说,我怀念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那时候,至少在某人眼里,我是个写作的好手呢。
6
劳里找我的那天是八月十五日。那天早上七点,我正要去值柜台早班。商店都还没有开门,查令十字街上的公交车还很稀少。长长的林荫大道,白天总是水泄不通,此刻空荡荡地布满绿光。一个星期都在下雨,黎明时又下了一场倾盆大雨,石板路还是湿的,树木宛如水草般在微风中摇曳。
我遇到过比这更糟糕的雨天,因此还可以忍受。我一边把替帕梅拉买的《每日邮报》塞进手袋里以防溅湿,一边穿过卡尔顿花园和斯凯尔顿广场中间的圆环地带。广场的中心是一座政治家雕像,那是一个眼神茫然的家伙,外套已经被鸽子们弄得乌七八糟了。换作以前,我一定会看看他是谁——但五年的伦敦生活让我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老男人兴趣全无。雕塑们无尽的凝视让我更加筋疲力尽了。
我往斯凯尔顿的方向看去。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瘦瘦高高,穿着一件有点破旧的皮夹克。他的脸庞很窄,一头深棕色的头发。走近时,我知道是他来了。我能感觉到喉咙发紧,心脏翻腾了一下,仿佛胸前受到一记重拳。我走上台阶,从手袋里取出斯凯尔顿的大门钥匙。劳里这次戴着眼镜,一双镜片闪烁着神秘的光。他臂下夹着一个包裹,外面是肉贩们包肉用的那种棕色包装纸。
他冲我咧嘴笑。“你好。”他说。
看到劳里的笑容是什么感觉呢?我试着形容一下:就像治疗师把双手放在我的胸前。我的膝盖发软,下巴麻麻的,连咽口水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想张开双臂拥抱他然后说:“是你,你来了。”
“你好,”但我只是这么说,“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他的笑容僵住了:“你不记得了?我们在婚礼上见过面,我是芭芭拉的朋友。你念了一首诗,而且不肯跟我去跳舞。”
我皱起眉:“哦,是的,你好吗?”
“我好吗?难道你不应该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吗?”
“现在是早上七点,您是?”
“斯考特,”他说,脸上的愉快一扫而空,“劳里·斯考特。”
我走过他身边,手忙脚乱地把钥匙插进锁孔里。我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对事情的进展想象过很多种可能,但到了眼前,我又跟以前一样故步自封了。我推门而入,他跟在我后面。“你是来找人的吗?”我说。
他给了我一个严厉的眼神。“奥黛尔,我逛遍了这座该死的城市的每一家画廊、博物馆,就为了找你。”
“找我?”
“是的。”
“五个星期你都没能找到我?问帕特里克·米纳莫尔不就知道了吗?”
他笑了:“所以你在数日子。”我涨红了脸,移开了视线,开始忙着整理信件。他举起棕色纸包说:“我带来了狮子女孩们。”
我掩饰不住声音里的狐疑:“谁?”
他大笑:“我妈妈的那幅画,我接受你的建议,你觉得这里有谁能帮我看看这幅画吗?”
“肯定有。”
“我查了你指出的那个缩写I.R.,没有任何发现。这幅画很可能一文不值。”
“你想卖了它?”我问,我走到木头柜台的另一边,脑袋依旧晕晕的,心脏跳动得很不舒服。我从来没有那么近距离地跟一个男孩相处过。
“也许吧,看看有什么结果。”
“但那不是你妈妈的最爱吗?”
“我才是妈妈的最爱。”他说。他把包裹放在柜台上,露出冷冷的微笑。“开个玩笑,但如果它很值钱,你知道的,可以让我开始新生活。格里那个浑蛋——请原谅我的粗鲁——随时会把我赶出去的。”
“你不干活吗?”
“干活?”
“你没有工作吗?”
“我以前工作过。”
“很久以前?”
