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这里是一种神奇的经历，许多地方都让你感到惊奇，其中之一就是发现我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国人。

——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

<h3>一</h3>

没有人特别注意这个小个子老先生，他和一位年轻的女士在和平街上和王宫花园散步。没有人转头，没有人认出他来，回应他那很有特点的微笑。

在国内，在波士顿，人人都知道他是谁。在伦敦，近几周他在宴会上成了关注的焦点。首相、公爵、侯爵和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像罗伯特·勃郎宁和奥斯卡·王尔德，见了他都会热情地打招呼。王家医学院特地为他举行了纪念仪式。他接受了英国三个最有名的大学——牛津、剑桥和爱丁堡的荣誉学位。

不过，在他所热爱的巴黎，他知道，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写道：“和我们最亲近的人就是旅馆的人。”考虑到他平易近人的外貌，这是可以理解的。

1886年盛夏，77岁的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先生在他寡居的女儿艾米莉陪伴下回到了欧洲，进行他的故地重游之旅。50年前，他离开了路易·菲利普和弗朗索瓦·基佐时代的法国。他早年在巴黎的波士顿同行和“医学生”、诗人、作家现在几乎都去世了。梅森·沃伦、查尔斯·萨姆纳、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甚至托马斯·阿博顿和亨利·朗费罗都已经去世了。那些和他一起听杜沛伊特朗讲课，随传奇性的路易大夫去一起查房的朋友，仅剩下亨利·鲍迪奇了。

现在在巴黎唯一熟悉的面孔就是卢浮宫的那些画作了。尽管开始的时候也很难看到熟悉的东西，它们都又经过了重新的安排。“不过我看到它们的时候，我似乎觉得它们都在向我打招呼，就像见到了老熟人一样。温顺的《漂亮的园丁》还是像小绵羊一样……提香的戴手套的年轻人，还和我过去敬仰的一样平静自信。”

他和艾米莉在巴黎只待了一周。她去购物的时候，他就到医学院附近走走。他很高兴地发现在王子街住过的房子还没有变化，只是临街的那间改成了一家商店。他很想走进去问讯问讯，但还是克制了自己的冲动。“要是店主认识我50年前的老邻居贝尔特朗先生或他的两位夫人怎么办呢？我还参加过他第一位夫人的葬礼，第二位夫人的婚礼呢。”

霍姆斯从王子街走了不远，到了先贤祠。他说，他不是来瞻仰那宏伟的建筑的，也不是来怀念那些伟大的人物的，他是来看莱翁·傅科那著名的钟摆的。“我想了很多关于傅科的伟大实验，这是科学上记录的一项最崇高的对物理事实的形象演示。”它还在那里，一个重物悬挂在从穹顶垂下了300英尺的绳上，来回摆动，用它那变化的方向来证明地球的自转。

在巴黎，霍姆斯医生只想见一个人。他决定亲自到路易·巴斯德在沃克林大街14号的办公室，进行一次事前没有通知的拜访。“我递进了我的名片……他立即就出来招呼我。我告诉他，我是一位美国医生，只想来见见他，握握他的手，没有别的。”

霍姆斯回忆起从他学习开始到现在这几十年来，巴黎发生的变化，感觉法国在科学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当学生时听诊器还是个新鲜的东西，显微镜更是从未被他们的医学教师提及过。

让他感叹的并不只是他学生时代的社会早已成为过去，也不仅是他同时代的美国同事没剩多少人了，而是现在在巴黎的美国学生数量相对少了。很大的原因是由于他们这代人从巴黎带回去了很多知识和经验，美国的医学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到巴黎学习已经不再是很有优势的事情了。那些想要在医学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在国内就可以接受很好的培训了。

正值夏季，巴黎的大部分都很静。晚上，霍姆斯觉得太累，不想去剧院了。看一看塞纳河上美丽的桥梁也是一种享受。他写道：“没有什么比这些桥，看起来变化更小了。”新桥在他看来和当初一模一样，引发了不少旧时的回忆。

在当年他最喜欢吃早餐的普罗科普餐厅停下来，他看到餐厅的面貌大有改进。他要了一杯咖啡，坐下来想象着很久以前伏尔泰和那些杰出的人物在此相会的情形。

“不过对我来说，我似乎能看见我早年的朋友和伙伴们都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都还那么年轻。”他不需要追到佛罗里达去寻找彭斯·狄·雷翁的不老泉。它就在这里，在巴黎。

