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我们来了……

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无法表达……

——罗伯特·亨利

<h3>一</h3>

1879年，玛丽·卡萨特34岁，在巴黎第四届印象派画展上，开始成为印象派画家。约翰·萨金特比她小11岁，也在那时开始了他的事业。卡萨特的家人还和她一起在巴黎，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她生活的核心；而萨金特的家人则又恢复了他们游荡的生活方式，于1878年下半年离开了巴黎，出发去了萨瓦，后来又去了尼斯，把约翰一个人留在巴黎。

印象派画展于4月10日在歌剧院大道的一家画廊开展，玛丽·卡萨特有11幅油画和彩色粉笔画参展，包括她给姐姐莉迪亚画的《在读书的女人》。几周之后，约翰·萨金特的第一幅人物肖像画出现在了巴黎沙龙画展上，画的是他的老师卡罗勒斯·杜兰。

这两位美国人的作品都赢得了高度的称赞，一篇评论说：“《在读书的女人》……是一个质朴和优雅的奇迹。”另一个对印象派整体表示怀疑的评论家说，卡萨特小姐和德加先生“也许是这群艺术家中最出色的”。

萨金特的《卡罗勒斯·杜兰》在展会上得到观众和批评家的赞誉。他父亲那时回到巴黎，他写道：“在这幅画前总围着人，我不断听到称赞的言语。”一位美国评论家说：“还没有美国画家画得这么技巧娴熟的……可以赶上这个领域的法国画家了。没有缺陷，没有弱点，没有过分之处，艺术上是完美的……栩栩如生。”

波士顿的梅伊·阿尔科特是来巴黎学习艺术的，她认真地看了各家画廊和展会上几乎每一幅美国画家的画。她得出的结论，除了萨金特的画之外，美国女画家的画在美国画家中的水平要高，而玛丽·卡萨特排在前面。阿尔科特小姐是路易莎·梅伊·阿尔科特的妹妹，她后来写道：

约翰·萨金特先生仅一幅卡罗勒斯·杜兰的画像就无疑能让他算上是一流的画家。但如果不算他的话，现在在巴黎学画的美国男学生中，没有一个人在绘画上可以显示出费城卡萨特小姐画中常见的精彩着色技巧……

卡萨特和萨金特有很多相似之处，上流社会的举止、流利的法语、总体上的老练和非凡的才华，尽管他们的性别和年龄不同。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都是自己的选择，而且原因也有许多的相同之处。萨金特除了在19世纪70年代有时和同学一起碰到过卡萨特之外，他们没什么交往。只是点头之交，他们生活的世界各自独立。

卡萨特的日子几乎完全是在画室和在特吕代纳大道五楼的家中度过的；而年轻的萨金特的生活却一如既往地自由。他有许多可以做伴的朋友，经常出去旅行，比他的父母走的地方还多。只不过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放弃用功的。

1877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萨金特都在堪卡尔的布莱顿小港口度过。第二年夏天，他去了那不勒斯，又去了卡普里，后来去了尼斯和家人在一起。1879年夏天，他跨越了大陆，到了马德里，按照卡罗勒斯·杜兰的要求，去普拉多博物馆临摹经典作品。他从马德里去了格林纳达，然后去了摩洛哥和突尼斯。

这一旅行所创作的作品颇多，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在堪卡尔，他在海滩上仔细观察并画了捡牡蛎的人——带着小孩、背着大筐的妇女，创作了3幅这个主题的作品。他画了轮船、小船、船夫和码头小景，有油画也有水彩画。在卡普里，他仔细观察，给卡普里的妇女画了像，还画了在海滩洗澡的孩子们、橄榄园。另外，还有很多张画的是一位名叫罗西娜的漂亮模特在白色屋顶上跳舞的轮廓。

在普拉多，他花了好几周的时间，临摹了委拉兹开塞的代表作《宫女》；在马德里，他用铅笔、墨水、油彩画了西班牙舞蹈演员和音乐家的速写；在格林纳达，用鲜亮的水彩详细画了阿尔罕布拉宫的建筑；在摩洛哥，他画了街景，穿白罩袍的伊斯兰和柏柏尔妇女。