他扮了个鬼脸:“你有意见啊。”
事实上,我没法欣赏没有工作的人。我来到伦敦后认识的每一个人——辛兹、鞋店的女孩们、塞缪尔、帕特里克、帕梅拉——我们都有工作。工作就是我们存在在这里的意义。在我的家乡,父辈们都在田野里讨生活,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是逃离这漫漫长夜的唯一办法。那是你的出路。一个人很难改变自己的生长环境,它们早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劳里盯着棕色纸包往里看。“说来话长,”他说,察觉到了我的抗拒,“我大学辍学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妈妈不是——噢,算了。但我真的想要重新开始。”
“明白了。”
他有点尴尬,双手插进他的皮夹克口袋里:“听着,奥黛尔。我不是……游手好闲的人,我真的想做些事的。希望你了解。我——”
“你想喝茶吗?”我问。
他忽然住口。“茶?好的,老天,现在有点早吧。”他笑了。
“你会站在这里等我泡好茶回来吗?”
“是的。”他说。
“你是个疯狂的男孩。”
“谁疯狂了?”他说,然后我们相视而笑。我看着他苍白的脸说:“就算没有工作,我妈妈也会觉得你很棒。”
“为什么她会这么想?”他问。
我叹了口气。大清早的,真不是解释的时候。
我们坐在前门上锁的接待大厅里,一起待了一个小时。我一边忙着整理邮件,一边煮着茶和咖啡,帕梅拉和我得全天供应这两种饮料。劳里看起来很喜欢他那杯茶,好像他从来没见过热饮料似的。
他跟我讲他妈妈的葬礼:“糟糕透了。格里念了一首关于凋谢的玫瑰的诗。”我伸手遮住嘴笑了。“不,你应该笑的,”他说,“我妈妈也会觉得好笑的。她不可能喜欢那首诗,她根本就不喜欢玫瑰花。格里的嗓音根本就不适合朗诵。我从来没听到过那么难听的声音。他好像屁股上装了个活塞一样。神父是个老糊涂。只有五个人到场。糟糕透顶了,她的葬礼是这副模样,我好心痛。”
“我很遗憾。”我说。
他叹了口气,伸直了双腿。“跟你没关系,奥黛尔。不管怎么样总算结束了。安息吧。就这样了。”他揉揉脸,像是要抹去一段记忆,“你呢?室友搬走了你还习惯吗?”
他还记着这事,我有点感动。“还好,”我说,“有点安静。”
“我以为你喜欢安静。”
“你怎么知道?”
“你不愿意去火烈鸟俱乐部。”
“不是那种安静。”我说。
两人都沉默下来。我坐在柜台后面,他坐在对面,我们中间是那只独自等待的棕色纸袋。那是一段美妙的沉默,温暖而充实,我喜欢他坐在那里谦和的样子——而我的眼睛仍然能感受到我们初遇时他身上那种熠熠生辉的光泽。
我觉得他很美,我拿出给帕梅拉的《每日邮报》,装模作样地整理着桌子,希望帕梅拉可以迟来一会儿。在家的时候,我曾有过一两段我妈妈称之为“儿戏”的恋情:在漆黑的电影院里牵手,在讲座结束后一起吃热狗,在王子大楼的音乐会里尴尬地接吻,在球场跑道上吃深夜晚餐,以及一起看萤火虫微弱的蓝光。但我从来没有……谈过一场完整的恋爱。
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男生的注意,觉得追求的过程很折腾。我们西班牙港的院校女孩不流行“自由恋爱”。学校里的天主教教育仍承袭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遗风,不时谴责那些自甘堕落的失足女人或女孩。在我们所受到的教育里,肉体的交流根本不值一提。
我对性始终怀着一种傲慢的恐惧,但又觉得困惑,毕竟已有女孩试过了,莉斯特拉·威尔森和多米妮克·曼德斯那样的女孩们都有比自己年长的男朋友,她们眼里闪烁着神秘感,似乎很享受自己度过的时光。至于她们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男朋友的,我一无所知——但其实肯定包含着某种不守规矩:夜里偷偷爬出寝室窗户,到弗雷德里克大街和海军广场上的夜店里去之类的。在我的记忆里,莉斯特拉和多米妮克,那些大胆的女孩似乎生来就是女人,她们就像来自大海的人鱼一般住在我们中间,富有女人味且充满力量。难怪我们这些胆小鬼只能猫进书堆里。我们看不起性,正是因为它高高在上。
斯凯尔顿的前门还锁着。我想留住这段时光——里屋的水壶叫声提示着茶水已经烧好,他不时伸直或弯曲自己的双腿,问我看过哪些电影,某一部我怎么能没看过,喜不喜欢听蓝调和民谣,在这儿工作多久了,喜不喜欢克拉彭。劳里总是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
“一起去电影院吗?”他说,“我们可以去看《007之雷霆谷》或者《小丑》。”
“《小丑》?听起来很适合你。”
“主演是奥利弗·里德——他棒极了,”劳里说,“不过犯罪电影对你来说是不是太轻浮了?”