霍姆斯重游巴黎后的第三年，就是1889年博览会召开的那年，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也回到了巴黎。他待的时间也不长。他是独自一个人来的。他说自己并不想看博览会或特别要见某个人，只是想来“重新体味一下我学生时代的生活和环境”。

他不怎么和人交往，没有住在旅馆里，而是住在左岸的“一个小屋”里。这是一个朋友，也是原来的助手，雕塑师弗莱德里克·麦克莫尼的工作室公寓。至于他对巴黎的印象，他仅提到了其“雄伟、巨大”；关于他对博览会的看法，他只是说“太复杂了，激起了那么多的名利虚荣，我不能深陷进去……”

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可能是，他第一天早晨在“小屋”窗户下面小公园里看到的景象。从一个门冲着公园的工作室里走出了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一个老家伙”，穿着睡衣、拖鞋，抽着烟斗。

他费力地走过小路，到了一片花圃处，那显然是他个人的财产，非常细心地用一个小巧的喷壶浇着水。不一会儿，另一个老头也从另外一个门口出现了，穿着裤子和拖鞋，他也蹒跚着走向了自己的那一小片地。

他想这样的“老家伙们”很可能就是他年轻时在美术学院的同学，他们在这拥挤喧嚣的巴黎满足地侍奉着自己的花圃。“从那平静的烟斗中冒出的青烟，在绿色中超然地看着一切，和周围融为一体。”他羡慕那种和谐以及他们的满足。

据他的家人说，圣高登斯1889年感觉“很有必要”到巴黎去旅行，看看这座城市在干什么，“以开阔艺术视野”。这可能是真的。不过，他还有自己私人的原因，人们后来才知道。

大批有抱负的美国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不断拥向巴黎。他们中有的人会在美国成为显赫的名家。

莫利斯·普兰德伽斯特是波士顿杂货商的儿子，于1891年坐一条运牛的船渡过了大西洋，报名进入了朱利安美术学校。三十几岁的约翰·怀特·亚历山大也在同一年和他的妻子到了巴黎住下。不久，他画的大幅显眼的美女图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詹姆斯·厄勒·弗雷泽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南达科他州的牧场上度过的，父亲是铁路工程师。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雕塑，后来被圣高登斯“发现”。

亨利·O.泰纳是个高个子，有教养，是朱利安美术学校唯一的一名美国黑人学生。他生于匹兹堡，父亲是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教会的牧师。他曾是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唯一的黑人学生，在托马斯·埃金斯的指导下学习。他也于1889年从美国航行到了巴黎，不过他只想在巴黎作短暂逗留，然后去罗马学习。他写道：“奇怪的是，到巴黎一周之后，我竟觉得这里的条件我非常喜欢，结果是……把要去罗马学习的计划完全忘记了……”

在左岸的一家餐厅，新到巴黎后不久的泰纳，在一天早晨遇到了罗伯特·亨利。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发现彼此都上过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于是开始了一段友谊。亨利写道：“他很谦虚……并不以自己的个子大而觉得比别人强，他很好相处。”他帮泰纳在朱利安美术学校“起步”。

泰纳的花费由美国国内的一位白人牧师和他的妻子哈兹威尔提供，再加上他起航之前得到的75美元的佣金。他第一年在巴黎的花费是365美元，他仔细地记了下来。除了没多少钱之外，他的法语也不好。

泰纳以前从未见过和听到过像美术学校这样的喧闹，他以前也从未见过这么烟雾缭绕的房间，并在这里面呼吸。他生动地记录下了他学生时代的体验。

窗户从来不打开，在冬天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钉死了。五六十人在这样的屋子里抽两三个小时的烟，烟雾让后排的人几乎看不见模特。

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因为自己的肤色而让人看不起，在费城情况可不总是如此。只有几家饭店不大欢迎他，不过他知道，这是因为他不喝酒。“在我去的那些便宜的饭店，他们不愿意接待那些不喝酒的客人。在食物上他们没有什么利润……所以我是不受欢迎的，有时被迫换到别的饭店去。”