好像没有什么主题是他不想画的。回到巴黎之后，他专门画了巴黎城的户外景色，这是没有多少美国画家画过的主题。两张帕斯戴露合唱团在阿麦罗大街的冬季马戏场排练的黑白油画，把他的精湛技艺显露无疑。一幅在卢森堡公园的晨曦中一对夫妇散步的画，他画了两遍，在巴黎引起了人们浪漫的情怀，能有这种效果的作品为数不多。而在他来说，这只是起步。

他还和卡洛尔·贝克维斯共用田园圣母街73号的画室。他们“圈子里”既有法国画家，也有美国画家，包括布列塔尼的保罗·赫鲁。他把萨金特介绍给了克洛德·莫奈。

和玛丽·卡萨特不同的是，萨金特没有尝试印象派风格的冲动。他不想成为哪一派的画家，他喜欢莫奈，也喜欢马奈，还喜欢别人。他在肖像画上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这也让他很快引起了关注，增加了收入。

他画了他的美国学生朋友拉尔夫·科提斯、弗朗西斯·查德威克和高尔登·格林纳夫。又黑又瘦的保罗·赫鲁似乎永不疲倦地让他画，他们成了终身的朋友。费兹威廉·萨金特让他画了一幅忧郁的画像。法国剧作家埃杜瓦·帕叶隆成了第一个照顾他生意的老客户，不仅自己画了像，还让他给自己的夫人和孩子画了两幅像。

正如他所希望的，是卡罗勒斯·杜兰的肖像让萨金特开始了自己事业的。那内在的魅力在于他对夸张效果的细致入微的把握，这一点在后来他那些最好的、最引人关注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

卡罗勒斯·杜兰所摆出的姿势是那么放松、自信，甚至有点儿轻薄。他可能是坐在了舞台前的脚灯光下，正要说出有意思的独白，或者要从帽子中变出一只兔子来。他直视着观众，黑眼睛一眨不眨。如果一个演员要表演类似的角色，只要看看画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正是看了卡罗勒斯·杜兰的画像之后，剧作家帕里仁让萨金特给他画一张类似姿势的画。在这两幅画中，萨金特画风中使用暗的背景来突出对象的技巧都是卡罗勒斯·杜兰所授。不过，其中包含了许多萨金特天赋，他仅用几笔就能把对象的主要特点勾勒出来。

1881年，在伦敦随意画的一幅美国小说家和杂文家沃农·李的小肖像，也是他精湛艺术手法的一个展示。这一幅肖像上的神态好像是霎时间，毫不迟疑地下笔记录了瞬时情形。

沃农·李是范厄丽特·帕杰特的笔名。她是萨金特童年时期在尼斯的伙伴，当时她的父母也在那里过着远离祖国的生活。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叙述了她让萨金特画画的事情：“我非常喜欢，约翰不停地在说话，有时还弹一下钢琴。”她觉得这幅画“特别机敏”，如果“仅有一些涂抹和勾勒”的话。“他说我的姿势很好，我的姿势的优点好像就是我一刻也不安稳地坐着。”

她也和他一样说起话来犹如疾风暴雨，而这些“涂抹和勾勒”恰到好处地抓住了她面部肌肉的动感，和从眼镜后面闪烁的眼神和不整齐的牙齿。她承认那“比我所期待的都更像我——喜欢吵闹争执”。

萨金特和沃农·李虽然彼此都很喜欢对方在身边，但他们很少谈论艺术。作为作家和批评家，她对“把心理学研究应用到艺术中去”这样的事情很感兴趣，但是萨金特也和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一样不愿意谈论这些。她后来写道：“在他眼里，这些都是荒谬的，好像还有点儿亵渎。”她又写道：

不过我不愿意在这个话题上向我童年的朋友低头，也不能让他认识到艺术可以运用到别的问题上，不仅仅是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的事情。另外，萨金特不喜欢别人和他顶牛，我也不愿意教条地固执己见。我们达成了默契，不导致任何一种不愉快的结果。于是我们的话题就越来越多地转到书籍、音乐和人上，涉及这些问题的时候，萨金特总是很乐意说，也很乐意听的。