“轻浮?为什么?”
“因为你很聪明。如果我带你去看一群蠢货蹦来跳去寻找皇室宝藏,你肯定会觉得受到了某种侮辱。”
我笑了,开心地发现劳里对这些事也很紧张,而他的坦诚也让我很感动。“还是你想看一部法国片,”他说,“就是那些人们在房间里走进走出,互相凝望的电影?”
“我们去看邦德吧。”
“好的,棒,太棒了!我很爱看那部《金手指》——那顶圆礼帽!”我又笑起来,他走近柜台,靠过来握起我的手。我看着手呆住了。“奥黛尔,”他说,“我觉得——我是说,你——”
“什么?”
“你很……”他仍旧握着我的手。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不想让一个男人松开他的手。
外面又开始下雨。雨水急急地打落在灰色的人行道上,我转头去看,劳里凑过来亲了我的脸颊。我回头时,他再度吻了我,那感觉很美妙,于是我们就站在柜台边吻了好几分钟。
我停下来:“你会害我被开除的。”
“好吧,那可不行。”
他回到他的座位上,笑得像个白痴。屋外的雨势更猛烈了,但这毕竟是英国的雨,不是特多的雨。在家乡,暴雨总是如瀑布打破天空疾落而下,热带的倾盆大雨会一连下上好几个星期,雨水为森林披上近乎发黑的绿色。霓虹灯罢工了,陡坡成了一团泥浆,火炬姜花红得好似染了人血——而我们所有人,不是站在雨棚下就是躲在屋子里,直到能再次安全地走上湿亮的柏油路为止。我们经常把“下雨”当作迟到的借口,所有人都会体谅你。
“什么?”劳里说,“你为什么在笑?”
“没事,”我说,“没事。”
敲门声响了。奎克从一把宽大的黑伞边缘下探出头,从玻璃窗外向里张望。“噢!”我喊道,“她早到了。”
我跑到门边开锁,谢天谢地她没有看到我们接吻。奎克走进来,她的脸看起来更消瘦了。她脱掉外套,抖落雨伞上的水珠。“八月天。”她咕哝道。
她抬头看到劳里。“你是谁?”她说,机警得像一只猫。
“这位是——斯考特先生,”我说,对她的粗鲁有点吃惊,“他想找这里的人谈谈他的画。斯考特先生,这位是奎克小姐。”
“斯考特先生?”她重复道,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你好,”劳里说着,赶紧站起来,“我想知道我得到的是一件传家宝还是垃圾。”他伸出手,奎克也伸手相握,只是动作宛如对抗一个巨型磁铁。我看到她退缩了一下,但劳里完全没注意到。
她淡淡地笑了:“我希望对你而言是前者,斯考特先生。”
“我也是。”
“我可以看看吗?”
劳里走到柜台,拆开包装纸。奎克原地站在门边,手指紧抓着雨伞顶端。她一直盯着他看。雨水浸湿了她的外套,但她没有脱下来。劳里把画作转过来靠在自己身上,让奎克和我看。“就是这幅。”他说。
奎克立了四五秒钟,凝神看着金色的狮子、女孩们和她们身后的原野。雨伞从她的手中滑落,跌到地板上。“奎克?”我说,“你还好吗?”