在巴黎也经常见到学生的家长，他们想有机会看看自己孩子的新生活，同时自己也来享受一点儿巴黎的生活。如果经济宽裕的话，这是抵制不住的诱惑，这种体验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大西洋月刊》的前主编、小说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的儿子约翰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建筑。他到巴黎很开心，受到巴黎精神的鼓舞，并借此机会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像詹姆斯·麦克内尔·惠斯勒等人。惠斯勒在巴克街上的季节性住所，成了有共同思想和爱好的美国旅法人员见面的场所。那次在惠特勒公园的聚会上，有人看到约翰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很是伤心，他刚接到了消息，必须回国，因为父亲病危。

一位年轻的美国人感到有些不对，过来和约翰说话。约翰突然转过身，把手搭在年轻人的肩膀上说：“你还年轻，年轻——享受青春和生活吧。”

享受生活，这不是错，无论你做什么，好好活。在这里我意识到，我没有享受生活，但已衰老。晚了，时光已流逝，我已失去了机会。你还年轻，享受生活！

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乔纳森·斯特吉斯，把这件事告诉了亨利·詹姆斯。他强调约翰说话时的激情和认真。这成了詹姆斯另一部以巴黎为背景的小说《大使》中的精华，小说中的主角，在激动的时候几乎一字不差地说了同样的话。

乔治·希利还住在20年前和路易莎在拉罗什富科大街建起的宽敞舒适的家里。他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每天去画室工作一会儿，还步行到三一教堂听弥撒。在上山回家的路上，他走得要慢多了。大家庭让希利愉快，1891年圣诞节日记中的一段写道：

我的孙子乔治·德·迈尔来到画室说，他们都在等我。圣诞树上的灯都已点亮，被约50个孩子围着，他们的脸上透着欢欣。客厅里都是人。这实在是人所见到的最美的画面了。

希利是19世纪30年代那批满怀希望航行来到法国的有志美国青年中最后一个留在巴黎的。距他从波士顿出发到巴黎几乎过去57年了。当年他没什么钱，也不会说法语，在巴黎举目无亲。

他对这座城市的喜爱超过了任何时候。尽管他在那里住了那么长时间，但他从来都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美国人的。“他对法国和法国人的爱从未让他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的事实有丝毫的改变。”他的孙子德·迈尔写道。

1892年，希利决定离开。3月，他和妻子路易莎起航回国，在芝加哥度过了余生。

<h3>二</h3>

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一家于1897年10月到达巴黎，准备无限期居住。他不仅仅是取得辉煌成功的榜样，也是不懈努力和超级天才得到认可和回报的典范。他51岁时成了美国重要的雕塑家，受到了同行的赞誉和尊敬，不断参与国家的重要工程。结果他也致富了，几乎可以肯定他最好的作品会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美国艺术的最高成就。

自从1880年法拉格特雕像揭幕以来，他的活儿从来没断。在马萨诸塞的斯普林菲尔德一个公园里，他的作品《清教徒》是一个铜铸的迈着大步的英雄形象，似乎体现了17世纪新英格兰新教徒全部的勇气和热忱。

1887年，他在芝加哥林肯公园揭幕的林肯站立沉思的塑像上，捕捉到了任何其他塑像都没有表现出的这位伟大奴隶解放者的深刻思想。

在华盛顿洛克刻里科公墓亚当斯的塑像屈身坐着，这是圣高登斯最让人不解的神秘之作，引发人们对其意义的无尽猜想。

可以形成对照的是《博爱之神》，一位刻在墓碑上的长着翅膀的庄严的天使把纪念碑高举过头顶。还有他那漂亮的弓箭手《戴安娜》，他的塑像中唯一裸体的，高13英尺，高高地站立在斯坦福·怀特设计的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新建的32层高塔顶端。

许多人觉得最好的是波士顿的另一座内战纪念雕塑，它首次把美国黑人作为英雄来表现。肖的纪念像是一个巨大的铜顶雕像，在马萨诸塞州议会对面的波士顿公地的边上，是为了纪念马萨诸塞54军团的英勇和牺牲而作。这是联邦军队中第一支黑人部队，他们中的大多数成员，包括罗伯特·古尔德·肖上校都在1863年查尔斯顿港万格纳要塞的战役中牺牲了。