有消息说，他会让找他画像的人感到很愉快。越来越多的有钱的妇女希望他给自己画像，其中有纽约证券经纪人的女儿艾莉娜·杰伊·查普曼和她的妹妹贝亚丽克丝，以及智利驻巴黎领事的夫人拉蒙·苏博卡索。她后来描述说，她和丈夫去萨金特的画室，让他们惊讶的是那里“显得很简陋而且有点儿放荡不羁，而画家本人尽管年轻，看上去是很有魅力的绅士”。画像的地点在布洛涅森林大道苏博卡索的公寓里，他让她坐在钢琴旁，右手放到钢琴上，像是要弹奏的样子。

他集中注意每个细节，努力让每件物品、每种颜色都显示出效果来。他是个很有技巧的人，工作时很放松，很有安全感。他很喜欢音乐，让我给他弹奏。他给我带来了几首路易斯·莫洛·高兹乔克的曲子……他非常喜欢这些曲子，特别是他对西班牙和南美舞蹈的诠释。

萨金特喜欢音乐，他的作品内含着一种浮华，有时很新奇。一幅漂亮的保罗·伊斯库蒂埃夫人光彩照人的画像：她穿好衣服要出去，她的衣服和占了三分之一画面的背景是黑色的，但是脸上焕发出来的光彩和她帽子上的白色飘带，再加上她红色的头发，本身就是很出彩的。

没人知晓萨金特是否对他所画的哪位女士有除了工作之外的兴趣。不过有两个例外，当时有些传言。一个是范妮·瓦特，是他第一次参加沙龙画展作品上的女士。和沃农·李一样，她是他一位在意大利的儿时的朋友，他们的家庭搬到了同一个社交圈。很明显他喜欢她，有传言说到他们有浪漫的关系，甚至订婚了。据猜测可能是他的母亲了结了这段感情，说这么早结婚会影响他的事业。

后来又有很多关于他和路易丝·伯克哈德浪漫故事的传言。她是萨金特一幅全身像《拿着玫瑰的女士》中的人。这幅画很受评论家的赞扬。他在巴黎时暑假经常和路易丝，还有卡洛尔·贝克维斯及其他人一起去枫丹白露和鲁昂远足。路易丝的母亲对他们传说中的感情给予鼓励，但传说中的订婚并没有发生。

萨金特对异性，或者是同性，到底有多大魅力很难判定。据说，男人如果对身体上吸引他们的漂亮女人不动心的话，是画不出他作品的那种效果的；也有说法是，他给男性朋友的一些素描或油画透露了相反的信息，他画女人是为了掩盖他的同性恋倾向。但没有人知道或说过谁和他有这方面的感情，他这方面的私生活是完全不公开的。

沃农·李对他很熟悉，后来写道：“我越来越觉得萨金特的生活都被吸引到了画画上，他将来的传记我想一定是：他画画。”

很明显，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玛丽·卡萨特身上。除了偶尔身体不好，或者需要照顾家人而打断她的工作之外，她对工作的热情从未消减。她的生命也就是她的艺术。

她的父亲消化不良，腰痛；她的母亲干咳不断，失眠；姐姐莉迪亚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总让人担心。她的间歇性头痛和胃痛也越来越重，有时甚至很吓人，尽管她自己很少说。她母亲给儿子亚历山大写信说：“她在各方面的精神都是很让人佩服的。”头痛减轻的时候，莉迪亚总是很愿意给玛丽当画模，玛丽不断地画她。

1880年，为了帮助莉迪亚恢复健康，全家人开始到马利勒卢瓦乡下去度假。亚历山大、他的妻子洛伊斯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也按照原定的计划，来到了法国，到马利去和他们会合。玛丽画了几幅最好的画——《莉迪亚在马利的公园里编织》《莉迪亚膝上抱着狗在公园独坐》《凯瑟琳·卡萨特给她的孙子孙女们读书》。