她看着我,忽然快步走出前门。“没那么糟吧?”劳里从画作上方望出去说。
奎克正低头匆忙走过广场,完全不顾滂沱大雨。我正要穿上自己的外套追出去时,埃德蒙·里德出现了,他脱下了自己湿漉漉的呢帽子。
他低头看着我:“巴斯东小姐,是你吗?”
“巴斯琴。”
“你这是要跑去哪里?”
“去找奎克小姐,她——忘了带伞。”
“我们今早还约了开会。”他转向劳里的方向,劳里又坐了下来,画搁在他的膝盖上,他匆忙地裹上了棕色包装纸。“这是谁?”
“斯考特先生带来了一幅画。”我说。
“我看到了。现在是早上八点十五分,才一大早就乱成一团了?拉奇小姐人在哪里?”
“今天我值早班,里德先生。斯考特先生今天来是想请人看看他的画。那是他母亲的——她的最爱……”我没心思说下去了,焦急地寻找奎克的去向,不知道她是否安好。
里德慢条斯理地脱下湿漉漉的大衣,好像我把全世界的负担都压在了他肩上。他身材高大,穿着考究,一头浓密的银发,身上散发出木调的须后水味。“你有预约吗?”他问劳里,一双蓝色的小眼睛透着不耐烦。
“没有,先生。”
“我们不是随到随看的机构,你知道的,不是这样的流程。”
劳里立刻怔住了,棕色的包装纸在画作周围发出窸窣声:“我知道。”
“好吧,你大概还不知道。让巴斯琴小姐帮你登记一个下周的时间,我今天没空。”他转头看着奎克消失的方向。“玛乔丽这么着急跑出去到底是为什么?”他说。我从没见过里德焦虑的样子。他又转回身来,劳里站了起来,半张棕色包装纸掉到了地板上。里德定住身子,眼睛盯着露出的半幅画,那只金色的狮子。
“这幅画是你的?”他问劳里。
劳里垂下双眼,拾起包装纸。“是的,”他戒备地说,“是——我妈妈的。现在是我的了。”里德走过去,但劳里往后退去,用手挡着画。“等等,你刚才说你没有时间,你说要下周,虽然那个时候,”他补充道,“我应该已经把它给别人看了。”
“啊!”里德道,他举起双手,“我只想靠近看看,拜托。”他继续道,说这些话似乎费了他很大的力气。
“为什么?一分钟前你还看不上眼。”
里德故作轻松地笑了:“听着,老兄,我为自己的无礼道歉。太多人拿着自己亲戚的传家宝或从红砖巷小贩那儿买来的三先令小玩意儿到我们这儿来了,不胜其烦。但你这幅画看着很有趣。如果你能让我仔细看看,我也许能告诉你原因。”
劳里犹豫着,把画作放回了柜台上,拿掉了剩余的包装纸。里德走近,仔细端详画作,他的手指在画上徘徊,第二个女孩漂浮的头颅,蜿蜒的长辫,狮子沉默的凝视。“我的天啊,”他吸了口气,“你妈妈从哪里得到它的?”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问问她?”
劳里匆匆看了我一眼:“她死了。”
“啊?”里德踟蹰着,“那么——你能想到她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吗?”
“她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二手商店和跳蚤市场买的,有时候也去拍卖会,但这幅画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在了。不管搬到哪里,她都把它挂在她房间的墙上。”
“它最近一次是挂在哪里?”
“在她萨里的家里。”
“她从来没有跟你说起过这幅画?”
“她为什么要跟我说呢?”
里德轻轻地举起画翻看背面。“没有画框,只有一个钩子,”他喃喃道,“好吧,”他对劳里说,“如果她一直把它挂在房间里,那么它对她来说一定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觉得她只是认为它很漂亮。”劳里说。
“我可不会用漂亮来形容它。”
“您会怎么形容呢,先生?”