肖骑在马背上，和士兵们一起前进，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无畏。每张脸都生动独特，其整体效果超过了国内的任何纪念雕刻。圣高登斯从未在一件作品上花过这么大的精力。他用了整整14年才取得了自己满意的效果。1884年签的合同，直到1897年5月31日才揭幕。

那年春天，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爱略特在授予圣高登斯荣誉学位时说：“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是一个雕塑师，他的艺术取之于自然，又为自然添彩，赋予荣誉以不朽，把有限的生命花在了塑造无限的荣耀上。”

空闲时，他刻了无数的浮雕像，有罗伯特·史蒂文森、考纳利亚斯·范德比尔特、画家威廉·麦利特·彻伊斯和肯芸·考克斯、他的儿子赫马·圣高登斯，还有约翰·辛格·萨金特的妹妹范厄丽特——雕像中的她在坐着弹吉他。这是圣高登斯所有浮雕像中最漂亮的作品之一，作为回报，萨金特给小赫马和他的母亲画了一幅像。

圣高登斯曾一度在纽约艺术生联合会任教师。1893年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担任雕塑顾问，和萨金特及埃德文·安比一起合作，帮忙建成一幅雕塑壁画。这是为位于考普雷广场三一教堂对面的新波士顿公共图书馆而作。这个图书馆的建筑师是查尔斯·麦克吉姆，他的灵感来源于巴黎的圣热纳薇也芙图书馆。

最近，作为圣高登斯纪念内战主要贡献的高潮，纽约市请他塑一座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的骑马像，要放在第五大道和59街相交的中央公园入口处，工作已经开始。

19世纪90年代，圣高登斯在纽约有四个工作室。他和古熙在西45街的一处新址过着相当气派的生活，并在新罕布什尔的考尼斯买了一处乡村别墅。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忙忙碌碌之中，他突然宣布要搬到巴黎去了，谢尔曼的工作将在那里继续进行。

他后来的解释是：“我觉得不断的劳累让我紧张，我对美国完全没什么好感了。”干什么都觉得不对，只有“离开纽约讨厌的噪音、尘埃和喧嚣”，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他位于36街和百老汇交界的主工作室外的噪杂。

……高高路面上的油溅到了下面人的身上，疯狂的电车添加了音乐，急救车呼啸而过，像魔鬼般的锣声，好像要把车里濒死的人震死一样。不时有发疯的救火车叮叮当当地冲过，火、烟、混乱、灰渣。

除了他自己的病痛之外，1885年古熙还流了一次产。他的父亲在长期的病痛折磨中去世了。他的朋友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47岁就死于结核病。

这位苏格兰作家对圣高登斯来说变得很重要了。史蒂文森的书，从《新一千零一夜》开始，就让他“兴奋不已”。他来这里五次让圣高登斯给他雕像。在纽约一家旅馆，身患重病的史蒂文森撑在床上，一边抽着烟，一边写着，他们一直谈论着各种话题。圣高登斯带来了小赫马，来见这位著名的作家，后来给他制作了无数的浮雕和大像章。

弟弟路易斯·圣高登斯还是他的左膀右臂，但精神崩溃了。路易斯说是由于工作室“高度的压力”。路易斯后来写道：“奥古斯塔斯走向了越来越大的荣耀，而路易斯却走到了疗养院。”奥古斯塔斯也说，路易斯开始“显示出他那过人的精力耗尽了……”

圣高登斯承认，他确实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他写道：“我病了”“精神糟透了”“萎靡不振”，古熙也得了同样的病。

流行的医学名词说是“神经衰弱”，症状表现为“无名火”和“病态恐惧”，经常是“中年男人”常患的疾病，失眠、“消化不良”——都是由神经衰竭引起。一篇当代医学文章说：

一种深度疲惫感……感到浑身无力，好像全身要散架一样……这种疲惫感尽管确切地说不是平常意义上的疼痛，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比疼痛要厉害得多。可能会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作……病人有时感觉好像就要死了似的……

百年之后给出的定义是“身心疲惫综合征，通常由焦虑和抑郁引起……”

在圣高登斯大约回巴黎时候照的照片上，他确实显得很疲倦，看上去有些痛苦不堪，也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他本来就瘦，现在几乎是憔悴了，一头浓密的头发大部分花白了，短短的山羊胡子几乎全白了。威廉·迪恩·豪威尔斯描述说他的脸像“疲惫的狮子”。