同样，她画的是一个和外部世界不大来往的、安静放松的、不受威胁的女性家庭世界。各种迹象表明，她并不想从那个世界走出来。她画中的人物从不直视观众，安静地坐着，沉浸于自己当时个人斯文的兴趣中。即使在美国国内粗俗混乱的铁路界扮演积极角色的亚历山大，在画上也是手里拿着一本书，眼睛望着别处，好像沉浸在了哲学问题的思考中。

和萨金特的主题不一样，卡萨特的画中从未有过一丝的华丽和夸张。她的背景中没有戏剧性场面，没有任何噪音、欢快或神秘的迹象，只有安静、平静，几乎总是徘徊在悲伤的边缘。画里别说舞蹈了，甚至没有人站立。显然，她也喜欢她画的对象坐在她的画架旁干着点儿什么。

她作品中最接近描绘巴黎音乐和戏剧世界的绘画，画的是在看歌剧的女人。不过同样，她们像淑女一样安静地坐在包厢里。

她受到了大量的赞誉，她“是名副其实的奇观”，她的画很畅销。她父亲在1881年春天给亚历山大的一封信中，高兴地报告说：“玛丽的成功今年比往常更加明显。”

在这些成功中最让她高兴的不是报纸上公开的称赞，因为通常她讨厌这些；她高兴的是有才华的成名艺术家还有艺术方面相关的重要人物愿意让引见给她，并称赞她的作品。她画的画能卖掉的就卖掉……

亚历山大整个工作生涯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现在升到了公司的副总经理，现在也在玛丽的指导下开始收藏印象派的作品。不过在1882年初印象派内部开始争吵的时候，玛丽从中退了出来。更糟的是，那年夏天在马利，莉迪亚病得“非常严重”，玛丽极度伤心，没有什么作品。她父亲写道：“当事情不好的时候，玛丽是最能大惊小怪的……在艺术上也做不了什么了。”和莉迪亚的医生私下交谈，得知莉迪亚的病没有治愈的希望，玛丽回家后抑郁之极，卧床不起。

她父亲在9月中旬写到莉迪亚的情况时说：“可怜的孩子！这是她第一次平淡直接地谈论自己的死亡……”莉迪亚告诉父亲，玛丽已经变成了一个“最优秀的护士”。

莉迪亚·卡萨特于1882年11月7日在巴黎死于布赖特肾病，享年45岁。

玛丽从未经历过亲人的去世。三周之后，亚历山大、洛伊斯和孩子们到了巴黎。玛丽告诉洛伊斯，她是如此的孤独。她说，也许她结了婚就会比“独自一人离开这个世界”要好些。

<h3>二</h3>

1882年，莉迪亚·卡萨特去世的那一年，约翰·萨金特的才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示。那年他26岁。仅一年的时间，他不仅画了《拿着玫瑰的女士》和伊斯库蒂埃夫人的光彩照人的小幅肖像，而且还画了一张她站在豪华的客厅中的肖像，另外还画了八张肖像画，其中有两张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的作品：《艾尔加里奥》和《爱德华·达利·波伊特的女儿们》。两张画中都展现了他追求戏剧效果、喜爱强烈的光影效果的风格。

法国批评家亨利·豪胡塞伊把《艾尔加里奥》称为“年度最精彩的绘画”。这幅画高8英尺，长近12英尺，光尺寸就吸引人的眼球。这是萨金特对西班牙舞蹈和音乐激情的释放，也是艺术上大胆的探索。在一个脚光灯照亮的场景中，一位黑发的弗拉明戈舞演员身着银白色的长裙，在做激情表演；她身后，靠着墙的是一排音乐伴奏者和歌唱演员，都身着黑色服装，在演奏和歌唱；其他的舞蹈演员坐着鼓掌。

这幅画是在远离马德里的田园圣母街创作的，由一位法国模特摆出舞蹈的姿势。这是他3年前在西班牙和后来在巴黎的无数铅笔、墨水和油彩速写准备之后的巅峰之作。西班牙语的“加里奥”指的是掌声和弗拉明戈舞中喊“噢来”的叫声。萨金特摆放好了画布之后，运用简洁有力的笔法突出了舞蹈演员的裙子，好像他本人也在和着她那高跟鞋咔咔的跺地声高喊着“噢来！”黑影朦胧的墙壁，戏剧效果的光线，歌唱者狂歌时后甩的头，都是那么富有纯粹、强烈的戏剧性。