里德没有理会劳里的语气。“第一印象,我会说它很‘大胆’。斯考特先生,如果你想出售或展览这幅画,弄明白出处至关重要。我猜这就是你来这儿的原因。”
“所以它值钱吗?”
几秒钟的沉默。里德深吸一口气,眼睛盯着画作:“斯考特先生,能否同我去办公室让我仔细看看这幅画?”
“好吧。”
“巴斯琴小姐,请准备咖啡。”
里德拿起画,示意劳里跟着他走。我看着他们走上螺旋楼梯,劳里回头对我竖了一个大拇指,眼神很兴奋。
屋外,雨势已成洪流。我在广场上寻找奎克的身影,但无疑,现在她已不见踪影。我沿着广场左边一直跑到皮卡迪利广场,摸索着,希望能看到她。我又往右走,不知不觉地往地铁站走去,然后就看到了她,在我前面一个街区。周围满是尖锐嘈杂的汽车喇叭声,只有附近的爱神雕像耸立不动。
“奎克!”我喊道,“你的伞!”路人纷纷回头注视,但我完全不在意。奎克仍旧疾步向前,于是我跑得更快了,伸出手去拍她的胳膊。她闪电般地弹开又转过身来。她遥望着喧嚣马路上的某处,被煤烟熏黑的高楼、五彩的招牌,以及在水洼间绝望跳跃的行人。然后她看到是我,仿佛松了一口气。她已浑身湿透,那湿漉漉的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我忘了件东西,”她说,“在家里——我忘了——我得回去拿。”
“拿着,”我说,“你的伞。我帮你叫辆出租车吧。”
她低头看看雨伞,又抬头看着我:“你湿透了,奥黛尔。你跑出来干什么?”
“因为——好吧,因为你跑出来了。你看看你。”我把手放在她湿漉漉的袖子上,她凝视了片刻。想不到她的胳膊摸起来这么纤细。
“过来。”她从我手里拿过伞,在我们头顶上方撑开。我们在黑色的雨伞布下对视了一会儿,暴雨咆哮着打落在脆弱的伞骨上,四周的行人纷纷寻找躲雨的角落。她的卷发贴在额头上,粉底被雨水洗刷殆尽,我能看到她本来的皮肤——奇怪的是,她那张没有化妆的脸反而更像一张面具。她似乎想说什么,但又忍住了。“老天,”她喃喃道,闭上了双眼,“这该死的雨季。”
“我帮你叫辆车吧?”
“我去坐地铁。你身上没带烟吧?”
“没有。”我不安地说,这下她知道我不抽烟了。
“那个男人——他怎么会来斯凯尔顿的?”她问,“你认识他吗?看起来你们好像认识。”
我低着头,我们的脚边尽是大摊的积水。我想起来本该要煮的咖啡,不知道被开除以前还能在外面逗留多久。“我只见过他一次——在辛兹的婚礼上。他今天又找到了我。”
“找到你?还真是有毅力啊。他没——骚扰你吧?”
“完全没有,他很好。”我说,带着些辩解。奎克为什么要用那种口气说劳里呢,她的行为才让人不解吧?
“好吧。”她冷静下来,“听着,奥黛尔——我得走了。告诉他别再拿那幅画来烦你。”
“里德先生看了那幅画。”
“什么?”
“他在你后面不久就来了,说你们今天有个早会要开。他看了一眼那画就把它带回办公室了。”
她的视线穿过我的肩膀,望向斯凯尔顿:“里德先生看画的时候说什么了?”
“他看起来……很兴奋。”
奎克垂下眼帘,面无表情。那一刻,她显得很苍老。她抓住我的手紧握了一下:“谢谢你,奥黛尔——给我送伞。你是个好人,真的。但还是你拿着伞吧,我要进地铁了。你回办公室去吧。”
“奎克,等等——”
她把伞塞进我手里,转身下了地铁站的台阶。我还没来得及再次出声,奎克已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