他的儿子赫马后来说，纽约消耗了他的生命，父亲“由于劳累过度，余生受到了损害”。不过，赫马坚持说，他父亲的病不是他回巴黎的原因。

完全相反，他知道他的艺术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只有在巴黎，他才能置身于他当代的艺术家中，把他的作品摆到世界上最挑剔的观众眼前，一下子弄清楚作品的优劣所在。

无疑这是正确的，从圣高登斯后来所说的许多话中可以看出，他是同意这种说法的。不过同时也似乎是他成功本身给事情增加了复杂性和责任，这一切给他带来了压力。

19世纪80年代，就在法拉格特纪念塑像成功之后，圣高登斯和漂亮的瑞典年轻女模特有了一段恋情。后者为裸体的《戴安娜》做模特，很可能也为《博爱之神》做模特，其名字是阿尔博蒂娜·哈尔格仁。不过，圈内人们都叫她戴维妲·克拉克。

人们对她的情况知之甚少。1889年夏天，她生了一个男孩，起名路易斯，这似乎和圣高登斯那年夏天去巴黎有关。他回来之后，在辛辛那提的瑙勒敦为她和孩子单独建立了一个家庭。据信，他后来为孩子提供抚养费。

据猜测古熙很快就知道了，不过没有人了解内情。关于这件事可能的详情是在圣高登斯夫妇去世后的近50年，在新罕布什尔的一位名叫弗兰西丝·格里姆的92岁的女人那里得到的。她曾是这位雕塑家晚年的助手和传说的知己。她告诉当地的一家报纸说，圣高登斯曾有过“许多恋情”，但对待戴维妲的事情上他是“疯狂地爱上了她”。她说的话中有多少是事实，有多少是这位老妇人的想象，不得而知。不过很清楚，她说古熙得知这件事之后，古熙和古斯就不在一起生活了，这是完全错误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古熙的耳聋和由此产生的孤独感越来越重。她忍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病痛即使不比他大，起码也和他一样。她背痛，伴随着耳聋的肯定还有不断的耳鸣。有人觉得她不可爱，就像以前斯坦福·怀特在巴黎时那样，并把她的病痛说成是癔病，但从未见圣高登斯写过或说过一句对她批评的话。

她开始把很多时间花费在了旅行上，到新斯科舍和百慕大的健康温泉旅行。她究竟是因为健康原因还是为了从紧张的婚姻关系中放松一下，也同样不清楚，也许两者兼有。

圣高登斯长时间保守个人隐私。他的不忠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圈子里的朋友像弗莱德里克·麦克莫尼斯和斯坦福·怀特都结了婚，都是“好色之徒”。他们喜欢谈论他们的风流韵事，圣高登斯很反感。

他和古熙的婚姻受到了很大伤害，她肯定有一种被骗和失落感。他也很难过，对自己的过错和给她造成的伤害很后悔，充满了自责。他在一张没有标日期的便条中诚挚地说，他依然爱着她。这是他们之间发生事情的仅存的直接证明。

女性的甜美和善良对男人极具吸引力，对人性弱点的原谅和大度让人可爱。麦克莫尼斯夫人和怀特夫人都对他们丈夫的出格行为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这反过来让她们的丈夫对她们更加尊重。尽管和别人相比我的过失并不严重，这也让我的心里经受了你想象不到的痛苦。

你是一位高贵的女人，古熙，我对你的爱、敬佩和尊重超过了你的想象。我们都很难过，为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心灵都能得到平静，我请求你不要降低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古斯

他觉得爱和勇气是生活中“伟大的事情”。他无疑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这两种品质。

1897年10月，芝加哥的一个纪念基金会同意支付圣高登斯10万美元，再塑一座林肯的塑像，并提前支付了一大笔钱。这个月，他、古熙和赫马就出发去巴黎了。

他们在香榭丽舍附近找到了一间合适的公寓。赫马上了巴黎的中学，准备报考哈佛。圣高登斯在左岸来来回回“疯狂地”搜寻之后，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巴尼奥街3号找到了一个他所需要的工作室，还有他在田园圣母街的老工作室，他称之为一个“在巴黎偏僻的角落里唯一让生活有价值”的地方。

他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在巴黎过平静的生活，或者像他看“老家伙”浇花时想的那样去享受平和的生活。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塑谢尔曼，雇人、征集设备。