萨金特在仅几个月后绘制的又一幅作品中也不缺乏戏剧效果。区别在于，这次在一个完全安静的画面上，窗帘完全打开了，四个很合适的人物在画面上完全静止不动，只有一个在直视着观众——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孩子。

爱德华·达利·波伊特和玛丽·路易莎·库欣·波伊特是居住在国外的美国富人，也是萨金特的朋友。他们雇萨金特给他们的四个女儿画像。波伊特放弃了在波士顿做律师的打算，要学绘画，专攻水彩画，对水彩画技艺娴熟。他的妻子继承的财富比他的还多，被亨利·詹姆斯描述为“聪明友好”的人。

他们对萨金特的画没有特殊要求，把背景、姿势、画面安排等一切都交给了画家。结果是，这幅画的布局和气氛与传统的画大相径庭。画面是巨大的正方形，7英尺乘7英尺，其本身就很奇特，组合、人物布局显然是应和了委拉兹开塞的代表作《女孩》。这幅作品画的是在西班牙法庭上的孩子，萨金特在普拉多临摹过。

波伊特的两个大女儿——14岁的弗萝伦丝和12岁的珍妮，一起站在一个又高又宽的门厅处。珍妮位于画面的正中间，而弗萝伦丝只是侧面像，她的脸处于阴影中，几乎认不出来。再向左，7岁的玛丽·路易丝独自一个人站着，背着手，脸上光线照得很清楚。而“小宝贝”，3岁的朱丽娅，位于画面的右前方，脸上也照得很亮，坐在波斯地毯上。

一对高大的日本花瓶要比两个大女孩高出不少，分别立在门厅的两边，和波斯地毯搭配，暗示了波伊特家奢华的生活方式。（两个日本大花瓶是他家的荣耀，每年都要跟随着波伊特家人的搬迁，来回横渡大西洋，在波士顿和巴黎之间搬来搬去。）

3个大点儿的女孩都穿着浆过的白色学生裙，这被认为是玩耍时合适的服装，3岁的小家伙拿着她的娃娃。尽管她们穿着学生裙，但没有一个人在玩，都看上去有一种奇怪的孤独。

当时其他艺术家画正在游戏的小孩时，一般是在巴黎公园的阳光下，通常旁边有打扮入时的母亲，或戴着白帽的女佣。而萨金特把这四个美国小姑娘不仅放到了室内，而且采用了黑暗虚空的背景，并通过后面镜子里的一道反光，突出了这种黑暗。另外，一个红色屏风的一部分，在门厅的右边，从上到下形成了一道明亮的、尖刀状的色带，给画面增加了几分戏剧和神秘的效果。

孩子们当然有话要说，让观众有一种期待感，就像演员已经登台，就要开始讲述了，也许故事就要展开了。

与画面上棱角分明的几何构图，以及静止不动的主人公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萨金特笔法的独特活力，在非常显眼的白色学生裙上，还有日本花瓶的装饰图案上。他就像是一位大师级的钢琴家，指尖在琴键上划过，把每个音符都弹奏得完美无瑕。另外，除了神秘的气氛之外，在墙上和拼花木地板，特别是在两个较为突出的小女孩脸上，有一种很大的热度在里面。

沃农·李后来写道：“我相信了，每一个艺术家的个人气质，在作品中不自觉地就会表现出来，更多地是表现在他创作的方式上，而不是选择的主题上……”她感觉，就是在这样“完全纯粹的颜色反差中”和“手疾眼快的准确捕捉画面中”，在《艾尔加里奥》和波伊特的女儿的画像中，可以发现约翰·萨金特的真正气质。

波伊特女儿的画像完成于1882年，原来准备参加来年春天的巴黎沙龙画展，但萨金特等不及了，于是12月以《儿童画像》的名称参加了在赛兹大街的乔治·珀蒂画廊举办的画展。

当时和以后的沙龙画展上，人们都对画的反应不一。有些评论家不喜欢画的气氛，有一位法国评论家描述说画上的孩子们好像挨了处罚一样。亨利·詹姆斯在《哈珀每周评论》上写文章说，萨金特的作品从没有这么“贴切和有趣”。詹姆斯说，这幅画是“让人吃惊的”，并赞扬道：“整个的效果、光线、运用自如的技巧，还有给人造成的神秘印象都是本能和知识的良好结合……”

在伦敦，一位批评家在《艺术纪实》上报道说，萨金特发现自己“是在法国让人谈论最多的艺术家，很受人钦佩，走在路上有很高的回头率”。还有一位英国的批评家写道，《艾尔加里奥》不仅让萨金特排在了在巴黎的美国画家之首，而且也使他“跻身于法国最重要的画家之列”。

一位来旅游的名叫T.杰斐逊·库利奇的波士顿商人，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艾尔加里奥》，花了1500法郎，合300美元。有些旅居国外的美国人在谈论《儿童画像》上的孤独感和神秘感时，说其与萨金特本人童年有些关系。作品在小乔治艺术馆和巴黎沙龙画展上展出时，人们不断返回来再三地仔细观看这幅画。

萨金特对此没有在意。他现在接到了一个新的创作任务，要给著名的巴黎美女戈特罗夫人画像。他很兴奋。

正如沃农·李所写的那样，萨金特本质上总是“对奇异和古怪的事情有特殊的兴趣”。和大多数人的印象相反，弗吉妮·阿梅莉·艾夫诺·戈特罗是一位美国人。

戈特罗夫人生于新奥尔良，8岁时被寡居的母亲带到巴黎。她母亲想在社交界一展风采。美国内战时，她父亲是联邦军队中的一位少校，在夏伊洛战役中阵亡。1883年，她24岁，比萨金特小两岁。

在母亲的极力支持下，戈特罗和一位富有的法国银行家皮埃尔·戈特罗结婚，成了一位所谓的“专业美人”，也就是以美貌和社交地位而出名的社交名人。她有希望引领时尚衣服和化妆品的潮流，其影响不亚于著名的演员。她在脸上和身上都使用了很浓的紫色粉底，特别引人注目。批评她的人说她就是一个名利狂。

她的美是非常特别的，几乎有些怪。按正常标准看，她的鼻子过长，前额太高，但考虑到她像沙漏一般的魔鬼身材，还有她走路的姿势，她的面部特征给了她一种极为动人的整体效果，极具诱惑力。

一位名叫爱德华·西蒙斯的美国艺术学生写到道，她“每个身体的动作都让人感到刺激”。

她走路的姿势就像维吉尔所说的女神一样，滑动，好像不用迈步似的。她的头颈就像一头小鹿，她给人的印象就是完美的比例、无限的风韵和无比的优雅。每位艺术家都想给她塑像或画像。

萨金特在社交场合遇到了她，有人说他被她迷住了。他说想用一幅画像来“向她的美致意”，并参加沙龙画展；并暗示说，即使她不用裸体摆姿势，也可以给他们各自带来像马奈轰动一时的《奥林匹亚》那么大的名气。他写信给沃农·李道：

你会不喜爱那些浑身上下都是粉白色或是吸墨纸颜色的人吗？如果真的不喜欢的话，你就不喜欢我的绘画对象了。但她的线条绝佳，如果说粉白的皮肤本身就很美的话，再加上身材，我简直就喜出望外了。

他一遍又一遍地画她头部的侧面像，用铅笔和水彩仔细描画她穿着吊带晚礼服在长沙发上休息的画像，用油彩画了她干杯的一幅画像和这个姿势的侧面像。1883年夏，萨金特从戈特罗在布列塔尼的乡间别墅写信告诉沃农·李，说他“正努力要画出绘画对象身上那种不可描绘的美和慵懒”。

他和阿梅莉·戈特罗都是美国人，都有自己的雄心。他们相见的那一年，一家社交杂志注意到了巴黎的“美国佬”正越来越受到关注：“他们中有像萨金特先生这样摘走我们奖牌的画家，也有让我们的美女失色的漂亮女人——戈特罗夫人……”如果说是美国人的身份总是让他们出名的话，那么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很出色的。