这是一个巨大的雕塑，力图表现谢尔曼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面，由长着翅膀、手里拿着棕榈枝的胜利女神引领。谢尔曼没戴帽子，披着披风。马、骑手和女神都镀上金色，高13英尺。

1864年下半年，谢尔曼“从亚特兰大向海边”进军，60000人的联邦军队越过佐治亚那些毁掉的城镇、种植园、铁路、工厂等一切，行进了300英里。24年后，当时住在纽约的谢尔曼同意让圣高登斯给他塑像。圣高登斯在塑一个半身像的时候，不止十几次地对照谢尔曼本人创作，以把这个半身像作为大型雕塑的观摩对象。那离谢尔曼去世只有几年。

快要完工了，完成了的头像不大好看，忧郁、满脸胡子，还有雀斑。这似乎是一张战争的恐怖面孔，可以说是一张疯狂的面孔。

圣高登斯厌恶战争，厌恶战争对人们造成的伤害。谢尔曼同意这个观点，他在一次规模很大的公开演讲中说：“我厌倦和讨厌战争，它的荣耀只是妄想……战争是地狱。”

在圣高登斯出发去巴黎之前已经制作了胜利女神的几个半身塑像和试样。为他做模特的是24岁的年轻女士名叫海娣·安德森，来自南卡罗来纳。他说她是“我见过的最帅气的模特……”没多少人知道她是个美国黑人，但圣高登斯和周围的人知道。让她作为胜利的联邦军队指挥官的引路人似乎很合适。

圣高登斯在塑像时，她的年轻和漂亮是无可置疑的，特别是她和谢尔曼脸上表情的对比。她的表情中没有喜悦，没有胜利的荣耀，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也张得很大，就像着了魔一样。

至于谢尔曼的马，圣高登斯选择了一匹当时有名的、健壮又善于跳高的，名叫昂特里傲的马。为了赋予作品力度，他知道他必须把马的力量表现出来。

在巴黎他组织了全班人马，为了给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工程找一个足够大的工作空间。他在巴尼奥街3号的工作室不仅仅是一间屋子，而是三间房子。他把其中两间之间的墙打倒，房间就通了。这作为主工作室，小的那间是他自己的私人工作室。最终，他招了15个人。

一位美术学院学雕塑的学生名叫詹姆斯·厄拉·弗雷泽运气很好。他生长于南达科他州的一个牧场。来到巴黎时他带着一个自己做的小雕像，叫做《穷途末路》——一位印第安人无精打采地骑着他的小马。看了这个之后，圣高登斯告诉他：“你塑造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立即就给了他一份工作。

赫马·圣高登斯后来写道，工作室里“乱哄哄的状态”可以和纽约时期“有一拼”，而且还是“经常的”。

除了谢尔曼之外，圣高登斯还在制作另一个版本的《博爱之神》，靠在另一面墙上。他总爱不厌其烦地多次重复一个主题，每次都要有所突破。有一次他说过：“我每制作一个雕塑，要制作17个样品。”

不断有朋友来看，就像在纽约和以前在巴黎一样，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儿来接待。新助手弗雷泽记得，小个子詹姆斯·惠斯勒戴着高帽，穿着大衣出现在门口，他是“一个爱指手画脚的小个子”，当时工作正在紧要关头，而有了他，圣高登斯就无法工作了。

约翰·辛格·萨金特来谈论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壁画的事，他正在伦敦绘制。“他是个大个子。”圣高登斯写到萨金特时说，“我实际想的不仅这些，我想表达的是，他是个好人。”

古熙似乎经常来来去去，就像在家一样，到圣莫里兹、埃克斯莱班和其他地方的温泉疗养地去。从他们之间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几封信中，很难知道她去了哪里，有多长时间离开家。不过，他们确实不断地写信，总是说爱着对方（赫马·圣高登斯后来解释说，他父母之间“最有价值的信件”毁于1904年新罕布什尔工作室的火灾中）。

圣高登斯还不断遭受阵阵的严重抑郁的折磨。他“严重的精神抑郁”在冬季发作得更加厉害。不过总会过去的，“我现在感觉很好了，”谢尔曼进展“非常顺利”，他在1898年初向她写信报告说。在信的结尾，他写道：“爱你的古斯，对你的爱超过了你所想象和我能用语言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