萨金特在完成了初步的准备之后，就离开了布列塔尼，去了尼斯。每年他都要去看看父母，他们秋天就要搬到佛罗伦萨去了。

费兹威廉·萨金特在给费城的一个弟弟的信中说：“他的生活很快乐。”

他似乎受到尊敬，乃至钦佩和热爱（根据一切迹象），这都是由于他的才华和成功，还有他的人品。他热爱他的工作，而且从中得到了不菲的收入。他在各个国家旅行，既得到了绘画所需的素材，又收获了生活的保障，还有健康和快乐。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到哪里都受到欢迎。他长相帅气，善于弹钢琴、跳舞和交谈，等等，等等。简言之，他迄今为止，给我们，他的父母，带来了很大的满足……

在1883年到1884年的那个冬天，萨金特从左岸搬到了塞纳河对岸的贝尔蒂埃街41号的一个新的画室，在当时蒙梭公园附近的时尚地区。这里的工作间装修优雅，有舒适的软椅、波斯地毯和与新工作台相配的帷幕，靠墙摆着立式钢琴。就是在这样的工作间里，他给戈特罗夫人画了全身像，整个期间他处于一种他自己称为“可怕的焦虑状态”。

她身着黑色缎料长裙，和黑色低胸天鹅绒背心，肩膀裸露，只有两根细细的装饰吊带，双肩后仰，头大幅度向左侧过，完全突出了美丽的头部侧影。左臂放在髋部，左手抓着裙子，右手奇怪地转向了后面，扶在边上的桌子上，发髻高挽，上面有小的钻石头饰。

这个姿势明显是摆出来的，而且只能保持很短时间，一个生来就会摆姿势的人也坚持不了多久。在深黑色衣服的映衬下，她上了青白色粉底的肌肤显得更加显眼的怪异。在一次画像过程中，她右肩上的吊带滑落到了胳膊上，萨金特让她就保持那样。

和平时的画法不同，他一遍又一遍地修饰画面，让其边缘更加清晰。他告诉一个朋友：

有一天我对画不大满意，在原来暗黑的背景中加入了一道淡淡的玫瑰色。我把画倒过来看，到工作室的另一端看，端起来看，大有改进。模特的优雅突出了不少。

戈特罗夫人一次又一次地摆姿势后，看了在他的笔下画像是怎么画成的，她的母亲也偶尔在场。对于画像有什么意见的话，没有什么证明她们提出了异议。

卡罗勒斯·杜兰过来看了看，他告诉萨金特可以完全自信地把这幅画交到沙龙画展。萨金特还没有那么大把握。

另一个来看了画的人是亨利·詹姆斯。詹姆斯也很喜欢这位年轻的画家，把他称为在法国“法裔美国人中唯一的重要产品”。不过，据詹姆斯私下对一个朋友说，他对戈特罗夫人的画像只是有“一半的喜欢”。

1884年巴黎沙龙画展在5月份一个美丽的早晨开幕了。展品摆满了工业宫31个大展室，让穿得齐整光鲜的前来参加画展的人群兴奋不已。在巴黎的美国画家数量很多，他们把参加沙龙画展看作是事业成功的重要部分。因此，他们的数量在参展画家中占第二位，仅次于法国画家。对于萨金特来说，这是他连续第六年参加沙龙画展了，每一次都给他带来更多的欢呼。

每面墙上都挂满了画。阿梅莉·戈特罗的画像的位置很理想，挂在了31号厅，正是眼睛的高度。开门还不到一小时，它就成了讨论的话题。

萨金特的朋友拉尔夫·科提斯第二天写给父母的信中，详细记录了他所见到的这件事情的始末，及其对萨金特的影响。对作为艺术家的萨金特来说，这次画展是生日还是葬礼，科提斯也说不清楚。

沿香榭丽舍大道前行，栗子树鲜花盛开，“全巴黎的人”都出来了。身着漂亮服装的人比划着，笑着慢慢走向了“艺术中的艺术”画展。15分钟之内我就见到了无数的熟人和陌生人都在说：“戈特罗的画像在哪里？”“快去看看。”

科提斯这天前的晚上见过萨金特。他写道：“他很担心很紧张，不过昨天所见到的情况远远要大于他担心的程度。整天都有人在画像前大惊小怪。”

几分钟之后，我发现他躲在了门后，避免见到那些面色沉重的朋友们。他带我沿走廊去看这幅画，我对颜色有些失望，她看上去颜色有些陈腐。所有人都在嘲笑：“这就是‘美人’呀！”“太可怕了！”后来一个画家惊叹道：“风格完美、大胆！”“多好的画呀！”

在一个裸体作品都很常见的画展中，穿着黑色晚礼服的戈特罗夫人被认为是淫秽色情的。

“全巴黎”所不能接受的是公然自我的不得体风格——浓重的粉底，奇怪、傲慢的姿势，低领服装。法国有社会地位的妇女是不会这样庸俗地打扮的。

“整个上午都是玩笑、嘲讽和激烈的争论。”科提斯在信中继续写道，“可怜的约翰满是伤感。”这种乱七八糟的谈笑持续了一天。到了傍晚，对于这幅画的意见有了转变，有行家说：“惊人之作！”

“我和他回了家，”科提斯继续说，“待在他那里。后来他去看波伊特一家了。”戈特罗夫人和她母亲来到了工作室，“以泪洗面”。科提斯“一直待到她们走”。但等萨金特回来后，艾夫诺夫人又回来了，“大闹了一场”。她说：“全巴黎都在嘲笑我的女儿。”如果画还继续展出的话，她就会“羞愤而死”。

萨金特显然是在推托，告诉她，他也没办法，要撤下画来是不符合沙龙画展的规矩的，而且他是按照阿梅莉真实的穿着画的。

“为他的事业辩护，使得萨金特感觉好了一点儿。”科提斯写道，“我们昨晚一直谈到了1点钟。我感觉他从未受过如此打击。”评论基本分为三类：有人反对戈特罗夫人的袒胸露背；有人讨厌她皮肤的颜色；有人看到了画法的“现代性”，为萨金特的勇气叫好。

《纽约时报》否定了这幅画，说是远低于萨金特平常水准的“漫画”，“人物的姿势很怪，发蓝的色彩糟透了”。伦敦的《泰晤士报》只说这幅画“很有意思”。法国的批评家路易·德·富尔科在《美术报》上写文章说，这是刻画人物的经典之作。他写道，应当记住，在“这种人身上，一切都和自我崇拜有关，而且俘获她周围男人的欲望强烈”。

她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手段获取让人难以置信的技巧来塑造自己和展示自己，并收获虚荣……

萨金特在巴黎已经生活和工作了整10年。在这期间，他得到的只有钦佩和赞誉，从未见到过否定的评论和温和的批评，更别说公开的嘲讽了。他画的戈特罗夫人实际上是经典作品，并在后来得到了认可。他对此耿耿于怀，把画改名为《某夫人》，把从肩上滑落的吊带重新描绘，让其恢复到恰当的位置。几年之后，萨金特将这幅油画以1000美元的价格卖给大都会博物馆时，说这也许是他做过的最好的一件事。

他和阿梅莉·戈特罗再无接触，即使后来她改变了对画的看法，并表达了自己以此为荣的态度。

尽管萨金特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并对所发生的事情很生气，但对自己的能力和雄心并没有怀疑，继续作画。他觉得自己该换换环境了，便按照原来就想过的计划去了伦敦。他1884年5月离开巴黎，一直到12月才又返回。

<h3>三</h3>

这段时间，萨金特一直在画他的西班牙舞蹈、波伊特的女儿们和《某夫人》。与此同时，巴黎还有一个早已开始、规模前所未有的以女性为主题的作品一直在创作中。

法国送给美国的巨大礼物《自由女神》，已经在夏塞勒街戈蒂埃工作坊的加日院子里的脚手架中越来越高地站立起来了，直到高过了房顶。现在雕塑师奥古斯特·巴托尔迪史无前例的创作展示在所有人的眼前了。